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经济下会计性质和理论框架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亮[1]（2020）在《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合规度评估方法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在污染防治攻坚战背景下,我国多依赖刚性的督察等环境政策手段,在取得显着政策效果同时,也存在诸如经济、社会和行政成本高、代价大等问题,我国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未来必须也将会更多依靠具有低成本、高效率、高社会认同度特性的环境信息政策工具,并且已经明确在2020年底前完成建立所有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环境信息系统。保障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环境信息手段发挥实际效用的基础和关键,发达国家通过建立系统完善的环保信息公开、证券环境信息披露两套制度体系及相应技术规范体系,对企业环境信披行为起到“全程质保”作用。我国上述两个领域两套制度,制度系统性、标准清晰性、执行保障性均全面缺乏,如何在目前制度体系有显着缺陷、披露模式由自愿性向强制性披露过渡、企业实际披露状况普遍较差背景下,提出能够反映我国该领域制度现状与趋势、在现有整体披露水平下具有较高区分度的披露质量评估方法,是亟待解决、也有一定技术难度的问题。本研究提出“合规性”概念和“先合规、后好坏”思路用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估领域,建立了适用所有环境行为特性企业、适用强制性和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包括形式合规性、全面性、规范性和真实性四方面的“广义合规性”评估框架,并分别针对属重点排污单位上市公司和房地产业上市公司两类主体分别构建了量化评估方法;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位数回归、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三种方法,对影响两类主体信披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对2017和2018年两类主体实际披露情况开展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总体上呈现主体和内容双“排浪式（梯次性）”提升形势。从主体讲,呈现“属重点排污单位上市公司-其他制造业类上市公司-房地产业类上市公司-其他服务业类上市公司”的梯次性,从内容讲,呈现从“形式合规-全面-规范-真实”的梯次性。在“排浪式”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升趋势下,处在不同披露水平和不同特性的上市公司,影响其环境信披水平的主要因素差异显着。属重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其要求最高、总体披露水平最好,影响其环境信披水平的主要是上市交易所、股权结构和股权性质等核心“硬因素”;对房地产这类在现有环保压力不大且非监管重点的公司,主要影响主要因素仍旧是公司规模、股权性质、盈利能力、两职合一等企业自身“软因素”。在此基础上,针对提升全部和部分披露水平提升明显缓慢的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建议（1）2020年底前按期出台覆盖全部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政策,继续通过硬性政策全面提升所有主体披露水平;（2）出台服务于强批要求的技术细则,为各类上市公司提升信披水平提供可供模拟攀爬的参考标准;（3）重点针对披露水平较低且提升缓慢的企业群体进行专门督促,在属重点排污单位上市公司方面,关注①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全部完全解所代表公司,②在上交所上市、高负债率的上市公司,③在低位和中位披露水平,另外关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的上市公司,在高位披露水平,另外关注民营上市公司;在房地产上市公司方面,关注①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四类有效简约解所代表公司,②在低位和中位披露水平,另外关注小规模房地产公司,在高位披露水平,另外关注小规模、两职合一的房地产公司。本研究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研究层面,完善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状况评估分析的框架、视角和方法,针对属重点排污单位和房地产等环境行为特性差异较大、现有信披要求差异也较大的两类上市公司,建立统一的评估框架和评估方法,为评估披露质量提供“基准”。从实践和政策角度,系统评估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真实信披状况、识别各类各细分群体上市公司主要影响因素,为证监和环境部门采取针对性措施提供参考。
尹雪婷[2]（2020）在《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商业模式创新日渐成为企业重要的竞争优势来源之一。当前,市场环境瞬息万变,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企业竞争的本质和结构。在网络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竞争格局中,仅仅凭借着技术创新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大量的企业成功的实践表明,商业模式创新同样是推动企业持续性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企业间竞争的新型业态下,商业模式的创新正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几年来,不断涌现出利用商业模式创新而获得成功的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企业拓展了现有的产业疆域,开发出了全新的蓝海市场,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商业回报。学者们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首先是集中在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创造价值之间的研究,认为确定新的业务的结构及商业模式创新能够为企业创造超值的价值,商业模式创新可以有效解释企业绩效的差异;其次,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又拓展至其分类研究,即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绩效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最后,在已有研究中,发现商业模式创新对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研究颇有些散乱,运用的一些中介变量也比较老旧,以至于造成其中介作用缺乏解释性。为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深入分析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实证影响,从多维度入手,分析及检验商业模式创新（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导向（反应型市场导向和先动型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长期市场绩效及短期财务绩效）之间的理论关系,同时检验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特别地,本研究还对两类市场导向在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机制进行了讨论和检验,以加深对商业模式创新理论的理解。具体来讲,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商业模式的创新是否能够提升企业长期市场与短期财务绩效;（2）市场导向是否在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间起到中介效应,即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市场导向进行中介向顾客沟通价值并确认企业绩效;（3）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是否对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造成影响?围绕上述问题,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大样本数据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具有价值的实证成果:（1）通过企业长期市场绩效呈现的结果显示可以看出,（效率型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绩效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反应型市场导向和先动型市场导向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长期市场绩效之间起到正向中介效应,即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反应型市场导向对现有客户需求的判断可以提升长期市场绩效。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能够通过先动型市场导向预判顾客潜在需求来提升长期市场绩效。先动型市场导向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长期市场绩效之间起到正向中介效应,但反应型市场导向却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长期绩效之间起到负向中介效应。（2）从短期财务绩效的结果看,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提升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呈现显着正向作用,采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运营方式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却呈现负向作用。加入中介变量后,反应型市场导向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短期财务绩效之间起到正向中介效应,但先动型市场导向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短期财务绩效之间并不存在中介机制作用。而（反应型和先动型）市场导向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短期财务绩效之间产生负向中介效应。（3）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在制度环境相对不完善的状况下,效用反而更加明显。制度环境能够提升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长期市场绩效的作用,但是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短期财务绩效的关系没有指向性作用。综上,本研究在探析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上拥有了一些新的见解和想法。首先,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市场导向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路径;其次,本研究针对中国转型环境特征,分析验证了制度环境能否调节（效率型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各类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也对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的意义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扩展。本文虽然研究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成果,但是在研究中仍然有很多局限性和不足,在查找文献的深度、数据测量收集的广度和问卷调查的主观性等方面,都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与研究成果的实用性,需要后续对研究进一步完善。
孙蕊[3]（2019）在《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其应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会计重要性原则,在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整个信息处理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制约和指导着企业会计实务工作。相比于谨慎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等其它会计原则,重要性原则应用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判断特性。但会计理论界对会计重要性一直缺乏全面、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近些年来,国际会计权威组织开始关注会计重要性问题。2011年,欧洲证券市场机构（ESMA）发布了《财务报告中关于重要性考虑》的咨询文件,在界定重要性术语,主要信息使用者特征以及财务报告目标的基础上,重点针对会计政策、中期报告、附注披露等涉及重要性判断和决策的问题的考虑因素设置征求意见。为了提高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IASB在2015年发布了《IFRS实务声明:财务报表中重要性应用的征求意见稿》。同年,FASB也发布了有关于“重要性决定”（Materiality Determination）的一系列概念框架修订项目征求意见稿;2017年,为使得公司管理层在财务报告信息编制方面更好地运用重要性判断,IASB制定并向公众发布《作出重要性判断的实务声明2》（Making Materiality Judgements:Practice Statement 2）。这一系列项目或声明反映出西方会计组织对重要性原则应用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在完善重要性概念、尝试制定相关非强制性实务指引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我国目前仅将重要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一纳入《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尚未制定关于会计重要性及实务应用方面的准则、解释或指引。随着近些年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步伐加快,以及企业经济业务和资本市场环境日益纷繁复杂,我国亟待对重要性原则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而且这对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保护都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是基于“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化—重要性基础理论构建—重要性判断及框架理论构建—重要性应用的实证检验—重要性应用指引制定建议”的研究脉络,按研究内容和性质不同可大致划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梳理和评述了有关重要性及判定研究的国内外文献,并阐述了后续核心内容探讨的理论基础。第二层次是基于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详细阐述了会计重要性思想的产生、应用与演化。第三层次是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尝试分析并建立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判定的概念理论框架;这其中又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会计重要性概念及作为信息质量特征特征的解析和重构,第二部分是探寻影响重要性原则应用的内外部环境,第三部分是尝试分析重要性判定机制和判定标准,以及建立会计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第四层次是重要性概念应用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自愿性重述和财务报告舞弊两个视角,分别检验关于错报重要性评估和内控缺陷定量重要性标准设定对管理层行为的影响。第五个层次是分析我国建立应用指引的必要性和提出设计建议。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及相应研究结论按照次序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七个方面:第一,采用历史演进和制度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梳理自古代簿记时代、近代会计时期和现代会计时期三个不同阶段重要性思想在会计中的应用和演进,并分析了会计重要性思想历经“自生自发性秩序—会计惯例—正式会计制度”的制度演化路径。