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姓氏更替看汉族的发展壮大

一、从族称变化看汉族的发展壮大（论文文献综述）

王江成^[1]（2021）在《从“族类群体”到“少数民族”：中国民族构建的“一个面向”》文中研究表明由各个"族类群体"向"少数民族"的转换构成了中国民族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少数民族构建"。它以中国历史发展中自在并演变至近代的各个"族类群体",在外来民族概念引入之后一步步转变为自觉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政治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华现代国家及中华民族构建为历史政治背景,以近代以来的主要社会政治力量同少数民族的互动为主要构建形式。对它的历史政治分析为认识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提出了关于少数民族的新的阐释,为回应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解构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也需处理族别差异性的问题。

李明浩^[2]（2021）在《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文中认为濊貊是古代从中原东部与北部迁徙到东北中南部及朝鲜半岛地区生活的民族,与东胡系民族、肃慎系民族及汉民族共同构成古代东北的四大族系。在古代文献中,濊貊时常被合并称谓,但实际上在秦汉之前的“濊”与“貊”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并且存在较大的生计方式上的差异。通过文献整理,可以清晰地发现濊与貊两个民族的迁徙、融合过程,以此可以洞悉整个东北民族、历史的发展变化。本论文以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濊”（追、薉、秽、獩）与“貊”（貉、发、亳、狢、貈、狛）的多种文字书写和事件记述为研究内容,系统考证了古代东北民族“濊貊”的迁徙、发展、融合等情况。本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与第二章,首先是分别对古代历史文献中“濊”与“貊”的多种文本记载进行辨析,明确文献中出现的“濊”与“貊”如何从单独使用发展到混合为“濊貊”使用的演进过程。其次以《诗经·韩奕》等古代文献为研究主体,辨析在一些文献中二者单独及混合出现和使用时各自代表的民族主体情况。最后分别考证“濊”与“貊”在未融合之前,各自的居地所在以及早期迁徙情况。第三章,是以《逸周书·王会解》为研究重点,辨析“成周大会”时前来中原朝贡的“东夷”“东北夷”诸族分别同“濊”“貊”二族之间的关联情况,考证了文献中因何会将此时的东夷、东北夷诸族与后来的濊貊民族混同。尤其是箕氏朝鲜（古朝鲜）为何没有出现在《王会解》记载的中成周大会内,以及濊人、貊人与古朝鲜人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山海经》中的“貊国”“濊国”的考证。首先,考证了貊国的方位、其与古朝鲜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其次,通过出土的与濊有关的印章、封泥考证了汉设置苍海郡情况以及濊人在朝鲜半岛乐浪郡的生存情况。第六章,是通过东北濊貊分支民族共同语言区的形成、农业生产方式的建立,以此考证貊人的东迁过程以及与濊人的融合情况。证明了汉代对以濊貊为代表的东北民族的有效管理,濊貊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东北边疆管理机构紧密的政治联系。第七章,是对域外汉籍高丽文献《三国史记》中出现的“靺鞨”记载的考证,证明了朝鲜半岛文献中很早便出现的“靺鞨”,大多数情况实质上是对“濊貊”民族的错误标记。并且随着高句丽、渤海的崛起,加速了对濊貊民族的融合,尽管有少量濊貊一直存续到了辽代,但因为自身体量上的微弱,最终消亡在生女真的南下之中。

殷沙漫^[3]（2020）在《多民族杂居区的文化融合研究 ——以湘西边城茶洞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民族杂居区作为国家重点关注扶持的特殊区域,从传统农村社会转型过渡到现代工业城镇社会过程中,其结构转化、人口迁徙和文化变迁,反映出国家整体性社会与多民族区域性社会的互动,凸显了当代中国民族与民族区域发展的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本文是一项有关于多民族杂居地区文化融合的民族学研究,立足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边城茶洞镇的实地调查情况,采用田野调查、历史文献、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该区域进行个案研究,主要从共时与历时两个层面进行论述。一方面,从共时性层面来探讨汉族、苗族和土家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问题和文化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从历时性层面来考察涉及不同民族的历史迁徙过程和民族文化融合、变迁的过程;进一步讨论汉族、苗族、土家族三个主体民族在长期以往的共生共存后,多种民族文化在文化传播和接触中如何相互采借、相互补充、共同发展,进而融为一体,最后深究多民族杂居区如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民族关系。具体而言,全文包括绪论、正文以及结论三个部分,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述评、研究意义与资料来源、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的设计。第二章主要阐述调查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第三章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论述边城茶洞镇多民族杂居格局形成的背景;二是分别讨论三大主体民族的历史迁徙过程,与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广”、改土归流和民族识别等政策密切相关。第四章讨论了历史上民村（汉族村寨）与苗寨有边墙为界,民村围绕在集镇中心,而苗寨远在集镇边缘。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村与苗寨的区隔日渐打破,双方的边界日趋模糊,形成了交错居住格局。第五章比较分析新中国成立前后,少数民族与汉族从不通婚到通婚的历史背景、具体表征及血缘与文化的融合过程,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关系。第六章从祭祀家先与敬拜白帝天王这两个文化事项中窥视边城茶洞镇的汉族、苗族与土家族长期的交流交往过程中,从居住到通婚,再到精神信仰,在思想观念上逐渐融合的现象。第七章为结论部分,分析多民族杂居区的各族人民基于共同的文化生态环境和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彼此的文化相互渗透、相互采借、相互认同,融合为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体,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各民族共享的边城茶洞文化。

