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乍得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签署和约(论文文献综述)
罗国强,李治军[1](2020)在《政府承认与继承典型案例分析》文中指出苏俄政府与西班牙佛朗哥政府的承认与继承实践说明,有效统治的成立乃是获得政府承认的根本保障。叙利亚与利比亚政府的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实践,证明了此种特殊情况在国际范围内的存在。中国新旧政府之间的特殊承认与继承问题容易引发时际法律冲突。"两航公司案"判决受到了过于严重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光华寮案"中,日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未考虑实际控制原则,日本最高法院则错误地理解和适用了"承认溯及既往"的原则。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达到了由新中国政府继承旧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所有地位及权利的目的,但提案措辞没有充分考虑中国政府承认与继承的特殊性,从而产生了法律漏洞。
朱云汉[2](2021)在《西共体轻小武器治理研究(2000-2020)》文中研究说明非传统安全在国际上是比较受关注的一个领域。在非洲这片大陆上,仍旧有相当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困扰着各国发展,给政府治理,经济发展造成了严峻的挑战。轻小武器泛滥是西非国家普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困扰,虽然名为小型武器,但是它一旦得不到严密监管,泛滥成灾,便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且更加难以治理。全世界目前正在流通中的非法轻小武器总量约为5.5亿支,其中仅西非各国总数就有超过800万支。本文聚焦于西非地区的轻小武器泛滥问题,着重探讨其成因与影响,西共体和国际社会对于此问题的治理情况,所收到的成果,遇到的困难与不足,并根据分析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本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着重探讨西非地区轻小武器泛滥的成因和影响。泛滥的成因是复杂的,主要总结为几个方面:连绵不绝的战事;政府管理的混乱(军队腐败、黑市、地下武器作坊等);漫长边境线的管控无力;民族冲突,宗教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政变与选举暴力等等。轻小武器的泛滥给西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主要影响包括:对平民造成巨大伤害;威胁社会稳定;拖累经济发展;枪支文化的暴力循环等等。第二章着重探讨西共体作为一个次区域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轻小武器泛滥的治理机制与行动。西共体组织下的治理机制包括了1998年通过的西非轻小武器宣言以及2006年生效的西非轻小武器公约。除此之外还设立了一些跨区域间的合作机制,包括欧盟-西共体轻小武器治理项目,联合国-西共体轻小武器治理项目,在西非共同体成员国内着重治理轻小武器问题,收到了一些成果。第三章主要是两个个案分析——尼日利亚与利比里亚的轻小武器治理问题,在这两个案例中,具体分析两国轻小武器泛滥的具体成因,西共体所采取的治理行动,收到的成果,以及遇到的困难。第四章主要探究各种治理机制和行动的收获与不足之处,并借鉴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例如东非地区的治理经验,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林昕煜[3](2021)在《卡塔尔斡旋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三方斡旋是冲突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斡旋外交是国际关系行为体维护地区和平、提升国际影响力的策略之一。斡旋外交因斡旋主体不同而特点不同,其中小国斡旋外交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小国斡旋的动机在于追求安全与国际声望。坐落于海湾一隅的蕞尔小国卡塔尔,自20世纪90年代起通过斡旋外交游刃有余介入地区事务中,并获得了“公正的斡旋者”和“地区和平的贡献者”的称号。在“小国大外交”国家定位的指导下,卡塔尔的斡旋外交是践行这一国家理念的重要外交行事之一,并由2003年国家永久宪法保障其合法性。卡塔尔进行斡旋外交既受其历史传统的影响:一方面,阿拉伯部落文化中有冲突后和解“苏尔哈”的传统,伊斯兰文化中有冲突后引入第三方斡旋“维赛塔”的习俗;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卡塔尔多次经历与沙特、巴林的边界争端,成为冲突中被斡旋的一方也给卡塔尔带来了斡旋经验;在1995年以来更受战略动因的驱动:一来为了在地区纷争的缝隙中求得生存,二来为了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并与地区同质性国家竞争。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悬而未决的阿富汗和平问题一直是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卡塔尔斡旋阿富汗和平进程,既巩固在美国心中的地位,与海湾同质性国家竞争,也发挥其多元联盟外交的特点。自2019年至2020年,卡塔尔通过媒体声援、开设阿富汗塔利班海外办事处、解救人质的手段,成功使美国与塔利班、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进行和谈,为美塔签订和平协议贡献力量。
王惠茹[4](2020)在《国际法院判决遵行问题研究 ——机制、困境与完善》文中研究说明在纷繁复杂、扣人心弦的国际纠纷中,国际法院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平台,对维护国际法律秩序、彰显国际法律权威和促进国际法治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国际法的实施的侧面之一,国际法院判决遵行不仅关系到国际法院的权威性与国际司法的有效性,而且是反映国际法效力的重要指标。然而,相较于学界对于国际法院管辖权和司法程序的关注,国际法院判决遵行阶段的法律与实践问题却备受冷落。从理论上看,国际法院判决遵行问题是国际法实施的一个具体方面,对于加深对国际法内在属性的理解与认清国际法院司法功能及其局限性有所启发。从实践上看,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法律保障机制不仅是当事国关心的问题,而且是追求国际法正义得到伸张的途径。因此,研究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机制、困境与对策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自国际法院成立至今,国际法院判决不被遵行或者遵行不彻底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在大国与小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皆有存在,并且遍及世界上主要的几个大洲。随着国际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和复杂程度的增长,国际法院判决遵行情况更加扑朔迷离和缺乏可预期性。纵观国际法院司法实践的历史,政治博弈、利益偏好、组织机制、国际环境与国内政策对于当事国遵行判决的动力起到关键性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因此,尽管当事国有遵行国际法院判决的义务,但是出于种种考虑与现实制约,往往以各种理由阻止对己方不利判决的实际生效。这不仅导致当事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不利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而且对国际法院权威和国际法律秩序造成极大损害。国际法院判决遵行问题的系统研讨面临的一个前提性论题是,国际法院判决为什么应当被遵守?国际法院判决又为什么可以被执行?这不仅涉及国际法规范体系下法律规则与法律机制的解释、适用与实施问题,而且涉及国际法的拘束力来源、效力依据及强制性等国际法哲学基本论题。因此,应当从遵行原理与遵行机制两方面去认识国际法院判决遵行问题的全貌。在判决遵行的规范依据方面,规范法学分析方法对于澄清、解释和界定国际法院判决遵行义务的主体、客体、内涵和例外情形具有十分重要的工具功能。在判决遵行的法哲学基础方面,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和规范法学派虽然分析路径不同,但是关于国际法拘束力来源或效力依据的经典解释均具启示性,共同为国际法院判决的拘束力和执行力提供法理支撑。在奠定判决遵行的规范依据和法理基础后,有必要从国际组织机制和国家机制视角,系统梳理现有国际法体系下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法律保障机制。从联合国法律框架来看,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国际法院对于判决遵行分别发挥特定作用和重要功能。