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介入神经放射学发展现状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郭玮珍,张素芬,李明芳,刘小莲,麦维基,陈慧峰,贾育新,黄伟旭[1]（2021）在《放射诊疗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异常结果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分析放射诊疗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异常情况与原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择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个人剂量监测室2016—2019年监测的放射诊疗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对其单周期个人剂量当量≥1.25 mSv（调查水平）的异常结果与原因进行分析。结果研究对象个人剂量监测异常结果检出率为0.26%（263/102 284）;其中,非真实结果检出率为0.19%（194/102 284）,真实结果检出率为0.07%（69/102 284）。异常结果中,个人剂量<5.00 mSv者占73.38%（193/263）。不同职业类别人群中,介入放射学人群个人剂量监测异常结果和非真实结果的检出率均最高（P值均<0.01）。珠江三角洲地区人群个人剂量监测异常结果和非真实结果检出率均高于非珠江三角洲地区（0.27%vs 0.17%,0.20%vs 0.12%,P值均<0.05）;三级医院人群个人剂量监测非真实结果检出率低于非三级医院（0.18%vs 0.30%,P<0.05）。个人剂量监测真实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工作量增加（占43.48%）,非真实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剂量计留置于工作场所（占57.73%）。结论放射诊疗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异常检出率较高;应以介入放射学、珠三角地区医院和非三级医院的放射工作人员为重点,加强放射防护工作。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教育部[3]（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提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张文超[4]（2020）在《三种胸腔镜术式对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围手术期的影响》文中提出目的迄今为止肺癌的治疗仍然是以外科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方式,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首选的治疗方式是手术治疗。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已把电视胸腔镜（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y,VATS）肺段切除术和肺楔形切除术同VATS肺叶切除术列为早期NSCLC的治疗队伍。但对于治疗早期NSCLC的最佳术式是选择肺叶切除术还是选择亚肺叶切除术（包含肺段切除术和肺楔形切除术）仍然存在争议,通过探讨不同的胸腔镜术式对早期NSCLC患者围手术期的影响,从而制定出个体化和规范化的治疗方案。方法通过研究比较,分析唐山市工人医院胸外科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行胸腔镜下根治性手术治疗的早期NSCLC患者临床资料,根据NCCN指南进行手术,选择符合入选标准的行VATS肺叶切除术的早期NSCLC患者35例作为肺叶切除组,选择同期来我院进行VATS肺段切除术的31例早期NSCLC患者作为肺段切除组,再选择同期到我院进行VATS肺楔形切除术的36例早期NSCLC患者作为肺楔形切除组,比较分析三组患者术中出血量（ml）、术后胸腔闭式引流管引流液量（ml）、术后拔管时间（d）及患者术前1周、术后1周及术后1个月的肺通气功能指标: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irst second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FEV1）、FEV1/预计值百分比（FEV1%）、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FVC/预计值百分比（FVC%）。结果三组患者均按原定计划完成手术治疗,手术顺利,术中无意外发生,术后恢复较好,无死亡病例。