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国内并购十大焦点（论文文献综述）
陈宇凡[1]（2020）在《中华企业并购中星集团的案例分析》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并购开始成为更加重要的资本运作手段。众多企业希望通过不同形式的并购,以实现扩大生产规模或拓展商业版图的目的,其中尤以房地产企业为甚。作为国民经济体系支柱产业之一的房地产,外有政策管制宏观调控的压力,内有竞争激烈头部集中的趋势,大中型房企对小型房企的横向并购和跨行业的混合并购频频发生。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加速了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并购进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并购效果的好坏受到并购主体、并购形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针对并购具体情况的研究很有必要。现有研究中,少有聚焦于地方国资委控股房企的横向并购,对这种类型的具体案例进行全面分析的更是寥寥。为有效补充这部分理论和实践的空白,本文选择中华企业并购中星集团作为案例,分析了其动因、估值和绩效,借此得出相应的启示和建议。本文首先研究了中华企业并购中星集团的行业背景——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再对本次并购的主体和进程进行了详细介绍。然后,基于并购动因理论,并结合行业背景对本次并购的动因进行具体分析,得出了六项动因。之后,运用可比公司法和可比交易法对被并购方中星集团进行估值,将估值结果与并购方中华企业支付的价格进行了比较。接下来,分析了本次并购的短期绩效和中长期绩效,使用的方法分别为事件研究法和财务指标分析法,分析结果表明,本次并购给并购方中华企业带来了显着的短期绩效和良好的中长期财务绩效。综上,本文从事后的角度对案例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梳理和剖析。最后,本次案例分析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中华企业对中星集团的并购是符合行业发展趋势、支付价格合理且整体绩效明显的一次成功并购行为。同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对并购方中华企业和其他有意实施并购的企业提出了几点可供参考的建议。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查阅了较多政策文件和其他公开信息作为论据支撑,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在参阅了较多文献后结合案例自身情况而确定的,例如在事件研究法中加入了事后窗口的区间。存在的不足主要有:简化了可比公司的筛选方法,分析可能存在主观性。另外,虽是以财务指标分析法研究中长期绩效,但并购完成至今还不到两个会计年度,长期绩效还有待在年报更新后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判断。
陈凌[2]（2020）在《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日常生活”为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融入社会进程的历史过程,并重点关注这一过程中,个人如何参与到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以及个人意识生成与自我认同的影响问题。在此强调提出,本文研究的广告生产主要指商业广告,公益广告不在本次研究讨论范围之内。之所以,选择“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广告史的线索,是因为既有研究常将广告作为社会生活影响的外部因素,对广告生产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内部机理关注不足,对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关注比较有限。“日常生活批判”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延伸。列斐伏尔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消费受控制的社会”语境下,日常生活已经沦为一种被规划的对象物,其中市场化与广告的力量尤为重要。广告理论家尤恩·斯图尔特（Stuart Ewen）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此观点,并提出作为“社会生产的广告”概念。本文尝试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社会过程史。本文认为中国广告业40年发展及其社会过程史,与西方消费社会语境并不完全相同,如何理解这一“不同”,并重估它与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的关联,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广告业首先是国家推动,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的自上而下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意义博弈过程。加入WTO之后,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影响加剧,广告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博弈关系逐渐打破,广告生产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个人实践的重要场域,并深刻影响个人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形成。重新叙述这一过程,也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发展史的理论尝试。绪论部分将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并抵达个人实践的过程建构为本文的理论框架。与主流研究以市场营销学和广告心理学为理论视角不同,本文以社会过程论为出发点,关注的是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意识生成与认同影响过程。这是绪论部分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设想。第二章主要研究商业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的时期（1978年一 1991年）。这一阶段,广告生产经历了由生产资料型广告向生活资料型广告为主的转向过程,与此同时,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日常实践过程也伴随集体价值向个人意识形成的转变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广告生产再造闲暇与工作“新关系”的日常过程（1992年一2001年）。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个人开始积极参与到广告生产的各类型闲暇生活实践中,个人开始认同广告生产的价值体系。第四章主要研究日常生活全面广告化,打造“生活方式”的社会过程（2002年—2009年）。加入WTO后,随着全球化和消费主义进一步影响,广告生产参与到媒体空间、城市空间的建构中,广告生产将日常生活具象为“生活方式”,这一过程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的程度加深,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显现。第五章研究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及其个人主义文化（2010年—2018年）。广告生产的智能化、计算化、精准化,使个人逐渐退缩到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中,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加剧,第五章的结论与第二、三章的研究形成对话关系。第六章对全文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并对这段历史考察提出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广告生产再造生活实践,影响个人意识与自我认同的过程,既有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趋同,也有自身实践的差异。理解异、同问题的过程,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史的补充视角。本文提出三点主要结论:首先,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搭建广告史的研究框架,补充了广告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对不同时期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研究发现,80年代广告与日常生活互为建构的过程,对40年广告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应得到重视。最后,文本将认同困境放置到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下探讨,是广告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与中国语境下展开对话的尝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理论建设的新路径。
