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道”之间

一、在“文”与“道”之间（论文文献综述）

刘振乾^[1]（2021）在《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湖湘骈文的存在和发展,自有其独特的生成环境和发展背景。晚清湖湘骈文的崛起,属于清代骈文复兴的一个局部区域现象,同时也属于湘学或者湖南之学的一个伴生现象。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以李星沅、曾国藩、周寿昌、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阎镇珩、皮锡瑞、叶德辉、易顺鼎为主体。其中,李星沅、曾国藩、周寿昌、郭嵩焘、王闿运是前期的核心成员,曾国藩是湘军的统帅和创始人,是湖湘骈文作家群体前期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湖湘骈文作家群体后期的精神领袖。王先谦、阎镇珩、皮锡瑞、叶德辉、易顺鼎是后期的核心成员,王先谦是岳麓书院的山长,是后期湖湘士绅群体的领袖,在湖湘骈文作家群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仕途并非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的唯一追求,从曾国藩、郭嵩焘、周寿昌、王先谦等人经历就可以看出,仕途立功只是人生三不朽之一,在立言的基础上立德才是最终的目标。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都重视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都立足于书院和书局,以教育和出版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李星沅是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的先驱人物,其骈文正处于晚清湖湘骈文成型的关键期。李星沅的骈文具备了晚清湖湘骈文的一些基本元素,属于湖湘骈文走向崛起的一个过渡期。曾国藩是湖湘骈文群体的领军人物,其骈文创作方面的成果不多,但是在骈文批评方面的理论具有纲领性指导作用。周寿昌的骈文,丰富了湖湘骈文群体的创作成果,指明了湖湘骈文群体的师法路径,成为晚清湖湘骈文崛起的重要标志。郭嵩焘在骈文理论上主张思古复雅,创作上追求古雅遒逸。虽然骈文不是郭嵩焘文章写作的主流,但是其对骈文标准的定位具有引导性,尤其是对湖湘骈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王闿运的辞赋体骈文不只是对汉魏晋宋体的一种简单模拟,王闿运创造性地运用以骚为赋的手法,既纾解了内心的怀才不遇之感,也寄寓了晚清内忧外患的时代之悲,堪称清代骈文的殿军。王先谦《骈文类纂》的选编和刊刻出版,是骈文从先秦到晚清的一次重要的选本总结。王先谦在骈文创作中将雅、洁二字奉为圭臬,词气兼资是骈文创作的关键。阎镇珩骈文在内容和题材方面:一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关注程度比较高;二是吴越、湖湘一带的地域文化色彩比较浓厚;三是阎镇珩的骈文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治国理政、经世致用的思想。阎镇珩的骈文史论结合、文质彬彬;坚持骚雅传统,文情并茂;以义理为本,刚柔并济。皮锡瑞的骈文已经打通文学与经学的界限,既属于骈文作品,也属于学术论着。皮锡瑞的史论不是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而是在评定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易顺鼎对清代骈文作家的点评具有开创性,为清代骈文史的书写打下基础。易顺鼎的骈文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佛教经义入骈文,以名士风流入骈文,以纵横家言入骈文。叶德辉谨守骈文章法,其思想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叶德辉以考据入骈文,扩大骈文的包容性;以散句为枢纽,理顺骈文的逻辑性;以戏拟为公文,解构骈文的权威性。骈散理论的探索与实践是通过探索骈文与经学、骈文与史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在骈散分工上达到默契。义法理论的拓展与创新既得益于骈文与散文之间的文体融合,也得益于湖湘骈文群体在古文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得益于清代骈文理论批评的进步。词气理论的梳理与定位是王先谦在《骈文类纂》选本基础上对“潜气内转”理论的深化,具有经验总结性和实践操作性。“词气兼资”说解决了骈文词气雍滞的问题,提高了骈文的气格,还使骈文在骈散融合中保持文体独立性。情文理论的阐释与建构,对晚清湖湘骈文的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王先谦、王闿运对情文关系的阐释,进一步推动了湖湘骈文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章炳煜^[2]（2021）在《宋初古文运动背景下柳开的文道观念》文中提出文与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概念,唐宋时期对于"文与道"的辩论尤为突出,这同唐宋提倡文学复古的古文运动有莫大的联系。综合唐宋两代来看,"文与道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文以明道、文道合一、文必害道"i。其中,柳开作为宋初最早提倡从古风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首次提出了"文道合一"的思想ii。因此,本文旨在以柳开的文道观为切入点,细致考察其所谓的"文"与"道"以及"两者关系",深入刻画宋代文道之间冲突加剧的趋势,并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李卫华^[3]（2021）在《“文之道”与“文的自觉”:《文心雕龙·原道》的符号学考察》文中指出要走出《原道》之"道"的研究困境,首先要改变提问的方式。不再纠结于"《原道》之‘道’究竟是谁家之‘道’"这样的假问题,而是要问:"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创设了一个怎样的‘道’?他是如何创设出来的?"在这一问题的引领下,借鉴符号学的伴随文本理论,则不难发现,刘勰以儒家思想为互文本,以道家思想为承文本,创设了一种崭新的"文之道",其中"文"与"道"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关系。这种"文之道"的创设,恰是魏晋以来"文的自觉"的彰显。

