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转型中的我国民营企业制度（论文文献综述）
李瑞萍[1]（2020）在《我国民营教辅企业的转型探索研究 ——以志鸿教育、世纪金榜、曲一线的转型探索为例（2014-2019）》文中认为民营教辅企业在我国出版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据中国市场调研在线统计,我国教辅的营收占出版业的60%,且70%以上的教辅由民营图书公司出版发行。尽管民营教辅企业在四十年的发展中不断壮大,但在2014年前后面临许多新情况:首先,受到新政策影响。我国2012年颁布了“教辅新政”,其中教辅评议制度和“一科一辅”制度对民营教辅的发行模式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2014年和2016年我国分别发布了《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十三五”时期科技发展规划》,指出出版企业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2014年后高中实行“3+3”高考选科模式,2016年,教育部编写的中小学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逐步在全国启用,2017年,教育部制定了新版高中各科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教辅的内容和种类随之改变。其次,2014年后,在线教育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教辅的使用群体,同时教辅行业也存在着盗版侵权、打价格战等不规范竞争现象。最后,民营教辅企业自身也存在产品同质化、缺少高素质人才、经营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民营教辅企业为增强竞争力,进行了积极的转型探索,很多方面已具有企业转型的特征。本文首先梳理了四十年来民营教辅书业的发展历程及相关政策,接着以志鸿教育、世纪金榜、曲一线等民营教辅企业为代表,通过实地调研,对2014—2019年我国民营教辅企业的转型探索情况进行案例分析。企业转型探索的具体表现是更新发展理念、拓展业务经营范围、研发数字产品、开拓线上营销渠道、变革管理模式。企业在转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境有受国家政策影响、新产品和业务的竞争优势小、盈利模式不明确、转型的资金供应不足、市场竞争不规范、管理理念滞后。解决企业转型问题的办法是国家要加大对民营教辅企业的政策支持,企业要加大转型的投入、提升新产品和业务的优势、优化营销方式、更新管理理念、借鉴国外教育出版企业转型的成功经验。本文认为数字化、多元化仍是当前我国民营教辅企业的转型方向,民营教辅企业应继续进行转型探索,提高竞争力、优化盈利模式,实现长远发展。
刘志永[2]（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杨黛梅[3]（2020）在《基于GL公司战略转型中的组织认同研究》文中指出国企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作为曾经是国企重要组成部分的纺织企业,在这场改革中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案例企业GL公司的改革处于上世纪末期的1999年,其时国企改革正处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崭新阶段,中央经济工作方针将纺织行业确定为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突破口,提出了“压锭、减员、扭亏”三大任务,为GL公司带来了新的机遇。GL公司的前身是GDL国营小厂,改革转制前企业处境艰难。改革转型中,GL公司在经历了企业改制、代工的“阵痛”后,展开了一场“不拘一格”的创新探索,最终“换血成功”,GL公司迎来产品利润高达20%的“黄金发展期”。本文重点关注跨越了国企和民企的GL公司200多个“标本员工”,从最初的怀疑,到后来的认同,到对企业高度的忠诚,他们逐渐成长为转型后企业的核心力量,企业也在转型中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为更加清晰地探讨企业改革过程,本文从组织认同视角的祛意、赋意、释疑三个方面对GL公司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战略转型的过程,也是个体与组织不断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组织通过各种措施,提供平台,提供政策等辅助手段,鼓励员工个体放开手脚,大胆尝试;另一方面,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员工个体也必须做出判断和选择,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建构其在组织中的新身份。研究表明:（1）处在企业战略转型过程中的员工与企业,是一对互相作用的综合体,彼此无法分割。企业要发展,离不开员工的绩效;员工为企业创造产值,前提是基于自己的选择和对企业的预期。（2）在企业的转型与变革中,建立起有效的个体与组织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员工于企业,是第一重要的人的元素,只有让员工心安,赢得员工的信任,给员工以未来和信心,员工才能真正发挥主人翁的能动作用,企业也才有可能得以长足发展。本文通过对GL公司战略转型中的组织认同研究,结合GL公司自身的发展历程、公司体制、组织结构等因素,厘清企业成功转型之路,总结其改革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当前仍是经济热点的深化国企改革和纺织企业提高竞争能力,都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刘清泉[4]（2020）在《全面停伐后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影响机理分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黑龙江省作为我国面积最大、森林蓄积量最多、国有森工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为我国森林资源供给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没有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使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经济陷入危困的境地。随着2014年4月1日起国家开始全面停止黑龙江省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的商业性采伐政策的推行,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的主营业务相继萎缩,导致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迫切需要通过转型激发黑龙江国有森工的企业活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促进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2018年6月30日成立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江森工集团）标志着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正式打破原有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转型成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发展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龙江森工集团及下属的林业局子公司如何进行转型发展是一件特别考验政府、企业和职工等经济主体智慧和勇气的事情。