会计重要性应用的演进过程是具有内在规律性的:首先,会计重要性思想运用与演化深深根植于一国经济社会制度与商业环境变迁,因而对重要性原则的应用和把握不能忽略社会发展与会计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控制活动,恰如其分地应用重要性原则可以提升会计信息处理效果和质量,有利于细化会计核算和收益计量,提升内部管理效率,最终提升企业业绩;此外,重要性的应用囿于会计目标的发展变化。第二,通过比较分析会计重要性现有的不同定义发现,目前的重要性基本定义涵盖视角和可理解程度较低。在定义基础上,总结了重要性的概念特征可分解为三个维度:基于特定主体背景、信息使用者导向以及依赖于专业判断。结合重要性特征,并借鉴西方哲学价值理论、经济学效用理论等,对重要性相关概念进行重构:在本质属性和概念内涵的认识方面,会计重要性可以被表述为:基于特定主体环境下,是一种为满足主要信息使用者决策需要为导向的价值判断,在会计信息确认、计量、列报和披露等程序发挥着制约和行动导向性作用;普遍运用形式反映在会审人员运用职业判断,评估财务报表项目或事项等信息的错漏报是否会对财务报表整体表述造成重大影响。第三,阐释和分析了影响重要性原则应用的内外部环境。在宏观文化环境方面,一国会计文化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重要性水平评估和应用。树立良好的会计价值观可以通过二次投射作用,激励和驱动会计人员按照会计标准规范来施行会计工作,使得会计制度和会计信念刚柔并济,共同影响着他们对重要性原则的运用。我国资本市场会计监管的最主要目标是保证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此种环境对会计人员作出合法合规的职业判断起到强有力的约束和引导作用。而且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不断涌现的新商业模式,其对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的最大影响是企业价值创造和传递方式的变化,使得投资者、债权人、监管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关心的会计报表信息发生改变,这进一步又对会计信息重要性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企业内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为财务报告编制中重要性应用提供了内部制度保障,一定程度上约束指导着管理当局决策行为。第四,探讨了重要性判断标准、机制和特征,借鉴西蒙“有限理性”理论,本文提出提高重要性判定质量的途径是加强程序理性,减少三类程序非理性偏差。优化重要性判定的质量,就需要加强规则理性,减少规则的不完备性;在加强认识理性过程中,首先要通过学习和实践训练以弥补会计判断人员的“知识差”,借助于判断和决策辅助工具,弥补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行为理性约束方面,为避免严重的行为非理性造成的重要性判定偏误,需要制定严格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并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以保证管理层以及相关会计人员能够作出客观公允的判断。基于对重要性判定理论的探讨,构建了财务报告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第五,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重述公告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财务报表错报重要性程度对管理层财务重述行为意愿的作用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更倾向对于数量和性质重要性程度均较低的财务报表错报进行自愿性重述;相反被监管部门责令要求更正的公司财务报表差错的数量和性质均较严重;进一步发现若上市公司前一年度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会减弱错报数量重要性程度对自愿重述的影响。第六,基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制度及重要性标准设定的相关理论,考察了2011-2017年度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首次设定未变更的内控缺陷重要性定量标准对后续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设定重要性定量标准的上市公司中,其首次设定内控缺陷重要性水平越低,则发生后续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越大,这种情况在非国企、两权分离度较高、公司内部控制环境和外部审计质量较低的公司中显着。结论支持了上市公司管理层很可能存在利用重要性标准的自利动机这一路径。第七,基于重要性及判定的理论构建及实证检验,分析了我国制定重要性应用指引的必要性。我国会计准则的原则导向性决定了在实务中具体应用重要性时,更多依赖于会计职业判断:其一,会计准则执行、重要性职业判断和建立应用指引三者之间是存在双向逻辑互动关系的。其二,重要性应用指引的建立,一定程度会提升不同利益相关者关于财务报表重要性应用问题的共同知识比重,有助于共同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其三,会计重要性本质上是原则导向的价值判断,制定相关方“共识性”的应用指引可确保职业判断中隐性知识得到有效传递。设计应用指引需遵循目标导向原则、差异性规定原则以及程序表现原则。最后在应用指引设计的主体内容、重要性判断的整体程序以及应重点明确的警示类条款三个方面提出相关设计建议。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会计重要性基本理论的系统研究。基于严谨的规范性理论分析,融合管理学、经济学和哲学视角的相关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会计重要性概念本质是一种价值判断,从而得出了有异于以往研究的观点。并对比分析重要性在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的定位,提出满足重要性信息质量特征的充分条件。以上创新点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重要性原则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第二,会计重要性判定的理论研究。重要性判定是会计理论和实务界的一大难点,国内鲜有关于这方面的相对系统的理论探讨。本文在分析会计信息重要性判定特征,数量、质量判断标准,以及判断机制的基础上,从加强程序理性、减少程序非理性偏差这一视角,提出了提升重要性判断质量的路径,并尝试构建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以上创新之处可为会计人员在编报财务报告信息过程中更好地作出重要性判断提供一定理论指导,并对制定我国重要性应用指引提出设计建议。第三,会计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化的探究。基于制度演化经济学视角,梳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会计时期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进过程,总结了重要性思想运用与演进的三大规律。其创新之处在于从历史演进、会计技术和理论发展的层面,探索重要性思想的产生及其演进,这可以认为是对会计重要性系统、深入研究的一个逻辑性起点。第四,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重要性应用与财务重述行为的实证研究。在实证检验报表错报信息重要性判断对自愿性财务重述影响时,本文通过手工收集我国上市公司以重大事项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的差错更正公告中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国内鲜有文献探索关于上市公司管理层自愿重述行为和错报重要性之间的关系,因而具有一定创新性。第五,在探讨内部控制缺陷重要性定量水平设定与财务报告舞弊关系时,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制定内控缺陷认定的重要性定量标准是否具有治理作用,以及内外部治理环境对上述两者关系的影响。创新点在于,以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都聚焦于审计师对重要性判断的研究,很少从管理层视角来探究对于内部控制缺陷重要性标准设定与自利动机之间是否存在显着关系,这对验证重要性定量标准的执行效果以及如何完善内控缺陷重要性标准具体设定方面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曾永良[4]（2019）在《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确理解和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判断,比较流行的是需求侧分析,即从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分析总需求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仅仅从需求的角度对经济形势进行短期的静态分析,难以为我国经济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经济下行风险上升的情况下,许多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经济形势不应该从需求方面分析,而更应从供给侧的基本因素去分析,寻求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和应对办法,从供给侧层面看经济增长。一方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针对“怎么样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流方案认为应该立足于西方经济学新古典模型中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供给（吴敬琏,2016）,即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要素驱动及其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调控目标,在明确经济增长预测目标的同时,把稳定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降低金融风险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此,如何从供给侧的角度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准确全面的判断和预测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统计,另一个是会计。正如从量子的角度解释量子通信如何改变通信方式并对信息革命产生决定性影响一样,会计就是从最微观层面影响和反映整个宏观经济（刘尚希,2016）。会计信息作为经济环境中重要的公共信息,对微观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及时客观地反映,其决策有用功能逐步得到拓展,其中预测经济前景是其拓展职能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会计信息的角度提出分析认识预测宏观经济的全新视角（Kothari et al.,2006;Shivakumar,2007;Konchitchki&Patatoukas,2014a;2014b;Arif&Lee,2014;Shivakumar&Urcan,2017;Rouxelin,et al.,2018;Ball et al.,2019;方军雄等,2015;罗宏等,2016;罗宏等,2017;肖志超、胡国强,2018等;孙坚强等,2018;2019）。随着会计和宏观经济研究的逐步趋同,有必要建立清晰的渠道,会计信息通过这些渠道映射到总体的宏观经济。由于整个宏观经济是由众多企业细胞和企业行为结合而成,经济产出（GDP、社会投融资、进出口、社会消费、物价水平等）是企业产出的加总（姜国华、饶品贵,2011）,同时从微观要素投入的角度来看,资本（狭义）、劳动、技术是决定产出的几个重要因素,其配置情况直接体现经济主体资产质量及盈利质量的高低,进而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可见,微观企业要素资本（广义）的配置情况通过会计信息的反映,可以为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参照新古典模型中三大供给要素结构,从实物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四个方面出发,其中实物资本（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和金融资本（金融资产）对应于资本（狭义）要素、研发资本（研发支出）对应于技术要素、人力资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和应付职工薪酬）对应于劳动力要素,着重探讨基于企业汇总的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能力及其实现方式,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导论部分主要是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背景,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介绍,最后指出本文的研究贡献。第二章,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资本配置、汇总资本配置信息、经济增长质量、宏观经济预测等相关概念及其内涵进行界定,对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及宏观经济预测的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在对会计信息宏微观决策有用性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章,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理论分析。本章介绍本文研究的制度背景,在此基础上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因及其实现方式进行阐释。第四章,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去产能”和“去库存”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产能形成的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企业固定资产和存货这两项实物资本配置信息直接反映了经济主体的产能和产品库存状况,并与支出法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资本形成部分（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密切相关,从而可能为未来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提供增量信息。本章着重探讨企业汇总的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固定资产和存货）是否传递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信号,以及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实现宏观预测价值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路径。研究发现:（1）汇总实物资本配置指标,尤其是汇总存货配置指标,包含了未来经济波动（包括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负向的预测能力;（2）这种效应对基于国有企业、行业竞争度较高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分割地区的企业进行汇总的实物资本配置指标更显着;（3）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分析显示,汇总实物资本配置的增加预示着经济主体未来盈利能力下降、行业景气程度降低及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这些结果表明实体企业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具有宏观预测价值,能直观地反映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第五章,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与实物资本相对的是金融资本,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下降,资本的供给侧“脱实向虚”的问题逐渐凸显。在企业资产负债中,金融工具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对企业乃至宏观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最终表现为经济金融化（刘尚希,2019）。理论上讲,金融化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促进效应”,即金融化有助于提高资产的流动性,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尤其在企业盈利下降的情况下,通过获取投资收益可以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从而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支持该假说的有“流动性效应”和“蓄水池效应”。另一种则是“挤出效应”或“替代效应”,即企业投资泛金融部门（金融、房地产业等）会减少其用于固定资产和研发投资等正常经营性资产投资的资金,从而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攫取”。这一观点得到了近期大量微观层面研究金融资本配置经济后果文献的支持。这种效应会导致经济增长结构呈现“去工业化”态势,大量包括人力资本和资金在内的生产要素从实体产业转移到泛金融部门,造成实体产业的空心化及生产效率的降低。