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整理效益最大化问题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范晓鹏[1]（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认为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高春明[2]（2021）在《吉林省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效率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城镇经济快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空间扩大,土地资源总量约束体现的越来越明显。因此,土地资源在经济系统中的生产要素特征也更加凸显。我国城镇化发展在人口总量大,但人均可利用土地不足的国情限制下,土地集约利用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土地资源的生产要素特征以及国有产权性质,意味着土地资源配置在中国具有显着的宏观调控职能。吉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城镇化发展起步早增速快,但是近年来却出现增速减缓和质量较低的问题。尤其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影响了东北地区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损害了居民公共健康。所以,本文从土地利用效率视角出发,系统研究吉林省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使用的经济机制、产出效率、利用效率以及影响因素。以期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必要的效率决策视角,从而为吉林省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调整和集约增长路径转变,探索一个宏观调控政策的新引导方向。土地在不同学科中有着不同的定义,本文更加侧重于土地资源概念,突出强调地球表面土地的可利用性和稀缺性。土地集约利用更多关注其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的合理利用和配置。而土地利用效率自然以其经济效益的有效发挥为重点,其内涵在于土地资源利用实际效益与最优效益之间的对比关系。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及其与其他投入要素的合理配置。城镇化发展中的土地集约利用机制在于非农业用地尤其是城镇建设用地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空间上迅速集聚。城镇化的要素集聚会带来城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其中的主要依托力量就在于,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和城镇基础设施的共享使得集聚经济的外部性溢出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和释放。吉林省近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主要存在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土地规模扩张过快和土地集约效率不高三个方面的问题,均与土地资源的投入利用密切相关。本文以多维因素综合评价法详细测算评价了全省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水平,结果显示大多数城市用地集约化水平呈递增趋势,但城市间的差距非常显着。主要体现在利用强度、利用结构和利用效益三个方面。运用时间序列计量模型初步探索了城镇化与用地效率之间呈现长期协调关系,发现人口城镇化是引致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长期格兰杰原因。短期内人口城镇化可能会导致土地利用效率波动失衡,但二者之间存在某种修正机制促进其向长期协调状态进行调整。吉林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在全国处于偏下水平,省内城市间的效率差异非常显着,耕地资源丰富的城市周边农村地区其农地效率往往并不高。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吉林省在大多数年份的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均显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同时存在生产技术落后和要素结构配置不合理问题。这也使得吉林省农业生产的土地利用效率显着低于其技术效率水平。基于全省城市面板数据的超效率CCR模型测算结果显示,吉林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较高的城市大都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耕地资源相对较为丰富的城市其农地利用效率并不高,甚至部分城市的利用效率远远小于东部地区。吉林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受自身生产条件及城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吉林省城市建设用地效率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且时序内呈现倒N型变动特征,省内城市间的效率差异非常显着,人口规模较大的地级城市表现并不突出。基于全国技术参照集的超效率模型测算显示,吉林省城市建设用地效率在东北振兴初期呈下降态势,中期有所回升,但是在2010年之后则又转入下滑路径。吉林省城市间的建设用地效率差异非常显着,规模较大的地级城市用地效率表现并不出色,8个地级市中年平均利用效率大于0.5的仅有3个,其余地级城市的利用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时序内,大多数城市的建设用地效率处于波动递减态势,要素结构配置不合理普遍存在。这也使得多数城市的建设用地效率递减幅度要大于技术效率,粗放型的建设用地扩张而没有资本等其他要素投入的跟进使得用地效率持续走低。吉林省多数城市建设用地效率的持续递减主要来自技术效率损失的逐年扩大,而结构无效则在此基础上加剧了其效率水平的进一步恶化,推动无效城市的生产技术进步是改善建设用地效率的重点。基于全省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表征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有效灌溉面积占比和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投入强度对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直接作用,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是提高农地产出效率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农业机械化投入受到农业规模经营的制约,因此单位土地机械化投入强度变量并不显着,但是具有正向符号。农业人口规模的正向作用机制反映了当前劳动密集型农业在全省依然占据较大中,农业机械化与农业人口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相互制约效应,模型中主要体现为负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与正的从业人口系数的制约。当单位播种面积上的机械化投入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提高农业人口规模则有助于农地利用效率改善。但是这种传统农业发展方式与城镇化发展规律相违背,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是高效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采用吉林省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单位土地投资强度提高能够显着促进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提升,但是受到人均建设用地规模的制约。只有当人均建设用地规模低于某一临界值时提高投资强度才会有效,而人均建设用地扩大则会导致用地效率持续损失。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对用地效率的作用机制表现为显着正效应,但是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影响却呈现逆向制约机制。这反映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中结构的不合理性。吉林省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呈现不明显的倒U型特征,这与当前大多数城市人口集聚水平不高密切相关。产业关联结构对城市建设用地效率的影响呈现正U型特征,大部分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普遍滞后,距离平均门槛临界点尚有较大差距,推进产业多样化进而带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依然任重而道远。建设用地结构不合理引致的效率损失在吉林省城市中普遍存在,居住用地比重过高会导致建设用地出现持续的效率损失,样本数据估计结果显示了大多数城市居住用地供给过快的事实。空间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农业用地资源丰富的吉林省中西部地区受经济和城镇化水平所限制,基础设施、机械利用强度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都小于中东部地区,只有非技术性的化肥使用强度的影响大于中东部地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中,整体下降地区由于主要为城市扩张地区,投资强度和单位财政支出的拉低效应都最显着,但居住用地占比以及工业用地占比的促进作用都最显着。最后,基于全省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的问题,从理论机制以及计量模型揭示的经验关系来看,从农业用地效率优化、城镇建设用地效率优化以及城镇化发展格局有化三个大方面,针对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东北全面振兴发展三大主体战略落地给出了政策建议。具体包括推进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推进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农地确权改革、严格实行建设用地可以实行总量以及增量控制、合理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
李晓鹏[3]（2021）在《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提出城镇化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载体,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必由之路。日本城市化发展已在上世纪末基本完成,且经验良多,能够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国现代城镇化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60.6%,成绩斐然。但相比于成熟工业化国家近80%的城镇化水平,中国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速放缓及前期积累的城镇化问题集中释放的背景下,中国当前及未来城镇化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无论从前期理论研究还是从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实践来看,财政支出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财政支出的推动作用,但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某些问题,部分也由财政支出问题所致,并且多数城镇化问题也必须通过财政支出手段予以解决。面对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与中国部分制度问题的阻滞,迫切需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与革新财政支出机制来解决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城镇化问题,以推动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文章核心点是研究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在论文思路与结构安排上,首先对核心概念进行多维度分解,将财政支出分解为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四个维度,将城镇化分解为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与城乡关系四个维度,进而确定两个核心概念相应维度之间的多个重要关系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文章将对日本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城市化发展中财政支出作用的多维度分析作为研究起点,并在日本经验启示的基础上确定研究方向与研究框架。在中国实践部分的行文安排上,论文采用发展实践概述、理论与数理分析、实证分析的研究脉络。文章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日本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主要是战后）,城市空间布局经历由失衡到均衡的序贯增长过程,城乡关系状况良好（主要是战后）。战前与战后实践总体表明,日本城市化发展与财政支出规模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但一定时期内财政支出规模的过大或过小都将对城市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日本战前生产性财政支出水平极高,战后城市化高速增长期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缓慢下降,在城市化后期消费性或民生性财政支出显着增加。战前财政集权致使城市空间发展极化;战后日本市町村的财政分权态势较为均衡,城市化空间形态也呈现先“聚”后“散”的序贯特征,大中小城市发展整体较为均衡。日本财政支出对农业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农业兼业经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经验对理论分析框架的建立及对中国从财政支出方面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启示。