因此,选择全面停伐后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的影响机理的分析研究对国有林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首先,本研究以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综述作为指导,以全面停伐后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的现状作为研究起点;结合相关文献和实地调研了解全面停伐政策出台后,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后的现状、企业转型的发展基础及转型的现实原因三个方面入手分析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感知—影响—行为”的计划行为理论研究范式分析全面停伐后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的影响要素,构建和提出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其次,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研究方法对实地调研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对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的影响机理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进行影响路径分析,提出从直接影响路径、间接影响路径和调节路径三个方面分析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的影响路径,为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的转型行为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再次,在对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影响路径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直接影响路径的研究成果中,“转型动因→转型行为”影响显着,是所有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中最高的,达到0.666。“构建自有品牌方向→转型行为”的路径系数最大,达到了 0.349。“互联网时代组织平台化转型方向→转型行为”与“大数据转型方向→转型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是0.147和0.149,与现实状况也比较符合。说明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更加重视自有品牌的构建,与现实情况比较相符。“机会识别能力→转型行为”、“组织学习能力→转型行为”、“企业执行能力→转型行为”和“转型创新能力→转型行为”的直接影响路径中,路径系数分别为0.315、0.296、0.06和0.411。说明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转型创新能力的路径系数最大,对企业转型行为的直接影响最大。得出中介效应影响路径的研究成果中,当加入中介变量转型能力后,转型动因对转型行为的影响作用减弱（路径系数由0.67变为0.21）,因此转型能力在转型动因与转型行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机会识别能力的中介效应最大为0.219,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正处于市场化转型的起始阶段,非常重视对机会识别能力的培养,有助于企业和员工迅速融入市场环境中。得出调节效应影响路径的研究成果中,当加入调节变量转型程度后,转型程度在机会识别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与转型行为中存在调节作用,转型程度在企业执行能力和转型创新能力与转型行为中不存在调节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推进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的目标及对策建议。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的研究结果,从转型动因、转型能力、转型方向和转型程度四个方面提出推进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的发展目标。根据全面停伐后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更具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包括:顶层设计推进组织机构平台化转型、加速机制体制改革、合理定位政府与国有森工企业的关系、加强新兴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和推进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为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未来的转型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现实依据。
杨进,张攀[5]（2020）在《加入行业协会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中国民营企业的微观证据》文中提出在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下,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企业间组织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提供社会服务上的作用日益重要。本文从制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视角考察了加入行业协会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并以2004—2012年五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发现:加入行业协会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和创新产出绩效均存在显着正向影响;行业协会影响民营企业技术创业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增加民营企业外部融资,扩大企业市场活动空间范围以及增强对企业产权的法律保护三条路径实现;行业协会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行业协会的推动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大;相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行业协会的正向影响对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为显着;企业家主导型行业协会和政府主导型行业协会都能够有效促进民营企业创新,且现阶段后者的作用更大。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应发挥行业协会在补充市场和政府力量的重要作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