基于此,本章探讨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大于促进效应,基于企业汇总的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传递了未来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效率降低的信号,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着的负向预测能力;（2）分组检验发现,基于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低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地区企业汇总的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着;在经济上行期,汇总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着,说明企业金融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能力及预测方向,因不同情境下企业金融资本配置动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3）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分析显示,汇总金融资本配置增加预示着实体经济未来主营业务利润率和生产效率下降、行业景气程度降低及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4）本章研究还发现,相比于金融资本与实物资本（固定资产和存货）比值,金融资本与研发资本比值的高低更能反映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状况。说明金融资本配置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为对技术创新投资的替代,由此对经济增长质量等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第六章,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创新驱动效率提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实体企业创新效果直接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研发投资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增长方式、降低资源消耗率等提高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但制度缺陷和创新的吸收能力过低,可能导致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悖论”。从创新持续性角度看,已有文献对持续性创新的动因存在三种解释,如果“成功者更成功”和“学习效应”假说成立,创新持续性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体经济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增强,最终体现为经济的高质量增长。相反,如果支持“沉没成本”假说,研发支出（创新）持续性的提高可能不会带来研发产出的增加,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可能不显着,如果创新投入不当,甚至还可能造成负面的经济后果。以汇总研发支出强度及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作为研发资本配置状况的替代指标,本章探讨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基于微观企业汇总的研发支出强度及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均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微观企业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能有效发挥经济增长质量的先行指示器作用。其中对于研发持续性的检验结果更支持“成功者更成功”和“学习效应”假说。第二,该预测作用对基于一般企业（VS.高科技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及知识产权保护较好地区的企业进行汇总的研发资本配置指标更显着。说明企业研发资本配置信息是否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质量,还有赖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能否保证企业研发投入发挥实际的经济效果。第三,汇总研发支出强度指标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优化经济增长结构、提升社会福利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而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增强则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及社会福利的改善。第七章,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稳就业是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优先目标,考虑到充分就业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维度,本章直接考察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就业增长的预测能力。以汇总劳动成本粘性作为反映人力资本配置状况的指标,本章借鉴管理会计领域对于成本粘性成因的分析,探讨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包含的三类有助于预测未来就业形势的信息。基于成本粘性的调整成本观、乐观预期观和代理成本观,研究发现汇总劳动成本粘性较高意味着经济主体更倾向于增加雇员或不解雇职工,从而未来就业率不会降低甚至在随后期间会有所增长,并且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对未来就业增长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基于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的企业计算汇总劳动成本粘性时、以及在经济上行期、在劳动保护法实施后更显着。这些结果说明从稳就业的角度,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劳动成本粘性）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预测作用。第八章,研究结论、不足与建议。这是全文最后一章,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指出本文的不足,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前沿性和创新之处在于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由微观层面拓展到宏观层面,通过对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进行归类并汇总,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在宏观经济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本文的创新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术思想上,本文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通过运用会计学、宏观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理论,遵循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范式,将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这一过程指标运用到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及其变化趋势的预测,拓展了已往基于会计盈余这一结果指标预测经济增长数量指标的会计信息宏观经济决策有用功能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会计理论以及宏观经济预测的研究框架。第二,学术观点上,本文基于利润表观到资产负债表观的转变,认为以微观企业资产负债表为主的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具有宏观决策有用性,即企业汇总的资本配置指标可以对供给侧层面出现的产能过剩、库存过高、资本的供给侧“脱实向虚”、就业波动及实体经济创新效果等进行及时地反映和识别,并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及发展形势做出判断和预测。如,（1）作为资本形成的构成,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固定资产和存货）反映了经济主体产能和库存状况,对未来经济波动具有预测价值;（2）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可以反映实体经济金融化程度,从而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结构及增长效率的变化;（3）如果实体经济（持续的）研发支出能发挥实质性的效果,那么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将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效率,并表现出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如,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的提升等）,进而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预测价值;（4）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可以反映实体企业用工及人力资本配置状况,从而对未来就业增长或失业率具有预测价值。这些观点将宏观经济现象财务化,主张从会计的视角来观察宏观经济,彰显了“会计”与“经济”融通研究的独特效应。第三,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采用描述性统计、向量自回归（VAR）估计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及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法（Pooled OLS）等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为会计信息的宏观决策价值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其中,对于资本配置状况的衡量,借鉴管理会计学中成本粘性的计算方法,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反映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计算研发支出持续性、劳动成本粘性等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状况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基于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经济预测价值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利用了大量及时可靠的反映经济主体行为的会计信息,信息搜集成本较低,可操作性强,分析预测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大大提高,从而较大程度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有效促进了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发挥。
李凯[5]（2019）在《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分享作为一项古老社交活动与经济相结合时,衍生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分享经济,这种新模式在20世纪末期出现于社区日常活动、音乐分享、房屋分享、汽车分享等领域。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得益于互联网web2.0技术广泛应用,分享经济已在全球经济市场中占据重要份额,并引起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尤其是在中国。2015年10月,党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坚持创新发展,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的规划,这是分享经济在中国经济市场上已具雏形时首次出现在国家发展战略计划中。此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其他7个部委于2017年7月共同发布具有针对性的《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通知,提出大力发展分享经济的指导方针。分享经济引致的政府统计问题。目前,有中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统计部门已在不同层面开展分享经济统计调查工作,主要集中于分享经济的界定、行业分类、数据收集等方面。根据相关统计部门的研究表明,目前针对包括分享经济在内的新经济政府统计工作存在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基本概念方面缺乏统一共识。分享经济出现时间相对较短,各国分享经济发展路径各不相同,导致其理论体系缺乏统一共识;第二,现行GDP核算原则及方法无法适用于分享经济。例如,居民个人参与分享经济时个人消费品转为投资品,那么如何对此转换进行处理,目前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尚缺乏应对方案;第三,分享经济对统计调查方法方面的挑战。传统调查对象基本是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而分享经济参与者主要集中在住户部门,这就会导致利用传统调查手段难以收集对应生产数据。因此,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内开展分享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不仅能为分享经济核算理论研究起抛砖引玉之用,还能满足政府统计工作之需和为分享经济测度提供技术参考。为实现上述目标,本研究以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理论研究为主要目标,基于学科综合角度,在理论上分析分享经济的来源、内涵与性质和交易模式等概念之后,在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标准两种核算理论框架内,不仅探讨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基本原则与测度方法,还结合大数据环境下新经济核算所需要的技术特征,对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数据的呈现与实现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明确核算对象。本文在经济范畴中探讨分享经济活动范围,从分享经济实践活动中归纳出界定的理论依据,进而研究分享经济的内涵与性质以及其与其他新经济之间的关系,以此勾勒出清晰的核算对象。第二,获取分享经济核算研究的切入点。基于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学界研究,解析分享经济交易活动的内涵、特征以及其与传统交易模式的区别,进而总结出将传统交易模式核算理论应用于分享经济交易模式时的主要问题,为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理论研究提供切入点。第三,搭建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理论的框架。在梳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础上,先探讨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基本原则,再界定核算主体和统计范围,并设计分享经济产品与行业的统计分类方法及标准,为之后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方法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四,提供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统计方法。根据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特征,从宏观到微观视角,本文分别从生产和收入两个方面探讨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基本概念、方法以及相关技术问题,并通过文献梳理总结出住户部门混合收入的分劈方法,最后辨析网络分享平台的收入归属问题。第五,设计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数据的呈现方式与调查方法。本部分在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方面,根据生产法和收入法核算数据的归集方式,即根据宏观经济核算账户与微观企业会计账户两种数据归集结构理论,设计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表式,并就核算表与中国国家统计局“三新”统计报表制度之间的指标衔接问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通过梳理目前中国与英国有关分享经济官方统计的实践进展与局限性,分别对居民个人与小微企业构建统计调查方案。