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国维学术转向之深层动因新探(论文文献综述)
康倩[1](2020)在《画内与画外 ——苏轼题画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北宋时期,文人品画、题画或以绘画为题材的唱和风气兴盛,使题画诗创作至北宋中后叶蔚然成风,从而推动了诗歌与书画艺术深度融合的自觉意识,并且留下了许多题画诗佳篇。苏轼正是其时热衷题咏绘画的文人之一,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苏轼在文学和书画创作方面的天才和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以及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与地位,他的文学思想和画学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和引领着当时的包括书画艺术在内的时代审美文化风尚与趣向。在绪论中,笔者从现存苏轼诗集和文集、宋人别集、总集、宋诗选本中经过细致而审慎的搜集和甄别,共汇集、确定苏轼题画诗160首。当然,这还可能不是苏轼题画诗之全部,比如有无部分题画诗作品由于所题写画作的亡佚而不可复见呢?其他载籍中有无我们还未曾注意到的呢?这些都是可以在文献学方面做进一步深究的。但是,仅从我们目前蒐集到的这些,也足以证明苏轼题画诗成果之丰硕。本文在全面厘清苏轼题画诗文献的基础上,对北宋题画诗兴盛的原因,苏轼题画诗的哲学观念,题画诗所蕴涵的传统画学主题意涵及表现技巧,苏轼题画诗的美学思想,尽可能地展开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题画诗创作融合了画内与画外、诗内与诗外的多种元素。故而在第一章中,笔者立足于通过对北宋时期的时代特点、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题画文学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苏轼诗画艺术观之宏观等问题的阐述,以对北宋时期、尤其是苏轼的题画诗创作进行背景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在后面的研究分析中能对所讨论的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还试图从题画诗与绘画结合的外在客观条件与内在的诗画融通、创作者的心态等,来探讨宋代题画诗兴盛的原因。首先,唐宋易代之际的政治形势,造就了宋代文人类型和文艺创作取向的转变。宋代统治者通过“兴文教,抑武事”来建立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为宋代文化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造就了一批集官员、学者、文学家于一身的新型文化人。其次,宋代之前画上题诗的历史演进与宋代诗画互通的文艺风气,是题画诗得以进入画面的必然前提,题画诗体现了共有的美学观念与艺术风尚。再次,在五代时期,西蜀、南唐开始设立画院。北宋初年也在宫中建立了翰林图画院,因此,宋代文人借由题画行为及诗画合一,进可以成为入仕的阶梯,实现对声名功业的关怀;退可以诗画并传,以此会友,满足情感的释放。同时,以绘画鉴藏、流通为因缘大规模展开的绘画题咏活动,形成了题画诗深层的文化场域和流通网络,从而促使题画诗创作高潮的呈现。苏轼的文艺观建立在他的哲学观之上,不对苏轼的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的认知,我们就很难对他在题画诗中表现的文艺观有深入的体察。在第二章,将对苏轼题画诗中的哲学观念进行系统的分析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向其文论、美学思想领域拓展,同时参借西方现代文论和艺术理论的有关观念和方法,从比较美学和比较艺术学的角度对苏轼题画诗中的哲学观念和美学思想进行深度阐释。苏轼的人生经历丰富曲折,在思想方面儒道释兼容并收,并且呈现出一种复杂交错的状态,随着处境的变化,他对儒道佛三家便有不同的选择取舍,因此虽然入世与处世、进取与超脱的矛盾二重心态与情绪常常错综交织在他心中,但是又能应运裕如,很快寻找到心理平衡点。苏轼融合儒道佛思想并且体现在他的文学和美学观念之中,并且在他的题画诗中也得到了耀目的折射。苏轼的思想既是他所在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他个人经历和修养所得,并且又与他承继前人的思想遗产有关联,而受蜀学和其父苏洵的影响也非常明显。本章将对这方面的问题以及对苏轼题画诗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论析。本文第三章,选择苏轼的具有代表意义的题画诗文本,并结合具体的绘画作品,深入探究苏轼的题画诗在画面的有形空间与诗人的无形心灵中所交融出的精神世界。同时,在与唐代题画诗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总结出苏轼题画诗的艺术表现技巧和风格,具体包括苏轼题画诗中如何以景写情或以情写景而营造情景交融的意境,苏轼如何深入画面之内体验画境,如何在题画诗中实现画内画外冥合为一的境界。此外,山水画、墨竹图、牧马图更是苏轼最终热衷题咏的三大绘画门类。一方面,苏轼题画诗,多以自我的精神气质与现世的生命感怀介入,将题咏画作与诗人自我的现实际遇与感慨相联系,从而使所题画作的画境得到了拓展,画意得到了延伸,这种相互渗透的情形是苏轼的题画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寄情山水,以画中的山水代替真实的山水,其中“烟江叠嶂”、“现世桃源”、“山水清音”,以及“远”的美学追求,均是苏轼在山水题画诗中着意描写的典型意象,他借此而营构自己超然于现实之上的精神家园,从而安顿现世的生命主体。这些现象,均值得我们进行深度认识与阐发。本文第四章,将通过若干对偶范畴的诠释,对苏轼题画诗中的核心美学思想加以理论分析。苏轼在他的题画诗中提出和传达了一系列他对绘画美学思想的认识与看法,无不表明他深谙诗画特有的美学规律。这些美学思想值得充分重视,需要深入解读和阐释,并且将其纳入苏轼的整个文学和美学思想之中,可以为苏轼的文艺思想系统性增添一些曾被疏忽了的新的成分内容。根据笔者对苏轼题画诗美学思想的解读和总结归纳,认为大体上可分为观与应、似与非似两对涵盖诗学与画学两个领域的理论范畴加以辩证分析。当然,这还不够全面,对苏轼题画诗中所蕴含的辩证观念,将在日后的研究中加以充实。
杨舟贤[2](2019)在《庄子意象论》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古典诗学与文论体系中,“意象”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作为认知、思维和表达方式,意象广泛应用于文学、历史和哲学等范畴。先秦时代是“意象”概念的发生期和形成期,《周易》“立象以尽意”的理论总结和庄子“以象谋篇”的非凡实践,是古典学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重要成果。论文以庄子对“意象”的理解、运用为研究对象,通过文化溯源,探讨了“意象”的形成机制和结构形态。“意象”的形成与两周时代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对自然规律的深入观察,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对生命感受的诗化表达,是“意象”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重点是通过对庄子思想和《庄子》文本的分析,从表达方式的角度,就以往“意象”研究中的“物象”“语象”“事象”等重要概念,提出了新的定义。“物象”是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归纳,既包括了对客观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规律的认知把握,也包含了人对历史经验和当下处境的总结概括,是有原型意味和文化内涵的语言形式。“语象”是在民族共同语初步形成的基础上,通过精心的语言组织和主观审美创造,以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丰富内容,凝聚情感,优化效果,提升了思想表达的艺术水平。“事象”是在语言叙述发展成熟的条件下,综合运用描绘场景、铺陈情节、塑造人物等艺术创造,以动态性、历时性和交互性的方式综合呈现形成“意象”,为叙事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庄子和同代诸子对“意象”的探索,是对前代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弘扬,它以顺应时代任务为前提,进一步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方式,在“诗”与“史”,抒情与叙事两类文体的基础上,使论说体文学获得充分发展,实现了文学思想的精神超越和文学实践的历史超越。
