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现代理性主义美学的关系

一、基督教与近代理性主义美学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迂狄童^[1]（2021）在《约翰·拉斯金的功能主义思想和材料理性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关于工艺美术运动主要理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建筑理论思想中功能主义思想和材料理性主义思想部分的专题研究。拉斯金以其工艺美术运动主要理论贡献者的身份为大众所熟知,拉斯金对建筑的精准论断,既直观地指导了工艺美术运动时期的建筑设计,也持续地影响了新艺术运动、德意志制造联盟运动和现代主义运动,并仍然为当今的地域性、建筑遗产保护等建筑思想提供养分,具有历久弥新的学习和研究价值。本文以拉斯金着作及相关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从理论背景、文献内容和影响意义三方面入手,对拉斯金理论中的建筑理论板块进行了研究。本文提出,拉斯金的主要建筑理论由三方面构成:其一是自然主义的形式审美原则;其二是功能主义思想;其三是材料理性主义思想。在对理论分析和研究基础上,本文创新性地提出,在更加宽广的建筑史视野中,拉斯金的“功能主义思想”和“材料理性主义思想”具有更丰富的启发意义——首先,这两种思想共同成为了欧洲先锋派注重功能、强调理性的主要思想来源。其次,“功能主义思想”唤起了关注环境、注重文脉之设计方法的出现。最后,“材料理性主义思想”启发了后现代时期设计方法的创新。可以确定,尽管距离今天已有一百多年,但拉斯金的建筑思想在整部近现代建筑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在后现代时期的今天仍保有强烈的启发价值和研究意义。拉斯金建筑理论研究的内容是向前看的,但其意义却是向后看的,本文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对当今建筑界找寻建筑发展的方向,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胡光霞^[2]（2021）在《“身体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身体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非常悠久的发展历程,并且是当今世界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就“身体运动”来说,其由“身体”与“运动”两个词组成,并由这两个词的连接构成其内涵。身体所指的主要是人的感性存在形式,而运动则是指人有意识的以增强体魄为目的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将“身体运动”界定为通过各种运动对身体加以锤炼,从而形塑健康的体魄与健全的灵魂的一种人类活动。然而,就对身体运动的认识来说,人们还存在很多纷争甚至是误解,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加以澄清,其主要缘由在于缺乏合理的阐释范式,尤其是受到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从而导致对身体运动无法获得准确的把握。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人们对“身体”主要持一种消极贬抑的态度,认为身体所体现的是人的动物本性,将人的“身体”视为不值得加以研究甚至需要尽量克服的对象。作为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理论体系,由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则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视角。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视域,从四个基本维度,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历史形态”为依托,以对“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分析为着力点,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引,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集中探究揭示与人类“身体运动”这一活动类型相关的问题。首先,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根本内涵,在于其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局限于认识论视域的理性主义趋向,发掘出人的存在的感性对象性特性,从而把握到了人的完整性、丰富性与现实性,即开掘出作为理论起点的“现实的人”。以“现实的人”为分析问题的开启部分,从生存论的意义上探究“身体运动”的基础在于作为感性存在的个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人的存在体现为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基础的整全的活生生的个人,凸显作为肉体的身体对于人的存在的根基性作用。“身体运动”作为人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其奠基于人的特殊存在方式,奠基于人与世界的特殊关系,是人的“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其与生产劳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都是人的感性存在的集中体现,都是构成人的存在的现实性基础。其次,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历史分析维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基于马克思的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探究身体运动这一独特的人类活动的现实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奴隶制社会,作为通过各种运动对身体加以锤炼,从而形塑健康的体魄与健全的灵魂的一种人类活动的“身体运动”,主要是奴隶主的特权,而奴隶主之所以拥有这种特权,是因为有众多奴隶几乎将全部时间都用来从事艰苦的生产劳动,从而为他们创造了社会条件。而进入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身体运动”的现实基础则在于社会分工与工业化大生产,这一过程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劳动仍然是强加于人的异己力量,与之相应的“身体运动”则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克服人的异化状态的有效“途径”,成为人们在工作之余确证自身力量的方式,然而,人的大部分时间仍然为劳动所束缚。