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与主导价值建构

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与主导价值观的建构（论文文献综述）

崔家新^[1]（2020）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青年亚文化用以指涉青年人特有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边缘性和从属性文化实践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诸如嘻哈、摇滚、朋克等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在我国青年人的精神生活中广为流行。尤其是网络新媒介的快速发展重塑了青年亚文化,使其展现出抵抗性消弱、娱乐性增强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青年人正将青年亚文化革新为寻求话语空间、展现身份认同、注重精神享乐的精神生活空间。各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高校已成为青年亚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主阵地,大学生成为青年亚文化的积极推动者、传播者和创生者。在青年亚文化的影响下,一些青年人以个性张扬自居,过于追求娱乐性精神享受,忽视社会责任,颂扬个人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要求日渐疏离。青年亚文化的健康发展变得更为紧迫,急需获得有力的引领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重要论断,这为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二者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性。在文化的生成发展过程中,价值观也随之生成并展现出形塑文化、维护文化传承的功能性作用。基于这种政策支撑、逻辑关联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引领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也具有逻辑可行性、制度可行性和现实可行性。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这一可行性,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性和人民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提供了保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明晰了青年人的本质特征和青年人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价值目标;依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有助于全面把握青年亚文化生成发展的基本规律,明晰青年亚文化的积极价值与问题所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引领,一方面必须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亚文化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启示,着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从总体上明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立足于青年人的生活实践,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一要强化政策保障,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二要推动引领主体的角色转变和青年主体意识的提升,以对问题的回应引发思考和共鸣,引导青年人充分而全面地认识青年亚文化、发展青年亚文化;三要聚焦青年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帮助青年人明确人生发展方向、弘扬责任与担当,为青年亚文化发展营造和谐的发展空间;四要依托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创新有效的引领方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方法创新上,依托日常生活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可以衍生出生活融入法、互动仪式法、议程设置法。同时,基于融合引领主体、引领方法的需要依托协同理念能够提炼出多方协同法。这些方法契合青年亚文化的生成发展规律和青年人的思想行为特点,对于推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落地生根、行之有效具有积极价值,是值得尝试的创新性方法。

张婵娟^[2]（2020）在《我国学校德育变革的社会价值观基础研究》文中认为教育的根本使命在于立德树人。以塑造个体道德人格与推动社会德性发展为己任的学校德育,是践行立德树人使命的重要载体,亦是体现教育之道德本性的主要渠道。然而,当下学校德育变革成效不彰、实效不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委,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学校德育变革并未放眼于整个社会变革的进程与途径,尚未从社会价值观变迁的视域寻绎制约学校德育变革的病症所在,也未能从社会价值观视域寻求有效的变革之道。社会价值观是社会群体普遍持有的价值取向与价值判断标准,是制约并指导个体道德行为与社会道德发展的重要变量,也自然是规约学校德育变革之方向、效益的重要因素。由此,本文拟以学校德育变革为立足点,以社会价值观之于学校德育变革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深入学校与家庭进行现场访谈,并结合典型案例对当前社会价值观的现实图景及其之于学校德育变革的基本状况,予以较为深入的理论阐述与基于现场访谈的深度分析,旨在推究社会价值观之于学校德育变革的影响状况,并循此构建学校德育变革主动获取社会价值观支持的可行性路径及建议。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研究的缘由、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研究方法予以简要阐述;第二部分较为详实地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价值观的现实图景,重点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西方社会价值观等层面分析影响当前我国学校德育变革的多元社会价值观图景;第三部分从学校、教师、社会、家庭四个维度分析了学校德育变革游离社会价值观影响的原因;第四部分以第三部分的原因分析为基点,从社会应构建并弘扬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学校应加强社会价值观的正面教育与引导、家庭应强化儿童对社会价值观的认知与理解、教师自身应成为优良社会价值观的弘扬者四个方面,具体阐论了学校德育变革主动寻求社会价值观支持的变革路径。

李海峰^[3]（2020）在《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核心价值观是以国家为主导或者得到国家明确支持的一国内所取得共识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集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当下历史阶段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需要较为稳定的政治秩序、有力的民意统合和代表主体以及相对稳定且具有延续性的文化观念,并经由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得以判断、筛选和确认。核心价值观具有意识形态性、相对稳定性和非法律规范性,核心价值观是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观共识,其不具有绝对普世性,而具有民族性和国别性。核心价值观并不提供具体的行为模式,也不直接包含任何法律后果。核心价值观内部由价值和价值发挥向度两个要素构成,内部价值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核心价值观与道德、法律原则和公共政策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外部关系。核心价值观需要借助司法活动维护其权威性,需要经由司法活动具象化,需要通过司法活动处理内外部冲突,使其能够有效地作用于社会生活。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具备充足的理论支撑、规范依据和现实动力。理论支撑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具有历史普遍性,司法程序中无法绕开的价值判断为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制度空间。