陈峰[3](2019)在《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学统四起、名家辈出的清代学术史上,王懋竑(1668—1741)因纂订《朱子年谱》而久负盛名,其经史考据的成就亦受到乾嘉以降后学的普遍推重。王懋竑身处康乾之时,朝野上下弥漫着尊崇朱学的浓厚氛围,学者以尊朱述朱为能事,然编排去取之间指向各殊。导源于明中叶的博古考据之风在此时亦渐次兴盛,成为乾嘉朴学的先声。与此同时,陆王心学仍有余绪,颜李学派也在学林中占据一席之地。作为江南儒士的王懋竑,早年便与方苞、朱泽沄等人订交论学,与阎若璩、惠士奇、李塨、张伯行、陈鹏年等人俱有往还。在与学人互动的历程中,王懋竑抱持着尊朱的宗旨,既迎合了清廷形塑意识形态的举措,同时又不尚苟且调停之说,不因袭摘撮成篇的陈法,转而剖析《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中的时空人物信息,从文辞的探讨、语境的还原、事证的勾稽、义理的寻绎等方面深加用功,考订朱熹行年先后,编订朱熹着述真伪。《朱子年谱》的编纂,既在清代朱子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彰显了王懋竑独特的学术风格与思想旨趣,为后世研究清代学术史提供了鲜活的个案。作为记史之体的年谱,糅合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依据时序对史料进行排比系年,其中的去取增删,与编纂者本人的身份背景、学术考量以及思想动因息息相关。从乾嘉之时迄于今日,学界对王懋竑的推崇与肯定,主要是从《朱子年谱》考据精审、辨伪详实的角度而立论。然而《朱子年谱》纂订的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指陈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误、否定“朱陆调和”之类的观点,实质上是以考据为工具,对李光地所纂《朱子全书》、张伯行所编《朱子语类辑略》等风行之书作出批驳,对同时理学家的种种误读作出纠谬,更是对康熙“理学真伪论”的潜在回应。具体而言,《朱子年谱》围绕着朱熹的书写可分为四个主题,即考订早年学行、辨析朱张交游、形塑朱陆之争、论定晚年宗旨。王懋竑考订朱熹早年,删汰种种神异书写,指陈武夷三先生为学不纯,又讳言朱熹早年学禅的经历,更淡化李侗(1093—1163)对朱熹的影响,意在将朱熹从道南一脉的理学系谱中加以抽离,为重新书写朱熹形象作出铺垫。《朱子年谱》中对朱张、朱陆交游书写,分别代表朱熹与当时学人互动的两种类型。以王懋竑所见,张栻与朱熹论学大旨相契,故《朱子年谱》对朱、张通书详加考释,一字一句不肯放过,将张栻视作朱熹之附翼,意在揭示朱熹编订着述、诠解义理时的艰辛历程,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变”的一面。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学者,为学宗旨已与朱熹偏离,王懋竑在形塑朱、陆之争时又常常略去书信的具体语境,专就两家争讼之语进行解读,将朱、陆之争认定为朱熹思想演变的核心论题,凸显朱熹固守正统、贬斥异端的形象,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这种书写的不对称性,在《朱子年谱》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只是潜藏于文献罗列与史事考订之中,未被此前研究者发掘。王懋竑对朱熹晚年宗旨的探讨,以考辨《玉山讲义》为先,认定朱熹晚年并不专言本体,本体当寓于工夫之中。同时,王懋竑考订朱熹书信,以主敬为朱熹工夫论之主轴,主静从属于主敬,二者绝不能等同;主敬既贯穿于穷理、反躬之中,而读书为学方是穷理、反躬的下手之处。三者层层递进之下,朱熹学术思想中的形上色彩被渐渐剥离,取得代之的是日用伦常之道、下手工夫之处,其中读书治学之法更被王懋竑视作晚年定论所在。相较元明年谱而言,朱熹玄远思辨、默契道体、遥接孔孟的道学因素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潜研经籍、好古深思、反躬践行的读书人形象,这与康乾时渐盛的考据学风密不可分。王懋竑对《家礼》、《周易本义》前九图的辨伪,清儒中尊信者不少,当代人非议者居多。造成聚讼纷纭的主因是学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认知。王懋竑辨伪《家礼》,既援引《仪礼》《书仪》等书以凸显《家礼》“于古非有所据”,同时关注明清之时社会礼俗的递变,强调《家礼》“于今又难以行”。当然,王懋竑辨伪《家礼》的取径之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从朱熹的文集、语录之中发现破绽,论定朱熹生前未撰《家礼》。王懋竑考辨此问题时,所见文献有限。其实从陈淳、黄干等人的歧说异论之中,更可佐证王懋竑的这一创见。再如《周易本义》前九图,王懋竑校雠宋元旧本、寻绎朱熹文语,以为九图非朱熹所作。此论得失互见,充斥着清初儒者鄙薄《图》《书》之学的成见。要言之,王懋竑辨伪诸书,展现了清儒考据中旁征博引、多闻阙疑的特质,其深层意图则是将朱熹文献中不合时宜、或者潜在发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加以剔除,从而强化朱熹的正面形象。王懋竑在经史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读书记疑》之中。经学领域中,王懋竑辨《古文尚书》之伪,与阎若璩、惠栋之理路不谋而合。在疑古求是的同时,王懋竑亦认为《古文尚书》保存圣贤遗训,不可尽废,较阎若璩、惠栋所见更为持平。蔡沈《书集传》虽为功令所尊,王懋竑考据史事、融贯事理对蔡书提出不少批评。在对《诗经》的研讨之中,王懋竑力辨毛、郑之异以破前儒陈说,不攀附崇郑佞郑的时风;辨析朱熹《诗集传》早晚版本之别,又能改订朱注之误,对元明旧解多有发覆。在三《礼》之中,王懋竑对《礼记》着力最深,不仅校勘、订正《礼记》经文,又能折衷于郑玄、朱熹、陈澔诸说之间,博古求是,缘情说礼,以求济用。《四书》方面,王懋竑将主敬认定为《四书章句集注》的思想主轴,考据名物以羽翼朱熹之说,参酌《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以推求朱熹定论。不过,王懋竑将《大学》《中庸》重新回归到《礼记》的系统中加以诠释,既折射了清儒对礼学的推重,又可视为对朱熹《四书》学体系的消解,在清儒之中颇具典范意义。至于史学领域,王懋竑潜研史籍,以校雠之法,效长编考异之例,改订、补正《资治通鉴纲目》,意在远绍朱熹之志。在分析史事、评骘人物中,王懋竑逐渐跳脱出天理史观的束缚,通过比勘文献记载的歧异展现历史的复杂图景,在考订名物制度、还原历史过程之中探求史学的经世致用之效。在南宋以降的学术思想史上,朱熹学说的权威地位虽已奠定,然而朱熹的历史形象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动态历程。李方子《朱子年谱》行世之后,取信而增详者有之,批评而改订者有之,显示了朱门后学在理解师说上种种差异。明清之时,尊朱已有定论,述朱却无共识。围绕着朱熹的年谱层出不穷,纂谱者或以标榜道统为宗旨,或怀彰显乡贤之心,或以弘扬祖德为职志。正因立场有别、旨趣各殊,编年记事之间往往暗寓作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理解。《四库全书总目》对《朱子年谱》推崇备至,归根究底,是因为王懋竑对朱熹的成功塑造,恰恰符合乾嘉考据学者的学术预设,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理学与经学间的张力消融于无形之中。与此相似,王懋竑逝世后,其学术贡献受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翁方纲、阮元、俞樾、陈澧等人的推重。在近代以来,唐文治、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在讨论朱子学史、清代学术史时皆曾对王懋竑予以高度评价。在这些表彰与评议之中,无论是将王懋竑塑造为笃守程朱、深研考据的朴鲁学者,或是推阐宋明学术的朱学巨擘,抑或是扬州学派之先导人物,皆是立足于王懋竑学术思想的特定方面而立论。若就知识社会学的理路而言,王懋竑的学术形象亦经历着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作为偏居一隅的儒者,王懋竑撰作不倦,着书传世,在后来学者的追溯与书写之下,其学术形象虽无定论可言,亦跃升为学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便足证王懋竑的学术思想在乾嘉以降的深远影响。
洪橙[4](2018)在《先秦世系类文献生成与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先秦世系类文献是产生于祖先崇拜的文化氛围,由巫史在祭祀仪式上对祭祀对象的名字及其关系进行梳理的传递性谱系文献。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形态和功能都发生变化,最终成为独立的文类。世系类文献主要以血缘先祖为描述对象,以先祖的功业和品德作为歌颂内容,以祀谱、乐歌、散文为主要表现形式,兼具叙事性和教育功用。世系类文献是先秦血缘宗法制社会的行为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试图从这一文类的演变过程入手进行分析,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前辈学者们的已有成果进行总结和回顾,论证先秦世系类文献研究的价值所在,并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和需要致力的方向进行简单叙述。第二部分为先秦世系类文献的界定及先秦世系类文献类型概述。第一节界定本文论述的概念范围,并考察先秦世系类文献的内涵与外延,第二节分别讨论先秦世系类文献的典型类型,以及总体概述先秦世系类文献演变的轨迹。这部分力图对文本讨论范围作出限定,并揭示出世系类文献在先秦的重要性。第三部分是文本分析部分。通过对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四个时段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进行历时性的梳理,讨论先秦世系类文献内容及表现形式的演变过程。力图清晰地展现出先秦世系类文献的产生、发展、繁荣与衰退的线索,和在这一过程中所依赖的文本形态:祀谱、诗歌、叙事性散文和神话传说,这些形态的不断演变,使先秦世系类文献文本的叙事性和虚构性不断增加,表现出不同的文学性特征。第四部分考察先秦世系类文献产生的文化背景。着重从社会制度,文献制作者身份的变化,和先秦世系类文献的应用场合三方面来展开。社会制度方面,我们讨论血缘宗法制度的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对先秦世系类文献的影响。文献制作者方面,我们认为从巫职到独立的史官、乐官都对世系类文献的产生演变有所贡献。另外还讨论了世系类文献的使用场合,以及王官下移、私人着述兴起后,诸子着述对世系类文献的运用和影响。第五部分讨论先秦世系类文献与先秦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以诗歌、神话、史书史传三方面为例,讨论了先秦世系类文献对这些文学形态内容、结构、表现方式的影响,兼及世系类文献的历史传递精神在这些文献中的体现。