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瓦解与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人们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异化劳动的超越,而不再局限于由社会分工所框定的片面的劳动之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擅长及意欲为之的活动,从而实现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在这一状态下,生产劳动与身体运动都将成为实现人的感性力量的方式,成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途径。再次,以对“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分析为着力点,我们看到,虽然身体运动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身体运动与生产劳动一样处于异化的状态。马克思敏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广大的工人或者说无产阶级与劳动、劳动产品、类本质及自身的异化状态,在这一情形下,本来作为人自身本质力量之确证的劳动却成为了对人的奴役,工人们只能在劳动之外寻求实现自身自由的活动,身体运动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项。而当代身体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揭示出:人如何因身体的存在而受到以资本逻辑为代表的外在因素的统辖。身体运动所展现出来的对肉身的解放与激情,则正迎合了人们的这一需求,使人们即便不能亲身参与,只是通过观看便能感同身受般地体会到肉身感性的释放,便也能在某种意义上得到满足。但由于生产劳动是以一种异化的状态存在,作为人的感性活动主要形式之一的身体运动的意义也便相应的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展现,也同样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之中。最后,进一步阐释作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个必要向度的身体运动,主要阐明在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身体运动必然成为人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一个必要向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这里讲到的“体育”,也便是一种以“身体运动”为基础的教育活动,足可以看出身体运动的重要性。随着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劳动与身体运动的界线将变得模糊起来,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作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个必要向度,在共产主义社会,身体运动必然成为人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冯争^[3]（2021）在《个体自由的两个向度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文中研究指明自由是哲学与宗教探讨的永恒主题。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自由是一种超越层面的自由,他们对理性主体的过分强调导致了现实主体的缺席,而这种理性主义自由一旦接触到现实个体的生存就会出现悖谬。对上述理性主体与理性自由观批判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主题。其中,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立足于现实个体对理性主义自由观的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反思理性主义自由观的两个向度:内心性向度与社会性向度。无论是内心性的自由还是社会性的自由最终都体现在真实的个体之上,自由事关自我实现。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代表着青年黑格尔派对自由主体理解的两种不同倾向。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个人”,克尔凯郭尔则走向“单一者”。克尔凯郭尔开启了对生存个体的心理学分析。他将“自我”规定为“精神”,“自我”首先体现为肉体与灵魂、有限与无限、现世与永恒等对立因素的综合,但“自我”并不是这综合关系本身,而是与自身发生关系的关系。克尔凯郭尔将自我规定为精神,这就决定了他更加强调“单一者”的内心性、主体性以及“单一者”面向生存的激情与决断。马克思则致力于对“现实的个人”的社会性解剖。他从社会历史的视野审视个体的生存,人是自为的自然存在物,在人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人也生产着社会,正是这种社会关系塑造着“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性。“现实的个人”并非个体主义的,其内含有个体性与普遍性、内在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单一者”,其生存都是在时间场域中生成,克尔凯郭尔强调生存的“瞬间性”,马克思则强调个体生存的实践性,他认为实践是人与自身、与自然、与他人建立本源性关系的关键,同时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对斯芬克斯之谜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他们对个体自由的不同认知。与他们对自由主体的规定相对应,克尔凯郭尔以内心性和精神性为中心展开对个体自由的分析。人的精神定性决定了其能意识到超越有限与现世的种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性,也就是“虚无”,“虚无”是一种生存规定性,是对存在的超越性意识。“虚无”产生“忧惧”,“忧惧”是“自由的眩晕”,亦即自由的可能性,这种自由的可能性促使人进行决断,而决断就是自由的彰显。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自由的眩晕中进行决断,于是出现了对自由的逃避。自由事关“成为自我”,而对自由的逃避则被规定为自我在自身之外的生存状态。克尔凯郭尔从“绝望”（人与自身的错误关系）以及“公众”的抽象夷平两个层面揭示了人宁愿成为他人而不愿成为自我的时代状况,并试图唤醒时人麻痹的精神,使人重新进入生存。马克思则揭露了虚无的社会现实根源,即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人的偶然性。马克思对个体自由的讨论是本体论的,而非认识论的。他对个体自由的讨论立足于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身的三重关系之中,脱离自然界和他人来谈论内在性自由是一种本末倒置。