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6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张灵[1]（2021）在《易地扶贫搬迁形成的多民族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昭通市靖安新区的社区调查》文中研究表明
禄开辉[2]（2019）在《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多年来我国中共中央颁发的一号文件,主题都是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是我国整体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全国面积的64%,民族地区农村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为一身的特殊区域,该区域目前已被国家纳入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的范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困难较多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一,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本文所指的凉山彝区农村,即泛指凉山彝族自治州腹心区域,以“诺苏”为自称的彝族人口世代聚居、以农牧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民族传统文化保持相对完整的行政村和自然村。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凉山彝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迁。但这片区域目前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部分地区还因毒品及艾滋病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整个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凉山彝区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对现代化本身及其构成、影响因素都做出整体观察和判断,尤其是要处理好经济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等关系的平衡。长期以来,凉山彝区的现代化道路基本上是外源型的,以经济为中心,强调来自于外力的支持和帮助。而当地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凉山彝区拥有悠久、深厚且完整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生长并适应于这一独特区域的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其内在含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智慧和资源。这些传统文化至今还深深扎根于凉山彝族农村社会,发挥着诸多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对凉山彝区社会影响深远的毕摩文化,正是凉山彝区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亦是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和话题。毕摩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在彝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天文地理、历史、道德法律、哲学、习俗、语言文字、农牧业、医药、建筑、艺术、文学等方面都显示出源头性及“百科全书”式的价值。其自身有完整的体系和结构,是调整彝族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整套世界观、价值观和多种意义的文化系统,甚至可以说是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标志和代表,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根基。毕摩文化生长于凉山彝区特殊的文化生态之中,并在其严格的传承制度和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一直传承延续至今,并且当前仍对彝区农村社会发挥着教育与文化传承、医疗、社会整合与心理调节等功能。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当然,这些影响有利有弊。经济上,毕摩文化内蕴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当前绿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毕摩文化倡导的勤劳、自立自强、诚信、考虑长远等价值观有助于彝区农民的经济发展,部分毕摩文化资源也可与相关的美丽山川河湖结合,开发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受市场经济和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彝区在婚丧嫁娶方面的人情消费都普遍偏高,以至于形成攀比的风气,在毕摩文化色彩浓重的葬礼和祭祖仪式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虽然毕摩文化本身并非主要原因,但毕摩群体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和乡村精英仍可在文化和移风易俗方面做出相应的引导。在乡村治理方面,毕摩文化中对彝区民众注重品德修养、亲戚和睦、社会和谐、家人团结、人人平等、重视礼仪、离恶向善等价值观的教育,对彝区农村社会和谐关系的培育及乡村治理的改善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彝区民众日常生活中,一些毕摩仪式在缓和社会矛盾、增强家族和社区凝聚力方面发挥着稳定作用,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对彝区民众遭遇意外、突发事故时帮助缓解冲突和心理危机,无形化解社会矛盾。毕摩们还参与彝区禁毒,帮助调解社会纠纷;但毕摩文化中仍部分存在的“诅咒”“神判”等内容与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相冲突。在文化上,毕摩文化赞颂学识和贤能的理念有利于培养彝区人民重视教育和优良品德的思想;在纵向的师徒系统传承与横向的大众教育与传播中,发挥着将彝族传统文化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功能,保护着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根脉,同时也是凉山彝族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但对毕摩文化的过度依赖使得人们在现代化中处于被动境地,毕摩文化的“迷信”之名与民族文化认同相矛盾,受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又面临传承危机。生态环境方面,毕摩文化中万物有灵、万物共生共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天然地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许多关于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的仪式和禁忌,都客观上保护了彝区生态环境。但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求“整洁、干净、卫生”标准与毕摩文化关于“洁净与污秽”和彝族传统文明观念存在差异和错位,继而造成对当地文化的误解和贬低,造成诸多建设项目收效甚微。显然,毕摩文化在凉山彝区农村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利用毕摩文化中的有益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资源,调适它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和错位,最终实现两者的共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高度的文化自觉下推进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设具有传统文化整体自觉的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将毕摩文化在内的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整体自觉融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去;其次,凉山彝区的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文化英雄”引领彝区民众提升文化自觉,需要各个主体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给予“文化关注”。再次,毕摩文化在自身文化自觉与反思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最后,在毕摩文化与彝区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调适中,可借力毕摩文化资源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法治观念,辅以毕摩文化之“德治”,提高彝区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利用好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提炼毕摩文化生态观,结合彝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要求,促进彝区生态宜居。如此,在两者的对话、碰撞中,互相调整、兼容中,毕摩文化赢得自身的升级换代,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彝区农村社会,彝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也融入传统文化价值,有望能够建设成为根基稳固的,有地方和民族传统的独特的、自信的现代化,实现两者的共赢。