在区域性国际组织层面,欧盟、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与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对敦促、激励和监督国际法院判决遵行扮演着不同角色。此外,与联合国具有特殊关系的国际专门机构在敦促判决遵行方面的作用亦不可小觑,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促进国际法院判决得以实施。国际组织的影响固然很大,但是不改变国家作为国际法最主要、最根本的国际法实施主体的地位。因此,国家在遵行国际法院判决中的法律与实践问题亦值得关注。作为确保判决得以执行的最终救济手段,国家单独采取的自助措施仍然是保障受侵害国权益的重要补充途径。为了更好地评估国际法院判决及其相应法律保障机制的实施效果,本文对国际法院判决遵行过程中的困境进行了案例分析和实证考察,发现国际法院判决遵行在实践当中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判决遵行影响因素的或然性、判决遵行衡量标准的模糊性与判决遵行保障机制的不彻底性。造成上述困境的成因一方面可以归咎于国际机制和国家制度在执行国际法院判决方面存在的诸多制度缺陷,另一方面可以从国际关系视角下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动因当中寻找理论根源。从中发现,在国际机制层面,安理会执行判决之投票程序的内在痼疾、联合国内部机构之间职权的结构性争议、国际法院在判决执行中的权力地位不足以及国际组织参与判决执行的内在功能局限等缺陷导致了判决执行机制的不彻底性。在国内机制层面,国家如何平衡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冲突问题受到利益考量、国际关系、政治环境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从理论根源来看,现实主义基于实力差距的遵行、自由主义基于利益计算的遵行、新制度主义基于合作机制等遵行、新现实主义基于权力结构的遵行、建构主义基于观念认同的遵行、政策定向学派基于规范内化等遵行以及管理过程理论基于管理模式的遵行等理论均对理解国家遵行国际法院判决的深层动因具有启示意义。在评估完现有国际法院判决遵行机制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之上,本文为完善国际法院判决遵行机制提供了对策建议。在提升国家遵行判决的意识和能力层面,为了预防和减轻判决不被遵行情形的风险,可以通过特别协定事先明确判决执行事项、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来巩固判决效力以及完善国际法院判决在国内的转化机制等。从加强国际组织在判决遵行中的角色视角来看,可以注重增强国际组织在监督报告、调查审议以及争端解决方面的职能。在如何规范安理会执行判决的权限与程序方面,通过条约立法或条约解释来规范安理会的投票程序、完善安理会与国际法院的衔接机制、丰富判决执行的直接和间接措施等都是可供采取的措施。在提高国际法院司法权力的有效性层面,灵活运用法院的判决解释权、提高判决的权威性和信服力、适当发挥国际法院的调解权力以及加强国际法院对判决遵行的监督功能对于完善既判决遵行的机制与效果都有大有裨益。最后,尽管国际法院司法体系可能随着国际社会法治化进程而臻于完善,但是应当认识到国际法院司法功能的有限性,以及传统外交和政治手段在国际关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国际司法手段与外交途径的功能互补与互动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关注。如何于国际关系实践中改变国际法的弱法状态,强化国际法的实施机制,增强国际法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对于建设更为公正、高效、权威的国际法律制度,保障国际法权利和义务的实现,以及促进国际法律秩序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赵文杰[5](2020)在《尼日利亚反恐机制及启示研究 ——以打击极端恐怖组织“博科圣地”为个案》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尤其是安全环境相对复杂的非洲地区。目前,非洲地区为应对恐怖主义活动形成了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等三个层面的反恐机制。其中,非洲地区大国尼日利亚针对该国日益壮大的恐怖组织与扩散的恐怖主义威胁建立了自身的反恐机制。以尼日利亚政府打击本土恐怖组织“博科圣地”为例,2009年以后,“博科圣地”加快由伊斯兰极端组织向恐怖组织的转变,尼日利亚政府也逐步建立了由反恐法律机制、反恐组织体系、反恐预警机制以及反恐合作机制等全面综合的反恐机制。为有效发挥反恐机制的作用,尼日利亚政府从军事、谈判、边境管控、经济、网络以及去极端化手段等多方面综合施策。可以说,尼日利亚反恐机制的逐步建立与不断完善是该国为有效打击与治理国内恐怖主义问题的产物。尼日利亚反恐实践成效显着,但反恐实践中也存在诸多不足,如重军事轻治理、受国内族群与宗教因素的影响等。尼日利亚反恐成败得失对于其他国家反恐机制的建立有启示意义。
穆春唤[6](2020)在《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也是美国建立和维持全球统治地位必然要涉足的重点区域。美国自冷战时起,就试图通过和中东地区各种类型政治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来参与这个地区的事务,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之间的关系。多年来,美国始终关注中东地区不同国家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并根据自己与这些库尔德武装组织所在国家的关系或局势,来制定针对这些库尔德武装组织的不同政策。本文主要是从威胁认知理论的视角,来分析美国在规避威胁、遏制威胁以及消灭威胁等动机的驱使下,对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作为一种客观现实,美国对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是多元的。既有正向关系的支持、合作以及接触,也有反向关系的打压与制裁。在此基础上,政策实施的深度和广度也存在差异。而这些政策的形成与差异的产生,都和美国的威胁认知具有重要的内在联系。首先,威胁认知是导致美国对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开展合作、支持和接触,或是打压、打击和制裁等基本政策的主要原因。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积极支持与合作政策,主要源于美国对冷战时期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对伊拉克的影响,还有伊拉克极权主义政权在海湾地区的扩张以及穆斯林什叶派势力在伊拉克的增长等一系列威胁认知。同样,美国积极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是感受到了叙利亚内战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崛起在中东地区对美国构成的巨大威胁。小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将伊朗视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安全威胁,而与伊朗库尔德武装组织进行了接触。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伊朗的威胁评估显着下降,同时对库尔德武装组织自由生活党的威胁认知相对上升,因此,将该组织列入了恐怖主义组织名单进行制裁。对于土耳其库尔德武装组织,美国主要是考虑到与土耳其的同盟关系,因而支持土耳其政府镇压库尔德工人党,并将该组织列入恐怖主义名单予以制裁。其次,威胁认知对美国的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具有限制作用。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所追求的违反国家主权原则的民族分离主义目标,影响着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威胁认知,因此,美国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采取支持与合作政策时,谨慎把握对这些组织的支持限度,尽量降低库尔德民族主义对地区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威胁。最后,威胁认知也影响到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性质。就美国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合作而言,考虑到伊拉克的地缘重要性和伊拉克什叶派威胁的长期存在,因而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合作政策更具有战略性;而由于“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短期性和非关键性,因此美国基于反恐战争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形成的合作关系则侧重于战术性。本文通过威胁认知理论对美国针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所做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美国作为国家行为体对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所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制定政策时的威胁认知考量。