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与司法功能的稳定有效发挥之间内在契合,并且两者之间能够双向塑造。规范依据层面,在现行宪法第24条第2款规定的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观体系之下,司法机关应当根据其在国家宪治体制框架中的角色定位发挥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已被制定法所识别的核心价值观也需要在司法程序中适用以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权威。现实动力层面,社会多元的价值观需要司法活动予以整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需要司法活动予以引导,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是国家价值观统合的需要,有助于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构建。司法机关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通过裁判案件定分止争,在整体意义上起着维护国家统合和社会整合的功能,在具体社会系统运行和共同体生活维系意义上扮演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个人权利的角色,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有其独特的方法。司法机关通过对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转译、司法适用、司法调和以及司法宣示四种方法发挥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司法机关使用司法转译方法,将核心价值观从政治话语转译为规范话语,并具体通过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指导案例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具体的转译;使用司法适用方法,将已经规定入法律规范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依据进行解释性适用,将尚未规定入法律规范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据进行论证性适用,在法律规范有漏洞时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填补性适用;使用司法调和方法,将核心价值观的内部潜在张力和外部角力汇集于司法场域,对其进行价值调和;使用司法宣示方法,并具体通过典型案例、司法调解、司法建议、司法救助等方式,起到宣示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根据司法机关有无在司法行为中明确使用核心价值观可以把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划分为核心价值观的隐性抽象维护和显性具体维护,两者在本质上维护核心价值观的功能趋同,在顺位上核心价值观的隐性抽象维护要先于显性具体维护,在司法机关无力或者不具备条件对核心价值观进行显性具体维护时,应当优先考虑核心价值观的隐性抽象维护。在效果上核心价值观的显性具体维护强于隐性抽象维护,通过司法机关明确使用核心价值观,更能够凸显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更能够使核心价值观具象化。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维护核心价值观时应当秉持积极的维护立场,但在具体司法技术的使用上应当保持谦抑,应当以案件审理为中心维护核心价值观,必须接受司法程序的约束,在符合形式正义的情况下维护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适用禁止向一般法律条款逃逸,不宜脱离具体规则阐释核心价值观,对突破现有法律规则而使用核心价值观应当设置严苛的条件,应当承认司法资源和能力的有限性,不能逾越司法的供给能力。从对当下司法实践的实证分析来看,司法机关对核心价值观的维护已经在各项司法活动中展开,但现有司法实践对核心价值观的维护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意愿不足,二是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混杂不清,三是裁判中核心价值观的适用过于粗糙。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司法人员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不够准确,未充分掌握核心价值观司法维护的方法,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尚缺乏统一的标准,以及司法资源和司法供给能力的有限性。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完善核心价值观司法维护的思路。一是切实增强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意愿和能力,二是统一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尺度,三是正确使用司法维护方法对核心价值观进行立体维护,四是有效平衡司法供给能力与核心价值观维护。

秦晶晶^[4]（2020）在《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研究》文中指出当今社会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将来要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少年儿童的价值观是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存在深远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的探索研究有了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价值观教育的培育工作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在继2018年12月8日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后,又于2019年3月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讲话并提出“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1）的理念和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习总书记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的重要政治判断,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3）的重要指示精神,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显示了新时代的一个迫切需求—新时代需要有责任有担当的中华少年!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变革给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带来巨大的影响,少年儿童是将来承担民族复兴大任的后备力量,目前我国少年儿童价值观整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呈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但由于多元文化的进入,少年儿童受生理和心理发育阶段的影响,其价值观的多元性倾向也比较明显,价值行为中仍存在一些偏差的行为表现,价值观培育工作还有一定程度的不足,有可改良和优化的空间。本研究以新时代少年儿童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中的问卷调查法对新时代少年儿童的价值观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调研分析,从实证角度揭示了新时代背景下少年儿童价值观的整体特征,并结合理论研究分析了影响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的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因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的完善和探索。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六个部分展开:论文的导论部分阐明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理论实践意义,系统梳理了价值观与价值观教育相关的学术研究,对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归纳总结了本次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论文的第一章节分析了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的基本理论:价值、价值观和价值观念。