陈彦蓉[3]（2020）在《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2年荷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对于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而言,荷兰总是在国际排名中获得高分。荷兰被誉为卓越的贸易国和投资国。多年来,荷兰在内向和外向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方面,一直处于世界前茅。荷兰普遍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荷兰的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高技能劳动力,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创新和技术的投资,荷兰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也起着重要作用。在荷兰成立的一个公司,公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持有海外资产,主要原因有两个:（1）发展实际经济活动,如生产或销售,（2）或通过税收结构最大限度地减少集团的纳税。第一个原因,常常由荷兰的常规公司所执行;第二个原因,常常由荷兰的特殊金融机构,在定向投资其他国家。荷兰有时被称为过境国。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有29%来自荷兰常规公司,有71%来自特殊金融机构。特殊金融机构即信箱公司,又称特殊目的实体。特殊金融机构是仅仅出于税务原因而在荷兰成立且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活动的公司。2015年,荷兰拥有超过14,000家特殊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在荷兰设立特殊金融机构的主要动机是尽可能的少缴税,意即避税。荷兰低预扣税,参与免税,税收裁定,荷兰税务机关的可获得性以及荷兰信托部门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是特殊金融机构通过荷兰重新定向投资的主要原因。本论文从二方面着手研究荷兰对外直接投资（OFDI）,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从荷兰实体经济出发:深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从微观、宏观二个层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探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趋势与前景、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况、深入研究荷兰对外直接投资历经300年的发展概述。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卢森堡、瑞士和德国等。荷兰根据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生产,而对发达国家流向高科技生产。2015年,整个荷兰商业界大约有160万个公司,其中只有1.2%是大型公司,其余都是独立经营的中小企业。2015年,大约有1%的荷兰公司会进行对外直接外投资。其中大型公司占20%,中小企业占80%。这14,000家荷兰公司总共在国外投资了45,059家公司。就价值和参股比率而言,中小企业的投资规模通常都比大型公司小。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持股两家公司,大型公司平均持股八家公司。大型公司有51%进入欧盟27国的某个国家投资,个体经营的中小企业有67%。大型公司有18%进入亚洲和大洋洲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11%。对大型公司来说有8%进入欧洲其他地区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6%。大型公司有10%进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5%。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有70%以上是由特殊金融机构完成的。2015年荷兰常规公司对外投资了35,144家公司,特殊金融机构对外投资了24,237家公司。比较特殊金融机构和荷兰常规公司的投资地理分布时,他们主要都投资于欧盟地区,但欧盟地区对特殊金融机构的重要性远低于荷兰常规公司。特殊金融机构更重视在欧盟以外的地区投资,例如,特殊金融机构相对更重视在亚洲和大洋洲投资。特殊金融机构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相对经常投资。荷兰以其庞大的国际条约网络而闻名。尤其着重于三种双边条约;双边税收协定（142个）,双边投资条约（91个）和双边贸易条约（581个）。外国公司利用特殊金融机构,转移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利用荷兰与这些目的地国家缔结双边条约。其中税收协定的效果最大。当公司尝试逐步征服国外市场时,国际化是伴随而来的过程。首先,出口比投资渠道使用的频率高17倍。其次,公司已经向该国出口后,开始投资的机会就会增加。独立的中小企业首先在特定国家的投资之前,先有出口经验。贸易政策中的各种工具可以影响投资和出口。例如,当法规差异更大时,荷兰出口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非出口。出口壁垒大,荷兰公司通过投资比出口更具吸引力。与荷兰缔结条约的国家,若是没贸易壁垒,出口比投资多。投资条约也是如此。对于荷兰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而言,目的地国的特征对于选择特定目标市场至关重要。通常市场离荷兰越远,荷兰与目标市场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荷兰投资者或出口商在该国活跃的可能性就越小。欧盟27国,北美和亚洲其他地区（中东以外）是投资项目的相对重要目的地。市场规模与决定在有关国家开展业务的荷兰公司的数量成正比,而与荷兰之间的距离则成反比。荷兰公司的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得更快,而随着目标市场的规模的增加而增长得更快。除了距离和规模外,文化上的亲近也是企业家的重要因素。与荷兰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小,企业家越容易投资。以人均平均收入表示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出口商和投资者的数量成正比。岛国对荷兰出口商和投资者来说,是相对不受欢迎的目的地。平均进口关税对荷兰进入者数量产生负面影响。目标国家适用的进口关税越高,该国家对荷兰出口商的兴趣就越小,进口关税高的国家的新投资者,数量大大低于关税低的国家。目前发生的新冠病毒危机,比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程度还要更严重。在锁国之后,家庭的工作和收入损失,以及较低的企业投资和国际投资,可能会延长复苏的道路。2021年以后,全球增长也有可能受到影响。上一次金融危机,荷兰大约花了13年的时间,才复苏经济,这一次受创较深,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恢复。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过程盘根错节非常复杂,通常是综合考虑所有的投资因素才能做出最佳的决定。