此外,基于大数据思想和分层抽样技术,设计分享住宿模式增加值核算的问卷调查方案,以此启发分享经济统计调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通过上述研究内容,本文得出以下五点主要结论。（1）在消费效用和机会成本安排下,分享活动和闲置资源利用是界定分享经济的必要条件,而网络分享平台是分享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基础,但不是必要条件;分享经济与其他新经济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分享经济只属于“三新”经济中新商业模式,但不是新业态和新产业。分享经济与共享经济存在本质区别,理由是共享经济是一种公平性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活动,并且共享活动弱化排他权。分享经济活动则是暂时性放弃排他权,同时对社会闲置资源再配置;分享经济与数字经济存在部分交集,即数字信息和网络技术应用。但这并不表示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商业模式完全属于数字经济之中。这同样说明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交易模式,传统交易模式的核算理论无法直接应用于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2）交易模式是识别分享经济活动的重要依据。分享经济的交易模式包括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利用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创造经济价值的经济活动,在交易者自行组织交易活动时,会产生较高交易费用,从而提高交易总成本。当网络平台组织交易时则是相反情况,并且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组织形式呈现出“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变化趋势,同时会外推社会经济生产与消费品的可能性边界;从交易模式类型看,分享经济交易活动可以分为平台交易和非平台交易两种。其中,平台会内化交易者大部分交易费用,使总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被减少,这说明网络平台是分享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基础;在交易实现方面,分享经济的交易活动主要通过众包、协作和分享三种方式实现基于闲置资源分享的服务活动;传统交易模式与分享经济交易模式之间主要存在三个区别:（1）交易的组织形式;（2）交易的管理结构、生产关系、主要实现方式;（3）交易模式的特征。以上区别会导致在传统交易模式核算理论中开展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时,会产生核算原则、主体和客体、统计分类、核算方法等方面问题。（3）开展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研究,应以SNA2008体系为主要理论框架。但涉及中国部分时,需考虑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标准中有关“三新”经济核算理论。同时,在分享经济的基本核算原则、统计主体、生产与产出范围及分类等方面,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在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原则上,应注意权责发生制的适用性、闲置资源价格的估价原则、SNA经济所有权与闲置资源使用权是统一概念,但分享使用权与租赁使用权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二是分享经济生产者应具有四点特征:（1）在市场性与机会成本补偿安排下,生产者主要由居民个人和企业构成;（2）应以闲置资源作为主要投入要素开展分享服务生产;（3）如果生产者同时在传统经济领域开展活动,基于闲置资源的生产活动必不能影响生产者在传统经济内主要或次要的生产活动;（4）网络分享平台企业通过提供信息要素作为分享经济生产者;三是对于分享经济产品与行业的统计分类,应采用“异质性互斥”原则,根据服务性质、生产方式、提供形式等特征识别相关服务活动,并按照一定规则将服务生产与服务产出进行归集与分组,以此建立分享经济行业活动与产品的统计分类。根据上述分类方法,目前分享经济的服务产品可分为六个组类,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分享经济行业活动主要涉及第三产业中的10个服务生产领域。（4）开展生产法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时,应以市场性和机会成本补偿原则确定分享经济的总产出核算范围。采用营业收入法核算分享经济的服务产出时,存在闲置资源消耗测算问题,尤其是个人耐用品转变为投资品的价值消耗;使用收入法核算时,由于SNA2008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之间存在不同核算口径,因而在测算收入法分享经济增加值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口径。同时,可以采用经验比例法、推算法和计量经济模型三种方法分劈个人非法人企业的混合收入。此外,网络平台企业的收入应视为生产者营业盈余的组成部分。（5）在可比性与平衡性的原则下,分享经济核算表式可以采用T字型表和多栏式表两种数据结构,并且表中指标与企业会计科目具有一定对应关系。但这种关系需要调整核算口径;在设计居民个人与小微企业两类群体参与分享经济情况的统计方案时,合理定义分享经济是设计关键因素,大数据抽样有利于抽样效率提升,机器学习之聚类算法可用于分享经济行业分类。针对分享住宿模式增加值核算,理论上可利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平台数据并建立大数据抽样框,再利用分层抽样技术估算出分享住宿模式的全国一级增加值。本文以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作为主要研究目标,具有以下四点创新之处:（1）规范了分享经济的范畴,明确了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对象;（2）构建了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理论框架,解决了分享经济与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衔接。（3）建立了分享经济产品与行业统计分类标准,充实了“三新”统计制度的统计分类。（4）设计了分享经济交易数据的采集方案,丰富了统计核算数据的来源渠道。
赵妍[6]（2019）在《并购政策、企业并购及其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供需动态平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都亟需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在这种背景下,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通过存量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产品之间的转移来提高经济效率,改善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和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企业并购作为企业投资方式的一种,既是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调整手段,也是有效的存量调整手段。我国发展到现在,经历了国家所有权向市场机制转变、放松管制的过程,政府作为经济资源分配的主体一直没有改变,政府对于资源分配的调控主要通过政策手段进行,为了推进企业并购,通过并购促进资源整合、实现企业快速发展、提高企业竞争力,中央政府（国务院及各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企业并购的文件,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是否真正地促进了企业并购的发生,对并购绩效又有怎样的影响?现有国内外文献学者对于并购的动因、宏观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两个领域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关于并购动因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两个层面。外部环境的并购动因包括国家经济增长、行业管制放松、资本市场发展、技术水平提升、股票市场的价值估值错误等宏观因素,而从企业自身出发,学者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市场势力理论、管理者自利动机、规模经济等并购动因,我国学者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还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支持和掏空动机以及政治晋升动因。然而,现有研究视角不足以解释目前并购交易爆发式增长的现象,并购政策的大量颁布为我国并购交易的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因解释视角。国外的产业冲击理论认为管制的放松引起并购浪潮的发生,但产业冲击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并购交易的爆发式增长现象,并购政策是否能够激发企业并购,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企业并购是学术界和理论界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上文提出的现实需求和理论不足,本文主要研究并购政策的颁布对企业并购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本文试图解释我国近几年并购交易的大规模发生的动因,并对并购政策下的企业并购绩效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综合运用理论分析、理论建模以及大样本实证分析等多种跨学科方法展开研究。首先,本文系统地梳理了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为研究问题奠定了基础;接着,通过对国内并购政策制定发展的现状分析,从金融服务、财政税收和行业管制三个维度构建并购政策影响并购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研究问题和理论逻辑框架,采用2005-2015年的沪深A股非金融类宣告并购方案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并购政策和企业并购的实证研究样本,采用2005-2015年的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宣告并完成并购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并购政策和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样本,综合运用面板二值选择模型、双重差分模型（DID）、倾向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泊松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等,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实证研究。首先,在并购政策和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中,本文以没有宣告并购方案的上市公司作为参照,使用Logit模型分析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受并购政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并购政策的颁布激励了企业并购,且这种激励作用在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着;进一步的研究并购政策对企业并购的作用机理中发现并购政策在金融方面上对资本市场的信贷和股权融资的放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提高了企业的并购发生概率,且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有效,在地方国有企业和央企中并不明显。并购政策通过财税方面的政府补贴方式对并购发生的概率并没有显着影响;通过财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方式促进了企业的并购,且这种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有效。并购政策在管制方面消除行业壁垒,对民营资本进入行业的管制放松并没有提高企业的并购发生概率,在民营企业和中央企业中这种作用也不显着,相反却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并购发生概率;并购政策在管制方面通过对重点行业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行业的支持,提高了这些行业企业并购发生的概率,且这种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有效,在民营企业和中央企业中并不明显。其次,在并购政策和并购绩效的研究中,本文从财务和非财务绩效、长期和短期绩效两个维度四个方面衡量并购绩效,一方面选取上市公司并购宣告日前后不同窗口期内累计超额收益率、并购前后会计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增量、并购后专利申请增量衡量并购财务绩效;另一方面,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量衡量企业并购非财务绩效。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OLS回归模型探究并购政策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发现,在政策颁布后,企业并购短期绩效提高,且这种关系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显着。政策颁布后,企业并购的长期财务绩效下降,且这种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显着。政策颁布后,创新能力中,除了发明专利下降外,专利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提高。进一步分企业性质检验发现,民营企业在企业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方面等显着提高;地方国有企业在专利和发明方面显着提高,而在实用新型还是外观设计方面并没有显着变化;中央企业在专利和实用新型方面显着提高,而在发明和外观设计方面并没有显着变化。企业并购的长期市场绩在24月内没有显着变化,而在36月内市场绩效显着提高,进一步分企业性质检验中发现,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市场绩效显着提高,而在中央企业中没有发现这种关系。颁布并购政策后,并购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但是并不显着。进一步分企业性质检验发现,民营企业并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在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中,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对企业分行业检验中发现,在政策颁布后,管制放松行业企业无论是并购短期绩效,还是并购长期财务绩效、创新能力、长期市场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下降;重点支持行业企业并购短期绩效提高,创新能力中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提高,而长期财务绩效下降、创新能力中专利申请和发明专利、长期市场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以上结论显示上市公司并购虽获得市场短窗口期内的积极评价,但并购后会计收益和全要素生产率相比并购之前均有所降低。政策的颁布虽提升了并购可能性及短期内的资本市场收益,但是不利于并购方企业的资源高效率整合及长期发展。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创新点和理论贡献。首先,本文在理论上构建了并购政策影响企业并购的逻辑框架,将现有并购动因的研究视角从企业微观特征扩展到宏观政策,从并购政策入手,探究并购政策和企业并购行为的关系;其次,现有关于宏观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宏观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经济管制政策、产业政策等对企业主体行为包括公司治理、商业模式、投融资活动、会计政策、内部控制、税务筹划等的影响。企业并购也是投资活动的一种,本文从企业并购视角出发,研究并购政策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影响机理,为宏观政策和企业微观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扩展了宏观政策与企业微观行为互动的理论研究;最后,学者们对我国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效果并没有准确地判断,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从企业并购和企业并购绩效两个层面深刻理解国家颁布的并购政策的实施效果,为监管部门正确引导企业开展理性的高效率并购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为政府部门制定并购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路璐[7]（2019）在《基于客户价值的互联网企业价值研究》文中指出企业价值评估是进行筹集资本、收购合并、重组或公开上市等交易的前提。