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HO专家眼中的中国医院药学事业（论文文献综述）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1]（2021）在《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文中认为博物馆不仅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展示、教育和休闲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它是现代语境下文化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场域。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数字化的生物医学的21世纪,博物馆正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构建和提升博物馆公共性和民主性方面。博物馆的公共性是现代博物馆进行各项工作的基础,如何创生和提高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就成为了本论文研究讨论的重点。全文主要以艺术的亲和性与数字科技的传播性为视角,以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进、展览藏品、公众教育和公共空间的多重维度为切入点,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研讨。首先,从回顾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开始,以医学知识的传承记载、人体标本的收藏保存和医学教育为主轴,总结医学博物馆在历史各个阶段的里程碑事件和重要医学发现。接着从回顾艺术与医学的交融演绎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艺术对医学的发展进步和传承的历史贡献,艺术品本身和博物馆治疗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疾病的疗愈功效。其次,结合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理论,拓展了医学博物馆改革的思维模式,讨论了如何在展品和展览空间的设计中注入艺术审美概念,探索运用多媒体、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来提升医学博物馆对公众的吸引力,从而改善公众教育的可能性。然后,借鉴最前沿的重组教育的理念,分析了在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普及教育中如何形成新的学习生态系统,以自主导向的体验式、社会性和分散式学习为特征,创造出特殊的文化景观和开放的公共场域的新型医学博物馆空间,有效地达成普及健康卫生教育的重要职能。探究了在信息网络全球化的后真相时代,医学博物馆在公众健康教育方面不可替代的优势,提出了博物馆公共教育的策略。接着结合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公众化的视角,阐述了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从而打破现有文化区隔的可能性,推演了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将极大程度地推动医学博物馆的健康知识民主化的进程。最后,以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作为理论原点,首次提出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结合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探究在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再生产模式、路径及其在公众教育方面的策略,展望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对社会福祉和健康文化的贡献。希望该研究结果能为传统医学博物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对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和公众健康教育的发展和未来布局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李宁[2]（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研究指明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孔少楠[3]（2020）在《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文中提出研究背景私人诊所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截至2014年,全国私人诊所数量达到149175家,占全国诊所数量的比例超过96%。私人诊所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主要原因是此类诊所可及性好、患者就医方便且就医成本较低。但是,由于私人诊所未被纳入HIS等其他医疗IT系统管理,对私人诊所医生的诊疗行为以及私人诊所的管理一直处于卫生管理研究的边缘。医生的处方行为直接决定了医疗服务质量,因此是非常重要的的医疗服务环节。我国私人诊所的卫生服务市场与公立医院的卫生服务市场不同,很少能够纳入医保报销,因其受到支付方式、医疗服务范围、医生执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医生处方不合理的现象极其常见。普通感冒是人民群众的常见病之一,虽然该病的发病率高且目前尚无特异性药物,但是普通感冒是自限性疾病,通常7天内可自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在普通感冒的治疗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诊疗过程不规范、抗生素不规范使用、中成药不合理使用等。近年来,相关管理部门已经注意陆续出台了各种政策法规和监管措施来严格管理私人诊所的诊疗活动,希冀能够有效提高私人诊所的医疗服务质量,但是由于私人诊所缺乏具体的监管措施和手段,难以像对公立医疗机构那样对私人诊所进行管理。因此,通过对私人诊所医生诊疗行为的分析,探讨影响医生处方行为的因素,有助于政府优化相应的卫生政策,提高私人诊所的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服务及市场有两大特征,一个是不确定性,另一个是信息不对称性。信息不对称会在市场上出现诱导需求。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不能解释真实的经济社会中的一切现象,尤其是医生的种种行为,需要新的理论对此进行解释。麦克圭尔提出了医生利他主义模型,认为医生的效用来自于三方面,分别是净收入、闲暇时间和对患者无效用的诱导。对前人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由于利他主义存在测量难度、田野实验的难度也远远大于实验室实验,因此目前对利他主义和医生诊疗行为之间的研究仍然较少:（1）对于医生利他性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缺乏实证研究的数据支持;（2）目前研究很少聚焦医生利他主义与处方行为、其他医疗行为的关系,以及医生的社会偏好是否保持一致性;（3）医生的社会性利他性仅仅从利他/利己两个角度进行区分,不够细致。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总体目标:采用田野实验的方法,以青岛市私人诊所为例,采用匿名审计的方式对私人诊所医生的诊疗行为进行实验,借助普通感冒观察私人诊所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在医疗情境中的利他水平性别以及医生处方行为关系,探讨医生的社会利他水平对诊疗行为的影响,对现有的私人诊所医疗行为监管措施提出改善建议,促进全面健康水平的提升。本研究的具体目标为:（1）通过对私人诊所医生在普通感冒诊疗过程中的行为进行匿名审计实验,对医生具体的诊疗行为进行量化和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为卫生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优化和制定相关监管政策、优化监管手段提供决策依据。（2）分析不同性别的私人诊所医生在普通感冒疾病的诊疗行为上的差异,探索性别与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3）通过基于社会规范的利他主义实验对医生利他性进行评估,结合医疗情景下的医生利他水平,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与医疗情景下利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本研究的对象为青岛市私人诊所以及诊所中的执业医生。从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正式注册的西医诊所中,随机化抽样选择133家诊所作为本研究对象。通过计量经济学中随机配对的方法,保证了实验过程中私人信息保护问题。实验设计（1）:匿名审计医生诊疗服务行为。本研究面向大学生进行招募,共招募了 36名女性大学生（17组试验人员+2位备份）作为审计人员。在正式实验之前,先对审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和预实验,确保审计员陈述普通感冒症状时能够严格按照拟定的台词进行陈述,并且与医生的沟通过程具有一致性,避免影响实验结果。在实验中,审计员假装是病人,到诊所自述自己的症状（同普通感冒）,记录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离开诊所后填写本研究的“病人评估问卷”。实验设计（2）:通过利他主义实验来观察医生的利他性。在本研究中,调查员扮演成普通感冒病人到私人诊所中就诊,在就诊结束后将预先留有“失主”信息以及其他物品的钱包悄悄放到诊所。我们根据医生是否与“失主”联系以及如何处理钱包中的现金来判断医生在利他主义程度,并将其分为在社会规范方面的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同时与实验（1）中所表现出来的医生行为进行比较,分析三组医生行为差异。同时,在本研究中也分析了医生性别与处方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应用SPSS22.0（中文版）软件、MicrosoftOffice Excel 2007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对于连续性的因变量采用方差分析,并一般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对于分类变量类型的因变量采用卡方检验,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诊所诊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私人诊所中医生在治疗普通感冒时,存在诊疗不规范和用药不规范现象。例如,在问诊过程中,询问患者是否咳嗽或者咳痰的医生比例低于50%,使用听诊器的医生比例不足20%,询问患者是否药物过敏的医生比例不足30%。虽然病人并不需要服用任何药品,但是开具药品的医生比例非常高。其中,开具药品的医生所占比例为88.72%,开具抗生素的医生所占比例为48.87%,开具中成药的医生所占比例为72.93%,开具西药的医生所占的比例为64.66%,为患者开具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的医生比例为70.68%。开具药品的医生比例高,但是提供药事服务的医生比例却不高,例如,告知病人用药方法的医生所占比例为64.66%;告知病人药物副作用的医生所占比例仅为9.02%,告知病人其他注意事项的医生所占比例为78.95%。诊所中存在大量的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现象,48.87%的医生为患者开具了抗生素处方,平均每个医生开抗生素0.49±0.91种。医生所开具的抗生素分为四类,其中,头孢菌素类占比最高,为56.92%,其次是大环内酯类,占比为16.92%,再次为青霉素类,占比为13.85%,最次是喹诺酮类,占比为12.31%。没有医生为患者开具两类或两个以上的抗生素。本研究中,有1位医生为“患者”开具了利巴韦林,占医生总数的0.75%。本研究中,为“患者”开具中成药的医生为97位,占医生总数的72.93%。在本研究中,所有的医生均为西医,在为患者开具感冒类中成药时,实际上是不能够对患者进行“望、闻、听、切”的诊断的,从而不能辩证用药。同时,患者并没有提到心脑血管或者骨科方面的不适,但是部分医生为了患者开具了心脑系统的中成药以及骨科中成药,这属于明显的超范围用药。本研究中针对病人的最优治疗方案中是不需要开药的,但是88.72%的医生都为“患者”开具了药品,平均每位医生开药1.80土0.92种,平均每位医生开药的价格为38.35±25.19元,诊所中诱导需求现象严重。