并从中认识到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对待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并非是为了支持库尔德民族的自治与独立,而是从威胁认知出发来更加有效地维护美国自身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从论文研究的创新来说,这种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结果,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讨,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张玉友[7](2019)在《双层联动:摩洛哥外交政策的国内议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国内议程与国际议程互动的结果,也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国内议程基于安全需求、利益偏好和身份定位三个要素。对于地区中等强国摩洛哥来说,安全专指王室集团的政权安全;利益偏好系社会主要阶层的“现实利益”,特指以保持国民经济增长为主的经济发展利益;身份定位系指摩洛哥存在多种冲突性身份背景下,如何维持各族群之间的团结与融合。基于此,作者提出了摩洛哥外交政策中国内议程和国际议程的双层联动外交决策模式,即外交决策者同时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就某一议程进行统筹,首先满足国内的需求,其次满足国际社会的诉求,以外交巩固内政,以国际治理带动国家治理。摩洛哥特色的国内一国际议程外交政策模式具有三个特点:金字塔式的外交决策结构、相互关联的四类国内议程和双层联动的国际议程设置。在上述三个特点中,决策结构居于双层联动模型的中心位置,它既决定了谁是最终决策单位,又在制度上规定了国际博弈的国内听众。摩洛哥的决策机制自上而下分别为核心决策层、附属决策层和边缘决策层。核心决策层是双层联动模式中的关键决策单位,它主要由国王、王室顾问团和安全机构构成,其中国王处于核心地位,掌控议程设置权和裁决权,控制着重点决策过程和对外谈判进程;附属决策层主要由政府和议会组成,主要功能是补充、完善和执行王室的决策,并作为王室对外活动中的政治代表;边缘决策层主要由政党、公民社会和大众舆论组成,它具有较强的草根性和社会动员能力,主要功能是在对外政策中形成舆论张力和决策压力。除核心决策层外,其他决策层同时也是国内重要的政策传输者与反馈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最终决策单位的决策进程。摩洛哥外交政策存在四类国内议程。第一个议程是维护摩洛哥阿拉维家族的政权安全,其核心是保证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唯一性,维护君主统治的政权合法性,亦即维护教权和王权。为追求政权安全,摩洛哥对美国和沙特开展联盟外交,以维护教权和君权为国内政治目标;第二个议程是西撒哈拉问题,其核心目标是追求国际社会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拥有主权和治权。作为国内政治的重要目标,西撒哈拉问题兼具“目标性”和“工具性”特征,在对外政策上作为摩洛哥最高外交目标之一,是其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及领土完整的重要任务。在外交实践中,为获得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国际支持,摩洛哥对非洲采取“援助”政策,包括利用宗教软力量和经济硬力量,同时对阿尔及利亚采取“缓和”与“强硬”并举的外交模式;第三个国内议程是经济发展,它是王室与“民选政府”执政合法性的直接来源,间接地影响着政治精英的生存安全和国内社会的稳定。在外向型经济特征下,摩洛哥决策者一方面保持和加强与传统盟友(美国、欧盟、海合会国家)的经济联系,另外一方面拓展新的战略伙伴(中国、印度、俄罗斯);第四个议程是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问题。在国际议程上主要表现为如何处理巴以问题,以及如何对待柏柏尔人问题国际化的挑战。摩洛哥外交政策模式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双层联动的国际议程设置,即摩洛哥决策者通过巧妙的外交路径选择,既满足国内议程的需要,又能在国际上塑造温和、中正与负责任的国家形象。作为第一个国际议程,联盟外交是摩洛哥王室应对国内外安全威胁的重要工具,在实践中,该路径通过理性地服务盟友的需要,获取处理国内议程所需的战略资源。第二个国际议程是经济外交,摩洛哥案例丰富了经济外交的内涵,彰显“以经济促经济”、“以经济促政治”和“以政治促经济”三种形态,分别表现为摩洛哥对新兴经济体的政策(拉动经济发展)、摩洛哥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政策(西撒哈拉问题上获得支持)和摩洛哥对欧盟政策(推动摩洛哥政治改革获取经济援助)。第三个国际议程是宗教外交,主要体现在摩洛哥对非洲和欧盟宣传温和伊斯兰。总之,摩洛哥外交政策具有双层联动性,从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出发,与国际社会开展全方位的互动。
宁彧[8](2018)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9年7月,“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发动暴乱,随即遭政府镇压,领导人穆罕默德·优素福被法外处决。次年9月,新任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考以“复仇”的名义掀起“圣战”。从此,尼日利亚陷入了严重的安全危机中。人员伤亡惨重、经济损失巨大、难民问题突出成为“博科圣地”问题之于尼日利亚的真实写照。自2011年起,尼日利亚政府从未停止对“博科圣地”围剿,其中也伴随着数次效果不甚理想的和谈。2015年后随着问题外溢,在非盟主持下,地区合作逐步推动,多国联合部队成立。虽然取得了些许成效,但时至今日,“博科圣地”仍保持一定频次的恐怖袭击,威胁依旧。“博科圣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产物。尼日利亚独立后,西方制度明显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政局动荡不安,频繁的转型使尼日利亚政治异常敏感。第三共和国后,深感权力被分享的北方政治精英积极推行伊斯兰教法撕裂国家。不仅如此,少数族群问题与政治腐败问题更成为“博科圣地”抨击政府的借口。单一的石油经济结构、忽视地区间平衡、漠视民生,贫困与失业问题成为“博科圣地”壮大的土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长期对立、伊斯兰教内部极端化倾向明显、萨拉菲主义兴起且为极端势力所利用,又成为“博科圣地”意识形态的基础。“博科圣地”有着特点鲜明的发展脉络。穆罕默德·优素福是“博科圣地”的开创者与推动者;阿布巴卡尔·谢考进一步将“博科圣地”推向了极端化的深渊,彻底蜕变为恐怖主义组织。在内外力互动作用下,“博科圣地”先后经历了多次大的分裂,穆罕默德·阿里与卡纳马基地、“优素福伊斯兰运动”与“安萨鲁”、穆罕默德·马尔万派、阿布·巴纳维的“伊斯兰国西非省”等都是“博科圣地”分裂与整合的产物,从而凸显了该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与行动实践的差异。“博科圣地”具有清晰的体系建构特征。萨拉菲主义构成了“博科圣地”意识形态的核心,阿里、优素福、谢考,乃至巴纳维等人的不同阐释,对其既有继承,更有分歧。对文化、族群、现实利益等因素的解读又突出了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随着领导人的不同、斗争策略的转变、外部压力的强弱变化,“博科圣地”呈现出动态的组织结构特征。虽具有明显的“等级制”,但趋于“扁平化”。由于组织的分化或分裂,其外部形态又呈现“网络化”。“博科圣地”具有强烈的本土化特性,一是本土化成员占据主体,且由于领导人的族群身份,卡努里人组织中占据多数,但“博科圣地”问题并不等于卡努里族群问题。儿童兵与女性圣战者则是“博科圣地”人员组成的新特点。二是资金来源。来自国内的“合法”性收入、捐赠性收入在最初占据主导。但是,随着该组织的恐怖暴力化,其资金的犯罪性收入比例加大,且与外部的资金联系日益加深。尼日利亚国家发展中的南北经济差异、政治隔阂、危机管理问题与“博科圣地”互为影响。大量贫困失业人员、北方伊斯兰化等有利于该组织的发展壮大。尼日利亚政府应对软硬失当则进一步催生了“博科圣地”的极端化。该组织的长期存在对尼日利亚国家造成了严重伤害,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社会动荡、国家形象受损。不仅如此,它还挑战了地区安全,乃至国际社会。在地区安全层面,活跃于萨赫勒地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青年党”等极端组织与“博科圣地”的互动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而“博科圣地”的壮大进一步催生了“动荡弧”的发展演变。对于“博科圣地”问题,非盟、西共体、尼日利亚周边国家均积极应对,推动合作。其中,非盟完善了制度层面的设计,并推动多国联合部队扩充、部署;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有效遏制了“博科圣地”的肆意蔓延;西共体则提供了必要的援助。但是,地区国家的合作也由于各国的历史争端与现实分歧而面临一定挑战。在国际安全层面,“博科圣地”与“基地”组织总部、“伊斯兰国”的联系强化了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身份;该组织对阿布贾联合国大楼的袭击、对域外国家公民的劫持、对西方国家的言语威胁、在国内制造屠城惨案与大规模人质事件等,无一不引起世界震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法国、美国等世界大国审慎应对,协助萨赫勒地区国家打击“博科圣地”。本文认为,“博科圣地”经过了从“内生”到“外溢”的发展过程,尼日利亚国家生态、政府危机治理、地区局势动荡、反恐合作不力与其产生、发展、壮大有着一定关系,但这并非是简单的直接因果关系,而是一种“互借”的复杂模式。从根本上看,“以暴易暴”并非长久之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护政局稳定、平衡地区差异、重视民生问题,从发展的角度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才是彻底解决“博科圣地”,乃至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组织问题的关键所在。