人的意识的超越性是自由的可能性,而人的活动性则是自由的现实性,它是对自由的确证,个体自由与其实践活动互相印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自由同样事关自我实现,换言之,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然而在商品、货币与资本构成的物化（Sache）关系中,人的自由、甚至人的自我都要通过对物的占有才能实现,马克思进一步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必然性揭露了人在物化关系中的非自由状态。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面对“抽象夷平”与“物化统治”时的不同态度。克尔凯郭尔诉诸内心性的激情与信仰,认为只有在悖谬性的信仰中作为永恒可能性的自由才能实现,关键在于“单一者”必须与上帝建立某种悖谬性的关系。换言之,单一者正是要在不确定性中与信仰对象建立关系。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中关于少数与多数的问题可以构成对克尔凯郭尔的质疑,显然,悬置理性的悖谬性信仰无法为大多数人接受,难道他们就注定无法得到自由吗?幸运的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社会历史的视域中追问人的自由与解放。自由王国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只有在自由王国之中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得以实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则依托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建构。然而,实践并非万能的问题之谜底,只要是行动和实践,就势必面临诸多困难和考验,需要经受犹疑、彷徨、绝望的侵袭,这就使激情变得十分重要。此时,克尔凯郭尔对于内心性与主体性的阐发就显得十分重要。总之,社会性与内心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强调社会性的马克思并没有拒斥个体的内在性,而是为内在主体打入了社会性、能动性、实践性、历史性的楔子。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对个体生存的生存心理学分析也可以构成对马克思的补充。只有在内心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中,个体自由才是可能的。

蔡青辰^[4]（2021）在《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乌托邦是西方文学、美学、哲学的重要母题,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的真正提出者是16世纪英国着名学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不仅仅是一种对终极完美社会的设想,更是对完美人性及人生幸福的理想追求,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理解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发展、反思乌托邦冲动本身所具有的集权虚无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本课题从乌托邦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以经典的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着作为对象,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展开深度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和分析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前乌托邦时期的着作,文艺复兴背景下现代乌托邦肇始初期的着作,工业革命背景下深受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20世纪以来反思乌托邦主义弊端的作品,具有鲜明后现代思想的乌托邦作品。本课题共分为五章。绪论主要讨论: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内容及创新之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着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爱弥儿》、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等,阐明乌托邦文学的范畴及其内涵,厘清乌托邦文学及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乌托邦文学及理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一章为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主要讨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从古希腊作品关注完美的国家转向近代作品关注完美的人;分析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在《乌托邦》《基督城》《太阳城》《新大西岛》等近代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展开比较研究,说明乌托邦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并阐述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第二章为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主要讨论:生态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新文学主题,阐释工业革命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审美意象与意义;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乌托邦小说对劳动异化、工业化、商业化、自然主义等问题的独到见解与态度。第三章为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主要讨论:作为现代主义乌托邦文学体裁之一的反乌托邦文学,回顾其关注的新文学主题;阐释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女性主义、空间问题等新文学批评主题与乌托邦文学的渊源;阐述反乌托邦文学的历史语境、意象隐喻、叙事空间、文化逻辑等理论问题。第四章为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主要讨论:传统乌托邦模式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中的转迁;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概述新美学共同体的形成,及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建构;分析新型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共同体差异,总结新乌托邦模型的特色。第五章为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主要讨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的关联性,阐明反乌托邦对乌托邦思想的承继及其乌托邦冲动;探究乌托邦共同体在后现代理论中遭遇的危机,指出新时代中乌托邦文学的出路等。