孙铭壕[4]（2020）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服务产业是服务业的一个新兴领域,消费替代弹性小且产业附加值高,是各国服务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升级,文化服务贸易成为贸易领域的新蓝海。2019年,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52.8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412亿美元,文化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与美欧等国家发达的文化服务贸易相比,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仍存在贸易逆差大、国际竞争力不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等众多问题,与文化大国的地位不匹配。在日流、韩流大行其道、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的当今世界,中国文化一直偏安一隅,难以形成潮流。因文化带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文化价值在与境外贸易过程中会因文化差异而遭受减值,需要政府扶持政策的规范与管理。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服务贸易的研究大都放在公共管理理论框架下,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又包括指标分析和实证分析。由于国家样本少、有效数据不足和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定量分析法得出的结论偏差较大。鉴于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存在一定缺陷,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从可获得性较强、来源准确可靠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的角度,探究各国政策差异对本国文化服务贸易的影响。首先,文章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先对各国现有文化服务促进贸易政策进行分类,根据主导力量的不同分为政府主导型、偏政府主导型、中性、偏市场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根据政策手段不同可分为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三类。然后,本文参照政策手段分类法,分别对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理论传导机制和效用进行了分析:环境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而影响文化服务贸易环境,从而影响贸易发展;供给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供给侧角度为文化发展提供资源,扩大文化要素供给,从而促进文化服务贸易;需求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需求侧扩大文化需求,减少市场不确定性,稳定文化服务市场。一般而言,国家综合使用以上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通过主题培育、资源供给、环境优化三条路径培育发展文化服务贸易。随后,以中国为例,从经济效益、产业效益、社会效益和安全效益等四个角度来综合考察分析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包括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带来的贸易增长效应、贸易平衡效应和贸易结构优化效应,我国的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显着提高了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但存在出口总额远远小于进口总额,文化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偏低等问题,说明我国现行贸易政策还未达到预期效果。产业效益选用文化产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评估政策效果,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占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固定投资额也逐年增加,文化服务从业人数和生产效率大幅增加,目前来看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产业效益明显。社会效益更关注文化属性和消费者主观感受,选用文化影响程度和文化影响范围两个指标衡量,结果发现,中国文化服务对国外消费者的影响程度很小,但社会影响范围因“一带一路”的实施不断扩大。文化安全是一国制定文化贸易政策的又一个出发点,本文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竞争力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评判政策对本国文化保护的效果,评估结果发现,我国文化服务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极低、国际竞争力较弱和竞争劣势明显。其次,选取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和英国等文化服务贸易大国的代表性行业,归纳分析这些国家在促进本国特色文化服务出口方面的经验。美国在影视、动漫领域的产业扶持政策更侧重于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税收体系,提供宽松的竞争环境来培育行业龙头,带动行业集聚,提升行业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出台贸易促进政策实现全球化对外扩张。日本的动漫产业能够在世界市场占据大量份额,则得益于国内从制度到出口全方位的促进政策。法国的艺术品授权贸易的繁荣,离不开法国国内文化艺术制度、文化服务设施的完善、艺术欣赏的普及化以及对外强势的“文化例外”措施。英国艺术品授权贸易的发展则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包括拍卖行业严格有序的行业自治,以及英国国内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催生的“有限责任条款”等。综上得出的经验主要是:文化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均从贸易环境优化、政策财政支持、培育竞争力量、维护本国文化等几个角度制定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在协助本国文化扩张的同时,保护本国文化不受外来文化侵袭。再次,根据当今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特点,选取了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统计两个领域进行专题研究。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是未来文化服务贸易的新趋势和新增长点,本文在准确阐述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概念和自身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欧盟两国（地区）制定数字文化贸易政策的现状和趋势,发现美国作为数字文化强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更看重文化保护的欧盟,则倾向于通过“数字税”的方式设置文化贸易壁垒。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正走向分化,这加剧了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的摩擦,制约了国际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方面,因各国对文化服务贸易的定义不统一,导致文化服务贸易数据统计有较大分歧。本文聚焦文化服务贸易统计领域的差异性,归纳了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家对文化服务的分类和数据统计规则,着重分析了中美数据统计的差异和因差异导致的文化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差距,以进一步评判不同统计方法的优劣。特别地,本文对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进行了分析。因文化服务贸易有文化和产品的双重属性,在国际贸易中有其显着特征。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领域“文化自由”和“文化例外”并存、“文化增值”和“文化折扣”并存的现象及其成因,并详细总结了国际贸易组织在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为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实践提供参考依据。最后,基于以上研究和讨论,结合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对我国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提出七点建议。第一,重点出口文化折扣较低的文化服务;第二,借用国外观众熟悉的文化样式传播中国文化,减少“文化折扣”;第三,采取“本土化+国际化”战略,保证出口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外国人能看懂,能理解,进而刺激文化服务消费;第四,瞄准文化亲缘性市场,寻求语言相近、地理相邻的国家作为主要出口市场;第五,借鉴发达国家文化贸易政策经验,完善国内相关立法,减少贸易摩擦;第六,兼顾国民文化需求与国家文化安全,采用市场引导、教育引导、社会福利引导等多种方式,树立国民的文化安全意识;第七,积极推动WTO中与文化服务贸易有关规则的改进,利用双边或多变文化合作,建立长久的文化战略合作关系。