王文章[3]（2019）在《浙江近世道教方志研究》文中提出道教方志是以存史、弘教为目的的记录某一特定地区道教发展情况的文献,是关于道教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宫观祠庙、仙道人物、宗教思想、法派传承、神异故事、诗文题咏等方面的综合性文献记录。本文是从（省份）地域角度开展系列道教方志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浙江近世道教方志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浙江近世道教方志的编纂、刊行与存录情况,发掘其宗教学、文献学价值和文学属性,为开展道教方志本体研究和道教教派传衍、人物考证、诗歌散文等相关性研究提供参考。第一章,近世道教方志的编纂、刊刻与流传。首先对道教方志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并分析道教方志作为文体与《道藏》“三洞十二部经”文体分类之间的关系,为论文研究对象、存世道教方志的鉴定与归类提供理论支持。继而探讨了浙江近世道教方志编纂的历史语境,包括浙江优越的经济条件对道教发展的支持、道教宫观的历史分布、着名道教人物及其影响等,勾画出浙江道教方志编纂的外部大环境。最后探讨了道教方志的编纂群体及其不同的编纂目的、编纂方式,以及道教方志的刊刻与收藏情况,对浙江近世存世与存目道教方志作了统计与考订。第二章,近世道教方志的宗教学价值。从道教方志“志在不朽”的编纂观念出发,通过爬梳道教方志中的庞杂内容,分析其中的丰富宗教意涵,包括法派传衍情况、道教宫观的沿革、道教与儒教和佛教的互动关系及其主要表现、道教宗教管理制度、道教神灵与官方奉祀及民间信仰的关联等,揭示道教方志蕴含的宗教学价值。第三章,近世道教方志文学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道教方志在编纂观念、卷目设置、文学风貌上表现出的与史家方志迥然有别的面貌,突出其文学属性。接着以古代文体分类理论为基础,探讨道教方志中的卷目设置、文体分类与作品辑录情况,分析了道教方志文体分类和作品辑录的状况以及不同文体的特点。再以作品为介质,寻绎道教方志所辑录文学作品的思想蕴含,包括阐释教理、论辩人情,抒写交游之情、隐逸之乐,描述宫观胜景,记叙游仙体验等。第四章,近世道教方志的文献辑补价值。以《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为正史类代表,以《浙江通志》《西湖志》为正统方志类代表,以《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为诗文集类代表,以《金盖心灯》《金莲正宗记》等为道经类代表,以《武林梵志》为佛教经籍类代表,比对道教方志所录相关文献,从人物事迹、历史事件、宫观祠庙、诗词文记、教派传衍等角度探讨道教方志的文献辑补价值。第五章,近世地方志对道教方志的辑补。基于地方方志文献来源的考察,将地方志划分为地域志、金石典籍和佛教方志三类,分析金石典籍与地域志不同的编纂观念、编纂标准和着录方式,从宫观祠庙、仙道人物、碑铭诗文等角度探讨这三类地方志对道教方志的补辑,并对佛道等视的两部佛教方志《天台圣迹录》和《天台山方外志》作了专节解读。
谢太芳[4]（2018）在《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云南水利事业的兴办、发展,随着当时社会的变革,在唐继尧时期、龙云时期、卢汉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也编纂内容丰富、各具特点的工程相关文本。笔者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性质出发,旨在以纪载民国云南水利工程的民国水利工程文本、民国相关报刊、民国相关档案、民国水利专书和民国地方志及现代地方水利志中有关纪录为研究对象,考察民国云南水利文献各载体的记述特点。重点研究民国水利工程文本的特点,为学者研究云南水利提供参考资料,为当代政府治理提供参考。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民国时期云南水利资料述论,第二章民国时期云南主要的水利工程文本述论,第三章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微探。系统阐述各种文献的内容、体裁特点;论述社会情景、编纂群体对文本结构、内容纪载的影响,考察文本之间的关系,探讨文本内容的丰富性、时代性、专业性。通过讨论,笔者认为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文本纪载内容丰富,既有专业性水利知识,又有“业余性”水利纪载,包括相关章程、法规,地方掌故等;第二,文本编纂秉承纪录工程、以资传世的初衷,其中还涉及“勒石”课功传统以及编纂文本以资借鉴的初衷;第三,文本编纂思想发生变化,呈现由工程文本到水利专门志书发展的趋势;第四,文本集中体现民国云南水利科技的发展;第五,文本集中体现民国云南发展水利的视野:全国性的水利发展视野和发展省内公益事业的视野;第六,文本体现云南兴办水利事业的特色:政府极力倡导,民众积极响应、倾力支持。
邓仕海[5]（2017）在《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以剑南道为中心的唐代西南地区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属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疏理、挖掘史料及探索新的视角,对唐朝在以剑南道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沿革、治理政策、官署机构和职官设置、边政实践、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在唐朝边防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唐代西南边政大致呈现出特点比较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主要表现为:唐高祖通过“招抚为主、军事为辅”的方式成功地将巴蜀和云南纳入到了李唐王朝的统治版图,并通过设置军事色彩浓厚的管理机构和大量“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贞观时期,唐太宗开始推行文治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主要表现为:为遏制吐蕃东扩,积极防御和反击吐蕃的侵扰;设置剑南节度使调整西南边防体制;为了与吐蕃争夺洱海,除重建姚州都督府外,又支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天宝后期,为遏制南诏东拓,迷信武力,导致南诏判附吐蕃。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主要表现为:为防止剑南道成为河朔型藩镇,将其一分为二;为明确中央、藩镇和州之间的赋税分配,推行“两税三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代、德两朝被迫对藩镇“姑息迁就”;德宗朝,韦皋镇蜀二十载,他大力发展西南交通和社会经济、“南抚群蛮、西摧吐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基本解除了吐蕃对唐朝西部边境的巨大威胁;为抑制藩镇,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通过“两税三分制”改革和增加“刺史军权”,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大和之役”后,李德裕筹边,使西南地区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安定局面。四是咸通以后唐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主要表现为:唐诏关系破裂,南诏四犯西川;高骈通过修筑成都罗城和重建西南边防体系,彻底斩断了南诏再次侵犯西川的念头;西南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阡能和韩秀昇之乱;三川内乱,王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王建兼并东川和山南西道,并于公元907年割据称帝,唐朝在西南的统治终结。唐代西南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同样呈现出特点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高祖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制,特别重视西南边吏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度;贞观时期,为了推行文治,唐太宗格外重视边吏的治理才能和德行,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任用制度。