陈中梅^[5]（2019）在《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文中指出内容提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基本结构形态,而这一基本结构形态一经大致形成,就会以其形成本身,在哲学、宗教、法律、政治、语言、文艺和社会等视角以外,提供考察该文化历史发展进程并会旁及上述视角的另一个重要、有时甚至是关键的切入点。有鉴于此,对于研究西方文化的中外学者来说,把它的基本结构揭示出来并赋予其尽可能贴切的概念表达,便是一份不应推辞的责任。在笔者提出的秘（索思）—逻（格斯）理论中,秘索思（■）和逻格斯（■）是构成西方文化基本框架的两个配套的根源性结构要素,也是认知与解析这一基本框架的两个元概念。秘索思和逻格斯既对立冲突,又互补合作,二者都有各自的存在价值和独立品格。纵观历史,我们得知西方文化的秘—逻品质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主流表现样式。较之其他配套词语和二元模式,秘索思和逻格斯更为贴近西方文化的词源学和古典学根基,具备更强的掌控力、更好的学理对称性和更丰富的学术含量,发挥了前者难以替代的总括性表义功能。在本文提出的概念谱系中,统括性非元概念二元术语的叙事地位有所变动,却依然不可或缺。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启示与实证、神话与逻辑、文学与科技、诗与哲学、诗性真理与科学真理、唯灵论与机械论、浪漫主义与启蒙精神、耶路撒冷与雅典、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超越的传统与理解的传统、价值理性（或精神和道德因素）与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及其人文图谱中的关系和作用,依然是西方主流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其他二元模式理论设计上的包容者和总括性代表,秘—逻模式受益于自身的元概念地位和构成系统性,拥有很强的分辨效能和更精致的解释效力。在该模式的细密爬梳比对下,西方思想和人文脉络的可思辨格局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一些西方着名学者所持观点的展开态势,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以前不曾有过的智性体验。事实表明,一个对西方文化基本架构以及评判它的一些主要理论成果进行认真梳理与重新评估的重大学术机遇,很可能已经悄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西方文化崇尚"力",因此也容易造成对立。一部西方思想史既是一部二元冲突的历史,也是一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断尝试将对立的双方调和与综合起来的历史。如同帕斯卡尔以降的许多伟大思想家一样,怀特海牢牢抓住了影响近当代西方文化发展进程的宗教与科学这两个基本要素,通过长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西方乃至全球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然而,尽管他很正确地看到了冲突所造成的负面结果,但对它的正面或积极作用却似乎略显估计不足。为了多角度解析西方文化的二元构成,有时亦会有意无意地借此扩展宗教的概念外延,他采用了包括机体论与机械论以及美学与理性在内的各种配套术语,却因为心仪于冲突的化解与事态的终极谐和,而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周全且层次分明的系统表述。

谢静^[6]（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系统解读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将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理论特色和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以政治美学为核心线索将其一生的致思理路与政治运动实践贯穿起来,开显马尔库塞美学思想中的革命潜能和政治批判功能。选定此主题的原因在于感性、理性、美与政治作为关键范畴充斥于马尔库塞着作文本之中,本文致力于将这些看似孤立且矛盾的范畴放置于马尔库塞的学术经历中加以联系,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演变。马尔库塞回到“美”与“知觉”同源的古希腊哲学中,探索美与感性欲望的关系。在“美”的原初语境中,它指的是柏拉图所认定的那种低级的、发源于肉体的感性欲望。而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指出美不只代表着少年的肉体之美,更意味着超越一切形体之美的美的原则,而美的原则是爱欲之神的化身,是生命的源泉。马尔库塞在此意义上,发现了感性欲望与爱欲的关系,重新挖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与肉体欲望的关系,使爱欲超越性欲成为一种更大的生物本能,将体验快感的感官范围从生殖器官扩张到人的整个身体,实现身体的爱欲化。马尔库塞认为积淀在个体血肉之躯中的审美心理结构是爱欲的存在场域,爱欲是情欲的人化,是对人的动物性的生理情欲的理性塑造与陶冶过程,它以生物根源为基础,但其中具有理性的渗透,从而超越了动物的性质。他利用弗洛伊德关于的心理分析,挖掘审美中情欲因素与复杂性,在对“艺术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的理解中,确定了美感是爱欲这个人性总体结构中的心理本体,并以此为依托,建立起新感性这个情感心理本体。马尔库塞从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力比多）与自我、生欲与死欲的对抗中发现了爱欲作为人类集体的生命本能所蕴含的强大政治效力。因原本自由的主体意识与精神过程在权威国家的公共生存中被同化了,个人精神的失调、爱欲的压抑更直接地反映了社会总体的失调,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学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美体现了反抗现实原则的快乐原则,是人类爱欲本能的最高精神产物,美学与艺术是审美形式的外化结果,是爱欲、快乐本能解放动力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反叛统治秩序的革命潜能。