佘国秀^[4]（2021）在《照亮与对话——现象学视野中的“文之为德也大矣”》文中研究说明"文之为德也大矣"引发了众多学者的不同解读,可谓"尺水兴波",余韵无穷。从新文化运动直至当下,基于不同历史语境及话语模式,许多学术解读尽管与原初之意存在差异,但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接近《文心雕龙》中刘勰的原意,笔者借用童庆炳先生的"照亮"说,在现象学视野下,将"文之为德也大矣"与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显现"进行异时空的照亮与解读,厘清"文"与"道",并由"文"鉴"道",索"道"观"文",在本质直观和主客交融的层面上,鉴照洞明,使"文之为德也大矣"历经无限衍义后归于作者初衷。

翟杨莉^[5]（2020）在《“文以明道”:文学价值实现的自我规范》文中研究表明当下以关系为中心的文论学理系统启发我们重审贯穿中国古代文论始终的"文道关系"。广为人知的"文以载道"说在历史上既有言说主体的身份偏差,其含义又在现代文学初期被窄化、污名化,因此从价值论范畴辨析"道"的含义,"以道自任"的文章之士提出的"文以明道"说更值得重视。作为言说主体对写作价值实现的自我规范,这一认识发端于刘勰,在北宋三苏手中得以完成,完成的标志就是其包容性、动态性、体系性。