永徽至天宝时期:武则天为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人才;开元时期,唐玄宗为了整饬西南吏治,选拔大量重臣出镇西南;天宝后期,杨国忠秉政并遥领西南,大量“贪求边功”的杨氏亲信把持了西南政局。至德至大中时期:肃、代、德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选用大量武将到西南任职,考课制度时行时废,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唐宪宗为结束西南军人专政的局面,选拔大量文官进入西南,同时推行“徙镇策略”;为解决财政困难,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官员的“财经”能力格外重视;考课制度日趋反动,“税钱长数”、“征办先期”、“捕盗多少”等成了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咸通以后:宦官势力在僖宗中后期渗入西南并控制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王建占据两川后,唐朝彻底丧失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唐代西南边吏作为唐朝西南治理政策的执行者,许多人在唐朝西南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维系唐朝与西南各族群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唐朝西南疆域的开拓者和西南边防的建设与巩固者,还是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者。但是,同样存在许多边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不顾百姓死活,行为残暴、贪污腐化,甚至为贪求边功而故意挑起战争,给唐朝在西南的治理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通过对唐代西南边政和边吏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要保证边政与边吏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显着的特点,即制度健全、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论文力图将唐朝在中国古代治边实践中的继承性、创造性和历史局限性,唐朝西南边吏选拔、任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西南边吏在唐代边疆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作用等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在唐朝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揭示出西南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唐朝历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张晶萍[6]（2017）在《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文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门以研究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新型学科——国际关系学在英美国家诞生,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筹建了国际关系学系并设置了国际关系教席,随后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国际关系研究专着相继问世,欧美诸多大学也纷纷效仿威尔士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随着1920年代国民外交的兴起,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涌现,一批外交及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应运而生,外交研究方兴未艾。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学着作开始传入中国,本土学人翻译引介了大量最新西方国际关系学成果。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激励着本土学人自发进行外交学术研究,进而产生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外交学着作,这批着作在分析框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国际关系与外交等相关科目的教学在中国本土也相继展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诸多高校在政治学系内添设外交与国际关系课程,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还先后分别成立了“国际事务系”、“外交领事科”和“外交学系”,开设课程既有深厚的政治学烙印,又重点突出外交、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等内容,这一点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课程设置颇为相似。从学科意义上讲,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便将政治系外交组独立出来,单设外交学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系才解散,政校也成为国内设立外交学系之滥觞。若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条件为参照,可以说,发轫于1920年代的民国外交学已在1930年代正式落地生根。尽管开设外交学专门学系的高校屈指可数,但外交学系已开始从政治学系分离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主轴,首先,追溯政校外交学系创立与发展的基本历程;接着,还原政校外交学系在教师招聘、学生招生、课程设置、社团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真实图景;继而,分析政校外交学系学生在实习与就业方面形成的悖论,并探讨政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梳理抗战时期本土外交学人特别是政校外交学人在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及取得的主要成就,以期重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外交学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史实。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得以创建,主要是基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式外交人才的需求、该校独特的政治学术资源以及巴黎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成功范例这三大因素。该校教务主任罗家伦在外交学系的建立和初期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学院式教育理念维系着外交学系沿着学科化的路径不断发展。抗战爆发后,学院式教育理念受到速成式教育主张的挑战和冲击,外交学系一度遭受重大挫折。抗战的持续进行主宰着外交学系的命运沉浮,外交学系在停招两年后再度回到公众视野。抗战胜利后,中央政治学校改制国立,外交学系的发展一波三折,并因国共内战的结局而注定寿终正寝。教师招聘与学生招生方面,政校外交学系坚持“选聘教员首以学识为重,绝不讲情面;选拔学生应以成绩为准,决不凭保荐”的原则;课程设置方面,外交学系奉行以实用与专精为导向的课程设计原则,通过广泛借鉴欧美高等学府的外交课程设置情况,制定出兼顾学术探究与中国外交实际需求的课程,并根据中国内政外交客观情势的发展适时予以调整;教学开展方面,注重“实际的需要”,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参照西式外交人才的培养标准,主动与国际接轨;社团活动方面,外交学系学生以外交研究会、英语演说辩论会等组织为载体,积极开展学术研讨、英语讲演、剪报、壁报等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以作为正课的补充;国际交流方面,政校外交学系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域外学术机构的交流与互动十分频繁,尤其在战时该会对政校外交学系的学术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政校外交学系与社会互动方面,本文主要通过政校实习制度的施行与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况来考察外交学系与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校实习制度的设计遵循理论与实践相衔接的原则,学生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习环节得以检验和运用,学生实习期间的表现乃是考核学生成绩的重要标尺。学生们在外交部进行一至四个月不等的实习后,需撰写实习报告,这是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必经环节。