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人风云变迁与义利观

一、晚清士风与义利观念的变动（论文文献综述）

徐晓光^[1]（2015）在《女堂倌与晚清上海社会》文中认为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法、美等国居民相继涌入上海,他们建立租界,创办洋行,发展贸易。上海凭借滨江临海的区位优势,很快发展成为地区航运中心,并在五十年代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对外贸易港口。租界内安定的环境、重商的氛围促进了上海金融和贸易的发展。随着商业的繁荣,租界内的消闲服务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租界里猖獗的鸦片贸易,急剧膨胀的人口使得烟馆行业得到畸形的繁荣。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下,部分烟馆开始雇佣女堂倌替代男跑堂服务烟客。伴随着女堂倌群体的出现,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大众猛烈的批评之声随后也纷至沓来。以商人集团为首的市民阶层开始主动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查禁女堂倌的倡议也开始得到租界当局的重视。正在此时,法租界女堂倌周小大的被抓和游街示众引发了广泛争议,此事也促成了法租界当局开始查禁女堂倌。最终,通过上海道台与美、英、法租界当局外交磋商,女堂倌得到全面查禁。女堂倌被禁使得那些努力走出家庭,尝试自食其力的女性遭受失败。但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上海新兴的缫丝工厂中找到谋生之业。上海市民群体在女堂倌事件中的活跃表现预示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在市民阶层中,商人集团不仅拥有巨大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他们在施展政治影响力的同时表现出较强的群体意识。士人群体则通过在报刊发表文章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他们用客观的报道引导大众去独立思考。底层劳动人民则寄希望于自身辛勤的劳动改变生活。近代化中的上海社会正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各地仁人志士来到这里。