王峰[5](2018)在《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吴芳吉(1896-1932)所生活的时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为激烈的时代之一。这一时期,儒家价值体系轰然崩塌,文言作为书面语的地位也被白话文所取代,由此诞生了新文化和新文学,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线性历史观逐渐支配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作为理学的信奉者,吴芳吉坚持认为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不能剥离于“现代性”之外,他试图在“普遍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以缓和新文化和新文学对传统的敌意和对立情绪。儒学信念与时代潮流的矛盾深刻影响了吴芳吉的文化选择和诗学实践,使其在诗歌创作上出现了“革新”与“保守”的两幅面孔。论文以吴芳吉儒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互动为研究中心,考察了儒学近代形态——“理学”的历史表现与时代遭遇,通过对“白屋诗”这一新诗体的系统分析,揭橥儒学观念对个体文学心理程序的建构以及儒学价值观对现代诗学思想的介入。在此基础上,论文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里探讨儒学影响下的诗歌创作的意义及其在新诗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价值。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交待了选题的缘起,对本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梳理和评述,同时提出论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概述了论题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对吴芳吉的生命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吴芳吉文化性格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吴芳吉的人生选择注定了他作为时代趋势“旁观者”和“边缘人物”的宿命,也正因如此才使其在大时代的狂飙突进里一反潮流地将自己嵌入传统的链条之中。吴芳吉的人生充满诸多悖论,其生涯狼狈困穷却又超脱洒然,遵循严格的道德主义却又具有诗人的敏感与深情,生命的烈焰炽热短促却能铸炼出圆融统一的人格。吴芳吉的复杂性在于他身处启蒙时代而眷恋执守儒家信念,通过对吴氏生命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触摸到理学思想在错位尴尬时代勃然跳动的脉搏,感受到“白屋诗”所流露出的乱世哀感与人生涩意,体会到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激进时代的困惑与执着。第三章呈现了吴芳吉以道自任的理学信徒的形象,讨论了吴芳吉的“内圣”情结与“以礼为归”的道德抱负。“五四运动”以来,以“科学”和“民主”为尚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思想启蒙的新纪元,在强调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在此情形下,儒家意识形态虽呈崩解之势,但并未丧失生命力,而是以特殊的“游魂”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现代精神的重建。吴芳吉的内心深处跃动着“五四”之后日渐游移的文化精魂,主动接续了消散中的儒学的精神魂魄,且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本章以吴芳吉对理学思想的接受为切入点,还原了吴芳吉不为人知的“儒者”身份,探讨了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儒学渊源和发展脉络,并以此叩问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谱系中的价值。第四章讨论了吴芳吉如何以儒家价值观的视角看待和评价“新文化运动”,如何在儒学和“新人文主义”的谱系中阐释自己的文化观和文学观。本章勾勒出吴芳吉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探讨了“柏拉图—白璧德”一脉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如何嵌入到儒家话语的肌理之中,进而呈现了儒学思想内蕴的弹性与顽强生命力。与“文学革命”中盛行的新锐主张不同,吴芳吉以“大文学观”的宏大视角处理“道”与“情”的关系,试图以文学上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打破新文学的霸权地位。在“新文化运动”的现场,吴芳吉的文化独白和文学主张究竟是孤独先知的预言还是守旧者不识时务的螳臂当车?本章从历史的维度回答这一问题,进而探析吴芳吉作为“文化失语者”的精神质地和文化追求。第五章探讨了儒家话语对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建构和塑造,以此为起点审视了新诗的语言问题和文化意味。吴芳吉的诗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诗大序》、《文心雕龙》的儒学传统,一方面又汲取了《沧浪诗话》、王阳明心学的某些理念,将文学视为对生命本体至善状态的表达,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肯定人性本善的光明属性和对卑俗人生的超越。本章分析了吴芳吉作为现代新儒家如何对古典、西方诗学资源进行形式多样的借鉴和化用,以此探寻儒家诗学改造和吸纳外来异质文化的途径。在以吴芳吉为代表的“学衡派”诗人和新文学人士关于新诗的对垒中,可以发现文白之争、中西之争的背后各自别有潜思和寄托。吴芳吉的诗论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立场上看待语言和文体的转换与更新,其初衷乃是保持中国诗歌殊异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情怀。为此,吴芳吉在保持和进入传统的前提下进行了“化欧化古”的诗学实践,以儒家诗学的视角对新诗的可能路径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吴芳吉的诗学求索代表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诗体变革的努力,也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环。第六章在诗界革命的谱系之中重审吴芳吉创制的“白屋诗体”的特质所在。“白屋诗”是对古典诗体的改良,借鉴了乐府诗歌的民间性、口语性和体裁的现实性,从而使诗歌的口语性具有复杂的张力和独特的面貌。本章从“白屋诗”的酝酿、特色以及时代影响等角度对吴芳吉诗歌改良的历程进行了文化描述和诗学分析。第七章集中分析了吴芳吉生命后期诗歌转向的原因,并以“白屋诗”为参照讨论了旧体诗变革的极限和可能性。吴芳吉诗学变革的理念是在不改变旧体诗基本体制的前提下扩大中国诗歌的表现空间,“白屋诗”的诗学实践部分完成了吴芳吉的这一构想,但在整体上“白屋诗”并未解除古典形式牢固的限制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新诗体。吴芳吉尽管意识到了其诗体变革的局限所在,但又无法突破“白屋诗”这一“旧瓶装新醴”的诗学模型,于是退回到了古典诗熟悉而自得的审美之境,以对古典诗的赤诚之心反衬了诗体改革的徒劳与挫败感。吴芳吉重回古典之途,并不意味着“白屋诗”作为一种新诗体丧失了意义,它的存在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在白话诗的语言空间里完全可以容纳古典诗的文化意味与形式结构。第八章为结语。在激烈变动的时代氛围里,吴芳吉先后实现了两次“回转”:一是向理学的回转,在心性层面完成了对时代的超越;一是向古典诗歌的回转,在语言层面再次融入传统。论文以吴芳吉的两次回转为背景,探讨了儒学和旧体诗作为文化记忆对吴氏精神主体的吸纳作用,审视和反思了中国新诗与文化传统、古典诗学、外国诗歌的复杂关系。
史诗源[6](2018)在《论何其芳诗歌的现代性》文中认为何其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对其诗歌的研究角度众多,其中早期诗歌以及延安前后诗歌变化的研究较多,作品创作分析和变化原因也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观点。系统研读何其芳的作品后会发现,当下的研究仍存在一些空缺从而可以寻找新的突破口对其诗歌创作有进一步的探索。本文从现代性这个角度出发,立足何其芳各个人生阶段的诗歌创作深入剖析其诗歌作品,以具有重要影响的时间和风格转变征兆节点作为早中后诗歌的分期,通过对各个时期诗歌的具体分析来寻找不同时期的现代性特征,并对相应现代性特征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三个时期在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之间徘徊,由早期强烈的审美现代性、中期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混杂再到后期现代性的隐退可以反观何其芳整个人生的处境和情感变化。个性自我的追求、怨恨情绪的积淀、都市文明和乡土文化纠葛构成早期诗歌现代性的基础,前往延安成为其诗歌现代性内涵丰富的契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处境和个人心境使得现代性在何其芳的诗歌中呈现复杂的或隐或现。以现代性为突破口会发现一直为学界所谈论的“何其芳现象”命题存在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通过对这个具有重要评判力量的命题进行再思考为何其芳诗歌创作变化寻求新的研究空间。通过对何其芳整个人生过程中诗歌创作的研究为了解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文学成长道路提供具体的范例。