张旭飞^[4]（2020）在《近代黔东南宗族祠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黔东南优越的环境吸引了汉族移民的迁入。他们带来了汉族的宗族文化,自宋以后在与少数民族的长期交往中促进了民族融合,为宗祠的产生创造条件。黔东南宗祠兴起于明初,在近代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发展态势。其分布较为普遍但不均衡;在类型上具有层级性;建筑规模中等,一般由大门、中堂和寝堂构成。宗祠的兴起和发展为宗族开展各项活动提供了场所。宗祠的经济基础主要有坟地、山林和祭田。坟地来源渠道多元,祖遗和购置是最主要方式。山林是重要祠产之一,因分布广泛而数量较多。祭田作为宗祠经常性的经济来源,其规模有限,难以达到一些汉族地区的发展程度。从购置各类祠产的资金来源看,主要有族人捐献、罚款和借贷生息等方式。黔东南宗族以族长为核心建立祠产经管组织,但是族会制的产生表明宗族管理由族长负责制开始向个人领导下的集体负责制转型,族内民主化逐渐发展。此外,苗侗的寨老、理老也在祠务的经管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宗族从祠产的建置、存续到发生侵害等各阶段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实现了宗族、村寨以及官方的积极互动,增强了对祠产的保护;通过有效经营促进了祠产的发展,为宗祠开展祭祀等活动准备了条件。祠祭是最为严肃隆重的活动。近代黔东南宗族通过制定严格的祭祀规范和有序开展祭仪各环节确保祠祭的顺利,实现尊祖敬宗收族之效。与此同时,苗侗等族特有的祭祖仪式也在盛行。以祠祭为主的各类祭祖仪式的并行,反映了汉族与苗侗等少数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实现了相互吸收,共同发展。此外,黔东南宗祠努力设法救济贫困族人,积极倡导族人相互救济;通过办学校、助学奖学和劝诫族人向学等多种路径鼓励族人读书学习,为子弟求学创造条件。这不仅有助于维持宗族的稳定,也有利于宗族的发展壮大,从而在地方社会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近代黔东南宗族一方面倡导落实息争戒讼,积极配合政府组织团练;另一方面捐资办学,建设地方基础设施,有力地维护着地方社会的稳定和促进了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但是,宗族械斗对地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以上研究表明,当代政府需要加强对宗族的管理,积极引导其利用宗祠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消极影响。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更应使宗祠在推进民族融合和各民族共同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王海霞^[5]（2019）在《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满族民歌是东北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乡韵气息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歌唱形式。内容涵盖满族人民生产、生活及风土人情,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唱词质朴,具有满族独特音律、情感真挚,深深扎根于满族人民的生活,伴随满族人民生活的音乐文化,以歌唱的方式记忆了满族民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心声。本论文通过对满族民歌历时与共时发展空间的回顾,以文献记载、文化遗存的谱系资料为研究基础,以民间留存的传统民歌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的满族民歌和文化融合发展为新的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为研究视角,通过个案分析和实践案例比较论证,对满族民歌人文自然生态形成依据、唱词音韵规律、演唱风格及表现形式、传承意义进行研究。论文研究共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思路、研究现状与问题、相关概念的界定,并对研究意义与创新、研究目的与方法之处作了阐述。第一章,通过对满族民歌的历史梳理,从“满族民歌历史文化”视角,阐述了历史遗存的满族民歌与自然和人文生态中满族民歌间的依存关系。并历时性地梳理了不同族源地域满族民歌文化发展历程,论述了满族民歌与民族精神信仰和活态演唱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章,以当下留存的不同类型的满族民歌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民歌案例论证,阐述了满族民歌在演唱内容、音调结构及不同演唱风格方面的特征,诠释了满族民歌题材之一萨满神歌的演唱特点和存在价值。第三章,从语言学语境探讨了满语民歌语言演唱艺术和方言音韵特点。通过实践案例比较分析,阐述了区域其他民族民歌与满族民歌唱词韵律演唱个性特征,并对满语、满汉双语、汉语三种语言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个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第四章,从文化超越视角,阐述了原生形态满族民歌创新、融合发展后的呈现形式,论证了创新后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特点。从“和而不同”角度出发,通过实例分析,比较了同一语族同一类型民歌演唱风格特点、同一地域同一类型不同族源的民歌演唱个性。论述了如何借鉴、融合现代多元音声技法超越原生民歌演唱方式的当代呈现,并以实践表演例证形式阐述了服饰、舞蹈、乐器等综合艺术对满族民歌艺术呈现的辅助作用。第五章,阐述了多元文化形态下,满汉文化融合对满族民歌传承与实施路径的影响,分析多样化语境下满族民歌传承形式、演唱形式、传承视域是如何适应当代社会时代发展方向,适应当下人们审美认知观念。