还对少年儿童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概念的界定,划定了论文研究对象的年龄范围为六至十八周岁。论文的第二章节是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及思想资源。阐释了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主客体关系理论、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人的本质与需要理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并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来源,加强对现代西方价值观念的甄别和借鉴,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的完善和探索提供理论支撑。论文的第三章节是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现状调研分析。首先介绍了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现状的调研程序:问卷设计原则、问卷内容设计和问卷调研的实施和开展。其中问卷内容设计是实证问卷调查中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环节,本次问卷内容的设计根据少年儿童的需要以及问卷调查内容的逻辑性,从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人生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人际价值观和生命价值观这七个维度进行规划;然后根据这七个维度再细化为17个层次设计题目,每个层次有若干题目相对应设计保证了问卷调研的全面性和针对性。章节的第二部分展示了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现状的调研结果:从调研数据来看,新时代少年儿童经济价值观趋向理性;政治价值观主流且积极肯定;道德价值观认知积极准确但实践存在偏差;人生价值观积极健康注重实现自我价值;文化价值观多元且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人际价值观中同伴之间价值观相对融洽,代际之间价值观仍有隔阂;生命价值观中整体态势良好但存在漠视生命的行为。在对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进行了横向调研后,章节的第三部分对少年儿童价值观的发展进行了时代的纵向比较,通过对比发现新时代少年儿童道德品质更为积极向上;学习动机整体务实明确,学习态度端正,社会责任感降低;幸福观存在向个人偏移倾向;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并重;环保优先意识逐渐增强,经济优先意识明显减退。通过对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的横向研究和纵向对比,章节第四部分对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进行了整体性分析,当下少年儿童价值观整体主流且积极向上;个体主体自我意识强烈,社会责任意识有待加强;价值观具有比较冲突性和持续发展性,但仍要看到少年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依然存在价值困惑和行为的偏差。论文的第四章节是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影响因素分析。这一章节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因素、中观层面的家庭和学校因素、宏观层面的社会因素这三个层面四个因素分析了对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的影响。在个体影响因素方面,少年儿童由于生理与心理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导致二者之间呈现出矛盾性的特点,家庭因素方面,家庭结构、家庭教育职能、家庭情感需求、家庭教育方式、家长行为的榜样示范都对少年儿童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学校因素方面,影响因素主要有价值观教育与知识教育比重失衡,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可待优化、教育模式的单一被动。从社会因素来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都会制约或影响少年儿童价值观及价值行为。论文的第五章节是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的完善与探索。本章节第一部分先关注了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中的有机结合点,第二部分着重于提升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的理论魅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仪教育、人格与爱国主义教育、感恩教育融入其中并兼具时代性和实践性特点,同时加强生命价值认知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第三部分是营造良好的家庭价值观教育环境,主要从提升家长素养,树立正确成才观和增强了解,促进亲子情感交流这两方面进行。第四部分为增强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教化力:具体举措为学校价值观教育应落实“全程育人、全科育人”;教师应真“情”关爱,增强少年儿童对价值理念的情感认同;健全学校价值观教育评价;基于建构主义的价值观教育教学方式创新;少年儿童价值观教育方法的“多管齐下”与载体优化。第五部分是宏观层面社会价值观教育环境的优化,从以下方面进行: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环境;提升大众传媒信息的公信力和增强网络价值观教育的整合和监管。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根据少年儿童价值观的现状对其影响因素展开科学系统地分析,并针对少年儿童价值观现存的问题探索完善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新时代应加强对少年儿童的价值观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将其培养成为合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

王炎^[5]（2019）在《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首先要融入宪法。宪法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表达,经由宪法的确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法律体系,获得规范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宪法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聚,经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宪法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体生活形成双向互动,巩固了根本法的正当性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法外价值与法律体系的融合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十二个价值”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价值,如果逸脱整体而单独进入法律体系,那么都有可能破坏法的安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被视为法外价值入法入规的绿色通道,而应被定位成法外价值融入法律体系的筛查要素。基此于上述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需先完成三种“解释立场”的转化:一是从道德哲学向法律哲学的转化,二是从政治决断向宪法规范的转化,三是从建构主义向超验主义的转化。从道德哲学向法律哲学的转化,重在将核心价值观思想来源中关于“善与恶”的判别立场,从伦理意义上的“黑白之争”转向现实关系中的“义利权衡”。通过考察域外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对现实规范的影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家国事业的关切、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对人的发展的倡导以及中国核心价值观在近现代变迁中对实践要求的回应,进而凝合出一种“个人—共同体—个体”的新集体主义价值诠释立场。