杨旭[7](2018)在《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研究(1921-1949)》文中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林林总总,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基本问题使得不同思潮主体纷纷以各自的方式介入民族主义的问题域,围绕着民族主义的价值与诉求,通过思想活动与政治行动构筑了民族主义的思潮场域。这一场域的生成,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符合社会思潮发生的一般规律,又有其主体多样、诉求多元和价值多维的历史特征。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母题,民族主义思潮场域中各种主义话语争持消长,这既是社会主要矛盾关系变化的集中反映,也是不同思想—政治势力竞争场域的话语领导权的现象投射。自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两度出入于民族主义思潮场域,最终实现了从重塑思潮到引领思潮的转变。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是在出入于民族主义思潮场域的实践中展开的。这一认识发展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自在意识上升为自觉意识的进展是分不开的。围绕中国共产党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关系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引领民族主义思潮的逻辑关系,本文从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五个方面出发,结构全文的论证。第一章考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综合作用的关系,说明民族主义思潮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精英与民众、社会思想与社会心理的三重关系中成为社会意识与社会动员的场域。在此基础上,以民族主义思潮的主线、主题与主体三者之间的历史关联论证思潮场域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特征,指出中国共产党如何弥合场域主题的断裂,如何影响思潮场域的发展演变,论证中国共产党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场域中最为重要的主体。第二章分析1921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本,从中发掘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态度,并说明1921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态度的历史变化,从而界定中国共产党在这二十八年间两次进入和离开民族主义思潮场域。在这一界定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出入民族主义思潮场域的过程中,分别持有肯定、批判及中性的三种态度,并分析具体态度所反映的认同逻辑与批判逻辑。第三章结合中国共产党两次出入于民族主义思潮场域的实践过程,分析在出场与入场的实践过程中对民族主义思潮认识的变化,说明主导认识变化的批判逻辑、认同逻辑和关系逻辑包含了理论与现实、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矛盾,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三对矛盾,并与思潮场域中其他思想—政治势力的竞争过程中不断探索的。第四章论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过程所包含的发生机制、发展机制与纠错机制。说明是什么决定了特定认识阶段性的初始形态是“先见之明”还是“先入为主”;特定认识概念范畴之间的内在张力如何影响了认识自身的发展;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认识如何得以纠正,又如何加以预防。第五章以各种思想—政治势力竞争民族主义思潮场域话语权为切入视角,提炼中国共产党参与民族主义思潮场域话语权竞争的三种战略,通过对场域的结构、各思想—政治势力的话语竞争及场域如何生产主义话语领导权的分析,论证三种话语权竞争战略的成功实施是中国共产党重塑民族主义思潮场域的历史原因,并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夺取话语领导权,从而最终引领民族主义思潮的逻辑关系。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引领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具有主体同一性和过程同步性,蕴含着“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领着讲”的发展逻辑。社会主要矛盾与时代基本问题的转换,使得这一发展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双向互动,只要坚持具备了利益平衡性、价值超越性及认同开放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必将继续引领新时代的社会思潮。
李丹丹[8](2018)在《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文中指出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一部大书,200多年,卷帙浩繁的各类研究,已经成功的推动“红学”以学科之名跻身20世纪三大显学行列。本论题采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建立一种跨学科的超越红学内、外部研究的新理论范式,本论题首先将《红楼梦》视为特定历史语境中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性别意识、思想价值流通、交汇、融合、辩论的张力场,在这个张力场中,家族意识与虚构话语共生,父权规范与性别反抗并举,对伦理秩序的眷恋和反抗共在,儒家正统意识与异己边缘话语交错,价值认同危机与救赎意识并存,使文本呈现出各种文化结构因子与不同思想价值取向之间的交错扭结和相互牵制。概括地说,在这个文本构成的张力场中,一边是来自社会现实语境固化的规范性力量,一边是曹雪芹试图拒绝、对抗并完成救赎的本真性力量。这两种力量具体呈现为男性/女儿、现实/理想、污浊/真纯、礼/情(欲)、儒/道、虚无/存在等方面的对抗,小说一方面展开了这种反抗,但更重要的是呈现了这些力量之间的争斗、拉锯与妥协。这反映了曹雪芹在各种价值规范之间的挣扎和徘徊,而此正是其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故而,本论题选择“身份认同”的视角切入,一方面是纵向的贯穿,试图用“身份认同”统领上述各个话题,使之在“身份”的问题上呈现一定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追问,旨在具体考察曹雪芹如何体感上述互相矛盾的重重“意义”/“价值”?如何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中确定自我的“身份”和“立场”?并继续追问为何《红楼梦》能够容纳多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又为何能同时并存于精细繁复的叙述之中?其对于繁复多样的叙事策略的调用,是否源自于他对各种身份价值选择的犹疑和徘徊?同时,小说文本显现出来的多重复调特征(包括美学与价值)是否也正来自于曹雪芹在各种身份立场之间保持的张力?本论题正文除绪论外分为四章。绪论部分,主要从学界关于“何为红学、红学为何”的论争和红学当前纷繁复杂的学术场域现状出发,清理不同论争话语背后的理论立场和思维模式,具体阐释“身份认同”问题如何卷入红学的语境、作者、文本与意义阐释之综合研究中,进而提出并阐释在红学中启用新方法论(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可行性,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并对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进行阐释。第一章: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重点考察曹雪芹满汉的双重身份(既是贵族世家又是包衣仆人)和曹家在清代政治上的独特恩宠/失宠的兴衰经历,如何构成曹雪芹创伤心理的来源和书写的动机。另外,家族史实在文本中的进入,如何造成了《红楼梦》研究中独特的文学、历史(自传说)分殊对立的研究立场?从小说虚构理论的视角来看,自传说为何不能成立?又该如何认识《红楼梦》作为小说虚构的本质?虚构叙事的技巧是如何将具有自传性的经验转化为普遍性的经验?从自传说向自传性小说的生成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第二章:从性别身份的视角来考察曹雪芹如何调用各种性别配置和符号来安排和展示清代的性别规则。在《红楼梦》中,性别不仅仅是一种区分生物性男女的简单范畴,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想象的符号,一种展示性别特权的方式,一种“纯洁”美学的修辞,一种对伦理秩序的颠覆力量,以及一种对明清“情欲”叙事传统的承接方式而存在。本章也将从这几个方面来具体清理《红楼梦》对性别话语以及性别认同的复杂呈现。一方面展示微妙的性别配置如何成为作者型塑小说文本结构、主题内容和情欲复杂的诸多技巧之一?另一方面也考察小说中所用的多重性别符码同伦理秩序的建构/颠覆之间有何复杂关联?第三章:从思想价值认同方面,也即是将《红楼梦》放置在清中叶儒、佛、道文化的发展脉络中,一方面清理儒学发展至理学,原本具有思想活力的儒家文化如何陷入僵化的危机,曹雪芹对待儒家的矛盾态度,是否形象的反映了清初儒学内部从程朱理学开始的内在性裂变?另一方面清理儒学的制度化与皇权的高涨造成了士人怎样的心理创伤?学而优必须仕,但当入仕无途时,士人该如何选择?《红楼梦》如何反应了其在儒道佛各家思想认同之间的矛盾和徘徊?隐入佛道为何不能?与此同时,回到小说文本中,具体考察“补天石被弃”的神话如何隐喻了贾宝玉成长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失败,在抛“母”入“父”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双重背叛(一是对母性代表的混沌天然性灵的背叛,一是对父系代表的“象征秩序”的背叛)。进而考察因这种背叛产生的自我忏悔、矛盾、犹疑、痛苦能否与中国精神思想演变史中“士”阶层(知识分子)的身份困惑进行连接?而贾宝玉在文化取向上选择的女儿纯洁论或者说审美诗意,如何被文本赋予“形而上”的意味?这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思想救赎的尝试?第四章:将身份认同上升至“终极关怀”的层面,分别从叙述策略、乌托邦叙事动机几个层面,来探讨《红楼梦》对人的存在终极价值的思考和追索。一方面,借助叙事学分析小说的神话结构、谶纬模式铺叙出的“宿命论”如何与小说主体、人物角色的自主意识构成叙事张力?另一方面,通过将《红楼梦》放置在中国精神史的流变中,去考察《红楼梦》提出了怎样的终极价值认同难题,其对大观园乌托邦式的设计能否成为在价值虚无中确定价值的一种尝试?最后,借助昆德拉对小说存在意义的解读,认为《红楼梦》在终极价值认同上的贡献,即是以回忆书写本身完成对自我、读者创伤的疗治,完成对荒诞虚无的对抗,完成对诗性价值的肯定。