以实习报告为媒介,外交学系学生就改进国民政府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工作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较为集中的关注于外交机构、外交行政和外交人事等方面。就业方面,大体上说,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形与该系设立的初衷并不十分相符,除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因外交领事事务的拓展而需扩大中国外交阵容,因而吸纳大量外交学系毕业生外,在此之前入职外交部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受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纠葛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学生的就业去向与外交并无多大关联,遂造成严重的“用非所学”现象。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政校外交研究的开展多以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为平台,以期刊杂志为主阵地,在政校校内有研究部及其发行的《新政治》月刊和《政治季刊》,校外则有以政校外交学人为主体的外交问题研究会及其发行的《外交研究》。《外交研究》是抗战时期最为专业的外交研究期刊之一,本文主要分析《外交研究》中学理性和现实性相对集中的领域,如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议题。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主要关切与我国抗战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问题,如国际法上的中日宣战问题、侵略问题、“不承认主义”等;民国外交学人深刻剖析了一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外交理论,对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从国际关系史演进历程中提出现实主义外交学说,集体安全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民国外交学人最关心的莫过于战后世界和平重建问题,即如何规划国际机制以达到长期消弭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的目的;外交实务研究主要关注外交行政改革、机构调整、情报与宣传、人才培养等议题,在抗战救国大背景下,外交实务研究尤为迫切。总体而言,政校外交学系是中国现代外交学在民国时期产生、发展与变迁的一个特例、一个缩影。外交与政治关系殊为密切,民国外交学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因素及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民国外交学术留下了较深的时代烙印,外交学学科化进程也受到制约。
吴肇莉[7]（2012）在《云南诗歌总集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所论云南诗歌总集,包括云南地方诗歌总集,以及云南人所辑其他类型诗歌总集。自明代开始,云南诗歌总集的编纂活动绵延不断,至民国为止,产生诗歌总集至少二百余种,现存一百九十余种。这样丰富的文献留存本身就是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学文化现象,也为云南文学、历史、哲学及自然科学等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视角,因此具有非常广阔的学术前景。本文即着眼于此,在广为搜寻,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有关云南诗歌总集的几大议题分别予以论述。本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云南诗歌总集的范畴予以界定,其次介绍云南诗歌总集的研究现状,最后说明本选题的研究意义与思路。正文部分凡十章：第一章《云南诗歌总集的繁荣》,简述其繁荣的原因及具体表现；第二章《云南诗歌总集的流变》,展现自明代以迄民国云南诗歌总集的发展历程,描绘云南诗歌总集编纂活动的整体风貌；第三章《云南诗歌总集的类型》,将云南诗歌总集分为全国、地方、宗族、唱和、题咏、课艺、歌谣、方外、闺秀等九个类型,从文本形态的角度,描述其内部构成、基本特色与成就；第四章《云南诗歌总集的编纂特色》,从编纂宗旨与编纂体例两方面,揭示其基本规律；第五章《云南诗歌总集的文学意义》,从梳理云南诗史脉络、拓展诗人群体研究、考察诗坛交游活动、传达诗歌理论思想、呈现作品文学内涵等五个方面,阐述其文学意义；第六章《云南诗歌总集的文献价值》,从辑佚存遗、有助校勘、提供史料三方面,论述其文献价值。第七、八、九、十章则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云南省级诗歌总集系列作个案研究。结语部分概述云南诗歌总集区别于其他省地方诗歌总集的特点,并对其研究前景予以展望。在大的框架上,从宏观角度对云南诗歌总集的繁荣、流变、基本类型、编纂特色、文学意义、文献价值予以概述性的研究。同时,结合运用文本解读的方法,从总集编纂过程及内部文本分析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单部总集的产生背景、成书经过、基本面貌的描述,以及文本结构、编纂特色、文学与文献价值等予以考察,为深入细致地研究云南诗歌发展及文献整理提供切入点。由于概述性及局部的研究难以囊括全貌,笔者整理了云南省级系列诗歌总集作者名录,以及部分云南诗歌总集序跋、目录等,希望有补于文献,但由于篇幅有限,无法全部收录。最后,附录《云南诗歌总集知见书目》,以作为对云南诗歌总集的概览式介绍。
胡寒[8]（2012）在《宋本《三国志》通假字浅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宋本《三国志》通假字爲研究封象,调查汇总忽了宋本《三国志》中传承先秦两汉及中古新出的通假字用例；尝试收集整理宋本《三国志》中的专名通假字；并封尚无定论,但出现频率较高的一部份通假字存录待考。本文所谓的通假字,与以往研究采用较多的狭义通假字不同,是广义的通假字,指用音同或音近的两个字表示一个词的现象。这样的概念界定从今人整理古籍的角度出发,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判定通假字时,本文从音、义例两方面出发,兼顾通假字取证的时代性——中古时期。鉴於汉捂史分期的意见尚未统一,本文所说的中古时期即爲魏晋以降至有宋一代。通过上述工作,本文试图做到以下创新：1.第一次较爲全面地整理了宋本《三国志》通假字的文献用例。对通假字的历时与共时研究提供基础。2.提出通假字理输的新见。本文徒今人整理古籍的角度出发,采用较爲理想却又较少使用的广义通假字概念。文中简介者一概念的含义、定位及对这种通假字的判定原则。（见第一章第三节）3.在通假字宝践方面,区分传承先秦两汉、中古新出通假字用例,作爲通假字研究的新材料。（1）传承通假字是收录已见於高亨《古字通假会典》或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的宋本《三国志》通假字,可封高害中古文献用例进行补充。（见第二章）（2）新出通假字是收缘高害与王书中均未出现的宋本《三国志》通假字,可作爲通假字研究中古用例的新材料。（见第三章）（3）在归纳整理的同时,封一部份出现频率较高或爲前修时贤多所争论、未定一说的宋本《三国志》通假字存疑待考。（见第五章）4.与以往通假字研究排除尊名祠不同,本文存录宋本《三国志》中的专名通假字,作爲专名及中古汉语文化研究的新材料。（见第四章）
付光富[9]（2008）在《云南省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投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化,云南省高等教育实行扩招战略,高等教育规模得到了迅速扩张。地方高等院校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力军,它们承担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任务。但高等教育投资大、成本高,目前地方高校发展规模与教育投入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虽然我省在教育经费与过去相比有大幅度的增加,但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出现了教育经费紧张,教育发展仍然面临更大困难。因此,剖析云南省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问题,及时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对于促进云南省地方高校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深远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吸收了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云南省地方高校教育经费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从教育经费投入的现状出发,通过详证实考相关数据的对比分析了云南省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投入的来源及构成,指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始终是云南省地方高校的主要来源。由于主渠道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以致成为影响地方高校发展的“瓶颈”,投入不足主要表现五个方面:由于国家总体教育投入不足;地方政府未能贯彻落实相关教育法规;中央和地方投入不均衡;社会吸纳资金不足;学校“造血功能”欠佳等原因。