从政治决断向宪法规范的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宪法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两者密不可分。不能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宪法是冰冷的法律条文,不经宪法表达的核心价值观是空洞的政治口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宪是对宪法价值体系的高度凝聚,是对“核心价值观”入宪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是宪法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回应现实生活的道德困境、不断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宪法文本填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表达的抽象性,赋予了核心价值观“法治语境”下的规范意义,使普通法可以经由合宪性解释与核心价值观的德性内涵建立规范联系。从建构主义向超验主义的转化。宪法核心价值观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一体的价值结构,所谓“多元”是指其在表述上包含了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纵向分布与多元价值平等共存的横向陈列;所谓“一体”是指其在纵向上可以经由某种共同善,实现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价值勾连,在横向上“十二个核心价值观”之间可以通过内部的自我调和、自我完善而成为一种超验的价值共同体。宪法核心价值观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其理论定位应是一种超验主义的价值引导,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法律体系而存在的“客观价值秩序”。它始于人理性的道德启蒙,又止于人知性的道德需求,是人在共同体道德生活中类特性的反向觉醒。申言之,核心价值观的超验性有别于深藏在自由主义宽容原则背后的虚无主义,而是认为人有自省的能力,可以在多元交互的过程中通过相互理解达成一种“止于至善”的共同追求。它既承认建构主义中纯粹理性居于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但又否定纯粹理性对实践理性的支配作用;它既承认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可以孕育出一种符合共同体生活需要的道德规则,但又否定这种道德规则的终局性。在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调和中,康德把良善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作为道德公设的认知逻辑,不能当然推出道德理性与行为德性的必然联系。只有通过人格化的“天”与致良知的“人”之间的双向耦合,才能实现“天理”与“人情”在“道德情理”上的交融。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天”是有人格化意志的超验体,能感知世间的“仁”,因此,作为伦理欲求的法外价值应当有合理的入法进路,也应当被包含在核心价值观的整体释义当中,并通过多元价值的整全不断趋近某种“天人合一”的善端。第一种解释立场展现了一种文化基因中的“情”,第二种解释立场确立了一种规范结构中的“法”,而第三种解释立场则为“情”与“法”的交融提供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理”。但是,在法释义学的运用中,核心价值观“理一分殊”的价值结构,还需预设一种“元价值”进行整全。从“和谐”在宪法文本中的深度体现、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地位、法律体系中的原生构造、释义脉络中的语用条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整合来看,宪法核心价值观中的元价值当属“和谐”。“和谐”要实现法内外价值秩序的协调,应遵循一定的整全路径。建构解释,将蕴含现实关切的实体性概念导入抽象的价值法则之中,通过人作为类存物的共性来建立法内价值与法外价值之间的解释性联系。个案权利,将价值作为一种“最佳化命令”,为权利的实现提供方向性的指引,当一个法外价值与法内价值发生冲突时,两个的相互冲突的价值基于某种共同善,从而在其可接受的“不完整意义”上指向一对相互支持的权利,这种支持使法外价值和法内价值可以在权利的表达上实现相融。宪法作为串联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天然媒介,为上述两种法内外价值的融合,提供了一条规范的证成路径。在此三条路径的导控下,某个蕴含“人情”的法外价值可以经由元价值的导控,重塑其自身的价值内涵,获得进入法律体系的正当性依据,进而实现法内外价值秩序的协调。此亦即宪法核心价值观在价值秩序协调上的释宪功能。除此之外,法律体系在规范层面有一套特定的适用规则,这套规则要符合宪法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法则。通过上位法与下位法在“控制与实施之间的和谐”导出了效力控制说,进而论证了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通过特别法与一般法在“求同与存异之间的和谐”导出了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样态,进而论证了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通过新法与旧法在“稳定与变化之间的和谐”导出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和谐内涵,以及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证了新法与旧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此即宪法核心价值观在规范冲突控制上的释宪功能。法律规范的统一是协调价值秩序的前提,只有先处理好规范的选择问题,才能继续处理价值释义的融合问题。宪法核心价值观的两种释宪功能,分别从价值秩序与规范秩序的层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法治建设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秩序规则。

徐春喜^[6]（2018）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共识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极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存在是其基本面相,其深层本质是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和冲突,也即“个体自由”与“价值共识”的冲突。这对社会发展秩序、个体生存发展都构成一种“现代困境”和威胁。从规律的意义上审视,在人类社会共同体中,只有形成对某种主导价值观的价值共识,人们才有可能为了其共同利益而奋斗,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才会有所遵从。但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价值共识达成比较看,要面对更为复杂的情况,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价值共识是建立在社会未分化的基础上,常态情况下价值共识的统一性并不能成为一个显性问题,那么,现代意义上,在社会日益分化的基础上,文化的“多元”、“多样”和“多变”则对价值共识形成持续性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尊重和理解文化的“多”,才能找到恰当的价值共识之路,由此引发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诉求和实践思考,且只有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价值共识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够成为多元文化的“核心”和“主导”。因此,如何形成“价值共识”是一个值得理论探讨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治理急需解决的现实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2）这既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地位,又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与整合多种文化所蕴涵的“同一性”和达成价值共识的要求。当今世界,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交往,其深层次都是价值观的交往。