蒋介石密谋使用化学武器

一、蒋介石曾密谋使用化学武器（论文文献综述）

邱松^[1]（2020）在《日本财阀与军国主义的关系研究 ——以三井、三菱财阀为例》文中指出日本财阀作为军国主义的经济支柱,是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中的重要推手和参与者之一,更是战争的最大获益者。由于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集中体现了日本财阀的切身利益,致使其不遗余力地为军国主义服务;也正倚靠日本财阀的鼎力相助,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才得以成行,且愈演愈烈。此过程中的财阀尤其以三井、三菱的情形最为典型。从追溯两财阀的发家史可知,明治时期两财阀的初具规模以及大正时期的壮大膨胀是与近代军国主义的发展壮大紧密联系的。两财阀积极地配合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战前积极地参与到日本当局的内政外交中去,策动了对外战争的爆发,战时更是通过提供军需物资、掠夺占领地的战略物资等方式,不遗余力地为军国主义的一次次对外扩张服务;同时,军部法西斯势力把持下的日本政府成为财阀垄断资本的保护伞,大发战争横财的两财阀也为其日后的发展壮大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其能够更好地为军国主义服务。如此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日本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昭和时代前期,作为军部法西斯势力与日本财阀深度结合的中国战场上,更是将二者的关系推向顶峰。

初阔林^[2]（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文中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同全国的其他地区一样,我国新疆也进入了一个“军阀”掌权的特殊时期。在军阀割据的混乱时局下,如何以保持有限的武力来维持政局稳定,成为民国新疆主政者所首要考虑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程度,由于新疆地处我国西北门户、边防国防任务艰巨的属性,从而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因此,军制建设,详细来说,包括军事组织编制、兵役制度、军事后勤体制、军事教育训练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建设,成为新疆各位主政者所必须考量问题的重中之重。民国时期新疆之军制,系承接清末新政军事改革而来,同时也是世界军事近代化浪潮下对清代新疆军制之继承、革新与发展。本论文包括五个部分,即:民国新疆的军事组织编制,民国新疆的兵役制度,军事后勤与地方经济,军事训练和教育,军制、多民族社会与边疆安全。在本论文第一章中,首先在略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的基础上,回顾了清末新政期间新疆军事改革的情况,而后对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以及国民政府入主新疆后的四个阶段期间,不同军事建设思路下新疆军事组织编制的变迁情形,进行考证梳理。通过对军事编制体制的考证研究,可以看出在当时情况下,主政者力图实现省部的军政统一与省内各地方的军政分离是其治军原则之一重点。第二章着重考察了民国新疆的兵役状况,对兵役制度的性质进行界定,重点着眼于兵源的民族、籍贯属性以及兵员服役状况等,更进一步从兵役的权利义务方面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治建设缺乏建树的话语体系下,其兵役体制依然很难走出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募兵的窠臼。从这一点来讲,在兵役制度方面,与全国其他地方相似,具有传统募兵与强征相结合的特点。第三章从民国新疆的军事后勤组织、官兵薪饷制度、军械的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并着重探讨军费筹支与人口、地方经济之关系。通过对各种数据的整理分析,表明民国时期新疆的军饷支出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这对地方经济、地方政治,乃至地方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四章讨论了民国新疆军事教育和训练的组织体制,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内容,以及军事教育训练所产生之影响。认为民国新疆的军事教育训练体系具有从学习德日到仿苏效美的演变轨迹,体现了鲜明的受外来因素影响的特点。第五章首先分析民国新疆军制变迁之国际、国内背景,力图从风起云涌的国内外复杂形势中,探寻军制发展的规律。之后再从民族、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更深入地理解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归纳民国新疆军制发展特征以及总结其对边疆安全的启示,认为政治稳定统一是边疆安全的根本,坚守文化传统对于安边固疆具有灵魂作用,并认为加强民族理论研究、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至关重要。新疆是中国西北边疆的门户,其政治、军事稳定直接关系到边疆安全,也关系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民国时期新疆军制建设内容颇为复杂,本文抽丝剥茧,从五个主要的方面,主要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并参用军事学、社会学理论,在分析大量档案文献资料,综合运用各种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考述研究。研究认为,民国新疆的军事建设,与当时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宗教文化等各领域建设息息相关,在混乱复杂的时局下,虽历经各种艰难,但民国新疆的军事基本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变,维护了边疆的安全和国家的统一,其中经验对今天仍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肖燕明^[3]（2015）在《日本侵华期间中日战略述论》文中研究说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抗日,中国战场逐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方主战场。中日两国在中国战场展开角逐,两国的战略决策也根据时局的需要而不断变化,"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抗战防御、相持阶段是两国战略决策变化的重要节点。

