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语言学界话语类型研究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岳雪[2]（2021）在《“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文中研究表明在国内外学界,普京政治话语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级”话题。普京自2000年上任至今走过了20年的执政历程,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政治话语历经20年的动态发展建构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普京政治话语”,借助各种语言手段和话语实践呈现领导人政治文化观念的输出与传递。政治文化观念是政治语言学框架下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基于文化观念理论衍生而出并应用于政治语言学之中。政治文化观念根植于政治话语当中,通过挖掘其中的社会实践应用揭示出语言背后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政治文化观念在不同的历时时期展现出政治文化观念的动态演化,每个政治文化观念之间不是孤立的,是彼此紧密相连的整体。政治文化观念是在政治与语言的博弈中形成,政治文化观念作为政治话语的系统构成,其总和构成政治语言世界图景,任何一个政治文化观念都是政治语言世界图景的片段写照。政治文化观念贯穿于政治交际主体、政治话语实践和政治语言世界图景这一动态的主体对话关系之中。从政治语言学视角出发,各国领导人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问题是跨学科、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热点和趋势,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普京政治话语对内宣传政治理念,对外表明国家立场,对其政治文化观念的研究有助于掌握俄罗斯国家政策和理解俄罗斯政治赖以生存的社会实践,对我国政治话语建构以及政治文化观念传递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本文以政治语言学与语言文化学研究理论为基础,以2000-2020年期间俄罗斯总统国情咨文和普京“直播连线”政治话语为例,借助语料库等研究方法,在政治语言学视域下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动态剖析。本文三个研究问题之间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具体如下:1.在微观层面上,普京政治话语借助何种语言表达手段实现政治文化观念的呈现与传递?政治文化观念具有怎样的主题分类?2.在宏观层面上,普京政治话语实践中体现的政治文化观念有何特征?其深层释义具有何种动态演化?最终生成怎样的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其意义建构如何?3.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何种政治现实,传递何种价值观?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背后体现出怎样的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为解决本文研究问题,我们根据文化观念理论、费尔克劳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以及政治语言学研究方法建立本研究分析框架,分别从文本、话语实践以及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行描写性与解释性的演化研究,具体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微观层面的文本分析维度,政治文化观念具有动态性,每一历时阶段都展示出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属性,呈现出动态的变化趋势,不同主题分类的政治文化观念在不同的历时时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分析得出结论:国家治理的分期与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的分期存在潜在的联系,受到政治文化观念的内在驱动,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历时演化经历了从初步到成熟,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历程,呈现出由内而外-内外并重-由外而内动态“回归”的历时发展轨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研究载体分为语言载体和言语载体,其中语言载体从不变性与可变性入手,主要包括旧的政治文化观念词淡出,旧的政治文化观念词新用以及政治文化观念新词的产生和年度政治词汇的使用。言语载体从言语化分析入手,主要表现为政治交际方面的研究。此外本研究发现,普京政治话语借助政治文化观念的周期变化、文化因素和语义元素三方面的语言表征类型实现政治文化观念的动态呈现。第二、在宏观层面的话语实践维度,通过语料库的话语实践分析,本研究发现,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话语实践特征主要体现为空间性、过程性、恒定性、普遍性、发展性与动态性,具体呈现为心理、属性、状态、行为、目标、范围、时间、空间以及方式等方面。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深层释义主要围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强国主义”展开,重点论述核心政治文化观念“强国主义”的动态演化。政治文化观念研究的核心在于人,主要探讨人-语言-政治世界的主体间对话关系,而从政治交际的角度则体现为发话人、政治文本/政治话语、受话人之间的主体间对话关系。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观念、政治话语与意义是三维互动的共变关系,呈现为不同时期执政理念的变迁。政治文化观念与政治话语不是简单的映现关系,而是一种实现意义的互动关系。政治文化观念作为政治话语的系统构成,并以政治话语为载体经历由深层到表层、由潜在到显现、由不可见到可见,由非言语化到言语化的动态过程:政治文化观念——政治话语或政治文本（内部言语——外化——外部言语——观念词载体）——政治语言世界图景。第三、在社会实践维度上,明晰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反映出的执政理念变迁以及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研究发现:政治文化观念动态演化经历了从萌芽到深入再到巅峰最后转向回归的动态发展轨迹,呈现为“形成崛起”时期——“稳定发展”时期——“普京思想延续”时期——“缓慢发展”时期——“保守回归”时期,具体表现为政治文化观念“强国”——“民生”——“民族价值观”——“普京主义时期”的继承与延续——“梅普思维”时期的新发展与新举措——“爱国团结”——“发展”——“保守”的转变,同时也印证了政治文化观念主题分类在具体政治话语中的实践,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的政策启示和借鉴。
梁冠华[3]（2021）在《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文中认为在国家话语体系内,探索行为体如何用语言来建构国家身份的相关热度正日渐升温。此外,国家身份的建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人文学科研究日益呈现出注重交叉与应用研究的大趋势下,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国内学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以理论联系实际来解读社会现象及参与社会管理的巨大热情。尤其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情势,对国家身份建构的相关研究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话语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其研究亦愈发呈现出增长之势。目前,从整体来看,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内容广泛、成果丰硕,主要涵盖了在已有理论框架内对身份进行整体述评以及对其建构过程的分析。具体可细分为功能类、策略类和关系类。所用理论视角主要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框架内展开,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同时,现有研究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思路受限,惯用一种理论阐释问题而较少涉及跨学科性的交叉研究;也有研究方式尚待破执,传统的定性研究无法完全满足科研需要,适当运用各种语料库处理方法对信息进行统计和处理,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度。针对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论文选取国家话语范畴内的国家领导人话语,具体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演讲话语为研究对象,一则尝试结合语料库研究方式解析语篇所构建的中国多重国家身份;二则通过学科交叉研究拓展思维域度,以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新修辞学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并辅以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构筑了国家身份建构及其话语修辞策略的语篇分析范式。国家话语的国家身份相关研究视角广阔,论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宏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的是伯克戏剧主义修辞的动机理论和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语料库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式,从整体上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语篇具体构建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和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四种国家身份。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根本动机一方面在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安全和主权利益以及文化利益等,另一方面亦兼具世界情怀,着力兼顾全球以及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直接动机是使国际社会各方在达成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以行动共同体为驱动力,切实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付诸于行动。在微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戏剧主义修辞的同一理论和抽象理论,详细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怎么样”的问题。换言之,在结构安排上,论文顺次从内容同一、形式同一和辞格同一这三个层面探究国家身份建构的内部话语机制,即修辞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国家身份建构的内容同一策略分别包含了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和无意识同一三种实现路径。相应地,与内容同一相辅相成的形式同一策略则从规约形式、重复形式和递进形式三个方面展开。