陈燕^[6]（2019）在《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史研究》文中指出历史学不仅关乎过去,亦关联现在。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相承的“多元一统”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是历史中国贡献给人类的宝贵遗产。迁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常见现象,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的迁徙活动直接影响到近现代我国民族的形成和人口的地理分布。哈尼族先民历史迁徙是我国民族迁徙的一个组成部分,造就了哈尼族今天的分布格局和众多支系。本研究以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格局视野,借助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和历史层次分解方法,参照斯科特的“逃避统治”观点,运用历史文献、哈尼族口述史、田野调查等资料,以边缘族群与王朝国家关系为切入点,以边缘族群与自然地理关系、边缘族群与其他族群关系为补充,尝试从多维视角分析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的迁徙历史,探寻其迁徙的动因、特点、影响及内中的各种微妙关系。元代,云南重新回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统治秩序之内。明代,通过明王朝的锐意经营,云南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结构出现历史性转折,汉族成为云南主体民族。清代,清王朝基于前朝基础全面推进对云南的开发,从腹地到边疆,云南内地化程度前所未有提高。清末,国际形势巨变,云南边疆危机出现。对哈尼族先民的统治与整合,元明清三朝一代比一代更为深入、强势,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的迁徙一直处于中央王朝国家构建的“天下”图式之中。经过元明清时期的进一步迁徙,滇东北、川西南、六诏山地区已无哈尼族属,哈尼族先民的分布空间、分布重心向更低纬度、更暖气候地带倾斜,最终形成少部分散居于滇中北部、滇中、红河以东部分州县的山区,大部分聚居于云南南部,且延伸至境外的近现代宏观分布格局。短时段的“事件”是哈尼族先民迁徙的表层直接动因,中时段的“局势”是哈尼族先民迁徙的中层间接动因,长时段的“结构”——文化,才是哈尼族先民迁徙的深层动因。深层文化动因对表层直接动因、中层间接动因的牵制与影响,体现出哈尼民族在形成与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的迁徙具有鲜明特点。第一,总体方向的自北而南与局部的复杂无常。第二,在平坝、山地间游走到最终定居山区。第三,向边地迁徙。第四,向同族聚居区迁徙。第五,大规模举族迁徙与部分零星迁徙并存。第六,长距离迁徙与短距离渐进式、节点状迁徙同在。上述迁徙特点的形成,与地理、气候、民族、国家等自然环境因素、社会人文因素密切相关。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所涉关系复杂,影响深远。迁徙导致哈尼分布空间变化,社会政治制度变迁,支系众多,习俗有异。在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中,有民族迁徙齿轮效应,有矛盾争斗,有相互依赖,但最终演变为和谐共生的垂直民族分布带。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迁徙导致哈尼族先民地理分布、社会文化的国家边缘化。但逃避国家的统治并非其迁徙和边缘化的动机,哈尼传统习惯与国家统治之间的文化冲突才是真正的内在根源。在王朝国家与边缘族群的相互形塑中,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及各民族共生死存亡、共命运荣辱的历史经历中,哈尼族先民的国家认同意识逐渐成形,哈尼族最终成长为中国西南边陲守护国家疆界、抵御外敌入侵的一道坚实屏障。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是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不仅体现出哈尼族先民对居住空间选择与建构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从边缘族群镜面映照出王朝国家对边缘族群的形塑与凝聚,以及边缘族群对王朝国家的策略与认同,有助于从边缘族群与王朝国家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好地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多元一体”民族关系和“多元一统”民族格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吴龙安^[7]（2019）在《我从哪里来 ——广西三江吴姓侗族来源初探》文中研究表明侗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贵州、湖南、广西3省（自治区）,广东、湖北两省亦有零星分布,人口近300万人,其有与苗族合设的自治州（县）,还有多个侗族自治县。一般认为,侗族由古代越人的一支发展而来,但其族源主要有“土着说”与“外来说”两种。在“外来说”中,具体说法也多种多样,主要讨论各地侗族的迁徙问题。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地处云贵高原边缘,为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处,是广西侗族聚居最集中之地。在全县40万人口中,侗族占57.75%（据2017年数）,侗族人口比重居全国5个侗族自治县之首。三江之名,由北宋末年所置三口砦演变而来。三江侗族主要聚居在林溪、八江、独峒、良口、洋溪、梅林、富禄和同乐8个乡（民族乡）镇,老堡乡和斗江、丹洲两镇也有部分侗族聚居。吴姓是三江侗族的大姓之一（另一大姓为杨姓）,几乎遍布全县侗族聚居区,个性鲜明,代表性强。通过对三江吴姓侗族相关史事的探究来窥视侗族的族源,不仅在操作层面易于把控,而且在学理上有从滴水观沧海的意义。与侗族族源说法各异一样,三江吴姓侗族的来源亦不尽相同。除土着一说外,还有来自江西、河南、浙江、湖南、贵州、广东以及广西梧州、融水诸说,林林总总,莫衷一是。三江吴姓侗族的“土着说”虽无直接的文字记载,但在口耳相传的口碑资料中不乏其见。至于从外地迁徙而来之说,从民族古歌、唱词到族谱、碑文、款词,同样比比皆是。吴姓侗族来源之所以说法不一,原因诸多,其中侗族没有本民族文字,没有留下自己的文献资料,是为其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乏文献带来的重重困难,常令人望“侗”兴叹,束手无措。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的族际交往、通婚导致的民族融合、同化等,使得民族边界模糊,也是后人难辨族源之因。而亲临现场进行田野调查,则因侗民观念保守,不愿意过多地向外人透露自己祖先来源和迁徙等情况,加之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等,调查工作难度较大,收获不多。综合调研所得各种口碑资料可知,三江吴姓侗族对族源的表达与汉族吴姓有惊人的相似。在“外来说”中,以来自江西之说最为普遍,其次是来自梧州说,还有从湖南、贵州迁来之说,此外其他说法流传较少。在吴姓侗族村寨中,几乎没有明确说是本地居住至今的,除从外地迁来外,有一些则是在三江境内村寨之间迁徙的,究其源头,也均是外迁而来者。良口乡产口村的“慎终追远”碑称“吴姓原姬姓”,经江苏-福建-广西梧州腾（藤）县来到三江;良口乡和里村的“世代荣昌”碑将祖先追溯到周朝以前,唐朝有七兄弟任要职,“后因朝代轮换,诸侯互相残杀,人们遭殃,祖先四处逃难,撵转整个中华大地,不知经过多少世代,祖先才到湖南,吴仁岑老祖,再由湖南通道南迁广西三江和里”云云;梅林乡梅林村的“吴氏宗祠谱”也将族源追溯到先秦,历经江苏、河南等地;林溪乡弄团村的老人们说“我们吴姓来源于姬姓……我们村的吴姓侗族从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而来,在那边由于犯了错误,才被赶往南方。”这些说法,均称吴姓侗人并非土生土长,与汉族吴姓关系密切,令人深思。据民间说法,吴姓侗族在三江居住时间不过五、六个世纪,其与另一大姓——杨姓关系和睦,与其他姓氏的侗族乃至汉族和其他民族,关系也甚为友好。