互联网企业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的企业估值方法对互联网企业的估值存在较大偏差,优秀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只能纷纷选择去境外上市;另一方面,规模有限、财务绩效表现不佳甚至持续亏损的互联网企业却动辄估值百亿。本文即对企业估值现象给予了充分关注。本文认为企业的高估值源于对价值的预期,预期的市场衍生性价值实际上是对不确定性的表达,它平衡了市场风险与概率权重重重,而不确定性源于市场,用户作为互联网市场的基本单位,是互联网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在注意力经济下用户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网站表现力是价值载体,用户与企业网站交互的程度则是价值触发点,通过客户价值的区别,企业之间实现了竞争优势的区别,也因此导致了企业价值的区别。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借助DCF模型、MM理论、卡尼曼预期理论剖析了互联网企业高估值现象背后的逻辑,分析了基于预期的价值在企业价值认识问题中的合理性。借助客户价值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等理论与分析,以用户粘性、用户面积、支付力三个维度构建了客户价值的三维模型,为认识价值和实现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以2013-2017年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应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客户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最后讨论了企业如何围绕用户获取竞争优势从而提升价值。研究发现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用户活跃是互联网企业客户价值的表征,是企业市场主导能力的体现,也是预期价值的重要构成。预期源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源于市场用户,具备了活跃用户优势的平台企业能够形成独特的衍生品优势壁垒,从而比竞争对手更加容易创造衍生业务价值。客户的粘性度、受众面、支付力是企业创值能力的关键,三者都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作用,但是程度大小不一。中国互联网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结构性变化和发展,包括商业模式多元化、业务应用的交叉融合化等。当前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客户价值虽普遍处于稳中上升的状态,但是却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综合而言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价值管理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识别以及如何与有价值的用户建立稳定且能够长期持续的利益关系。因此,企业首先要考虑如何识别客户价值,接着应该知道哪些因素会影响客户价值。企业创造价值的关键就是创造更多的客户价值,这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也是培养核心竞争力以创造价值的战略逻辑。
黄蔚[8]（2019）在《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盈余管理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分析》文中指出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趋同,企业并购中形成的商誉,即合并商誉,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按照并购支付对价大于被并购方公允价值的差额单独作为一项资产于资产负债表中列报,且后续计量方法采用减值测试替代了系统摊销,作为合并商誉唯一的后续计量方法。据Wind数据库显示,我国2007年A股上市公司总体商誉余额为386.62亿,总体商誉减值额为4.78亿,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量为37家,披露商誉的公司数量为564家,到2016年总体商誉余额增至10 496.51亿,突破万亿,总体商誉减值达到98.89亿。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量也增加到309家,披露商誉的公司数量增至1748家,即过半数的A股上市公司的报表中有商誉这项资产,其中又有17.68%的公司计提了商誉减值。1随着并购浪潮的兴起,近年来合并商誉与其减值金额都有跨越式增长,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引起了监管部门、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等各方的关注。因此,进一步加强关于合并商誉的理论研究能够为监管部门以及实务界提供相应地理论依据。现行准则下合并商誉的计量方法是否能反映商誉的经济实质?合并商誉能否真正地改善企业的绩效?合并商誉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方式是否合理?如不合理,应如何改进?而目前有关商誉会计后续计量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商誉减值进行的。但本文认为仅对于减值测试法本身的研究尚不足以解决商誉会计后续计量的改进的问题,还应该针对是否应重新考虑引入摊销的后续计量方法进行调查。对于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对企业超额收益及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此外,现有文献鲜有探究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综上所述,本文将围绕合并商誉对企业超额收益、绩效、盈余管理以及融资约束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以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机制。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2007年-2016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合并商誉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从我国资本市场合并商誉发展趋势方面来看,我国A股上市公司合并商誉的总额、商誉占总资产比重以及商誉减值都有大幅增长,尤其受到并购浪潮的影响,自2013年起,上述指标的增速均显着加快。从行业分布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商誉余额及其减值增幅较大,且商誉余额占总资产比重较大,减值风险凸显。从板块分布看,创业板商誉余额,商誉减值以及商誉占总资产比重的增幅都是最大的。商誉账面价值过大和巨额减值等问题集中在“轻资产”公司和中小创企业。在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本研究并未发现合并商誉能够为企业带来当期或持久的超额收益。现行会计准则下确认计量的合并商誉的主要来自于并购的价差,包含相当程度的“非核心商誉”部分,与其超额收益本质有一定程度偏离。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本文对合并商誉的分类而有不同的研究结果。本文将合并商誉分为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和业已形成的合并商誉（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分别考察二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当期绩效具有一定积极影响,但是并不持久。而合并商誉的账面价值对企业当期、滞后一期甚至更长期间的绩效具有显着的负面影响。此外,行业集中度对于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能够增加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以及缓解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从合并商誉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方面看,本文首先分析了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增加了企业正向的盈余管理程度,同时,股权支付方式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即股权支付方式的运用增加了合并商誉确认过程中导致的盈余管理程度。更进一步地,以盈余管理作为中介变量对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检验,发现盈余管理在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企业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有相当程度是通过正向的盈余管理来实现的,对企业的绩效尤其是企业长期的绩效并无本质上的改善。从合并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方面看,本文首先分析了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现行商誉会计准则下确认的合并商誉价值由于其估值中的泡沫因素和商誉会计中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增加了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上市公司获取外部融资产生了不利影响,合并商誉的账面价值增加了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但是国有企业产权性质和四大审计能够对合并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加剧作用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即,二者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造成的外部融资约束。更进一步地,本文以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考察了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融资约束在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加剧了企业所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监管层面和准则改进两个方面的建议。针对监管方面:首先是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于存在较高商誉减值风险的行业的监管,对于商誉占资产比重较高的行业和公司,跨界并购,行业集中度较低的公司更应加强监管力度,保护投资者利益,防止上市公司利用商誉及其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风险管控应重点关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中小创企业,该行业和板块的特征使得并购中容易出现过高估值现象,导致商誉泡沫产生,减值风险较大,应着重规范。第二是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及事后的监督审查,加强对于商誉的相关信息的披露力度,对于报表中的信息应做到明确易懂,而对于出具评估报告进行减值测试的,评估报告应该公开易得以便于投资者及监管者能够充分获得商誉及其减值的相关信息。第三是增强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应承担的责任,因为商誉计量对于评估结果的依赖使得评估报告的可靠性是商誉会计信息质量的保障之一。除了监管层面对资本市场商誉问题的规范,更重要的是针对商誉准则的改进:首先是对于合并商誉初始计量方法的改进,使得合并商誉的初始计量价值尽可能地体现商誉的“超额获利能力”本质。其次,提高商誉减值测试方法的效率降低减值测试中的自由裁量权。最后本文建议考虑重新在商誉的后续计量中引入摊销的方法,采用摊销与减值相结合的方法作为上市公司合并商誉的后续计量方法。重新考虑引入摊销的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企业利用商誉做高企业估值后,又利用巨额减值操纵利润而引起上市公司业绩大幅波动。且引入摊销,会使得合并后面临长期的摊销费用,且商誉价值越高,相应地摊销费用越大,可以使企业更谨慎地对待并购重组,能够对部分企业利用并购盲目扩张起到一定约束作用。此外,本文建议在合并商誉减值测试模型中尽量避免采用现值模型来进行减值测试,加强第一层级公允价值在合并商誉后续计量中的运用。
邓明君[9]（2018）在《基于分享经济的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针对中国农业目前存在的过量施用化肥农药、有机肥资源利用率低、面源污染严重、土壤污染严重和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党中央明确提出“农业绿色发展”战略。中国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而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的关键又在于破解信任危机和实现多方联盟合作。以信任为基础的多方联盟合作同样遭遇信任危机,分享经济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因此,研究基于分享经济的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依托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18）,运用文献研究、演绎分析、超边际分析、博弈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法,基于相关理论,本论文系统研究了分享经济与市场发展的关系、绿色农产品分享经济平台APP的市场有效性逻辑、分享经济平台推动绿色农产品市场信任机制与合作机制建立的机理、分享经济视角下中国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案例。主要研究成果如下:基于分工网络效应与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构建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模型,揭示了分享经济发生、演变的内在机理及其市场发展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将分享经济视为信息时代新的分工组织结构与形式,那么新兴古典框架比新古典框架更适合分析分享经济;分享经济发生、演进的内在机理是基于分工网络效应与交易成本这一基本矛盾,且分享经济的产生具有门槛限制;随着不断提高交易效率、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和扩展分工网络,分享经济将促进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跨部门转移、市场容量扩大、人均真实收入增加,并且它们会形成正向经济反馈网络,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这正是分享经济的经济发展效应。针对因分享经济中的免费现象而质疑外部性理论的现象,应用博弈分析等方法解析了绿色农产品分享经济平台APP的市场有效逻辑。产权动态化研究结果表明:节省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成本与节省产权界定不清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这两者之间冲突的权衡决定了产权清晰程度,从而最终决定了APP在哪些环节免费、哪些环节收费;分享经济中呈现出的免费现象,并不是市场失灵理论的失灵,而是分享经济的网络分工效应,以及基于用户资本化与产权动态化的外部性市场有效,这促使新经济中生产者与消费者间更为灵活地转换角色,从而能够极大地利用闲置资源和激发潜在消费,促进分享经济的发展,此逻辑能很好地解释“滴滴出行”软件平台商一体化的形成,同样可以指导绿色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基于理性计算的信任行为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从理性计算到认知博弈的信任逻辑分析范式的转变,并应用认知博弈理论与方法分析分享经济下绿色农产品市场的信任逻辑。结果表明:经济学计算的信任行为代价或成本并不是信任本身,它忽略了决策的外生变量和博弈信念的决定性作用,遗漏的理论点正是关于损失收益认知、信念的逻辑;信任关系是一种信念结构,它先于博弈过程,并在博弈过程中强化和改变;信念结构是嵌入在博弈结构过程之中的,这是认知博弈的语言出现以后,人们才有的关于信任在人类社会行为中认识的新进展;购买就意味着信任,整个市场中信任绿色农产品的消费者比例、绿色产品的生产成本与售价,这些是影响生产者选择生产绿色农产品和消费者选购绿色农产品的关键因素。构建以分享经济平台为核心的绿色农产品市场多方联盟模型,分析其有效性,并分析分享经济下相关主体参与绿色农产品市场多方联盟的意愿。研究结果表明:分享经济下,多方联盟模式对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有效;当绿色农产品分享经济平台选择不提供全面服务时,具有互惠动机的绿色农产品生产者越倾向于选择不合作;绿色农产品生产者选择合作需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绿色农产品生产者通过绿色农产品供应链所节约的经营成本大于其交易中对绿色农产品分享经济平台的让利;绿色农产品分享经济平台可以通过设计绿色农产品供应链合作机制,提高绿色农产品生产者选择合作的概率。基于前面理论研究成果,分析了“艾米会”定制共享农场服务运营商发展、恒大兴安绿色粮油品牌发展、湘潭市俏仙女农牧公司绿色基地发展案例。研究结果表明:艾米会定制共享农场服务运营商在全球首创共享农田模式,是典型的农业分享经济,创新了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模式;恒大兴安在电商平台中没有严格区分绿色认证粮油与其放心粮油,导致消费者无法准确辨认这两类产品,且其粮油产品的定价超出了绝大多数绿色农产品消费者的保留定价,直接导致其电商平台销量低迷;湘潭市俏仙女农牧公司的绿色农产品定价比较接近最优市场定价,但该公司的绿色农产品生产模式推广度一般,绿色农产品市场容量不够。