第二,在公共产品非过度拥挤状态下,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经济集聚水平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提升也会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在实际中表现为在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收入分配与福利公平需求方面,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的空间经济数理模型分析发现,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集聚或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基于198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分别进行静态面板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计量分析,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第三,财政支出结构的适时调整能够从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更好满足居民公共产品偏好结构、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与福利不公平状况、提升城镇空间综合承载力四个方面推动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提升。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模型分析发现,由公共资本效率与公私产品偏好结构变化所推动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及流动均衡具有重要影响。基于1982-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构建时间序列协整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中服务性支出比重与城镇化质量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省级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得出了财政支出结构中各类服务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具体影响。第四,财政分权能够通过财政激励、财政竞争与提升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三个方面提升城镇化效率,但也会因财政资源分配差距产生的“马太效应”而导致城市发展出现两级分化。财政分权、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在公共产品拥挤条件下,财政分权程度会对城镇化水平产生倒“U”型影响,并在土地拥挤假设下得出城市群形态是城镇空间布局的最优形态。对中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与县级地区各层级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的核算结果发现,层级越高的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越高,人口的平均流入规模越大。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与分位数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并且城镇化水平越高,该边际影响越大。第五,财政支出能够扩大城乡市场规模,支撑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但实践中常常因城乡财政配置结构失衡而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当城镇存在公共投资而乡村没有时,农业产出会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会拉大;而当公共资本存在并按适当比例向乡村农业转移时,不仅会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7-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分析发现,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产出增加具有正向影响。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有所不同。基于2007-2019年面板校正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增加、服务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与城乡收入比之间虽呈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着。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为:（1）将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财政支出维度）与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城乡关系（城镇化维度）相关联,并根据日本经验与中国城镇化发展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构建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多维度分析框架。（2）将财政支出引入传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空间经济模型,并根据理论分析需要,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模型,财政分权、城市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模型,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模型,并获得有价值的分析结果。（3）在实证研究方法上选用了适用且较为前沿的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时间序列协整分析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方法、多数据类型实证分析,以保障经验研究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李泽众[4]（2021）在《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过去的传统城镇化存在“量”与“质”不协调以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重城轻乡”导致城乡分割严重。与此同时,传统的城镇化过度依赖廉价的“人口红利”以及“土地红利”,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严重的“半城镇化”等问题。随着经济增速和工业化发展的步伐放缓以及资源环境的趋紧,以开发土地、大搞房地产为建设重点的传统城镇化难以为继,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必须发生转变,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重点建设内容,依托环境治理从而走上高质量的城镇化道路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拟解决三个问题:第一,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那么,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似的关系?第二,在先前已有的研究中,常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征城镇化发展情况,但是该方法会与实际的城镇化发展现状存在较大偏差。那么,如何反映并且较为准确地测度中国的城镇化质量?第三,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如何?在包含传导机制的分析框架中,环境规制的力度是越大越好吗?怎样的环境规制力度最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以及节能环保等五个方面共20个基础指标,分别表征五个维度城镇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在测度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城镇化质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现状与特征。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着重研究其内在的影响机理,从而为我国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将从以下八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为导论。导论部分首先阐明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研究的环境规制以及高质量城镇化进行了概念界定。接着,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分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最后,导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以及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与研究内容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综述,通过梳理、总结和评述现有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阐明对本文有启发之处和有待补充之处。（1）环境规制的有关研究,主要包含环境规制的理论演进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在理论演进中,本文梳理并总结了以往研究对环境规制在概念界定、工具选择、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回顾并且总结了有关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与生态效应方面的文献。（2）城镇化发展和城镇化质量的有关研究,围绕着对高质量城镇化内涵的演进以及测度问题。（3）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包含了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发展关系的研究以及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实证研究。通过已有文献的评述,本文希望能够对以往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进行补充,即不仅考虑空间层面的相关性,并在环境规制基于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领域做出一定边际贡献。第三部分主要围绕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分析展开研究。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环保等方面选取了20个基础指标,分别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和节能环保等五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借助熵权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从而测度出2003-2016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在此基础上,根据省内各地级市的GDP占比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出2003-2016年我国分省份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并进一步分析我国城镇化质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现状与特征。最后,将城镇化根据发展特征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并梳理和总结了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工具在不同阶段的演进和发展。第四部分主要是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经验分析。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由于环境规制和城镇化质量均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因此需要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将环境规制按照不同的规制方式区分为“效果型”环境规制和“过程型”环境规制,运用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偏微分方法,将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的非线性关系。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和第七部分分别从激发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资源再配置效应等三方面,对环境规制促进城镇化质量提高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研究。第五部分围绕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在2001-2018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门槛回归方法,对环境规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部分主要研究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在构建了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期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能否通过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有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部分基于环境规制纠正资源错配,再进一步促进城镇化质量提高的传导机制的研究思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SLS模型对环境规制纠正资源错配从而影响城镇化质量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且根据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所在区域和城市规模进行区分,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第八部分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部分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保护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双赢提供经验参考和借鉴作用。通过以上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基于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结果可以看出:（1）在2003-2016年期间,绝大多数城市的城镇化质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城镇化质量最高的城市以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为主。