孟涛^[4]（2014）在《朝鲜战争若干问题再研究 ——以美国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文中研究表明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内战爆发，27日，美国进行军事干预。10月19日中国政府派兵入朝作战，最终形成了后来历史上所谓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六十多年以来，对这场战争相关问题的研究始终是朝鲜战争史和亚洲冷战史学者关注和考察的对象，研究成果也颇丰。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随着前苏联有关朝鲜战争档案的逐步解密，许多中国学者在充分使用中方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大量利用俄国的解密档案，使得朝鲜战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中西方学者在研究方法、角度和档案文献资料引用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另外，朝鲜战争的主要参战国还要大批记录朝鲜战争过程的绝密档案没有对外公布，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广阔的研究空间。笔者利用在美访学期间，查阅和收集了大量英文原版的档案文献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试图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同时结合国内外目前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朝鲜战争研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在国际学术界争论较多的热点问题进行再考察，以便厘清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得出更加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在当前社会，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旋律，“以史为鉴”，汲取朝鲜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对解决局部冲突、国际争端和维护世界的和平都具有很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缘由和意义，介绍了当代美国学者对朝鲜战争研究的概况，并且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重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二章是朝鲜战争的起因和决策。本章主要是分别对朝鲜战争的主要决策和参与国中、美、苏三国领导人毛泽东、杜鲁门、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后不同的政治和战略考虑以及对战争决策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其中，在论述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时候，文章从中朝关系、中苏同盟的结成和中美冲突的升级、以及毛泽东个人因素的决定作用等几个方面入手，对影响毛泽东出兵朝鲜决策的因素进行梳理分析，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偏颇观点，弥补了研究的不足。在对美国杜鲁门政府决策过程的论述中，本文着重对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对朝鲜以及台湾政策改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动机和目的。有关斯大林对朝鲜战争的决策的论述，笔者通过对已有俄国解密资料的再梳理，利用发现的新证据分析了苏联卷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和决策过程，驳斥了外国学者提出的“共谋论”。第三章是朝鲜战争过程中几个热点问题的再研究。本章主要是对学术界在朝鲜战争研究中争论比较多的有关美军在战争中是否实施细菌战的问题、苏联空军的作用问题和战俘甄别与遣返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考察。特别是在中美有关细菌战争论的考察中，本文引用了大量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资料，利用美国档案文献中发现的有力证据，揭露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朝鲜停战谈判久拖不决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战俘遣返问题上达不成协议，本文通过对中美关于战俘遣返原则上分歧的原因与政治考虑的分析，以及导致中方在战俘遣返原则上做出让步背后的苏联因素的考察，来厘清停战协定最终达成的过程和主要原因。同时也在新发现的美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导致大批中国战俘前往台湾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以期得出更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并且文章还从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的背景和原因入手，对朝鲜战争中美、苏两国的空军战略与行动进行分析考察，以便更好地理解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作用。另外，本章的最后又对朝鲜战争中中美两国的伤亡数据进行了再考证，从统计方法、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及国家间伤亡观的不同等方面分析了造成中、美两国伤亡数字差异的原因。第四章是朝鲜战争的结局与反思。本章主要是对如何评价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得失进行了探讨，同时也深入分析了战争对美苏两国以及东北亚冷战格局的影响。战争没有绝对的赢家，朝鲜战争既给中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因素和血的历史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当认真、深刻地总结朝鲜战争的经验与教训，这样才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半岛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的关系，准确把握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和走向，在最终和平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五章是结语。朝鲜战争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然而朝鲜战争的结局对于我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一直存留至今。历史证明，那种试图以武力将自己的信仰和制度强加于别国的做法绝对是徒劳的。任何时候，军事战争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目标而服务的。在当前核战争阴影存在的国际环境下，世界大战不太可能发生，寻求限制局部战争的规模，努力维护和平，将显得更为重要。消除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长期追求的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我们坚决反对战争，但是也绝不惧怕战争。只有认清了“战”“和”辩证法的要义，和平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总之，深入研究朝鲜战争问题既是历史的启示，又是现实的需要。

孟德楷^[5]（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研究说明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祝淳翔^[6]（2014）在《一九三二年出云舰事件史述考索》文中指出随着近年来民国热的持续发酵,大量编着作品应运而生。尽管其中不乏考订较精、文笔尚佳者,但毕竟有一批作品,或出处阙如、胡编滥造,或不加研考、偏听误信,总之可靠程度很不容乐观。笔者在阅读中发现,围绕一九三二年第一次淞沪抗战期间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的遇袭事件,现存文献便存在不少问题。经竭力追根溯源,排比辨析,并借客观材料相助,才终有机会拂去疑云,逼近历史真相。