童露[10]（2016）在《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经理人激励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核心,也是国有企业应重点解决的问题。自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来,经理人激励再次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经理人激励问题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出现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在部分经理人兼具“高管”和“高官”的双重身份,如何对其激励应有新的制度安排。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背景下,建立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经济学与管理学视野,从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入手,借鉴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的核心观点,提出了经理人激励的理论框架,并综合运用理论演绎、定量分析和多案例分析等方法重点论证了激励理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在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基础上,试图构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并提出相应的保障条件,以期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经理人激励机制的优化和创新提供有益参考。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及经理人激励的历史审视和现状分析发现,现阶段竞争性国有企业对经理人的激励以行政激励和半市场化的激励为主,依然存在公司治理不规范、经理人双重身份未得到有效解决、薪酬与企业业绩难有效挂钩、中长期激励机制尚未建立健全、政治监督与约束作用有限、缺乏市场化的惩戒与退出机制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调动经理人的工作积极性,严重阻碍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因此,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须在解决以上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构建更为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对此,本文在分析经理人角色、职能、需求、人性假设和行为的基础上,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从制度性激励、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三个方面提出了经理人激励的理论框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与竞争性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显着,其主要原因在于竞争性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激励机制还未有效建立,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加大经济性激励力度,减少股权激励的行政干预。同时,通过选取四家具有代表性的竞争性国有企业为多案例分析对象,从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进一步论证了制度性激励、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的有效性。基于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结果,力图从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制度、建立经理人身份转化和市场化选聘制度、建立契约化的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搭建广阔的事业发展平台、丰富精神激励内容、建立市场化的约束与惩戒机制等方面构建出更为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本文还从建立健全劳动人事制度、经理人市场和股权激励相关政策法规等方面提出了优化经理人激励机制的保障条件,以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活力。研究结论进一步表明,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应从制度性激励、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三个方面对经理人实施激励,这三方面的激励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是一个完整的激励体系。其中,规范的公司治理和市场化的经理人选聘制度是关键,是有效实施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的前提条件。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盈利,并按照市场机制参与竞争,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建立一种有别于公益类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激励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应以市场为导向,减少主管部门对经理人薪酬和股权激励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中的主导作用；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切断经理人政治晋升的发展路径,这势必要通过搭建更加广阔的事业发展平台来满足经理人的社会性需求,为经理人提供多样的职业选择和晋升路径,并建立经理人分享制度。在提高经理人激励力度的同时,还应建立市场化的约束与退出机制,使经理人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以充分保障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人才活力。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经理人激励的理论框架,而且为完善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经理人激励提供了数据和实证支持,有助于优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中的经理人激励机制,能够为相关部门制定经理人激励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二、新经济下会计性质和理论框架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经济下会计性质和理论框架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合规度评估方法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环境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总体情况 |
| 1.2.1 国外制度总体情况 |
| 1.2.2 国内制度总体情况 |
| 2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分析 |
| 2.1.1 环保相关理论 |
| 2.1.2 证券(财务)相关理论 |
| 2.2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评估与影响因素分析 |
| 2.2.1 环境信息披露的概念、内容与形式 |
| 2.2.2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估 |
| 2.2.3 披露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
| 2.2.4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3 上市公司环境信披合规度评估及影响因素评估方法框架 |
| 3.1 信披合规度评估方法框架设计 |
| 3.1.1 理论框架构建 |
| 3.1.2 评估方法框架构建 |
| 3.2 环境信披水平影响因素评估方法构建 |
| 3.2.1 影响因素定量分析方法 |
| 3.2.2 影响因素选取 |
| 4 属重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状况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和合规度评估方法细化 |
| 4.1.1 研究对象 |
| 4.1.2 数据来源 |
| 4.1.3 属重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合规度评估方法细化与构建 |
| 4.2 合规性评估结果 |
| 4.2.1 整体结果 |
| 4.2.2 分指标得分情况 |
| 4.2.3 分地域得分情况 |
| 4.2.4 分交易所得分情况 |
| 4.2.5 分行业得分情况 |
| 4.2.6 分公司规模得分情况 |
| 4.2.7 分盈利能力得分情况 |
| 4.2.8 是否两职合一得分情况 |
| 4.2.9 分股权性质得分情况 |
| 4.2.10 评估小结 |
| 4.3 基于回归方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研究思路设定 |
| 4.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3 研究设计 |
| 4.3.4 实证检验 |
| 4.3.5 小结 |
| 4.4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模糊集建立 |
| 4.4.2 计算与结果分析 |
| 4.4.3 “分位数”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 4.4.4 低信息披露水平分析 |
| 4.4.5 小节 |
| 4.5 结论 |
| 5 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状况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 |
| 5.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和合规度评估方法细化 |
| 5.1.1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
| 5.1.2 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合规度评估方法细化与构建 |
| 5.2 评估结果 |
| 5.2.1 整体结果 |
| 5.2.2 分项及分指标得分情况 |
| 5.2.3 分地域与交易所得分情况 |
| 5.2.4 分业务板块得分情况 |
| 5.2.5 是否属重点排污单位得分情况 |
| 5.2.6 分公司规模得分情况 |
| 5.2.7 分盈利能力得分情况 |
| 5.2.8 是否两职合一得分情况 |
| 5.2.9 评估小节 |
| 5.3 基于回归方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研究思路设定 |
| 5.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3 研究设计 |
| 5.3.4 实证检验 |
| 5.3.5 小结 |
| 5.4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4.1 模糊集建立 |
| 5.4.2 计算与结果分析 |
| 5.4.3 低信息披露水平分析 |
| 5.4.4 小节 |
| 5.5 结论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属重点排污单位上市公司名单 |
| 附录2 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名单 |
| 致谢 |
| 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作者和导师简介 |
| 附件 |
（2）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路线与结构安排 |
| 第2章 研究综述 |
| 2.1 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综述 |
| 2.2 市场导向研究综述 |
| 2.3 制度环境研究综述 |
| 2.4 企业绩效研究综述 |
| 2.5 综述总结与评述 |
| 第3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3.1 交易成本与效率理论 |
| 3.2 创新与企业能力理论 |
| 3.3 理论模型 |
| 3.4 研究假设 |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4.1 问卷设计 |
| 4.2 样本选择 |
| 4.3 变量选取 |
| 4.4 数据搜集过程 |
| 第5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1 样本与数据 |
| 5.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3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4 结果讨论与解释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其应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四、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会计重要性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关于会计重要性及应用方面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会计重要性及应用方面的研究 |
| 三、重要性问题研究评析 |
| 第二节 会计重要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西蒙有限理性理论 |
| 二、现代决策理论 |
| 三、不确定性与风险方面理论 |
| 四、心理学认知偏差理论 |
| 五、管理控制中关于会计系统控制方面的理论 |
| 六、自愿性信息披露相关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会计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化 |
| 第一节 古代会计时期重要性思想 |
| 一、原始簿记时代重要性思想的产生 |
| 二、中世纪庄园会计重要性思想的体现 |
| 三、古代“官厅会计”重要性思想的体现 |
| 第二节 近代会计时期重要性思想 |
| 一、复式簿记重要性思想的体现 |
| 二、股份制公司会计重要性的应用 |
| 三、工业革命时期会计重要性的运用 |
| 第三节 现代会计时期重要性相关制度 |
| 一、会计重要性研究的理论准备 |
| 二、西方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重要性信息质量特征的确立 |
| 三、西方重要性会计准则或指引的制定与发展 |
| 第四节 会计重要性制度演化分析 |
| 一、会计重要性制度演化路径 |
| 二、会计重要性运用与演化的规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会计重要性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
| 第一节 会计重要性相关概念及特征 |
| 一、会计重要性相关概念 |
| 二、重要性概念的特征 |
| 第二节 会计重要性的本质 |
| 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
| 二、会计重要性的本质: 一种价值判断 |
| 三、会计重要性概念的重新界定 |
| 第三节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的信息质量特征:重要性 |
| 一、重要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提出 |
|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的重要性 |
| 三、重要性与其它信息质量特征的作用关系 |
| 四、满足重要性信息质量特征的充分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影响会计重要性应用的环境因素 |
| 第一节 会计文化与价值观环境 |
| 一、东西方会计文化对会计判断的影响差异 |
| 二、会计价值观影响重要性职业判断 |
| 第二节 资本市场会计监管环境 |
| 一、资本市场会计监管核心: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
| 二、信息披露重要性水平的设定要求 |
| 三、不同行业信息披露重要性标准规定 |
| 第三节 商业模式的创新变化环境 |
| 一、“大数据”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 |