胡二杰[9](2016)在《试议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的成功与面临的挑战》文中指出作为国际社会推动马里和平事业的重要机制,"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在推动马里国家和平进程、打击地区恐怖势力和促进国际多边合作方面取得不少成就。但与此同时,该行动也在安全形势、维和能力建设以及与驻在国关系等问题上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其最终成败尚难预测。本文简要梳理了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的组建过程,分析了该行动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及面临的主要挑战。
金强[10](2016)在《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研究(2001—2015)》文中研究指明论文基于新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对事件以来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合作组织个成员国的新闻报道做了整体性梳理,具体运用新闻框架、议程设置、发展传播学等理论给予专业性多角度解析,在梳理总结有益经验的同时,指出了报道中存在的不足与深层次问题。中国媒体在报道主体和前端控制中,既要有内外报道政策的考量,又要有伊斯兰文化禁忌的观照,除了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的固有专业要求之外,中国媒体还要准确反映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共同关切,并在宏观上做好信源控制和热点控制,微观上做好表达控制和有害信息管控。涉外报道的经验可以反哺给对外报道,两者也可实现更好联动。与涉外报道标准不同,官媒对伊斯兰国家报道更看重冲突性和反常性,而穆斯林民间媒体更看重重要性和接近性。加强国际国内报道文本表达的协调性,应进一步规避西式表达,慎重对待翻译稿件,重视使用直接引语,并坚持独立采制。报道中应避免跨宗教词汇混用,标题拟制和改写应忠于事实,避免误导受众。商业网站在使用伤亡照片时应加技术处理,并应加强人文关怀,避免伤害受众。较之西方媒体,中国媒体表达了更多中立立场,但在部分热点问题上自觉不自觉地也与西媒保持了某种事实上的呼应关系。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弱势媒体面对西方强势媒体应验了“羊群效应”,从众报道行为导致多次“塌方式”报道偏差。相关报道通过对冲式、二传手式、转圈式、隐蔽式和多信源式等五种转载方式对接外媒,总体上仍存在外媒依赖症;而语言问题、签证问题、人员配备数量问题、记者换班问题以及官媒驻外记者站的分散性问题等共同影响了采制能力的提升。普通民众、大学生、穆斯林知识分子、非穆斯林知识分子、一般媒体工作人员以及伊斯兰国家在华留学生等六类人群普遍认为宗教因素对采制和理解相关报道至关重要,并希望进行更多的独立自主报道。与报道相关的信息流动,存在“不闭环”和“不对流”情况;“沉默的螺旋”现象也普遍存在,但新媒体的使用带来了新情况。由于存在效果测定难度,难以有效减轻话语疲劳症、文化隔膜症、翻译误读症和宣传恐惧症等。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存在自说自话情况。提升国家的整体话语权,应加强舆论场协调并有效整合现有评论力量。舆论领袖越来越多使用社交媒体来发表观点,应更加重视联合平台建设,保障舆论领袖及时准确顺畅地进行更加国际化的舆论表达。“一带一路”战略为改善相关报道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国政府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为媒体进一步指点了方向。伊斯兰国家是中国提升对外国家话语权的重要阵地,应加强对现有报道的优劣势分析,创新报道思维、加大报道力度,提升报道效果。
二、乍得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签署和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乍得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签署和约(论文提纲范文)
(1)政府承认与继承典型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一、引言 |
二、一般政府承认与继承的典型案例 |
(一)苏俄政府的承认与继承 |
(二)西班牙佛朗哥政府的承认与继承 |
三、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的典型案例 |
(一)叙利亚内战 |
1.政府承认与国家承认之辨 |
2.内战各方及其法律地位之辨 |
(二)第二次利比亚内战 |
1.东部与西部政权的对峙 |
2.三方对峙局面的形成 |
四、涉及中国的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典型案例 |
(一)两航公司案 |
1.案情介绍 |
2.法律分析 |
(二)光华寮案 |
1.案情介绍 |
2.法律分析 |
(三)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
1.事件简介 |
2.法律分析 |
五、结语 |
(2)西共体轻小武器治理研究(2000-202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 概念界定 |
三 研究现状 |
四 研究方法与框架 |
五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西非地区轻小武器泛滥问题来源以及影响 |
第一节 轻小武器泛滥问题的来源 |
一 连绵不绝的战事 |
二 军队腐败与地下武器黑市 |
三 漫长边境线的管控无力 |
四 民族冲突,宗教问题导致的武器扩散 |
五 政变与选举暴力 |
第二节 轻小武器泛滥的影响 |
一 对平民造成巨大伤害 |
二 威胁社会稳定 |
三 拖累经济发展 |
四 枪支文化的暴力循环 |
第二章 西共体对于轻小武器泛滥的治理机制与行动 |
第一节 从《暂停令》到《公约》 |
第二节 跨国合作机制与行动 |
一 西非小武器管制项目 |
二 欧盟-西共体小武器项目 |
第三节 西共体与联合国的合作行动 |
第三章 案例分析——利比里亚与尼日利亚 |
第一节 利比里亚的轻小武器泛滥与治理 |
一 历史与现状 |
二 西共体与各方的治理行动 |
第二节 尼日利亚的轻小武器泛滥与治理 |
一 历史与现状 |
二 西共体与各方的治理行动 |
第四章 经验教训以及建议 |
第一节 遇到困难及不足之处 |
第二节 世界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 |
第三节 建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1 缩略词表 |
附录 2 西共体-欧盟小武器项目2015年度报告 |
致谢 |
(3)卡塔尔斡旋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与成文条件 |
第四节 论文内容 |
第一章 斡旋外交的理论阐述 |
引言 |
第一节 斡旋外交的基本概念 |
一、斡旋外交的概念明晰 |
二、斡旋外交与国际关系 |
三、斡旋外交的优势与局限性 |
第二节 斡旋外交的主要形态 |
一、以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为主体的斡旋外交 |
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斡旋外交 |
三、以个人为主体的斡旋外交 |
第三节 斡旋外交与小国的外交哲学 |
一、小国的概念简析 |
二、小国斡旋外交的动机与影响 |
第二章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理念阐述 |
引言 |
第一节 卡塔尔的国家定位与外交理念 |
一、小国大外交下的国家品牌构建 |
二、卡塔尔的三个国家定位 |
第二节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历史文化根源 |
一、阿拉伯人对冲突的建构性解释 |
二、伊斯兰斡旋:维赛塔(Wisata)在冲突中的应用 |
三、伊斯兰和解:苏尔哈(Sulha)在冲突中的应用 |
第三节 哈马德时期卡塔尔外交政策的转型 |
一、哈马德时期外交政策的转型背景 |
二、哈马德时期外交政策的转型表现 |