（2）在综合的城镇化质量中所占权重从高到低的城镇化维度分别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人口城镇化以及节能环保。（3）中国各省市之间在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即城镇化质量在空间层面较不均衡,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质量依次递减的态势。第二,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在三种不同的空间矩阵条件下,无论是污染物去除率越高,即以治理结果为导向进行的“效果型”环境规制;还是每万元GDP产生的污染物越少,即以生产过程为导向进行的“过程型”环境规制,均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并且,环境规制的力度越强,本地区的城镇化质量越高,并能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使得邻近地区的城镇化质量得到提升。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溢出效应体现出空间异质性。“效果型”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西部地区最为显着,“过程型”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中部地区显着,而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着。因此,应当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形成区域联合执法的环境治理架构,并在区域间实行信息共享的监测体系,并将区域联防联控需要与因地制宜有机结合,促进地区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第三,对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治污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技术创新效应刺激技术创新,并能强化技术创新（包括治污技术创新、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即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2）环境规制基于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先负后正的“U”型动态变化。在环境规制力度较低（ln ER≤0.1972）的情况下,企业出于侥幸心理,往往倾向于选择默默承受环境规制可能带来的“遵循成本”。开展技术创新的研发会引致更高的成本,从而阻碍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此时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作用不明显。而环境规制力度较大时（ln ER>0.1972）,为避免被惩罚所带来的巨大代价,企业必须采取措施推动企业研发投入。当“创新补偿”降低或全部抵消“遵循成本”时,企业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均得到提高。而到了这一阶段,技术创新对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从而实现了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效果。（3）环境规制对城镇化的质量提升存在单门槛效应,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情况下,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在环境规制力度较低时,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有限,随着环境规制的强度增大,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此外,由于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稳定,不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环境规制基于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不具备这一特征,呈现出正向激励的特征。第四,对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然而,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没有类似的倒逼作用,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发挥环境规制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中介作用。（2）从全国来看,环境规制及其空间滞后项的弹性系数均显着为正,说明某地区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不仅可以促进本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也可以促进邻近地区的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也能够促进邻近地区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类似的空间溢出作用。（3）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均具有空间异质性。从环境规制来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为显着,在东部地区其次,然而在中部地区不显着;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效果均显着,但是效果依次递减,具有空间异质性。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西部地区抑制了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显着。第五,对环境规制通过纠正资源错配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主要结论有:（1）劳动错配传导机制和资本错配传导机制均得到有效验证,环境规制能够通过纠正劳动错配和资本错配,从而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2）从资本错配对城镇化质量的抑制作用来看,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加严重;纠正资本错配对于提高中小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更加有效,纠正劳动错配对于提高大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更加有效;（3）“动钱”的方式虽在当前阶段十分有效,但不具有可持续性,且效果受到人口规模的限制。相比之下,“动人”的方式却对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十分明显。由此可见,消除行政壁垒,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才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路径所在。因此,在未来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需要合理规划城市布局,不应将城镇面积的扩张视作城镇化发展的提高,而应当将评价指标聚焦在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城市建设的空间利用效率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低效的“城市蔓延”现象发生。此外,提高环境规制力度,依托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对生态的改善,进一步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技术研发、推动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藉此提高城镇化质量。
张旭文[5]（2021）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进入由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向平衡、充分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在诉求缩小城乡、阶层差距,诉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制度是城市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的“兜底”制度。而城市弱势阶层又以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主体“农民工”为主,为此,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分析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以保障性住房制度为问题的“纽结”,关联到城乡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双向互动问题,从而跳出了城市谈城市保障房、跳出了保障房制度本身谈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可以使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本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过程中存在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以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分析视角,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发生和变革的逻辑,并得出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在市场发育不完全情况下,我国以“政府引导市场”模式推动保障性住房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越来越复杂化,这种模式的路径依赖,使我国保障性住房供求结构失衡,供给有效性不足,为此,启用“市场引导政府”的模式,可以大大降低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达到有效供给目标的交易成本,增强保障性住房制度效率。在交代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理论与方法、以及回顾已有的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见第1章、第2章）,本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内容: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历史与制度变迁逻辑（见第3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障性住房形成和改革的历程,得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逻辑: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体制的形成,是伴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而发生和发展,它遵循着与我国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的互动逻辑。通过我国住房改革和保障性住房发展的历史变迁,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政策的路径选择及其成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向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过程,基本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资源垄断,利用不完全的市场,发挥强有力的经济介入和控制作用的过程,即外界称之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实施过程,由此,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基本上可定位为“政府引导市场”模式。第二,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的现实困境及制度原因（见第4章）。在相关政策文献和研究文献梳理和现实调研的基础上,设计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评价内容,这种评价内容涵盖量的标准、质的标准以及社会公平目标的价值标准。以此评价内容为评价标准,发现我国保障性住房的“有效性”是充分还是不足,找出与供给“有效性充分”的要求存在的差距。主要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分析保障性住房存在供需不平衡,供给的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原因,并以制度设计为手段,旨在打破过度通过行政权力配置保障性住房的旧制度路径依赖,形成市场配置保障性住房,以顺应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破解所需,以及改变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追求高速度忽略内涵式发展之弊端。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实证研究（见第5章）。通过模型分析,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保障性住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以及与保障性住房住户满意度问题,实证得出的结论是总体来看我国保障性住房原有的政府引导市场模式已经造成了一定保障房效率不高现状,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重新引导保障房的保障职能。第四,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变革的个案分析（见第6章）。通过分析重庆模式、上海模式和丰城模式三个典型案例,及其模式产生的制度逻辑,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可资为借鉴的经验。三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破解了保障性住房制度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制度运行交易成本增大,而导致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有效性不足甚至无效率供应的尴尬局面,其通过制度变更形成现有模式的内在的动力,是相关主体对于超额剩余,即“租”的寻求以及对于制度运行过程中交易成本减低需求的行为反应。第五,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关键制约因素与“市场引导政府模式”路径转向（见第7章第8章）。