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的认识论主客观关系论

一、金岳霖知识论中主观与客观关系的理论（论文文献综述）

赵慧雪^[1]（2021）在《金岳霖知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现代性考察》文中研究说明金岳霖《知识论》是中国第一部进行知识论相关研究的着作,其对于知识理论研究的开拓不仅丰富了当前中国的哲学研究,还开拓出了新的研究方法,推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表述不清晰、研究视野局限的问题,为中国知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中国知识论研究的现代化转型中具有显着的推动作用。

姜丰^[2]（2021）在《牟宗三逻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牟宗三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与作为前辈的梁漱溟、熊十力相比,牟宗三的西方哲学功底更加深厚。而他的西学功底不仅在于对西方哲学流派的了解,更是建立在深厚的逻辑造诣基础上的。但遗憾的是,自20世纪末以来,在对牟宗三思想的研究已渐成显学情况下,关于牟宗三逻辑思想的专题研究仍可谓凤毛麟角。为了填补相应的学术空白,本文从逻辑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和名理之学等方面,对牟宗三的逻辑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和解析。本文发现,牟宗三的逻辑思想中存在着由两条线索构成的独特结构。一条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逻辑哲学追问,确立理性主义的逻辑观。另一条则是基于这一逻辑观,自上而下地对逻辑学科及其各种分支、路向、学说做出界定和评价。基于这一发现,本文的第一章主要阐释了作为牟宗三逻辑学说核心和起点的先验理性主义逻辑观的构建过程;第二章介绍了牟宗三从这一逻辑观出发,在广义逻辑概念下,对形式逻辑和归纳法的区分,以及对狭义的形式逻辑发展历程的独特阐发。第三章主要揭示了牟宗三在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之后,通过“层层剥蕉”式的反省,追问辩证法区别于形式逻辑和归纳法的本质的过程。第四章则通过梳理牟宗三关于中国“名理之学”的阐释,解析他在会通中西方哲学的立场下,对中国逻辑心灵和理智精神发展的看法。本文认为,尽管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值得商榷之处,但牟宗三在逻辑研究上仍展现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的逻辑思想有其全面性、系统性和独特性。无论是在其自身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上,还是在整个现代新儒家学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乃至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史上,牟宗三的逻辑思想都有被进一步探讨的价值和意义。