苗永泉^[2]（2014）在《科举革废与华夏文明的近代转型》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华夏文明的近代转型为坐标,围绕清末废除科举制度这一话题,讨论了科举制产生的文明结构背景,科举制在华夏文明系统中的重要功能,近代革废科举的过程和方式,废科举这一举措所存在的直接问题和造成的深远影响,以及这一改革方略背后所存在的深层观念和方法论思维等问题。论文的核心思想是,科举制度在华夏文明系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功能,这一制度不仅与整个社会结构高度地嵌合在一起,而且也有着超出古今中西范畴和人类成功文明共性的东西。但以科举制为纽带的华夏文明系统与近代文明之间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这给这一制度和中国的近代转型造成了巨大困难。最终,国人在沉重外来压力与特定认知、观念和诉求的影响下,采取了“合科举于学校”的改革方略,用学堂取士取代科举取士,从而废止了传统的科举体系。但这一做法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也留下了很多空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社会出现结构性的散架和蜕变。东方文明在学习西方和实现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由文明系统的结构异质性所带来的种种变革困境,科举革废这一个案说明那种直接照搬和另起炉灶式的制度变革方式会造成“双重蜕变”的实际后果。由各种异质性和排异反应所带来的冲突和两难,官僚国家的恶性扩张和权力失控,以及自身文明崩塌所引发的功能紊乱和社会蜕变,也导致从西方植入的制度异化变质,无法发挥正面功能,这是近代中国转型受挫和制度移植失败的一大深层原因。论文围绕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展开：1、华夏文明在历史中演进出“大一统”的政治架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列国争雄的紧张政治生态中,高度集权的国家所具有的组织优势使秦国被历史所选择,华夏文明自此迈入了大一统时代。大一统王权这一政治架构的形成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轨迹产生了某种定向性影响,汉承秦制及此后的王朝统合多少反映了这种制度上的路径依赖。不惟如此,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大一统王权在华夏大地上浴火重生、一再重建的事实也反映出其内含历史合理性。具体而言,这种合理性一方面体现于它在应对内外环境特有挑战时所具有的功能优势：高度集权国家所具有的组织动员能力、协调号令能力和资源集中使用能力使其在大规模治水、赈灾和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经常性袭扰方面更为成功。另一方面它的规模优势使之具有搭建一统流通平台,深化分工协作,提升文明开发层次的可贵能力。2、“大一统”政治架构内在局限性使得对国家权力的“驯化”成为华夏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儒学在这一架构中迎来自己发展的机会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高度集中的权力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走向滥用的巨大风险,而作为大一统政治始作俑者的秦王朝则以自身的“二世而亡”将这种风险再清楚不过地彰显了出来,提供了供后面历朝历代以反复咀嚼、反复掂量、反复自惕的反面教材。正是这样一柄高悬在工权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汉代统治者不得不从“有为”政治转向“无为”政治,从“霸道”走向“工道”,从苛政走向仁政、从“君本”走向“民本”,并由此与儒家倡导的治理原则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也通过对儒学的发展突现出其对大一统工权的规范作用。这样,一统工权和儒学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使得高度集中的权力在体现自己竞争优势的同时,较好地控制住了自身“失范”的风险,从而从历史的不断优选中最后稳定下来。3、国家权力的“儒化”是一个过程,而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这一磨合过程的产物,也是这一磨合完成的重要标志。大一统工权的“儒化”同时也意味着儒学与儒家进入国家权力体制之中。汉代盛行的经学和春秋决狱这样的事件就表明权力运作已经与经学解释学发生了互动,权力的运作已经被包裹在由儒家的意义世界、话语、治理原则和规范体系所形成的文化网络之中。然而进一步的儒化程度加深还有待于复杂的制度性加固。在事关重大的精英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储备和教化等方面的儒化中,华夏文明经历了从察举制向科举制的制度性转换。科举制的形成、不断改进与最后定型最终使得儒学、社会与大一统国家之间实现了紧密的结构性嵌合。4、科举制作为“大一统”社会结构中的有机“嵌合物”,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承担了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科举制加固了大一统政治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垂直流动,保证了社会领导精英的质量,大大加深了统治精英集体的儒化程度,推动了以士为主体的儒家文官集团的形成,使儒家的文治礼教原则深入到统治精英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从而在驯化权力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科举制度的深刻影响不只限于国家治理结构的顶层,这一制度还在社会中大量、反复地沉淀下无数的士绅,他们不仅成为基层治理中的砥柱,发挥沟通官民、接续传统的作用,而且还在建构对社会治理极为重要的“文化网络”中发挥决定性影响,从而使传统基层社会实现高效低成本治理成为可能。此外,科举制度越到后来,越成为一种将一统王权、儒学、士大夫官僚和士绅社会联系起来的一个核心制度枢纽,也是不断完成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传送带,维持一个社会平衡和长治久安的很多必要功能都被复合在这一制度之下。尽管这方面的许多做法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文明有着很大差异,但其背后无疑有着诸多人类成功文明共性的东西。5、科举制不是没有自己比较显见的弊端,它在近代亡国灭种重压下成为首当其冲的改革对象,有其时代性的可理解之处,但贸然地全面革废科举制给华夏文明带来的结构性、功能性伤害是深远的、毁灭性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受挫与此是有内在关联的。应该说,科举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即使以传统的眼光来看,它也具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比如八股文考试走向僵化,考试与选才间的名实背离,社会才智的浪费,教育因与儒学形成垄断性关联而走向知识结构的单一化,社会上升渠道的逼仄,等等。因此,为了应对严峻挑战和从一种高度整合的大一统文明走向现代多元社会,近代中国需要对科举制度做出有针对性的重大调整,但改革者贸然以学堂取代科举的结果不仅是由官僚国家推动的、快速上马的学堂浪费大量民间办学资源却无法保证教育质量,传统教育规范和精神失落,授予学堂毕业生以科举功名的做法使国家名器泛滥,整个文官系统走向崩溃,使原来乡村社会所容纳的大量读书人脱离乡村,很多从积极的建设性因素转化成为破坏性的社会边缘人,更重要的是,废科举从根基上动摇了华夏文明的文化根基,毁灭了自己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造成了精英的离心、社会文化网络的塌陷、整个文明朝“武化”方向的退化。而所有这些都将我们向“社会现代化”进发的动机,转变成为完全背离“社会现代化”的惨痛现实。梁漱溟先生在回首近代中国发展之曲折时,感喟曰,“自伤”甚于“他伤”,诚有以也。6、除了蒙受巨大的外来压力外,科举制被改革者贸然废止有着深层次的观念原因。首先,当时人无法意识到复杂文明系统的非线性和有机性特征以及东西方文明系统之间的高度异质性,在启蒙思想影响下和线性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想当然地直接采取了形式照搬、另起炉灶的做法。人们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迅速实现“进步”,结果却导致了自身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崩塌；其次,当时人无法意识到人类的有限理性在对社会这种“复杂大系统”进行改革时需要审慎,需要采取试错摸索和“碎步前进”这样较为安全、较为有效的改革方略,而是以为通过速变、大变、全变就能一举解决问题,最后把整个文明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毁灭之路；最后,它过于迷信对西方制度的形式照搬,却没有意识到科举制度在支撑华夏文明的精神家园和社会文化网络上的重要作用,没有真正意识到任何成功的改革和社会转型都需要文明教化所保障的意义世界、精神家园和底线秩序的支撑,而毁掉了这一基石,移植过来的制度便没有了生长的土壤,毕竟没有一个人类成功的文明可以在一片荒凉的文化沙漠上建筑起自己美轮美奂的大厦来。所有这三方面的问题,在根源上都基于我们对有着时间厚度的“历史大智慧”的盲然,基于不自觉地将人类理性与有意识行动看成为社会与制度演进中的唯一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自觉地走上了哈耶克所谓的“建构理性主义”的道路,看不到社会这个复杂大系统在演进中的开放性,是以自身在漫长时间和特殊境遇中形成的独特结构为前提的,看不到社会这个复杂大系统在应对外部挑战时所能运用的手段,必须要以本土性的文化资源为主的,“路径依赖”在这里是无可避免的,看不到对这类复杂大系统所做出的改革,应在不断与生活世界中出现的“暗示”对话的基础上做出试错性摸索。上述这些作为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以及在方法论层面的思考,并非纯粹地发思古之幽情。今天我们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同时我们也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提出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改革方略。在这样一个有着历史意义、对我们这个民族影响深远的时刻,认真总结我们前人失足的经验教训,标识出一条“覆车之鉴”,显然是有着理论与现实的意义的。