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整合社会意识、汇聚社会共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秩序,都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涵摄了社会发展与社会结构调整的指导思想与价值取向,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与形成价值共识具有逻辑同构性。研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共识问题,即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着力的指示。我们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论假设,即,只有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成普遍的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成为全社会共享的思想基础、理想信念、精神力量和行为规范。可以说,价值共识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它主要针对和致力于解决的是价值多元化引发的社会问题。价值观涉及诸多具体观念,就其深刻性和根本性而言,作为文化灵魂的价值观,只有达至普遍性和原理性方能满足社会大众的精神追求和学科专业诉求。本研究选择聚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共识”问题的分析和反思。而“价值共识”则是指不同文化主体之间通过相互沟通交流,对某种价值观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达成一致的态度。因此,本研究将以价值共识为切入点,系统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共识产生根源、理性基础、主体构成、可能性实现途径等问题,期待为切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有益的探索。全文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追问和探究当代中国寻求价值共识的前提依据。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3）价值共识的性质、任务隐藏于其产生的时代条件和背景之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不是自因而是他因的。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审视价值共识问题的产生根源,即是对当代中国价值共识问题成因的全面梳理和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廓清。本研究分别从文化交往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转型以及文化分化等维度阐释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对价值共识的迫切需要和诉求,并以此论述价值共识何以成为一个问题。价值共识关涉到文化自信、社会和谐稳定,并且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第二部分,价值共识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节点。价值共识作为一种意识,它本质上是一种评价性的存在。价值评价与真理性认识不同:真理性认识解决的“是什么”的问题,是主体向客体的趋近;而价值评价解决的是“为什么”或是“为了谁”的问题。价值共识以真理性认识为前提,但价值共识是主体尺度、效益尺度,遵循目的性原则。而是否接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共识是动力和动机原则。正确的未必选择,只有正确且满足主体利益,主体才更可能选择。正如列宁所述:“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4）“价值共识”的生成必须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为什么要追求“价值共识”?“共识”什么?如何达成“共识”?所以第二部分要重点回答价值共识何以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关节点问题。大众的思想文化是“多”——多元、多样、多变的事实性存在;价值共识是“多”中求“一”的“应然”努力——凝聚价值共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共识的本质是个体意识的社会同一性或社会凝聚。即,我们研究的价值共识是如何在全社会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而不是对其它别的价值观的价值共识。讨论价值共识问题,首要的是要弄清楚价值共识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弄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共识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内在结构,把握其发展方向,实现“精准”共识。本部分从不同维度分别对达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共识进行解读。解析了价值共识的四个基本特征,即基础的复杂性、层次的公共性、达成的动态性和利益的共享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等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共识进行定位,并着重分析了核心价值观价值共识的逻辑起点、过程结构、理论结构和层次结构。第三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共识实现之机制分析,老子云:“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解决价值共识的生成问题,“多”与“一”转换的关节点问题在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共识的直接现实性及其精神机制实现的途径进行深入研究和多维辨思。恩格斯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5）本部分从筑牢社会共同思想基础这一首要目标、构筑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重点目标和培养向上向善的时代新人这一主体目标等三个方面确定价值共识的目标机制;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为思想导引、满足社会个体利益发展需要为内驱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驱动力三个方面论述价值共识达成的动力机制;从构建全局顶层设计、宣传舆论导向、文化浸润感染三个方面确定价值共识的保障机制;从全社会整体优化、各阶层有序优化、意识形态建设优化三个方面讨论价值共识的整体优化机制。第四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共识形成的创新研究。价值共识的达成关键是“借需”推进。要从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构建需要全社会对“共识需要”必要性、迫切性有“共识”,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价值观有“共识”,对达成“共识”人人有责有共识等方面激发需求。不断坚持和改进党对文化的领导权,通过分析“和而不同”与“异中求和”中西有别整合之路,坚定走中国价值共识之路的信心。价值共识作为一个综合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存在短板或漏洞都会影响到价值共识达成效果。从价值共识的培育渠道来看,主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渠道。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是不可分割的双向动态过程,“自上而下”是方向盘,没有“自上而下”的引领,则“自下而上”是一个漫长的、不可预知方向的过程;“自下而上”是基本盘,没有“自下而上”,则“自上而下”就没有落脚点和支撑点,就是无根之萍。第五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共识之客观基础和实践要求。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价值共识的研究应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角度全面理解,首先要充分考虑社会主体的经济生活利益诉求及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共识达成中的作用,并充分兼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意识形态应当通过与文化形态的结合实现自身的价值整合功能问题。避免纯粹政治工具化意识形态以及纯粹经济利益意识,致力于“价值共识”与人的生命存在及其现实化生存相融合的文化实践精神挖掘。价值共识是一个基于现实而不是仅仅在头脑中完成的过程,共享利益客体的存在是价值共识形成的必要基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共识,其社会基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民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这就要求价值共识须与时俱进,深耕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借力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势”。同时,从以国家文化安全为基点主导价值共识的构建、以中国梦为文化符号凝聚价值共识、认同选择和创新价值载体并转变价值话语方式“借力”推进等三个方面对价值共识的理论与实践做进一步的丰富与提升。

