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国外非政府组织经验加强科技社团建设

一、借鉴国外NGO经验 加强科技社团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张常悦^[1]（2021）在《日本外务省对日本非政府组织国际援助的支援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参与国际援助起步晚、在起步初期存在诸多问题的日本非政府组织,能迅速崛起并引领亚洲各国,以外务省为主体的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可谓功不可没。日本外务省在政策上高度重视对本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并创设、完善支援政策体系。本文欲理清日本外务省在资金资助、能力建设与对话沟通三方面支援日本非政府组织开展国际援助的基本制度操作,分析外务省如何通过三方面机制下不同元素的有机整合,最大程度地促进日本非政府组织参与对外援助、辅助日本国家层面的政府发展援助。本文第一章梳理了支援机制的框架,即在资金资助、能力建设和对话沟通三方面外务省支援本国非政府组织对外援助的政策。其中,资金资助机制是整个支援机制的内核,包含日本非政府组织合作无偿资金、紧急人道支援资金、非政府组织事业补助金和草根技术协力项目资金四要素;次之是针对非政府组织本身能力建设的机制,包括非政府组织咨询员、非政府组织实习生、非政府组织研修、非政府组织研究会、国际协力机构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援这五要素;最后,是相较之下支持效果最不明显的、以“非政府组织-外务省定期协议会”为主要渠道的对话沟通机制。第二章分析了资金资助机制下的四要素,相比于能力建设机制和对话沟通机制,资金资助机制最有力地推动了日本非政府组织在海外国际援助项目的组织和实施,设立以来的相关数据资料也最为详实。从制度设计的具体文本上,可以发现其四要素在补助金的来源、申请主体的限定、援助项目实施过程的要求上存在一致性,形成了侧重不同、互为补充、覆盖面广的资助体系;而历年的援助实际情况表明,援助项目数量和资助金额总体逐年上升,项目实施地和补助金去向以亚洲和非洲国家为主第三章分析了能力建设机制和对话沟通机制对资金资助机制的作用。比较能力建设机制五要素与资金资助机制四要素的关联后,发现双方的申请对象限定和项目实施要求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使能力建设机制,成为资金资助机制下援助项目顺利高效实施的“后勤保障”,说明其落脚点还是在于促进更多非政府组织,以更高质量实施得到外务省资金资助的对外援助项目。对话沟通机制则是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构建对话机会,供其交流本年度援助项目实施进展、政府政策落实情况等,但对话本身并不能保证问题的解决和改善,发挥作用有限,起到推动资金资助机制和能力建设机制的调整和完善的作用。