第三章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动因及影响 |
引言 |
第一节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历史与动因 |
一、小国生存战略与历史包袱 |
二、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 |
三、与地区同质性邻国的竞争 |
第二节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影响 |
一、正面影响:“公平斡旋者”的国际声望与民族自豪感 |
二、负面影响:地区规则的破坏者与干预者 |
第三节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手段、特点与评价 |
一、卡塔尔斡旋外交的手段 |
二、卡塔尔斡旋外交的评价与特点 |
第四章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实例:以卡塔尔斡旋阿富汗和平进程为例 |
引言 |
第一节 阿富汗和平进程的根源及发展 |
一、阿富汗和平进程的症结与根源 |
二、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和平进程的贡献与参与 |
第二节 卡塔尔斡旋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历史、动机与手段 |
一、卡塔尔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历史 |
二、卡塔尔斡旋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动因 |
三、卡塔尔斡旋阿富汗和平进程的评估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卡塔尔斡旋历史 |
(4)国际法院判决遵行问题研究 ——机制、困境与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论文框架 |
第一章 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法理基础 |
第一节 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概念与内涵 |
一、“遵行”与“遵守”、“执行”的概念辨析 |
二、国际法院判决与裁判、命令的效力区别 |
第二节 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规范依据 |
一、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法律渊源 |
(一)《联合国宪章》第94条和《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 |
(二)安理会第9号决议和联合国大会第91(I)号决议 |
(三)国际法院对判决遵行义务的澄清与声明 |
二、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义务主体:当事国的身份认定 |
(一)诉讼当事国 |
(二)未出庭的当事国 |
(三)获准参与案件的第三国 |
三、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义务内涵 |
(一)判决中具有拘束力和可执行性的范围 |
(二)适用范围:相同的当事方、诉讼标的与诉讼事由 |
(三)国际法院判决遵行义务的例外探讨 |
第三节 国际法院判决遵守的法哲学基础 |
一、自然法学派 |
二、实证法学派 |
三、规范法学派 |
(一)条约必须遵守 |
(二)既判力原则 |
第四节 国际法院判决执行的理论依据 |
一、单边执行机制的基础:对等原则 |
二、多边执行机制的基础:国际组织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法律保障机制 |
第一节 通过联合国框架实施 |
一、安理会作出建议或采取措施 |
(一)《联合国宪章》第94条第2款中安理会的权限 |
(二)安理会的行动依据与投票程序 |
(三)安理会执行判决的典型案例 |
二、联合国大会决议敦促判决遵行 |
(一)联合国大会的一般职权 |
(二)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的职权关系 |
三、通过国际法院敦促判决执行 |
(一)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41条发布命令 |
(二)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60条解释判决 |
(三)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61条第3款命令执行判决 |
第二节 通过区域性国际组织实施 |
一、欧盟与欧洲理事会 |
二、美洲国家组织 |
三、非洲统一组织与非盟 |
四、阿拉伯国家联盟 |
五、伊斯兰会议组织 |
第三节 通过国际专门机构实施 |
一、国际劳工组织 |
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
四、国际原子能机构 |
第四节 通过国家机关实施 |
一、国家机关行为的归因 |
二、不得援引国内法回避国际义务 |
第五节 通过自助措施实施 |
一、反报 |
二、报复 |
三、反措施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现实困境 |
第一节 国际法院判决遵行困境的实证考察 |
一、科孚海峡案(英国诉阿尔巴尼亚) |
(一)案情与判决 |
(二)判决遵行困境 |
(三)评论与启示 |
二、外交庇护案(哥伦比亚诉秘鲁) |
(一)案情与判决 |
(二)判决遵行困境 |
(三)评论与启示 |
三、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 |
(一)案情与判决 |
(二)判决遵行困境 |
(三)评论与启示 |
四、渔业管辖案(冰岛/英国、冰岛/德国) |
(一)案情与判决 |
(二)判决遵行困境 |
(三)评论与启示 |
五、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美国诉伊朗) |
(一)案情与判决 |
(二)判决遵行困境 |
(三)评论与启示 |
六、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行动案(尼加拉瓜诉美国) |
(一)案情与判决 |
(二)判决遵行困境 |
(三)评论与启示 |
七、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 |
(一)案情与判决 |
(二)判决遵行困境 |
(三)评论与启示 |
八、领土争端案(利比亚/乍得) |
(一)案情与判决 |
(二)判决遵行困境 |
(三)评论与启示 |
九、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匈牙利/斯洛伐克) |
(一)案情与判决 |
(二)判决遵行困境 |
(三)评论与启示 |
十、拉格朗案(德国诉美国)和阿维纳案(墨西哥诉美国) |
(一)案情与判决 |
(二)判决遵行困境 |
(三)评论与启示 |
第二节 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困境总结 |
一、国际法院判决遵行影响因素的或然性 |
二、国际法院判决遵行衡量标准的模糊性 |
三、国际法院判决遵行保障机制的不彻底性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困境分析 |
第一节 国家机制层面的障碍与困境 |
一、国际法院判决对国内法院缺乏直接约束力 |
二、个人缺乏请求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诉权 |
三、国家管辖权与政治回避问题 |
第二节 国际机制层面的缺陷与局限 |
一、安理会执行判决之投票程序的内在痼疾 |
二、联合国内部机关之间职权的结构性争议 |
三、国际法院在判决执行中的权力地位不足 |
四、国际组织参与判决执行的内在功能局限 |
第三节 国家遵行国际法院判决的深层动因 |
一、现实主义:基于安全威胁的遵行 |
二、自由主义:基于利益偏好的遵行 |
三、新制度主义:基于合作机制的遵行 |
四、新现实主义:基于权力结构的遵行 |
五、建构主义:基于观念认同的遵行 |
六、政策定向学派:基于政策选择的遵行 |
七、跨国法律程序:基于规范内化的遵行 |
八、管理过程理论:基于管理模式的遵行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际法院判决遵行的完善建议 |
第一节 提升国家遵行判决的意识和能力 |
一、通过特别协定事先明确判决执行事项 |
二、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来巩固判决效力 |
三、完善国际法院判决在国内的转化机制 |
第二节 加强国际组织在判决执行中的角色 |
一、发挥国际组织的监督报告职能 |
二、加强国际组织的调查审议职能 |
三、完善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职能 |
第三节 规范安理会执行判决的权限与程序 |
一、规范安理会执行判决的投票程序 |
二、完善安理会与国际法院的衔接机制 |
三、丰富安理会执行与制裁措施的范围 |
第四节 增强国际法院司法权力的有效性 |
一、灵活运用法院的判决解释权 |
二、提高判决的清晰度和信服力 |
三、适当发挥法院调解方的角色 |
四、加强法院对判决遵行的监督 |
第五节 国际法院司法功能的维度与局限 |
一、国际法院司法功能的法律之维 |
二、国际法院司法功能的历史之维 |
三、国际法院司法功能的政治之维 |
四、国际法院司法功能的现实局限 |