在前述我国保障性住房存在不足及制度原因的现实问题梳理基础上,提炼出导致供给有效性不足的核心制度因素,结合前述案例经验,论证了“政府引导市场”的改革模式要发挥较好的效率,其前提是政府掌握的信息存在非滞后性,而现实中政府的决策滞后于市场机制的反应能力,导致保障性住房在受惠主体的甄别、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结构（安居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还是特租房等）和布局、投资结构和方式等,均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与更充分、更有效供给要求有一定差距,为此,必须通过制度的安排,降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制度的实施效率,打破行政权力主导保障性住房建设而发生偏差的体制机制之弊,充分研究市场规律和市场供求,从而打破“政府主导市场”模式的路径依赖,向“市场主导政府”的新的改革路径转型。在明确了市场引导政府的大的改革方向后,本研究对于与市场导向相关联的产权问题、大数据赋能问题、交易的信用问题等,以制度经变迁的内在机理为分析框架,作了较深入剖析和制度设计的探索。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融通,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甚至出现局部无效供给现象;第二,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形成及改革的历史逻辑在于政府引导市场。第四,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应该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保障性住房相关主体交易成本的节约行为选择是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为此,提出的制度建议是:契合新时代平衡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诉求,改革的主导价值应该是激发相关主体的内生力量主导制度变迁。为此,未来改革的总方向应该是市场引导政府,即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供给主体,须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激励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率,为此要在产权改革、法制环境建设、大数据赋能等方面,为市场机制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加有效”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论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次系统地通过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研究保障性住房供给问题;第一次从供给“有效性”的问题出发,系统研究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逻辑并提出改革的思路。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体现在:对于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的四重悖论问题的提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诉求下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市场引导政府”路径转向;打破城乡建设用地二元结构壁垒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以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成本降低,从而使保障性住房回归“可负担性”本来定位,等等。
杜海龙[6]（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易品[7]（2020）在《“产保区”政策下的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研究 ——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佛山市南海区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形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基础,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粗放外延的工业化模式消耗了大量土地资源,使南海出现了土地低效利用、新增建设用地枯竭和空间破碎化等问题。同时,国家推动“创新驱动”的战略决策,要深入参与区域产业分工协作,南海产业亟待转型升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格局之下,其城市品质也亟待提升。南海的村级工业园形成于农村社区工业化的进程中,数量多、占地面积大,改造潜力大,是释放产业空间、承担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城市品质重任的主要来源。自2007年南海成为“三旧”改造政策实施的先行之地,政策赋权所释放的改造红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村集体和市场力量参与村级工业园改造的积极性,大量的村级工业园通过改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修补城市空间、改善城市形象,成为拉动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是,由于房地产高昂的短期土地收益诱导存量产业空间过度流向“工改商住”项目,对本土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产业发展出现结构性失衡,逐渐导致“离制造业”和“离本土化”特征的产业空心化,同时对社会效益产生了的巨大冲击。为了解决“工改工”难题,保护产业发展空间,保住各类优质企业,留住可持续的产业税基,政府划定产业发展保护区作为政策纾困,试图通过空间的划定抑制“退二进房”、稳定产业发展所需土地使用预期。本文首先结合既有文献理论研究成果构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理论与实践背景。接着利用数据分析、实地调研和非结构访谈法相对系统地剖析佛山市南海区村级工业园的形成和自身缺陷;从宏观政策角度分析“三旧”改造相关政策演进与村级工业园改造实践情况,总结所面临的问题,进而研究“产保区”政策的作用、约束和该政策下村级工业园改造面临的困境;对南海区大沥镇太平工业园的连片“工改工”案例进行研究,结合实际案例改造手段和改造成效进行分析,发现在太平工业园改造中政府统筹土地、产业和政策三个方面,开展连片升级改造,进而实现重点产业龙头企业的进驻和改造后收益的提升。基于案例探讨,本文总结政府统筹改造的路径,以及政府、村集体和产业主体重新构建的一个能促进产业持续发展的“发展联盟”。最后,本文对珠三角地区量大而广的村级工业园未来的改造提出建议:产业发展保护区划定了保护未来产业发展空间的空间屏障,有利于保护产业税基,但也使村级工业园的改造陷入了困境。在改造中最值得考量的是如何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以此为动力引导各主体积极参与,转变改造面临的困境。政府统筹是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的模式之一,政府主要提供有效规划引领、招商引资和专用政策,从而实现片区土地的整合、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升级改造的深入。
邢伟[8]（2020）在《“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集体资产股权流转过程中权利边界模糊、交叉,影响部分权能实现;所有权缺位、虚化、弱化,行使主体不明确,造成集体资产流失;部分权能流转范围受限,流转市场不完整,有偿退出难,抵押担保难;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财产性权能流动性低,财产性权益难以充分实现,与改革目标相违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范围不明,行权主体缺位,管理机制不畅,导致合作制性质不明,股份制作用发挥不畅;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缺失,公益性功能发挥不充分,存在管理空白。以上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普遍存在,严重制约着改革进程,阻碍着产权各要素权能的充分实现,影响着农村发展效果和治理效能。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重点阐释本文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综述、研究框架与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论述农村所有权、承包权（资格权）、经营权（使用权）、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公益性资源资产产权等相关概念,结合建国后各个时期农村产权制度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第三部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依托河北省部分地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现状,结合全国各地改革情况,深入剖析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第四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探索建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分别负责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公益性资源资产和经营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权能。第五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构建与新时代乡村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第六部分“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进行全面剖析。第七部分“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以期实现细化各项权能、明晰产权归属、严格产权保护、顺畅产权流转目标。第八部分“结论”,回答了在导论部分提出的、本文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所有资源资产进行了系统梳理,根据不同资源资产的形态、功能、使用方式以及产权构成、行权模式,将其划分为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和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四种类型。在坚持农村集体制度不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底线不变、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固定不变基础上,剥离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经营性资源资产股东权、公益性资源资产管理权中所包含的身份性权能,在分权基础上将包含身份属性的权能（成员权）统一归位于所有权,形成所有权权利组织体,即“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根据不同资源资产性质及其权能构成,分别搭建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农村承包权人集体”“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和“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分别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经营性资源资产和公益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权能和身份权权能。以此为基础,重新构建“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在农村集体所有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转换过程中,严把“目标层+准则层+决策层”三大环节,统筹宏观设计与微观运行,找寻出一条可以最大限度明晰产权界限、充分发挥产权权能、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运行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效能。
王江波[9]（2020）在《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深圳以先行先试率先改革的“政策特权”与城市品格,突破僵化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与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与创新,在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现代史中,书写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篇章。纵观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其变革频率之高、方式之独特、内容之丰富都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深圳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不仅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同时也在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中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与模式。如,开创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先河;敲响了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通过两次集体土地国有化,成为中国首个没有农村建制的城市;率先开启了旨在提高现有存量土地使用效率的,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更新和以政府为主导的土地整备为典型代表的土地再开发利用模式等等。但另一方面,深圳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逐步开始土地制度改革实践的,由于缺乏可借鉴的经验,加之对市场经济认知的不足,尤其土地所有权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所以在改革中又产生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由于历史原因而导致的土地产权不够明晰、资源配置方式较低效以及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平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又构成了深化改革的内容。