如何使地方高等院校摆脱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困扰,当务之急是加大政府对地方高校的投入;同时还要合理使用资金,达到“投入最小化,产出最大化”;切实树立地方高校社会形象,增强捐赠意识;另外还要加大地方高校学费欠费的清理力度等相应对策,这样才能促进我省地方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蔡晨欣[10]（2021）在《民国时期云南省教育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云南省教育会是云南近代历史中较为重要的教育团体,存在时间很长。它经历了组建、发展、停滞、重振四个时期,会务重心经历了兴学补政、教育研究到亲民教育的改变,组织体系前期为会长制,后期为委员制。云南省教育会积极开展教育、社会、政治活动。教育活动为最主要开展的活动,分为推广教育、研究教育、辅助教育行政三大板块。政治活动主要是参与政治改革、舆论宣传。社会活动以开办图书馆、职业介绍所等福利事业为主要方式。因为战争、经费、云南政治、教育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云南省教育会具有组织规模有限、教育活动比重最大、注重教育实践的特点。云南省教育会开展的活动对民国时期云南文教具有一定历史作用:第一,云南省教育会通过创办教育杂志、讲演会、讲习会等活动进行教育推广,促进国内外教育理论与教育时事在云南的积极传播,提高教育界科研能力,培养师资人才,促进近代先进教育思想在云南的推广。第二,云南省教育会积极联络省内教育界人士,举行会议提供教育建议,并关注教育界人士利益保障,凝聚教育合力,促进教育改革及教育行政制度的近代化推进。第三,云南省教育会积极参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并承办第九届教育会联合会,实现边疆与内地首次大规模教育交流,促进云南教育与全国教育近代化同步发展。第四,云南省教育会通过开办活动进行教育交流,鼓励教育研究,使教育界及学校加强对教学研究的热情,提高教员教学水平。第五,通过出版杂志、创办开智印刷公司、创办图书馆等方式,开阔民众视野、教化民众、改良风气,推进了云南文化的近代化。结语部分在总结了前文对云南省教育会的研究基础上,认为云南省教育会对云南文教的发展具有一定示范性。研究云南省教育会对当代教育团体在推动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研究、凝聚教育合力、推动教育改革等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二、《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6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6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2）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本选题的研究价值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对民族传统文化与农村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探索 |
| (二)关于凉山彝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 |
| (三)关于凉山毕摩文化的研究 |
| 1.对毕摩文化的整体介绍和研究 |
| 2.毕摩经籍文献整理与研究 |
| 3.毕摩仪式研究 |
| 4.毕摩及其技艺研究 |
| 5.毕摩文化与彝区社会关系的研究 |
| 四、所用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 (二)文化功能论 |
| (三)文化相对论 |
| (四)文化自觉理论 |
| 五、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田野调查法 |
| (二)创新点 |
| 六、田野工作情况 |
| 第一章 新时代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概述 |
| 第一节 凉山彝区概况及相关理论阐释 |
| 一、凉山彝区概况 |
|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阐释 |
| 第二节 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性 |
| 一、凉山彝区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二、中国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任务 |
| 三、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
| 第三节 凉山彝区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及目标任务 |
| 一、凉山彝区现代化历程 |
| 二、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 |
| 第四节 传统文化——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资源 |
| 一、民族地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再认识 |
| 二、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传统力量来源 |
| 第二章 凉山彝区毕摩文化辨析 |
| 第一节 “毕摩”及“毕摩文化”的界定 |
| 一、毕摩 |
| 二、对毕摩文化的界定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的结构分析 |
| 一、毕摩文化体系的三元结构 |
| 二、毕摩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主要内容 |
| 三、毕摩文化在行为层面的内容 |
| 四、毕摩文化在物质层面的内容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的历史及现实社会基础 |
| 一、毕摩及毕摩文化的历史流变 |
| 二、当前凉山彝区社会毕摩文化的现状 |
| 第三章 毕摩文化根植并长期延续于凉山彝区农村的原因 |
| 第一节 毕摩文化生长于彝族特殊的文化生态 |
| 一、文化生态的概念 |
| 二、毕摩文化生长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较为封闭的环境和严格的传承制度使毕摩文化得以传承 |
| 一、毕摩文化处于较为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 |
| 二、毕摩群体严格的传承制度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尚存有满足彝区某些社会需求的功能 |
| 一、彝区社会仍有毕摩文化的需要 |
| 二、毕摩文化在彝区社会仍有诸多功能 |
| 第四章 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之“利”分析 |
| 第一节 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经济现代化的积极影响 |
| 一、凉山彝区农村经济现状 |
| 二、毕摩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 |
| 三、通过毕摩文化仪式确立并且传播的内容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功能 |
| 四、毕摩文化中有助于农村经济现代化的资源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对彝区乡村治理具有的积极影响 |
| 一、毕摩文化中有益于社会和谐的观念 |
| 二、毕摩文化仪式的乡村治理功能 |
| 三、毕摩群体的优良品德和“德古”身份也是彝区农村社会和谐的因素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在彝区农村文化现代化中的积极影响 |
| 一、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思想道德建设的积极影响 |
| 二、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贡献 |
| 第四节 毕摩文化在彝区农村生态方面的积极影响 |
| 一、凉山彝区农村生态现状 |
| 二、毕摩文化中的生态保护观念和智慧 |
| 三、毕摩文化中有益于彝区农村生态的仪式 |
| 第五章 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冲突 |
| 第一节 毕摩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矛盾”的内容 |
| 一、毕摩文化仪式中献祭蕴涵的文化观念 |
| 二、毕摩文化仪式“高消费”与彝区人情消费的紧密联系 |
| 三、彝区人情消费高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中“诅咒”与当前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冲突 |
| 一、彝区农村仍然存在诅咒观念和仪式 |
| 二、诅咒观念和行为与当前和谐社会观念的冲突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 |
| 一、对毕摩文化的依赖造成彝区民众在现代化中的被动处境 |
| 二、现代文化对毕摩文化的冲击 |
| 三、毕摩文化“迷信”之名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冲突 |
| 第四节 现代化建设的“卫生”要求与毕摩文化的“洁净”观念的冲突 |