此外,在辞格同一策略内,我们发现了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三大主体隐喻辞格,即建筑隐喻、拟人隐喻和旅程隐喻。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身份的建构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一言堂”,而是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共同建构的结果。其中,内在结构可视为身份的“自我”构建,相应地,外在结构即为身份的“他者”构建。因此,论文虽以西方修辞学为基石探究中国国家领导人由内在自建国家身份的话语策略机制,但并未忽略外在的他建效果。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中国国家形象同论文所探讨的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的结论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充分说明中国国家身份的自建效果已经得到了他者的广泛认同,同时,也为该研究提供了合法性的现实理据。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在理论上,将西方修辞学与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建立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新颖分析模式,有利于丰富政治话语研究的学术资源;（2）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混合研究范式,突破了以往以一种模式进行研究的单一方法,有助于改变人们对话语研究过于主观的诘难,为政治话语的阐释增加具体的实证支撑,增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3）在研究视角上,将研究的焦点从传统侧重对受众的单向劝说转为开展与受众的双向认同。在语篇的分析中,我们着重讨论的是演讲者在与受众的互动中是如何合理调度相关的修辞资源来实现国家身份的有效建构;（4）在研究价值上,面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新局面,我们突破性地选用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外交演讲,使本项课题研究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现实意义。这既有助于增强内部的民族凝聚力,又有助于增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推进国际话语新秩序的建构。
刘宏[4]（2020）在《西奥·赫曼斯翻译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奥·赫曼斯是当代翻译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其理论研究成果对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他声名显赫,但中外学界对其翻译理论仍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基于耙梳细读其理论着述,以述评结合方式深入解读阐释了赫曼斯的主要翻译理论创见,建构了其理论体系,展现了其以反思批判为特征的学术精神。此外,本文还首次对赫曼斯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提炼总结。本研究由三大部分组成。导论为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赫曼斯的基本情况和学术成就,并经文献综述考察了对其的研究现状,同时阐明了本研究的选题意义、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本研究的核心部分,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赫曼斯翻译理论产生的背景。该章概述了与其翻译理论创建关系密切的三个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流派,即“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和“后殖民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翻译等值理论为赫曼斯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反思对象,而“翻译研究学派”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主要观点则为其理论建构提供了养分。第二章主要探析了赫曼斯的等值批判理论体系。本章先扼要考察了西方翻译等值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代表性观点,并以图里对等值概念的革新为导引展开对赫曼斯等值批判理论体系的研究。本章主要要通过分析赫曼斯的翻译“操纵观”、“等值幻觉论”,探讨其“建模论”的翻译本体观以及翻译自我指涉和译者在场理论来呈现其对等值理论进行的系统批判。第三章研究对象为赫曼斯的翻译规范理论体系。本章以图里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为对照,探析了赫曼斯翻译规范理论的诸多创见。首先分析了他从“惯例”概念入手对翻译规范内涵进行的理论拓展,接着解读了其翻译规范的价值观和权力关系理论和规约力模型。本章还研究了赫曼斯以“期待”和“选择”概念为核心建构的翻译规范研究方法,探析了其基于翻译规范的元理论思考和丰厚翻译策略。第四章展现了赫曼斯翻译社会系统理论体系。本章以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勒菲弗尔翻译系统观为背景,以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和卢曼社会系统论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情况为参照,全面解读了赫曼斯的翻译社会系统理论。以其提出的翻译的社会建制性观点为引导,分析了其将翻译建构为一个自我创生的社会系统的理论框架,并着重解析了“自我指涉”、“形式”和“二阶观察”等关键理论概念。第五章从对赫曼斯具体理论的研究延展到对其翻译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提炼和阐发。该章基于对后现代哲学主要思潮的简析,探析了赫曼斯具有建构主义特征的认识论,提炼了其以分析和揭示差异为独特方法的翻译研究方法论。第三大部分为研究的结语部分,将提出本研究的结论,总结本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戴拥军[5]（2020）在《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典籍术语是典籍文本中核心概念的语言表达,它们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思维习惯。典籍术语具备专业术语的一般属性,但同时也具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术语的独特性。典籍术语的翻译是中华典籍思想对外译介的关键所在,也是典籍文本翻译实践的重要内容。典籍文本兼具思想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多重特质,其翻译实践的复杂性不言而喻。这其中,典籍术语既是承载典籍文本思想内容的知识单位,也是构建典籍文本思想话语的语言单位,更是影响典籍文本思想传播的交际单位。典籍术语翻译的实质是跨语言文化的知识交互与思想传播过程,其有效性取决于译者对源语文本术语内涵的充分解读与其在目标语文本中的术语再命名。在典籍术语翻译过程中,术语在其概念、语符和交际层面的特殊复杂性,对译者的语言能力、知识储备与文化素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更好地跨语阐释典籍文本所蕴含的中华传统知识与文化内涵,以术语为切入点,开展相关翻译研究尤为重要。典籍术语翻译绝非语词层面的简单转换,它更有赖于译者的“研究型翻译”。实际上,关于典籍翻译实践的研究型特质,学界已有基本共识。然而,对于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而言,相关理念仍有待厘清,具体方法也需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聚焦典籍翻译中的术语“研究型翻译”特殊性,尝试探究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方法,旨在为典籍术语的“研究型翻译”提供相应理据和具体方法,从而有助于典籍文本总体翻译质量的有效提升。关于“研究型翻译”的实践理念,现有文献中有所涉及,但并未明确界定,而且还有包括“学术型翻译”、“厚重翻译”及“思想翻译”等类似术语并存的情况。由此,本文作者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和研究,在相关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实践依据进行了初步的学理探讨。本研究借鉴了现代交际术语学理论,从典籍术语翻译的特殊性出发,结合翻译学、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源,构建了考察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的分析框架,为后续的文本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基于该分析框架,本文作者对所选择的代表性中国典籍文本《吕氏春秋》及其三个英译本展开了有关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具体特征的对比分析与研究。本论文所选取的《吕氏春秋》是中国文化典籍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较高思想文化价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汉语典籍在英语世界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而21世纪的最初十年,相关译介活动更加活跃,先后有三个不同全译本问世。这其中,由于译者自身教育背景及职业身份不同,《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在核心术语的翻译处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体现的“研究型翻译”实践特点与方法也有所不同。通过文本细读和数据分析,本研究对于《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的“研究型翻译”实践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对比,并对其中术语翻译方面最具研究型实践特点的译本进行了评析,同时结合相关副文本的研究进行了讨论。最后,本研究基于文本分析与理论思考,初步构建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以期对今后典籍术语翻译的具体实践有所参考。本论文围绕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的研究主题,对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术语翻译实践特征展开了文本对比分析与研究,重点考察了四个方面问题:（1）《吕氏春秋》中核心术语及其系统的文本特征如何?具体在术语的概念、语符和交际维度如何体现?（2）与《吕氏春秋》原文本的术语及其系统特殊性比较,《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的术语翻译各有何特点?哪一个译本中的术语翻译结果更符合“研究型翻译”的基本特征?（3）《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中核心术语翻译更符合“研究型翻译”特征的译本具体受到哪些研究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到术语翻译以及典籍文本的翻译质量?（4）基于《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及其系统英译的研究,如何确立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针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研究发现如下:（1）《吕氏春秋》的术语概念系统围绕“君道治术”这个最大“场”,衍生出若干术语概念系统的次生场域。