王冬梅[9](2017)在《西方法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的译介研究 ——严译《法意》解析》文中认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被认为是“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之一。对该书首次系统的译介始于严复的《法意》。本文从翻译文化史研究视角出发,采用文本细读与史料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探讨西方法学思想如何为近代知识分子所认知,以及这一翻译事件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研究发现:(一)严复翻译《法意》的主要动因,既是基于清末变法、修律、预备立宪的现实之需,也是基于严复自身思想启蒙的追求,是为解析中西法律制度及其背后的精神与原则。(二)出于启蒙动因,《法意》的译文与案语都呈现出严复启蒙话语的“译、释、评、论”的一贯模式。译文中的“释、评、论”体现出严复的翻译由于着眼于当时需要而带有他的主观理解与评论,从而难以完全符合原着本意,导致一定程度的失“信”。(三)译名上,严复较多地运用阐译、格义、会通的方法,其关键译名不拘泥于日译名词,如“君主”与“立宪”、“民主”与“共和”、“自由民权”与“自由”之间的区别。通过关键译名和案语,严复在译作中建构了其“法治”概念。他所译介的自由思想中,他更推崇是孟德斯鸠所论的“国群自由”,即以基本法为保障,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合理分配与制衡,从而获得的政治自由。(四)《法意》译介过程中,严复扮演了不在位的立法者角色,对变法、修律、立宪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辨析中西法差异的基础上,他否定传统儒家的“礼治”、法家的“刑法”之治,提出了立法为民、君民平等、立宪等现代法治思想,对清末主持修律的大臣沈家本亦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对近代法制转型发挥一定作用。本文认为,《法意》的翻译,是严复在外患内忧情境下的一种文化自觉翻译行为,是借助翻译“西学”建构新的“中学”以求富、求强、求治的学术体现。启蒙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的运用。严复不但传播西学,更要针对历史与现实,立现代“法治”思想,求长治久安之“道”。
宋佳[10](2017)在《马勒《大地之歌》的“意象美” ——基于中西意象话语的学理阐释》文中指出《大地之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杰出产物,透彻解读其中多重文化密码的意味,从而进一步挖掘其中中西交融的魅力,一直是中西方学者的共同期望。从中国理论文化氛围中逐渐发展而来的现代审美意象话语作为中西文化的学理结晶,显示出了对这一独特音乐文本进行全新解释的潜力。本文选取这一话语为基础,与西方意象话语互补互渗,解读出《大地之歌》中的意象美,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梳理了这部作品中的中西关系,认为这是一种马勒在特殊危机时期所构建出来的“中国理念”。这其中,对《大地之歌》中原始意象情结与中国风新意象相作用的考察体现了在中西方意象话语基础上的拓展,而提炼“意象美”的种种品质则体现了对中国意象话语精髓的继承。全文分为绪论和五个章节。围绕着酒歌意象美、青春意象美、自然意象美和永恒的女性意象美等四大范畴勾勒出马勒这种“中国理念”的全景图,并对作曲家的这些音乐意象予以新的解读。这一过程显示了意象话语在深入这一具有东方主义特质的中国理念时的价值。第一章基于中西意象的元理论背景,对《大地之歌》内的音乐语言进行学理定位,梳理出全文的意象书写构架。第二章分析“酒歌意象美”。反讽元素这一马勒作品的关键语言在其晚期风格各意象内发生了悄然蜕变,而《大地之歌》中的反讽元素与酒歌意象这个导火索息息相关,并由此步入了更加深邃悲凉的两重境界,一重是诗意宣泄的品质,它包含着绝对孤独寒冷的理性化境遇;另一重是荒诞模式,它所通向的是具有纯真心灵智慧的非理性深渊。第三章分析“青春意象美”。回忆青春之乐和叹惋青春之死的情感无限交织于晚年马勒的脑海中。青春意象美的范畴由此包含两种品质,一种是瓷亭意象蕴涵着的鲜活生命力中的伤感内蕴;一种是盘桓中的决裂性质,月亮意象使得音乐结构凸显出主体“捉星”和“捞月”的两重虚妄,并通向仙境音乐语汇中的决裂姿态,而这也是马勒对“断肠”意象的全新音乐诠释。第四章分析“自然意象美”。马勒对大自然的声音、色彩和循环规律也有着独特体验。这些内容被包含在对自然意象美两种品质的考察过程中,其中包括了猿、鸟和马三种动物对人类具有引导性作用的声音性质;以及马勒通过对昼夜-四季意象的重新布局,所获得的一种“在循环-交混之中汇集”的特质。第五章对于永恒女性意象美的新探索分为三个层面:转折层、中介层和结论层。转折层主要指受叔本华和瓦格纳等人深刻影响、以女性意象为核心的由无尽欲望向救赎演进的过程;中介层包含着以“飘零”的天梯意象为主的新秩序构建;而自永恒静态中心生发而出的欣喜感则构成了最终的结论层。
二、王国维学术转向之深层动因新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王国维学术转向之深层动因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1)画内与画外 ——苏轼题画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二、相关研究学术成果述评 |
三、苏轼题画诗的数量考证 |
四、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学术创新点追求及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苏轼题画诗创作的时代、文化、画学背景 |
第一节 北宋题画诗发展的内外动因 |
一、宋代制度与学术思想略谈 |
二、画院的建立 |
三、绘画功用的转变 |
四、绘画题材之消长 |
五、雅集与唱和 |
六、爱画之风的勃兴 |
七、文人画(墨戏画) |
八、宋代的画论 |
第二节 画上题诗的历史演进 |
一、先秦——丝帛上的图诗 |
二、汉代——墙壁上的颂赞 |
三、魏晋南北朝——审美精神的重塑与张扬 |
四、唐及五代——“尚法”到“尚意”的过渡 |
第三节 苏轼的诗画观 |
一、文艺批评史语境下的诗画美学差异 |
二、苏轼诗画观生成的理论轨迹 |
三、诗画本一律 |
四、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艺术表现的互补 |
五、诗画本一律之同中有异 |
六、“有形诗”到“无声诗”的概念转化 |
第二章 苏轼题画诗的思想来源 |
第一节 画里晴川——苏轼题画诗与庄老 |
一、“心隐”——苏轼题画诗中对归隐与归田的崇尚 |
二、“技道两进”——庄老思想对苏轼题画诗创作的影响 |
三、无待与天游——庄老思想对苏轼题画诗审美境界影响 |
第二节 藻饰万象——苏轼题画诗与佛教 |
一、苏轼佛禅题画诗的文化成因 |
二、苏轼佛禅题画诗的禅意、禅理、禅趣 |
三、苏轼佛禅题画诗的美学意蕴 |
第三节 乾坤清气——苏轼题画诗与儒学 |
一、民胞物与的民本思想 |
二、了然口手的审美辞达论 |
三、诗画皆美——清气弥漫与温柔敦厚 |
第三章 苏轼题画诗之画题研究及思想内涵 |
第一节 烟霞丘壑——苏轼题画诗中的“桃花源” |
一、“桃花源”语义流变 |
二、诗画内容的互文性——元佑年间苏轼的桃源想象 |
三、诗画体裁的互文性——苏轼题画诗中桃花源的音乐性 |
四、遥“远”的桃花源 |
第二节 “肉中画骨夸尤难”——苏轼题画诗之鞍马画审美 |
一、有关诸说之检讨 |
二、骨与肉,肥与瘦 |
第三节 笔墨之戏——苏轼题画诗中的墨竹 |
一、墨戏——墨竹之画题生成 |
二、墨竹所引发现实之生命感怀 |
三、文同墨竹于画田之实践意义 |
第四章 苏轼题画诗中对偶范畴举隅 |
第一节 观与应 |
一、苏轼题画以“观”的思想资源及美学意涵 |
二、苏轼题画诗之“应物”观的思想资源及美学意涵 |
三、观—兴会—应:苏轼题画诗创作的思维特征 |
第二节 似与非似 |
一、似而不似——重形论 |
二、不似之似——重神论 |
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形神兼备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2)庄子意象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天事必象与中国哲学的思维传统(绪言) |
第一节 观象授时与中国哲学时空观念的意象化 |
一、先于时间的空间认知 |
二、源于天文的人文超越 |
第二节 绝地天通与中国哲学历史经验的意象化 |
一、商周易代与中国哲学对诗性智慧的延续 |
二、诸子时代与中国哲学对诗性智慧的转化 |
第三节 得意忘象与中国哲学转译表达的意象化 |
一、诗性智慧与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 |
二、诗性智慧与依类象形的表达方式 |
第二章 以象谋篇与庄子哲学的意象结构 |
第一节 物象是最小的意象结构单位 |
第二节 语象是庄子创造的哲学符号 |
第三节 事象是意象塑形的诗性置换 |
第三章 物象:庄子哲学意象的文化生成 |
第一节 “物象”是人文对自然的指认 |
第二节 “物象”的抽象意义和原始命名 |
第三节 天地自然之象与人心营构之象 |
第四章 语象:庄子哲学的语言突破 |
第一节 庄子“三言”正义 |
一、“寓言”正义 |
二、“重言”正义 |
三、“巵言”正义 |
第二节 寓言以为象 |
一、成熟语言形态是庄子寓言的基础 |
二、塑造形象说理是庄子寓言的论式 |
三、倾心艺术创造是庄子寓言的特征 |
第三节 重言以为象 |
一、史书记言的文化传统 |
二、卿士立言的时代风气 |
三、庄子代言的艺术创造 |
第四节 卮言以为象 |
一、“卮言”的词语本义为饮酒之言 |
二、“卮言”的文化引申义为得意忘言 |