胡鹏飞^[3]（2013）在《清末顺直地区彩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曾出现过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彩票发行高潮。这一时期的彩票，不仅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民众茶余饭后街头巷尾的话题，也为一些上层精英人士所关注。清末，先有洋商设彩票攫取财富，而各地督抚效仿以缓解财政困难。清末顺直地区彩票的兴起，便反映了地方督抚迫于财政困难的情状。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兵灾刚过，亟待赈济”为由设立顺直彩票，以筹得赈灾之款。但彩票迹近赌博，不仅为国家律法所不容，也为社会舆论所抨击。西方列强率先在租界中禁止了彩票的发行，直隶总督袁世凯也厉禁彩票，并列陈彩票之弊。在彩票问题上，清朝官员并无统一认识，政府的态度亦处于或弛、或禁之间。为缓解财政困难，清廷曾就设立国家彩票问题，征求户部及地方督抚意见，因未获得支持而作罢。近代意义的彩票流入中国，已从售卖舶来品而自办发行，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而其严重的社会危害，亦时常被舆论所攻击。这也正是设立国家彩票成为不了之事的原因之一，而清朝中央对国家经济控制能力的削弱，也是其中重要因素。无论地方彩票的兴起，抑或议设国家彩票的流产，均反映了这一点。而彩票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其优点能否得到发挥和利用，关键在于国家、社会的优良管理。只有对于彩票加深认识，加强监管，建立良性的监管机制，才能发挥彩票本身应有的作用。