三组患者在术中出血量（78.53±21.27 VS 121.13±22.67 VS 141.86±25.32,P=0.000）、术后引流量（573.76±266.38 VS 586.13±173.76 VS 733.29±273.24,P=0.013）和胸管留置时间（4.32±0.81 VS 4.65±0.76 VS 5.46±1.22,P=0.000）等方面肺楔形切除组和肺段切除组优于肺叶切除组,P<0.05,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三组患者在术后一周肺功能指标:FEV1（2.00±0.47 VS 1.86±0.26 VS 1.58±0.34,P=0.000）、FEV1%（77.12±14.51 VS 71.66±11.07 VS 66.61±15.85,P=0.010）、FVC（2.30±0.52 VS 2.23±0.30 VS 1.96±0.39,P=0.002）、FVC%（83.70±15.54 VS 80.52±12.73 VS 74.80±13.51,P=0.032）和术后一个月肺功能指标:FEV1（2.30±0.43 VS 2.20±0.30 VS 11.94±0.23,P=0.000）、FEV1%（91.03±11.69 VS 88.33±10.15 VS 80.91±11.13,P=0.001）、FVC（2.70±0.50 VS 2.51±0.32 VS 2.20±0.36,P=0.000）、FVC%（96.07±12.31 VS 93.93±8.65 VS 87.23±7.22,P=0.001）肺楔形切除组和肺段切除组均高于肺叶切除组,且差异明显,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1 VATS肺叶切除术、VATS肺段切除术和VATS肺楔形切除术均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手术效果。2 VATS亚肺叶切除术（包括VATS肺段切除术和VATS肺楔形切除术）与VATS肺叶切除术相比,具有术中出血少、术后引流量少和术后胸腔闭式引流管放置时间短等优点,并很大程度的保留健康的肺组织,对肺功能的影响较小,术后肺功能显着优于VATS肺叶切除术,可以为早期NSCLC患者提供一种更为符合微创理念的外科手术治疗方式。图0幅;表6个;参150篇。
李凌旭[5]（2019）在《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教义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然而当前在我国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对其主要从传统的刑法注释学立场展开研究,系统的教义学研究尚付诸阙如。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教义学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在深化本罪理论研究的同时期待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第一章主要对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界定、立法理由以及教义学困境进行了研究。本罪罪名源自刑法第300条第一款,为独立的罪名。本罪是符合刑法第300条第1款相关构成要件的违法且有责的行为,属于邪教组织犯罪。本罪属于结果犯、行政犯（法定犯）,另外本罪既非目的犯也非复行为犯。我国刑事立法者基于法益保护原则以及从刑罚规制的合目的性角度制定本罪,然而本罪的司法实践却出现了一些偏差,这主要是由于司法实践中未自觉运用教义学中的类型化思维,忽视了理论模型的指引意义。就本罪教义学理论模型构建本身而言,其也未以相应价值为归依。第二章重点对本罪构成要件进行了研究。从事实层面看,邪教组织是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不正当、不正派的宗教;从规范层面看,邪教组织是指具持续性、制度化的阶层性、理性的内部规范性的侵犯法益的违法宗教。邪教组织和邪教并不相同。本罪的实行行为为组织、利用行为,“破坏法律实施”属本罪构成要件之结果。本罪组织行为的规范含义为建立邪教组织或维持其存续状态的行为,本罪利用行为的规范含义为采取蒙骗等各种手段使邪教组织为行为人所用的行为。“破坏法律实施”属非物质性结果。本罪中的“法律”有两种,分别为罪状中的“法律”以及罪名中的“法律”。罪状中的“法律”是指狭义的法律而罪名中的“法律”是指狭义的法律+行政法规。本罪“实施”之规范含义是指社会中的各类主体（包括政府机关）运用和依照法律规范自己行为的总和及由此而产生了权利被享用、义务被履行、禁令被遵守的状态。“破坏”之规范含义是指妨碍或者侵害。本罪的主观罪过只能为故意,行为人对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结果应有认识,并有实现本罪事实的意图。此外,本罪也存在法律事实错误以及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错误的场合。第三章主要聚焦于本罪违法性阻却事由研究。违法性的本质是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且不具有社会相当性时,才具有违法性。对于违法性的判断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应坚持违法相对性作为其判断基准。本罪主要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一是作为职务行为的卧底侦查行为。其又可分为卧底侦查行为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下仅至未遂的情形以及卧底侦查行为达至既遂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在考虑其法益侵犯性的同时考虑到该行为是出于侦查的目的,手段也是基于该目的而实施的,且手段也具有社会相当性,应认为其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该行为虽然该当本罪构成要件,但是在违法性判断阶段具有违法阻却事由;对于第二种情形,虽然该行为具有法益侵犯性,但是可以认为该行为是为了执行侦查命令而从事的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阻却违法性。