（2）利他主义与医生处方行为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主义实验（“丢钱包”）中,医生表现出了不同的利他性。在133家样本诊所中,有66家诊所打回电话,询问是否有人丢失了钱包,并在实验员的请求下将钱包及钱包内的东西寄回。有1家诊所打回电话,但要求“失主”上门领取钱包。利他主义可以分为自我利他主义（ego-altruism）和纯利他主义（pure-altruism）两种。自我利他主义（ego-altruism）是指个体同时关注自身和他人的利益。纯利他主义（pure-altruism）是指个体仅关注他人的利益。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将38家寄回钱包且将剩余现金也归还的医生作为纯利他组,28家寄回钱包但未归还现金以及1家要求“失主”上门领取钱包的医生（共计29位）作为自我利他组,66家诊所的医生作为利己组。分析结果显示,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在开药总种类、抗生素种类、药品总价格、抗生素药品价格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如下:对于是否开具抗生素,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利己组,利己组的表现由于自我利他组。对于开药总种类数,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492）,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65）。对于抗生素种类数,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6）,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药品总价格,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686）,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对于抗生素药品价格,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164）,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性别与医生处方行为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医生和女性医生处方行为无显着差异。男性医生群体中开药医生占的比例90.91%（60/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药医生的比例86.57%（58/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医生占的比例为50.00%（33/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医生占的比例47.76%（32/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的比例为90.01%（60/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的比例83.58%（56/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中成药的比例为74.24%（49/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中成药的比例76.12%（51/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药总价格的均值为38.55±23.23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药总价格的均值38.72±26.93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的均值为5.55±7.23元,女性医生群体中抗生素类药品的均值6.20±8.05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33.00±22.29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32.52±26.06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中药类药品价格的均值15.88±19.35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15.64±16.75元。（4）利他主义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本研究发现,医生医疗行为中的部分其他医疗行为与社会利他性具有相关性,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在患者就医经历的总体评分和向父母推荐该医生的可能性得分以及诊疗时长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患者在就医经历的总体评分和推荐可能性这两项的得分最能体现患者本次就医感受,我们对三组医生在这两方面得分进行比较,发现:患者在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6.15±1.65分,患者在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5.65±1.63分,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5.06±1.63分。患者对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5.42±2.17分,患者对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4.86±1.62分,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4.34±1.90分。患者在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9.21±3.38分钟,患者在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12±3.45分钟,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27±4.05分钟。（5）性别与医生的其他医疗行为诊疗时长与患者就医满意度以及医生的利他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对男女医生的诊疗时长进行比较,发现:患者在男性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06±3.87分钟,患者在女性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8.63±4.15分钟。对男女医生的诊疗时长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两组医生诊疗时长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研究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在医疗情境中的利他水平性别以及医生处方行为关系,探讨医生的社会利他水平对诊疗行为的影响,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私人诊所医生对于普通感冒的诊疗过程有待规范,例如诊疗流程不规范、抗生素使用不规范、违规使用利巴韦林、引致需求明显等。（2）私人诊所医生的社会利他性与医疗情景下的利他性相关。具有纯粹利他偏好的医生在抗生素的使用、药品种类、药品价格、患者满意度、诊疗时长方面的表现优于具有自我利他偏好和利己偏好的医生。具有自我利他偏好的医生的患者满意度虽然高于具有利己偏好的医生,但是在抗生素的使用、药品种类、药品价格方面的表现劣于具有利己偏好的医生。（3）私人诊所医生的性别与医生的处方行为无关,但与诊疗时长相关,女性医生的诊疗时长长于男性医生。基于本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进一步加强对私人诊所的监督力度,推广使用匿名审计。（2）对现有医疗价格体制进行调整和优化。（3）在私人诊所中也引入商业医疗保险或者社保,通过第三方监督降低居民医疗成本。（4）加强对普通感冒正确治疗方式的培训和教育宣传,减少抗生素使用不规范的现象。（5）提高医生的社会利他性水平,促进患者的健康收益。
付璐[4]（2020）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人类健康需要依靠多种医学体系的相互融合与发展。然而东西方医学的跨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医在西传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阻碍。在此背景下,回溯中西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挖掘其影响因素,或可为当今医学交流的相关政策制定、模式构建等提供一些史学意义上的启示。本文选择《本草纲目》传欧史作为研究切入点,原因在于此书在欧洲的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且评价较高,是中医西传的一个较为典型和成功的案例。对《本草纲目》传欧史加以阐述和解析,或可加深人们对东西方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为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医学交流提供某些历史借鉴。《本草纲目》系中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纂的一部本草学巨着,于1593年刻成、1596年发行,最迟在1604年传入日本,之后相继传入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并于17世纪末传入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18-19世纪期间,诸多欧洲学者对《本草纲目》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引用、研究及评价。20世纪以来,《本草纲目》进一步引起了国际的重视,如1953年,莫斯科大学将李时珍像镶嵌在该校大礼堂;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本书列入“世界记忆名录”;2018年,在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本草纲目》成书44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学者围绕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学术成就及影响,举办了多场国际性学术会议和纪念活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贯穿17-21世纪,跨越了欧洲多国,其流传时间较长、范围较广、影响较大且在不同时期的流传特点不同,故值得对其传欧过程进行研究。本文以《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目录调查、网络调查以及实地考察3种方式,收集17世纪至今的多种专着、论文、信件、手稿、政策文件、照片、画册、标本等珍贵资料;采用传统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本书从17世纪至今在欧洲多国的流传过程及欧洲读者对本书的收集、翻译、引用、研究和评价;此外,本文运用接受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指导,挖掘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及阻力因素;同时,借鉴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从知识的收集、分析、传播及应用四个阶段探讨了《本草纲目》传欧的全过程。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本文考察了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梵蒂冈、比利时、奥地利8国17家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的不同版本22种38部,对其馆藏地、书号、版本信息及特征进行论述。特别是法国所藏3种《本草纲目》彩绘本,本文对其药图来源进行考证后,认为彩绘本所绘816幅药图系参考《本草纲目》钱蔚起刻本所附药图上色而成,并在个别细节处进行了增补、删减和修饰。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本文阐述了 4种英文、法文译本的主要内容、体例以及翻译特点。