刘丽丽^[2]（2020）在《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育志愿行动是以促进不特定人群在知识建构、品德修养、人格形成、心理健康等方面获得成长的志愿行动,自愿性、非营利性和教育性是教育志愿行动的本质特征。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支撑是志愿精神,志愿精神是人类公共精神的汇聚,是公民的理想道德人格,是人类在反思现代性问题后所追求的价值。大力推动教育志愿行动能够促进志愿精神扎根社会生活,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不仅有效缓解了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为弱势儿童群体提供个性化支援方案,还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培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大学生教育志愿者的高尚行为能够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追求有道德的生活和完满生活。本研究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为研究对象,以人本主义激励理论为理论基础,采取中日比较的视角,重点剖析两国在激励机制方面的优势与不足,探索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路径。激励机制是激励赖以运转的一切方法、手段、环节等制度安排的总称,是用一系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主要包括激励空间维度、激励时间维度和激励逻辑维度三个维度。按照上述三个维度分析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激励机制,具体包括动员方式、法制环境、价值认同、动机管理、运行手段、评估反馈、保障奖励,这构成了本研究分析中日两国优势、不足及提出策略的基本框架。采用文本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梳理了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源流、实践演进历程、法制建设情况及政策措施实施情况。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中日两国选取12所大学收集样本,共收集问卷样本442份,访谈样本176份,作品样本201份,撰写参与观察日志3万余字。研究发现,中日两国在建构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方面各有千秋,批判性地吸取日本经验有利于不断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动机培育兼顾个人与集体、统筹调配物资是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优势,应该继续坚持。另一方面,政府主导过强、法制环境有待完善、自我价值认同困难、大学生志愿组织专业化不足、评估反馈不畅及保障不够充分是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动机模糊现象突出、组织架构不健全及监管有余评估不足。本研究在分析双方存在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简政放权激活民间志愿组织活力等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策略。高明的激励策略应能够促使志愿者不断追求“超越自我”,让志愿行动成为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载体,与自我融合,成为个体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李晶淼^[3]（2020）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于厘清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立法中应当具备的规范功能和法律地位,以证成第三方组织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回归规范的法律意义上对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法律行为进行健全与完善是摆脱实践中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及理论需求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所遭遇的困境之关键所在。如此,能够紧跟法治政府内涵的新发展,建设符合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第三方组织,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我国已经积极开展了多年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因此也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但是伴随着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深入,无论是法治政府目标的确认还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政府建设进路都遭遇了不少问题。“政府推进型”进路在面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求与法治政府建设所应当遵循的程序正义标准时都遭遇了无法周延的正义困境。目前,在实践中产生并区别于“政府推进型”进路的“第三方组织推进型”进路从内涵和外延上都符合其应遵循的自然正义与协商共识的正义标准,为破解当前法治政府建设所遭遇的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为法治政府建设紧贴正义维度保驾护航。第三方组织除了自身必须具备的组织性、独立性特征外,在理论和实践中往往具有相对性,故而,必须结合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场域开展考察,否则只能流于形式。因此,要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必须抛却只关注主体的内在特征的静态研究逻辑,需将第三方组织放置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场域中,关注两者的关系与互动,以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共同作为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存在标准,方能实现研究的周延性。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是指在法治政府建设活动中能够以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法治意识和行政行为的社会组织,其相对于政府及行政相对人,具有中立或独立地位。换言之,它应是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促进作用的社会组织。从广义上来分析,它不仅包含了实践中的已经进入法治政府建设领域实际发挥影响力的第三方组织,也包含了在理论设计中被期待出现的能发挥自身功能、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第三方组织。理想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应当具备回应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能力,能以独立的地位顺利开展活动并得出符合自身认知的结论,进而通过影响政府主体的行政行为或者法治观念等方式,对法治政府建设实际产生促进作用。而在实践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存在自身失灵的消极状况,其功能发挥被阻碍和影响力实现被制约;与此相对,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第三方组织志愿性不足、第三方组织加入的路径单一等问题。问题大多因法律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张力所致,尤其是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难以确认,其身份角色的二重性使得“法治政府建设者”角色时常被“行政相对人”的角色掩盖,因此,第三方组织与政府组织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往往失衡。同时,问题产生的另一成因是历史观念的局限性,“官本位”和“国家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法文化中的深入人心也会影响第三方组织对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面对中国问题,要打造法治政府建设中理想的第三方组织,必须考虑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功能、行为和结果三个要件的内容,结合其主观和客观方面应当具备的特征,依照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通过法治思维与手段对第三方组织进行改造。具体路径如下:第一,减少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行政法律体系中寻求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作为行政相对人和法治政府建设者双重身份的平衡,革新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主体的监督、管理立法和行政组织法的相关制度。第二,结合程序性、程序度这两项程序法基本原理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则加以设计,确保第三方组织在法治政府建设领域中的活动规范、顺畅,以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需求。第三,依据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在具体领域对第三方组织实现扶持和激励,促使有潜力的第三方组织进入法治政府的建设中,满足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广度需求;第四,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加第三方组织的实际影响力,为功能的发挥和促进作用的实现保驾护航。