二是行使宪法权利的行为属于违法阻却事由。行为人因行使宪法权利而产生了破坏法律实施后果的,阻却违法。三是履行邪教组织内传道人职责不属于本罪的违法阻却事由。第四章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责任阻却事由研究。我国的责任能力不仅是犯罪能力,也是刑罚适应能力。本罪行为人因精神病而影响责任能力之判断,应坚持混合方法,法官对于行为人参加邪教组织致降低或丧失责任能力应判断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此外,行为人智商低下或文化水平低并不影响行为人的责任能力。本罪适用期待可能性有法规依据以及法理依据,对本罪期待可能性之判断应坚持行为人标准,行为人因穷困或个人特殊原因而参加邪教组织并从事本罪之情形、因受胁迫而从事本罪之情形以及因从小生长于邪教组织家庭而从事本罪之情形均属于行为人期待性降低或欠缺之情形。另外,在本罪确信犯的场合,行为人仍然具有期待可能性。本罪中违法性意识的对象应是对刑法第300条第1款的禁止规范或者评价规范违反的认识,但不包括刑法可罚性、法定刑的认识。行为人因文化程度低、智商低下、生活经历等原因而不具有违法性意识可能性的场合,应合理对其进行认定。在确信犯的场合不应认定不具有违法性意识可能性,加入邪教后无法认识到行为违法的,也不应据此就认定不具违法性意识可能性。第五章着重对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犯罪形态进行研究。本罪存在未完成形态。本罪的障碍未遂应以实质的客观说为依据,并根据“组织”行为以及“利用”行为之不同特点对本罪未遂进行界定。本罪中止未遂之结果应通过将其具体化的方式进行认定,对行为人以不作为的方式停止实施本罪的场合可认为其是基于自己的意思防止破坏法律实施的结果发生。本文坚持二阶层犯罪参与体系,并认为本罪非集团性共同犯罪。行为人强制第三者从事本罪等场合均存有间接正犯之可能。本罪并不存在片面共同正犯但应承认共谋共同正犯以及承继的共同正犯。在本罪教唆犯的场合,教唆对象应是特定的,不应为接受邪说的全体邪教组织成员。帮助不同于教唆,帮助是对已有强烈犯罪决意的人给予支持的行为,且一般来说该帮助只要能够使得正犯的实行行为变得容易实施即可。本罪存在片面帮助犯。本罪中主从犯的认定标准应该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认定,并根据违法和有责这两个因素来对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判断认定。罪数形态方面,法律上视为一个行为并作为一罪处理的情形在本罪中主要是连续犯。在本罪与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产生罪数形态问题的场合,应按照想象竞合犯来处理。在本罪与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产生罪数形态问题的场合,应根据情形数罪并罚或按照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罚。在本罪与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产生罪数形态问题的场合,应认定其为想象竞合。在本罪与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产生罪数形态问题的场合,应认定为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在本罪与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产生罪数形态问题的场合,若其为一个行为应按照想象竞合犯来处理。在本罪与非法经营罪产生罪数形态之场合,应根据行为的个数判定是按照想象竞合还是数罪并罚来处断。
王斌[6]（2019）在《小儿实体肿瘤介入治疗进展》文中认为小儿肿瘤近年来发病率越来越高,但小儿实体肿瘤的相关研究明显滞后。小儿实体肿瘤以神经系统肿瘤的比例较高,其他实体肿瘤主要为骨肿瘤、肾脏、肝脏等相关肿瘤。神经系统的介入治疗仍未广泛应用,接受介入治疗比例最高的肿瘤为肝细胞癌。介入治疗能够抑制癌组织的生长,联合手术治疗能够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存期。介入治疗为不能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让更多的患者有了更多治疗选择。但是介入治疗在小儿肿瘤的应用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继续努力,不断创新。
张家豪[7]（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杨俊杰[8]（2019）在《125I粒子植入术后屏蔽防护效果及环境辐射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探讨放射性125I粒子植入术后不同铅当量的屏蔽材料屏蔽防护效果的差异及对周围环境辐射的影响。方法1.参照放射性125I粒子植入术后即刻CT扫描图像,测量粒子植入中心距患者体表的垂直距离,并记录;放射性125I粒子植入术后24h内,不覆盖屏蔽材料时,使用袖珍辐射仪测量距患者粒子植入部位体表标记点30cm、40cm、50cm、60cm、70cm、80cm、90cm、100cm垂直距离处的剂量率,探讨放射性125I粒子的衰变规律;2.患者分别覆盖0.25mmpb、0.35mmpb屏蔽材料后,使用袖珍辐射仪测量距患者粒子植入部位体表标记点30cm、40cm、50cm、60cm、70cm、80cm、90cm、100cm垂直距离处的剂量率,分别与不覆盖屏蔽材料时30cm、50cm及100cm处剂量率比较,计算二者有无统计学差异;比较0.25mmpb与0.35mmpb的屏蔽材料屏蔽后,距患者粒子植入部位体表标记点30cm、50cm及100cm距离处剂量率是否有统计学差异,同时计算并对比0.25mmpb与0.35mmpb的屏蔽材料对射线的屏蔽效果;3.