其中,18世纪由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所编写的手稿“《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一种《本草纲目》法文节译本;由法国27位传教士联合供稿、并由杜赫德所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专设一章翻译《本草纲目》的前言部分及16种药物,该书在欧洲流传甚广,对《本草纲目》传欧影响较大。20世纪英国学者伊博恩联合北京博物学会诸位学者编纂的8种着作,涉猎《本草纲目》所载植物、矿物及动物药,内容全面。至21世纪,由中国学者罗希文所译《本草纲目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BencaoGangmu）》,是世界上首部、亦是目前唯一的《本草纲目》英文全译本,从内容到体例还原度都非常较高。关于《本草纲目》的欧洲接受史,本文将其分为“传入与翻译期”“研究与评价期”“文化印象构建期”三个时期:在17-18世纪,欧洲的《本草纲目》接受者主要为来华传教士,他们在中国收集此书的文本、图像与相关药物标本,并将部分文本内容译成西文传到欧洲。至19世纪,《本草纲目》的接受者以药理学家、化学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等学者为主,他们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标本进行化验分析,从化学、药理学角度阐释这些中国药物,并与欧洲当地的植物进行对照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对《本草纲目》的接受形式趋于多样化,如通过雕塑、动画等形式向国际展示李时珍及中草药文化形象,特别是《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的梳理,可以认为: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主要来自“新鲜（猎奇）”和“实用（需求）”,而阻力则主要来自“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此外,本文在“《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一章中厘清了《本草纲目》传欧研究中的3个常见争议性问题:一是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关于中药的两种着作《中国植物志》《单味药》皆非《本草纲目》的外文节译本,但卜弥格在《单味药》中引用过《本草纲目》丹砂及龙骨的条文。二是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博士毕业论文并非以《本草纲目》为研究对象,但他年轻时很可能在奥布瓦修道院见过《本草纲目》彩绘本,并为了阅读彩色植物图旁的汉文去学习汉语,终成为一位着名汉学家。三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三大着作《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及《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共出现8处“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表述,8条相关引文中有5条可能引自《本草纲目》,主要为对家鸡和金鱼相关资料的引述。其余3条可能来自《中国纪要》转引《齐民要术》对养羊法的记载。达尔文可能误认为此8条引文出自同一种“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即《本草纲目》。最后,本文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将《本草纲目》知识的传欧过程分为收集、分析、传播、应用四个阶段:从知识收集来看,欧洲人通过购买、赠送、掠夺等方式,收集了《本草纲目》的多种版本及相关的药物标本;随后对《本草纲目》中的知识进行了筛选、翻译、引用、研究;通过论着、会议、展览等传播方式,将《本草纲目》的相关知识展示给其他欧洲学者;同时从资源获取、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等角度实现了知识的应用。有关本文的创新点,笔者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和探讨:新材料:本文收集、补充了一些前人论述中未载的史料。如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等藏书机构的《本草纲目》明清版本、相关绘本、剪贴画册、学者手稿等多种珍贵文献资料。特别是收集了 5种与《本草纲目》相关的药图绘本及剪贴画册。其中的3种彩绘《本草纲目》药图,迄今学界知之不多,尤其珍贵。本文将其中的图像与《本草纲目》多种版本的药图逐幅进行对比,详细分析其绘图特点,进一步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了欧洲学者获取《本草纲目》药图的背景及意义,弥补了现有研究关于《本草纲目》图像传欧的某些缺失。对前人虽有提及、但未做深入研究的资料,本文进一步探究其特点与价值。如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本草纲目》“金石部”法文译稿、法国汉学家毕瓯及化学家布朗涅尔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的化验分析、英国药理学家汉伯里对《本草纲目》的研究等,都是前人相关研究中鲜少涉及或研究较浅的珍贵资料。本文详细分析了上述欧洲学者论着的成书背景、体例、内容、特点及其对《本草纲目》传欧的意义,拓展了现有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新观点:对《本草纲目》西传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争议性问题,本文在详细考证后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的着作是否为最早的《本草纲目》西文节译本?”“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毕业论文是否为欧洲史上最早的以《本草纲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是否盛赞《本草纲目》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本文综合多位学者的论述,追本溯源,厘清了既往研究中的某些讹误,并基于文献证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新视角:本文在研究视角与方法学上亦有所创新。本文在传统的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基础上,引入接受理论及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试图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深入探讨《本草纲目》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将来的东西方医学交流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借鉴。
张震[5]（2020）在《中央军医学校研究（1902-1949）》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古代,军医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更没有形成专门的军医人才培养机构,直到近代西医传入中国,西方医学在传教士们的努力下逐渐获得国内各界的认可,同时由于近代编练新军的需要,军医作为现代军医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一同被引入,并逐渐得到重视,军事医学和军医教育由此起步。中央军医学校开创于清末时期,最初名为北洋军医学堂,是由袁世凯所筹建,专为北洋陆军服务。北洋军医学堂创办初期模仿欧洲和日本的军医学校,逐步建立招生、课程、考试、毕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军医学生。1906年,北洋军医学堂被清政府接收,改称陆军军医学堂,但所有规章制度如旧。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对中央军医学校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不仅改称为陆军军医学校,将校址迁往北京,并对学校的管理体制和教育模式进行调整,将学生分为普通科、本科、研究科进行不同层次的培养。但是由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混战,频繁的战火波及学校,致使学校面临着经费不足、教工离职、停招学生等困扰,学校的发展止步不前。南京十年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开始重视军医教育,于是将陆军军医学校接收,先后成立军医司、军医设计监理委员会、军医署等机构负责军医事业的发展,并对军医学校进行管理和建设。学校由北平迁往南京,将教学模式分为学员班教学和学生班教学,增设了大量课程,校名也在1936年正式改为中央军医学校。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免受战火破坏,中央军医学校被迫迁往大后方的贵州省安顺县,并得到国民政府更多的重视,学校不仅加强了组织建设、设立分校、完善行政机构、优化附属机构,还加强师资和科研队伍建设,学校的各个方面均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军医教育事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军医学校迁到上海,与陆军卫生勤务卫生训练所、上海陆海空军总医院等军医训练机关一同合并为国防医学院,实施综合性军医教育,建立“八类六级”的教育体系,军医教育规模空前扩大,也由此形成了军医中心教育制度。但国民政府战败后,中央军医学校也随之结束。中央军医学校是唯一一所跨越整个中国近代的军医学校,也是旧中国军医教育的最高学府,不仅仅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为中国的现代军医教育体系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专注于对医学（尤其是军事医学）的研究,在应对国内疫情防控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全国抗战时期,中央军医学校仍然坚守使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小敏[6]（2020）在《宋代药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药业,即医药行业,在中国古代溯源悠久。传统药业涵盖古人为了防治疾病、延续生命的一系列药物认知、利用以及经营活动。药业研究的对象包括自然及加工药物、经营管理机构、药市及药业文化等内容,其发展不仅与医学、农业、商业联系紧密,更具有独立发展路径。宋代以前,药物发展经历了从民间经验到官方认证的过程。宋代以后,药物利用更多体现在官方主导下的民间传播过程。厘清宋代用药、制药、售药等相关机构之间的联系,是理解古代药业经营管理以及官民用药发展水平的重要基础。通过分析宋代药业的发展历程,既有利于展现传统药业的阶段性演变,也是阐释宋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关乎生命的重要行业,古代药业以战国秦汉以来的医药认知体系为基础,逐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战国秦汉时期为第一阶段,出现了主要满足少数人补益需求的最早用药风潮。不过当时上层社会的用药习惯与百姓应疫需求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魏晋隋唐时期是第二阶段,不仅逐步掀起了古代“医药分家”的序幕,也促使隋唐以后城镇药肆、药市的初步兴起。宋代开启了古代药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构建了政府引导下的药业运行体系,在药物利用、经营管理、药业信仰等方面多有革新。宋代药业的兴盛,为下一阶段明清时期的药材商帮活动奠定了行业发展基础。在药物利用方面,宋代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三大类别药物分别在专业栽培、利用观念、功效地位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植物药种植中,宋代人工栽培药物的种类、技术、规模范围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在动物药利用中,宋代不断稳定并付诸于实践的“辰属”观念,引导人们深入开发利用已经熟知的动物药,而非恣意妄用其他野生品种。在包括动物药在内的药物代用品方面,宋代医药家不是无节制的增加代用品种类,而是采取相对稳定的用药标准,推动成药规范化发展。在矿物药的功效利用中,宋代矿物药被大量引入治疗普通疾病,但在实践中也遭到越来越多医家、士人的质疑。