陈思^[4]（2020）在《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以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政府公权力的退出使得某些社会领域出现公共服务空白,为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多元主体提供了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现实基础。改革的稳步推进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社会发展也对建立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其发展及公共服务能力水平,事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大局。在这一背景下,社科类社团如何找准定位,在科学分析评价自身生存与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有效提升自身公共服务能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社科类社团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问卷调查、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系统解析,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并以湖北省社科类社团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方法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研究提出提升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首先,分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相关基础理论,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市场/政府失灵理论等重要基础理论进行阐述,分析这些理论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评价带来的借鉴作用。研究我国社科类社团及其公共服务实践,分析社科类社团历史沿革、发展概况及基本特征,深入阐述社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动力机制,分析其实施效果,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价值作用。其次,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实践经验进行提炼,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结构的“五维双层”分析框架,即从科学研究、文化传播、价值引导、政策协调以及学术评估五个维度解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核心能力,并对每个维度的内容进行分析,在每个维度上提出公共服务能力的亚结构,其中:科学研究能力包含凝聚人才能力、协调资源能力、创新理论能力,文化传播能力涵盖文化传承能力、社科普及能力、扩大交流能力,价值引导能力细分为价值创造能力、价值传递能力、价值践行能力,政策协同能力包括政策吸纳能力和政策传导能力。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基于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属性识别,从资源管理、公众导向、胜任水平、服务效能四个维度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在内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相应建立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因子分析模型。为了全面揭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效果,还研究了影响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前因变量,并建立了测度前因变量影响效果的SUR模型。然后,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设计相关问卷并搜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引用SUR模型检验了前因变量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影响效果。最后,从路径设计、治理建议以及保障措施三个层面提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相关对策建议:一是加强组织引导,明确社团自身定位;不断促进社会参与,整合多方资源;同时始终坚持社团使命目标,从提升社会效益意识入手,明确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路径。二是不断完善社团评价体系,促进多元主体监督,并不断规范内部管理,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以及增强队伍建设,促进人才专业化。三是从政府层面致力于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促进社团建设与监督有法可依,同时不断丰富资金支持、提升社会地位,增强社会认同度,以实现社科类社团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理论探索,希望能够丰富社团治理经验,提高社科类社团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并建立科学的、符合现实需求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丰富和发展社科类社会组织能力定量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刘玥^[5]（2020）在《环境冲突治理中环保NGO的行动策略选择研究 ——以“绿满江淮”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因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事件也越来越频繁,环境冲突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深化的大背景下,政府主导型的环境治理的局限性明显的暴露,而且环境冲突具有突发性、复杂性和激烈性等特点,政府就很难在环境冲突中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果。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就很好的弥补了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的局限性,其具有的专业性、灵活性和公益性等特点可以在环境冲突治理中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为了更好的解决环境冲突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对环保非政府组织在环境冲突中的行动进行研究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环境冲突治理的实践之中,以“绿满江淮”为代表的众多环保NGO积极开展活动,推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决策议程。对于环保NGO参与环境冲突治理的研究,当前大部分学者是从公共治理的视角出发,但是治理理论只能解释环保NGO具体行动,并不能解释环保NGO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本文尝试以倡导联盟框架为理论框架,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环保非政府组织——“绿满江淮”进行个案分析,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案例研究、访谈调研等研究方法,结合实际社会背景梳理该环保NGO的具体实践,阐释了倡导联盟框架对于分析环保NGO进行环境冲突治理过程中政策倡导的适用性,并在理论框架下为环保NGO进行环境冲突治理提供建议。首先,本文阐述了环保NGO和环境冲突治理的相关概念,解释了倡导联盟框架的基本概念和核心理论,分析了这一框架的本土适用性,得出了倡导联盟框架在解释环境冲突治理中的行动策略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其次,基于倡导联盟框架这一理论,本文以“绿满江淮”为研究对象,发现在环境冲突事件治理的过程中,“绿满江淮”为代表的环保NGO主导联盟与以政府为主导的政企联盟进行博弈与互动,两个联盟在信念系统上存在分歧。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缓解激烈冲突,环保NGO主导联盟和政企联盟通过政策学习打破政策僵局,最终妥善解决问题,环保NGO成功地进行了政策倡导。最后,根据“绿满江淮”行动中总结出的经验,结合倡导联盟框架,对环保NGO在环境冲突治理中的行动策略的类型和特点进行概括,并提出一些关于行动策略选择的对策性建议。研究发现,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环保NGO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参与到环境冲突之中,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他们通过更为理性的方式推动冲突的解决,以包括但不限于环保知识宣传、提起公益诉讼,召开环保论坛等形式去制止环境污染,推动政策变迁,保护公共利益。当然,“绿满江淮”参与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环境冲突治理的案例所做出的行动策略是否具有普适性还需要讨论,但是在经验性总结的基础上,希望更多的环保NGO能够基于倡导联盟框架,完善组织在环境冲突治理中的行动策略,对既有问题做出一些改善。

廖菁菁^[6]（2020）在《公众参与社区微更新的实现途径研究 ——以上海杨浦创智片区政立路580弄社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过去二十多年的快速城镇化导致了城市与自然、经济与生态、城镇与乡村、传统与创新的多元对立抗衡,社区作为城市基本社会单元,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公众参与社区微更新作为一种创新治理方式,赋予城市公民自主营造生活环境的主权。目前,国外的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已较为成熟,但西方社会环境背景下的社区治理模式并不能完美地植根于中国体系,要探索发展符合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模式机制,需要研究特定环境背景下的公众参与实践全过程。因此,本文从研究视角上创新性地将“公众参与”作为社区微更新实践研究的核心关注,将上海四叶草堂的“创智片区社区花园系列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以其中“政立路580弄社区”为实证研究个例,通过文献整理、实地勘察、社会调查等综合性研究方法,全面化探讨了公众参与社区微更新的实现途径。厘清了公众参与社区微更新的各阶段进程及内容作用,分析了公众参与开展的必要条件、主要形式、运作机制及模式类型,并结合实践个例,基于“公众参与阶梯理论”、“多中心治理”等核心理论,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构建评价体系,进行实践论证,最终提出了适合国内背景的公众参与实现途径:（1）政府应将权利下放,通过政策支持,提供基本保障;（2）专业者主导,要以系统性的思路,构建统筹全局的片区规划体系,与城市更新联动以修复场所关系;另外,要分阶段、重过程地逐步落实发展目标;其次,识别重要的空间枢纽点以激活社区微更新具有重要的触媒作用。（3）社会组织链接,建立多元协作的公众参与机制。搭建整合各方资源的公众参与平台并将参与的全过程公开透明化;另外,要扎根社区、持续驻地开展社区培育;（4）以居民为主体,是社区绿色自治的内生性力量。内部组织通过建构多层级的结构体系与长效更新的可持续管理机制,促进社区自治精细化、规范化发展。其中,政府赋权是实施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前提与基本保障;专业者建立统筹全局的规划体系是社区治理实现系统化、全面化发展的整体方向指导;培育社区内生动力是实现社区自我造血、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公众参与的社区微更新是动态的、循序渐进的社区共同体建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地引导社区“自生长”,实现核心的价值目标。