三、“卮言”的艺术象征义为大美不言 |
第五章 事象:庄子哲学的诗性特征 |
第一节 叙事成象与叙事传统的形成 |
第二节 叙事成象对史传传统的突破 |
第三节 庄子形迹与哲学主人公形象 |
第六章 庄子与诸子时代文学的历史超越(结论) |
第一节 变革之会也:诸子的时代和诸子的文学 |
第二节 余岂好辩哉:文学的任务和文学的实践 |
一、墨子之辩 |
二、孟子之辩 |
三、韩非子之辩 |
第三节 俄然而觉矣:庄子的哲学和庄子的文学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3)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史料取用 |
1.4 内容架构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论世与知人:王懋竑的家世、交游与着述 |
2.1 世风与家学 |
2.1.1 清初学风 |
2.1.2 扬州学术 |
2.1.3 白田家学 |
2.2 交游与转益 |
2.2.1 学林硕彦 |
2.2.2 理学名臣 |
2.2.3 乡贤名士 |
2.3 着述与流传 |
2.3.1 《朱子年谱》 |
2.3.2 《白田草堂存稿》 |
2.3.3 《白田草堂续稿》 |
2.3.4 《读书记疑》 |
2.3.5 《朱子文集注》 |
第3章 背景与历程:《朱子年谱》纂订前后 |
3.1 背景与动因 |
3.2 过程与意图 |
3.3 取鉴与采择 |
3.3.1 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 |
3.3.2 洪嘉植《朱子年谱》 |
3.3.3 朱玉《朱文公年谱事实》 |
3.3.4 邹琢其《朱子年谱正讹》 |
3.3.5 朱泽沄《朱子圣学考略》 |
第4章 笔法与心证:王懋竑对朱熹学行的书写 |
4.1 考订早年学行 |
4.1.1 删汰神异书写 |
4.1.2 考辨武夷从学 |
4.1.3 讳言学禅经历 |
4.1.4 改订延平授受 |
4.2 辨析朱、张交游 |
4.2.1 过程的序列 |
4.2.2 史料的辨析 |
4.2.3 立场的审视 |
4.3 形塑朱、陆之争 |
4.3.1 书写鹅湖之会 |
4.3.2 重释南康之会 |
4.3.3 揭示“辨陆学之非” |
4.4 论定晚年宗旨 |
4.4.1 本体与工夫之辨 |
4.4.2 主静与主敬之辨 |
4.4.3 穷理与读书之辨 |
第5章 独断与考索:王懋竑对朱熹着述的辨伪 |
5.1 参酌今古:《家礼》辨伪的逻辑进路与思想意义 |
5.1.1 征于古今礼书 |
5.1.2 验诸人情风俗 |
5.1.3 考之朱熹行年 |
5.1.4 余论 |
5.2 黜虚崇实:《周易本义》前九图辨伪的学术考量 |
5.2.1 校雠于版本 |
5.2.2 寻绎于师说 |
5.2.3 决疑于本事 |
5.2.4 小结 |
第6章 考古与新诠:王懋竑的经学成就 |
6.1 辨伪与求是:王懋竑《尚书》学发微 |
6.1.1 治《书》历程 |
6.1.2 辨《古文》之伪而论衡今古文得失 |
6.1.3 申朱熹之说而订正蔡《传》之误 |
6.1.4 考据史事、融贯事理而自成一说 |
6.2 通贯与自得:王懋竑《诗经》学申述 |
6.2.1 治《诗》历程 |
6.2.2 辨毛、郑之异 |
6.2.3 订朱熹之注 |
6.2.4 创自得之说 |
6.3 纂辑与明断:王懋竑《礼记》学析论 |
6.3.1 治《礼》历程 |
6.3.2 纂礼求通 |
6.3.3 博古求是 |
6.4 推阐与补订:王懋竑《四书》学述略 |
6.4.1 推阐主敬工夫以揭橥《集注》之旨 |
6.4.2 考据名物史事以羽翼《集注》之解 |
6.4.3 采摭《文集》《语类》以发明《集注》之义 |
第7章 校雠与论衡:王懋竑的史学成就 |
7.1 校雠以判史实 |
7.2 尊朱以申《纲目》 |
7.3 博古以通世用 |
第8章 历史影响与学术地位 |
8.1 《四库全书总目》的论定 |
8.1.1 着作的评价 |
8.1.2 观点的征引 |
8.2 清代儒者的评议 |
8.3 郡邑后学的表彰 |
8.4 民国以降的回响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清儒王懋竑年谱新编 |
附录B: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论着清单 |
(4)先秦世系类文献生成与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先秦世系类文献的内涵与外延 |
第一节 “世”、“系”的本义 |
第二节 先秦世系类文献的类型及其概况 |
一、先秦世系类文献的主要类型 |
二、先秦世系类文献概述 |
第二章 先秦世系类文献的演变 |
第一节 商代:先秦世系类文献的产生 |
一、商代出土文献中的“世”类材料 |
二、《诗·商颂》与商代世系类文献 |
第二节 西周:世系类文献的初步发展 |
一、西周世系的讨论范围及其表现形式 |
二、西周世系类文献中祭祀对象的选择与叙事性的扩展 |
第三节 春秋:世系类文献表现形式的丰富 |
一、春秋世系类文献的讨论范围及其表现形式 |
二、春秋世系类文献的教育功用对文献形态的影响 |
第四节 战国:世系类文献叙事性的高峰 |
一、战国世系类文献的讨论范围及其表现形式 |
二、战国世系类文献追溯现象与文本故事性的扩张 |
第三章 先秦世系类文献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考察 |
第一节 从记忆到执照:世系类文献形态发展的背景 |
一、宗法产物 |
二、政治诉求 |
三、民族认同 |
四、记忆需要 |
第二节 巫、乐、史:世系类文献的生产与传播 |
一、巫的职能与祀谱制造 |
二、史官的话语权力与世系类文献的演进形态 |
三、乐官的职业特点与世系类文献的传播方式 |
第三节 从教材到思想载体:世系类文献的应用 |
一、宗族谱系的记忆功能 |
二、史职创作的劝谏功能 |
三、贵族子弟的教育材料 |
四、诸子言说的思想载体 |
第四章 先秦世系类文献与文学的发展 |
第一节 先秦世系类文献与先秦诗歌 |
第二节 先秦世系类文献与祖先神话 |
第三节 先秦世系类文献与史书史传 |
结语 |
附录 |
一、先秦世系类文献材料汇总表 |
二、依甲骨校正的商世系表 |
三、姬周世系表 |
四、《国语·晋语四》黄帝世系表 |
五、《世本·帝系》世系表 |
六、《大戴礼记·帝系》世系表 |
参考文献 |
读研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5)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主要研究成果评述 |
1.2.1 吴芳吉遗着的整理与出版情况 |
1.2.2 吴芳吉研究综述 |
1.3 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 |
第2章 吴芳吉生命文本之解读 |
2.1 穷愁与玄思 |
2.2 道德与深情 |
2.3 迈向圆融之境 |
第3章 理学余绪与现代新命 |
3.1 理学的“形散神不散” |
3.2 吴芳吉理学思想之渊源 |
3.3 理学的新命 |
3.3.1 性善之辨与文学功用 |
3.3.2 以礼为归:为“礼教”正名 |
第4章 “新文化”的儒学表达 |
4.1 对新文化运动之观察 |
4.2 吴芳吉的文化观 |
4.2.1 学衡派的影响 |
4.2.2 在保守与会通之间 |
4.3 吴芳吉的文学观 |
4.3.1 “文学”之辨 |
4.3.2 “载道”与抒情 |
4.3.3 文学专制与写作自由 |
第5章 吴芳吉的诗学思想 |
5.1 “文心”说 |
5.2 “摹仿”说 |
5.3 新诗的语言问题 |
5.4 新诗的文化意味 |
第6章 “白屋诗”的再认识 |
6.1 “白屋诗”之酝酿 |
6.2 “白屋诗”之特色 |
6.3 诗史与史诗 |
6.4 “白屋诗”的文学史意义 |
第7章 终归古典之途 |
7.1 吴芳吉的早期诗歌 |
7.2 回归古典传统 |
7.3 吴芳吉后期的旧体诗 |
第8章 结语 |
8.1 儒学与诗学 |
8.2 传统与创造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论何其芳诗歌的现代性(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何其芳诗歌研究综述 |
(一)何其芳早期诗歌研究 |
(二)何其芳风格转变研究 |
(三)何其芳旧体诗和翻译诗歌研究 |
(四)何其芳诗歌比较研究 |
二、现代性理论背景阐释 |
(一)现代性产生及影响 |
(二)现代性的内部张力 |
(三)现代中国的现代性 |
三、研究提出及研究价值、方法和创新点 |
第一章 审美现代性视角下的早期诗歌 |
第一节 早期诗歌创作的审美选择 |
一、第一阶段的美丽幻想 |
二、第二阶段的悲凉幽暗 |
三、前后阶段的互通性和差异性 |
第二节 审美现代性生成的内部因素 |
一、幼年到成年心理的变化 |
二、价值目标的缺失 |
二、怨恨情绪的推动 |
第三节 审美现代性生成的外部因素 |
一、乡土文化的审美培养 |
二、都市文明的双面影响 |
三、中外文学的双重作用 |
第二章 启蒙现代性视角下的中期诗歌 |
第一节 诗风转变征兆与前往延安原因 |
一、从诗歌角度看转变征兆 |
二、从文章角度看转变征兆 |
三、诗风转变与前往延安的原因 |
第二节 启蒙现代性特征的产生 |
一、启蒙自己与启蒙他人 |
二、启蒙现代性产生的心态原因 |
三、惠特曼对何其芳诗歌启蒙现代性的影响 |
第三节 延安诗歌的矛盾性 |
一、无意识和有意识的自我隐藏 |
二、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混杂 |
三、何其芳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 |
第三章 何其芳后期诗歌及“何其芳现象”思考 |
第一节 多种类型诗歌并存 |
一、迎合时代的现代诗 |
二、相对自由的旧体诗 |
三、突破束缚的翻译诗歌 |
第二节 现代性的隐退及原因 |
一、诗歌创作现代性的式微 |
二、诗歌理论的现代性微显 |
三、文革背景下的创作困境 |
第三节 关于命题“何其芳现象”思考 |
一、命题提出及原因 |
二、伪命题的验证 |
三、“一个何其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类 |
二、期刊以及会议论文类 |
三、学位论文类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7)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历史的问题:问题意识与选题意义 |
二、问题的历史:学术史回顾与研究方法反思 |
三、历史与问题的再发现:本文的结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场域的生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演变 |