政府一度颁布旨在扼制滥用金石药的禁令,其他植物类药物（如黄耆）的补益地位逐步形成。这些药物资源的利用变化,是宋代药业兴盛的重要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宋政府重视革新医药机构,形成了内廷用药与外朝制售的有机结合。官方制售机构以翰林医官院、太医局的行政教育职能分化为基础,自上而下逐步影响至基层乡里,有效强化了官药业的市场优势地位。中央及地方官药局各有侧重,而非单一的直属关系。地方药局具有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与中央官药局运行模式不同、相对独立、临时性的地方医疗救助体系。在比较协调的政策环境下,宋代（特别是南宋）商业性市镇普遍兴起,南方民间药肆明显多于北方。许多民间药肆不再与医家直接相关,而是由商人直接经营。药材商品的独立化以及药业主体的多样化发展,成为宋代药业兴盛的突出表现。此外,药品流通过程中度量衡的规范与进步、剂型的商业性变化、药价的持续走高,一并彰显了宋代药业发展的新面貌。在药业信仰方面,宋代儒释道力量在医药活动中相互联系,形成了以佛、道为名,由士人融合构建的行业崇拜雏形。宋代士人通过家宅种药和开辟药园等活动,在社会上形成了认识药物、利用药物的良好环境。他们以理性的批判精神,成为当时传验方药的重要主体。士人对道家祠观和佛家寺院的记载和传颂,既推动了道家先贤及医药人物逐步具备了行业神的崇拜形象,也进一步提高了佛家寺僧医药活动的社会影响。宋代以后各种“药王”的多样化记载,是明清时期医药行业民间崇拜的社会文化基础。就现实意义而言,宋代作为超越古代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关键时期,是我们恰当总结古代药业发展经验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以药物利用为线索,注重探讨药材商品的经营活动及文化背景,是系统阐释宋代药业发展水平、拓展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合理途径和独特视角。传统药业至今关乎民众生活、政府治理、社会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如何综合规划药学史的研究路径、如何理解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药物的依赖和需求,仍是人们值得不断深思的重要课题。
连洁[7]（2020）在《齐鲁大学与济南城市文化变迁》文中指出一所大学,特别是水平较高的大学,会受所处城市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也必然会对其产生影响。齐鲁大学是基督教差会在山东创办的唯一一所综合性的教会大学,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之一,各学院分散三地发展一段时间后,1917年齐聚于济南。济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自主开埠的省会城市,是传统与现代都比较明显的城市。以齐鲁大学与济南文化变迁的关系为例,观察中国近代化进程,对研究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城市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山东地方史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齐鲁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出现在济南,以积极的态度与济南城市文化开始彼此影响。齐鲁大学带着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带着与现代科学、现代社会有所隔膜的宗教。齐鲁大学一方面要保持自己基督教大学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屈服于中国的现实,满足学生和中国社会的需要,变成纯粹传播科学的场所,逐渐放松宗教控制。齐鲁大学师生对济南城市物质文化有所记录,调查主体是西方人,他们有在现代化比较完善的城市的生活经验,对济南这座嬗变中的城市有所评议,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到现代的距离有比较直观的感受,也有助于保存当时济南的城市样貌。齐鲁大学将先进的西方文化和教育方式带入济南,从大学教育、中小学教育到社会教育,惠及面相当广。在学校教育方面,齐鲁大学的课程设置比较完善,偏向职业教育,学生的校园生活劳逸结合,重视健康和运动,在多种社会服务中树立起了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为中国社会整体的进步埋下种子。尽管受到政治干涉,齐鲁大学的毕业生都具备了应有的知识和能力。社会教育方面,以社会教育科为首,开拓了市民的眼界、传播了先进文化与科学知识、提高了市民的生活质量,扩大了济南的知名度,吸引外来游客,对济南城市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齐鲁大学对济南人的生活有所记录,保留下济南城市文化的断面的同时,也为济南的生活带去一点新风。更重要的是齐鲁大学对学生在生活方式方面的教育足以使学生从原理上理解现代的生活方式,这种影响会进一步扩散,传播现代的、科学的生活方式。齐鲁大学的教职工、学生以及附设的共合医院都尽力为济南提供服务,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保护了整个城市。齐鲁大学也从实践中不断获得信心,汲取经验,发展出与当地的良好关系,推动了齐鲁大学本身的发展,使得齐鲁大学愈加与城市融合。深受教育的学生将使社会更大范围地受益。价值观念方面,面对中国近代复杂的思潮,齐鲁大学作为教会大学,肯定其中的启蒙思想,拒绝过激的行动,对政治敬而远之,同时试图推销基督教精神引导人们的行为。教会试图将基督教与母国的政治经济活动剥离,也尽力理解中国的排外情绪,但是本质上仍然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改变不了高高在上的态度。齐鲁大学发生的学工运动可以说是济南城市文化对齐鲁大学的影响。齐鲁大学在男女合校方面走在了极度保守的山东省的前列。学校对女性多有关怀,这种特殊保护实质上是对当时女性弱势身份的承认。齐鲁大学与济南城市的影响力相互映衬,向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扩散。
郭东[8]（2020）在《医药分开视角下社会药房慢性病药学服务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在国家倡导分级诊疗与医药分开的背景下,社会药房功能日益完善。慢病患者可以自主选择到社会药房购买药物,慢病患者对于慢性病药学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社会药房在提高慢性病患者用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不管是从慢性病患者需求层面,还是国家政策层面,都对社会药房提供的慢性病药学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目的:本文以郑州市为调查样本,通过对该地区社会药房药师提供的慢性病药学服务开展情况、以及前来购药的慢病患者对社会药房药学服务的需求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探索社会药房在提供慢病药学服务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为社会药房提升慢性病药学服务能力,保证慢病患者安全、合理、有效、经济地用药提供参考。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检索法、问卷调查法、对比研究法等方法收集资料。参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和以及国家执业药师发展中心的指导性文件制定制定社会药房慢性病药学服务现状调查问卷及慢病患者对社会药房药学服务需求调查问卷,在郑州市区内社会药房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地区药学服务模式与社会药房慢病管理现状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可供我国社会药房开展慢性病药学服务的经验。结果:本研究共调查郑州市5大城区100家社会药房的药师、以及前来购药的300名慢病患者。共发放社会药房药师问卷101份,获得有效问卷93份,共发放慢病患者问卷300份,获得有问卷288份。使用Excel对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录入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调查结果显示,郑州市五大城区内社会药房药师整体学历较低,专业性不够强;在药学服务完成度方面,在用药指导、用药交代等基础药学服务项目开展情况良好,而在用药随访、提供慢性病相关资料等药学服务项目完成情况不佳,药师未能完全发挥作用;通过调查发现,社会药房开展慢性病药学服务工作面临的障碍主要是执业药师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缺乏提供相关人员与设备,患者对社会药房执业药师缺乏信任;在对慢病患者药学服务需求的调查结果发现慢病患者对于社会药房提供的药学服务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患者在购药过程中接收到的药学服务以基础指标检测和用药咨询与交代为主,社会药房开展慢性病药学服务存在的问题是药师服务水平不高,专业化能力不足;药学服务项目不够全面,缺乏规范化药学服务流程;慢病患者用药依从性差,对执业药师信任度低。结论:目前,我国社会药房提供慢性病药学服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潜力巨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建议在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立法、建立慢性病标准化药学服务流程、加强执业药师管理、建立健全处方药管理制度,提高执业药师执业能力。加强与基层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强对执业药师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认知度和专业形象等方面推动社会药房慢性病药学服务质量与水平,充分发挥药师在慢病用药管理与科学合理用药的积极作用。让慢病患者受到更加全面的慢性病药学服务,促进社会药房与慢病患者共同受益。
买托合提·居来提[9]（2019）在《和田维吾尔医疗的地方实践 ——以医疗、疾病与文化为中心》文中认为民族医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亦是传统文化的瑰宝。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交流,和田地区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族医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田地区的医疗事业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维吾尔医疗更是如此。本文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对和田地区的部分维吾尔医院、私人诊所和医务人员进行了调研同时,探究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对维吾尔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医疗空间的变化、医学知识的传承模式、医疗实践中的信任逻辑以及医疗实践中形成的医患关系等问题,并从医疗、疾病和文化角度对和田维吾尔医的地方实践进行了研究。本文共分以下六大部分:第一章:和田维吾尔医的医疗和文化。主要围绕以下两个主题展开:第一,维吾尔医药学产生的历史渊源、类型和特点,根据相关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进一步探讨和田民间医疗文化的类型和特点,对民间医疗的社会认知和地位,丝绸之路的繁荣在维吾尔医药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行了探讨。第二,从文化视角看维吾尔民间医疗,对疾病分类、民间医疗中的符号以及疾病与治疗的逻辑进行了研究。第二章:和田维吾尔医的整体格局及现代发展。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主题展开:第一,作为医疗空间的家,系统地介绍了和田维吾尔医的形式和类型,具有多种身份的提维普（Tivip）和医师在社会上的地位;第二,医疗空间的转移,以此为切入,系统阐述从家庭到街头,逐步走向专业化和商业化的医疗实践。同时,介绍了此过程的主要途径、特点和实际存在的问题;第三,维吾尔“医院”的诞生历程,从而阐述维吾尔医学的重要发展阶段;第四,医疗管理体制和政策,本节系统的介绍了民族医药政策法规评价体系、民族医药政策在新疆民族医药中的作用以及民族医药制度改革对维吾尔医学的影响。第三章:和田维吾尔医的知识生产与延续。本章论述了传统医学知识继承模式的发展过程、教育模式下医学知识继承的状况、传统维吾尔医学和医学知识继承模式作为知识体系和医疗实践信任的逻辑。