由于城市自身土地面积的局限性,以及国家顶层制度设计与法律法规对地方土地制度改革的约束,深圳土地制度变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由于率先开始土地使用权拍卖和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从而解决了发展初期的资金约束,在特殊政策支撑下成为助力深圳经济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二是由于深圳自身土地面积的局限,客观上率先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制度绩效并没有一直成为深圳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源与制度支撑,土地本身成为了深圳进一步发展的短板与硬约束,但同时又促使了旨在提高现有存量土地利用的另一种改革路径的尝试与探索;三是从整体上来说,尽管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的“政策增长极”率先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但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制度改革而言,土地制度改革是相对滞后的,并受到更多的制度环境的约束。正如制度总是镶嵌在一定制度环境之中一样,任何制度变迁都是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下的制度变革。所以,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制度环境是我们研究某一制度变迁的大前提。因此,从历史和宏观制度环境两个维度来审视、分析深圳土地制度演变的历史脉络,不仅可以揭示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的演进规律,探寻制度绩效前后反差的制度原因,理顺当前土地制度存在问题的历史成因,探索突破现有制度约束的可能路径,并能够由此进一步思考并探寻对中国社会深化改革,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具有可借鉴、可复制意义的模式与路径,从而使本文的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思考与逻辑,本文的研究脉络如下:一是以文献综述和制度变迁相关理论为基础,从包含结构与时间因素的制度环境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基于“环境—行为—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制度环境、主体行为、制度绩效深入剖析研究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的起因、过程和成效不同的演进逻辑。阐明深圳土地制度变迁中制度环境与制度的耦合关系,分析行动主体的利益博弈推动制度变迁的过程,并对土地制度变迁进行绩效评价。循着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更好的启迪土地制度的创新发展路径。二是从历史角度全面梳理回顾深圳土地制度的演变脉络。根据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和制度成效不同对深圳土地制度演变历程进行阶段划分,试图呈现深圳土地制度演进的“真实过程”,对不同阶段深圳土地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政策、制度变革及实践效果进行细致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深圳土地制度生发、演进的内在机理,总结土地制度变迁的演进规律与总体特征。三是探讨深圳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突破路径。对深圳土地制度演变历程中的制度环境、主体行为选择和实施绩效展开研究,剖析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对比借鉴英国、新加坡、纽约、香港土地制度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探寻从明晰产权、完善机制、利益共享、简政放权等方面来突破现有制度约束的创新发展路径。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深圳土地制度变迁是特定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产物。深圳土地制度变迁是在改革开放和中央赋予率先改革“政策特权”的制度环境下,由特区政府先行先试主导推动下的强制性变迁,制度的时空扩散具有明显的渐进式特征。受土地国有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环境的影响,土地制度变迁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而相关利益主体的选择行为在不断发生改变,因而土地制度安排呈现出不同的制度绩效。二是深圳土地制度变迁具有独特的演进历程与多元特征。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经历了“初步探索—快速发展—基本形成—调整完善”四个阶段的发展,随着历史背景转换的不同,每个阶段分别采取制度试验、制度创新、制度扩散等不同的方式来推动制度变革。深圳土地制度演进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在变迁方式上强制性与渐进式并存;在变迁动因上受制度环境形塑与主体行为博弈双重影响;变迁绩效表现为利弊与发展相伴相随。三是深圳土地制度变迁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即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制度环境下,实现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制度变革,奠定我国当前土地制度的基本框架。激活土地的要素价值,揭开了我国土地市场化改革的序幕。率先进行存量土地利用模式创新,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示范。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研究视角创新。通过构建“环境—行为—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制度结构与历史时间两个维度的影响因素有机的融合到研究之中,从制度环境、主体行为、制度绩效深入剖析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的起因、过程和成效不同的演进逻辑,进一步丰富并拓展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领域。二是研究观点新颖。文章选题紧扣当前深化完善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时代背景,植根于深圳独特丰富的土地制度改革实践经验,提出如下鲜明的观点和结论:深圳土地制度变迁受制度环境形塑与主体行为博弈双重影响,经历独特的演进历程,具有强制性与渐进式等多元特征,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三是研究方法创新。文章综合运用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将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置于真实的历史情境之中,史论结合来展开分析,通过全面梳理回顾深圳土地制度的演变脉络,使之更贴近现实,研究结论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也为借鉴并推广其经验模式提供更好的情境参照。
刘晓钰[10]（2020）在《中国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关注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联结速度型经济发展道路和质量型经济发展道路的纽带,也是转接宏观经济视角和微观经济视角的桥梁。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迅猛扩张的同时,也履行着节能减排和维持地球生态的大国重任,“节能”与“发展”的平衡始终是时代倡导的先锋主题。然而受制于特殊国情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限制,尽管中国已在能源系统取得了显着成就,但仍需面对能源供应安全、经济增长质量与生态环境改善等问题。目前来看,通过能源效率来降低能源消耗速度、缓解能源供应短缺,是全球范围内解决能源矛盾的最优方案。那么,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挑战,探寻我国城市发展与能源问题的真实关系,观察近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提供能源视角下城市发展的政策建议则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以城市化和能源效率为关注点,探讨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与城市化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方向。首先,从人口、经济、技术、社会四个渠道出发,详述城市化影响能源效率的道路机制。其次,基于2002-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中国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基于1978-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纳入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对结果进行时空演进分析。最后,提取2002-2016年的能效测算结果,结合同期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使用静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发展:（1）城市化进程会带来人口、经济、技术、社会的发展,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将进一步引发规模效应、回弹效应等系列效应影响能源效率水平,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则会通过二者内部要素的调节使能源效率产生波动。（2）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在时序角度呈现“上升—保持—波动”的三阶段演进特征,在空间角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效应与区位特征。（3）2012-2016年,我国综合城市化水平与能源效率呈负向相关关系,说明城市化进程整体降低了能源效率,城市建设未实现与能源效率同步改善的环保目标。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本文建议:发展差异化能源产业体系;搭建城市能效标杆评估机制;实现城市规划与能源消耗预算联动;联结能源高效与紧凑城市化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城市发展优势,打造能效提升与城市绿色发展的共赢局面。
二、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整理效益最大化问题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整理效益最大化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概念释义 |
| 1.4.1 都市圈 |
| 1.4.2 一体化 |
| 1.4.3 高质量 |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 1.6.2 研究特性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 2.3.1 国外经验 |
| 2.3.2 国内经验 |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 2.4.1 人本化 |
| 2.4.2 绿色化 |
| 2.4.3 创新化 |
| 2.4.4 网络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 4.1.1 识别原则 |
| 4.1.2 识别思路 |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 5.2.1 自然地理 |
| 5.2.2 经济社会 |
| 5.2.3 城镇体系 |
| 5.2.4 服务设施 |
| 5.2.5 体制机制 |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 6.1.1 总体思路 |
| 6.1.2 评价方法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 7.3.1 一般模式 |
| 7.3.2 复合模式 |
| 7.3.3 模式特征 |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 10.2 创新点 |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 10.3 不足与展望 |
| 10.3.1 不足之处 |
| 10.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吉林省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依据 |
| 1.1.1 土地资源的生产要素特征更加突出 |
| 1.1.2 土地集约利用是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
| 1.1.3 土地资源的配置具有宏观调控职能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文献梳理评述 |
| 1.3.1 土地利用效率研究 |
| 1.3.2 土地配置效率研究 |
| 1.4 研究框架设计 |
| 1.4.1 研究区域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基础理论 |
| 2.1 土地资源及利用效率的界定 |
| 2.1.1 土地资源内涵简述 |
| 2.1.2 土地利用效率界定 |
| 2.2 土地投入下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1 包含土地投入的索洛模型 |
| 2.2.2 包含土地投入的OLG模型 |
| 2.3 土地集约利用的城镇化理论 |
| 2.3.1 城镇化理论简述 |
| 2.3.2 土地的集约利用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分析 |
| 3.1 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特征分析 |
| 3.1.1 吉林省城镇化演变历程 |
| 3.1.2 吉林省城镇化存在问题 |
| 3.2 吉林省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
| 3.2.1 土地资源利用分布状况 |
| 3.2.2 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
| 3.3 城镇化与土地效率关系初探 |
| 3.3.1 模型设定及其变量选取 |
| 3.3.2 计量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吉林省农业用地效率评价及分析 |
| 4.1 用地效率评价模型构建 |
| 4.1.1 模型框架 |
| 4.1.2 数据指标及来源 |
| 4.2 吉林省农业用地效率省际比较分析 |
| 4.2.1 变量选取 |
| 4.2.2 省际农业土地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4.2.3 省际农业土地利用效率比较分析 |
| 4.3 省内农业用地效率的地区差异 |
| 4.3.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省内农业用地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4.3.3 省内农业土地利用效率比较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吉林省城镇建设用地效率评价及分析 |