贾慧民^[4]（2011）在《《游戏报》中的花榜活动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花榜活动由来已久,关于其起源,有人认为是晚明,有人认为宋代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活动。但是直到1897年,李伯元运用近代新的传播媒介报纸,利用《游戏报》这个平台,采用以“投函多寡”来确定登榜妓女,这样花榜才成为了广大市民关注且参与的选美活动。而李伯元举办花榜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说是现代美女经济的发源。笔者通过翻阅《游戏报》,再结合陈无我的《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对晚清《游戏报》中的花榜活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展示,同时也从“新式文人阶层”、现代传播媒介报纸和投票选举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对晚清西洋文化对花榜的影响做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施文斐^[5]（2008）在《《品花宝鉴》中的士优交往状况初探》文中提出乾隆中晚期燕京地区的士优（知识分子与戏曲演员）交往状况是本篇论文考察的重点所在,而清代陈森撰写的长篇小说《品花宝鉴》恰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因此我便将这部小说作为本篇论文的主要切入点,同时参考了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为主的许多文人笔记,在尽可能地贴近历史真实的同时,力求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审视这一具有浓厚同性恋色彩的历史文化现象。本文分为四大部分:在分别从戏剧史、心态史和风俗史这三个层面对中晚清燕京地区的士优交往状况进行系统论述后,又从六个方面细致分析了士优交往何以在清代中晚期大行其道的深层次原因。现对论文的主体内容加以概述:第一章:鲜活生动的伶人众生相（戏剧史层面）本章从伶人（戏曲演员）的选地、出身、应酬、年龄、出师与归宿这六个方面入手,力图真实地再现中晚清燕京地区的伶人风貌。第二章:“士优交往”中士优心态之剖析（心态史层面）本章首先分析了“士优交往”中的士人心态,并将其归纳为四种模式:“品优”——文人以“鉴赏家”自居,而将伶人视为“艺术品”;“伤优”——文人,尤其是失意文人在自己与伶人之间找到诸多相似点,从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同病相怜般的心理认同感;“友优”——在渴求知己的共通心态的作用下,士优在日常生活以及精神领域里相互关怀、彼此勉励,呈现出一种有如朋友般的脉脉温情;“恋优”——虽然士优交往并不必然等同于同性恋行为,但其间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同性恋的成分,而这种倾向在“恋优”这种交往模式中得到了更为集中的呈现。其次,本章亦对“士优交往”中的伶人心态进行了分析。伶人普遍热衷于与文人士子交往,并在诸多方面呈现出风雅化乃至士人化的倾向。伶人的风雅化固然与文人的长期熏染密切相关,其中更可能包含了伶人希望借助文人的社会影响力来抬高一己之身价,寻求经济援助乃至政治庇护等现实功利目的。第三章:“士优交往”现象的历史传承与现实影响（风俗史层面）乾隆中晚期燕京地区的士优交往之所以异常兴盛,与最迟在晚明时代就已蔚然成风的男色风尚密切相关。这种男色风尚在清代得到有力传承的同时,又随着戏曲男旦体制的成熟而进一步演进,并且最终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社会“性”趣中心的加速转移。另外,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下,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普遍以男子的外表“女性化”与性格“软弱化”为美的审美风尚,本章对这两方面内容进行了细致论述。第四章:乾隆中晚期燕京地区士优交往得以兴盛的原因分析本章从六大层面,即历史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性爱观、男色观以及审美观对士优交往得以兴盛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以上是我对论文的主体框架所做的简要叙述。乾隆中晚期燕京地区的士优交往,与社会历史、政治民族以及文化审美等方面的诸多因素都有着相当深刻的渊源关系,只有凭借大量详实的材料,尽可能地深入到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中,才有可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士优交往”的真实面貌,过份地溢美和武断地斥责都是有违历史真实与科学精神的。拨开重重的成见与芥蒂,尽量贴近历史之真实,尽可能地还“士优交往”一个本来面目,这就是我之所以将“乾隆中晚期燕京地区士优交往状况”作为研究论题的原因所在。