| 二、商业模式影响使用者共同会计信息需求 |
| 第四节 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环境 |
| 一、关于“内部控制的本质”的观点 |
| 二、重要性原则应用的内部制度保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重要性判定理论探讨与框架构建 |
| 第一节 重要性判断标准、机制与特征 |
| 一、影响重要性判定的数量和质量标准 |
| 二、重要性判定机制的简要分析 |
| 三、会计重要性判断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重要性判定的优化:程序理性视角 |
| 一、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的权衡与替代 |
| 二、程序理性视角判断偏差的产生 |
| 三、提升重要性判断质量的途径 |
| 第三节 财务报告重要性判断框架构建 |
| 一、会计重要性应用的原则导向 |
| 二、财务报告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重要性判断对自愿性财务重述的影响 |
| 第一节 TD上市公司案例分析 |
| 一、案例的基本情况 |
| 二、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
| 三、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情况 |
| 四、案例分析结论及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实证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一、财务重述相关文献回顾 |
|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的选取 |
| 三、回归模型的选择 |
| 第四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主要回归结果 |
| 三、内生性问题处理 |
| 四、稳健性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及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内部控制缺陷重要性定量标准与财务报告舞弊 |
| 第一节 制度背景与研究路径 |
| 一、我国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制度 |
| 二、内控缺陷重要性认定标准的治理作用 |
| 三、管理层重要性标准设定的机会主义动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选取 |
| 三、回归模型设定 |
| 第四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单变量检验与相关性分析 |
| 三、实证回归结果 |
| 四、截面测试与进一步分析 |
| 五、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六、实证研究结论与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制定我国重要性应用指引的必要性及建议 |
| 第一节 制定重要性实务应用指引的必要性 |
| 一、重要性判断、会计准则与应用指引的内在关系 |
| 二、建立会计重要性判断的共同知识 |
| 三、应用指引确保隐性知识的有效传递 |
| 第二节 重要性应用指引整体设计的建议 |
| 一、重要性应用指引设计的主要原则 |
| 二、重要性应用指引设计的几点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局限性和后续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贡献 |
| 1.4.1 理论贡献 |
| 1.4.2 现实意义 |
| 2.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及内涵 |
| 2.1.1 资本配置 |
| 2.1.2 汇总资本配置信息 |
| 2.1.3 宏观经济预测 |
| 2.1.4 经济增长质量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宏观经济预测理论 |
| 2.2.2 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传统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研究 |
| 2.3.2 会计信息的宏观决策有用性研究 |
| 2.3.3 简要评述 |
| 3.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理论分析 |
| 3.1 制度背景分析 |
| 3.2 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动因分析 |
| 3.3 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实现方式 |
| 4.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4.2.1 实物资本配置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2 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4.2.3 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影响因素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4.3.2 模型设定及相关变量说明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5.3.2 模型设定及相关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6.1 引言 |
| 6.2 文献回顾与理论推导 |
| 6.2.1 汇总研发支出强度与经济增长质量 |
| 6.2.2 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与经济增长质量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4.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7.1 引言 |
| 7.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提出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7.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4.2 相关系数分析 |
| 7.4.3 实证结果分析:汇总劳动成本粘性与未来就业增长率 |
| 7.4.4 进一步分析: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宏观预测价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不足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8.3 研究的政策建议 |
| 8.3.1 基于企业资本配置信息构建宏观经济的预警机制 |
| 8.3.2 加强服务于宏观决策需求的会计信息披露 |
| 8.3.3 优化企业资本配置以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分享经济的界定 |
| 第一节 分享经济由来 |
| 一、分享经济的发展脉络 |
| 二、国内外分享经济的实践模式 |
| 三、分享经济的不同定义 |
| 四、分享经济的共识 |
| 第二节 分享经济的界定、构件与性质 |
| 一、分享经济的界定 |
| 二、分享经济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三、分享经济的商业模式 |
| 四、分享经济的生产及组织形式 |
| 五、分享经济的性质 |
| 第三节 分享经济与其他新经济的关系 |
| 一、分享经济与“三新”经济的关系 |
| 二、分享经济与共享经济的关系 |
| 三、分享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关系 |
| 四、分享经济与其他新经济的关联逻辑和启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分享经济的交易模式 |
| 第一节 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
| 一、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内涵 |
| 二、生产者视角下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特征 |
| 三、消费者视角下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特征 |
| 四、分享经济的交易模式 |
| 第二节 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不同类别 |
| 一、按组织形式分类的分享经济交易模式 |
| 二、按实现方式分类的分享经济交易模式 |
| 第三节 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交易模式比较 |
| 一、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交易组织形式比较 |
| 二、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交易模式特征比较 |
| 第四节 传统经济交易模式增加值核算与启示 |
| 一、传统经济交易模式的增加值核算 |
| 二、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不适用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 |
| 一、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理论基础 |
| 二、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基本规则 |
| 第二节 分享经济的核算主客体及统计范围 |
| 一、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主体界定 |
| 二、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客体 |
| 三、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产出统计范围 |
| 第三节 分享经济产品与行业的统计分类方法 |
| 一、分享经济产品统计分类的原理与方法设计 |
| 二、分享经济行业统计分类的原理与方法 |
| 三、分享经济产品与行业的统计分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分享经济增加值的核算方法 |
| 第一节 生产法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方法 |
| 一、生产法分享经济增加值的一般核算 |
| 二、分享经济不同商业模式的生产法核算 |
| 第二节 收入法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方法 |
| 一、收入法分享经济增加值的一般核算 |
| 二、分享经济收入核算的特殊问题 |
| 三、网络分享平台的收入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数据的呈现与实现方法 |
| 第一节 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表式的设计 |
| 一、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表式的构建逻辑 |
| 二、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表式的构建 |
| 三、分享经济核算表的宏微指标衔接 |
| 第二节 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数据实现 |
| 一、中国“三新”经济统计报表制度的概述 |
| 二、分享经济统计调查的实践情况分析 |
| 三、分享经济住户统计调查的设计 |
| 四、分享经济小微企业活动统计调查的设计 |
| 第三节 分享住宿模式统计调查设计 |
| 一、分享住宿模式的界定与发展现状 |
| 二、分享住宿模式调查问卷的设计 |
| 三、分享住宿模式问卷调查的抽样方案 |
| 四、分享住宿模式增加值的统计推断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附录 A:调查问卷 |
| 附录 B:网络爬虫程序代码 |
| 致谢 |
（6）并购政策、企业并购及其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摘要 ABSTRACT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并购 |
| 1.4.2 并购政策 2 文献综述 |
| 2.1 宏观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研究 |
| 2.1.1 宏观政策与企业投资 |
| 2.1.2 宏观政策与企业并购 |
| 2.2 企业并购动因研究 |
| 2.2.1 并购内部动因 |
| 2.2.2 外部环境动因 |
| 2.3 并购绩效研究 |
| 2.3.1 并购与并购绩效 |
| 2.3.2 并购绩效影响因素 |
| 2.4 文献评述 3 我国并购政策研究 |
| 3.1 金融服务方面 |
| 3.2 财政税收方面 |
| 3.2.1 财政内容 |
| 3.2.2 税收内容 |
| 3.3 行业管制方面 4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4.1 理论分析框架 |
| 4.2 并购政策对并购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2.1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并购政策、融资约束和企业并购 |
| 4.2.2 基于资源基础论的并购政策、政府补贴和企业并购 |
| 4.2.3 基于税收激励假说的并购政策、税收优惠和企业并购 |
| 4.2.4 基于行业放松管制理论的并购政策、管制放松和企业并购 |
| 4.2.5 并购政策、产权性质与企业并购 |
| 4.3 并购政策对并购绩效的理论分析 |
| 4.3.1 并购政策与并购短期绩效 |
| 4.3.2 并购政策与并购长期绩效 |
| 4.3.3 并购政策、产权性质和并购绩效 5 并购政策对并购的影响实证分析 |
| 5.1 理论模型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5.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2 并购政策与并购实证检验 |
| 5.3.3 并购政策与企业并购影响机理实证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6 并购政策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6.1.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6.2.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2.2 多元回归结果及检验 |
| 6.2.3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作者简历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基于客户价值的互联网企业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提出问题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 |
| 2.1 相关概念及发展 |
| 2.1.1 价值 |
| 2.1.2 企业价值 |
| 2.1.3 客户价值 |
| 2.2 研究现状 |
| 2.2.1 企业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 |
| 2.2.2 客户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 |
| 2.2.3 关于企业价值与客户价值的关系 |
| 2.3 企业价值与客户价值的主要评估体系 |
| 2.3.1 企业价值的绝对估值体系 |
| 2.3.2 企业价值的相对估值体系 |
| 2.3.3 客户价值的RFM模型 |
| 2.4 理论介绍 |
| 2.4.1 价值理论的发展 |
| 2.4.2 经济预期理论 |
| 2.4.3 有效市场假说 |
| 2.4.4 企业内在价值理论 |
| 2.4.5 客户价值理论 |
| 2.4.6 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 |
| 2.5 小结 |
| 第3章 互联网企业估值的动因分析及日标企业价值内涵 |
| 3.1 互联网经济对企业估值带来的新挑战 |
| 3.1.1 互联网企业及其特点 |
| 3.1.2 DCF对互联网企业的应用局限 |
| 3.1.3 用MM理论解释高估值现象 |
| 3.1.4 预期的市场衍生性价值 |
| 3.2 基于预期的企业估值动因分析 |
| 3.2.1 卡尼曼预期理论——一个模型 |
| 3.2.2 价值预期中的不确定性 |
| 3.2.3 价值预期中的概率博弈 |
| 3.2.4 价值实现中的时间因素 |
| 3.2.5 互联网企业价值预期的合理性 |
| 3.3 目标企业价值内涵的变化 |
| 3.3.1 互联网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的新变化 |
| 3.3.2 传统经济下的企业价值 |
| 3.3.3 网络经济下的企业价 |
| 第4章 互联网企业成长特征及客户价值形成机理 |
| 4.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 |
| 4.1.1 行业中的企业 |
| 4.1.2 市场中的用户 |
| 4.2 基于用户的企业创值能力分析 |
| 4.2.1 用户是互联网企业的基础 |
| 4.2.2 客户价值对企业价值的意义 |
| 4.3 互联网时代下客户价值的内涵及特点 |
| 4.3.1 互联网行业的客户价值的内涵 |
| 4.3.2 互联网行业的客户价值的特点 |
| 4.4 客户价值的核心内容及其形成 |
| 4.4.1 重复交易程度——粘性度 |