这种民族关系,可能是民族边界不清晰的原因之一。侗族作为一个单一族群活动于历史上,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其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侗族族源,是侗族文化维系侗族民众的起点。唐宋以来汉族史籍文献的“峒人”、“峒民”、“峒客”等专有名词,特指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侗族是其中的一员。由此推断,至少在唐宋时期侗族已经形成。由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今日侗族民众大多不能说出自己祖先的确切来源,三江吴姓侗族所说祖上从外地迁入的历史,并不一定真实。在侗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东面有强大的汉文化营垒,南面有逐渐强大的壮族,西面的布依族、水族也在兴起之中,北面的土家族、苗族也发展壮大,使侗族无法再向外围发展,进而将生活的地域范围逐渐缩小成了今日之侗族聚居区大致范围。侗族“外来说”,应是侗族的内部迁徙,而不是外来人民进入三江地区之后才发展成为侗族的。另一方面,侗族地区广受汉文化的影响,原因在于历朝政府不断向侗族聚居区派驻官吏,以及前来镇压侗族反抗留下的官兵;“屯堡制度”的推行,使汉族的制度和文化在侗族地区盛行开来。加上与周边民族交往的增多,使侗族地区形成了互相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被迫和自愿更改民族成份的现象时有发生,侗族的族源又被罩上了一层迷雾。通过对三江吴姓侗族来源的辨析,可以看出侗族族源的复杂性,还映射出追寻少数民族族源的艰巨性。当人们在雄伟的鼓楼前、风雨桥下欣赏多耶、侗族大歌等优美旋律时,或许会有探索侗族来源的冲动。而将此冲动付诸实施,尚需一番艰辛劳作。

袁丽华^[8]（2019）在《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跨境民族是与民族国家伴生的产物,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原本模糊的边缘被主权国家清晰的国界所代替,于是,原本同源的民族被国界线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形成跨境民族。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与地理边界一致的心理边界、塑造跨境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民族国家势必要面对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中缅跨境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分别从自上而下的民族国家构建及中缅德昂族对国家进行自下而上的回应为基本思路,试图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互动关系进行专门探讨。除导论与结语外,本文的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对德昂族发展演变与跨境民族的形成进行梳理。“德昂”作为一个专有的称呼首次出现在史籍中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在此之前,德昂族的历史与布朗族、佤族的先民杂糅在一起,其所居住的区域历来多民族杂居,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并趋同的现象,这造成德昂族的历史演化具有多元性、交融性和复杂性,而且,由于传统文献中德昂族的族源、祖属、历史演化传承关系记载的匮乏,我们只能借助少量史料和德昂族的神话传说、古歌古调来探索德昂族的历史源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德昂族在传统史籍中的模糊性,为当今德昂族知识精英“传统的发明”、历史叙述的展开提供了多元性的基础。德昂族长期处于中国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影响之下。1960年中缅边界勘定完成后,有形的国界将一个民族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因此,对于中国德昂族而言,王朝国家对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进行的持续并逐步深入的经略与浸润是德昂族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历史基础,其王朝国家意识的构建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对其经营及互动的结果。而对于缅甸德昂族来说,要将本民族历史纳入到缅甸历史的框架中,建构起对缅甸国家的认同观念,则要困难得多。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在王朝国家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对德昂族进行持续不断的历史书写与直接或间接的治理,对德昂族先民的王朝国家意识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家通过民族识别、民族调查,确立德昂族在国家中的正式成员地位之后,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历史书写更加细致深入,使德昂族产生了对国家的认同,并影响了德昂族的集体记忆,也促发德昂族自下而上地建构历史叙述,形成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回应。这反映在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的具体文本中,如《滚思艾、妈阿嘎》中太阳爸爸和青龙妈妈的故事、葫芦起源传说中与汉族兄弟关系的描述等构成了德昂族的历史记忆,它建立起华夏各民族的根基性感情,成为中国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基础;通过确立德昂族与历史上“金齿国”的关联,构建德昂族与历史上其他各民族共同开发西南边疆的历史,从而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华夏历史的整体框架中,塑造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历史基础;而德昂族浇花节的设立则是属于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其固然有加强族群认同与经济利益的考量,但通过这种差异性历史记忆的叙述和书写,也凸显了跨境德昂族在国家权力的介入下开始强调心理边界,以及对国家叙述的主动回应。通过对历史叙述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建构对国家的认同。第三章主要探讨缅甸民族国家进程中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缅甸自独立以后一直推进多民族国家的构建,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出发,作为绝对主权的体现,缅甸国家的统治权力势必建立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显示国家权力的存在。