宋竹芳[6]（2019）在《社会资本对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及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旅游供给侧改革、发展全域旅游、实现优质旅游的背景下,亟需旅游企业保持成长性。在众多影响旅游企业成长性的因素中,社会资本和企业转型升级被公认为是关键因素。旅游企业作为旅游业中连接需求方（旅游消费者）和供给方（上游供应商）的中介机构,处于旅游产业链中的核心枢纽位置,离开旅游企业的通力合作,旅游产业的经济活动很难进行。其中,在规模上占据旅游市场半壁江山的中小旅游企业,成为决定旅游产业成长性的关键。但是与成熟旅游企业相比,中小型旅游企业在资源获取、利用、整合和消化吸收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在我国旅游市场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中小旅游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环境变化和资源限制,旅游企业的边界不断拓展,加之中小旅游企业的先天特性更需要资源外取和转型升级来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和成长性。中小旅游企业作为连接旅游需求与供给的天然桥梁,身处旅游市场网络中并从社会网络中获取、利用各种资源,并内化为转型升级及成长的基础。那么,社会资本是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的直接动因吗?在外部社会资本内化的过程中中小旅游企业有没有进行相应的转型与升级?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对中小旅游企业的转型升级及成长绩效的影响有没有差异?这些问题对于揭示社会资本对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起作用的过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本研究选择中小旅游企业为研究对象,围绕中小旅游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资本实现转型升级及提高成长绩效这一主旨而展开研究,意在从微观视角揭示单个中小旅游企业如何通过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资源实现成长的内在逻辑,为我国中小旅游企业的转型升级及成长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路径。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构建了中小旅游企业社会资本与转型升级及成长绩效三者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对社会资本、转型升级以及成长绩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阐述;第二,探讨了中小旅游企业社会资本分别对转型升级、成长绩效的影响,企业转型升级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以及中小旅游企业社会资本通过转型升级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假设;第三,结合研究主题,确定了本研究主要变量的维度划分、测量方法和测量题项,在小样本预调研及问卷信效度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正式调查问卷;第四,利用收集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企业转型升级及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及微观作用机制,企业转型升级不同维度在中介作用中的路径依赖差异。最后,在环境动态变化的情境下,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我国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关系是否相同。通过以上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中小旅游企业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均对其成长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中小旅游企业由于先天不足,需要利用市场网络资源并内化为社会资本,将深层次矛盾进行挖掘和解锁,不断调和日益突出的劳资矛盾,降低交易成本,获取成长所需的各种资源;（2）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促使其成长绩效的提升。成长绩效是检验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成功与否的标准,因此,“社会资本+转型升级”成为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提升的新路径;（3）环境动态性在社会资本认知维度与旅游企业转型和升级之间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只有高质量、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经营目标、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以及共同的沟通语言,才能促进中小型旅游企业社会资本转变为其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以下:（1）开发了本土情境下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的测量量表。充分考虑了我国旅游企业的特殊性发展背景的情境下,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预测,对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运用该量表对我国旅游企业转型升级进行测度。（2）揭示了社会资本对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的前因变量的内容,探讨了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的作用机理。（3）提出了社会资本、转型升级以及企业成长绩效的理论框架模型。该模型揭示了中小旅游企业如何利用社会资本实现企业成长的过程,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影响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的中介过程,丰富了旅游企业成长的相关理论。