本章小节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5)尼日利亚反恐机制及启示研究 ——以打击极端恐怖组织“博科圣地”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二、研究状况综述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第一章 尼日利亚反恐机制建立的背景 |
第一节 族群对立与宗教矛盾给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 |
一、复杂的族群矛盾引发了族群间激烈斗争 |
二、国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积怨较深 |
第二节 经济与社会矛盾加速了恐怖组织发展与壮大 |
一、从尼日利亚经济矛盾层面来看 |
二、从尼日利亚社会治理层面看 |
第三节 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的出现与影响 |
一、“博科圣地”的发展历程 |
二、“博科圣地”恐怖活动的危害与影响 |
第四节 地区安全机制难以应对恐怖主义的外溢效应 |
一、恐怖外溢影响地区和平与安全 |
二、地区安全机制应对恐怖主义乏力 |
第二章 尼日利亚反恐机制的内容及特点 |
第一节 尼日利亚反恐机制建立的进程 |
一、反恐法案的起草与立法尝试 |
二、《反恐怖主义(预防)法》与《国家反恐战略》的出台 |
第二节 尼日利亚反恐机制的组成 |
一、反恐法律机制 |
二、反恐组织体系 |
三、反恐预警机制 |
四、反恐合作机制 |
第三节 尼日利亚反恐机制的特点 |
一、军事打击是反恐最为倚重的手段 |
二、经济上注重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 |
三、边境管控是抑制恐怖外溢的重要手段 |
四、网络空间是反恐重点治理领域 |
五、重视从思想层面去极端化 |
六、政治谈判是反恐机制的必要手段 |
第三章 尼日利亚反恐实践的成效、不足及启示 |
第一节 尼日利亚反恐实践的成效 |
一、“博科圣地”控制区域逐步减少 |
二、“博科圣地”武装力量遭到削弱 |
三、“博科圣地”袭击频度与烈度降低 |
第二节 尼日利亚反恐实践中的问题与难题 |
一、注重军事打击,忽视社会治理 |
二、安全机构存在经验不足与力量薄弱问题 |
三、深受国内族群与宗教矛盾的影响 |
四、与周边国家间反恐合作易受地缘因素影响 |
第三节 尼日利亚反恐实践的若干启示 |
一、构建完善的反恐情报体系至关重要 |
二、社会治理在反恐机制中的核心地位需坚持 |
三、地区与国际层面的反恐合作需重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提出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意义 |
五、研究创新 |
六、结构内容 |
第一章 研究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理论依据 |
第一节、威胁认知理论与国家行为体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政策 |
一、对外政策研究的认知方法 |
二、威胁、威胁认知的内涵 |
三、影响威胁认知的一般因素 |
四、影响威胁认知变化的因素 |
五、应对威胁的三种策略:规避威胁、制衡威胁和消灭威胁 |
六、国家行为体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政策 |
第二节、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的非国家行为体性质 |
一、非国家行为体的内涵 |
二、库尔德武装组织的组织性 |
三、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意识形态 |
四、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治目标 |
五、库尔德武装组织的跨国影响 |
第三节、影响美国威胁认知的因素 |
一、宗教价值观 |
二、民主思想 |
三、人权价值观 |
四、主流意识形态 |
五、国际法观念 |
六、盟友因素 |
七、历史因素 |
本章小节 |
第二章 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战略合作政策 |
第一节、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秘密援助 |
一、美国对伊拉克的威胁认知 |
二、库尔德武装组织暴力革命在伊拉克的兴起 |
三、遏制威胁与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秘密援助 |
第二节、海湾战争后美国与库尔德武装组织合作关系的初步建立 |
一、美国对萨达姆政权的威胁认知 |
二、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在海湾战争前的发展 |
三、美国与库尔德武装组织战略合作关系的初步建立 |
第三节、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战略性合作关系的确立 |
一、“9·11事件”与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威胁认知 |
二、库尔德武装组织在伊拉克战争前的发展 |
三、美国与库尔德武装组织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合作 |
四、伊拉克战后格局与美国和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战略合作 |
第四节、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关系的限度 |
一、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威胁认知 |
二、规避威胁与美国七十年代对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有限支持政策 |
三、美国反对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 |
第五节、威胁特点与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性质 |
一、伊拉克的地缘重要性 |
二、伊拉克战后形势与美国和库尔德武装组织建立战略性合作的必要性 |
本章小节 |
第三章 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战术性合作政策 |
第一节、叙利亚内战前库尔德运动组织的发展 |
一、内战前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生存状况 |
二、叙利亚库尔德政党的建立与演变 |
三、新世纪以来叙利亚库尔德政党的发展 |
四、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库尔德政党格局的变化 |
第二节、反恐战争与美国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军事合作 |
一、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威胁认知的形成 |
二、美国在叙利亚反恐战争中的盟友困境 |
三、内战前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关系 |
四、美国与库民联党在反恐战争中的军事合作 |
第三节、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支持政策的限度 |
一、美国对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威胁认知 |
二、规避威胁与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支持政策的限度 |
第四节、“伊斯兰国”威胁特点与美国和库民联党的战术性合作 |
一、“伊斯兰国”威胁的短期性与美国对库民联党的战术性支持 |
二、美国的叙北撤军计划 |
本章小节 |
第四章 美国对伊朗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接触与制裁政策 |
第一节、影响美国对伊朗威胁认知的因素 |
一、美国对伊朗威胁认知的历史因素 |
二、美国对伊朗威胁认知的文化因素 |
三、美国对伊朗威胁认知的政治因素 |
第二节、伊朗对美国威胁的构成 |
一、伊朗的地缘地位 |
二、伊朗支持政治伊斯兰运动 |
三、构建和扩张什叶派势力范围 |
四、发展核技术 |
第三节、美国对伊朗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变化 |
一、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组织威胁认知的构成 |
二、美国对伊朗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双重政策 |
本章小节 |
第五章 美国对土耳其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打压政策 |
第一节、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 |
一、土耳其的地缘重要性 |
二、冷战时期美土同盟关系的建立 |
三、冷战后美土关系的曲折发展 |
四、中东剧变以来美国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趋势及其根源 |
第二节、库尔德工人党运动对土耳其的影响 |
一、土耳其早期的库尔德问题与政策 |
二、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的崛起及其运动发展 |
三、库工党问题对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影响 |