另一方面,缅甸境内的德昂族为了表现“政治忠诚”,也需要自下而上地建构起与现代统属关系相适应的历史表述,来建立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通过建构与缅甸的历史关联,在缅甸的历史中找到归属感,重塑对缅甸的国家意识。其次,在文字创制时,最终以缅甸语文字的声母与韵母组合,拼制而成德昂文字,建立与缅甸国家的文化关联;最后,割裂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建构起与缅甸国家共同的历史纽带。但是,由于缅甸王朝国家时期并未对德昂族进行有效的治理,缅甸德昂族与所在国缅甸的历史关联要弱于中国,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受到缅甸自上而下国家历史书写的影响,在其具体历史叙述的内容上表现出对缅甸国家历史自下而上的回应,主动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缅甸国家历史的整体框架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缅甸民族整合的不彻底性,导致了缅甸在历史叙述中未能完全割裂历史上与中国的纽带,表现出了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整合策略不一致的历史叙述话语。第四章对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比中缅德昂族回溯性历史叙述的考察,我们发现中缅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既有共性也有不同。从共性上来说,二者出于强化民族认同的动机,通过回溯性的历史叙述凸显各自在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构建中缅德昂族在各自国家历史从边缘到中心地位的蜕变。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中国德昂族对于中国历史认同构建的历史过程是基于历史上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逐步深化的经营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由上而下的“持续不断地典范历史的书写”。因此,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呈现的是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与现实指向性的结合。而缅甸德昂族则与中国德昂族不一样。缅甸德昂族历史叙述的现实指向性全面压倒了历史的客观性,“现在中心观”对其历史叙述有着强烈影响。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体现出“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综上,跨境民族是两国或多国之间边界逐渐明晰化与法理化的结果,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产物。作为跨境民族的中缅德昂族,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其历史叙述和文化建构却指向不同的认同建构,通过历史文化认同构建起来的身份认同,是为他们选择所属国的国家认同服务的。

贾兴荣^[9]（2019）在《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交往与互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个人互动、民族交往、国际交流,延续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血脉。从民族互动这个角度看,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交往交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了根基和底色。面对变化发展的民族关系状况,党和国家提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理念,为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新理念,本文从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角度追根溯源,从现实角度探寻动力,以总结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经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发展。景宁畲族自治县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也是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畲族是历史上的一个迁徙民族,畲族的漫长迁徙既是一部史诗般的民族生命史,也是一部沧桑的散杂居民族演变史,更是一部悠远深厚的畲汉民族关系史。从历史到现在,畲汉民族历经隐蔽性接触、试探性交往到开放性交融,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族际认同等方方面面。发展到现在,在这个重要场域内,“畲汉民族一家亲”潜移默化地成为广大居民的交往观念,民族身份更多体现文化的意义,隐入公民身份之中,民族互动自然而然地发生着。畲汉民族在变迁互动中,逐渐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其中蕴含着大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经济基础是影响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因素。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实施的一系列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政策,缩小了民族经济发展差距,加深了畲汉民族的情感,推动了畲汉民族积极的互动交流。跨文化传播为民族间相互了解提供了桥梁。文化传播为畲汉民族提供了共同的文化体验,在这种文化体验之上产生了行为和思想的相似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就变得更加自然。旅游文化资本成为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力量。民族旅游所激发的高频度和高密度民族接触,使民众卷入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互动场中,形成了一张扩大的关系网。然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现代化持续发展的今天,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优惠政策的利益平衡问题等都成为深入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面临的问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念隐含了对我国民族关系最深入的剖析,它既是对民族关系发展的递进性概括,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的创新发展。回望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消解民族歧视、进一步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等方面,还有着很大的完善空间。