刘力^[6]（2007）在《晚清彩票述论 ——19世纪70年代—辛亥革命前》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传统“重义轻利”文化背景下，同时在近代“赌博之禁”发生微变这一历史语境中，探讨晚清彩票从舶来品到本土化移植，以及本土化商办彩票、官办彩票的兴起，直至形形色色彩票泛滥成弊，最终被禁止的过程。中国近代彩票的出现始于晚清吕宋票这一舶来品的传入。吕宋票是菲律宾为筹集公益善举资金而由政府发行的彩票，约在19世纪70年代初传入中国。吕宋票作为“迹近赌博”之物遭遇晚清官方的禁止，但其“为诸善举”的功用与中国“乐善好施”传统道义文化深相契合，故其在销行中国后一定程度上又得到社会民众、舆论的认可。吕宋票用以资助公益之途则给了晚清义赈人士发行“义赈彩票”，从而超越传统募捐手段的启迪。伴随吕宋票而兴的形形色色的小票，因其旨在牟利，为道义、法令所不容，故从产生之日起就遭遇中外官员的严禁。与严禁小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义赈同人为筹集赈灾款项而仿行吕宋票发行的“变资助赈彩票”则不仅未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反而引得民众踊跃购买，并得到媒体舆论的支持。随着各色“助赈彩票”的不断涌现，其在发行策略、开彩方式、兑红规定等方面都逐渐与吕宋票趋于一致，从而使晚清彩票在“助赈”的名义下完成了从舶来品到本土化的移植。这一移植过程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方得以完成。1898年，受美西战争影响，吕宋票退出中国市场。籍赈徐淮海洪灾之名，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设“江南义赈彩票”，由职商缴饷承办，从而开了晚清本土化商办彩票之先例。有见于中国官方的允准开办，众多洋商彩票公司亦在上海租界纷纷奏请开设。而北洋顺直义赈彩票为挤进上海彩票市场，更是引发了一场南（洋）北（洋）之争。这一阶段彩票呈现出两个特点：其一，奏请开设彩票的主题是赈灾善后，缺乏这一名目支撑专为商业牟利的洋商彩票公司很快被取缔；其二，在传统“官本位”影响之下，商办彩票受到地方政治权势的极大左右与影响。庚子之役后，为偿付巨额赔款，湖广总督张之洞请设湖北“签捐票”，获朱批允准，从而开中国近代官办彩票之先河。签捐当局所尝试建构的由官方行政管理、商业化行销运作的这一发行制度为签捐票的发行带来巨大成功。而随着内陆之地四川彩票总公司的设立，其较完善的彩票章程以及完备的机构设置，标示着晚清彩票业在发行制度、发行机构等方面的日趋成熟。晚清彩票在这一阶段所呈现出的特点在于：其一，奏请开设彩票的籍口已由“助赈”变而为“赔款”“新政”，从而与晚清社会的发展进程相呼应；其二，彩票开办的主体由“职商”转而以“官厅”为主，显现出晚清官方对彩票由“拒斥”“禁止”到“接纳”“争利”的态度、立场地变化，这一变化揭示了“财政战胜道德”的深层规律。之后，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从地方到中央，实业彩票、破产彩票，各色名目的彩票纷纷籍口开办，晚清彩票日趋泛滥，弊漏丛生，民众舆论纷纷呼吁严禁彩票。为推进新政而倡导的风俗改良将禁止彩票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广东禁赌运动中将彩票定为禁止对象，从而率先拉开了晚清禁止彩票的序幕。1909年11月，江苏省谘议局提出“永远禁止彩票议案”，获得两江总督的支持，从而在其权辖范围内展开严禁彩票的行动。其后，浙江、湖南、河南、顺直等谘议局纷纷请禁彩票。民情所向，舆论所指，朝廷部臣亦纷纷请禁。宣统三年（1911）《大清暂行新刑律》刊印，其“关于赌博彩票之罪”一章中，首次以晚清法令的形式明确规定禁止彩票。自此，晚清彩票在形式上结束它的第一个发展周期。

张爱红,雷炳炎^[7]（2004）在《五年来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从1999年以来的近五年里,中国近代风俗史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物、事件与风俗,女性与婚姻,地域风俗,多视角等四个方面,总体而言,成果十分丰硕。

苏全有,景东升^[8]（2004）在《近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文中提出近十年来我国近代风俗史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集中在女性与婚姻,政治人物、事件与风俗,地域风俗, 多视角等四个方面,总体看来,成就十分显着。

刘丽,胡槿,杜华^[9]（2001）在《2000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认为

李长莉^[10]（2000）在《晚清士风与义利观念的变动》文中认为

二、晚清士风与义利观念的变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晚清士风与义利观念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1）女堂倌与晚清上海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2）科举革废与华夏文明的近代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3）清末顺直地区彩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游戏报》中的花榜活动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5）《品花宝鉴》中的士优交往状况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6）晚清彩票述论 ——19世纪70年代—辛亥革命前（论文提纲范文）

（7）五年来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8）近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清士风与义利观念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四、晚清士风与义利观念的变动（论文参考文献）

• [1]女堂倌与晚清上海社会[D]. 徐晓光. 华中科技大学, 2015(06)
• [2]科举革废与华夏文明的近代转型[D]. 苗永泉. 山东大学, 2014(10)
• [3]清末顺直地区彩票研究[D]. 胡鹏飞. 河北师范大学, 2013(S2)
• [4]《游戏报》中的花榜活动探析[D]. 贾慧民. 上海交通大学, 2011(01)
• [5]《品花宝鉴》中的士优交往状况初探[D]. 施文斐. 首都师范大学, 2008(02)
• [6]晚清彩票述论 ——19世纪70年代—辛亥革命前[D]. 刘力. 四川大学, 2007(06)
• [7]五年来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J]. 张爱红,雷炳炎.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2)
• [8]近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J]. 苏全有,景东升. 安阳大学学报, 2004(02)
• [9]2000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胡槿,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1(05)
• [10]晚清士风与义利观念的变动[J]. 李长莉. 河北学刊,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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