| 5.1 省际建设用地效率的比较分析 |
| 5.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省际城镇建设用地经济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5.1.3 省际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比较分析 |
| 5.2 省内城市建设用地效率的分析 |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省内建设用地经济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5.2.3 省内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比较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吉林省城镇化对土地使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
| 6.1 吉林省城镇化对农业用地效率的影响 |
| 6.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1.2 估计模型确定 |
| 6.1.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 城镇化对建设用地效率的影响 |
| 6.2.1 模型变量选取 |
| 6.2.2 估计模型确定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城镇化影响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分化异质性分析 |
| 6.3.1 省内城市区域异质性区分 |
| 6.3.2 城镇化影响农业用地利用效率异质性分析 |
| 6.3.3 城镇化影响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异质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用地效率优化与吉林省城镇化发展 |
| 7.1.2 吉林省农业及建设用地效率评价分析 |
| 7.1.3 吉林省城镇化对用地效率的影响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吉林省农业用地效率优化路径 |
| 7.2.2 吉林省建设用地效率优化路径 |
| 7.2.3 用地效率视角下的吉林省城镇化格局优化路径 |
| 7.3 创新之处及研究展望 |
| 7.3.1 可能创新之处 |
| 7.3.2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状况简介 |
| 致谢 |
（3）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与城市化问题 |
| 1.2.2 城镇化动力机制、发展规律与中国实践 |
| 1.2.3 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城镇化 |
| 1.2.4 财政支出结构、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 |
| 1.2.5 财政分权、空间经济效率与城镇化 |
| 1.2.6 财政支出与城乡关系 |
| 1.2.7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城镇化 |
| 2.1.2 财政支出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2.2.2 财政支出理论 |
| 2.2.3 城镇化相关理论 |
| 2.3 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多维度分析 |
| 3.1 日本概况及工业化发展历程 |
| 3.2 日本城市化发展概况 |
| 3.3 日本人口城市化发展实践 |
| 3.4 日本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 3.5 日本城乡关系发展特征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经验与启示 |
| 4.1 日本财政制度沿革概述 |
| 4.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分析 |
| 4.2.1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规模效应 |
| 4.2.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结构效应 |
| 4.2.3 日本财政分权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
| 4.2.4 日本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 |
| 4.3 日本经验与启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5.1 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5.1.1 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 |
| 5.1.2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规模变迁 |
| 5.2 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的互动逻辑 |
| 5.2.1 公共产品与经济集聚 |
| 5.2.2 财政支出规模的城镇化发展效应 |
| 5.2.3 财政支出、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5.3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说明与数据准备 |
| 5.3.2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 5.3.3 动态空间面板回归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研究 |
| 6.1 中国城镇化质量与财政支出结构实践 |
| 6.1.1 中国城镇化质量状况 |
| 6.1.2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演变 |
| 6.2 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6.2.1 财政支出结构的城镇化发展效应分析 |
| 6.2.2 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6.3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 |
| 6.3.1 时间序列协整分析 |
| 6.3.2 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7.1 中国财政分权与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1.1 中国财政分权概述 |
| 7.1.2 中国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2 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理论分析 |
| 7.2.1 机理分析 |
| 7.2.2 数理分析 |
| 7.3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7.3.1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
| 7.3.2 中国央地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省级面板数据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研究 |
| 8.1 中国城乡关系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8.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实践及成因分析 |
| 8.1.2 中国城乡关系健康发展对财政支出的现实需求 |
| 8.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8.2.1 财政支出的城乡关系发展效应 |
| 8.2.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数理分析 |
| 8.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 |
| 8.3.1 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LMDI分解分析 |
| 8.3.2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以社会保障为例 |
| 8.3.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 |
| 2.1.1 环境规制的理论演进 |
| 2.1.2 环境规制的强度测度 |
| 2.1.3 关于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 |
| 2.1.4 关于环境规制的生态效应 |
| 2.2 关于城镇化质量的研究 |
| 2.2.1 城镇化质量的内涵 |
| 2.2.2 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价与测度 |
| 2.3 关于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3.1 关于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 |
| 2.3.2 关于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 2.4 文献评述以及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和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 |
| 3.2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结果与现状分析 |
| 3.2.1 测度结果 |
| 3.2.2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现状分析 |
| 3.2.3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时空演化 |
| 3.3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4.2.1 研究方法 |
| 4.2.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4.3 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1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实证分析结果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理论分析 |
| 5.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 |
| 5.3.1 动态面板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5.3.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
| 5.4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动态面板门槛实证分析 |
| 5.4.1 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
| 5.4.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5.4.3 动态面板门槛检验 |
| 5.5 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第六章 环境规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机理分析 |
| 6.3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
| 6.3.1 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6.3.2 模型构建 |
| 6.3.3 模型估计结果与解释 |
| 6.3.4 稳健性分析 |
| 6.4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
| 6.4.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与讨论 |
| 6.5 环境规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基于资源配置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环境规制、资源配置影响城镇化质量的机理分析 |
| 7.3 环境规制、资源配置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3.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环境规制基于纠正资源错配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 核心观点、理论支点及分析框架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与分析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保障性住房及其制度 |
| 2.1.2 有效供给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 |
| 2.2 理论观点回顾与研究的新视角切入 |
| 2.2.1 保障房相关理论观点回顾 |
| 2.2.2 研究的新视角切入: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
| 2.2.3 制度及其变迁与保障性住房供给政策的关联性 |
| 2.3 为什么要诉求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
| 2.3.1 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政策诉求的背景与意义 |
| 2.3.2 推动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变迁解释 |
| 第3章 历史回顾:我国保障性住房“政府引导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 |
| 3.1 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变迁: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历史背景 |
| 3.1.1 政府包办的福利分房制度时期(1949~1978) |
| 3.1.2 住房商品化改革试点与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8) |
| 3.1.3 全面市场化启动与商品房市场初步发展阶段(1998~2003) |
| 3.1.4 受土地财政影响房地产非理性迅猛发展阶段(2004~2018) |
| 3.2 我国保障房与住房改革的互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历史回顾 |
| 3.2.1 住房商品化试点与推进中的保障性住房制度探索阶段(1978~1998) |
| 3.2.2 保障房体系伴随住房商品化全面实施而初步确立阶段(1998~2001) |
| 3.2.3 保障性安居工程随土地财政凸显而逐渐萎缩阶段(2002~2006) |
| 3.2.4 保障房体系重新确立并逐步完善阶段(2007~至今) |