李维武^[3]（2020）在《毛泽东“实践论”的创立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认识论的开展》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创立了"实践论"哲学体系。从中国哲学史坐标系看,"实践论"的创立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认识论开展的重要成果,从认识论路向深化了中国知行观的现代开展,以实践为基础推进了中国现代认识论的体系建构,作为方法论发展出一整套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作出了重要贡献。进至20世纪下半叶,如何发展和超越"实践论",又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思考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刘素娟^[4]（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余贵奇^[5]（2020）在《金岳霖归纳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从休谟对归纳法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以后,“休谟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哲学家。金岳霖是中国首位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位对“休谟问题”提出详细而又完备的解决方案的哲学家。金岳霖解决“休谟问题”的思想主要包含三个部分:对休谟哲学的批评、证明归纳原则是先验的永真的原则以及对于“秩序问题”的解决。对休谟哲学的批评是金岳霖解决“休谟问题”的前提与基础。金岳霖重点批评了休谟的“Idea”理论,指出休谟的“Idea”的含义太少,这一方面使他的哲学“出发点太窄,工具太不够用”而无法解决他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休谟对于“Idea”的规定,使得他的哲学只有具体的意象而没有抽象的意念。不仅如此,休谟的“Idea”理论还使得在他的哲学中不存在真正的普遍的秩序,因为印象总是过去与已往的,根据已往的印象得到的秩序也是过去与已往的,而不能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性。最后,金岳霖指出,休谟的“Idea”理论自身就存在着矛盾。在金岳霖看来,正是休谟哲学中的这些问题导致他对于归纳推理的合理性的质疑。证明归纳原则是先验的永真的原则是金岳霖解决“休谟问题”的重要一步。“休谟问题”在逻辑上主要涉及的是归纳推论如何有效的问题,金岳霖认为只要归纳原则为真,归纳推论就是形式或逻辑上有效的。因此,金岳霖力图证明归纳原则是永真的。他将时间因素引入归纳原则,证明归纳原则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永远是真,不会为将来所推翻。最后,金岳霖揭示出“休谟问题”的本质是“秩序问题”,并认为它真正追问的是“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如何可能”。金岳霖运用逻辑分析法指出“秩序问题”中的秩序就是事实的秩序,而事实的秩序就是由所与的秩序与意念的秩序结合成的,因为事实就是以意念接受所与的结果。由于意念的秩序与所与的秩序都不会为将来所推翻,因此事实的秩序也不会为将来所推翻,从而休谟的秩序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杨帆^[6]（2020）在《金岳霖《知识论》之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岳霖是我国着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知识论》是他的着作之一。他在该书中系统地探讨了真,真是其《知识论》的核心概念。金岳霖的真思想有深刻的理论来源,一方面受真之符合论的影响,他在批判继承真之符合论的基础上,重新发展了真之符合论。另一方面受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区分的影响,他从事实真理的角度讨论了真。另外,“以常识立论”和“非唯主的出发方式”这两个先决条件为其求真提供了理论前提。金岳霖主要从四个方面阐述其《知识论》之真思想。所谓《知识论》之真思想,是指金岳霖在《知识论》中关于真的思想,也即金岳霖的真理论。金岳霖在区分真与真理的基础上,指出其《知识论》中的真是客观的、独立的、普遍的。基于真的特点,金岳霖以命题和事实的符合作为真的定义,所谓真就是命题与事实之间有一一相应的符合关系。为了检测命题与事实是否符合,金岳霖提出了真的标准,即融洽、有效和一致。同时,金岳霖认为归纳是获得真命题的唯一途径,只有“归纳原则永真”,才能保证真命题的客观性,他又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归纳原则永真”。金岳霖《知识论》之真思想对逻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金岳霖回答了真之符合论存在的历史难题,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真之符合论。金岳霖提出了“归纳原则永真”,严密而系统地论证了“归纳原则永真”,这为解决归纳问题提供了新思路。金岳霖对真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但金岳霖的真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张灵馨^[7]（2020）在《冯契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冯契作为中国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建构了自身的“智慧说”体系,对中国哲学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冯契自觉地将对美的问题的思考纳入其中,美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也是他追求自由、通往“智慧”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冯契的美学理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相关,与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如果不了解他的“智慧说”的哲学体系,就无法全面、准确地看待他美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冯契论“美”与他的“智慧说”相关,“智慧说”是他哲学乃至对美学问题思考的基础。冯契对真善美与人的自由之间关系的探讨,重点关注了美与自由和理想之间的关系。在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中,他抓住了“言志说”与“意境”理论两条线索,将这两者看作是中国传统抒情艺术的代表,在与西方注重造型艺术的对比中,突显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在对“言志说”与“意境”理论的阐发中,他将“言志说”与理想论相结合,强调艺术要为人生服务,既要表现个人理想、社会理想,又要表现艺术理想。他将“意境”看作是超越形式之上的境界和感受,以此来突出中国美学的特色。在对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中,冯契对中国近代美学发展过程中的外缘与内因进行了分析,关注了近现代美学家如王国维、朱光潜、鲁迅、宗白华等人对美学研究做出的贡献,同时,关注了近代艺术革命的问题。他不仅自身有对美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早年也亲自进行过一些文艺创作,他的文学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他所从事的相关美学工作也推动了相关美学教育的发展。总体而言,冯契对美学问题的关注拓宽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视域,也为美学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他提出的审美理想对于完善自由人格、推动美育发展、提高人生境界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刘君莉,张永超^[8]（2019）在《认识论视阈下冯契先生“智慧说”之省察——以“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问题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冯契先生承继认识论领域感觉与外物的关系问题,基于唯物论立场予以回应,其论证表现在两个方面:实践论论证和所与论论证。实践论论证揭示出基于实践的感觉经验可以给予外物的客观实在感;所与论论证主要是继承金岳霖的"所与论",由此可得到感觉与外物的同一性,也即证成"感觉给予客观实在"的命题。然而,实践论论证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忽视了"外物存在"是唯物论的本体论预设,另一方面若纳入认识论领域则无法避免"循环论证";所与论论证的问题在于一方面金岳霖的"客观"不等于"客观实在",而只是官觉类的"类观"客观性,另一方面金岳霖的"外物"也不等于"客观实在",因为所与论的"外物界定"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官觉外物",而"官觉外物"与"客观实在"并不等同。所以,无论是实践论论证对"本体论预设"的忽视以及"循环论证"的无效,还是对金岳霖所与论"外物"与"客观"的误读,都无法证成"感觉给予客观实在"的命题。