朱梦笛^[7]（2020）在《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组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兴力量。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的社会组织需要积极“走出去”,参与全球事务,帮助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社会组织是当前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之一,“一带一路”也给我国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组织需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民间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可以帮助政府和企业与当地人民更好地交流,搭起各方友好沟通的桥梁,促进民心相通,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社会组织对“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援助也是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官方公共外交的补充。目前,关于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机制,主要分为政府和社会组织两方面。在政府层面,主要有法律与政策机制、管理机制。在社会组织层面,主要为经济民生援助和外派志愿者,同时,以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开展建立起社会组织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平台。然而,尽管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一带一路”公共外交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社会组织关于参与“一带一路”的机制仍是不健全的,存在着诸如法律与政策体系不完善、管理体制僵硬、社会组织自身国际化程度较低等一系列问题。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公共外交,首先需要政府转变自身职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提供更好地支持体系。同时,社会组织需要加快自身自主化建设与改革,更进一步提升自我能力,从而更好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

丁俊杰^[8]（2020）在《K市学会秘书长专职化发展研究 ——基于对56个市级学会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绘就了国家科技创新全面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国家科技创新的发展部署了新战略,提出了新挑战。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实现爬坡迈坎的跨越式发展,对加强科技治理体系建设、提高科技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以学会为代表的科技社团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会的深化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但同时也面临空前的机遇和挑战。从学会的发展历史进程来看,学会推进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在于完善内部治理体系,提升内部治理能力。从学会的发展实践来看,内部治理不规范、治理能力不显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学会人力资源制度的不健全。建立完善的学会人力资源制度,关键在于推动学会秘书长专职化。专职秘书长的专业素养不仅能提高学会决策执行的水平,还能打造一支专业化的执行团队。专职秘书长的专业管理不仅可以推动学会内部管理科学化和有序化,还能促使学会内部治理规范化和有效化,最终实现学会发展现代化,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本论文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同阶段学会秘书长的发展形态及职业特点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以K市56个市级学会为研究对象,对其学会秘书长的职业状态进行调查分析,对K市学会秘书长实现专职化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梳理,针对K市学会推行专职秘书长不理想的现状提出系统解决对策。具体而言,推行学会实现秘书长专职化需要内外结合形成推力,外部要优化政策环境、发挥制度引领作用。内部要根据改革实际、结合发展现状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尚未实现秘书长专职化的挂靠型学会,要通过明确自身发展方向来推进专职秘书长的发展;对于正在尝试秘书长专职化的支撑型学会,应着力提升内部治理能力,全面实现秘书长的专职化发展;对于已经实现秘书长专职化的独立型学会,应突出党建规范作用,促进秘书长的转型,以此实现学会的升级发展。