可见,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改变了传统意义上非功利的美学,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在人的审美本质基础上将人类爱欲的解放界定为广义的政治学。他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有明确的批判指向——理性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技术理性。受理性主义文化的影响,主体性原则与现代科技体系合谋将人性之中的感性丰富性从生存理性中排挤出去,人类以技术理性取代包含感性之维的生存理性,使理性中的自由、否定之义消失,导致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极权统治将历时的感性生命本身整合进压抑性的文明进程与消费性的社会生产领域。这种感性生存境况造成了爱欲与新感性作为情感本体的审美之维的缺失,是人类单向度的精神危机的根源。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审美人性的复归为批判理论的切入点与理论旨归,融合多种对抗技术理性与理性主义文化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了以爱欲满足为中心的新感性政治革命路线。以人的自然生物本能为物质基础,将深藏于“类本质”之中导源于快乐原则的反叛激情挖掘出来,在理性的否定性推动力下,使人的整个身体重新回归到代表游戏与闲暇的审美冲动中去。发挥想象力对感性与理性的沟通作用与为感性秩序立法的革命潜能,重建象征着完整人性的新感性。在不满于固定规训的审美形式的更迭性运动中寻求重建通往幸福与自由的新秩序的可能。这也是马尔库塞整个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不能否认马尔库塞以艺术与美学为解放之途的批判方式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缺少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与批判,这使他的政治美学批判最多达到意识形态批判的水平,不能深入到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所扭结而成的社会结构领域,削弱了其理论的现实性,造成了其理论中历史性与先验性之间的矛盾。但是,他承认与积极利用审美感性的多样性、偶然性、多变性,以此拯救感性力量的否定性和批判功能,这种对本真生命的尊重态度,是值得现代人反思与借鉴的。因此,对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情势变更的理论选择之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满足物质匮乏的经济革命不再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的主旋律,更令人关注的是人民的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人生而为人所一直追求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研究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能够让我们在物质财富迅猛增长的今天,去冷静地分析资本的逻辑与审美的价值之间的博弈,尝试解答如何在市场洪流中不迷失自我和初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统一,个体自身的身心协调发展,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王聪^[7]（2020）在《历史学与国际理论 ——马丁·怀特国际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基于马丁·怀特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早期探索。以早年怀特人生经历为参照,分析不同人生阶段对国际关系学所产生的阶段性贡献,解释历史学对其在国际思想形成中产生的影响与缺陷,进一步分析国际关系学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不足以及英国学派后期延续怀特历史方法过程中呈现的方法论偏离与主题相悖等现象。通过对怀特国际思想的探索可以明晰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必要关系,指出国际关系学目前遇到的困境和不足,为两个学科相互促进寻找平衡点。此外,从国内研究背景而言,怀特国际思想的探讨可以为我国学界理解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对话提供新思路。从全人类命运和秩序探索而言,解读怀特对政治与历史辨析可以明晰人类未来命运中的“缺陷”,汲取历史教训,避免“悲剧”与“讽刺”,为人类探索国际秩序提供预言性指导。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本研究给予整体而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在认识论方面,对怀特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视角给予保留意见,对怀特浓厚的宗教视角给予部分肯定,本着主客观一致性原则,对怀特“神秘性”与“预言”采取选择性接纳与批判性对待;方法论方面,本次研究运用对比、类比、归纳、演绎、隐喻、历史分析等方法,其中隐喻方法比较特殊,由于怀特生前对文学、神学有一定造诣,某些思想与案例无法彻底还原其神学与文学高度,对隐喻方法的使用可减少语境偏差。逻辑建构方面,本研究以怀特人生经历为开端,按照其人生发展阶段所呈现不同特点,对其学术初步探索、逐步转向、学术巅峰、逝后影响等进行描述,以六个章节对怀特毕生思想精髓发展状况进行概括总结。第一章详细介绍怀特人生经历并划分阶段,以及各项经历对学术的不同影响,整个章节着重描述怀特总体学术进程的演进与变化以及思想形成过程。第二章介绍怀特思想来源,即历史教学工作与基督教虔诚信徒双重身份对国际思想形成所提供的基础,其中,基督教作用尤为突出,没有“基督教和平主义”的扞卫经历,则不会提出“三个传统”伟大构想。第三章论述怀特向国际思想的初步转向,编写《殖民地宪法》与其对“二战”的反思最终以“现实主义”方式体现,与汤因比的对话令怀特明晰历史学的重要地位,对历史学的高度认同后期被运用在国际思想之中。第四、五章分别描述怀特国际思想的成熟期,许多议题在这一时期被读者关注,包含“国家体系”“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权力政治”“三个传统”“野蛮标准”等,这些议题共同构成了怀特国际思想议题核心。第六章论述怀特国际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尤以英国学派的继承与拓展最为鲜明,此外,第六章还对针对怀特国际思想进行了总体分析与评估,在最后一节中加入了怀特思想的外延性思考与创新议题的讨论。总体而言,本次研究结合怀特生前手稿和英国学派的综合评述,尽一切可能还原怀特国际思想的真实面貌,对其思想原貌中产生的缺陷、优势等问题进行综合性评价给予客观思考,并提出创新发现。