张金艳[7]（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指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吴迪[8]（2019）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政府对策研究 ——以白山市为例》文中认为资源型城市是在资源开发基础上兴建的城市,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资源开发来促进城市的发展与繁荣,这类城市的兴衰与资源开采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与经济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我国现有的资源型城市中,很多城市面临资源衰竭的现象,资源的枯竭导致资源型产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资源型城市发展逐渐走向衰退。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并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进步,也创造一系列的物质财富,但一些资源型城市在进入枯竭期之后逐渐成为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想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就应该不断的加快资源型城市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其是影响产业转型顺利实施的保障,也是产业转型工作进行的主导。白山市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在转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不足之处,但白山市的产业转型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研究其产业转型中政府职能发挥,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工作提供了经验与借鉴。本文以资源型城市转型为重点,以政府职能作用发挥为纽带,以白山市为例子,通过研究,分析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强调了政府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所发挥的重要性,对政府工作进行研究,提出几点建议。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对白山市资源型城市转型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其他资源型城市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课题研究积极借鉴各地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地区特点,争取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转型之路。
石立春[9]（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古守卫[10]（2019）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变量,深刻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如果供需失衡,势必会造成经济下行,也会对经济的质量和效率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如不能及时纠正供需的不合理偏离,甚至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危机和破坏。因此,促进和保持供需的总量与结构相匹配,避免不合理的供需失衡是经济学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伴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经济供需结构从短缺转变为部分产能过剩和部分有效需求无法满足并存。中央针对当前供需结构性失衡适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将不得不直面来自形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挑战和阻碍,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前一阶段的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可能会使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陷入路径锁定之中,制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甚至导致部分结构性矛盾“死灰复燃”。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协调好改革中的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本文以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为基础,系统回顾国内外包括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西方供给学派关于供给与需求的相关理论,研读既有的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文献后,借鉴马克思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逻辑思路,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理论基础——宏观表现（供需结构性失衡和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积累）——运行体制（利益不均衡造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障碍）——本质根源（利益关系与利益不均衡）——利益协调。循着这个思路,文章的结构大致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界定本文的核心概念和梳理相关理论以形成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从宏观层面阐述了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认为宏观层面的供需结构性失衡和长期需求刺激积累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说明当前供需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向供给侧,因此,必须坚持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的实施成果进行了一定的归纳和总结。其后,在第四章中本文重点从多重利益关系角度论述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约,认为政府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个层次的利益不协调造成了既有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和深化改革的障碍。具体而言,政府与社会的利益不协调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难以厘清导致供给质量、效率不高和供需结构转型中稳增长与去杠杆的两难选择两个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不协调体现在由于二者利益不耦合导致地方政府为追求利益进行供给管理,导致供给刚性和过度扩张,同时也导致地方政府的供给管理成为深化改革的障碍;国企和民企的利益不协调体现在由于二者主体地位不同使其利益不同,进而导致国企成为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集中领域,且固化了二者供给的刚性。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需落脚在打破形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利益关系和生产关系上。最后,针对本文提出的三个层次利益不协调,第五部分提出协调利益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并尝试从更微观的视角提出一些合理、有效的政策建议,以求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略尽绵力。具体而言,在政府与社会层面,一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税让利激发社会经济活力,二是强化逆周期调节以适度扩大总需求,三是结构性加杠杆与去杠杆并举以达到去杠杆的目的,四是坚持供给结构调整和供给创新齐抓;在地方政府层面,一是要做好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调整,变革财税体制和地方官员考核制度,二是深化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在企业层面,一是要落实竞争中性原则促进企业平等竞争,二是以利率市场化深化金融制度改革,三是健全产权制度和法制体系激发企业家精神。