在每一个次生概念场域中,虽然表达核心思想的术语形式多样,但整体上构建了一张概念、知识与思想之网。核心术语中,“君”、“臣”、“民”出现得最为频繁,其下是关于“地”、“事”、“理”的具体术语和类术语,术语之间具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吕氏春秋》很多核心术语是诸子百家具体思想的体现,有的只在形式上稍加变动,有的则直接加以引用或借用,这使《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在概念系统上具有复杂的网络化关联。《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符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形式上的多样性,术语中既有通用于各种先秦典籍的单字术语,也有借自诸子百家或对之进行改造的双字复合术语,还有整齐凝练的类术语或准术语。这些不同类型的术语尽管具体运用上比例不一,各有侧重,但在构建《吕氏春秋》治国理政话语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使用还具有交际语境特殊性,它们集中反映了当时士人对宇宙、社会、国家运行与治理的根本看法,具体受到包括《吕氏春秋》文本语境、文本创作相关的情境语境以及战国时期文化语境的多重复杂影响。（2）在《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中,汉学家诺布诺克和里格尔的合译本能较好地表现出“研究型翻译”的特点,在术语及其系统的呈现上清晰自然;中国学者翟江月译本文本形式“厚重”,但在术语及其系统的呈现上比较模糊;资深翻译家汤博文译本则简洁精致,在翻译中注重术语及其系统性特征的“凸显”。同时,虽然三个英译本在概念系统性上都具有较好的表现,尤其是合译本和汤译本对应意识较强,程度较高;在语符表征的系统性一致性方面,合译本整体上效果较好,而汤译本和翟译本则有所欠缺,尤其是翟译本在很多情况下忽视了语符表征的系统性,对重要术语的表征缺乏一致性;而在交际适应性方面,合译本和汤译本均有较好的表现,而翟译本的交际适应意识不足,仍有较大完善空间。（3）《吕氏春秋》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影响因素具有多维复杂性,总体上可概括为文本内（即所译典籍文本内部）、文本外（即与所译典籍文本相关的平行文本）和跨文本（即所译典籍文本在不同时期或与之同类译本）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不同译本在某一因素上所受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作为译者,其自身的素养决定了在其翻译过程中,是否会自觉意识到这些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并在考虑到典籍术语特定功能的基础上,从概念认知、语符表征及语境交际等多维角度加以综合研判。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者重视与所译文本同时代其他文本术语之间的关联性,也会考虑到与所译文本不同时期相同或相关文本中的典籍术语翻译,因此其翻译过程较之一般类型的翻译实践过程更加复杂。典籍术语翻译不仅与具体所属文本紧密相关,还涉及具体翻译实践所需的对其它相关文本的调查与研究。而这些调查与研究对于所译文本中术语翻译问题的处理至关重要。综合上述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理念的探讨和对《吕氏春秋》不同文本核心术语及其英译实践的具体对比分析,本文作者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进行了初步构拟。首先,翻译前要进行必要的研究思考和计划,这个阶段侧重于对源文本术语及其系统的解读研究,涉及到文本产生背景、文本构成、主要思想特征、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术语的收集等。其次,翻译中对具体研究什么内容进行仔细斟酌,侧重译语文本术语及其系统的重构研究,包括核心术语的收集、文本内因素的研究、文本外因素的研究和跨文本因素的研究等。最后,翻译后要进行必要的评价和完善,主要是对核心术语及其系统翻译的自我评析,涵盖术语翻译的概念系统性、语符一致性、语境适应性等方面的斟酌和推敲。总体而言,本研究基于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理念的深入探讨,以中国文化典籍中较有代表性的《吕氏春秋》三个不同英译本中的术语翻译为例,通过文献梳理、文本细读和数据分析对比,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较全面地阐述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并兼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研究。作为上述研究的总结与提炼,本论文最后初步构建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以期对今后典籍术语翻译实践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牛凤燕[6]（2020）在《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媒体时代,社会整体传播环境和传播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文化传播特点、受众需求及利益关注点都发生着新的变化。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主的新兴媒体,作为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性力量,改变着社会整体传播系统和权力结构,改变着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主导的以媒体机构为基本单位的信息传播模式,重构着媒体与民众之间的传播秩序和权利关系,传播受众话语权日益提升。新的时代境遇和技术环境,也改变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和形态,这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积极回应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当前,多元社会思潮活跃,强势挤压主流意识形态作用空间,技术升级更是扩大和加快了各种社会思潮的覆盖面和传播速度,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胁。再加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方法、载体、机制等在一定范围内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于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也缺乏有说服力的解答等。这些都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阻碍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甚至出现学术理论界乃至普通群众热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全媒体时代,我们要改进现有传播模式,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效能,逐步实现人们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可以通过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来助力。本文侧重于对全媒体时代国内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实然”状态探讨,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基本思路。首先,对本文涉及的一般理论和基础概念进行梳理,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全面审视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成要素,从学理上阐明研究和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缘由和意义。其次,从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时代境遇入手,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框架。再次,具体考察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一般理论分析。本章对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进行一般理论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对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相关概念、构成要素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分析,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本章的重点聚焦于全媒体、全媒体时代、机制、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等概念界定,通过界说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相关概念,分析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成要素,进而阐释全媒体时代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意义。第二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新时代境遇。本章分析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其中既有信息技术升级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有利支撑、技术换代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民众观念更新带来的传播机遇;又有全媒体时代整体传播环境的负向影响,传播主体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亟待更新,传播受众注意力被各媒体平台分散,各层级媒介尚未适应技术更新带来的变化等问题,这些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减弱,马克思主义传播也面临困境和难题。第三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问题分析及构建框架。本章从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特点的分析入手,探讨当前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传播主体的组织方式和综合素质制约着传播效能发挥,传播内容更新滞后于传播受众现实需求,各类传播资源尚未有效整合阻滞着传播顺畅运行以及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有待加强等等,并在此基础上从主体协同机制、内容创新机制、资源整合机制以及反馈评价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框架。第四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协同机制。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除了包括传统媒体时代的主体力量,如党和政府各级组织、专业的学术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体的各层级教育部门、各层级官方主流媒体等,还包含时代发展和技术升级带来的主体扩容,主要扩展对象是大众传播媒体从业者以及部分自媒体宣传力量等。但当前各层级传播主体存在各自为战缺乏系统协同,政治素质、理论素养、专业素质、媒介素养以及新技术应用能力良莠不齐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全媒体传播的主体协同优势,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主体要素。