田九霞^[7]（2017）在《价值整合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激烈而尖锐的冲突。如何在新形势下,汇聚和整合多元多样多变价值形成人们广泛认同的价值标准,从而凝聚民众,共建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凝神聚力,就成为了本文进行价值整合研究的动因。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价值整合的现实意义。研究价值整合,离不开对价值整合的重要性和现实价值的深刻认识和探讨,这是进行研究的理论前提。当今时代价值分化加剧,价值整合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迫切问题、核心价值观引领的重大课题、和谐社会建构的内在要求、党的执政能力的突出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彰显,集中反映了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整体要求。因为价值整合的过程就是维护社会核心价值、凝聚社会共识、化解社会价值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展现。第二部分,探究了价值整合的内涵与本质。研究价值整合,离不开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价值的研究和对价值整合相关概念的厘定和解析。总体而言,我国学术界对价值的的研究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并且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再到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价值”这一重要理论学术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这些理论学术探讨为本文研究价值整合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学术资源。本研究拟在学术界对“价值”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价值冲突”,逻辑地引出“价值整合”。此部分研究主要包括价值整合的内涵界定研究,价值整合的本质研究,价值整合的特点研究。第三部分,对价值整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研究价值整合,首先需要对当前社会价值分化的状态进行归类,凝练和概括出那些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结构平衡造成冲击和破坏的对偶价值。价值整合实质上也就是对这些有影响力的价值关系进行协调和平衡,来维护社会整体价值结构的稳定。这部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何看待“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的冲突、主导价值和多元价值的冲突、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的冲突、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冲突、虚拟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冲突,并在理性的基调上来整合其间的冲突,给人们提供形成价值共识的可能空间和准备。第四部分,分析了价值整合的客观规律。研究价值整合,最为根本的是要把握价值整合的客观规律,并以其为指导,来开展价值整合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加速转型本身就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交织,共同解构了价值结构上的同质化,使我国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迁。再加上当今信息化的迅猛发展给社会生活实践带来的重大改观,无疑又加快了社会价值变迁的速度并促成新的价值形态产生。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相生相长、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与主体多元化的既定事实、多种所有制形态与市场作用的经济机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以及文化全球化的开放与碰撞,等等,这些使得中国的社会价值在方向上出现了主导与主流的裂变、在价值期望上呈现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在变迁程度上出现急遽与平缓的交织、在价值实践上出现行为与观念的脱节等等。基于此种情况,在进行价值整合时,就需要利益主导规律、价值共生规律、交互作用规律、多样统一规律来进行指导。第五部分,构建了价值整合有效实现的路径。研究价值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成功实现价值整合,使全社会的精神得到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有所可依。而这就需要开拓具体且富有成效的整合路径。处于变迁转型期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在局部被解构的同时,另一方面却迫切需要新价值的出现和成功被建构。这一解构和建构的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客观过程。这就需要以主导性引导多样性、整体性融合个体性、先进性提升广泛性、现代性转化传统性的价值整合思路为指导,通过信息沟通、文化交流、观念转变、行为协调、利益调整和制度创新来实现有机整合。从而使相互处于对立状态的价值之间的张力关系得到缓解,相对平衡的支点得以找到。根据上述的研究思路,可以把价值整合研究大体上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部分。其中基础研究涵盖三个论题:价值整合的现实意义研究、价值整合的内涵和本质研究、价值整合的主要内容研究。应用研究涵盖两个论题:价值整合的客观规律研究、价值整合的有效实施研究。基础研究是前提和准备,是应用研究的理论依据。而应用研究则是基础研究的现实转换和检验依据,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李涛^[8]（2017）在《新时代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业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正是这个新时代的亲历者,主力军。这个新时代给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带来巨大的冲击,迫切需要建立一套与创业时代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体系。在这新旧价值观碰撞、更替之际,价值观冲突不可避免。价值观冲突问题是创业价值观研究的基础问题、核心问题。如果冲突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对于大学生来说,创业或许是一场短暂刺激的旅行。这一点足以成为研究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问题最为强烈的理由。所谓的价值观冲突就是价值观念之间的彼此否定和相互竞争。价值观冲突具有普遍性、深刻性、复杂性、长期性等特点。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主要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利益与德性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个人与集体的冲突、工具与目标的冲突、生存与发展的冲突。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既有主体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一定的社会存在对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必定带来影响,这些社会存在主要包括全球化、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利益结构失衡、市场经济以及“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共存。