第一节 民族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条件 |
一、经济力量与结构重组 |
二、政治力量与秩序变迁 |
三、文化力量与话语传输 |
第二节 民族主义思潮运动的中心主题 |
一、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思潮的萌发 |
二、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思潮的诉求 |
三、民族复兴与民族的历史主体性建构 |
第三节 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三个阶段 |
一、场域的形成期 |
二、场域的扩张期 |
三、场域的收缩期 |
第二章 出入场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过程 |
第一节 从文本中发现态度:入场与出场的界定 |
一、关系、认识与态度 |
二、关键词与关注度 |
三、例句分析与态度 |
第二节 肯定态度与两次入场的认识 |
一、第一次入场中的肯定态度 |
二、第二次入场中的肯定态度 |
三、肯定态度与认同逻辑 |
第三节 否定态度与两次出场的认识 |
一、第一次出场中的否定态度 |
二、第二次出场中的否定态度 |
三、否定态度与批判逻辑 |
第三章 场域博弈: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逻辑 |
第一节 批判逻辑:第一次入场与出场中的博弈 |
一、合理批判:重构民族主义的价值逻辑 |
二、过度批判:混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
第二节 认同逻辑:第二次入场与出场中的博弈 |
一、从有限到开放的认同:两次入场的比较 |
二、逐步走向理性的认同:两次出场的比较 |
第三节 关系逻辑: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互动 |
一、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矛盾 |
二、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冲突 |
三、共产国际的转向与解散 |
第四章 理解场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机制 |
第一节 发生机制:认识前见的形成背景 |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民族主义的立场与方法 |
二、马克思主义应对民族主义的原则与策略 |
三、在继承与运用中认识民族主义思潮 |
第二节 发展机制:认识框架的内在张力 |
一、表与里的辩证:民族与阶级 |
二、先与后的权衡:国家与革命 |
三、内与外的考量:中国与世界 |
第三节 纠错机制:认识路线的自我更正 |
一、右倾错误路线的纠正 |
二、“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 |
三、整风与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
第五章 重塑场域:话语权的竞争战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第一节 领先性战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 |
一、场域竞争与话语资源 |
二、话语资源的比较优势 |
三、比较优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第二节 差异性战略: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 |
一、场域结构与主义话语 |
二、主义话语的正当性建构 |
三、价值正当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第三节 专一性战略:从主义的先进性到政党的先进性 |
一、场域的合法性生产 |
二、语境转换与社会法权 |
三、政党先进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第四节 战略参照系:与场域话语权竞争对手的比较 |
一、与激进主义竞争对手的比较 |
二、与保守主义竞争对手的比较 |
三、与自由主义竞争对手的比较 |
结语 场域转换:马克思主义何以引领新时代社会思潮 |
一、坚持利益平衡性是引领新时代社会思潮的基础 |
二、坚持价值超越性是引领新时代社会思潮的关键 |
三、坚持认同开放性是引领新时代社会思潮的方向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红学——一个聚讼纷纭的学科场域 |
第一节 走向文化诗学的阐释 |
第二节 对“文献、文本、文化”融合路径的可能性探索 |
第三节 学界研究现状分析和论文研究思路 |
一、有关红学方法论的现状分析与文献综述 |
二、论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 |
三、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文化身份的弥散——“身份”与作为一个叙述文本的生产 |
第一节 双重身份与小说文本的历史性 |
一、文化归属上的旗人身份与贵族世家的形成 |
二、贵族的“世家”意识与《红楼梦》的美学品味 |
三、包衣身份与抄家带来的心理创伤 |
第二节 文本与历史的互动——旗人生计与小说的再叙述 |
一、贾府的经济收入与清代经济体制 |
二、贾府的经济支出与危机凸显 |
三、旗人生计问题之艰与贾府之衰败 |
第三节 虚构与真实——作为一部小说的《红楼梦》 |
一、究竟何为“虚构”?文学的虚构如何可能? |
二、梦的立意与小说的写法:《红楼梦》的虚构策略之一 |
三、真、假辩证法与小说的写作策略:《红楼梦》的虚构策略之二 |
四、文学虚构的本质与必要 |
第四节 从史学范畴的“自传说”到小说领域的“自传性小说” |
一、自传?还是自传性小说? |
二、从自传到自传性小说如何可能? |
三、自我、经验与文学的重构——自传性文学的发生机制 |
四、叙述分层:叙事学理论对自传性小说的支持 |
第二章 性别认同的安排——性别规则与叙事形式 |
第一节 方法与背景 |
一、《红楼梦》性别研究的方法 |
二、历史语境中的女性话语 |
第二节 性别·美学·修辞——《红楼梦》安排与展示清代性别的方式 |
一、性别空间的流动:从闺房到大观园 |
二、有“个性”的领地——建筑样式、房屋分配、摆设与布景 |
三、作为“纯洁”象征的艺术——用“诗词”驱逐男性 |
四、“大观园图”作为“玷污”的入口:当大观园“入画”时 |
第三节 性别·情/礼·秩序——情/礼兼备与对伦理/道德秩序的审视 |
一、贾府秩序的建构——礼法的悖论性与情/理的流转 |
二、皇权与省亲别墅——大观园的政治结构与秩序 |
三、“情/礼”兼备——皇家行宫与女儿乐园的相互流转 |
四、母权与花园闺阁——女儿国的内在形式与法度 |
五、大观园礼法秩序的必要与“情/礼”兼备的尝试 |
第四节 权力流动与性别倒置——裙钗齐家与治国、补天的隐喻 |
一、地陷东南/贾府末世、女娲补天/裙钗治家的同构关系 |
二、流血不止(疾病)与家族血脉的渐枯——秦可卿、王熙凤的齐家症候 |
三、从女儿乐园到货利田庄——大观园性质的改变与探春的改革 |
四、女儿齐家与治国、补天的隐喻 |
第五节 性别·欲望·叙事——《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与从“欲”到“情”的动态演变 |
一、从《金瓶梅》到才子佳人小说的书写轨迹——明末清初小说从欲到情的主题转换 |
二、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去欲化的表现策略与书写困境 |
三、救赎与毁灭——对情之二重性力量的再思考 |
四、礼、欲夹攻中的情的双重困境 |
五、“礼”的重建与困境的解决 |
第三章 精神思想角色认同的失落——《红楼梦》对儒、道危机的阐释 |
第一节 儒的困境与曹雪芹文化认同危机的生产 |
一、政统、道统的合谋与文人的普遍性失语 |
二、皇权的高涨与文人的进退难题 |
三、《红楼梦》提出的思想难题 |
四、读书何为?——当儒学进入权力中心 |
五、进入仕途么?——贾雨村的启示 |
第二节 “归隐”是否可行?——文人能否脱离社会角色的扮演? |
一、中国文人儒道互补的超稳定心理结构 |
二、《红楼梦》对佛、道的反思和批判 |
三、走向审美和诗意:《红楼梦》的家园意识与乡愁 |
四、情与悟的辩证与启示 |
第三节 进入“象征秩序”——贾宝玉的自我认同危机 |
一、从“女娲弃石”到进入“象征秩序”的心路历程 |
二、“爱”和“温柔”的名义:逃离象征秩序的双重艰难 |
三、叛离的痛苦与对真实存在的发现 |
第四节 “女儿”——能否成为文化危机的救赎? |
一、“女性气质”作为形而上(道德纯洁、政治干净)的象征 |
二、宝玉的女儿崇拜与对女性生命形态的限缩 |
三、宝玉偏至的人生视角与对女儿气质的偏至选择 |
四、终将长大的“女儿”与终将逝去的“诗情” |
第四章 存在与虚无——终极关怀的认同延宕 |
第一节 叙述分层、叙述主体的意图转移与价值多元的表达 |
一、叙事套盒与《警世阴阳梦》、《姑妄言》 |
二、叙述分层的出现与《红楼梦》价值意义的多元性 |
三、叙述责任的转移与《红楼梦》亦真亦假虚构叙事效果的形成:从超超叙述层的“作者自云”——超叙述层的石头、空空道人、曹雪芹 |
四、叙述跨层与价值多元的辩难:从超叙述层的一僧一道到主叙述层的红尘众生 |
第二节 时间·宿命感·主体性 |
一、时间与小说叙述艺术 |
二、命、力与《红楼梦》的叙述张力 |
三、前五回情节安排中体现出的命与力 |
四、林黛玉的命/力挣扎与生命诗意美感的诞生 |
五、贾宝玉的抗争意识与死亡美学 |
第三节 乌托邦冲动——桃花源、后花园、大观园的“存在”方式和意义探寻 |
一、政治乌托邦的隐喻——桃花源的出现 |
二、情欲世界的开启——后花园的象征谱系 |
三、本真存在的叩问——大观园的乌托邦意涵 |
四、“自然”:作为乌托邦批判现实的力量 |
五、再解读:敞开“终极存在”中的乌托邦力量 |
第四节 意义追寻与人的存生本质——《红楼梦》作为精神史的线索 |
一、刘小枫的价值追问——意义追寻为何是人的存在本质? |
二、《红楼梦》精神史索隐——面对历史(世界)之恶,诗人何为? |
三、“赤子之心”的讨论与宝玉“出家”的再解读 |
第五节 对抗虚无与重建自我的方式——《红楼梦》的回忆书写 |
一、回忆:生命的形式与美学的形式 |