张金洪^[10]（2018）在《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文中研究指明人总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由此形成对不同群体的认同和归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认同是人对自己所处的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因此,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实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某个族群的成员和某个国家的公民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两种身份,由此形成两种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从理论上来看,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问题,而在多族群国家内部,由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张力,有时甚至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在全球化的持续推动下,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以及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日益紧密和频繁,在一定程度上说,人们的交往早已突破了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然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带给人们丰硕成果的同时,也由于其本身带来的不稳定,使人们产生了许多困惑与不安。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全球化冲击着传统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但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历史条件。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处理,不仅关涉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还关乎国家的安全与民族团结。也正因为如此,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国家观的指导之下,立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理论、历史、实证考察和现实路径等几个方面,对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及其二者关系的处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为维护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加上绪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缘起,即在全球化冲击下,民族国家问题凸显、民族国家内部出现认同危机、以及全球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严峻挑战等。尽可能全面地梳理和归纳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明确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视角,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领域。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选取凉山彝族作为个案研究的缘由及数据说明等。第二部分是概念阐释和界定。分析了“认同”、“族群”、“民族”的概念,界定了本研究中相关概念的适用内涵和外延。在综合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角度来看,族群认同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本身是一个包含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的动态概念,其核心是族群身份的构建和认可,指的是族群成员基于共同的血缘、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等形成的对自己所属族群的归属感和责任意识,具有鲜明的族群性和文化性。而关于国家认同,则是将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理解,指的是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对本国政治统治、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的赞同和归属。就中国而言,国家认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国民对国家政治统治合法性、制度、政策等的赞同和忠诚;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和共同命运的认同和维护。第三部分是对西方国家关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的分析。重点阐述和分析了西方国家的三种理论形态:种族主义理论、同化主义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结合西方国家在相应理论基础上实施的政策实践及其效果的分析,对这些理论取向进行了简要评析。指出,由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实际上很难建构出一种精细而完备的普适性理论模式。民族国家应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在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断探索有效措施来协调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实证考察和分析。详细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现状、影响因素和总体趋向。