李超[5]（2020）在《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制药产业是当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医药市场是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而我国无论在企业规模、产品结构、经济效益、研发能力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如何弥补这种差距,我国制药产业的未来应该走哪条发展之路,成为了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之所以以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美国和欧洲是现代生物制药产业的奠基者和领跑者,是传统的制药强国,而日本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制药产业,逐渐形成了极具本国特色的产业环境和国家竞争力。美国、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能够形成尖端制药领域的领头地位,其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机理,不仅有助于规划我国制药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更有助于我国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身制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传统中医药。因此,本研究对我国制药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以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等理论作为基础,从宏观视角分析制药产业发展现状和发展环境,总结主要影响因素、归纳产业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能够体现制药产业内外表征的综合评价体系,探究各国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各个方面的比较优势,为探究关键竞争要素提供方向性指导;随后采用个体固定效用模型对各国头部制药企业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企业层面产业规模和产业质量指标下的竞争因素的作用;再使用聚类分析和对应分析的方法,对各国产业结构进行解析,分析了各国制药企业分布的结构性差异;基于上述的研究过程,本研究分析了企业层面影响因素反映在产业层面的作用,确定了11个制药产业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推导出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和形成逻辑,并分析了各国竞争力形成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制药产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产业特质,揭示了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路径,提出了中国制药产业未来发展战略。从产业层面来讲,本研究从实证结果推理出各个显着的影响因素与产业各方面的竞争力、以及产业竞争力之间存在复杂的单向或双向关系,这使得他们之间形成了精妙的循环。本研究注意到,某一些因素是可以通过“主动”改变或刺激来提高,如研发投入强度、员工数量、研发投入,进而启动整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因此,一般来说,在具备一定产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要形成其制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鼓励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创新力度,扩大员工数量提升规模,从内部形成正向循环,也需要鼓励科学研究、完善金融制度和企业融资融券环境、制定合适恰当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国家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完善产业的支撑环境。基于对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路径的分析,本研究从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产业发展的经验以及中国制药产业的实际状况出发,本研究提出了中国制药产业发展的六大战略方向,学习日本鼓励对仿创药的研发;并且,如果能以现代医学的科学方式去解构中医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持续推进中药标准化、国际化进程,中国制药产业必将在世界独树一帜。
龙靓[6]（2019）在《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国家参与市场的一个渠道。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大大降低了西方国有企业在实体经济中的比重。但是从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上市公司的国有产权却普遍存在（除美国以外）且呈显着增长趋势。各国在探索国家权利在企业中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逐步出现与发展。过去四十年伴随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担当重任,为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家竞争优势贡献力量,且在全球国际竞争中初露峥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取成功的关键力量,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是“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明确新时代国有企业发展目标是“坚定不移做强做大做优”;强调“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在实践中,国企效率相对低下的问题却也是客观存在的。本文试图从股权结构的多层次性视角研究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冀望发展和帮助理解所有制结构理论在国有企业层面的运用,正确科学评价国资管理体制和国企发展的演变过程,厘清“国”与“民”之间在企业层面的关系,并尝试探索下一步中国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及方式。本文首先对国有企业、企业所有权和所有权主体结构,特别是实际控制人等概念加以界定,系统性梳理了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的海量文献,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管理层持股、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持股）与企业绩效相关性两方面的文献研究。整体来看,除了机构持股外,基本上其他的所有权结构表征指标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存在非常明确的、方向性的相关关系。