郑帅^[8]（2020）在《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英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有着世界影响。新千年后他在文化批判领域不断开拓,其哲学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新千年后伊格尔顿的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批判转为文化批判,出现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理论之后》（2003）和《文化的理念》（2000）为开始变化的主要标志,文化批判和神学、“形而上学”转向是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呈现于10余部着作中,本文进行了初步的总体性分析和评价。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产生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资本主义国家不公正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而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长期处于低谷。其理论来源主要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基督教神学、尼采哲学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详细考察了文化的多重涵义,分析了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和当代普遍文化与文化之争,阐述了文化与文明、自然、权力三组文化的基本关系。针对文化理论对政治的忽略和左派研究的缺失点,伊格尔顿提出“伦理—政治”宣言。以此为总纲,他在近20年里以近10部着作的辛勤探索,系统阐述了“异端四部曲”即恐怖、悲剧、邪恶、基督教四种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异端四部曲”与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缺陷的密切关系。伊格尔顿倡导以“身体唯物主义”和重塑人生的意义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他揭示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一种虚假的共同文化,在艾略特和威廉斯关于共同文化思想的对比中阐明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构建路径,即在平等团结的原则下,大众合作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其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和共同文化思想构建起“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主要在于开辟了一种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理论限度主要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本研究是对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哲学研究,有助于凸显新千年后伊格尔顿思想的主题和整体脉络,形成总体性把握,有助于改变伊格尔顿文化批判研究主题相对分散和哲学研究偏少的问题,丰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能够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凸显的文化矛盾,事实和价值的割裂,对破解邪恶、恐怖和虚无主义等现实热点难点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崔佳^[9]（2020）在《马克思审美思想研究 ——审美实践的人性意蕴及其现代性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性的生成与完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核心的主题。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经济学哲学批判、对资本与经济合谋的政治与哲学解构、对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判定中无不指向这一核心问题。也正是在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历程中,马克思表达了对完满丰富的感性人性和自由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也明确地表达了立基于具体人性的审美思想。“美的规律”的理念、“劳动创造美”的观念、“音乐的耳朵”和“形式美的眼睛”的观点等具体地表达了他审美思想的核心。马克思基于具体人性论的审美思想将感性活动这一形下活动升华成审美活动的存在论根基,回应了传统审美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困境、面对了现代审美的物质主义难题,将审美真正导入到改变世界与实现人类全面自由解放的思想境遇之中。马克思的审美思想将创造美的过程作为审美应有的内容,又使审美的既定对象复活了与生存与发展的互动关系,从根本上变革美与审美二元对立的美学范式。本文就在此意义上来展开对马克思审美思想的研究,以期探寻审美回归的思想路径与实践智慧。审美是美对人的感性触动,更是人对美的主体回响。审美是关乎人的心理、感官、情感和想象,是对心灵与道德的指引,对人生活的观念、存在的理解、价值的追求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意义。然而,现代性审美日常化的沉沦、大众化的享乐、抽象化的疏离、商品化的客观等事实,戕害了人的审美能力、物化了人的审美体验、弱化了人的审美批判,为资本逻辑宰制和意识形态把控创造了可乘之机。依循审美观念的思想历程、重拾审美的人性根基、重建审美的体验逻辑、追录审美的价值理想成为直面审美困境、开掘审美意蕴、生成审美能力的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审美思想研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为,马克思的审美思想要求我们既要关注审美对象所体现出来的美的本质,又需要关注审美主体能够感受美的能力本身。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审美观念不再是分裂人的创造美和感受美这两种活动的审美范式。而是在人的生存和发展,自我理解的意义上,去创建审美的实践范式。可以说,马克思的审美思想真正走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地基,筑起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批判的塔楼,同时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肯定性理解与否定性理解的辩证统一之中。