东方明^[7]（2013）在《潜伏台湾——一个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二》文中研究表明在上期《暗杀勃列日涅夫的卫士》一文中,傅索安装扮成卖报女,成功完成了前往日本刺杀叛逃者尤里·巴甫伦夫的任务。之后,作为克格勃间谍的她,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1傅索安从东京返回莫斯科后,受到了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嘉奖。克格勃总部派一名将军以总部名义接见了她,称她为"有功人士"。几天后,主管暗杀、绑架业务的克格勃行动执行部部长钦巴尔少将也亲赴傅索安下榻的对外谍报局第三招待所接见她,并赠送了一块瑞士

房世刚^[8]（2012）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认知与践行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对国共两党的三民主义观及其践行三民主义的集中体现进行系统考察，深入思考国共两党三民主义观在抗战时期得以形成的原因，全方位比较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共性及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共双方知行三民主义给以历史的总结。论文共分六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引言。主要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并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观点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论述了国共双方在亡国灭种民族危机面前做出的利于中国团结抗战的诸多努力，阐明了三民主义成为两党再度合作关键因素的原因。第三部分，国民党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认知与践行。对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和抗战中后期对三民主义的认知进行历史的考察，并给予客观的评析，分析其落后的三民主义观形成的原因。同时，对国民党蒋介石践行革命三民主义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进行分别的论析。第四部分，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认知与践行。在明确共产党研究三民主义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全方位审视了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系统科学的认知，分析了共产党三民主义观在抗战时期形成的多重原因。同时，论析了共产党坚决彻底贯彻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革命三民主义原则的集中体现。第五部分，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比较。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相近性：都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影响，都对三民主义采取重视态度，都以三民主义为政治斗争的理论凭藉；其相异性具体表现在：三民主义继承发展立场异质，三民主义践行程度迥异，三民主义知行结果相异。第六部分：结语。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基本结论：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的认知透视出强烈的政治性；国共两党对民族独立的践行揭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必然性；国共两党对民权、民生问题的处理影响了政党本身的合法性；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比照彰显了共产党对革命三民主义的忠实性。

鲍光满^[9]（2011）在《姥爷的抗战》文中研究表明楔子世界上最倒霉的事情是什么,我的标准答案:蒙受不白之冤。我姥爷是世界上最冤的人。解放后,我们一家始终抬不起头就因为说我姥爷是汉奸,给日本人做事,还差点娶了日本女人。不错,姥爷是在日本留过学,抗战爆发之前回国,在天津东局子变速机厂做总工程师兼总调度,这就叫汉奸?那在日本人开的工厂做工的所有人都是汉奸了?我妈妈为此一直上访,可惜没人能证明我姥爷的清白,妈妈找到当年的老工人,

艾维^[10]（2011）在《重庆的黎明》文中提出片头题字:谨以此片献给重庆解放62周年。1.重庆山城鸟瞰春日的山城,霞光灿然。鳞次栉比、万家重叠的房屋,街道上奔驰的汽车,蠕动的人群,环抱渝中半岛的长江和嘉陵江及两江中蚁聚的船只,都被朝霞镀上了一层金色。叠印:1950年4月。2.解放碑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人们步履或匆忙或轻盈,有的在静心晨练。春天的阳

二、蒋介石曾密谋使用化学武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蒋介石曾密谋使用化学武器（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财阀与军国主义的关系研究 ——以三井、三菱财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4）朝鲜战争若干问题再研究 ——以美国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5）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6）一九三二年出云舰事件史述考索（论文提纲范文）

（8）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认知与践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蒋介石曾密谋使用化学武器（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财阀与军国主义的关系研究 ——以三井、三菱财阀为例[D]. 邱松.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2]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D]. 初阔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3]日本侵华期间中日战略述论[J]. 肖燕明. 红广角, 2015(12)
• [4]朝鲜战争若干问题再研究 ——以美国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D]. 孟涛. 郑州大学, 2014(12)
• [5]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6]一九三二年出云舰事件史述考索[J]. 祝淳翔. 书城, 2014(02)
• [7]潜伏台湾——一个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二[J]. 东方明.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2013(09)
• [8]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认知与践行的研究[D]. 房世刚.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9]姥爷的抗战[J]. 鲍光满. 长篇小说选刊, 2011(04)
• [10]重庆的黎明[J]. 艾维. 电影文学, 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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