接着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基于博弈模型分析了经典的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情况下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从单一股权结构下的委托代理的一般博弈分析延伸至股权分散条件下、实际控制人不同存在状态下的博弈分析,进而拓展到国企这类拥有特殊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下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试图刻画多方博弈在直接影响企业经营行为及决策后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之后本文对提出的理论逻辑分析进行实证研究论证。在此之前先梳理了大量史实资料,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考察了国际上国有企业组织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主要选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私有化浪潮中的变革标的,包括发达经济体中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转轨经济体则选择了东欧、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考察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详细梳理了中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政策走向与发展动态,盘点了中国国有企业自有系统性数据披露以来的企业绩效情况,主要从组织形式、吸收就业、资产规模、偿债能力、盈利水平及增长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分析,并区分了不同隶属层级的国有企业情况。由于在所有权的链式结构中,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经营绩效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实证部分先考察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演变（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接着,进一步构建GMM计量模型考察企业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定量关系,并按照行业属性、公司属性、实际控制人属性等分类标准寻找各细分类型下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间的具体关系。实证研究表明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主体结构指标都与企业绩效存在正U型的关系,即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并不存在“最优解”,因此高度分散或者高度集中的持股结构可能更有益于国企绩效的提升。从行业来看,以电子、食品饮料、商贸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公司属性来看,外资企业和中央控股企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实际控制人类型来看,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属性以及具有共同实际控制人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最后,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对中国下一步国企改革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与不足。本文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一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对国企实际控制人持股变化、持股偏好、以及背后的原因都进行了细致分析;二是从更细分层次全面考察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考虑了行业分类、行政隶属层级分类、实际控制人分类等;三是指标运用上的创新,在股权主体结构变量上增加了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在企业绩效变量上增加了社会效益变量,如企业税收指标;最后在计量模型运用上采用了GMM方法,而非传统的OLS、2SLS方法,规避了传统模型对数据回归的强限制预设。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选取的企业社会效益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二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只针对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未能涵盖全部国有企业。
魏永辉[7]（2019）在《上市公司并购中概股研究 ——以首旅酒店并购如家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中概股在海外市场的信任危机越来越凸显,加之中概股的盈利模式在海外也不被理解,因此整个中概股板块的价值都被低估,中概股企业的发展也随之受限,而与此同时,国内市场高市盈率的特点也在吸引着这些中概股,因此,许多中概股企业选择回归国内A股市场。而国内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些企业原来所采用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合当前的环境了,因此国内上市公司一方面希望能够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引入资本来改善当前不合理的股本结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总结出一种让更多企业实现“双赢”的模式,既能实现优质企业的回归,又有利于国内上市公司的发展。国内目前的政策还只是关注到了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许多传统行业的政策引导还没有出台,因此,本文所选取的首旅酒店收购如家易捷的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中概股企业一般以成功上市为最终结果,所以本文只从国内上市公司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对首旅酒店的并购动因以及并购之后对首旅酒店的股权结构和绩效进行研究,从企业的战略和财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这一次的并购对国内上市公司的影响,并从中总结经验,为其他寻求合作的国内上市公司和中概股企业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本文从内容上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主要是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对并购理论和中概股进行介绍,主要阐述了并购和中概股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同时对中概股回归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归纳,并简单地对并购回归进行了分析,为后文中的具体分析做好铺垫。第二部分则是由第二章和第三章组成,这一部分对首旅酒店收购如家这一具体案例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第二章先对首旅酒店和如家易捷两家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然后从此次并购的交易时机和交易安排两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如家选择的私有化时间比较合理,同时首旅酒店也通过多种支付方式减小了一部分资金压力,双方都在事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避免此次交易给双方带来沉重的资金压力,减小资金压力带来的后期影响。第三章主要是用财务分析方法对此次并购进行评价,通过计算各种财务指标,并与行业龙头企业锦江酒店进行对比,判断此次并购之后对首旅酒店的股权结构是否有优化,其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等是否得到提升。虽然首旅酒店此次并购确实给其带来了不错的发展机遇,提升了首旅酒店的发展潜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此次并购还是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因此其他企业应当合理借鉴,做好规划,才能成功获得“双赢”的结果。