二、论转型中的我国民营企业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转型中的我国民营企业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民营教辅企业的转型探索研究 ——以志鸿教育、世纪金榜、曲一线的转型探索为例（2014-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民营教辅企业发展的研究 |
| 1.2.2 关于民营教辅企业相关政策的研究 |
| 1.2.3 关于企业转型的研究 |
| 1.2.4 国外教育类出版企业的发展研究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我国民营教辅书业的发展历程及政策变迁 |
| 2.1 与民营教辅书业发展相关的政策变迁 |
| 2.1.1 出版发行方面的政策变迁 |
| 2.1.2 教育改革和教材编写方面的政策变迁 |
| 2.2 教辅类民营书业的发展历程 |
| 2.2.1 2014 年之前的发展历程 |
| 2.2.2 2014 年之后的发展态势 |
| 第三章 我国民营教辅企业的转型探索(2014—2019) |
| 3.1 发展理念的转型探索 |
| 3.2 业务的转型探索 |
| 3.2.1 与教育和出版相关的业务 |
| 3.2.2 其他领域的业务 |
| 3.3 产品的转型探索 |
| 3.3.1 数字产品的转型 |
| 3.3.2 传统纸质图书的转型 |
| 3.4 发行方式的转型探索 |
| 3.4.1 线上渠道 |
| 3.4.2 线下渠道 |
| 3.5 企业管理的转型探索 |
| 3.5.1 组织架构的变革 |
| 3.5.2 制度和人才管理的创新 |
| 3.5.3 企业文化的更新 |
| 第四章 我国民营教辅企业转型探索中的问题与困境 |
| 4.1 政策制约 |
| 4.2 市场竞争不规范 |
| 4.3 新产品或业务的盈利能力较弱 |
| 4.3.1 新产品缺乏竞争优势,质量有待提高 |
| 4.3.2 新业务发展初期投入大于产出 |
| 4.3.3 新产品或业务的盈利模式不明确 |
| 4.4 转型资金投入不足 |
| 4.5 管理理念滞后 |
| 4.5.1 组织架构与管理模式不完善 |
| 4.5.2 人才管理机制不健全 |
| 4.5.3 企业文化落实不到位 |
| 第五章 我国民营教辅企业的转型建议 |
| 5.1 国家给予更多政策支持 |
| 5.2 提升新产品和业务的竞争力 |
| 5.2.1 提高产品质量 |
| 5.2.2 丰富产品的结构和形态 |
| 5.2.3 加强对新业务的评估 |
| 5.3 优化发行与营销方式 |
| 5.4 更新管理理念 |
| 5.4.1 优化组织架构与管理模式 |
| 5.4.2 完善人才管理机制 |
| 5.4.3 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和落实 |
| 5.5 借鉴国外教育出版企业转型的成功经验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3）基于GL公司战略转型中的组织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组织认同视角的相关理论 |
| 2.1.1 组织认同的涵义 |
| 2.1.2 基于互动视角的组织认同理论 |
| 2.2 战略转型相关理论综述 |
| 2.2.1 战略转型的内涵 |
| 2.2.2 战略转型的动因 |
| 2.3 文献研究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GL公司战略转型概述 |
| 3.1 GL公司转型概况 |
| 3.2 GL公司战略转型前 |
| 3.2.1 转型前企业概况 |
| 3.2.2 转型前人力资源特点 |
| 3.2.3 转型前生产经营状况 |
| 3.2.4 转型前企业文化 |
| 3.3 GL公司战略转型后 |
| 3.3.1 转型后企业组织架构 |
| 3.3.2 业务结构 |
| 3.3.3 人力资源分析 |
| 3.3.4 财务状况 |
| 3.3.5 管理制度 |
| 3.3.6 企业文化 |
| 3.4 GL公司战略转型面临的问题分析 |
| 3.4.1 组织领导力涣散的问题 |
| 3.4.2 组织机构臃肿的问题 |
| 3.4.3 组织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 |
| 3.4.4 公司战略目标的模糊和缺失 |
| 3.5 GL公司战略转型主要进程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组织认同视角下GL公司战略转型的策略实施 |
| 4.1 GL公司的战略转型策略 |
| 4.2 组织认同视角下的战略转型策略实施 |
| 4.2.1 组织变革中的祛意策略实施 |
| 4.2.2 组织变革中的赋意策略实施 |
| 4.2.3 组织变革中的释意策略实施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组织认同视角下的企业战略转型总结 |
| 5.1 GL公司的企业战略转型中组织与个体互动模型 |
| 5.2 组织认同视角下GL公司的企业战略转型总结 |
| 5.2.1 企业战略转型中的祛意、赋意和释意 |
| 5.2.2 企业员工的认知和心态的转变 |
| 5.2.3 企业内部组织认同的建立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访谈提纲 |
（4）全面停伐后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影响机理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相关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国外企业转型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
| 1.3.2 国内企业转型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
| 1.3.3 国内国有森工企业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
| 1.3.4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及发展趋势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技术路线及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2 创新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与内涵分析 |
| 2.1.1 研究范围界定 |
| 2.1.2 国有森工企业转型概念界定与内涵分析 |
| 2.1.3 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概念界定与内涵分析 |