| 3.3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模式改革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变迁解释 |
| 3.3.1 政府引导市场:历史背景与现实困局 |
| 3.3.2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历史逻辑 |
| 3.4 制度变迁解释:交易费用逻辑下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互动 |
| 第4章 现实反思: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制度考察 |
| 4.1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现状与制度因素 |
| 4.1.1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的现状剖释 |
| 4.1.2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因素探究 |
| 4.2 重建设轻后续管理: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偏差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 |
| 4.2.1 厚此薄彼: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后续管理的不平衡发展 |
| 4.2.2 问题的原因:认识偏差与制度障碍 |
| 4.2.3 问题的解释:交易成本影响决策与制度生成逻辑 |
| 4.3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悖论 |
| 4.3.1 “可负担性”成本控制与保障房制度可持续要求的悖论 |
| 4.3.2 产权“完整性”流转要求与产权“约束性”工具的悖论 |
| 4.3.3 获得住房保障资格与导致更高生活工作成本的悖论 |
| 4.3.4 人口结构性流动与各地省、市、区“计划供给”的悖论 |
| 4.4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不足与城乡土地供给结构性矛盾 |
| 4.4.1 农村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机制不畅 |
| 4.4.2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成本问题与城乡土地供需结构性矛盾 |
| 4.5 旧模式与新要求:当前“政府引导市场”困境与制度变迁诉求 |
| 4.5.1 政府引导市场的管理困境 |
| 4.5.2 双向互动与动态变迁:保障房制度变革诉求 |
| 第5章 实证分析:供给有效性不足折射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契合度欠缺 |
| 5.1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宏观考察的实证检验 |
| 5.1.1 研究设计 |
| 5.1.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微观考察的实证分析 |
| 5.3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调查及统计分析 |
| 5.4 基于制度变迁的结果分析 |
| 第6章 个案分析: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制度突围典型模式 |
| 6.1 重庆“破除四重壁垒”模式 |
| 6.1.1 优惠政策突破人口流动壁垒 |
| 6.1.2 突破土地属性壁垒 |
| 6.1.3 突破住房品质差异壁垒 |
| 6.1.4 信息化平台突破后期管理壁垒 |
| 6.2 上海共有产权房模式 |
| 6.2.1 共有产权房制度及其目的 |
| 6.2.2 上海共有产权模式产生的背景 |
| 6.2.3 上海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模式的运行机制 |
| 6.3 江西省丰城市企业化经营模式 |
| 6.3.1 江西省丰城市保障性住房企业化运作模式背景 |
| 6.3.2 丰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企业化运作及其意义 |
| 6.4 上述个案的制度变迁逻辑:“租”与“交易费用”引致制度变迁 |
| 第7章 “内生”与“外生”: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约因素两大关键点 |
| 7.1 外生制约因素:影响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环境条件 |
| 7.1.1 制度环境缺陷: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法制困惑 |
| 7.1.2 信息工具赋能不足:保障房制度运行交易成本降低的瓶颈 |
| 7.2 内生制约因素:产权、信用缺陷限制交易的发生和发展 |
| 7.2.1 产权问题: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核心制约因素 |
| 7.2.2 重要制约因素:信用问题与保障性住房各主体间金融需求矛盾 |
| 第8章 推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设计 |
| 8.1 从“政府引导市场”到“市场引导政府”: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改革的总路向 |
| 8.1.1 “市场引导政府”内涵与意义 |
| 8.1.2 “市场引导政府”制度模式选择的必要性 |
| 8.1.3 市场引导政府新模式视角下政府与市场互动的逻辑 |
| 8.2 完善法律与契约制度,营造保障房制度运行环境 |
| 8.2.1 完善法律制度 |
| 8.2.2 完善契约制度 |
| 8.3 土地产权改革“破局”矛盾: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帕累托改进 |
| 8.3.1 以法制硬核强化集体主体性地位,形成政府与集体地权的制衡机制 |
| 8.3.2 落实农村土地改革新政策,优化适应保障房市场的土地产权结构 |
| 8.3.3 实行土地指标交易,打破保障性住房建设地理空间局限性 |
| 8.4 政府与市场互动:破解悖论以增强保障房供给的“有效性” |
| 8.4.1 制度创新破解“重建设轻管理”的偏差:交易成本的分析 |
| 8.4.2 对接农村建设用地:节约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成本 |
| 8.4.3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把握相关主体的行为逻辑 |
| 8.4.4 产权与保障模式优化:形成“约束性”与“流转性”对立统一机制 |
| 8.4.5 复合产权结构:破解保障性住房信用不足与融资难之间矛盾 |
| 8.5 网络与大数据工具赋能:精准识别破解保障性住房管理成本问题 |
| 8.5.1 落后于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呼唤数字技术革命 |
| 8.5.2 多元数据平台建设措施,降低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 |
| 8.5.3 降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运行成本的管理信息系统设想 |
| 8.6 本章总结: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互动及其变迁的分析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7）“产保区”政策下的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研究 ——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农村工业化”以土地换增长,面临土地发展困境 |
| 1.1.2 深入参与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产业亟须转型升级 |
| 1.1.3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格局之下,城市品质亟待提升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三旧”改造 |
| 2.1.2 土地整备 |
| 2.1.3 村级工业园 |
| 2.1.4 新型产业用地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三旧”改造的相关研究 |
| 2.2.2 产业发展保护区的相关研究 |
| 2.2.3 工业园区改造的相关研究 |
| 2.2.4 村级工业园改造的相关研究 |
| 2.2.5 现有相关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三旧”改造政策与南海村级工业园改造 |
| 3.1 南海村级工业园的形成与问题 |
| 3.1.1 南海村级工业园的形成 |
| 3.1.2 南海村级工业园的成就 |
| 3.1.3 农村工业化之下村级工业园的问题 |
| 3.2 “三旧”改造政策与实践 |
| 3.2.1 “三旧”改造的政策 |
| 3.2.2 “三旧”改造的实践 |
| 3.3 “三旧”改造政策下村级工业园“退二进房” |
| 3.3.1 改造对市场力量的依赖 |
| 3.3.2 房地产化形成对产业发展和社会效益的冲击 |
| 3.4 本章小结:“三旧”改造政策下改造的房地产化 |
| 第四章 “产保区”政策与南海村级工业园改造 |
| 4.1 政府出台“产保区”政策保护税基 |
| 4.1.1 产业发展保护区的划定 |
| 4.1.2 “产保区”政策有利于保护税基 |
| 4.2 “产保区”政策的约束 |
| 4.2.1 对工业用地总量的约束 |
| 4.2.2 对工业用地利用的约束 |
| 4.2.3 对工业用地调整的约束 |
| 4.3 “产保区”政策下村级工业园改造的困境 |
| 4.3.1 改造意愿:改造周期较长,“工改工”动力不足 |
| 4.3.2 土地整理:土地前期整理难,涉及权属较复杂 |
| 4.3.3 改造进展:优势区位推动快,复杂地块被搁置 |
| 4.3.4 招商引资:产业发展本底弱,谋划运营需发力 |
| 4.4 本章小结:“产保区”政策下的村级工业园改造面临挑战 |
| 第五章 政府统筹下的大沥镇太平工业园升级改造研究 |
| 5.1 太平工业园改造的背景 |
| 5.1.1 大沥镇村级工业园量高质低亟待改造 |
| 5.1.2 “三旧”改造与区划调整导致产业流失 |
| 5.1.3 大沥镇划定产业发展保护区稳固税基 |
| 5.1.4 案例选择依据 |
| 5.2 政府统筹太平工业园改造的过程 |
| 5.2.1 土地:土地整理和用地布局 |
| 5.2.2 产业:优化产业链和配套开展招商 |
| 5.2.3 政策:创新制度供给更新政策体系 |
| 5.3 政府统筹太平工业园改造的成效 |
| 5.3.1 龙头企业进驻带动产业的转型发展 |
| 5.3.2 政府和村集体改造前后的收益变化 |
| 5.4 本章小结:政府统筹改造保障税收的稳定和长远的效益 |
| 第六章 “产保区”政策下的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探讨 |
| 6.1 政府统筹村级工业园改造的路径 |
| 6.1.1 规划引领,促进片区土地整合 |
| 6.1.2 招商引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
| 6.1.3 专用政策,保障升级改造深入 |
| 6.2 重新构筑“发展联盟” |
| 6.2.1 政府:主导统筹,短期投入换取稳固税基 |
| 6.2.2 村集体:“搭便车”,土地高效化,获取稳定收益 |
| 6.2.3 产业主体:积极参与,低门槛获得稳定土地使用权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局限性及下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理论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点、难点 |
| 五、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相关理论 |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二、法与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构成 |
| 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权能分析 |
| 四、国外土地产权构成及权能分析 |
| 第二节 1949 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概况 |
| 一、第一阶段(1949 年—1956 年):合作化运动时期 |
| 二、第二阶段(1956 年—1978 年):人民公社时期 |
| 三、第三阶段(1978 年—2012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
| 四、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三权分置”改革实施期 |
| 第三节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 |
| 一、演化博弈理论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二、对各个阶段产权变革的演化博弈分析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以河北省部分地区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为样本 |
| 第一节 河北省个别地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情况 |
| 一、邢台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二、定州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 |
| 一、农村集体资产难核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难确定、集体资产股权难设定 |
| 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流转难、抵押担保难和有偿退出难 |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权能规则不完善 |
| 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 |
| 五、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不清 |
| 六、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范围不明、改革不畅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影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程 |
| 二、统分结合经营体制长期失衡,制约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三、法律法规不健全,影响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第三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概念界定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性质与特征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作用 |
| 一、明晰产权结构、释放产权权能 |
| 二、实化农村所有权 |
| 三、推进乡村振兴 |
| 四、优化乡村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路径 |
| 一、提升农村各治理主体间的协调性 |
| 二、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科学性 |
| 三、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保障性 |