周子钧[8]（2019）在《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拟就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进行全面考察。主要从两个方面构建本论文的框架:一方面是划分和考察40年资本化进程经历的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个阶段,把握期间演进的脉络和螺旋式上升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此形成了论文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另一方面是总结40年资本化进程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动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此形成了论文的第四、第五章。第一章即1978年-1999年的市场化阶段。这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79年:“文革”后电影业的恢复;第二阶段1979年-1992年:电影业机制在转型时期的改良;第三阶段1993年-1999年:电影业体制改革全面启动。这个市场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行业垄断,通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焕发电影业的活力,实现电影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第二章即2000年-2008年的产业化阶段。这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年-2004年:电影业内改革向纵深发展;第二阶段2005年-2008年:电影业对非公资本和境外资本进一步开放。这个产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由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走向集团化和院线化,实现电影行业向产业化转轨。第三章即2009年-2018年的证券化阶段。这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9年-2012年是启动期;第二阶段2013年-2015年是高潮期;第三阶段2016年-2018年是提升期。2009年10月创业板设立华谊兄弟上市标志证券化阶段来临,民营电影公司率先陆续登陆A股市场;2016年8月中国电影、上海电影两大国有电影公司在A股上市,标志着证券化成为主流。电影公司通过IPO或借壳实现在A股上市融到大量资金,上市以后通过增发、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做优做强健康发展。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提升证券化的水平,实现中国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第四章是资本化进程的成效和问题。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取得的成效,首先是对于资本化规律和特点的把握、运行原理和阶段、启动和发展的认知。这是思想上的觉醒,是对于发展电影产业必须走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的道路,必须接纳、借力资本、资本市场和A股市场取得了广泛共识。政策的制定和推动是一直往这个正确的大方向前进,实际运行当中也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把握、处理好产业与资本的关系;产业为主资本为附,不能主次不分更不能本末倒置。对资本化的负面影响和破坏力,必须采取电影行业整顿、A股市场监管、财税严格检查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而又严格的治理。第五章是完善推动资本化进程的对策与建议。梳理中国电影产业40年资本化进程,勾画资本化的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大阶段脉络与走向,分析资本化进程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都是为了提出更好的对策,以指导电影产业资本化历程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走的更加扎实更加长远。其中,坚持保证资本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遵循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做优做强产业、提高通过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健康发展、构建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实现影企自身发展、推动与资本化进程相适应的规范运行体制、把握“内容为王渠道致胜”推动全产业链发展、促进与资本化进程相一致控制好金融风险等七大原则至关重要。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资本化进程”观察中国电影产业1978年-2018年40年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上填补了一定的空白;从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阶段把握40年资本化进程,揭示了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由浅入深、不断递进、螺旋式上升的逻辑进程;从产业与资本的博弈入手进行分析,指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效统一”是观察中国电影“资本化进程”的一个本质性把握;研究方法上融合历史学、金融学、电影产业理论于一体。本文认为,中国电影产业40年资本化进程有力推动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站在新起点上,充分吸取资本化进程呈现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必将更加充分,在把握和运用金融杠杆的“度”上必将更加精确,这必然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的空间和质量,推动中国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变。
江林彬[9]（2019）在《影视公司高溢价并购明星资本动因及经济后果分析 ——基于华谊兄弟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影视产业内大手笔的明星资本的并购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很多上市企业并购了或者试图并购一些由着名影视明星所控制的公司,而这一并购行为通常伴随着高估值、高溢价的情况。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研究了华谊兄弟三次高溢价并购明星资本的行为。通过探讨高溢价并购出现的动因以及产生的经济后果,希望能够为市场上的类似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本文从企业特征、管理层角度、业绩承诺以及产业背景等多个角度分析影视公司高溢价并购明星资本的动因,并研究了并购后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影视公司并购明星资本过程中存在高估值、高溢价现象;（2）影视公司高溢价并购明星资本可以增强公司的影视资源,拓展业务链。高溢价的产生,一方面是明星资本高附加值的特性无法通过现有的价值评估方法得到有效衡量。同时优质影视资源高度集中,造成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会出于自利的动机来提高溢价,而业绩承诺的签订也会推动高溢价并购完成。另一方面,市场并购交易溢价的普遍上涨也推动了上市公司不得不付出较高的对价获取明星资本;（3）高溢价并购后企业的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都较差,并没有达到企业所期望的提高资产回报率的并购计划。案例研究发现,企业在进行并购活动时应该注意通过完善明星资本价值评估机制、加大影视行业业绩承诺的约束力、强化标的企业的资质再结合监管政策对并购的估值溢价进行监管从而将类似行为的并购溢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对类似行为的风险进行管理。