| 2.2 企业转型行为理论体系 |
| 2.2.1 企业转型理论 |
| 2.2.2 企业行为理论 |
| 2.2.3 计划行为理论 |
| 2.3 制度变迁理论体系 |
| 2.3.1 产权理论 |
| 2.3.2 政府规制理论 |
| 2.3.3 委托代理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的基础及现实原因 |
| 3.1.1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整体概况 |
| 3.1.2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的基础 |
| 3.1.3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的现实原因 |
| 3.2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现状分析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
| 3.2.3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水平测度分析 |
| 3.2.4 聚类分析 |
| 3.3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体制机制改革不彻底 |
| 3.3.2 政府与企业定位模糊 |
| 3.3.3 市场化组织机构转型举步维艰 |
| 3.3.4 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和基础薄弱 |
| 3.4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影响机理分析及模型构建 |
| 4.1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目标及驱动力分析 |
| 4.1.1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的目标解析 |
| 4.1.2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驱动力分析 |
| 4.2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影响要素分析 |
| 4.2.1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的转型动因 |
| 4.2.2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的转型能力 |
| 4.2.3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的转型程度 |
| 4.2.4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的转型方向 |
| 4.3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影响要素的作用机理 |
| 4.3.1 转型动因对转型行为的直接影响机理 |
| 4.3.2 转型方向对转型行为的直接影响机理 |
| 4.3.3 转型能力对转型行为的直接影响机理 |
| 4.3.4 以转型能力为中介在转型动因与转型行为的影响机理 |
| 4.3.5 以转型程度为调节效应在转型能力与转型行为的影响机理 |
| 4.4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影响机理理论模型构建 |
| 4.4.1 理论模型构建 |
| 4.4.2 各变量间的假设关系 |
| 4.5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影响机理模型验证 |
| 5.1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数据收集 |
| 5.1.1 调查问卷的设计 |
| 5.1.2 问卷预调研 |
| 5.1.3 正式问卷数据的收集 |
| 5.2 结构方程模型简析 |
| 5.2.1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 |
| 5.2.2 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分析 |
| 5.2.3 结构方程模型调节效应分析 |
| 5.3 研究变量的选取与度量 |
| 5.3.1 变量选取与描述 |
| 5.3.2 前因变量的度量 |
| 5.3.3 中介变量的度量 |
| 5.3.4 调节变量的度量 |
| 5.3.5 因变量的度量 |
| 5.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5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5.5.1 信度检验 |
| 5.5.2 效度检验 |
| 5.6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5.7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7.1 测量模型分析 |
| 5.7.2 结构模型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6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的影响路径分析 |
| 6.1 直接效应影响路径分析 |
| 6.1.1 转型动因对转型行为的直接效应影响路径分析 |
| 6.1.2 转型方向对转型行为的直接效应影响路径分析 |
| 6.1.3 转型动因对转型能力的直接效应影响路径分析 |
| 6.1.4 转型能力对转型行为的直接效应影响路径分析 |
| 6.2 中介效应影响路径分析 |
| 6.3 调节效应影响路径分析 |
| 6.4 路径分析讨论及假设检验结果 |
| 6.4.1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影响路径分析结果讨论 |
| 6.4.2 假设检验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7 推进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目标及对策建议 |
| 7.1 推进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的发展目标 |
| 7.1.1 转型动因方面 |
| 7.1.2 转型方向方面 |
| 7.1.3 转型能力方面 |
| 7.1.4 转型程度方面 |
| 7.2 提升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的对策建议 |
| 7.2.1 顶层设计推进组织机构平台化转型 |
| 7.2.2 加速机制体制改革 |
| 7.2.3 合理定位政府与国有森工企业的关系 |
| 7.2.4 加强新兴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 |
| 7.2.5 推进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23个林业局子公司相关指标数据 |
| 附录B 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影响机理研究调查 |
| 附录C 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调研数据整理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加入行业协会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中国民营企业的微观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1.行业协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2.制度环境、行业协会类型和政治联系的调节作用 |