牛党杰^[6]（2021）在《主观的批判和客观的承袭 ——五四散文中的“文以载道”观念研究》文中指出

冯明肖^[7]（2021）在《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译介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先秦始,有关文、道的讨论就已经开始。文道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论家的哲学智慧和理想追求,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意义。本文以英语世界为研究范围,以唐宋重要文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周敦颐、程颐、朱熹等对文道关系的讨论为出发点,探讨唐宋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情况。不同时期的文人对文道关系有不同的论述,本文将紧紧围绕上述文人集中讨论文道关系的重点文章,探究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然而,西方现有的专门讨论唐宋文道关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译研究中并非是译介者讨论的中心和关注的重点,也并未被西方学者作为专门的文论问题进行研究。英语译介者仅仅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政治变迁、历史发展、社会思潮等内容时侧面涉及到唐宋文道关系,仅将其作为某一思想的例证进行片段性译介,所以英语世界中专门以唐宋文道关系论为讨论中心的研究成果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略显不足。本文通过挖掘英语世界阐述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研究成果,列举分析讨论文道关系的英文文献,进而对比不同英译本对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翻译与阐释,说明英语译介的特点及其与国内研究的差异,分析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情况,主要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精神、价值观念等方面分析造成这些特点与差异的原因,发掘唐宋文道关系对英语文论的影响,肯定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在对话交流和互鉴创新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生命力。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文论走向世界,而且也利于中西文论在交流互鉴中为当代文艺批评和创作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译介情况。按照时间顺序,本章梳理了二十世纪以后有代表性的研究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英译学术成果。英语世界学者对于唐宋文道关系论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二十世纪中叶,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研究较为简略,基本是以简单的、引用性的译介为主。七十年代,西方汉学界往往以唐宋某一人物为研究讨论的中心,联系其文学理论主张讨论唐宋文道关系。八十年代,英语世界对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研究角度更为丰富。二十一世纪之后,英语世界对宋代理学家的文艺理论和哲学思想给予了较多关注,有关文道关系的讨论大多在文本中穿插进行。另外,一些学者的相关论文中也散见有对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讨论。第二章分析韩愈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通过对英语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英译本中对韩愈“文”“道”及两者关系的不同翻译内容。虽然韩愈在《争臣论》明确提出的“修辞以明道”没有在英语世界中得到应有的重视,但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在英语世界中接受度较高。目前英语世界对“文”的翻译主要有以下三种:“wen”、“literature”、“writing”。韩愈虽然明确提出了“修辞以明道”的主张,但是对所明之“道”更详细的阐释是在《原道》一文中,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英译者对《原道》的译介,可以发现韩愈的道统思想在英译本中未能得到准确充分地译介和说明。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在英语世界中接受度较高,借助片段性译介内容可以把握韩愈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中的研究情况。第三章探讨柳宗元“文以明道”思想在英语世界中的研究情况。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本章通过考察英译本对柳宗元“文”的译介,进一步明确柳宗元“文”的内涵。英译者也注意到韩愈之文与柳州之文的不同,柳州之文的范围更加广泛,英译本中也大多将柳州之“文”译为“literature”。在立足儒家之道的基础上,英译本进一步对柳宗元提倡的“辅时及物”之道给予了关注,强调实践行为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讨论英译本对柳宗元“文以明道”的阐释。英语世界中对“文以明道”的研究较为丰富,大多数英语学者在译介时采用了相似的译介形式“literature illumines the tao”。第四章考察欧阳修“道胜文至”思想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情况。这一思想在欧阳修的《答吴充秀才书》一文中被明确提出。英译者认为欧阳氏之文并非是形式之文,而是与道结合在一起的。英译者指出欧阳氏之道也并非“弃百事”而不顾,而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本章通过展现英语世界对欧阳氏之文与欧阳氏之道的译介,探究欧阳修对文道关系的看法,挖掘“道胜文至”在英语译介中的特点。英语学者对欧阳修反对的形式之文进行了说明,注意到欧阳修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认为“道胜文至”的提出与欧阳修的政治主张有关。第五章聚焦英译者对宋代理学家文道关系的译介情况。本章以周敦颐、程颐、朱熹的文道关系思想为讨论中心,分析英译者对三者的不同译介情况。不同于唐代古文家,宋代理学家在对待文、道以及文道关系的态度上具有相似性。周敦颐在《通书》中主张“文以载道”,程颐提出“作文害道”,朱熹倡导“文道合一”。宋代理学家都将“道”提升到哲学本体层面进行论述,进而扩展“文”的范围,在对待文道关系的态度上都是重道而轻文。虽然英译者仍然使用“wen”“tao”等译介形式,但是在具体译介文道关系的语句时也注意到了内涵上的差别。第六章分析唐宋文道关系论对西方英语文论的影响,挖掘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语世界译介传播时产生歧变的原因。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译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文论的发展。随着中西文论交流的不断深入,唐宋文道关系越来越成为英语学者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有的学者以唐宋时期社会、历史、思想等为研究中心,参照了中国学者有关文道关系的研究成果,补充丰富研究内容;有的译者则将唐宋文道关系作为参照系,与西方文论进行比较分析。根据英译者研究唐宋文道关系论时选用的不同翻译方式,本文主要从中西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精神、价值观念等方面深入分析影响翻译的因素。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译介与影响研究,是根据英译者对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理解,分析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周敦颐、程颐、朱熹等唐宋文人的文道观点,进而呈现唐宋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情况,并联系中西双方在文化、宗教、审美、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揭示发生变异的原因,探讨唐宋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中产生的影响。只有深入挖掘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研究情况,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文论“走出去”,实现中西文论的平等交流。这不仅为西方文论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而且也进一步肯定了中国文论自身的价值,推动中国文论创新发展,有利于提升中国文论的国际影响力。

徐艳兰^[8]（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锁子云^[9]（2020）在《王应麟的文学思想》文中研究说明南宋末年的王应麟,在经学、史学、文献学方面颇有成就,历来是人们研究的重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本文以王应麟的着作为基础,结合王应麟一生中的诸多较大事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王应麟关于文学的基本观念和具体主张逐一梳理。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论述研究概况、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正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聚焦宋宁宗嘉定年间至理宗宝佑四年,此时王应麟主要跟随其父亲读书、学习,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受家学、科举、当地学风等三个因素影响,尤其是家学和科举,因其父王撝是家族由武转文的第一代,并且是经过科举实现的,所以家学特点整体表现为涵养不深、以科举为主的特点,另外,王撝对博学宏词科执念尤深,这也对王应麟的学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此时的四明地区,深受陆学、吕学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应麟形成了保守的文学观念。第二部分,结合王应麟的文章写作,进一步剖析他的文学观念。这一时期主要指理宗宝佑五年直至南宋灭亡。此时的王应麟一直在朝为官,大部分时间都是为朝廷撰写诏书,因为这个缘故,他对于诏书的书写十分有心得,与此同时,南宋政权江河日下,岌岌可危,王应麟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努力维系朝廷的纲常,因此文、道之关系,一时也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他认为文学应该是相对独立的,有自身的发展特点;文学与道的关系是相辅相成,文学的功用并不只是为了表达“道”;同时,文章里要包含道,体现教化的作用。在反对词科的浪潮中,他总结了文章写作的方法与技巧,着成《辞学指南》一书。第三部分,主要是王应麟对于文学的反思与评价。这一时期是南宋灭亡后直至他去世,依据的主要着作为《困学纪闻》。此时的王应麟经历了国家的灭亡,自己选择不出仕以显示对前朝的忠诚,并对那些经历丧乱的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文学方面,此前他主要关注的是文学与其他学说之间的关系,比如文学与道学,或者是文学与佛学。此时的他更加看重文人的人品,他推崇陶渊明、杜甫,批判王维,只因后者接受伪职,这一强烈的道德感成为他品评诗文的重要标准。另外,还有他对于江西诗派的黄庭坚、韩驹在诗学观念上的认可。总的来看,王应麟对于文学的评价还是相对客观的。他与纯粹的道学家和纯粹的文学家不一样,不会厚此而薄彼,也不彻底地反对某一方。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他总是很隐晦的用一些史实来表达,这或多或少与多年养成的学术习惯有关,但因个人能力有限,这部分只是简单述及。不过,王应麟相对客观的文学观念,有助于帮助我们认知当下文学的处境,以及对文学存在价值的评判提供一些借鉴。