在放射性125I粒子植入患者返回病房前,连续测量病房内本底剂量率5次,取其平均值,作为天然本底剂量率;在距离患者粒子植入部位体表标记点100cm、200cm、300cm、400cm的垂直距离处,使用环境监测仪测量粒子植入患者术后24h内的剂量率,与天然本底剂量率比较,计算年剂量当量,研究放射性125I粒子对环境的辐射污染;4.根据公式:D（n）=D（O）e-λn和E（∞）=34.56 TpD（0）Tr计算不同人群的警戒时间,比较各组间的差异。结果1.粒子植入术后24h内不覆盖屏蔽材料时,测量距离粒子植入部位体表标记点30cm、40cm、50cm、60cm、70cm、80cm、90cm、100cm垂直距离处的剂量率,分别为11.307（5.210,17.020）uSv/h、7.326（2.795,11.613）uSv/h、5.775（1.990,8.850）uSv/h、4.217（1.355,6.150）uSv/h、3.362（1.110,5.043）uSv/h、2.650（0.865,4.240）uSv/h、2.065（0.783,3.100）uSv/h、1.551（0.590,2.415）uSv/h,剂量率与距离的关系式为:y=22.975e-0.027x;2.覆盖0.25mmpb及0.35mmpb屏蔽材料分别与不覆盖屏蔽材料时剂量率比较,在30cm、50cm及100cm处P值均为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覆盖0.25mmpb及0.35mmpb的屏蔽材料时在30cm处的剂量率分别为0.288（0.143,0.390）uSv/h与0.248（0.130,0.325）uSv/h,二者比较P值为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50cm处的剂量率分别为0.242（0.130,0.308）uSv/h与0.209（0.130,0.280）uSv/h,二者比较P值为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100cm处的剂量率分别为0.177（0.130,0.210）uSv/h与0.158（0.120,0.190）uSv/h,二者比较P值为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25mmpb和0.35mmpb的屏蔽材料分别可屏蔽88.59%97.45%、89.81%97.81%的辐射线;3.测得天然本底剂量率为0.112±0.015uSv/h,距离放射性125I粒子植入部位体表标记点100cm、200cm、300cm、400cm垂直距离处使用环境监测仪测得的剂量率分别为1.497±0.694uSv/h、0.187±0.043uSv/h、0.129±0.016uSv/h、0.114±0.016uSv/h,与天然本底剂量率比较,在100cm、200cm、300cm处P值均为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400cm处P值为0.28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100cm、200cm、300cm、400cm处的年剂量当量分别为0.771mSv、0.096mSv、0.066mSv、0.059mSv;4.术后24h内不覆盖屏蔽材料时,根据袖珍辐射仪测得的剂量率计算得出同住成年人、同住未成年人及孕妇、同事、同床成年人的警戒时间分别为1d、47d、75d、113d,而覆盖0.25mmpb、0.35mmpb的屏蔽材料后计算得出同住成年人、同住未成年人及孕妇、同事、同床成年人的警戒时间均为0d。结论1.粒子术后在30cm处穿戴0.25mmpb的屏蔽材料即可达到防护要求;2.患者粒子植入部位周围100cm处环境安全,无需防护;随着距离的延长,辐射剂量率逐渐衰减,400cm处剂量率接近于天然本底剂量率,不存在辐射污染;3.术后根据特定人群制定个体化防护措施。图1幅;表7个;参53篇。
彭晓芳[9]（2014）在《分析介入神经放射学中DSA图像测量技术的应用价值》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介入神经放射学中DSA图像测量技术的应用价值。方法:统计分析2014年1-4月收治的100例接受介入神经放射学检查或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100例狭窄血管患者中,95例测量结果精确,3例测量数值偏大0.10.3 mm,2例测量数值偏小0.10.2 mm,分别占总数的95%、3%、2%。误差发生的原因为图像缺乏清晰的边缘、后者参照物和被测量目标血管或病变未在同一平面上。结论:介入神经放射学中DSA图像测量技术能够有效指导其检查和治疗,介入操作医师应该对支架、保护过滤伞、弹簧圈等材料的种类、型号进行合理的选择。