第五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仍然是内容为王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主要通过传播内容和话语表达两个要素的优化和创新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可以通过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重点的现实转换,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调整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对接国家战略和社会现实实践更新传播内容来实现。而话语表达创新,则需要从注重传播内容解读的人本视角,推动多重传播话语的融合互补以及适应全媒体时代民众的话语偏好三个方面努力。第六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资源整合机制。伴随着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全媒体时代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丰盈的信息资源、媒介资源以及监管资源,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和平台是提升传播效能的关键所在。要通过打造全媒体互联媒介平台,实现不同媒介平台的资源共享,进一步构建起全媒体传播体系;要通过整合显隐互济的传播方式,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效能;要整合多层级监管资源,借助大数据舆情监管等方式,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监督和管控,不断增强舆论引导能力。第七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馈评价机制。研究全媒体时代思想文化传播特点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不同受众群体的心理预期和思想行为接受特点,立足民众利益诉求,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巩固并完善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机制。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综合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进行全面分析,明确效果评价的主体、标准及相应的互动反馈,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评价机制。
崔艳英[7]（2020）在《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心智表征是认知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从古至今尚没有解决的谜题。笛卡尔的接触力学没能解决“思维物质”和语言创造性问题,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解决了力学难题,但是对于“语言创造性”和“心智”无能为力。洪堡特提出“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说明语言创造性,但只是为心智换了一种说法,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乔姆斯基迎难而上,反对行为主义,发起一场认知革命,研究语言能力,研究心智表征问题。他的心智表征观主要由几个方面构成。这几方面问题通过七个部分展开讨论。首先,心智表征研究可以追溯到经院哲学时期,其路径研究主要包括一元论和二元论研究,无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都不能成为心智解读的理想路径。乔姆斯基的心智研究继承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通过语言维度研究心智。其次,他的理性主义心智,以“语言创造性”为切入点,追本溯源,找到历史依据,复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他的普遍语法假设可以在波尔·罗亚尔语法中找到原型;他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非空穴来风,源于历史文献;他的生成理论源于洪堡特的“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第三,他对心智的研究主要是对心智表征的自然主义追问。心智是不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不是可以计算?方法论自然主义是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可否用于心智表征研究?心智表征是否具有意向性?第四,这些问题的解答,使得意向性成为乔姆斯基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他尝试通过思维的计算表征维度对心智的意向性问题进行解读,但他的解读面临困境,这个困境是概念问题还是术语问题?如果是术语概念问题,那乔姆斯基理论是否要摒弃意向性?摈弃意向性似乎意味着乔姆斯基支持还原论?第五,心智还原论问题,是心智哲学避不开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何处理心智表征还原问题?乔姆斯基像牛顿一样,怀疑物理主义,坚持自然主义方法论。他的普遍语法是语言能力问题,是心智表征问题。第六,普遍语法说明人类具有语言器官,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不受其他认知能力影响。然而,诸多证据说明模块独立不可行,模块互动是真谛。心智模块论具有系统性、互动性。最后,乔姆斯基理论不是终极理论,也有局限性。心智表征的意向性研究不适合自然主义路径研究,意向性自然化构成乔姆斯基理论的局限性。心智表征研究需要总结前人研究之成果,借鉴视觉研究之成果,借鉴语言研究之思路。
王钦懿[8]（2020）在《政治语言学视域下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的互文性研究（2000-2018）》文中指出自互文性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历史。互文性研究逐渐在中国掀起了研究热潮,为我们探究文本的结构,语言与社会语境的相互建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互文性研究逐渐呈现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引起了修辞领域和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共同关注。但是,与国外相比,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仍然较短且不够深入,往往驻足于对互文性的界定和互文手段的描述,尚未获得系统的理论层面的理解与阐释,围绕政治文本互文性作用机制的讨论尚不多见。可见,政治文本互文性研究是扩展政治语言学和互文性问题领域的有利视角。由于互文性这个定义自身蕴含的巨大思想性,以及发展历史上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互文性的研究视角的不同,导致互文性成为使用最广且误用最多的术语之一。互文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互文形式的描述和词源的分析,只有摆脱纯粹的客观主义描写,才能深入剖析互文性的实质。本研究引介语言文化学中的先例现象理论和语言个性理论,结合以批评话语分析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视角、跨学科的互文性分析框架,既包括微观层面上互文手段的描写,也涵盖宏观层面上社会语境与互文性的相互影响和建构研究,旨在探究互文性与社会事实和政治现实的关系。本研究选取21世纪对俄罗斯和世界至关重要的两位领导人——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演讲文本作为语料,共收集普京政治演讲文本316篇,共522780词,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206篇,共372097词。经过识别与提取后,获得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本349个,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本166个。本研究旨在解决下列三个问题:（1）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呈现何种特征和异同?（2）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构建了怎样的政治现实?（3）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功能有哪些?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综合了定性与定量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整合了政治文本互文性与俄罗斯领导人语言个性的分析框架,并对引文进行了联想实验,阐释了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异同,剖析了俄罗斯的普梅权力“双子星”的权力中心与外交战略。研究表明:（1）互文性的描写与阐释:研究发现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的源文本既有相同又有异同之处。普京主要使用源自文学、政治和历史类型的互文本;源自20世纪的互文本较多;主要源自俄罗斯民族文化;多出现于记者会的话语类型;话语主题集中分布在国际关系与政策、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上。通过对比普京三个任期互文性的疏密度以及与文本主题的关系,研究发现,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与该任期下普京的政治优先方向有关,不同政治主题的文本中互文本的数量和类型不同。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互文性呈现以下特征:源文本除了文学、政治和历史之外,源自哲学和法律的互文本所占的比值也较高;源自20世纪的互文本较多;主要源自俄罗斯文化;多出现于论坛演讲的话语类型;话语主题集中分布在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的话语主题上。研究进一步发现,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互文性集中于经济主题的文本中,梅德韦杰夫侧重于经济机构、制度的整合与重建。而担任总理期间,互文性在内政规划主题的文本中密度较高,侧重国家治理,制度的改革等。对互文性的选择需符合身份才能获得认同,因此,互文性具有身份建构的功能,是政治家建构形象的言语策略。可见,互文性的作用形式与表现手段多样,与普梅二人政治重心的不断迁移密切相关。（2）互文格:本研究建立了互文格的综合分析框架,结合显性和隐性互文性进行分析。隐性互文性包含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隐性互文性的研究同时能发现该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价值观与文化知识。通过对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批评分析,研究发现,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互文格的共性为:使用频率最高的互文格均为历史类型的先例情境。先例情境作为民族文化信息的最小浓缩形式,蕴含着对善与恶的评价标准。因此,使用先例情境可以不见行迹地影响受话人的意识形态,对相应政治观点在文本的“表面之下”进行“对与错”、“好与坏”的评价,传递着政治主体隐含的意识形态,建构社会体系的评价标准。不同点是梅德韦杰夫更侧重于使用的互文格为引文。互文性的选择与使用体现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话语特色。