| 三、 研究设计 |
| 1.数据来源 |
| 2.指标构建 |
| 3.计量模型设定 |
| 四、 主假设检验结果 |
| 1.行业协会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 |
| 2.稳健性检验:内生性与样本选择问题 |
| 五、 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
| 1.行业协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检验 |
| 2.行业协会作用异质性分析 |
| (1)制度环境的影响。 |
| (2)行业协会类型。 |
| (3)企业政治联系的影响。 |
|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研究结论 |
| 2.理论启示与政策建议 |
| 3.研究展望 |
（6）社会资本对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及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社会资本与旅游企业社会资本 |
| 2.1.1 社会资本的定义与内涵 |
| 2.1.2 社会资本的维度与测量 |
| 2.1.3 旅游企业社会资本研究 |
| 2.2 转型升级与旅游企业转型升级 |
| 2.2.1 转型升级的概念与内涵 |
| 2.2.2 转型升级的维度与测量 |
| 2.2.3 旅游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 |
| 2.3 企业成长与旅游企业成长 |
| 2.3.1 企业成长的概念与内涵 |
| 2.3.2 企业成长的维度与测量 |
| 2.3.3 旅游企业成长的研究 |
| 2.4 环境动态性的研究综述 |
| 2.4.1 环境动态性的概念与内涵 |
| 2.4.2 环境动态性的维度与测量 |
| 2.4.3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
| 2.5 相关研究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中小旅游企业 |
| 3.1.2 旅游企业社会资本 |
| 3.1.3 旅游企业成长绩效 |
| 3.1.4 旅游企业转型升级 |
| 3.2 理论模型 |
| 3.2.1 理论模型构建的前提 |
| 3.2.2 理论模型构建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社会资本与中小旅游企业成长 |
| 3.3.2 社会资本与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 |
| 3.3.3 转型升级与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 |
| 3.3.4 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的中介作用 |
| 3.3.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问卷设计 |
| 4.1.1 问卷设计的原则 |
| 4.1.2 问卷设计的过程 |
| 4.1.3 问卷设计的偏差控制 |
| 4.2 “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测量量表开发 |
| 4.2.1 现有测量量表的述评 |
| 4.2.2 测量题项的生成 |
| 4.2.3 初始量表预测 |
| 4.3 其他变量的测量 |
| 4.3.1 中小旅游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 |
| 4.3.2 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的测量 |
| 4.3.3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 4.3.4 控制变量的测量 |
| 4.4 预调研与量表修正 |
| 4.4.1 小样本取样及描述 |
| 4.4.2 量表题项的净化与修正 |
| 4.4.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模型分析及结果讨论 |
| 5.1 数据收集 |
| 5.1.1 研究样本界定 |
| 5.1.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5.1.3 样本数据的正态性检验 |
| 5.2 数据质量分析 |
| 5.2.1 信度分析 |
| 5.2.2 效度分析 |
| 5.3 假设检验 |
| 5.3.1 初始模型构建 |
| 5.3.2 模型拟合与修正 |
| 5.3.3 路径分析 |
| 5.3.4 中介效应分析 |
| 5.3.5 调节效应分析 |
| 5.4 研究结果讨论 |
| 5.4.1 社会资本与中小旅游企业成长绩效 |
| 5.4.2 社会资本与企业转型升级 |
| 5.4.3 企业转型升级与企业成长绩效 |
| 5.4.4 中介效应 |
| 5.4.5 调节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贡献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局限 |
| 6.5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旅游企业转型升级的深度访谈提纲 |
| 附录 B：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程度预测问卷 |
| 附录 C：预调研问卷 |
| 附录 D：正式调研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7）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政府对策研究 ——以白山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依据 |
| 2.1 概念的界定 |
| 2.1.1 资源型城市 |
| 2.1.2 产业结构 |
| 2.1.3 政府职能 |
| 2.2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理论依据 |
| 2.2.1 产业结构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3章 白山市产业转型现状 |
| 3.1 白山市产业转型基本情况 |
| 3.1.1 白山市产业结构现状 |
| 3.1.2 白山市产业经济现状 |
| 3.2 白山市产业结构转型优势 |
| 3.2.1 民营经济扶持力度大 |
| 3.2.2 地区资源优势 |
| 3.2.3 交通地理优势 |
| 3.3 白山市政府产业转型的政策依据 |
| 3.3.1 资源方面政策依据 |
| 3.3.2 政府方面政策依据 |
| 第4章 白山市产业转型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白山市产业转型期间存在的问题 |
| 4.1.1 政府职能定位模糊 |
| 4.1.2 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
| 4.1.3 缺乏科学的管理体制 |
| 4.1.4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
| 4.2 白山市产业转型期间问题的成因 |
| 4.2.1 政府理念陈旧 |
| 4.2.2 对传统产业依赖性大 |
| 4.2.3 管理体制缺乏创新 |
| 4.2.4 资源开采遗留问题 |
| 第5章 白山市产业转型政府的对策及建议 |
| 5.1 准确定位政府职能 |
| 5.1.1 正确认识政府职能 |
| 5.1.2 强化政府管理能力 |
| 5.1.3 提高行政效率 |