邓妍^[9]（2019）在《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汤一介（1927-2014）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学者、哲学史家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领军人物,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哲学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工作者”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思考者”的艰难转变。汤一介不仅对中国哲学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对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颇为熟悉与了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与海外学术界接触与交流的学者,他深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必要性,故始终致力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他有着敏锐的哲学问题意识和极为深刻的反思精神,是思想转型时期的探索者,是推动传统哲学复苏的重要人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始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他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出发,提倡以概念范畴研究法研究中国哲学。他首先从宏观上为传统哲学建构了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展示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史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随后又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具体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理清了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深化了人们对郭象及整个玄学哲学体系的认知。概念范畴法促进了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但其逻辑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化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将解释学方法与概念范畴法结合,重新研究郭象哲学,由此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从理论内涵看,汤一介提出的中国解释学包括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三个层次,但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处于第一层次,甚至对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在以上方法论的影响下,汤一介就“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对传统哲学现代化展开了研究。他采取体系化的建构与阐释方式,以知识论和价值论合一的“真善美”问题为研究视角,并凸显了“天人”关系问题在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基本命题,并分别阐释了其理论内涵,确立起传统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汤一介由三大基本命题又推导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三套重要理论,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化。汤一介建构的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彻底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回归了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且从整体上凸显了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和现代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囿于理论体系的宏观性而难以继续深入。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汤一介从传统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对于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处于“文化热”中的汤一介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他由此提出“文化演进合力论”,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需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力量的合力中才能实现发展,但他尤为注意保守主义的作用,体现了他的传统文化立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汤一介以佛教中国化问题为鉴,提出了“文化双向选择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双向互动、实现融合。尽管这一理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但汤一介对冯契和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的强调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汤一介持“文化多元共存”的观点,以“新轴心时代”为其理论基础,对“和而不同”作出了文化学阐释,将之视为文化多元共存的理论原则。此外,汤一介还为跨文化对话提出了“负”的方法论及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具体方法。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展示了他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汤一介以“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哲学研究的使命,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学术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为转型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冰冰^[10]（2019）在《概念的诗：金岳霖形上体系中的逻辑与审美之维》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试从逻辑与审美互渗相生的维度切入金岳霖的道形而上学,在惑起→建基→思致→遇合的论述结构中探究道形而上学作为“概念的诗”的理知之美与超越之美。第一章旨在绍述金岳霖建构道形上体系的学思背景。笔者通过对休谟问题以及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应之得失的考察,先行揭示出金岳霖重建形而上学的导因;继而剖析金岳霖所论的存在于休谟哲学中的意念搁浅、秩序悬置及理势之间不调和的问题。第二章注重道形而上学的逻辑之维,从式能学说、共相理论与理势有别三方面进行描摹。第三章则特重指出道形而上学的审美之维系主要以其“天人合一”观为解释中心,“天人合一”观内含着的种种超越意识亦是此审美之维的特性所在。第四章是谓情与理的遇合,在前此章节内容的基础之上分析金岳霖形上思想的结构逻辑和审美价值。结语部分集中阐明金岳霖形上体系的丰富的现代意义。

二、金岳霖知识论中主观与客观关系的理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岳霖知识论中主观与客观关系的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1）金岳霖知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现代性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牟宗三逻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金岳霖归纳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金岳霖《知识论》之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冯契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概念的诗：金岳霖形上体系中的逻辑与审美之维（论文提纲范文）

四、金岳霖知识论中主观与客观关系的理论（论文参考文献）

• [1]金岳霖知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现代性考察[J]. 赵慧雪. 今古文创, 2021(31)
• [2]牟宗三逻辑思想研究[D]. 姜丰.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毛泽东“实践论”的创立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认识论的开展[J]. 李维武.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4)
•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5]金岳霖归纳思想研究[D]. 余贵奇. 郑州大学, 2020(02)
• [6]金岳霖《知识论》之真思想研究[D]. 杨帆. 河北大学, 2020(08)
• [7]冯契美学思想研究[D]. 张灵馨.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8]认识论视阈下冯契先生“智慧说”之省察——以“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问题为中心[J]. 刘君莉,张永超. 思想与文化, 2019(01)
• [9]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D]. 邓妍. 武汉大学, 2019(08)
• [10]概念的诗：金岳霖形上体系中的逻辑与审美之维[D]. 孙冰冰.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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