（3）社会语境:本研究引介了互文本库与互文能力的概念,对语言个性认知层与语用层进行了分析,勾勒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互文本库,解读普梅“双核时代”的政治轨迹,以及二人在政治价值观和历史观上的不同。普京侧重于使用源自文学、政治、历史领域的互文本。普、梅二人执政初期的历史环境不同,导致政治路线与需求不同,均体现在政治文本的语言个性上。语言个性即是人的个性。从互文性的视角来看,普京侧重稳定自己的权力和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较多选择先例情境等互文格。梅德韦杰夫对普京的政治思想既有继承又有个人特色。他偏重于使用源自法律、经济和科学领域的互文本,体现其重视法律和民主的政治观,揭示了梅德韦杰夫重视科技发展和创新型经济的核心观念。通过对互文能力的研究发现,政治主体根据受话人的语言文化共同体类型对互文性进行语用预设,以便更有效地达成政治目的。作为再现事实的方式,话语在政治文本中,互文能力体现了政治主体根据不同政治语境和目的选择互文本的能力,借助互文性所蕴含的伴随意义与评价功能,阐释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互文性构建的外交关系。从互文性的角度洞悉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观与外交关系,有利于剖析俄罗斯未来发展走向,对我国政治话语体系进行建构。本研究的研究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理论上,本研究在政治语言学框架内,将互文性与语言文化学、重新语境化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对比分析了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差异与原因。在以往研究中,国内学者多针对引文进行互文性研究。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整合了西方与俄罗斯的互文性表现手段,基于对互文性和先例现象两个概念的对比与剖析,提出了互文性的分类,弥补了隐性互文性研究的不足。分析表明,在政治文本中隐性互文性是主要的互文方式,也是政治主体用于掌控意识形态和达成政治动机的主要互文手段。基于此,提出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从互文性的结构和作用机制方面展开了讨论。对互文性理论和政治语言学理论进行了补充。第二,在方法上,批评话语分析历来以过于主观受到质疑,因此本研究基于语料库和联想实验的研究方法,用客观的数字和试验结果弥补了这一不足。此种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避免了主观分析可能带来的偏差,还印证了研究框架的有效性,证实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扩展了互文性的研究思路。同时,首次引介了互文本库与互文能力的概念并结合语言个性理论,深化了对政治文本互文性运作机制的研究。为广大学者提供了思路。第三,在实践上,以往对于互文性的研究多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物,针对政治文本互文性的研究较少,对俄语政治文本互文性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在仅有的针对俄语政治文本的研究中,多以普京文本为参照。本研究选取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演讲文本作为研究语料,这两位领导人是21世纪以来对俄罗斯,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导人,普梅的双驾马车共同驾驶了将近20年。因此,剖析二人的政治思想与治国实践,对于我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可能获得一定的启示。
李栋[9]（2020）在《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认为从话语层面思考课程是西方概念重建学派的重要思想,其核心精神就是“话语”与“理解”的语言逻辑思维,即何种样态的课程话语造就何种样态的课程理解。这一课程理论前提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课程言说或课程话语的建构最终是为课程理解服务的;第二,课程世界是一个由各家之言组成的“万花筒”。这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创生一种课程话语,寻得一种课程理解的方式。这一思路同时也暗合了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话语精神,最终能为我国课程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或启示。课程话语的言说现状,特别是当今课程话语的表述问题是构建一种新的课程话语体系应遵循的现实逻辑。当今课程市场正像培根在其四大隐喻中提到的“市场隐喻”一样,充斥着诸多语言问题。其中,课程表述的二元对立问题、课程理论、学派间缺乏沟通的问题、不同课程言说主体自说自话的问题、近来对课程思辨体系拒斥的问题、固守课程表述精确性的问题等都是当今国内外课程领域的显性问题。仔细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特别是这些问题的哲学言说逻辑,发现这些表述问题或多或少地受近代以来的实体哲学思维影响的,因为实体哲学思维推动了认识论哲学,同时也影响到了一切以认识论为依托的学科、理论等,当然包括课程与教学论这一二级学科。要对以上实体思维导致的话语问题进行超越与消解,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无疑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基于以上的考量,本研究将回顾大量的文献,包括国内外“语言意义”、“话语”、“课程话语”三个方面的研究,意在为研究提供一种背景性深度;并对课程中的“话语”进行“思想考古”,意在理清话语在课程世界中的“自觉”之路;考察课程话语意义的重要来源——哲学,并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过程哲学进行深刻研究。为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构建与理解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通过对课程的核心概念以及对“课程目标话语”、“课程知识话语”、“课堂话语”及“课程评价话语”的过程哲学赋义,以达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落地”的效果,因为任何课程话语,只要它不能形下化为具体的表述,它都将是空疏无用的;最后,将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与几种经典的课程话语,比如“主智主义课程话语”、“经验本位课程话语”、“实践范式课程话语”、“人本主义课程话语”、“现象学派课程话语”及“后现代课程话语”进行一种理论上的比较,以期发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在课程理解上的优劣势。
孙吉娟[10]（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提出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二、西方语言学界话语类型研究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方语言学界话语类型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理论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理论依据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3.2 研究的实用价值 |
| 1.3.3 研究发展趋势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治话语研究 |
| 2.1.1 政治话语界定 |
| 2.1.2 政治话语的研究及应用 |
| 2.2 普京政治话语研究 |
| 2.2.1 普京政治话语界定及其特征 |
| 2.2.2 普京政治话语的研究及应用 |
| 2.3 政治文化观念研究 |
| 2.3.1 政治文化观念界定 |
| 2.3.2 政治文化观念分类标准 |
| 2.3.3 政治文化观念的研究及应用 |
| 2.4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研究 |
| 2.4.1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界定 |
| 2.4.2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政治文化观念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1 基于语言文化学的文化观念理论 |
| 3.1.2 基于政治语言学的政治文化观念理论 |
| 3.2 政治文化观念研究的具体路径 |
| 3.2.1 批评话语分析 |
| 3.2.2 历时观念分析 |
| 3.2.3 基于语料库分析的政治文化观念动态呈现 |
| 3.3 政治文化观念动态分析模式 |
| 3.3.1 主体间对话关系:阐释 |
| 3.3.2 言语化过程:建构 |
| 3.3.3 政治语言世界图景:解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研究分析框架 |
| 4.3 研究方法 |
| 4.4 普京政治话语语料库 |
| 4.4.1 语料的描述 |
| 4.4.2 语料库分析工具 |
| 4.4.3 语料预处理方法 |
| 4.4.4 语料库的建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文本分析 |
| 5.1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主题分类 |
| 5.1.1 政治文化观念——政治类 |
| 5.1.2 政治文化观念——经济类 |
| 5.1.3 政治文化观念——社会类 |
| 5.1.4 政治文化观念——民族类 |
| 5.1.5 政治文化观念——军事类 |
| 5.1.6 政治文化观念——文化类 |
| 5.2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载体 |
| 5.2.1 语言载体:不变性与可变性 |
| 5.2.2 言语载体:言语化分析 |
| 5.3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语言表征类型 |
| 5.3.1 政治文化观念周期变化 |
| 5.3.2 政治文化观念文化因素 |
| 5.3.3 政治文化观念语义元素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话语实践分析 |
| 6.1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话语实践特征 |
| 6.1.1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00-2004) |
| 6.1.2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04-2008) |
| 6.1.3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08-2012) |
| 6.1.4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12-2018) |
| 6.1.5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18-2020) |
| 6.2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深层释义 |
| 6.2.1 政治文化观念“爱国主义”(патриотизм)深层释义 |
| 6.2.2 政治文化观念“民族主义”(национализм)深层释义 |
| 6.2.3 政治文化观念“强国主义”(державничество)深层释义 |
| 6.3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的意义建构 |
| 6.3.1 意义建构功能 |
| 6.3.2 对话关系实践的意义互动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社会实践分析 |
| 7.1 执政理念变迁 |
| 7.1.1 形成和崛起时期(2000-2004) |
| 7.1.2 稳定发展时期(2004-2008) |