第三节、美国对土耳其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基本政策 |
一、美国对库工党的威胁认知 |
二、美国支持土耳其打击库工党 |
三、美国协助土耳其抓捕奥贾兰 |
四、美国制裁打压库工党 |
本章小节 |
结论 |
一、研究总结 |
二、美国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在美国中东政策中的作用与影响 |
三、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对库尔德运动发展的影响 |
四、库尔德运动对中东政治与社会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英文文献 |
中文文献 |
(7)双层联动:摩洛哥外交政策的国内议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论文选题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假设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意义 |
六、章节安排 |
第一章 国内议程与国际议程:外交学研究的双层联动模式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国内安全议程和外交政策 |
第二节 自由主义、国内发展议程与外交政策 |
第三节 建构主义、国家身份定位与外交政策 |
第四节 国内议程和国际议程的双层联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
小结 |
第二章 三重决策:摩洛哥金字塔式外交决策机制 |
第一节 外交核心决策层 |
第二节 外交附属决策层 |
第三节 外交边缘决策层 |
第四节 外交决策层的功能分析 |
一、技术性功能 |
二、政治性功能 |
小结 |
第三章 四类国内议程:摩洛哥外交政策的动力分析 |
第一节 王权安全与摩洛哥外交政策 |
一、摩洛哥王权安全的概念分析 |
二、王权安全与摩洛哥联盟外交 |
第二节 西撒哈拉问题与摩洛哥外交政策 |
一、哈桑二世的西撒哈拉政策(1976-1999年) |
二、穆罕默德六世执政初期的西撒哈拉政策(1999~2012年) |
三、西撒哈拉问题对摩洛哥外交政策的影响 |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摩洛哥外交政策 |
一、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 |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匹配 |
三、摩洛哥经济发展与外交政策关系 |
第四节 少数族群与摩洛哥外交政策 |
一、少数族群与外交政策 |
二、摩洛哥犹太人的发展 |
三、摩洛哥柏柏尔人的发展 |
小结 |
第四章 议程一:王权安全视角下的摩洛哥联盟外交 |
第一节 摩洛哥对美国和沙特的政策演变 |
一、摩洛哥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
二、摩洛哥与沙特的“神圣同盟” |
第二节 摩洛哥与美国结盟的王权安全因素分析 |
一、维护教权:摩洛哥参与美国全球反恐战争 |
二、确保王权安全的战略资源 |
第三节 摩洛哥与沙特结盟的王权安全因素分析 |
一、维护君权:摩洛哥参与沙特的全球军事联盟 |
二、确保王权安全的战略资源 |
小结 |
第五章 议程二:西撒哈拉问题与摩洛哥外交努力 |
第一节 摩洛哥领土争端与外交挑战 |
第二节 摩洛哥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政策 |
一、摩洛哥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宗教外交 |
二、摩洛哥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外交 |
第三节 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关系的三种解释模式 |
第四节 摩洛哥对阿尔及利亚的“缓和”与“强硬” |
一、摩对阿四次成功缓和 |
二、摩阿关系“失败与敌意”加深 |
小结 |
第六章 议程三:国内经济发展与摩洛哥政府的外交转向 |
第一节 摩洛哥经济外交与多元化战略 |
一、经济外交的概念界定 |
二、摩洛哥多元化战略的提出与内涵 |
第二节 摩洛哥对欧盟的经济外交实践 |
一、对欧盟开展经济外交的条件分析 |
二、摩洛哥与欧盟合作:从贸易协议到优先地位 |
三、欧盟民主推广与摩洛哥经济外交 |
四、摩洛哥对欧盟经济外交评估 |
第三节 多元化战略视角下的摩洛哥对华政策 |
一、摩洛哥对华政策演变:从政党间接触到战略伙伴关系 |
二、2011年之前摩洛哥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
三、摩洛哥对中国的经济外交 |
四、摩洛哥对华经济外交评估 |
小结 |
第七章 议程四:少数族群团结与摩洛哥外交实践 |
第一节 摩洛哥对以色列“接触”政策 |
一、有限接触到实质性接触(1956~1994年) |
二、秘密接触到间接接触(1995~2017年) |
第二节 摩洛哥调解巴以冲突的前景与局限性 |
第三节 柏柏尔人与摩洛哥外交政策 |
一、柏柏尔运动国际化的历史演变 |
二、摩洛哥柏柏尔人海外离散者 |
第四节 “2·20”运动后柏柏尔问题的扩大化 |
小结 |
结论 |
一、国际议程的国内根源 |
二、摩洛哥国内—国际议程互动模式总结 |
三、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与国内—国际议程互动模式 |
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摩洛哥《宪法》节选(2011年版) |
附录二 摩洛哥主要机构和组织中外文对照表 |
附录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关于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
附录四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西撒哈拉局势相关决议 |
附录五 本人围绕博士论文开展的学术研究与成果 |
(8)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附图 |
导论 |
一、选题的缘由 |
二、研究的意义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第一章 “博科圣地”产生的背景 |
第一节 “博科圣地”产生的政治族群背景 |
一、政治局面动荡不安 |
二、北方伊斯兰教法改革影响消极 |
三、少数族群问题突出 |
四、腐败问题怵目惊心 |
第二节 “博科圣地”产生的经济背景 |
一、频繁的经济调整 |
二、过分依赖石油资源 |
三、忽视地区均衡发展 |
四、无序的城市发展 |
第三节 “博科圣地”产生的宗教背景 |
一、伊斯兰教传播与丹·福迪奥圣战 |
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对立 |
三、伊斯兰教内部派别的矛盾 |
第二章 “博科圣地”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优素福与“博科圣地”初创(2002—2005) |
一、阿布巴卡尔·拉万引退与穆罕默德·优素福继任 |
二、谢里夫与优素福的“盟友关系” |
三、穆罕默德·阿里出走与卡纳马基地建立 |
四、国内小规模冲突爆发 |
第二节 优素福与“博科圣地”爆发(2005—2009) |
一、优素福回国与伊本·泰米叶清真寺建立 |
二、优素福与宗教界关系恶化 |
三、优素福与政府关系破裂 |
四、迈杜古里暴乱前兆 |
五、迈杜古里暴乱 |
六、政府执法问题出现 |
第三节 谢考继任与“博科圣地”“复仇”(2010—2015) |
一、谢考掌权与“复仇”旗号 |
二、政府首次和谈与组织分裂 |
三、“安萨鲁”成立 |
四、政治协商失败与冲突再度升级 |
第四节 谢考与“博科圣地”效忠“伊斯兰国”(2015年以后) |
一、巴加屠杀 |
二、地区合作与谢考效忠“伊斯兰国” |
三、军事压力与组织再次分裂 |
四、“博科圣地”的现状:蛰伏与偷袭交替 |
第三章 “博科圣地”的体系建构 |
第一节 “博科圣地”的意识形态 |
一、阿布巴卡尔·拉万与穆罕默德·阿里的教团型萨拉菲 |
二、穆罕默德·优素福的政治型萨拉菲 |
三、阿布巴卡尔·谢考与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 |
四、“安萨鲁”与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向 |
第二节 “博科圣地”的组织结构 |
一、“博科圣地”领导人及更替 |
二、“博科圣地”组织结构演变 |
三、“博科圣地”当前的组织形态 |
第三节 “博科圣地”的人员构成 |
一、“博科圣地”中的本土人员 |
二、“博科圣地”中的外籍人员 |
三、“博科圣地”中的儿童兵与女性“圣战者” |
第四节 “博科圣地”的资金活动 |
一、“合法”性收入 |
二、犯罪性收入 |
三、捐赠性收入 |
四、“博科圣地”资金的国际联系 |
第四章 国家发展视野中的“博科圣地”问题 |
第一节 尼日利亚国内经济政治困境与“博科圣地” |
一、南北经济差异问题 |
二、南北政治隔阂问题 |
第二节 尼日利亚政府危机治理困境与“博科圣地” |
一、制度政策及效力局限性 |
二、军事应对及效果问题 |
三、政治手段及协调性问题 |
第三节 “博科圣地”对尼日利亚国家发展的影响 |
一、人员伤亡、人口劫掠及难民问题 |
二、国内经济损失 |
三、尼日利亚的割裂状态 |
四、尼日利亚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
五、“博科圣地”的地区乃至国际影响 |
第五章 地区安全视角下的“博科圣地”问题 |
第一节 萨赫勒“动荡弧”的背景及效应 |
一、萨赫勒“动荡弧”的背景 |
二、萨赫勒“动荡弧”的效应 |