何旭英[10]（2006）在《脑动脉瘤形成及破裂出血相关因素的临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一部分 脑动脉瘤形成的相关因素临床分析 目的：总结囊性脑动脉瘤患者人口统计学分布，将脑动脉瘤组及无脑动脉瘤对照组两组的既往病史、脑血管形态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定义本研究中的囊性脑动脉瘤形成的相关因素。 方法：回顾性收集2000年1月～2005年5月我院诊治的40例颈内动脉后交通动脉瘤患者、57例前交通动脉瘤患者、1例同时患有前、后交通的患者及30例无脑动脉瘤患者的资料。分析记录脑动脉瘤患者性别、年龄，脑动脉瘤组及无脑动脉瘤对照组的病史等临床基本要素，进行比较。细致阅读两组的全脑血管造影以及超选择性脑血管造影图像，按照一定的测量标准，标记出所有患者的相关脑血管形态特征，分别将颈内动脉后交通动脉瘤病人、前交通脑动脉瘤病与及无脑动脉瘤患者的脑血管形态特征，进行对比分析。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运用配对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及X2检验等方法进行统计处理。 结果：（1）本组共98例囊性脑动脉瘤患者，年龄19-73岁，平均48.64±12.50岁，高峰段为40～50岁。男性46例，占46.94％，女性52例，占53.06％。多发性AN 4例，每例都包含2个AN。本组共包含AN 102个，其中48个AN位于男性病人中，54个AN位于女性病人中。既往史明确的60例囊性脑动脉瘤患者中患有高血压病者27人，占45％；患有高血脂症8人，占13.33％；患有高血糖者16人，占26.67％。对照组30例，患高血压者2人，占6.67％；患有高血脂症2人，占6.67
二、我国介入神经放射学发展现状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介入神经放射学发展现状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放射诊疗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异常结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和方法 |
| 1.1 对象 |
| 1.2 方法 |
| 1.2.1 个人剂量监测 |
| 1.2.2 异常结果原因调查 GBZ |
| 1.2.3 有关定义 |
| 1.3 质量控制 |
| 1.4 统计学分析 |
| 2 结 果 |
| 2.1 基本情况 |
| 2.2 不同地区与不同等级医院人群个人剂量监测异常结果比较 |
| 2.3 个人剂量监测异常结果原因分析 |
| 3 讨 论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三种胸腔镜术式对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围手术期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引言 |
| 第1章 临床研究 |
| 1.1 临床资料 |
| 1.1.1 实验材料 |
| 1.1.2 一般资料 |
| 1.1.3 纳入标准 |
| 1.1.4 排除标准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术前准备 |
| 1.2.2 麻醉方法 |
| 1.2.3 手术方法 |
| 1.2.4 肺癌临床分期 |
| 1.2.5 术后处理 |
| 1.3 观察指标 |
| 1.4 统计学方法 |
| 1.5 结果 |
| 1.5.1 术后一般情况 |
| 1.5.2 三组患者围手术期手术观察指标 |
| 1.5.3 三组患者围手术期肺功能观察指标 |
| 1.6 讨论 |
| 1.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第2章 综述 肺癌的研究进展 |
| 2.1 肺癌的病因学 |
| 2.1.1 吸烟（二手烟） |
| 2.1.2 肺部相关疾病 |
| 2.1.3 肿瘤家族史 |
| 2.1.4 空气污染 |
| 2.1.5 职业暴露 |
| 2.1.6 饮食习惯 |
| 2.1.7 精神因素 |
| 2.2 肺癌的病理分型 |
| 2.3 肺癌的临床表现 |
| 2.3.1 局部症状 |
| 2.3.2 全身症状 |
| 2.3.3 肺外症状 |
| 2.3.4 外侵和转移症状 |
| 2.4 肺癌的诊断 |
| 2.4.1 影像学方法 |
| 2.4.2 病理学方法 |
| 2.5 肺癌的分期 |
| 2.6 肺癌的治疗原则 |
| 2.6.1 手术治疗 |
| 2.6.2 放射治疗 |
| 2.6.3 化学治疗 |
| 2.6.4 介入治疗 |
| 2.6.5 靶向治疗 |
| 2.6.6 免疫治疗 |
| 2.7 肺癌的预防 |
| 2.8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5）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教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概述 |
| 第一节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概念辨析 |
| 一、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罪名之由来:以刑法第300条第1款之罪名确立为基底 |
| 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概念界定 |
| 三、“邪教组织犯罪”与“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辨析 |
| 第二节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类型归属 |
| 一、目的犯抑或非目的犯 |
| 二、复行为犯抑或单行为犯 |
| 三、行为犯抑或结果犯 |
| 四、行政犯(法定犯)抑或刑事犯(自然犯) |
| 第三节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立法理由之教义学研究 |
| 一、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立法演进 |