| 7.1.3 普京思想延续时期(2008-2012) |
| 7.1.4 缓慢发展时期(2012-2018) |
| 7.1.5 保守回归时期(2018-2020) |
| 7.2 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 |
| 7.2.1 执政理念对比 |
| 7.2.2 社会民意调查 |
| 7.2.3 内在文化因素 |
| 7.3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的政策启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结论 |
| 8.2 本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学术成果 |
（3）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选题源起 |
| 1.2 理论框架 |
| 1.3 研究问题和方法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5 创新之处 |
| 1.6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治话语研究综述 |
| 2.1.1 政治话语的界定 |
| 2.1.2 政治话语研究述评 |
| 2.2 国家话语研究综述 |
| 2.2.1 国家话语相关概念 |
| 2.2.2 国家话语研究述评 |
| 2.3 身份研究综述 |
| 2.3.1 身份认知初探 |
| 2.3.2 身份的话语研究综述 |
| 2.4 国家身份研究综述 |
| 2.4.1 国家及国家身份认知初探 |
| 2.4.2 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综述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戏剧主义修辞 |
| 3.1 引言 |
| 3.2 肯尼斯·伯克修辞思想研究概述 |
| 3.2.1 肯尼斯·伯克新修辞学理论:传承与创新 |
| 3.2.2 肯尼斯·伯克修辞学理论研究成果 |
| 3.2.3 肯尼斯·伯克修辞理论对国家话语研究的意义 |
| 3.3 修辞动机 |
| 3.3.1 动机与行为 |
| 3.3.2 动机与否定 |
| 3.3.3 戏剧五位一体 |
| 3.4 辞屏 |
| 3.4.1 “辞屏”的概念 |
| 3.4.2 “辞屏”的特点 |
| 3.5 同一 |
| 3.5.1 同一与分离 |
| 3.5.2 同一与实质 |
| 3.5.3 同一的方式 |
| 3.6 国家话语、国家身份与修辞认同三元合一的研究合法性探析 |
| 3.7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多重国家身份的建构 |
| 4.1 引言 |
| 4.2 中国声音 |
| 4.3 中国身份 |
| 4.3.1 新兴大国 |
| 4.3.2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4.3.3 负责任大国 |
| 4.3.4 东方文明大国 |
| 4.4 国家身份建构动机 |
| 4.4.1 根本动机:利益共同体 |
| 4.4.2 直接动机:行动共同体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内容同一策略 |
| 5.1 引言 |
| 5.2 同情同一 |
| 5.2.1 以构建“家族质”实现身份认同 |
| 5.2.2 以构建“几何质”系紧合作纽带 |
| 5.2.3 以构建“方向质”付诸共同实践 |
| 5.3 对立同一 |
| 5.3.1 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困境 |
| 5.3.2 地缘政治危机频现 |
| 5.3.3 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
| 5.4 无意识同一 |
| 5.4.1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 |
| 5.4.2 表达美好人格的词语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形式同—策略 |
| 6.1 引言 |
| 6.2 规约形式同一:文体结构 |
| 6.2.1 绪言:称呼与问候语 |
| 6.2.2 关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叙述、分类和证明 |
| 6.2.3 基于共同利益的行动倡议叙述 |
| 6.2.4 关于中国形势、中国道路的叙述、分类和证明 |
| 6.2.5 中国方案、中国举措叙述 |
| 6.2.6 结尾:致谢与祝福语 |
| 6.3 重复形式同一:叙事 |
| 6.3.1 叙事对主题的导引 |
| 6.3.2 叙事构筑情感认同 |
| 6.4 递进形式同一:修辞推论 |
| 6.4.1 完整修辞推论 |
| 6.4.2 省略大前提的修辞推论 |
| 6.4.3 省略小前提的修辞推论 |
| 6.4.4 省略结论的修辞推论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辞格策略 |
| 7.1 引言 |
| 7.2 建筑类隐喻 |
| 7.2.1 建筑隐喻描述 |
| 7.2.2 建筑隐喻说明 |
| 7.3 拟人类隐喻 |
| 7.3.1 拟人隐喻描述 |
| 7.3.2 拟人隐喻说明 |
| 7.4 旅程类隐喻 |
| 7.4.1 旅程隐喻描述 |
| 7.4.2 旅程隐喻说明 |
| 7.5 其他隐喻 |
| 7.5.1 疾病类隐喻 |
| 7.5.2 文化类隐喻 |
| 7.6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及研究发现 |
| 8.1.1 主要观点:话语、互动、同一三位一体 |
| 8.1.2 研究发现:回答中国国家身份建构“三问” |
| 8.2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4）西奥·赫曼斯翻译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赫曼斯研究的综述 |
| 一、关于操纵观和等值幻觉论 |
| 二、关于翻译规范理论 |
| 三、关于翻译社会系统理论 |
| 四、关于丰厚翻译策略 |
| 五、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框架及方法 |
| 第一章 赫曼斯翻译理论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 |
| 第二节 “翻译研究学派”的翻译理论 |
| 第三节 “后殖民”翻译研究 |
| 第二章 赫曼斯的等值批判理论体系 |
| 第一节 西方翻译等值理论概观 |
| 一、翻译等值理论的发展 |
| 二、翻译等值概念的泛化 |
| 第二节 赫曼斯的等值批判理论体系 |
| 一、翻译建模理论 |
| 二、翻译操纵观和等值幻觉论 |
| 三、翻译自我指涉理论 |
| 四、译者在场理论 |
| 第三节 赫曼斯等值批判理论体系评价 |
| 第三章 赫曼斯的翻译规范理论体系 |
| 第一节 社会学的“规范”概念 |
| 第二节 翻译规范理论的发展 |
| 一、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 |
| 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 |
| 第三节 赫曼斯的翻译规范理论体系 |
| 一、早期思考与研究成果 |
| 二、翻译规范内涵的拓展 |
| 三、翻译规范与翻译本体论 |
| 四、翻译规范与价值观和权力关系 |
| 五、翻译规范研究方法的拓展 |
| 六、翻译规范的元理论与丰厚翻译策略 |
| 第四节 赫曼斯翻译规范理论体系评价 |
| 第四章 赫曼斯的翻译社会系统理论体系 |
| 第一节 翻译文学研究的系统论思想 |
| 一、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 |
| 二、勒菲弗尔的文学系统观 |
| 第二节 社会学系统观在翻译研究里的应用 |
| 一、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启发 |
| 二、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启迪 |
| 第三节 赫曼斯的翻译社会系统理论体系 |
| 一、翻译社会建制性与期待结构 |
| 二、翻译社会系统理论的框架 |
| 三、翻译社会系统的自我指涉 |
| 四、翻译社会系统的形式 |
| 五、翻译社会系统的二阶观察 |
| 第四节 赫曼斯翻译社会系统理论体系的评价 |
| 第五章 赫曼斯翻译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
|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与翻译研究 |
| 第二节 赫曼斯翻译研究的后现代性 |
| 一、赫曼斯认识论的后现代性 |
| 二、赫曼斯研究方法论的后现代性 |
| 第三节 赫曼斯翻译研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评价 |
| 结语 |
| 第一节 本研究的结论 |
| 第二节 本研究的成果、不足及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西奥·赫曼斯翻译研究主要着述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目标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术语界定 |
| 2.1.1 典籍术语 |
| 2.1.2 术语翻译 |
| 2.1.3 研究型翻译 |
| 2.2 术语翻译方法研究述评 |
| 2.3 典籍术语翻译研究述评 |
| 2.4 “研究型翻译”相关研究述评 |
| 2.5 《吕氏春秋》术语英译研究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交际术语学理论概述 |
| 3.2 典籍术语翻译的交际特征 |
| 3.2.1 典籍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实质 |
| 3.2.2 典籍术语翻译的多元功能 |
| 3.3 典籍术语翻译研究维度的分析框架 |
| 3.3.1 典籍术语的概念系统研究 |
| 3.3.2 典籍术语的语符特征研究 |
| 3.3.3 典籍术语的交际语境研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数据收集 |
| 4.2.1 《吕氏春秋》古汉语原文本及三个英译本的收集 |
| 4.2.2 《吕氏春秋》汉英双语平行文本语料库的构建 |
| 4.2.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提取 |
| 4.3 数据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及其系统总体特征描写 |
| 5.1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概念系统性 |
| 5.1.1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构成 |
| 5.1.2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层级关系 |
| 5.1.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关联网络 |
| 5.2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符特殊性 |
| 5.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境特殊性 |
| 5.3.1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文本语境 |
| 5.3.2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情境语境 |
| 5.3.3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文化语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吕氏春秋》英译本的术语翻译特征对比分析 |
| 6.1 《吕氏春秋》英译本中术语翻译特征的概念维度比较 |
| 6.2 《吕氏春秋》英译本中术语翻译特征的语符维度比较 |
| 6.3 《吕氏春秋》英译本中术语翻译特征的交际维度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影响因素 |
| 7.1 文本内因素及其影响 |
| 7.1.1 文本内因素 |
| 7.1.2 对单个术语翻译的影响 |
| 7.1.3 对相关术语翻译的系统性影响 |
| 7.2 文本外因素及其影响 |
| 7.2.1 文本外因素 |
| 7.2.2 对相同术语翻译的影响 |