主要围绕以下三个主题展开:第一,作为知识体系的传统维吾尔医学及其传承模式;第二,知识传承的现代转型;第三,医疗实践中的信任逻辑。第四章:和田维吾尔族医疗实践中的医患关系。本章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研究。第一,医患双方对疾病的认知和培养,主要阐述不同身份的医患双方对疾病的理解以及在医疗实践中的博弈;第二,道德:维吾尔族制约医患关系的文化规则,论证了医德在整个治疗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三,现代医学的制度逻辑及其对传统医学的影响,主要阐述了信任和医患沟通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最后,维吾尔医疗场域中的医患关系,解释了不同领域的医者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维吾尔医学作为中华民族医药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民族医学的范畴,地域和文化的差异使其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作为维吾尔医药的发祥地之一,和田维吾尔医形成了具有和田地域特色的医疗文化,并已融入和田人民的日常生活。笔者作为和田人,在长期观察和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目前,维吾尔医学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中医药学与维吾尔医学的关系。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维吾尔医学与佛教医学的关系。必须明确的是,维吾尔医学绝对不能等同于伊斯兰医学,维吾尔医学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圈,是以中华医药文化为基础形成和发展的医学文化;此外,执业医师综合素质较低,对传统医学知识和医疗实践的认识和理解不足,部分执业医师存在一定的医德问题。一些公立维吾尔医院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落后,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与西方医疗机构相比,二者之间差距更大。江湖医生仍然存在,庸医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医疗事业的发展;沟通观察能力差影响医患关系;医学知识的继承与保护存在一些问题。
何娟[10]（2018）在《中医药西传研究 ——以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医药因其独特的疗效,在世界各地勃然兴起,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及医学思维方式等差异,中医药的理论和文化内涵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播。西方国家对中医药的认识仍停留在一知半解、以偏概全的层面。在西方国家中,中医药被公认为“补充医学”,在大多数国家中仍没有获得合法地位。自中医药西传研究的论题出现以来,学术界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取得了一系列的相关成果,但是目前该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书籍对中医药西传的研究主要处于史料收集阶段,侧重于知识的普及。一些文章只是从某个方面、某个角度,对中医药西传进行研究,还没有形成一套实施性较强的传播模式。明末清初的西方医学入华,如同当代的中医药西传一样,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异质文化和异质医学体系在异域文化中的输入和接受问题,同样存在着中西方文化和医学思维方式等差异。西方医学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传入中国并产生较大影响,其中定有符合传播学的规律可寻。探寻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可以为当代我们破解中医药西传的困境提供借鉴。本文基于传播学相关理论,运用文献学、比较研究、描述性、跨学科等研究方法,以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为切入点,再结合当代中医药西传自身的特点来探讨中医药西传的模式,并基于这一模式,进一步探讨中医药西传的具体实现路径。论文第一部分首先回顾了中医药西传的历史概况,主要梳理了中医药西传的代表人物、内容、效果等等,分析了中医药西传的历史特征以及启示,旨在以史为鉴,借鉴成功经验;接着,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了当代中医药在西方国家的传播现状,分析了中医药西传的促进和阻碍因素,重点论述了造成目前中医药西传困境的主要原因,为研究中医药西传的模式和探讨其具体实现路径提供史料支撑。论文第二部分,首先对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的原因、内容、影响及意义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并根据传播学“7w”模式,深入剖析了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的接受之路,总结了其传播模式。重点阐述明末清初的西方医学是在基督教神学的框架下传入中国的。为了更好地实现其传播目的,传教士采取了以中国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策略,即传播者、传播情景、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分别与受众进行协调,从而减少了西方医学在华的传播阻力,提升了传播效果。接着本文对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对当今中医药西传的借鉴意义进行了分析,结合传播学相关理论,提出了当今中医药西传的“9w”模式。论文第四部分主要根据中医药西传的“9w”模式,进一步探讨了当代中医药西传的具体实现路径。重点论述了以传播目的为基准来协调各个传播要素;组织多种形式的互动,积极吸纳受众的反馈;以临床经验技能的传播来带动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以受众为中心的中医药西传策略选择等等。
二、WHO专家眼中的中国医院药学事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HO专家眼中的中国医院药学事业（论文提纲范文）
（1）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一)世界博物馆学的研究趋势 |
| (二)早期的医学博物馆馆藏研究推动了人文自然科学发展 |
| (三)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概况 |
| (四)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文献综述 |
| (五)艺术和医学的交融促进医学的发展和医学知识的传播 |
| 三、研究方法和论文构架 |
| 第一章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西方医学和医学史的记录和传承 |
| (一)史前医学时期 |
| (二)远古文明中的医学时期 |
| (三)古希腊医学时期 |
| (四、五、六)古罗马医学、中世纪医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时期 |
| (七)近现代医学时期 |
| (八)后现代医学时代 |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
| 一、早期西方医学博物馆 |
| 二、大众人体解剖博物馆 |
| 三、卫生博物馆与健康博物馆 |
| 四、医学相关专科博物馆 |
| 五、西方医学史和医学博物馆沿革的历史时间轴 |
| 第三节 欧美医学博物馆的现状和困境 |
| 一、博物馆在当代被赋予了新的发展内涵 |
| 二、欧美医学博物馆现状 |
| 三、欧美医学博物馆困境成因分析 |
| 四、欧美医学博物馆发展状况对中国医学博物馆发展的启示 |
| 第四节 欧美博物馆与其瘟疫主题展 |
| 一、20 世纪流行传染性疾病的主题教育展与其博物馆 |
| 二、古老的黑死病与亚姆村瘟疫博物馆的建立 |
| 三、其它博物馆的瘟疫教育展 |
| 第二章 艺术和医学的共同演绎 |
| 第一节 对人体的研究是艺术与医学的永恒话题 |
| 一、艺术与医学的交融与萌芽:人体 |
| 二、艺术与医学的交汇与探究:人体解剖学 |
| 三、人体艺术的西方具象写实与东方抽象写意 |
| 第二节 世界名画里的人体和医学 |
| 一、名画中人物的疾病和健康状况 |
| 二、名画里反映出画家本人的身体疾病 |
| 三、名画里反映的医护病患关系 |
| 四、名画里记录着医学史中的重要事件 |
| 五、名画里记录的瘟疫 |
| 第三节 人体疾病和心理健康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
| 一、身疾心病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 |
| 二、疾病对艺术创作影响的作用机制 |
| 第四节 艺术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影响:博物馆处方与艺术治疗 |
| 一、博物馆处方和博物馆治疗 |
| 二、艺术是一种新型的古老治疗工具 |
| 三、艺术治疗的形式与主要方法 |
| 四、绘画治疗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
| 五、艺术博物馆艺术治疗的有效性评估 |
| 第五节 艺术在医院和临床医学的应用 |
| 一、艺术有助于提升医务人员的人文修养 |
| 二、艺术在现代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
| 三、医院空间环境的艺术化:绘画、雕塑、色彩和绿化等的治疗效果 |
| 第六节 生物医学艺术:艺术与医学融合的新趋势 |
| 一、欧美生物艺术的萌芽时期 |
| 二、欧美生物艺术的发展阶段 |
| 第三章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路径 |
| 第一节 麦克卢汉的“媒介观” |
| 第二节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重要手段:高新科技的应用 |
| 一、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内涵 |
| 二、医学博物馆的艺术化离不开科技化 |
| 第三节 人体和医学展品的标本固定和保存的艺术化 |
| 一、制成木乃伊(Mummification) |
| 二、蜜渍法(Mellification) |
| 三、古代防腐剂和福尔马林固定保存法(Formalin fixation) |
| 四、现代防腐剂:化学和物理方法综合使用(Embalming) |
| 五、人体冷冻(Cryogenics) |
| 六、塑化技术保存人体标本(Plastination) |
| 第四节 电子科技发展衍生人体艺术品:数字人体和数字解剖标本 |
| 一、人体生物医学标本的数字化 |
| 二、数码人体:电脑合成的三维人体 |
| 三、人体虚拟尸体解剖 |
| 四、3D-打印的人体器官标本 |
| 五、医学数字产品和数字艺术品 |
| 六、生物医学艺术作品 |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展陈设计的艺术科技化 |
| 一、围绕展品医学内涵和展览主题,强调知识性并突出审美感 |
| 二、展陈空间中的科技、医学和艺术的融合 |
| 三、应用数字医学标本和增强现实及虚拟空间:创造艺术化的虚拟场景 |
| 四、虚拟艺术的传播作用与意义 |
| 第六节 未来科技化的医学博物馆的表征 |
| 一、博物馆的线上数字展览 |
| 二、虚拟医学博物馆 |
| 三、博物馆的人工智能和医学智能博物馆 |
| 第七节 人体艺术标本和生物艺术品之伦理问题 |
| 一、东西方的生死观的讨论 |
| 二、海根斯塑化人体艺术的伦理道德问题 |
| 三、生物医学艺术的伦理问题与特点 |
| 第四章 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及公众教育 |
| 第一节 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与博物馆教育改革 |
| 一、当代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挑战 |
| 二、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和学习网格模式 |
| 三、后真相时代博物馆教育的公信力 |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 |
| 一、传授医学知识是医生的重要职责 |
| 二、医学博物馆是医学教学的重要课堂 |
| 三、人体解剖也是早期艺术家的专业课 |
| 四、医学博物馆专业教育的现状 |