| 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立法理由及其教义学研究 |
| 第四节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教义学困境 |
| 一、刑事政策未体现于教义学 |
| 二、未自觉运用教义学中的类型化思维 |
| 三、偏重概念法学忽视了理论模型的构建 |
| 四、教义学理论模型构建未以相应价值作为归依 |
| 第二章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构成要件之教义学研究 |
| 第一节 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之教义学阐释 |
| 一、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理论模型之意义 |
| 二、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之构造 |
| 三、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之潜在危机及化解 |
| 四、本罪中的规范构成要件要素 |
| 第二节 邪教组织的内涵 |
| 一、“邪教组织”内涵界定的学说评述 |
| 二、“邪教组织”概念之事实构造 |
| 三、“邪教组织”概念之规范构造 |
| 四、“邪教组织”与“邪教”辨析 |
| 第三节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实行行为之教义学研究 |
| 一、“组织”行为的规范构造 |
| 二、“利用”行为的规范构造 |
| 第四节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构成要件结果之教义学研究 |
| 一、界定本罪结果属性之实益 |
| 二、本罪结果属性分析 |
| 三、“破坏法律实施”的内涵结构 |
| 第五节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主观要件要素之教义学研究 |
| 一、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罪过形式之争 |
| 二、本罪故意之构造 |
| 三、本罪的事实错误 |
| 第三章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违法阻却事由之教义学研究 |
| 第一节 违法性本质和违法性判断 |
| 一、违法性的本质 |
| 二、违法性的判断 |
| 第二节 “卧底侦查”与本罪之违法性阻却问题 |
| 一、作为职务行为的卧底侦查 |
| 二、与本罪相关的卧底侦查的若干情形 |
| 三、不具有社会相当性的卧底侦查行为 |
| 第三节 “行使宪法权利”与本罪之违法性阻却 |
| 一、“行使宪法权利”属违法阻却事由 |
| 二、本罪行为方式与“行使宪法权利” |
| 三、不属于“行使宪法权利”的情形 |
| 第四节 履行邪教组织内传道人职责与本罪之违法阻却事由 |
| 一、本罪中以履行邪教组织内传道人职责为由进行辩护之场合 |
| 二、履行邪教组织内传道人职责非本罪违法阻却事由之教义学证成 |
| 第四章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责任阻却事由之教义学研究 |
| 第一节 本罪之责任能力问题 |
| 一、我国《刑法》责任能力之规定 |
| 二、责任能力之本质 |
| 三、本罪行为人责任能力之判断 |
| 第二节 本罪中的期待可能性问题 |
| 一、本罪期待可能性适用之依据 |
| 二、本罪期待可能性适用之判断标准 |
| 三、本罪期待可能性降低或欠缺之情形 |
| 四、确信犯场合是否影响行为人之期待可能性 |
| 第三节 本罪中的违法性意识可能性问题 |
| 一、违法性意识之对象 |
| 二、本罪应具违法性意识可能性之证立 |
| 三、本罪中行为人可能不具有违法性意识可能性之场合 |
| 四、本罪司法实践中是否具有违法性意识可能性的两个争议问题 |
| 第五章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犯罪形态之教义学研究 |
| 第一节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未完成形态之教义学研究 |
| 一、本罪预备犯之基础理论 |
| 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障碍未遂 |
| 三、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中止未遂 |
| 第二节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共犯教义学研究 |
| 一、本罪共犯之争议问题 |
| 二、本罪共同正犯之教义学研究 |
| 三、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狭义共犯之教义学研究 |
| 第三节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罪数形态之教义学研究 |
| 一、法律上视为一个行为并作为一罪处理的情形 |
| 二、数行为场合下本罪罪数形态之审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小儿实体肿瘤介入治疗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小儿肿瘤的现状 |
| 二、介入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
| 三、小儿肿瘤的介入治疗 |
| 四、小儿肿瘤介入治疗的问题 |
| 五、总结 |