第二节 萨赫勒“动荡弧”的单元互动 |
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博科圣地”的关系 |
二、“青年党”与“博科圣地”的关系 |
三、“博科圣地”对萨赫勒“动荡弧”的支撑 |
第三节 地区层面的合作应对 |
一、非洲联盟在制度层面的完善 |
二、“新版”多国联合部队的形成、效果与存在的问题 |
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反应 |
第六章 国际安全视域中的“博科圣地”问题 |
第一节 “博科圣地”的国际恐怖主义特征 |
一、“博科圣地”与“基地”组织总部的关系 |
二、“博科圣地”与“伊斯兰国”的关系 |
第二节 “博科圣地”的“国际圣战”实践 |
一、暴力的表达 |
二、言语的威胁 |
第三节 国际社会的反恐应对 |
一、联合国的反应 |
二、欧盟的行动 |
三、法国、美国的部署及存在的问题 |
结论 |
附录 |
一、“博科圣地”大事记 |
二、中英文名词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9)试议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的成功与面临的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一、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的组建过程 |
(一)应邀组建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 |
(二)完善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的编制体系 |
二、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取得的主要成就 |
(一)马里国家和平进程 |
1. 总统大选。 |
2. 和平协议的签署。 |
3. 监督停火、保护平民和促进战后重建。 |
(二)萨赫勒地区反恐 |
(三)国际多边合作 |
三、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面临的困境 |
(10)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研究(2001—201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引论 第1章 与本研究相关的概念厘定与关系梳理 |
1.1 “伊斯兰国家”的基本概念与组织特征 |
1.2 911 事件后美国对伊斯兰国家的话语特征与“伊斯兰恐怖论” |
1.2.1 西方话语构建下的伊斯兰世界与“恐怖主义”界定的逻辑对立 |
1.2.2 美国媒体对伊斯兰国家的形象建构与“伊斯兰恐怖论” |
1.3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关系梳理 |
1.3.1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建交情况与外交关系特征 |
1.3.2 “一带一路”战略与对伊斯兰国家合作的新局面 |
1.4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媒体交往与合作 |
1.4.1 伊斯兰国家的媒体发展概况与对华交往情况 |
1.4.2 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媒体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
1.5 911事件后的报道分期及本研究的媒体考量 |
1.6 本章小结 第2章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传播者与传播控制分析 |
2.1 传播主体分析 |
2.1.1 传播组织与传播机构分析 |
2.1.2 传播工作者分析 |
2.2 传播法律法规与宗教禁忌分析 |
2.2.1 与伊斯兰国家报道相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分析 |
2.2.2 与伊斯兰国家报道相关的国际法律法规分析 |
2.2.3 伊斯兰教的基本禁忌与报道注意事项 |
2.3 微观控制分析 |
2.3.1 表达控制分析 |
2.3.2 屏蔽控制分析 |
2.4 宏观控制分析 |
2.4.1 报道的信源控制分析 |
2.4.2 热点与热度控制分析 |
2.5 本章小结 第3章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内容与文本话语分析 |
3.1 报道的主要内容特征分析 |
3.1.1 常规报道领域内容分析 |
3.1.2 宗教报道领域内容分析 |
3.1.3 战争及冲突报道领域内容分析 |
3.2 报道规范与报道伦理分析 |
3.2.1 报道中的价值判断与信息选择分析 |
3.2.2 报道中的“羊群效应”与“破窗”现象分析 |
3.2.3 报道中的新闻失实与新闻想象问题分析 |
3.2.4 报道中的题材偏好与报道失衡问题分析 |
3.3 报道的文本话语分析 |
3.3.1 报道文本的表达方式分析 |
3.3.2 报道文字文本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3.3.3 报道的立场和倾向性分析 |
3.4 图片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3.4.1 使用“恐怖”和“惊悚”的图片而不加修饰 |
3.4.2 涉及伤亡图片未经技术处理而直接呈现 |
3.4.3 报道缺乏原创图片或配图牵强 |
3.4.4 选用图片缺乏宗教人文关怀 |
3.4.5 商业网站过多转载猎奇和揭丑类负面图片 |
3.5 视频报道中的问题分析 |
3.6 本章小结 第4章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媒介渠道与报道能力分析 |
4.1 报道的信源与渠道类型分析 |
4.1.1 外媒渠道分析 |
4.1.2 大陆官方媒体渠道及其报道量分析 |
4.1.3 伊斯兰国家事主国媒体渠道分析 |
4.1.4 中国穆斯林民间媒体渠道分析 |
4.2 报道与评论能力分析 |
4.2.1 官方媒体向伊斯兰国家派驻记者站能力分析 |
4.2.2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资料配置能力分析——以新华网为例 |
4.2.3 新闻采制难度与报道风险分析 |
4.2.4 原创评论能力分析 |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受众和效果分析 |
5.1 报道的受众调查与分析 |
5.1.1 受众的基本特点与舆情生成分析 |
5.1.2 受众调查与结果分析 |
5.2 报道的传播效果测定 |
5.2.1 传播效果测定的基本情况 |
5.2.2 “沉默的螺旋”在传播效果中的体现 |
5.2.3 传播效果测定难度与测定行为缺失 |
5.2.4 传播中的“不闭环”与“不对流”现象分析 |
5.3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议程设置分析 |
5.3.1 议程设置的差异性分析 |
5.3.2 从搜索引擎结果看议程设置 |
5.3.3 从新闻评奖与评选看议程设置 |
5.4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意见领袖分析 |
5.4.1 舆情的差异性与舆论制衡分析 |
5.4.2 意见领袖的构成及作用机理分析 |
5.4.3 意见领袖的平台建构与串场作用分析 |
5.5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提升对伊斯兰国家的报道效果 |
5.6 本章小结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乍得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签署和约(论文参考文献)
- [1]政府承认与继承典型案例分析[J]. 罗国强,李治军.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 2020(00)
- [2]西共体轻小武器治理研究(2000-2020)[D]. 朱云汉.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卡塔尔斡旋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林昕煜.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4]国际法院判决遵行问题研究 ——机制、困境与完善[D]. 王惠茹. 吉林大学, 2020(01)
- [5]尼日利亚反恐机制及启示研究 ——以打击极端恐怖组织“博科圣地”为个案[D]. 赵文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D]. 穆春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7]双层联动:摩洛哥外交政策的国内议程研究[D]. 张玉友.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8]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D]. 宁彧. 云南大学, 2018(01)
- [9]试议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的成功与面临的挑战[J]. 胡二杰. 和平与发展, 2016(03)
- [10]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研究(2001—2015)[D]. 金强. 河北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