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人口较多、文化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的少数族群,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历史上,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凉山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彝族,凉山彝族保留着更为完整的彝族传统社会形态、族群文化和风俗习惯,其族群认同亦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而他们的国家认同则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其本身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今天,凉山彝族面临新的文化重组和变迁,其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亦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通过对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事实上处于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状态,没有出现两者相冲突的情况,并且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族群认同程度。这为研究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实证依据。第五部分是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理论分析和现实路径探索。在以上各章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关系,即二者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和谐一致的一面,但国家认同在理论逻辑和实践层面上都具有至上性和优先性。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应发挥主动积极性,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促进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在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现实路径探索方面,本文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费孝通教授分析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分析框架下,重新审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表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并非是“二元对立”,相反,多族群共生、多族群互补是历史大传统,是理性实践、历史的选择,更是生存性智慧。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与此同时,中国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挑战。针对于此,为进一步促进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现实路径:一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促进各族人民广泛的政治认同;二是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少数族群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促进全国范围的文化认同;四是加强民族团结思想教育,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五是持续开展公民意识教育,不断强化国家认同。

二、从族称变化看汉族的发展壮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族称变化看汉族的发展壮大（论文提纲范文）

（1）从“族类群体”到“少数民族”：中国民族构建的“一个面向”（论文提纲范文）

（2）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多民族杂居区的文化融合研究 ——以湘西边城茶洞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黔东南宗族祠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从哪里来 ——广西三江吴姓侗族来源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8）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族称变化看汉族的发展壮大（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族类群体”到“少数民族”：中国民族构建的“一个面向”[J]. 王江成. 青海民族研究, 2021(03)
• [2]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D]. 李明浩.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多民族杂居区的文化融合研究 ——以湘西边城茶洞镇为例[D]. 殷沙漫. 吉首大学, 2020(08)
• [4]近代黔东南宗族祠堂研究[D]. 张旭飞.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D]. 王海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6]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史研究[D]. 陈燕. 云南大学, 2019(09)
• [7]我从哪里来 ——广西三江吴姓侗族来源初探[D]. 吴龙安.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9)
• [8]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D]. 袁丽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9]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D]. 贾兴荣.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10]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D]. 张金洪.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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