二、回忆书写的心理治疗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9)西方法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的译介研究 ——严译《法意》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致谢 |
第1章 绪论 |
1.1 晚清法学翻译场域中的《法意》 |
1.2 法学翻译史研究现状 |
1.2.1 法学界的研究 |
1.2.2 国际汉学界的研究 |
1.2.3 国内语言学和翻译学界的研究 |
1.3 严复翻译研究 |
1.3.1 严复“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研究 |
1.3.2 严复译名研究 |
1.3.3 严复译着的研究 |
1.3.4 《法意》的研究 |
1.4 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1.5 本文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1.6 本文架构 |
第2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
2.1 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 |
2.2 孟德斯鸠政体理论的早期译介 |
2.3 梁启超、《译书汇编》、张相文对孟德斯鸠学说的宣传与译介 |
2.3.1 梁启超对孟德斯鸠及其学说的宣传与介绍 |
2.3.2 《译书汇编》对《论法的精神》前四卷的译介 |
2.3.3 张相文对《论法的精神》上册的翻译 |
2.4 严复对《论法的精神》的译介 |
2.4.1 严复翻译《法意》的起始时间 |
2.4.2 严复翻译所用英文底本考 |
2.5 孟德斯鸠法学思想翻译传播的特点与影响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严复翻译《法意》的动因 |
3.1 严复翻译行为的整体文化解读 |
3.2 严复翻译《法意》的背景和动因 |
3.2.1 时代与社会需求 |
3.2.2 东学和张相文翻译的问题 |
3.2.3 严复的追求——“治道” |
3.2.4 孟德斯鸠学术方法的感召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严复启蒙翻译模式解析 |
4.1 翻译与启蒙 |
4.1.1 严复译介西学的用心 |
4.1.2 严复各译着的共性——启蒙 |
4.1.3 严复的启蒙话语系统 |
4.2 严复翻译理论与实践争议 |
4.2.1 “信达雅”与“达惜” |
4.2.2 严复翻译实践“信”的争议 |
4.3 《法意》中的失“信” |
4.3.1 漏译与误译 |
4.3.2 增译 |
4.4 《法意》案语与启蒙 |
4.5 启蒙与“信达雅”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严复《法意》译名与“法治”思想建构 |
5.1 近代西学东渐中的译名问题 |
5.2 严复《法意》译名例解 |
5.2.1 音译 |
5.2.2 义译 |
5.2.3 严复与张相文译名的差异——以“government”为例 |
5.3 译名与中西法理之辨 |
5.3.1 "law”译名的挑战 |
5.3.2 “law”与“理”“礼”“法”“制” |
5.4 译名与“治道” |
5.4.1 "monarchy"是“君主”“独治”还是“立宪” |
5.4.2 "republic"是“民主”还是“共和” |
5.4.3 "liberty"与“自由”、“民权” |
5.4.4 严复“治”的思想建构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法意》的接受及对近代法制转型的影响 |
6.1 《法意》在西法东渐史上的接受 |
6.1.1 严复启蒙翻译模式的意义 |
6.1.2 《法意》的接受 |
6.2 《法意》翻译与近代法制转型 |
6.2.1 晚清法律思想 |
6.2.2 沈家本修律思想与清末“礼法”之争 |
6.2.3 严复作为不在位的立法者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丁韪良《万国公法》中的"republic"译名 |
附录2: 清末编译的法学基础理论(1901-1911年) |
附录3: 严复《法意》中的高频语词 |
(10)马勒《大地之歌》的“意象美” ——基于中西意象话语的学理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本选题的研究方法 |
四、本选题的创新点 |
五、释义与界定 |
第一章 美的生发:《大地之歌》意象书写的学理定位 |
第一节 原始意象情结的积淀 |
一、马勒原始意象情结的历史与时代基础 |
二、马勒原始意象情结的音乐基础 |
三、马勒原始意象情结的个性化塑造 |
第二节 中国风新意象的刺激 |
一、意象在诗歌-音乐文本中的八重转换 |
二、与“中国”直接对话的马勒 |
三、诗乐的无痕黏合:七联“乐”的构建 |
四、马勒对中国风新意象的东方主义包装 |
第三节 音乐意象美的生成:马勒的艺术化新构建 |
一、捕捉音乐作品中的“意象美” |
二、以中西意象的历史性嬗变为基础 |
三、《大地之歌》的四种意象美范畴 |
小结 |
第二章 酒歌意象美:反讽元素的悲凉深邃化 |
第一节 失意的宣泄:空中楼阁式音响纪念碑 |
一、中国风酒、诗人、歌、琴新意象知音关系的延续 |
二、马勒的提坦式酒神情结及其纪念碑音响 |
三、以声乐-管弦二元模式重建“知音关系” |
四、对巨型音响的三层消解:三次抒情核心的毁灭性力量 |
第二节 无拘束的荒诞:酒-梦意象群所开启的潜意识世界 |
一、梦境前奏:“神经烁烁”( nervous splendour)的张力-矛盾特质 |
二、“人生如梦”中批判、顿悟和沉溺的延续 |
三、“梦中梦”的套叠式构造:隔绝苦难 |
四、痛苦体验的骤然降临:7次梦中觉醒姿态 |
小结 |
第三章 青春意象美:一切皆是虚妄 |
第一节 鲜活生命力中的伤感内蕴:迭相变奏的瓷亭碎片 |
一、包容万象的瓷亭实质:完美精致的微型中国“殖民展馆” |
二、以玉笛色泽作萦绕的音响素描 |
三、周期、规整与对称性:德奥来源的拱形意象 |
四、“以水为镜”的智性趣味思维幻象 |
五、纳入青春-夕阳意象链条的金谷-兰亭遗风 |
第二节 在盘桓中决裂:爱与美的夭折与凝固 |
一、“断肠”意象及其嬗变 |
二、“捞月”、“捉星”的两重虚妄与主体的夭逝 |
三、隐含决裂的仙境情感缭绕:3个“断肠”意象 |
小结 |
第四章 自然意象美:田园的庇护所 |
第一节 对人类的引导作用:动物“智者”的原始声音意象力 |
一、猿猴呼啸:回荡、刺穿与摧毁 |
二、鸟之花腔:唤醒与催眠 |
三、马驹嘶鸣:超越 |
四、动物声音意象的内在结构关联 |
第二节 循环-交混中的汇集:与生命进程同构的昼夜-四季渗透 |
一、中国风的昼夜-四季新意象 |
二、马勒对昼夜-四季意象的重组 |
三、循环-交混中的爆发:深沉、破碎的田园色彩音图 |
四、循环-交混中的簇拥点:夜意象与春天意象 |
小结 |
第五章 “永恒的女性”意象美:生死回环中的层次化蜕变 |
第一节 我心凝结:“寒秋孤影”中的禁锢与涌动 |
一、于囚困中发声:从“贫妇”到灵魂自由的“中国人” |
二、“霜冻”音响结构:封闭的空间和凝滞的时间 |
三、禁锢凝结中的微型动力因素 |
四、绝望和疲惫的延续:涌动、冲破及泯灭 |
五、终极目标的缺位:不可摧毁的困境 |
第二节 采莲美人意象中绚灿、受阻的欲望内核 |
一、“维也纳最美的女孩” |
二、采莲“仙女”新意象及其嬗变 |
三、“光鲜明艳”的音响结构 |
四、目标的多重遮蔽:无法逾越的时空间距 |
五、在悲恸中战栗:主体欲望的徒劳传递 |
第三节 转折点:永恒女性之于绝境人类的救赎 |
一、情感绝境与音乐结构上濒临崩溃的时刻 |
二、末乐章结构转向的深层原因 |
三、悼念、包容与祈祷仪式:构造母性安全之所 |
第四节 飘零的阶梯:无限更新的连接型结构 |
一、“天梯”意象的形成根源 |
二、前奏、间奏以及宣叙调中阶梯的多样化 |
三、乡愁-离别的恐慌:迷漾中展开的永恒割裂 |
四、临近尾声时阶梯新秩序的引入 |
第五节 静态中心内的化解方式:欣喜感的闪现和蔓延 |
一、波浪壮阔和静谧至福相交融的传统 |
二、大地精神:五个静默悠远片刻向永恒中心的汇聚 |
三、完满的实现:自觉渴求的升腾性与巨大吸力的共在 |
四、包裹散漫晶莹颗粒的超长静态延续 |
小结 |
结论 |
一、特殊历史时期西人“中国理念”在音乐中的结构 |
二、意象元理论在《大地之歌》个案研究中的进一步完善 |
三、对《大地之歌》中“自我”的“他者诠释”之争的评价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阶梯音列直观示意图 |
附录二 垂柳模式与钢琴版手稿图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和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四、王国维学术转向之深层动因新探(论文参考文献)
- [1]画内与画外 ——苏轼题画诗研究[D]. 康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2]庄子意象论[D]. 杨舟贤.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7)
- [3]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D]. 陈峰. 湖南大学, 2019(07)
- [4]先秦世系类文献生成与演变研究[D]. 洪橙. 西北师范大学, 2018(06)
- [5]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D]. 王峰. 西南交通大学, 2018(09)
- [6]论何其芳诗歌的现代性[D]. 史诗源. 东南大学, 2018(05)
- [7]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研究(1921-1949)[D]. 杨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8]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D]. 李丹丹.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8(01)
- [9]西方法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的译介研究 ——严译《法意》解析[D]. 王冬梅.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10]马勒《大地之歌》的“意象美” ——基于中西意象话语的学理阐释[D]. 宋佳.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