这些构成了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不可回避的时代背景。传统职业价值观与现代职业价值观的冲突、传统商业价值观与现代商业价值观的冲突也给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带来直接的影响。当前高校普遍存在的功利化创业教育也成为了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的助推器。特别是创业教育过程中呈现出的精英化、工具化、泛知识化以及创业教育实践的功利化进一步激化了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冲突的实质就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只要有不同的利益存在,就必然会有冲突存在。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是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的根源所在。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的应然转向主要表现在从义利冲突转向义利并重、从公平与效率冲突转向注重公平、从个人与集体冲突转向注重真实的集体、从工具与目的冲突转向工具与目的价值并重,从生存与发展冲突转向注重发展。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应然转向并不是完全由冲突本身所决定的,而是受制于冲突双方力量的较量,一种力量战胜另一种力量,则冲突朝着胜利的一方转向,最终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的转向取决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两种价值观力量的较量。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家精神、新商业文明、社会创业、道德资本都带着一种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而又被人们所认可的社会本位力量,推动着创业价值观冲突朝着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转变。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的消解不是一个自发而为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不加以“干预”,任凭“冲突”自由发展,达到价值观体系新的平衡状态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在冲突的双方力量较量的过程中,我们不清楚哪一种力量占据了主导的力量,占据主导力量的价值观是否具有合理性。因此,需要一些消解冲突的策略、方法,加以教育引导,推动其朝着“合理性”的方向发展。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的消解需要遵循主体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包容性原则、互补性原则,也需要依据创业价值创造规律找准消解的着力点。创业价值认识、创业价值目标、创业价值手段、创业价值规范以及创业价值评价是创业价值创造过程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环节。因此,创业价值观冲突的消解应该紧紧围绕这些重点环节展开。有没有创业主导价值观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创业主导价值观对于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的消解具有决定性作用。大学生创业主导价值观一旦确立就是确立了一个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准。以发展为本位价值的创业主导价值观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观,与社会发展的趋势一致,同时又具有社会合理性。因此,在当前这个时代,消解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应确立以发展为本位的创业主导价值观。发展本位创业主导价值观的价值内核包括自由、创新、契约与发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引领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引领、社会层面价值手段的引导、个人层面价值行为的规范,进一步消解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冲突。作为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的消解一条重要的渠道就是通过学校的教育。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创业教育为价值观冲突的消解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路径。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通过树立先进的创业教育理念,改革创业教育方式,构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体系,促进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创业教育的融合,建立发展性评价体系,加强创业文化建设等途径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价值观,以达到消解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之根本目的。

付元竹^[9]（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这不仅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而且也使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质的蜕变。根据不同时期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不同特点,大致可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演进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是中国新旧价值观的博弈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这是中国市场化价值观的形成期;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是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重构期。三个阶段前后相继、相辅相成,并呈现出五大总体特征,即中国社会价值观实现了从一元化、整体化、理想性、道义性、保守型价值观向多元化、自我化、现实性、利益性、开放型价值观的转变。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演进并非空中楼阁。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价值观的理论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关于价值观的理论积淀、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中国价值观的理论发展都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演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全球化的催化作用、社会转型的重大影响、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历史演进的现实原因。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演进,既可以更清晰地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历史演进的总体脉络,又能对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做出初步预测。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将呈现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发展趋势、古今融合的发展趋势和中西贯通的发展趋势,这将不断推动中国社会价值观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张兴华^[10]（2014）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 ——现实困境与治理取向》文中研究指明如何治理国家是国家产生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但在国家产生初期,出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统治”代替了“治理”,国家治理等同于国家统治,国家治理的本质也就发生了异化,即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根本,以控制、镇压被统治阶级为主要手段,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为价值取向。