| 7.2.3 对同类相关术语翻译的影响 |
| 7.3 跨文本因素及其影响 |
| 7.3.1 跨文本因素 |
| 7.3.2 对较早时期术语翻译的模仿 |
| 7.3.3 对同类文本术语翻译的参照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实践模型构建 |
| 8.1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的译本特征 |
| 8.2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内涵 |
| 8.3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要求 |
| 8.4 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 |
| 第九章 结语 |
| 9.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 9.2 本研究的不足 |
| 9.3 后续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已发表与待发表的论文与专着 |
（6）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一) 研究的缘起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二、学界研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述评 |
| (二) 国外研究述评 |
| (三) 当前研究的局限及未来研究趋向 |
| 三、内容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及内容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努力方向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努力方向 |
| 第一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一般理论分析 |
| 一、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相关概念 |
| (一) 全媒体与全媒体时代 |
| (二) 机制与传播机制 |
| (三) 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 |
| 二、全媒体时代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意义 |
| (一) 全媒体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要 |
| (二) 全媒体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
| (三) 全媒体时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 |
| (四) 全媒体时代提振民众精神世界的需要 |
| 第二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新时代境遇 |
| 一、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机遇 |
| (一) 信息技术升级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效能 |
| (二) 思想文化传播环境更加多元包容 |
| 二、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挑战 |
| (一) 全媒体时代整体传播环境的负向影响 |
| (二) 全媒体时代凸显传播主体思想观念的滞后性 |
| (三) 全媒体时代带来传播受众注意力分散难题 |
| (四) 全媒体时代推动各层级传播媒介发生深刻变化 |
| 第三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问题分析及建构框架 |
| 一、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特点呈现 |
| (一) 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共同主导传播进程 |
| (二) 传播受众话语权提升要求与传播主体平等交流 |
| (三) 信息技术升级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转向全媒体渠道 |
|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问题分析 |
| (一) 传播主体的组织方式和综合素质制约着传播效能发挥 |
| (二) 传播内容更新滞后于传播受众现实需求 |
| (三) 各类传播资源尚未有效整合阻滞着传播顺畅运行 |
| (四) 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有待加强 |
| 三、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框架建构 |
| (一) 通过主体协同机制,优化传播主体要素 |
| (二) 通过内容创新机制,增强传播内容吸引力 |
| (三) 通过资源整合机制,提升整体传播效能 |
| (四) 通过反馈评价机制,加强互动反馈,规范评估体系 |
| 第四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协同机制 |
| 一、传统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优势巩固 |
| (一) 传统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构成 |
| (二) 传统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既有优势 |
| 二、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作用发挥 |
| (一)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扩容 |
| (二)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时代优势 |
| 三、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
| (一) 坚定政治立场,提升政治素质 |
| (二) 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 (三) 培养原创内容生产能力 |
| (四) 增强媒介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 |
| 四、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全媒体传播的主体协同优势 |
| (一) 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多层级主体协同发力的传播格局 |
| (二) 完善制度建设,夯实多层级主体协同配合的传播模式 |
| 第五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 |
| 一、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 |
| (一)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重点的现实转换 |
| (二) 适应时代主题变化调整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 |
| (三) 对接国家战略和社会现实实践更新传播内容 |
| 二、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话语表达创新 |
| (一) 注重传播内容解读的人本视角 |
| (二) 推动多重传播话语的融合互补 |
| (三) 适应全媒体时代民众的话语偏好 |
| 第六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资源整合机制 |
| 一、传播媒介的融合互通 |
| (一) 打造全媒体互联媒介平台 |
| (二) 实现不同媒介平台的资源共享 |
| (三) 强化各层级传播平台的技术融通 |
| 二、传播方式的协同配合 |
| (一) 巩固显性传播方式已有优势 |
| (二) 发挥隐性传播方式浸润力量 |
| 三、社会监管资源的整合利用 |
| (一) 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依法监管 |
| (二) 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技术监管 |
| (三) 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舆论监督 |
| 第七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馈评价机制 |
| 一、巩固完善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机制 |
| (一) 依托全媒体平台加强与受众的互动交流 |
| (二) 运用大数据技术准确把握受众利益诉求 |
| 二、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评价机制 |
| (一) 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的评价主体 |
| (二) 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的评价标准 |
| (三) 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评价的反馈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心智表征的思想渊源 |
| 1.1 心智表征研究的术语形成和哲学背景 |
| 1.2 心智表征的方法论 |
| 1.3 心智表征研究的问题和进路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理性主义:乔姆斯基的内在论基础 |
| 2.1 语言创造性: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 |
| 2.2 深层表征形式与表层表征形式 |
| 2.3 杜·马赛斯的构式-语法理论 |
| 2.4 普遍语法——语言刻画与解读 |
| 2.5 语言习得机制与语言能力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心智计算论:心智表征的自然主义追问 |
| 3.1 方法论自然主义:乔姆斯基心智研究的方法论 |
| 3.2 内在论:心智理论的范式 |
| 3.3 意向性:自然主义研究的天敌? |
| 3.4 计算与内容:心智表征的实质 |
| 3.5 自然主义能否最终解释意向性问题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心智表征需要意向性理论吗 |
| 4.1 乔姆斯基对思维计算表证承诺了什么 |
| 4.2 思维计算表征理论存在什么问题 |
| 4.3 表征是不是具有意向性 |
| 4.4 意向性问题是术语概念问题所致? |
| 4.5 乔姆斯基需要意向性吗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心智还原论:心智表征的终极方案? |
| 5.1 心身问题:心智哲学的永恒话题 |
| 5.2 牛顿革命的理解:物理主义批判的原石 |
| 5.3 心智模块论: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交融 |
| 5.4 两大主题反对物理主义的一致性 |
| 5.5 心智与意识的同一性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心智模块论:语言是心智的一个模块? |
| 6.1 心智模块论——语言本能的结果? |
| 6.2 语言天才还是智障 |
| 6.3 模块论能不能解释心智表征问题 |
| 6.4 复杂系统论:模块理论的替代方法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乔姆斯基范式:视域与局限 |
| 7.1 方法论自然主义:科学研究是否行得通 |
| 7.2 常识概念问题是不是方法论二元论问题 |
| 7.3 形而上学自然主义存在何种问题 |
| 7.4 方法论自然主义可否用于意向性研究 |
| 7.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I 乔姆斯基生平及其贡献 |
| 附录II 乔姆斯基着作与文章 |