| 一、毕摩文化中的“污染”与“洁净”观念 |
| 二、彝区农村“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与彝区传统文化观念的冲突 |
| 第六章 对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合理调适的几点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自觉下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与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建设具有传统文化整体自觉的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 |
| 二、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者的“文化关注” |
| 三、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文化英雄”引领文化自觉 |
| 四、毕摩文化自身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共赢 |
| 一、借力毕摩文化促进彝区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 |
| 二、提高法治观念,辅以毕摩文化之“德治”,提高彝区乡村治理水平 |
| 三、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利用好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 |
| 四、提炼毕摩文化生态观,结合“整洁”要求,促进彝区生态宜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田野图片 |
| 致谢 |
（3）浙江近世道教方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成果综述 |
| 二、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内容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世道教方志的概貌 |
| 第一节 道教方志的概念及内涵的界定 |
| 一、道教方志的内涵与外延 |
| 二、道教方志与《道藏》“三洞十二部经”文体分类的关系 |
| 第二节 道教方志编纂的历史语境 |
| 一、浙江优越的经济条件为道教发展提供了土壤 |
| 二、道教宫观的定位、分布与高道辈出 |
| 第三节 道教方志的编纂、刊刻与收藏 |
| 一、道教方志的编纂群体与编纂目的 |
| 二、道教方志的刊刻与收藏 |
| 三、浙江存世、存目道教方志统计 |
| 第二章 近世道教方志的宗教学价值 |
| 第一节 教派流传情况的记载 |
| 一、记录道教法派的承传 |
| 二、记录道教宫观的沿革 |
| 第二节 道教与儒、释二教互动关系的记载 |
| 一、儒、道交往 |
| 二、佛、道交往 |
| 第三节 道教方志的管理价值与文化价值 |
| 一、宗教管理制度的存录 |
| 二、官方崇祀与民间信仰的反映 |
| 第三章 近世道教方志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道教方志的文学属性 |
| 一、道教方志与史家方志在编纂观念上有所不同 |
| 二、道教方志与史家方志在卷目设置上互有歧异 |
| 三、道教方志与史家方志在文学风貌上面目有别 |
| 第二节 道教方志文体概貌述论 |
| 一、文体分类及作品辑录 |
| 二、文体特点 |
| 第三节 道教方志艺文思想内容探微 |
| 一、记录宫观沿革,演绎教派承传 |
| 二、阐释教理玄道,论辩人情物理 |
| 三、抒写交游之情,倡论隐逸之乐 |
| 四、记叙灵踪法迹,描绘游仙体验 |
| 五、描述宫观胜景,抒写游历感悟 |
| 第四章 近世道教方志的文献辑补价值 |
| 第一节 道教方志对史籍、方志的辑补价值 |
| 一、对《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正史的增补 |
| 二、对《浙江通志》《西湖志》等地方志的辑补 |
| 第二节 道教方志对诗文作品集的辑补价值 |
| 一、对《全宋诗》等的辑补 |
| 二、对《全宋文》《全元文》等的辑补 |
| 第三节 对其他道经和佛教经籍的辑补 |
| 一、对其他道教经籍的辑补 |
| 二、对佛教经籍的辑补 |
| 第五章 近世地方志对道教方志的辑补 |
| 第一节 地方志对道教方志的辑补 |
| 一、对道教人物的辑补 |
| 二、对宫观沿革的辑补 |
| 三、对碑铭诗文的辑补 |
| 第二节 金石典籍对道教方志的辑补 |
| 一、金石典籍与地方志不同的编纂表现 |
| 二、金石典籍对道教方志的辑补 |
| 第三节 佛教方志对道教方志的辑补 |
| 一、佛教方志中道教方志文献的辑录情况 |
| 二、“释氏仙风,玄谈释理,不妨并志”的佛教方志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4）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旨趣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旨趣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水利、水利工程和农田水利 |
| (二) 文本与情景 |
| 三、学术回顾 |
| (一) 全省范围内水利事业的研究 |
| (二) 具体河流、湖泊治理等相关水利事业研究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述论 |
| 一、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现存概况 |
| 二、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纂述概况 |
| 三、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的特色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报刊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一、省内官方刊物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二、省内其他机构刊物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三、省外刊物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第三节 档案中的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一、档案中水利资料的系统性 |
| 二、档案中水利资料的研究性 |
| 三、档案资料的原始记录性应用研究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水利专书及近代地方志和现代地方水利志中水利资料述论 |
| 一、民国时期水利专书 |
| 二、现代地方水利志书 |
| 第五节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相关简表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云南主要的水利工程文本述论 |
| 第一节 部分完结报告书 |
| 一、《仙云两湖口工程处完结工程事略》的编纂概况 |
| 二、《仙云两湖口工程处完结工程事略》的主要内容 |
| 三、《仙云两湖口工程处完结工程事略》的社会情景 |
| 第二节 疏浚河道水利计划书 |
| 一、《南盘江上游水利工程计划书附概要》 |
| 二、《西畴县畴阳河两岸水利计划方略》 |
| 第三节 工程勘测纪载书 |
| 一、《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署正江实勘报告书》的编纂情况 |
| 二、《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署正江实勘报告书》的主要内容 |
| 三、《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署正江实勘报告书》的社会情景 |
| 第四节 工程实施经过书 |
| 一、《昭鲁水利工程志》 |
| 二、《云南宾川龙公海治平渠工程概略》 |
| 第五节 民国后期水利工程专书 |
| 一、《嵩明嘉丽泽水利工程处卅四周年概览》的编纂情况 |
| 二、《嵩明嘉丽泽水利工程处卅四周年概览》的主要内容 |
| 三、《嵩明嘉丽泽水利工程处卅四周年概览》的社会情景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微探 |
| 第一节 水利工程文本纪载内容的变化 |
| 一、水利工程文本纪载内容的专业性变化 |
| 二、水利工程纪载文本内容的“业余性”变化 |
| 第二节 水利工程文本的编纂初衷 |
| 一、纪录工程、以资传世 |
| 二、“勒石”的纪录传统 |
| 三、编纂文本以资借鉴 |
| 第三节 编纂思想的变化：由工程文本到水利专门志书的发展趋势 |
| 第四节 民国云南水利科技的发展 |
| 第五节 民国发展水利事业的视野 |
| 一、发展全国性水利的视野 |
| 二、发展省内公益事业的视野 |
| 三、水利工程发展的其他视野 |
| 第六节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事业的兴办特色 |
| 一、政府极力倡导 |
| 二、民众积极响应与倾力支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
| (一) 边政方面 |
| (二) 边吏方面 |
| 三、写作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南地区概况 |
| 第一节 西南历史地理概况 |
| 一、自然环境 |
| 二、主要交通路线 |
| 三、唐代西南社会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西南行政区划沿革 |