（7）“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8）125I粒子植入术后屏蔽防护效果及环境辐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引言 |
| 第1章 临床研究 |
| 1.1 材料与方法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临床资料 |
| 1.1.3 仪器设备 |
| 1.1.4 监测方法 |
| 1.1.5 研究方法 |
| 1.1.6 ~(125)I粒子植入方法 |
| 1.1.7 数据指标 |
| 1.1.8 统计学方法 |
| 1.2 结果 |
| 1.2.1 剂量率 |
| 1.2.2 剂量率与距离的关系 |
| 1.2.3 不同铅当量屏蔽材料防护效果的比较 |
| 1.2.4 不同铅当量屏蔽材料的防护效果 |
| 1.2.5 环境监测仪测量数据与天然本底剂量率比较 |
| 1.2.6 不同人群的警戒时间 |
| 1.3 讨论 |
| 1.3.1 辐射防护标准 |
| 1.3.2 不覆盖屏蔽材料时的辐射与防护 |
| 1.3.3 覆盖0.25mmpb屏蔽材料时的辐射与防护 |
| 1.3.4 覆盖0.35mmpb屏蔽材料时的辐射与防护 |
| 1.3.5 不同铅当量的屏蔽材料防护效果的差异 |
| 1.3.6 不同人群的警戒时间 |
| 1.3.7 放射性 ~(125)I粒子对环境的辐射污染及防护优化管理 |
| 1.3.8 本研究的不足 |
| 1.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2章 综述~(125)I粒子植入的辐射研究现状及进展 |
| 2.1 ~(125)I粒子植入的发展史 |
| 2.1.1 ~(125)I粒子简介 |
| 2.1.2 外放疗和 ~(125)I粒子植入术的发展史 |
| 2.2 ~(125)I粒子植入治疗的原理 |
| 2.3 ~(125)I粒子植入的特性 |
| 2.4 ~(125)I粒子植入的适应症 |
| 2.5 ~(125)I粒子植入术与外放疗的区别 |
| 2.6 ~(125)I粒子的生物学机制 |
| 2.7 ~(125)I粒子植入治疗的剂量学及分布原则 |
| 2.8 ~(125)I粒子植入术的辐射危害 |
| 2.9 不同身体部位组织对辐射的影响 |
| 2.10 ~(125)I粒子植入术的辐射防护 |
| 2.11 辐射防护存在的误区 |
| 2.12 防护流程的优化 |
| 2.13 ~(125)I粒子脱落的处理 |
| 2.14 ~(125)I粒子植入术的宣教及心理疏导 |
| 2.15 ~(125)I粒子植入术后患者尸体的处理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致谢 |
| 导师简介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分析介入神经放射学中DSA图像测量技术的应用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设备运用 |
| 1.3 DSA图像测量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10）脑动脉瘤形成及破裂出血相关因素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脑动脉瘤形成的相关因素临床分析 |
| 1.1 人口统计分布及病史特征 |
| 1.2 颈内动脉后交通动脉瘤组与对照组影像资料分析 |
| 1.3 前交通动脉瘤组与对照组影像资料分析 |
| 1.4 结论 |
| 1.5 讨论 |
| 第二章 脑动脉瘤出血的相关形态学因素分析 |
| 2.1 人口统计分布 |
| 2.2 出血脑AN的瘤体长,瘤体长与瘤颈宽的比值分析 |
| 2.3 结论 |
| 2.4 讨论 |
| 全文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神经介入治疗颗粒性栓塞材料 |
| 神经介入治疗栓塞材料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 第一军医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
四、我国介入神经放射学发展现状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放射诊疗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异常结果分析[J]. 郭玮珍,张素芬,李明芳,刘小莲,麦维基,陈慧峰,贾育新,黄伟旭. 中国职业医学, 2021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4]三种胸腔镜术式对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围手术期的影响[D]. 张文超. 华北理工大学, 2020(02)
- [5]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之教义学研究[D]. 李凌旭. 海南大学, 2019(05)
- [6]小儿实体肿瘤介入治疗进展[J]. 王斌. 中华介入放射学电子杂志, 2019(02)
- [7]“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8]125I粒子植入术后屏蔽防护效果及环境辐射研究[D]. 杨俊杰. 华北理工大学, 2019(01)
- [9]分析介入神经放射学中DSA图像测量技术的应用价值[J]. 彭晓芳. 中国医学创新, 2014(20)
- [10]脑动脉瘤形成及破裂出血相关因素的临床研究[D]. 何旭英. 第一军医大学, 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