| 第三节 西方医学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 一、早期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 二、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和公众卫生健康教育普及 |
| 三、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内容 |
| 四、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的现状与策略 |
| 第四节 医学博物馆不可替代的的公众教育特色 |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挑战 |
| 一、传统医学博物馆和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差别 |
| 二、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问题 |
| 三、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的意义 |
| 第六节 现代医学健康公众教育有关主题展的实例解析 |
| 一、心脏主题展 |
| 二、大脑主题展 |
| 三、人体解剖生理的公众教育:玻璃人和透明人人体模型 |
| 四、灵活机动的博物馆公众教育:微型主题展 |
| 五、人体生物科学技术内容主题展 |
| 第五章 拓展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 |
| 第一节 消失的边界: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与边界拓容 |
|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与博物馆公共性的创生 |
| 二、当代艺术和博物馆的公共性 |
| 三、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价值与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当代医学博物馆公共性应有的审美表征 |
| 一、生物艺术品和新标本艺术赋予新的审美特征 |
| 二、艺术再造医学博物馆现代展陈语境 |
| 三、艺术融入医学博物馆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 |
| 四、医学和艺术并行:医学艺术混合展 |
| 五、医学和艺术的融合:医学专家和艺术家合作 |
| 第三节 医学美术在传播医学知识和拓展公共性上的作用 |
| 一、医学美术的传播力:一图胜过千百字 |
| 二、医学插图展现艺术家和医学的完美融汇 |
| 三、超级写实主义雕塑表现人体医学的科学细节 |
| 四、医学三维动画展示生命和疾病的机制 |
| 第四节 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一、用普惠美学思想指导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建设 |
| 二、医学博物馆工作人员需要多学科专业的培训 |
| 三、数字时代展陈设计中文化再生产的新模式 |
| 四、建构新型博物馆教育模式与加强公众健康知识的传播 |
| 五、医学博物馆需融合市场经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博物馆运营模式 |
| 第五节 解析公共性的典型案例:惠康医学博物馆 |
| 一、惠康信托基金会和惠康典藏博物馆 |
| 二、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一:公众参与共建文化民主 |
| 三、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二:当代艺术融合医学艺术 |
| 四、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三:分享主义与资源共享 |
| 五、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四:公共性和精英性共存 |
| 第六章 走向未来的大医学艺术博物馆 |
| 第一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的界定与意义 |
| 一、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溯源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形成的背景 |
| 三、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的界定及其内涵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多元化的特点 |
| 第二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作为公共性的文化空间生产 |
| 一、增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公众影响力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公众影响力的作用机制 |
| 三、加强医学艺术博物馆公共性的审美表征 |
| 第三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线上线下的运作机制 |
| 一、线上大医学博物馆的运作机制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智能化的管理系统 |
| 三、医学健康普及的不仅是医学科学也是社会文化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为中心的社区文化健康与福祉联盟 |
| 第四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建设的(SWOT)可行性分析 |
| 一、机会与威胁分析(OT)主要是对环境和时势的分析 |
| 二、优势与劣势分析(SW)主要是对自身优势和劣势的评估 |
| 三、博物馆企业家在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作用与职能 |
| 第五节 构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策略 |
| 一、打造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特色品牌 |
| 二、寻求艺术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 三、寻求医学专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与医学机构及博物馆的合作 |
| 五、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主题展要围绕公众关心的健康话题 |
| 六、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社教部门的规划要反映新时代的述求 |
| 七、大医学艺术博物馆要应用在多元文化空间生产的管理思维 |
| 八、大医学艺术博物馆需要寻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国际合作 |
| 结束语 |
| 附录一 、欧美十大医学博物馆 |
| 附录二、图版索引(按前后顺序)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 |
| 后记与致谢 |
| 附件 |
（2）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诊所发展现状分析 |
| 1.1.2医生处方行为现状分析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利他与医生行为 |
| 1.2.2 性别与医生行为 |
| 1.2.3 博弈论视角下的医患关系 |
| 1.3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论文的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 |
| 2.2 医生行为模型 |
| 2.3 社会偏好与行为博弈论 |
| 2.3.1 人的社会偏好 |
| 2.3.2 社会偏好的微观结构 |
| 2.3.3 利他偏好下的行为博弈论 |
| 2.4 利他行为的测量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献综述 |
| 3.1 利他主义及其基础 |
| 3.1.1 利他的生物学基础 |
| 3.1.2 利他的神经经济学基础 |
| 3.1.3 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
| 3.1.4 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 |
| 3.2 医生及其行为 |
| 3.2.1 医生与医学中的利他行为 |
| 3.2.2 医护人员的性别及诊疗行为 |
| 3.2.3 不合理的处方行为 |
| 3.3 利他主义与行为博弈论 |
| 3.3.1 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 |
| 3.3.2 行为博弈论 |
| 3.4 关于利他主义的田野实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验原理、实验设计与分析方法 |
| 4.1 实验原理 |
| 4.1.1 关于实验经济学 |
| 4.1.2 田野实验 |
| 4.1.3 审计实验及其在卫生领域的应用 |
| 4.2 实验设计和分析方法 |
| 4.2.1 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
| 4.2.2 伦理学问题 |
| 4.2.3 实验设计 |
| 4.2.4 质量控制 |
| 4.2.5 数据分析方法 |
| 第五章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5.1 一般性结果 |
| 5.1.1 样本诊所的基本情况 |
| 5.1.2 样本诊所医生的基本情况 |
| 5.1.3 利他主义实验的基本情况 |
| 5.1.4 审计实验中医生诊疗行为的基本情况 |
| 5.2 利他性、性别与医生医疗行为关系的分析结果 |
| 5.2.1 利他性与医生处方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2.2 性别与医生处方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2.3 利他性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关系分析 |
| 5.2.4 性别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3 定性分析 |
| 5.3.1 关于普通感冒的处方行为 |
| 5.3.2 关于就医体验等其他医疗行为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6.1 方法学的讨论 |
| 6.1.1 田野实验在医疗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
| 6.1.2 匿名审计实验数据具有高可靠性 |
| 6.1.3 数据质量保证 |
| 6.1.4 数据分析方法 |
| 6.1.5 实验细节的设计 |
| 6.2 实验结果的讨论 |
| 6.2.1 诊所诊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利他主义与医生行为 |
| 6.2.3 性别与医生行为 |
| 6.3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3.1 结论 |
| 6.3.2 政策建议 |
| 6.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6.4.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6.4.2 本研究的不足 |
| 附件1 病人评估问卷 |
| 附件2 病人台词 |
| 附件3 接线员台词 |
| 附件4 准考证 |
| 附件5 学生名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中医西传”研究现状 |
| “《本草纲目》传欧”研究现状 |
| 1 前言 |
| 1.1 研究范围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材料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性 |
| 2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 |
| 2.1 法国藏本 |
| 2.1.1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 |
| 2.1.2 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所藏 |
| 2.1.3 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所藏 |