但是,社会发展有着自己特定的规律,治理理论的兴起激发起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随着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利益诉求渐趋多元,传统的“统治”式国家治理范式必将被新的国家治理范式所取代。就我国而言,我国也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历经从统治到治理范式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迫于国内外严峻形势,新生政权并不稳固的现实,加之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采取了政治导向型的国家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以党政一体化、政治运动、人治、管制为主要特征。尽管这一时期党发现了这种治理体制的弊端并进行了初步调整,但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及其国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国家治理上,我们走了弯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启了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这一时期,国家治理以经济的高增长为首要,结果引发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一系列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频发,社会不公正、不和谐问题凸显。进入新世纪,我国加入WTO,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对我国政府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2003年的SARS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经济导向型国家治理的短板,因而,基于对SARS危机的反思,我国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国家治理理念,这一治理模式以公平正义、科学发展、服务为其主要特征,初步奠定了未来国家治理的基本走向。毋庸讳言,任何国家都会遇到治理困境甚至不可治理性问题,我国当然也有着同样的逻辑。一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没能很好的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问题,致使我国阶层分化加剧,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差距逐步拉大,社会不平等导致我国社会结构的断裂；由断裂社会运作的逻辑所致,社会的不平等归因于社会阶层的固化,而社会阶层固化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权利的不平等,即权利失衡；二是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外来文化日益影响着我国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日益挑战着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给构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带来困难；三是面对文化冲突与价值多元的冲击,部分党员干部信仰缺失和价值观扭曲,党面临着严峻的执政考验。就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来讲,无论何种类型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治理取向,无论其先进还是落后。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我国国家治理取向的人民性,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治理取向,加之中国国家治理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以此路径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可以解读为：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依法治国、和谐社会,这些价值取向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现状,本文提出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取向。首先,基于学术研究严谨的需要,文章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必须在政党——国家——社会的框架下来建构；其次,对现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归纳总结了制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若干困难；最后,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给出了若干建议。由于党、政府、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最核心要素,因此,在合理架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框架下,从增强执政党调适性、构建服务型政府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视角提出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与主导价值观的建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与主导价值观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学校德育变革的社会价值观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共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价值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代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中国国家治理 ——现实困境与治理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四、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与主导价值观的建构（论文参考文献）

•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D]. 崔家新.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2]我国学校德育变革的社会价值观基础研究[D]. 张婵娟.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3]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研究[D]. 李海峰.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4]新时代少年儿童价值观研究[D]. 秦晶晶.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1)
• [5]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D]. 王炎. 东南大学, 2019(01)
• [6]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共识问题研究[D]. 徐春喜.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 [7]价值整合研究[D]. 田九霞. 武汉大学, 2017(07)
• [8]新时代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冲突研究[D]. 李涛. 安徽师范大学, 2017(05)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演进研究[D]. 付元竹. 武汉大学, 2017(06)
• [10]当代中国国家治理 ——现实困境与治理取向[D]. 张兴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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