| 一、先秦时期 |
| 二、秦汉时期 |
| 三、蜀汉时期 |
|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 |
| 五、隋朝 |
| 第三节 唐代西南族群概况 |
| 一、僚人 |
| 二、党项 |
| 三、白兰和西山八国 |
| 四、东女国 |
| 五、西蛮、东蛮、三王蛮、凌蛮、董蛮 |
| 六、吐蕃 |
| 七、爨 |
| 八、洱海地区诸族群 |
| 第二章 唐代西南边政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618—649年) |
| 一、招抚西南 |
| 二、官署机构 |
| 三、行政建置 |
| 四、羁縻府州 |
| 五、军事部署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650—755年) |
| 一、西南政治生态的一波三折 |
| 二、频繁的战争—唐蕃交流的主旋律 |
| 三、姚州都督府的兴废——唐王朝经略云南的缩影 |
| 四、设置剑南节度使——西南边防体制的重大调整 |
| 五、独具特色的赋役制度 |
| 六、为遏制吐蕃支持南诏统一洱海 |
| 七、连续失误致使南诏判附吐蕃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756—859年) |
| 一、玄宗武力镇压蜀军兵变 |
| 二、分治两川 |
| 三、两税三分 |
| 四、韦皋镇蜀 |
| 五、宪宗抑藩 |
| 六、德裕筹边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唐王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860-907年) |
| 一、咸通之后的唐诏关系 |
| 二、地方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冲突 |
| 三、高层权力之争与三川内乱 |
| 四、王建割据与唐王朝统治的终结 |
| 第三章 唐代西南边吏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的西南边吏(618—649年) |
| 一、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的西南边吏(650—755年) |
| 一、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的西南边吏(756—859年) |
| 一、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至德至大中时期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的唐王朝西南边吏(860—907年) |
| 一、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咸通以后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章 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互动关系探究 |
| 第一节 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和任用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任用的影响 |
| 第二节 边吏对边政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政策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成果的影响 |
| 第三节 边政与边吏良性互动机制探究 |
| 一、健全制度 |
| 二、因地制宜 |
| 三、不断创新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6）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关键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主要研究内容、方法、资料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第一章 中国近代外交学学科的建制化 |
| 第一节 外交专门化:中国近代外交分科思想的萌发 |
| 第二节 传播与移植:西方国际关系学与近代中国 |
| 一、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建立与早期理论嬗变 |
| 二、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移植 |
| 第三节 学科初创:外交学在中国现代学院中的兴起 第二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与沿革 |
| 第一节 以英法为榜样: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一、从中央党务学校到中央政治学校 |
| 二、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第二节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与学制改革 |
| 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 |
| 二、“芷江风潮”与学制改革 |
| 三、改制国立与“拒蒋风潮” 第三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教学活动的开展 |
| 第一节 教师选聘与学生招收 |
| 一、教师选聘:“以学识为重” |
| 二、学生招收:“以成绩为准” |
| 第二节 课程设置与教学开展 |
| 一、课程设置:“倡导实用与专精” |
| 二、教学开展:注重“实际的需要” |
| 第三节 社团活动:“补正课之不足” |
| 一、外交研究会 |
| 二、外语演说辩论会 第四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互动 |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就业指导与实习 |
| 一、就业指导训练 |
| 二、外交部实习 |
| 第二节 批判与建议:实习报告之审视 |
| 一、实习报告:内容与形式 |
| 二、批评与建议:外交工作之改进 |
| 第三节 准入与排拒:就业去向之考察 |
| 一、用非所学:外交部排拒外交学系毕业生 |
| 二、“入部难”动因之分析 第五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学术研究的开展 |
| 第一节 政校研究部与外交问题研究会 |
| 一、政校研究部与外交研究 |
| 二、外交问题研究会与外交研究 |
| 第二节 《外交研究》主要研究议题与成就 |
| 一、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 |
| 二、外交学说与理论研究 |
| 三、外交实务研究 结语 学科化进程中的民国外交学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7）云南诗歌总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云南诗歌总集的范畴界定 |
| 二 云南诗歌总集的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意义与思路 |
| 第一章 云南诗歌总集的繁荣 |
| 第一节 云南诗歌总集繁荣的原因 |
| 第二节 云南诗歌总集繁荣的表现 |
| 第二章 云南诗歌总集的流变 |
| 第一节 开端：明代的云南诗歌总集编纂 |
| 第二节 繁荣：清代的云南诗歌总集编纂 |
| 第三节 总结：民国的云南诗歌总集编纂 |
| 第三章 云南诗歌总集的类型 |
| 第一节 全国类、地方类、宗族类 |
| 第二节 唱和类、题咏类、课艺类、歌谣类及其他 |
| 第四章 云南诗歌总集的编纂特色 |
| 第一节 云南诗歌总集的编纂宗旨 |
| 第二节 云南诗歌总集的编纂体例 |
| 第五章 云南诗歌总集的文学意义 |
| 第一节 梳理云南诗史脉络 |
| 第二节 拓展诗人群体研究 |
| 第三节 考察诗坛交游活动 |
| 第四节 传达诗歌理论思想 |
| 第五节 呈现作品文学内涵 |
| 第六章 云南诗歌总集的文献价值 |
| 第一节 辑佚存遗 |
| 第二节 有助校勘 |
| 第三节 提供史料 |
| 第七章 地方文人诗歌总集的开山之作——《滇南诗略》 |
| 第一节 生平交游 |
| 第二节 成书背景 |
| 第三节 编选情况 |
| 第八章 两部接续之作——《滇诗嗣音集》与《滇诗重光集》 |
| 第一节 黄琮与《滇诗嗣音集》 |
| 第二节 许印芳与《滇诗重光集》 |
| 第九章 两部补遗之作——《滇诗拾遗》与《滇诗拾遗补》 |
| 第一节 陈荣昌与《滇诗拾遗》 |
| 第二节 李坤与《滇诗拾遗补》 |
| 第十章 总结之作——《滇诗丛录》 |
| 第一节 成书背景 |
| 第二节 三位主纂 |
| 第三节 编选情况 |
| 结语 |
| 附录 云南诗歌总集知见书目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宋本《三国志》通假字浅论（论文提纲范文）
| 目録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摘要 |
| 1.1 选题缘起和预期目标 |
| 1.2 通假字研究概述 |
| 1.2.1 汉至宋元明——从“改读”的提示到“通用字”说 |
| 1.2.2 清至民国初——由混同引申和假借到明确两者不同 |
| 1.2.3 近现代——对通假从不同角度深入认识,重视“本字”的含义 |
| 1.3 通假字的概念、定位和判定 |
| 1.3.1 通假字的概念 |
| 1.3.2 通假字的定位 |
| 1.3.3 通假字的判定 |
| 1.4 本文体例 |
| 1.5 研究价值 |
| 1.6 研究理念 |
| 1.7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传承通假字 |