谭荣璐^[10]（2020）在《方宗诚古文理论与批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古文理论和古文批评作为中国文学批评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着独特的话语体系和鲜明的民族时代特色,极富研究意义和价值。清代散文领域极富影响力的桐城派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就。作为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作家之一,方宗诚继承了桐城前人的成果,对进一步推动桐城文学发展、扩大桐城文学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本论文分七个部分对方宗诚的古文理论与古文批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章讨论学界对方宗诚人生阶段的四分法并简要介绍其着述。第二章讨论方宗诚“文与性道合一”的文学创作观念。方氏既强调作家性道的重要,也讲究要有能表达性道的行文之法,二者合一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章。这既是对桐城前人理论的继承,也有现实针对性。方氏对八家之文的批评,也反映出其文学观念。第三章探讨方宗诚对理正气盛阳刚文风的追求。方宗诚强调性道也关注文章本身,他极力提倡用理正气盛的阳刚文风,拯救当时桐城文章普遍存在的气虚之病。他的这种审美取向,一方面是对桐城前辈文论的继承,另一方面也与其所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方氏对理正气盛文风的追求,表现在其对孟子之文的推崇,他指出孟子在因义生法、随法见义中营造出阳刚文风,这是其古文批评的重要方面。第四、五、六三章则是以方氏评点作品《春秋左传文法读本》为例,探讨方氏在分析具体文法中体现出的文与性道合一的古文观念。第四章论述方宗诚在评点中以“体”论文的独特评点视角。方氏“以体论文”是为了揭示出各文体的写作规范,使学子在创作古文时能够抓住文体特征,更好地表达内在道义。第五章主要介绍方氏在评点《左传》叙事时的精微之处。方氏用自己的评点话语体系,揭示出左氏叙事中的因义生法、由法见义。第六章介绍其评点中的曲折笔法。方宗诚认为左氏在用曲折笔法营造雄阔文境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伦理观念通过曲折笔法表达出来。第七章在上述基础上探讨方宗诚古文理论与古文批评的价值与地位。一方面分析其对桐城文论的继承和发展,方氏主要继承方苞的“义法说”和姚鼐的“阴阳刚柔说”,将作家性道引入古文创作理论,并推崇阳刚文风,创作出有益于世的文章,以拯救桐城派之弊,唤起学子士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分析其古文理论与批评的意义与地位,尽管他在文学成就上不如曾国藩、吴汝纶等人,但他在将桐城评点更加精细化、扩大桐城文法影响、延续桐城派发展等方面确实功不可没。

二、在“文”与“道”之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文”与“道”之间（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宋初古文运动背景下柳开的文道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4）照亮与对话——现象学视野中的“文之为德也大矣”（论文提纲范文）

（7）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译介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王应麟的文学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0）方宗诚古文理论与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在“文”与“道”之间（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研究[D]. 刘振乾.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 [2]宋初古文运动背景下柳开的文道观念[J]. 章炳煜. 文学教育(上), 2021(11)
• [3]“文之道”与“文的自觉”:《文心雕龙·原道》的符号学考察[J]. 李卫华. 符号与传媒, 2021(02)
• [4]照亮与对话——现象学视野中的“文之为德也大矣”[J]. 佘国秀.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5]“文以明道”:文学价值实现的自我规范[J]. 翟杨莉.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020(02)
• [6]主观的批判和客观的承袭 ——五四散文中的“文以载道”观念研究[D]. 牛党杰. 辽宁大学, 2021
• [7]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译介与影响研究[D]. 冯明肖. 山东大学, 2021(02)
• [8]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9]王应麟的文学思想[D]. 锁子云. 河南大学, 2020(02)
• [10]方宗诚古文理论与批评研究[D]. 谭荣璐.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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