| 四、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合法性 |
| 第四节 农村产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转换路径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架构的静态设计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动态运行 |
| 第四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四大行权主体 |
| 一、“农村承包权人集体”——承包地所有权 |
| 二、“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宅基地所有权 |
| 三、“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四、“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行权模式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架构 |
| 第四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的治理问题分析 |
| 第五章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一节 科斯定理及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二节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运行审视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决策事项与程序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科斯定理审视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前提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 |
| 三、“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成本效益SWOT分析 |
| 第四节 经济绩效管理视角下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一、绩效管理与“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二、“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绩效管理剖析 |
| 第六章 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
| 第一节 产权归属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化 |
| 一、构建流程规范、账实清晰、公开公正的清产核资大格局 |
| 二、构建设置科学、动静结合、权能完整的股权管理模式 |
| 三、构建主体明确、范围清晰、分配合理、渠道科学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产权流转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市场化 |
| 一、基础——由“确权确地”向“确权确股不确地”转变 |
| 二、关键——由“政府干预”向“市场运作”转变 |
| 三、核心——由“单一形式”向“协调联动”转变 |
| 四、支撑——由“重流转轻保障”向“流转保障并重”转变 |
| 五、突破——由“权能杂糅”向“赋权明责”转变 |
| 第三节 产权保护与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治化 |
| 一、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
| 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的相关规定 |
| 三、成立独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智慧产权与农村集体产权的科技化 |
| 一、区块链技术作为关键支撑 |
| 二、构建“区块链+农村土地确权及流转”模型体系 |
| 第五节 信息披露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公开化 |
| 一、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原则 |
| 二、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内容、标准与方式 |
| 三、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风险 |
| 四、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结果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制度 |
| 二、制度环境 |
| 三、制度变迁 |
| 四、土地制度 |
| 五、土地制度变迁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一、技术路线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土地制度变迁的研究 |
| 三、总结性述评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分析框架:“环境—行为—绩效” |
| 二、制度环境:历史时间与制度结构的适时耦合 |
| 三、主体行为:制度环境约束下的利益博弈 |
| 四、制度绩效:制度变迁的绩效评价 |
| 第三章 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的演进历程分析 |
| 第一节 初步探索阶段(1979—1991年) |
| 一、背景:发展建设资金匮乏 |
| 二、制度试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 |
| 三、制度突破: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4年) |
| 一、背景:快速发展亟需筹地 |
| 二、制度试验:原特区内集体土地国有化 |
| 三、制度创新:原特区外集体土地国有化 |
| 第三节 基本形成阶段(2005—2011年) |
| 一、背景:土地历史遗留问题显现 |
| 二、制度试验:强化土地统一管理 |
| 三、制度创新:探索存量土地再利用模式 |
| 第四节 调整完善阶段(2012—2019年) |
| 一、背景:难以适应城市发展新需求 |
| 二、制度调整:启动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 |
| 三、制度试验:原集体土地使用权入市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的演进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变迁方式:强制性与渐进式并存 |
| 一、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 |
| 二、时空维度上的渐进式扩散 |
| 第二节 变迁过程: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主体行为选择 |
| 一、制度环境形塑制度变迁的选择空间 |
| 二、行动主体的利益博弈推动制度变迁 |
| 第三节 变迁绩效:利弊与发展相伴相随 |
| 一、助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
| 二、制度约束下的土地困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环境与深圳土地制度变迁 |
| 一、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 |
| 二、经济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时间中”的深圳土地制度变迁 |
| 一、关键节点的制度供给 |
| 二、政府主导下的路径依赖性 |
| 第三节 制度边际上的适时调整 |
| 一、制度环境的变化 |
| 二、关键节点的把握 |
| 三、路径依赖的突破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深圳土地制度变迁中的主体选择行为分析 |
| 第一节 土地制度变迁相关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 一、政府的利益诉求 |
| 二、原村民的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土地制度变迁的主体利益博弈分析 |
| 一、博弈模型构建 |
| 二、利益博弈均衡分析 |
| 第三节 不同制度安排下原村民的选择行为分析 |
| 一、“统征”过程中原村民的选择行为 |
| 二、“统转”过程中原村民的选择行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的绩效评价分析 |
| 第一节 土地利用结构分析 |
| 一、土地利用现状 |
| 二、土地利用结构的时空变化 |
| 第二节 土地利用效率分析 |
| 一、土地利用强度 |
| 二、地均产出水平 |
| 三、土地利用方式 |
| 第三节 土地利用效益分析 |
| 一、经济效益 |
| 二、社会效益 |
| 三、生态效益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深圳土地制度的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土地产权尚不够明晰 |
| 二、资源配置方式较低效 |
| 三、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平 |
| 第二节 典型地区经验借鉴 |
| 一、英国经验借鉴 |
| 二、新加坡经验借鉴 |
| 三、纽约经验借鉴 |
| 四、香港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突破现有制度约束的可能路径 |
| 一、明晰产权,以确权促土地规范流转 |
| 二、完善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力量 |
| 三、利益共享,构建增值分配公平机制 |
| 四、简政放权,完善土地相关法律法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深圳土地制度变迁是特定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产物 |
| 二、深圳土地制度变迁具有独特的演进历程与多元特征 |
| 三、深圳土地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一、存在的不足 |
| 二、进一步的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指导教师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中国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2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城市化概念与城市化发展理论 |
| 2.1.2 能源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效率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能源效率的内涵与度量 |
| 2.2.2 城市化的内涵与度量 |
| 2.2.3 城市化与能源问题 |
| 2.2.4 最优城市化 |
| 2.2.5 文献评述 |
| 3 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1 城市化通过人口因素影响能源效率的机制分析 |
| 3.2 城市化通过经济因素影响能源效率的机制分析 |
| 3.3 城市化通过技术因素影响能源效率的机制分析 |
| 3.4 城市化通过社会因素影响能源效率的机制分析 |
| 4 中国省际城市化水平测算 |
| 4.1 测算说明 |
| 4.1.1 指标体系构建 |
| 4.1.2 熵值法 |
| 4.2 测算结果 |
| 4.2.1 确定指标权重 |
| 4.2.2 计算城市化综合水平 |
| 4.3 水平分析 |
| 4.4 小结 |
| 5 中国省际能源效率水平测算 |
| 5.1 测算说明 |
| 5.1.1 纳入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 |
| 5.1.2 核密度估计 |
| 5.2 测算结果 |
| 5.3 时空演进分析 |
| 5.3.1 时序分析 |
| 5.3.2 空间分析 |
| 5.4 小结 |
| 6 城市化影响能源效率的实证分析 |
| 6.1 空间权重矩阵 |
| 6.2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2.1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2.2 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2.3 莫兰指数检验结果 |
| 6.2.4 莫兰散点图检验结果 |
| 6.2.5 LISA检验结果 |
| 6.3 空间计量模型 |
| 6.4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及说明 |
| 6.5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6 进一步讨论 |
| 6.6.1 模型设定 |
| 6.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6.3 实证分析 |
| 6.7 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四、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整理效益最大化问题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吉林省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效率研究[D]. 高春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D]. 李晓鹏. 河北大学, 2021(09)
- [4]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D]. 李泽众.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5]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D]. 张旭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7]“产保区”政策下的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研究 ——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D]. 易品.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8]“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D]. 邢伟.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9]深圳土地制度变迁研究[D]. 王江波. 深圳大学, 2020(11)
- [10]中国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晓钰.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6)
标签：财政支出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深圳经济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城市化进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