| 2.1.4 法兰西公学院亚洲协会图书馆所藏 |
| 2.2 英国藏本 |
| 2.2.1 大英博物馆所藏 |
| 2.2.2 Wellcome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 |
| 2.2.3 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 |
| 2.2.4 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所藏 |
| 2.3 德国藏本 |
| 2.3.1 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 |
| 2.3.2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藏 |
| 2.4 西班牙藏本 |
| 2.4.1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塞万提斯阅览室所藏 |
| 2.4.2 西班牙巴厘阿多里德市菲律宾奥斯定会图书馆所藏 |
| 2.5 俄罗斯藏本 |
| 2.5.1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 |
| 2.5.2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
| 2.6 梵蒂冈藏本 |
| 2.7 比利时藏本 |
| 2.8 奥地利藏本 |
| 2.9 小结 |
| 3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 |
| 3.1 《本草纲目》节译本 |
| 3.1.1 范德蒙德的金石部药物译稿 |
| 3.1.2 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
| 3.1.3 伊博恩的研究译着 |
| 3.2 《本草纲目》全译本 |
| 3.3 小结 |
| 4 《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 |
| 4.1 传入与翻译期(17-18世纪) |
| 4.1.1 踏上欧洲土地(17世纪) |
| 4.1.2 翻译的出现(18世纪) |
| 4.2 研究与评价期(19世纪) |
| 4.2.1 博物学图鉴的收集(17-19世纪) |
| 4.2.2 中国药物的鉴定与研究 |
| 4.2.3 《本草纲目》及中国科学的评价 |
| 4.3 文化印象构建期(20-21世纪) |
| 4.3.1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译本 |
| 4.3.2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研究 |
| 4.3.3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印象 |
| 4.4 小结 |
| 5 《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辨 |
| 5.1 卜弥格与《本草纲目》——最早的“《本草纲目》译本”之争 |
| 5.2 雷慕沙与《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学位论文”之争 |
| 5.3 达尔文与《本草纲目》——“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之称由来 |
| 5.4 小结 |
| 6 《本草纲目》传欧之讨论:以知识社会史的视角 |
| 6.1 《本草纲目》的知识收集 |
| 6.2 《本草纲目》的知识分析 |
| 6.3 《本草纲目》的知识传播 |
| 6.4 《本草纲目》的知识应用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欧洲相关藏书机构及资料来源 |
| 附录2: 欧洲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明清版本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中央军医学校研究（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二、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际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央军医学校创办的背景 |
| 一、中国古代军医的沿革 |
| 二、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与中国人医学观念的转变 |
| 三、编练新军的需要 |
| 第二章 清末中央军医学校的开创 |
| 一、北洋军医学堂创办 |
| 二、北洋军医学堂招生 |
| 三、北洋军医学堂教学 |
|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中央军医学校的调整与纷扰 |
| 一、管理体制与校址发生重大变化 |
| 二、推行分科教学与强化学生管理 |
| 三、军阀混战严重破坏学校的发展 |
| 第四章 南京十年中央军医学校的巩固与加强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中央军医学校的管理 |
| 二、学校推行学员生班教学与增设教学课程 |
| 三、撤换校长风潮震动蒋介石 |
| 第五章 全国抗战时期中央军医学校的迁徙与坚守 |
| 一、中央军医学校由南京迁往安顺 |
| 二、中央军医学校加强组织建设 |
| 三、中央军医学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与科研工作 |
| 第六章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医学校的改组与结束 |
| 一、中央军医学校的改组以及引发的争议 |
| 二、国防医学院教育规模的扩大 |
| 第七章 中央军医学校的影响 |
| 一、为国家造就了大批军事医疗专门人才 |
| 二、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军医教育的先河 |
| 三、在防治国内重大疫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
| 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宋代药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宋代以前药业概述 |
|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药物利用与流通 |
| 一、战国秦汉时期的药物认识及利用 |
| 二、秦汉时期的药物流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时期的医药分家 |
| 一、医药分家的内涵及表现 |
| 二、医药分家与药业兴起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药物的栽培与利用 |
| 第一节 宋代植物药栽培的新发展 |
| 一、栽培品种成倍增多 |
| 二、栽培方法改良更新 |
| 三、专业栽培的规模化发展 |
| 第二节 宋代动物药的选择及利用 |
| 一、动物药与“辰属”观念 |
| 二、常见动物药的利用 |
| 三、药物代用品的新探索 |
| 第三节 宋代矿物药补益功用的弱化 |
| 一、矿物药利用观念的变化 |
| 二、矿物药利用实践的积累 |
| 三、矿物药补益功效的替代——兼论黄耆“补药”地位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药业的经营及管理 |
| 第一节 官府机构 |
| 一、皇室用药 |
| 二、药物储藏 |
| 三、官方制售 |
| 第二节 民间药肆 |
| 一、政府管理 |
| 二、地域发展 |
| 第三节 专门药市 |
| 一、形成特点 |
| 二、流通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药商与行业发展 |
| 第一节 药商的社会形象 |
| 一、药商的指代名称 |
| 二、药商的行业形象 |
| 第二节 药商的行业活动 |
| 一、“药行”与“药市” |
| 二、药商的行业活动 |
| 第三节 药商的地域环境 |
| 一、北方药材的利用情况——以雄州一带为例 |
| 二、南方药市的区域特点——以长江流域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士人与药业文化 |
| 第一节 种药建园 |
| 一、家宅种药 |
| 二、开辟药园 |
| 第二节 传方验方 |
| 一、传方 |
| 二、验方 |
| 第三节 助力佛道 |
| 一、道家祠观 |
| 二、佛家寺院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宋代对外药物贸易 |
| 第一节 宋与辽夏金的药物贸易 |
| 一、与契丹辽国 |
| 二、与党项夏国 |
| 三、与女真金国 |
| 第二节 宋与东南亚诸国的药物贸易 |
| 一、进口药物的种类 |
| 二、进口药物的地区交易 |
| 三、进口药物与岭南瘴疾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宋代药业兴盛的主要特征 |
| 二、宋代药业兴盛的主要原因 |
| 三、宋代以后的药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齐鲁大学与济南城市文化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与选题简介 |
| 二、意义、价值和作用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相关材料 |
| (二)研究现状 |
| 四、学术要点 |
| 第一章 齐鲁大学落户济南 |
| 第一节 各差会联合办学的需求 |
| 一、山东各新教差会合作的意向 |
| 二、义和团加速各差会合作 |
| 三、差会重新选择学校位置的需要 |
| 四、教会联合大学分散办学的不便 |
| 五、国立大学对基督教的排斥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在济南的成型 |
| 一、济南城市本身的优势 |
| 二、齐鲁大学的定位与目标 |
| 三、齐鲁大学与本地的互动 |
| 第二章 齐鲁大学对济南城市文化的记录 |
| 第一节 历史与地理 |
| 第二节 交通 |
| 第三节 城市管理 |
| 一、政府机构情况 |
| 二、市政服务 |
| 三、财务来源 |
| 四、新式监狱 |
| 五、人口情况 |
| 六、慈善事业 |
| 第四节 经济状况 |
| 一、银行与钱庄 |
| 二、商业情况 |
| 三、农业情况 |
| 四、工业情况 |
| 第五节 生活状况 |
| 一、生活水平 |
| 二、医疗状况 |
| 三、教育机构 |
| 四、宗教机构 |
| 五、日常休闲场所 |
| 六、卖淫业 |
| 第六节 建筑 |
| 第三章 教育 |
| 第一节 齐鲁大学教育的定位 |
| 一、基督教教育 |
| 二、与政府的互动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的课程设置 |
| 一、西方学科的引入 |
| 二、中国文化的发扬 |
| 三、政治影响下的课程设置 |
| 第三节 齐鲁大学学生的基本情况 |
| 一、学生入学情况 |
| 二、学生的在校生活 |
| 三、毕业生情况与校友会 |
| 第四节 齐鲁大学的社会教育科 |
| 一、广智院举办的活动 |
| 二、广智院产生的影响 |
| 第五节 齐鲁大学附属中学的情况 |
| 一、齐鲁大学建中学的理由 |
| 二、中学的发展和影响 |
| 第四章 生活方式 |
| 第一节 齐鲁大学在健康与运动方面的努力 |
| 一、济南的公共健康状况与齐鲁大学的努力 |
| 二、齐鲁大学提倡各类体育运动 |
| 三、齐鲁大学参与的各级运动会 |
| 第二节 济南城的节日与纪念日 |
| 一、中国传统节日 |
| 二、政治性纪念日 |
| 三、西方节日 |
| 第三节 战争中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一、鲁豫战争中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二、二次北伐期间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三、中原大战中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四、日本入侵阴影下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第五章 公共服务 |
| 第一节 齐鲁大学附设的共合医院 |
| 一、医院简介 |
| 二、医院的作用 |
| 三、医院的扩张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参与的社会服务与慈善工作 |
| 一、齐鲁大学相关的社会服务 |
| 二、齐鲁大学参与的慈善事业 |
| 第六章 价值观念 |
| 第一节 对中国各式思潮的观察和反应 |
| 一、各式启蒙思潮 |
| 二、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加强 |
| 三、排外风潮与反基督教运动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 |
| 一、齐鲁大学的学生运动 |