| 4.4.2 客户面的广度——受众面 |
| 4.4.3 客户消费深度——支付力 |
| 第5章 基于客户价值的竞争优势构成及价值实现机理 |
| 5.1 客户价值的三维模型构建 |
| 5.1.1 客户价值的三维模型 |
| 5.1.2 模型的八分位分析 |
| 5.2 客户价值分类及竞争优势构成 |
| 5.2.1 客户价值三维模型的分类 |
| 5.2.2 基于客户价值的竞争优势 |
| 5.3 基于客户价值的企业价值实现机理 |
| 5.3.1 用户行为及企业的网站表现力 |
| 5.3.2 基于粘性度的企业市场控制力 |
| 5.3.3 基于受众面的企业用户价值网 |
| 5.3.4 基于支付力的企业市场支配力 |
| 第6章 客户价值与企业价值的面板门槛分析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建立模型与变量设计 |
| 6.1.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3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2 门槛效应检验 |
| 6.2.1 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 |
| 6.2.2 门槛值估计结果 |
| 6.2.3 区间估计的似然比检验图 |
| 6.3 门槛回归结果 |
| 6.4 样本企业门槛通过情况 |
| 6.4.1 单一维度分别通过情况 |
| 6.4.2 三个维度综合通过情况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稳健性检验设计与说明 |
| 6.5.2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发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实践启示 |
| 7.2.1 构建以用户价值为核心的运营战略 |
| 7.2.2 设定符合企业现状的运营目标 |
| 7.2.3 把客户作为整个市场活动的起点 |
| 7.3 不足与展望 |
| 7.3.1 研究的不足 |
| 7.3.2 今后研究方向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8）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盈余管理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本文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商誉的本质 |
| 二、合并商誉与企业绩效 |
| 三、合并商誉与盈余管理 |
| 四、合并商誉与融资约束 |
| 五、现有文献不足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 |
| 一、商誉的初始计量 |
| 二、商誉的后续计量 |
| 三、商誉会计改进的进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经济学基本理论 |
| 一、信息不对称 |
| 二、代理理论 |
| 第二节 会计学基本理论 |
| 一、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VS决策有用观 |
| 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相关性VS可靠性 |
| 三、准则弹性规则导向VS原则导向 |
| 四、会计基本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 第三节 商誉的本质理论与商誉的计量 |
| 一、超额收益观与直接计量法 |
| 二、总计价账户观与间接计量法 |
| 第四节 理论框架 |
| 第三章 我国A股市场合并商誉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十年的总体概况 |
| 第二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十年分年度分析 |
| 第三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十年分行业分析 |
| 第四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十年分板块分析 |
| 第五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披露情况分析 |
| 第四章 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依据及假设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并商誉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盈余管理中介效应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推理与假设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合并商誉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中介效应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五节 回归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监管方面 |
| 二、准则完善方面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9）基于分享经济的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本研究的背景 |
| 1.1.2 本研究的意义 |
| 1.2 绿色农产品的概念与特性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信任与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相关研究 |
| 1.3.2 合作与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相关研究 |
| 1.3.3 分享经济与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相关研究 |
| 1.3.4 文献综述小结 |
| 1.4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新兴古典分工理论 |
| 2.2 市场发展理论 |
| 2.3 信任行为理论 |
| 2.4 认知博弈理论 |
| 2.5 合作博弈理论 |
| 2.6 DK序贯互惠模型 |
| 2.7 分享经济理论 |
| 2.8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分享经济与市场发展的理论研究 |
| 3.1 理论框架: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比较 |
| 3.1.1 消费者与生产者身份 |
| 3.1.2 交易成本与社会经济组织演化 |
| 3.1.3 专业化经济与分工网络效应 |
| 3.2 分享经济演化的理论模型及一般均衡分析 |
| 3.2.1 理论假设 |
| 3.2.2 角点均衡信息 |
| 3.2.3 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
| 3.3 分享经济的经济发展效应 |
| 3.3.1 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效应 |
| 3.3.2 劳动力的部门转移效应 |
| 3.3.3 市场容量的扩大效应 |
| 3.3.4 人均真实收入的提高效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绿色农产品分享经济平台APP的市场有效性逻辑 |
| 4.1 APP分享经济的产权关系 |
| 4.2 基本模型 |
| 4.3 产权动态化与APP产权界定均衡 |
| 4.4 用户资本化与APP产权扩张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分享经济平台推动绿色农产品市场信任机制建立 |
| 5.1 基于理性计算的信任行为研究的局限性 |
| 5.2 信任逻辑分析范式转变:从理性计算到认知博弈 |
| 5.2.1 “认知-信念”的行为认知理性 |
| 5.2.2 信念与信任行为的框架效应 |
| 5.2.3 基于信念的相关均衡 |
| 5.3 分享经济下绿色农产品市场信任逻辑的认知博弈分析 |
| 5.3.1 博弈模型 |
| 5.3.2 博弈均衡的求解 |
| 5.3.3 分享经济平台助推绿色农产品信任机制建立的认知博弈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分享经济平台推动绿色农产品市场合作机制建立 |
| 6.1 分享经济下多方联盟发展绿色农产品市场的有效性分析 |
| 6.1.1 以分享经济平台为核心的绿色农产品市场多方联盟模型 |
| 6.1.2 绿色农产品市场合作博弈的非空核证明 |
| 6.1.3 绿色农产品市场合作博弈的Shapley值求解 |
| 6.1.4 合作博弈分析结果讨论 |
| 6.2 分享经济下相关主体参与绿色农产品市场多方联盟的意愿分析 |
| 6.2.1 基本模型的设定 |
| 6.2.2 完全理性假设下的序贯互惠博弈分析 |
| 6.2.3 互惠动机条件下的序贯互惠博弈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分享经济视角下中国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案例研究 |
| 7.1 艾米会定制共享农场服务运营商发展案例 |
| 7.2 恒大兴安绿色粮油品牌发展案例 |
| 7.3 湘潭市俏仙女农牧公司绿色基地发展案例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求生产完全分工结构C的步骤 |
| 附录 B 求服务完全分工结构D的步骤 |
| 附录 C 求解生产和服务完全分工结构E的步骤 |
| 附录 D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10）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经理人激励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源起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界定 |
|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 |
| 二、经理人 |
| 三、激励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技术路线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混合所有制研究 |
| 二、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研究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二节 委托代理理论 |
| 一、委托代理关系 |
| 二、信息不对称与代理成本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三节 激励理论 |
| 一、激励理论的基础 |
| 二、管理学中的激励理论 |
| 三、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改革与经理人激励的历史审视 |
| 第一节 放权让利与精神激励 |
| 一、放权让利改革阶段 |
| 二、激励方式分析与评价 |
| 第二节 两权分离与承包经营责任制激励 |
| 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阶段 |
| 二、激励方式分析与评价 |
| 第三节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年薪制激励 |
|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 |
| 二、激励方式分析与评价 |
| 第四节 国资监管与管理层持股激励 |
| 一、国资监管阶段 |
| 二、激励方式分析与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理人激励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概述 |
| 一、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经理人分类激励 |
| 二、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式 |
| 第二节 竞争性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现状分析 |
| 一、经理人具有双重身份 |
| 二、政治晋升激励 |
| 三、薪酬福利激励 |
| 四、在职消费激励 |
| 五、政治监督与约束 |
| 第三节 竞争性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存在的问题 |
| 一、缺乏规范透明的公司治理 |
| 二、经理人双重身份未有效解决 |
| 三、薪酬与企业业绩未有效挂钩 |
| 四、中长期激励机制尚未建立健全 |
| 五、政治监督与约束的作用有限 |
| 六、缺乏市场化的惩戒与退出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经理人激励的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经理人激励理论框架构建的基础 |
| 一、经理人角色和职能分析 |
| 二、经理人的需求分析 |
| 三、经理人的人性假设与行为分析 |
| 第二节 经理人激励理论框架构建 |
| 一、经理人激励的逻辑 |
| 二、经理人激励理论框架 |
| 第三节 基于大样本的定量分析 |
| 一、研究假设 |
| 二、研究设计 |
| 三、实证分析 |
| 四、结果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多案例的经理人激励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选取 |
| 二、案例选取与背景分析 |
| 三、资料整理与分析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 |
| 一、治理与选聘制度 |
| 二、薪酬与中长期激励 |
| 三、事业平台与精神激励 |
| 四、约束与退出机制 |
| 第三节 结果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经理人激励机制构建 |
| 第一节 公司治理与经理人选聘制度 |
| 一、公司治理制度 |
| 二、经理人身份转化与选聘制度 |
| 第二节 契约化的薪酬激励 |
| 一、经理人薪酬契约 |
| 二、经理人薪酬结构 |
| 三、经理人绩效评价 |
| 第三节 基于人力资本的经理人股权激励 |
| 一、股权激励的政策与实践依据 |
| 二、股权激励的实施原则 |
| 三、股权激励模式及其选择 |
| 四、股权激励授予额度 |
| 五、股权激励行权时效与业绩考核 |
| 第四节 事业平台与精神激励 |
| 一、事业平台激励 |
| 二、声望和荣誉激励 |
| 三、肯定与赞赏激励 |
| 四、控制权激励 |
| 第五节 经理人约束与惩戒机制 |
| 一、市场声誉及法规制度约束 |
| 二、自我道德与企业文化约束 |
| 三、市场化的惩戒与退出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经理人激励的保障条件 |
| 第一节 建立市场化的经理人用工制度 |
| 一、优化岗位体系并建立市场化用工机制 |
| 二、规范劳动关系并妥善安置富余经理人员 |
| 第二节 建立以业绩评价为主的人事制度 |
| 一、创新组织结构并搭建事业平台 |
| 二、建立科学公正的奖惩机制 |
| 第三节 建立有效激励的利润分配制度 |
| 一、建立经理人岗位责任薪酬制度 |
| 二、加大对经理人的货币激励力度 |
| 第四节 建立健全经理人市场 |
| 一、转变重官轻商的传统观念 |
| 二、建立完备的经理人信息库 |
| 三、加快对经理人的评估和认证工作 |
| 第五节 完善股权激励的相关政策和法规 |
| 一、进一步调整税收政策 |
| 二、建立健康稳定的股票市场 |
| 三、建立健全相关立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新经济下会计性质和理论框架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合规度评估方法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李晓亮. 北京化工大学, 2020(01)
- [2]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D]. 尹雪婷. 吉林大学, 2020(08)
- [3]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其应用问题研究[D]. 孙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4]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D]. 曾永良.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5]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研究[D]. 李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6]并购政策、企业并购及其绩效研究[D]. 赵妍.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
- [7]基于客户价值的互联网企业价值研究[D]. 路璐.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8]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盈余管理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分析[D]. 黄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基于分享经济的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研究[D]. 邓明君. 湖南科技大学, 2018(06)
- [10]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经理人激励机制研究[D]. 童露. 云南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