| 5.2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
| 5.2.1 绿色产业体系 |
| 5.2.2 提高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
| 5.2.3 完善产业转型中生态修复 |
| 5.3 创新社会公共管理体系 |
| 5.3.1 从政策上为转型提供保障 |
| 5.3.2 完善融资体系 |
| 5.3.3 加大中小企业扶持力度 |
| 5.3.4 创造就业机会 |
| 5.3.5 完善社会保障 |
| 第6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3 小结 |
| 1.3 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核心概念界定与国内外相关理论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2.2 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 |
| 2.3 马克思供需理论 |
| 2.3.1 供给、需求的辩证关系 |
| 2.3.2 供需平衡的实现 |
| 2.4 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
| 2.5 供给学派的供需理论 |
|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动因、现实必要性与实施现状分析 |
| 3.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动因 |
| 3.1.1 打破阻碍供需调整的利益关系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支撑 |
| 3.1.2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换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
| 3.1.3 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力点 |
| 3.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必要性 |
| 3.2.1 供给侧传统生产要素条件发生变化 |
| 3.2.2 创新驱动不足,经济发展动力有待接续 |
| 3.2.3 产业结构不合理,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中高端供给不足 |
| 3.2.4 需求存在刚性约束,务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宽需求 |
| 3.2.5 长期需求管理积累了较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
| 3.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现状分析 |
| 3.3.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布局 |
| 3.3.2 “三去一降一补”已取得的成绩 |
| 3.3.3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逐渐形成 |
| 3.4 小结 |
| 4.多重利益关系制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进 |
| 4.1 政府与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分析 |
| 4.1.1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难以厘清致使供给质量和效率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转型中稳增长与去杠杆的两难选择 |
| 4.2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分析 |
| 4.2.1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不耦合 |
| 4.2.2 地方政府追求利益的供给管理引致供给刚性和过度扩张 |
| 4.2.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涉及到对地方政府利益进行调整 |
| 4.3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利益关系的分析 |
| 4.3.1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主体地位不平等使其利益不同 |
| 4.3.2 企业主体地位和利益不同使国企成为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集中领域 |
| 4.3.3 企业主体地位和利益不同固化供给刚性 |
| 4.4 小结 |
| 5.利益协调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 |
| 5.1 政府与社会整体层面 |
| 5.1.1 转变政府职能,减税让利激发社会经济活力 |
| 5.1.2 强化逆周期调节、适度扩大总需求,以稳增长助力结构性改革 |
| 5.1.3 为去杠杆应结构性加杠杆与去杠杆并举 |
| 5.1.4 坚持供给结构调整与供给创新齐抓 |
| 5.2 地方政府层面 |
| 5.2.1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官员利益调整 |
| 5.2.2 深化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促供给侧转型升级 |
| 5.3 企业层面 |
| 5.3.1 落实竞争中性原则促进企业平等竞争 |
| 5.3.2 以利率市场化深化金融制度改革 |
| 5.3.3 以健全产权制度和法制体系,激发企业家精神变革供给结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论转型中的我国民营企业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民营教辅企业的转型探索研究 ——以志鸿教育、世纪金榜、曲一线的转型探索为例（2014-2019）[D]. 李瑞萍. 河北大学, 2020(08)
- [2]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3]基于GL公司战略转型中的组织认同研究[D]. 杨黛梅. 广东工业大学, 2020(02)
- [4]全面停伐后黑龙江国有森工企业转型行为影响机理分析研究[D]. 刘清泉.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1)
- [5]加入行业协会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中国民营企业的微观证据[J]. 杨进,张攀. 经济管理, 2020(01)
- [6]社会资本对中小旅游企业转型升级及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D]. 宋竹芳. 西北大学, 2019(01)
- [7]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8]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政府对策研究 ——以白山市为例[D]. 吴迪. 长春工业大学, 2019(03)
- [9]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10]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古守卫.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