昝瑞语^[9]（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为南南合作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连心”,在加强政府间合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中外民间交流合作。社会组织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对外友好合作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在整合社会资源、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贡献颇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通过社会组织从事对外援助,既是提高援助效果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其国际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取得较大成效。2016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对外交流,发挥社会组织在对外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环保等交流中的辅助配合作用,在民间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平台作用。如何引导社会组织在民间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中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组织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鉴于中国社会组织已经具有较长时间援助非洲的基本经验,通过梳理总结其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援助领域、实践模式以及面对的现实考验等问题,可以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在中国对外民间交往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参考借鉴。论文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以及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作为研究问题的理论资源,回顾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介绍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及影响,揭示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论文的框架结构由6个章节构成。第1章为绪论。这一章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问题概述。这一章首先对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等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然后阐述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即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转型、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最后,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第3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理论资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国际合作理论、社会共同体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援助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国特色慈善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例如参与式发展理论、西方现代慈善理论、第三部门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本选题研究的理论资源。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工作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为参考借鉴。第4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人道主义类援助、医疗卫生类援助、教育类援助与能力培养类援助等4种主要援助类型和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程虽然不长,但对非洲的援助涉及多个领域,并取得了显着成绩,这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第5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影响。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主要有4种,即参与中国政府对非援助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与中资企业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独立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等。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非能力、深化了中非间合作、提高了中国国际形象、改善了被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第6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社会组织在援助非洲的过程中暴露出的自身问题,主要是公信力整体不高和海外行动能力不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也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即对外援助相关法律政策缺失,对外援助舆论环境不佳,对外援助资金渠道有限,被援助国家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差等。对此,必须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社会组织国际化的能力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资助网络,加强对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综上所述,论文的学术观点创新是:（1）论文强调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对外援助转型发展、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在此基础之上,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2）论文强调人道主义援助、医疗卫生援助、教育援助、能力培养,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与中国政府合作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模式、与海外中资企业合作模式、独立运作模式,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模式;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助非洲的能力、深化了中非间的合作内容、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改善了受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3）论文强调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整体不高、海外行动能力不强,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时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还存在着国内外环境的约束,即对外援助法律政策缺失、舆论环境不佳、资金渠道有限、受援助国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不强等。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能力建设,完善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的法律法规,营造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资助网络,加强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从而,从整体上做到了学术观点的创新。

孙亚文^[10]（2020）在《日本网络型非政府组织合作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战后日本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催生了日本民间组织;同时期,以非政府组织（简称NGO）为活动主体实施人道主义救援成为国际趋势。在此影响下,一方面推动日本NGO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NGO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与价值。然而,日本NGO普遍存在组织规模小、经验与能力不足等问题,对国际援助的进行造成阻碍。基于此背景,日本NGO之间逐渐形成一种进行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的互助关系,这种联合互助的关系产出即为由多个NGO共同组成的网络型NGO（NetworkNGO）。NGO的作用在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后,为支持NGO发展制定了多项政策,包括资金援助制度、成立合作项目等,并在1998年出台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从法律层面为NGO提供保障,日本政府与NGO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网络型NGO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为日本NGO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对日本外交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而网络型NGO合作机制是在与政府建立定期会议制度、与地方自治体和企业等外部主体建立合作的过程中构建并不断完善的,进一步为日本NGO发展提供合作资源与平台,实现了促进信息资源互通共享、增强NGO活动影响力、提高地区国际化程度等作用,合作机制本身也不断完善、运作模式更加成熟,成为日本NGO主要的运作机制与发展载体。总体来看,日本网络型NGO合作机制可以从三个支柱、两层关系和一项特征来理解。其中,三个支柱是合作机制的三项主要功能,即强调网络型NGO成员组织之间的合作、NGO综合能力建设以及建立对外合作关系。两层关系分别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理解,对内是贯穿政府和社会的桥梁,对外则是连通国家与国际交往合作、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平台,两个关系维度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一项特征指的是整个网络型NGO合作机制是由多个网络机制分支组成,整体呈现出的是由内到外的多渠道、多维度的网络化运作模式,有助于充分调动信息和资源,积极输出NGO的经验与优势,并不断完善运作机制。这不仅是日本政府开展官方援助的重要伙伴,也是提高国家国际地位与形象的重要推动者。

二、借鉴国外NGO经验 加强科技社团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借鉴国外NGO经验 加强科技社团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外务省对日本非政府组织国际援助的支援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环境冲突治理中环保NGO的行动策略选择研究 ——以“绿满江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公众参与社区微更新的实现途径研究 ——以上海杨浦创智片区政立路580弄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K市学会秘书长专职化发展研究 ——基于对56个市级学会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日本网络型非政府组织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借鉴国外NGO经验 加强科技社团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外务省对日本非政府组织国际援助的支援机制研究[D]. 张常悦.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2]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D]. 刘丽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3]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D]. 李晶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D]. 陈思.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5]环境冲突治理中环保NGO的行动策略选择研究 ——以“绿满江淮”为例[D]. 刘玥.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6]公众参与社区微更新的实现途径研究 ——以上海杨浦创智片区政立路580弄社区为例[D]. 廖菁菁.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7]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机制研究[D]. 朱梦笛. 外交学院, 2020(07)
• [8]K市学会秘书长专职化发展研究 ——基于对56个市级学会的实证研究[D]. 丁俊杰.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D]. 昝瑞语. 吉林大学, 2020(08)
• [10]日本网络型非政府组织合作机制研究[D]. 孙亚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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