| 附录III 诺姆·乔姆斯基研究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政治语言学视域下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的互文性研究（2000-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2.1 政治语言学与概念体系 |
| 2.2 互文性研究综述 |
| 2.2.1 互文性理论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2 西方的互文性研究 |
| 2.2.3 俄罗斯的互文性研究 |
| 2.2.4 中国的互文性研究 |
| 2.3 作为政治文本的政治演讲文本研究综述 |
| 2.3.1 政治演讲文本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3.2 西方的政治演讲文本研究 |
| 2.3.3 中国的政治演讲文本研究 |
| 2.4 以往研究的不足与本研究的切入点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政治语言学——政治文本互文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2 批评话语分析与互文性 |
| 3.3 互文性理论 |
| 3.3.1 互文性理论的来源 |
| 3.3.2 互文性的研究向度 |
| 3.3.3 互文性的分类 |
| 3.3.4 互文格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研究方法 |
| 4.3 语料库的建设与标注 |
| 4.4 分析框架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源文本特征 |
| 5.1 源文本分类观 |
| 5.2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源文本特征 |
| 5.3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源文本特征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的互文格特征 |
| 6.1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引文 |
| 6.1.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的引文 |
| 6.1.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的引文 |
| 6.2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先例名 |
| 6.2.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名 |
| 6.2.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名 |
| 6.3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先例语句 |
| 6.3.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语句 |
| 6.3.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语句 |
| 6.4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先例文本 |
| 6.4.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文本 |
| 6.4.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文本 |
| 6.5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先例情境 |
| 6.5.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情境 |
| 6.5.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情境 |
| 6.5.3 伟大卫国战争先例情境的语言形式 |
| 6.6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格的差异与原因 |
| 6.7 小结 |
| 第七章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与语言个性 |
| 7.1 俄罗斯领导人的互文本库与语言个性 |
| 7.1.1 互文本库的定义 |
| 7.1.2 俄罗斯领导人的互文本库与语言个性认知层 |
| 7.1.3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组合共治与意见分歧 |
| 7.2 俄罗斯领导人的互文能力与语言个性 |
| 7.2.1 互文能力的定义 |
| 7.2.2 俄罗斯领导人的互文能力与语言个性语用层 |
| 7.3 互文性的功能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结论 |
| 8.2 本研究的价值 |
| 8.3 本研究的局限与对未来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成果 |
（9）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提升呼唤教育话语的创生 |
| (二)话语的建构功用应在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中得到深化 |
| (三)过程话语利于教育难题的消解并开创出新的课程世界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一)课程 |
| (二)课程话语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主题的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语言意义”的研究 |
| (一)国外“语言意义”研究概况 |
| (二)国内“语言意义”研究概况 |
| 二、关于“话语”的研究 |
| (一)国外“话语”研究概况 |
| (二)国内“话语”研究概况 |
| 三、关于“课程话语”的研究 |
| (一)国外“课程话语”研究概况 |
| (二)国内“课程话语”研究概况 |
| 第三章 话语与课程世界 |
| 一、话语在课程世界中的“面相”及“自觉”之路 |
| (一)话语即行动——话语“沉溺”在课程的语言游戏中 |
| (二)话语即修辞——话语被窄化为一种语法 |
| (三)话语即工具——话语沦为无意义的课程表述结构 |
| (四)话语即话语——话语在课程中的本体地位得以显现 |
| 二、话语之于课程要素的重要性 |
| (一)话语与课程思维 |
| (二)话语与课程理论 |
| (三)话语与课程知识 |
| (四)话语与课程意义 |
| (五)话语与课程权力 |
| (六)话语与课程理解 |
| (七)话语与课程实施 |
| (八)话语与课程研究 |
| 三、话语意义的课程来源 |
| (一)课程主体 |
| (二)课程问题 |
| 第四章 哲学与课程话语――课程话语理论基础考察 |
| 一、哲学之课程话语“先在性”身份 |
| (一)“课程”概念本身是由哲学辨明及丰富的 |
| (二)课程话语的“搭建”需借用哲学“脚手架” |
| 二、哲学之课程话语逻辑衍生“母体”身份 |
| (一)话语逻辑 |
| (二)哲学的言说逻辑 |
| (三)哲学如何影响课程话语逻辑 |
| 三、哲学在课程话语中的谱系——以英美和欧陆哲学为视角 |
| (一)英美哲学对课程话语的“塑形”与“赋义” |
| (二)欧陆哲学对课程话语的“塑形”与“赋义” |
| 四、为什么是过程哲学 |
| (一)过程哲学的应景性——从哲学研究的世情上看 |
| (二)过程哲学体系 |
| 第五章 过程哲学课程话语意在改善的言说问题 |
| 一、意在改进实体哲学层面下课程表述问题 |
| (一)表达逻辑问题:课程表达的主-谓模式(主客) |
| (二)话语定位问题:简单定位谬误,语言的乌托邦 |
| (三)表达程式化问题:囿于结构主义言说方式 |
| 二、意在改进解构性后现代下的课程表述问题 |
| (一)失衡问题:思辨性课程话语体系式微 |
| (二)范式问题:课程话语的范式之争 |
| 第六章 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建构思路 |
| 一、课程概念体系:建构过程哲学式的课程要素话语 |
| (一)课程思维:“主体-超体”逻辑 |
| (二)课程理论:有观点更要有体系 |
| (三)课程知识:广狭义并重 |
| (四)课程意义:要明确意义的语境 |
| (五)课程权力:拓展权力的关系力量 |
| (六)课程理解: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并存 |
| (七)课程实施:自由与纪律相结合 |
| (八)课程研究:基于经验,重视思辨 |
| 二、课程结构体系:运用过程哲学思维优化课程言说 |
| (一)课程目标话语:强调学生认知发展的节奏 |
| (二)课程内容话语:超越镜像知识 |
| (三)课程实施话语:让生成话语焕发课堂活力 |
| (四)课程评价话语: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
| 第七章 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同类比较——一种基于课程理解的考察 |
| 一、“课程话语”与“课程理解”的关系逻辑 |
| (一)“课程话语”来自于“课程理解” |
| (二)“课程话语”造就“课程理解” |
| (三)两者通过意义不断地互相“重塑” |
| 二、“课程理解”概念解读 |
| (一)“课程理解”的哲学原理 |
| (二)“课程理解”的方式机制 |
| (三)“课程理解”的取向 |
| (四)“课程理解”的影响因素 |
| 三、课程话语的比较——以几种主流的视角为例 |
| (一)主智主义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二)经验本位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三)实践范式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四)人本主义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五)现象学派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六)后现代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 结语 |
| 一、对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研究总结 |
| 二、对未来中国课程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四、西方语言学界话语类型研究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D]. 岳雪.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1(12)
- [3]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D]. 梁冠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4]西奥·赫曼斯翻译理论研究[D]. 刘宏.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5]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D]. 戴拥军. 南京大学, 2020(12)
- [6]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D]. 牛凤燕. 山东大学, 2020(08)
- [7]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D]. 崔艳英. 山西大学, 2020(12)
- [8]政治语言学视域下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的互文性研究（2000-2018）[D]. 王钦懿.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9)
- [9]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D]. 李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10]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