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的人性理论为根基,探讨马克思如何以审美现代性批判回应现实的社会、现代的历史发展逻辑,如何以审美实践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解放。形成以思想发展史为前提,哲学理论为依据,时代发展现实为背景的马克思审美思想的研究思路。论文共分为五章:论文的第一章在梳理西方审美观念的历史演变中透视和把握不同时期审美主体与人性生成的内在关系,在审美的思想史定位中,探析传统审美观念的思想疑难与实践困境。论文认为,从古代到近代,审美经历了从主体被赋予神性、理念和上帝的聚焦形式,导致审美主体自我迷失,形成审美观念实体化阶段;到注重感受和趣味的先在性,导致固化主体的物化审美阶段;再到将实在的理性和抽象的感性予以综合的、主体人性分裂的形上审美过程,来呈现马克思审美思想的思想史根基。论文的第二章基于马克思哲学革命和立足人性观变革来透视马克思的审美思想变革,从感性活动的真实意义揭示人性的“类本性”和“类特性”,建构具体人性观的感性活动;并以感性活动为中心来理解人的存在和人的发展,在人性基底中获得审美主体的感性生成。内在地敞开了一个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存在论根基的审美原则,形成了马克思研究审美的理论根基和自身理论逻辑阐发的独特维度。论文的第三章从马克思的自身理论把握其审美思想的内涵,构建以感性活动、现实历史和自由个性为核心概念的马克思审美思想的内在逻辑。作为审美存在论根基的感性活动,不再是外在于审美的附属性内容,而构成了审美的内在环节和要素。审美所体现的不仅是关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对象意识”,更是关于自身存在状态和价值追求的“自我意识”。审美直观与个性的生成在根本上呈现为一种历史性关系,在全面把握人类审美活动的复杂构成中,实践活动既是人类性与自由个性的结合,又具有审美的自由意境和构成了“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形上追求。论文的第四章力图在自由、全面解放和发展中建构马克思的审美理想,并从“美的规律”的审美实践,超越受现代意识形态形塑的认识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审美观念。在人的双重属性和审美关系的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中,构建审美的内在规范,满足人们对审美的需求,将审美作为人生存的本质维度。使人能够从直观、体验和移情等审美环节中看到人性的更高存在和理想存在,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论文的第五章以现代性批判回应现实时代,马克思基于感性活动的审美思想同时是一种审美现代性批判。不仅展开了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且对当代西方审美思想的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审美现代性批判建立审美实践的当代视野,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批判、社会批判,重建现代社会的审美现代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代审美状况和发展趋向的重要思想参照。

陈强强^[10]（2020）在《休谟宗教认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卫·休谟（1711-1776）,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家,在形而上学、认识论、道德哲学、美学、宗教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被誉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和西方哲学史上最为重要人物之一。休谟的人性哲学对后来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及现象学都有较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休谟研究”是近年来学术领域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这些研究中,休谟的宗教认识论又因其内在的深刻性、开拓性和复杂性,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研究。H.E.鲁特在研究休谟思想时,对其宗教哲学思想给予了特别高的评价,他说道,“休谟的两部相辅相成的着作,即《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标志着今天人们一般所笼统指称的宗教哲学的开端。”（1）休谟的宗教哲学思想同样预示了后世宗教哲学的两条发展路径,即宗教的理性认知路径和宗教的情感认知路径,并在后世的宗教哲学思想发展中大放光彩。本文以休谟的宗教认识论为对象,全面深入考察休谟宗教认识论的思想来源、内在逻辑、论述休谟的两条宗教认知路径及其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休谟的真正宗教观,最后论述休谟的宗教认识论的历史影响,以期对休谟的宗教认识论形成全面而又深入的理解。本文认为休谟的宗教哲学是其人性哲学的一部分,其研究思路和研究目的一脉相承。二者都是建构性质的,并且都是先批判旧的知识体系,然后另寻基础重建新知识体系。休谟人性哲学的出发点是经验主义思想,他以心灵的知觉为对象,通过彻底地贯彻经验主义原则,进而得出了怀疑主义的结论。这也正是相当部分学者把休谟的人性哲学看做是怀疑主义的原因所在。但是本文认为这一经验主义探究过程,所显示出的怀疑主义倾向,正是休谟对英国经验主义内在矛盾的揭示,这是他哲学建构的批判阶段。休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来突出人性之知性维度的问题所在,进而将其人性哲学建构在人性另外一个维度——情感上。休谟在情感的基础上才正式开始了他的人性哲学构建工程,他不仅恢复了由之前怀疑主义倾向所摧毁的各种观念,如自我实体的观念、外界物质实体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为广泛的信念学说。以情感为核心的信念论最能体现其自然主义特色,也是休谟要完成的人性哲学的最后面貌,而关于宗教信念的学说正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休谟对宗教信念的可靠性并没有明确地阐述,他对宗教的论述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批判印象,偶尔的正面论述又常常被学者们看做是或为躲避宗教迫害的自保之举,或对宗教的讽刺,或对宗教的消解。他们大都对休谟“真正宗教”持轻视或否定态度,这些使得休谟的宗教观扑朔迷离。学者们倾向于从休谟的代言人的角度来分析休谟的真正宗教观,或者从启蒙时代所宣扬的理性的认知进路来考察休谟的宗教思想,进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认为,这些传统解读忽视了休谟从情感角度对宗教现象的考察,以及忽视了休谟所理解的认知,不仅包括理性的进路,也包括更为基础的情感进路。正是休谟的情感进路体现了休谟独特的人性哲学思想。因此,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把休谟的宗教认识论分成理性认知和情感认知两部分来分别探讨,进而再探讨二者的关系,最后获得总体的休谟宗教认识论思想。