| 摘要 |
| 2.1 A爲B的谐声偏旁 |
| 2.1.1 音同 |
| 2.1.2 同纽同韵异调 |
| 2.1.3 同韵同调旁纽 |
| 2.1.4 只有韵同 |
| 2.1.5 其他 |
| 2.2 A与B谐声偏旁相同 |
| 2.2.1 音同 |
| 2.2.2 同纽同韵异调 |
| 2.2.3 同韵同调旁纽 |
| 2.2.4 只有韵同 |
| 2.2.5 其他 |
| 2.3 A与B谐声偏旁不同 |
| 2.3.1 音同 |
| 2.3.2 同纽同韵异调 |
| 2.3.3 同韵同调旁纽 |
| 2.3.4 只有韵同 |
| 2.3.5 其他 |
| 第三章 新出通假字 |
| 摘要 |
| 3.1 通假关系与通假义均爲新出 |
| 3.1.1 音同 |
| 3.1.2 同纽同韵异调 |
| 3.1.3 同韵同调旁纽 |
| 3.1.4 只有韵同 |
| 3.1.5 其他 |
| 3.2 通假关系传承·通假义新出 |
| 第四章 专名通假字 |
| 摘要 |
| 4.1 人名 |
| 4.2 地名 |
| 4.3 书名 |
| 4.4 族名 |
| 4.5 官名 |
| 4.6 物名 |
| 4.7 年号名 |
| 第五章 待考通假字 |
| 摘要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通假字相关文章目录 |
| 附录二：《三国志》印本图表 |
（9）云南省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投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现实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1. 国内已有的研究 |
| 2. 国外已有的研究 |
| 3. 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本研究欲突破的问题 |
| (四) 研究方法 |
| 1. 文献法 |
| 2. 内容分析法 |
| 3. 调查法 |
| (五) 相关概念界定 |
| 1. 地方高校 |
| 2. 高等教育经费 |
| 3. 教育投入 |
| 一、云南高等教育现状 |
| 二、云南省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投入现状 |
| (一) 云南省地方高校教育投入的供求现状 |
| 1. 云南省地方高校教育投入的来源现状 |
| 2. 云南省地方高校教育投入的构成 |
| (二) 云南省地方高校教育投入的需求现状 |
| 三、云南省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主要问题剖析 |
| (一) 政府财政投入力度不够 |
| 1. 国家总体教育投入不足是造成地方高校经费投入不足的根本原因 |
| 2. 地方政府未能认真贯彻落实相关的教育法规是导致地方高校经费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 |
| 3.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均衡是影响地方高校经费不足的关键原因 |
| (二) 社会资金吸纳不足是影响地方高校经费投入不足的又一因素 |
| (三) 学校“造血功能”欠佳是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内在原因 |
| 1. 办学规模扩大，投入总需求增加 |
| 2. 高等教育投资大，办学成本高是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凸现 |
| 3. 高校学费收入不能弥补办学经费的严重不足，拖欠学费现象极为严重 |
| 四、改善云南省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投入对策建议 |
| (一) 加大政府对地方高校教育投入是解决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基础 |
| 1. 地方高校的发展要以财政教育投入作支撑 |
| 2. 完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制定合理的收费政策，扩大地方院校招生、收费自主权 |
| 3. 高校办学规模应与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相协调 |
| (二) 在保证高校发展的前提下，减少资金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是解决经费投入不足的有效途径 |
| 1. 改革管理体制，转变思想观念，杜绝浪费发生 |
| 2.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
| (三) 树立高校社会形象，强化捐赠意识 |
| (四) 增加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建立合理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 (五) 加大力度清理欠费，确保教育教学正常运转 |
| (六) 加强高等教育经费的有效管理，不断提高办学效益 |
| 1. 制定出一个合理科学的经费预算计划和管理方案，并要针对实际工作中有碍教学、科研发展的诸因素有的放矢地进行解决 |
| 2. 在资金活动过程中，要加强对资金活动的组织、指导、监督和调节 |
| 3. 进一步完善以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筹资体制，发挥地方高校在经费筹措方面的造血功能 |
| 结论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民国时期云南省教育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考察云南教育会对民国云南教育近代化的作用 |
| (二)云南省教育会研究对当今教育团体的运行具有借鉴作用 |
| 二、选题意义 |
| (一)云南省教育会研究是对教育史研究的扩充 |
| (二)云南省教育会对当代教育团体在运作与功能上具有借鉴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中国近代教育会现状 |
| (二)云南省教育会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 |
| (一)教育会 |
| (二)教育近代化 |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云南省教育会产生的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云南省教育会产生外在背景 |
| 一、清末推行新式教育的需要 |
| 二、结社传统与结社热潮的影响 |
| 第二节 云南省教育会产生的内部条件 |
| 一、云南近代教育的发展需要 |
| 二、云南新士绅阶层与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推动 |
| 第二章 云南省教育会的总体情况 |
| 第一节 云南省教育会发展概况 |
| 一、兴学补政:云南教育总会组建时期(1909-1912) |
| 二、研究教育:云南省教育会发展时期(1913-1927) |
| 三、改造重组:云南省教育会停滞时期(1927-1931) |
| 四、亲民教育:云南省教育会重振时期(1931-1949) |
| 第二节 云南省教育会的成员情况、组织结构与经费情况 |
| 一、云南省教育会的成员情况 |
| 二、云南省教育会的组织结构 |
| 三、云南省教育会的经费情况 |
| 第三节 云南省教育会的性质 |
| 第三章 云南省教育会的主要活动 |
| 第一节 发展教育 |
| 一、开设学校,推广教育 |
| 二、发展学术,研究教育 |
| 三、办理学务,辅助教育 |
| 第二节 其他活动 |
| 一、参与政治 |
| 二、开展社会活动 |
| 第四章 云南省教育会的特点及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云南省教育会的特点 |
| 一、组织规模有限 |
| 二、活动以教育活动为主 |
| 三、注重教育实践 |
| 第二节 云南省教育会的历史作用 |
| 一、推进云南近代教育发展 |
| 二、促进云南近代文化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6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易地扶贫搬迁形成的多民族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昭通市靖安新区的社区调查[D]. 张灵. 云南民族大学, 2021
- [2]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D]. 禄开辉.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3]浙江近世道教方志研究[D]. 王文章. 福建师范大学, 2019
- [4]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研究[D]. 谢太芳. 云南大学, 2018(01)
- [5]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D]. 邓仕海. 云南大学, 2017(05)
- [6]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D]. 张晶萍.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云南诗歌总集研究[D]. 吴肇莉. 浙江大学, 2012(04)
- [8]宋本《三国志》通假字浅论[D]. 胡寒. 复旦大学, 2012(03)
- [9]云南省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投入研究[D]. 付光富. 西南大学, 2008(05)
- [10]民国时期云南省教育会研究[D]. 蔡晨欣.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