| 二、齐鲁大学的工人运动 |
| 第三节 齐鲁大学对女性的态度 |
| 一、男女合校 |
| 二、女性的专门通道 |
| 三、齐鲁大学重视女性所产生的影响 |
| 第七章 齐鲁大学扩散的影响力 |
| 第一节 齐鲁大学在济南本地的直接影响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在济南以外的影响 |
| 一、其他省份对齐鲁大学的重视 |
| 二、齐鲁大学与其他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
| 三、毕业生在外省的成绩 |
| 第三节 齐鲁大学向外国的推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8）医药分开视角下社会药房慢性病药学服务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人口老龄化加重,慢病防控形势严峻 |
| 1.1.2 我国“医药分开”政策实施现状 |
| 1.1.3 医药分开视角下药师的角色转换与职责扩展 |
| 1.1.4 医药分开视角下慢病患者日益提升的药学服务与健康服务需求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问卷调查设计 |
| 1.5.2 样本获取 |
| 1.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法律法规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社会药房 |
| 2.1.2 执业药师 |
| 2.1.3 药学服务 |
| 2.1.4 社会药房慢性病管理服务 |
| 2.2 社会药房药学服务相关法律法规 |
| 第三章 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药房药学服务模式与慢病管理介绍及经验借鉴 |
| 3.1 美国 |
| 3.1.1 社会药房药物治疗管理(MTM)服务模式 |
| 3.1.2 美国社会药房慢病管理服务 |
| 3.2 英国 |
| 3.2.1 英国社区药房服务 |
| 3.3 中国台湾 |
| 3.3.1 “药事照护”专业服务模式 |
| 3.4 经验借鉴 |
| 3.4.1 加强与医疗机构以及专业机构的合作 |
| 3.4.2 健全药学服务流程,优化慢病患者的用药管理 |
| 第四章 社会药房慢性病药学服务现状调查-以郑州市为例 |
| 4.1 基于药房药师慢性病药学服务的开展现状调查 |
| 4.1.1 描述性分析 |
| 4.1.2 社会药房慢性病药学服务项目开展现状 |
| 4.1.3 社会药房开展慢性病药学服务工作面临的挑战 |
| 4.2 基于慢病患者社会药房药学服务的需求内容调查 |
| 4.2.1 描述性分析 |
| 4.2.2 受访者患病情况 |
| 4.2.3 慢病患者对所患疾病与用药知识了解程度 |
| 4.2.4 慢病患者对社会药房药学服务需求情况 |
| 4.2.5 社会药房提供慢性病药学服务存在的不足 |
| 4.2.6 药学服务接受情况 |
| 4.2.7 满意度情况 |
| 4.3 社会药房开展慢性病药学服务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3.1 药师服务水平不高,专业化能力不足 |
| 4.3.2 药学服务项目不够全面,缺乏规范化药学服务流程 |
| 4.3.3 慢病患者用药依从性差,对执业药师信任度低 |
| 第五章 推动社会药房慢性病药学服务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5.1 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制度建设 |
| 5.2 建立慢性病标准化药学服务流程 |
| 5.3 加强社会药房执业药师的监管 |
| 5.4 建立健全处方药管理制度 |
| 5.4.1 完善慢病长期处方制度 |
| 5.4.2 建立健全社会药房慢病用药档案建立制度 |
| 5.5 全面提升执业药师的执业能力 |
| 5.5.1 改革药学高等教育模式,健全药学服务人才培养体系 |
| 5.5.2 优化执业药师资格考试 |
| 5.5.3 建立健全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体系 |
| 5.6 加强与基层医疗机构的合作 |
| 5.7 满足顾客需求,提高执业药师职业认同感 |
| 5.7.1 完善药学服务内容,提高为慢病人群服务的专业化程度 |
| 5.7.2 加大执业药师社会宣传,提高执业药师专业形象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结论 |
| 6.2 创新之处 |
| 6.3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社会药房慢性病药学服务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B 社会药房慢病患者用药现状及药学服务需求调查问卷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和田维吾尔医疗的地方实践 ——以医疗、疾病与文化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 概念界定 |
| 四、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田野调查 |
| (二) 文献资料研究 |
| 六、田野点概况 |
| 七、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难点 |
| (二) 创新点 |
| 第一章 和田维吾尔医的医疗与医疗文化 |
| 第一节 维吾尔医药学的历史渊源、类型及特点 |
| 一、丝路文化交流与维吾尔医学形成与发展 |
| 二、和田民间医疗文化的类型和特点 |
| 三、民间医疗的社会认知及地位 |
| 第二节 作为文化体系的维吾尔民间医疗 |
| 一、疾病的文化解读 |
| 二、民间医疗中的象征符号 |
| 三、疾病与治疗的文化逻辑 |
| 第二章 和田维吾尔医的整体格局及其现代发展 |
| 第一节 作为医疗空间的家 |
| 一、医疗形式及其类型 |
| 二、拥有多重身份的民间郎中(提维普Tivip) |
| 三、医师的社会文化定位及权威 |
| 第二节 医疗空间的变迁:从家庭到街头 |
| 一、走向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医疗实践 |
| 二、职业化和商业化医疗实践的过程及特点 |
| 三、职业化转化的路径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维吾尔“医院”的诞生 |
| 一、医院的建立:门诊发展为医院 |
| 二、私立医院与公立医院 |
| 三、现阶段维吾尔医医院的发展状况 |
| 第四节 医疗管理体制与政策 |
| 一、民族医药相关政策法规的评价 |
| 二、国家民族医药政策在新疆民族医药事业中的作用 |
| 三、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对维吾尔医学发展的意义 |
| 第三章 和田维吾尔医的知识生产与延续 |
| 第一节 作为知识体系的传统维吾尔医学及其传承模式 |
| 一、知识传承模式 |
| 二、习得与传承的基本模式 |
| 三、维吾尔医学中的知识观 |
| 第二节 知识传承的现代转型 |
| 一、师徒关系与师生关系 |
| 二、权威的维护与传递 |
| 三、从传统道德走向职业道德---传统的转型 |
| 第三节 医疗实践中的信任逻辑 |
| 一、传统医疗实践中的人际关系与权威 |
| 二、新时期医疗实践与社会信任 |
| 第四章 和田维吾尔医疗实践中的医患关系 |
| 第一节 医患双方的疾病认知 |
| 一、医师的知识体系 |
| 二、患者对疾病的认知 |
| 三、医疗实践中的博弈 |
| 第二节 道德:约束维吾尔医患关系的文化规则 |
| 一、基于道德的医患关系:来自田野的本土经验之一 |
| 二、医疗实践中的性别:来自田野的本土经验之二 |
| 三、“维医”或“伪医”:市场、权利、信任 |
| 四、传统医患关系中的信任规则及其调试 |
| 第三节 现代医学的制度逻辑及其对传统医学的冲击 |
| 一、道德约束缺失与信任危机 |
| 二、“医德”还是“异”德 |
| 三、信息不对称:医患沟通中的话语特征 |
| 第四节 维吾尔医疗场域中的医患关系:三甲医院的事例 |
| 一、病房中的医患关系:认知差异的实践形态 |
| 二、医师与患者不同的心理需求:相互理解的出发点 |
| 三、交流方式与信息交换:医患沟通中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中医药西传研究 ——以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概述 |
| 1 选题意义与研究角度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角度 |
| 2 相关概念界定 |
|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1 研究内容 |
| 3.2 研究方法 |
| 第一部分 中医药西传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 |
| 1 中医西传的历史概况 |
| 1.1 早期的中医药西传 |
| 1.2 明清时期的中医药西传 |
| 1.3 近代的中医药西传 |
| 1.4 中医药西传的特征 |
| 1.5 中医药西传的历史启示 |
| 2 中医药西传的现状分析 |
| 2.1 中医药在西方国家的传播情况 |
| 2.2 中医药在西方国家发展的特点 |
| 2.3 当代中医药西传的促进因素 |
| 2.4 当代中医药西传存在的问题 |
| 第二部分 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及其对当代中医药西传的借鉴意义 |
| 1 传教士将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原因 |
| 1.1 基督教与西方医学的密切关系 |
| 1.2 基督教行医传教的传统 |
| 1.3 文艺复兴后西方医学的发展 |
| 1.4 行医传教对中国社会的适应 |
| 2 西方医学在华传播的内容 |
| 2.1 传教士对西方医学知识的介绍 |
| 2.2 传教士在华的医事活动 |
| 3 西方医学在华传播的影响及意义 |
| 3.1 中医界对西方医学知识的接受 |
| 3.2 “类同化”现象分析 |
| 3.3 西方医学在华的传播意义 |
| 4 西方医学在华的传播模式 |
| 4.1 在基督教神学的框架下传入中国 |
| 4.2 以受众为中心,以提升传播效果 |
| 5 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对当今中医药西传的借鉴意义 |
| 5.1 可行性分析 |
| 5.2 差异性分析 |
| 5.3 中医药西传模式初探 |
| 第三部分 中医药西传的具体实现路径 |
| 1 以传播目的为基准来协调各个传播要素 |
| 2 组织多种形式的互动,积极吸纳受众的反馈 |
| 3 以临床经验技能的传播来带动中医药文化的西传 |
| 4 以受众为中心的中医药西传策略选择 |
| 4.1 以受众分析作为开展中医药西传的前提 |
| 4.2 多传播主体协调合作逐步深化受众对中医药的认知 |
| 4.3 营造良好传播情景,调动受众的主动性 |
| 4.4 根据受众所需选择传播内容 |
| 4.5 全方位整合传播媒介,拓宽受众接触面 |
| 结语 |
| 本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结论 |
|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查新报告 |
| 发表论文 |
四、WHO专家眼中的中国医院药学事业（论文参考文献）
- [1]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D].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3]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D]. 孔少楠. 山东大学, 2020(04)
- [4]《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D]. 付璐.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0(01)
- [5]中央军医学校研究（1902-1949）[D]. 张震.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1)
- [6]宋代药业研究[D]. 杨小敏. 河北大学, 2020(03)
- [7]齐鲁大学与济南城市文化变迁[D]. 连洁.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医药分开视角下社会药房慢性病药学服务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D]. 郭东. 郑州大学, 2020(03)
- [9]和田维吾尔医疗的地方实践 ——以医疗、疾病与文化为中心[D]. 买托合提·居来提.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10]中医药西传研究 ——以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为视角[D]. 何娟.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