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情感认知仅是从情感角度对宗教现象及信念的认识和阐释,并非严格的知识论意义上的认知。事实上,分别从理性和情感角度来考察包括宗教信念在内的日常信念在休谟那里表现地非常明显。首先情感和理性对人的认知、言行的不同影响在休谟的观念论里就有所体现;其次,休谟的《宗教自然对话录》和《宗教的自然史》分别从理性认知和情感认知的角度来探讨宗教现象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最后,休谟的自然主义思想的论证过程即理性批判阶段和情感建构阶段也表明了这种区分。本文认为在宗教理性认知路径上,可以将休谟的宗教批判划分为基督教宗教诞生初期及其之前时期的宗教批判,主要包括对迷信、神迹的批判;中世纪时期的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主要包括先天证明、后天证明和神正论;启蒙时期的上帝存在的证明或反驳,主要包括自然神论和无神论。休谟对这三个时期的宗教批判实质上是依据自然主义理性原则对这些宗教信念的不同理性基础进行的批判,即依次对无理性或较低理性、服务于信仰的理性、至上主义的理性进行的批判。这样划分的好处,有助于我们理解休谟的宗教理性批判的层次性、内在逻辑性。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在宗教认知领域,从无理性、到服务于信仰的理性、再到至上的理性,这显示出理性的认知地位在逐渐上升,乃至成为一种绝对的标准,但这些都不是休谟所认可的理性论证形式。休谟认为我们的理性应该参与到对宗教性现象及信念的判断、评价及形成过程中,只是不应该以上述方式去参与,而应该以合法合理地方式参与到这一思维活动中。这种参与方式有两层含义,在狭义的层面上讲,合法合理是指合乎理性的本性,自身合法的使用范围,即表现为严格的证据主义原则;在广义的层面上讲,合法合情是指合乎更大范围的标准,即合乎人性的范围,具体指合乎理性与情感的互动关系,进而表现为自然主义的理性。本文认为在宗教情感认知路径上,休谟的宗教观正体现出了其宗教哲学的建构性与探究性。基于休谟在《宗教的自然史》中对宗教信念的起源及演变历程的考察,以及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有关宗教情感的表达,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休谟在这一路径上的宗教观,即宗教信念起源的情感基础、宗教发展中的情感作用以及宗教理性思辨的情感归宿三个阶段来论述休谟的宗教情感认知思想,三个方面层层递进,论述了情感在宗教信念起源、演变、以及在现代环境下的形成机制。综合来看,休谟的真正宗教观就是以理性为基础、以情感为本质的有神论。对于这种有神论,我们可以从确定层次和可能层次两个层次来理解,以便更好地把握其内涵。在确定层次上,休谟承认上帝的存在,这将休谟与无神论和不可知论区别开来。休谟认为人们无法通过理性论证上帝的存在,人们只能通过情感的方式去感受上帝,而且通常是人们在一定的理性判断之后对上帝的情感体验。在这个层次上,通过与休谟所反对的庸俗宗教相比较,我们可以更加清楚休谟真正宗教的确定内涵。在可能的层次上,从休谟真正宗教所具有的高度理性思辨基础的角度来讲,可称之为一种哲学宗教。从休谟真正宗教的本质来讲,可以称之为情感宗教。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归纳出了休谟宗教认识论的四个特征:证据主义的认知原则、宗教情感认知的可能、情感与理性的有机互动及批判显着而建构不足。最后,本文讨论了休谟的这种宗教认识论的历史影响。由于平衡了理性认知的批判和情感认知的可能,这种宗教认识框架表现出一种极富张力的宗教态度,它基本上规定了后世学者的两种宗教研究方向。其在两方面的具体论证分别影响了理性神学和情感神学,即在一定程度上使理性神学成为不可能,同时为情感神学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二、基督教与近代理性主义美学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基督教与近代理性主义美学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约翰·拉斯金的功能主义思想和材料理性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身体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3）个体自由的两个向度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论文提纲范文）

（4）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6）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历史学与国际理论 ——马丁·怀特国际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审美思想研究 ——审美实践的人性意蕴及其现代性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10）休谟宗教认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基督教与近代理性主义美学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约翰·拉斯金的功能主义思想和材料理性主义思想研究[D]. 迂狄童.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身体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D]. 胡光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个体自由的两个向度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D]. 冯争. 山东大学, 2021(11)
• [4]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D]. 蔡青辰. 浙江大学, 2021(02)
• [5]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J]. 陈中梅. 文学, 2019(02)
• [6]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D]. 谢静.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7]历史学与国际理论 ——马丁·怀特国际思想研究[D]. 王聪. 吉林大学, 2020(12)
• [8]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D]. 郑帅.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9]马克思审美思想研究 ——审美实践的人性意蕴及其现代性批判[D]. 崔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休谟宗教认识论研究[D]. 陈强强. 武汉大学, 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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