朱大鹏[10]（2019）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行为研究 ——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指出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领域的核心问题。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关键内容和具体体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外资资本等相互融合,交叉持股。依托混合所有制的多元股权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将国有资本的规模、资源、技术和管理优势与民营资本的灵活市场机制、运营效率和企业家精神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实现“1+1>2”的治理效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营经济一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为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创造劳动力就业机会和国家税收贡献了重要力量。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发展。”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国有企业单向向民营资本敞开大门,而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向参股,实现多元化混合股权结构。目前,无论是在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主要关注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这类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而对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这种另类混合所有制改革关注较少。因而,本文主要探讨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形成混合股权结构对民营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通过归纳相关文献和理论,梳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脉络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本文发现在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形成混合股权结构与以往“国有化”、“国进民退”等概念有着本质区别。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新形势而进行的。同时,此次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同于之前国有企业利用政策和资源优势做大做强、挤占民营企业生存空间,而是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合作各取所长、各取所需创造了机会和平台。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本文选取了佛山照明（000541.SZ）、南国置业（002305.SZ）和上峰水泥（000672.SZ）三家上市公司进行多案例分析研究,具体考察了三家上市公司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对比了股权混合前后公司董事会结构、信贷融资规模、政策支持力度、经营业绩和信息披露行为的差异,为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信息披露行为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并进一步发现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信息披露行为的作用机理,为后续实证研究做好铺垫。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具体而言,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以后,民营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时滞缩短。并且,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异质性对上述研究结论具有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股东委派董事和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改善更加显着;在分析师跟踪较多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改善更加显着。这说明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使民营上市公司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更加显着。进一步分析,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之后,财务报告文本更加简洁,财务报告完成效率提高;审计师的审计风险降低,进而减少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缩短了审计报告的完成时间,从而改善年报信息披露的及时性。第二,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加了当期财务报告与上期财务报告之间的文本相似度。本文运用机器学习法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进行文本处理,计算得出当期财务报告与上期财务报告之间的文本相似度。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以后,民营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文本相似度增加。通过分组检验发现,当民营上市公司党组织未参与治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少时,民营上市公司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导致信息披露文本相似度上升更加显着。这说明,当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较弱时,财务报告文本相似度更高。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显着提高了公司的信贷资源和政策资源的获取能力,长期负债金额、银行贷款金额、长期负债比率和政府补助金额都显着增加,有效缓解了民营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资源获取能力的提升导致公司信息披露的动机和财务报告信息含量下降,财务报告文本相似度上升。第三,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了盈余管理程度。具体而言,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以后,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下降。并且当公司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多、内部党组织参与治理时,盈余管理下降更加显着。进一步检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公司治理水平改善和资源获取能力提升是导致盈余管理下降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以后,关联方资金占用显着减少。国有股东参股有助于监督和制衡民营控股股东追求控制权私利最大化的行为,公司治理质量不断改善。民营上市公司信贷融资和政府补助的获取能力显着提升,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民营上市公司基于“债务契约假说”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减弱。但是,国有股东参股并没有导致民营上市公司“政治成本”显着上升,即没有证据支持民营上市公司是基于“政治成本假说”而减少盈余管理行为。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本文拓展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现有关于混合股权结构、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从经营业绩、研发创新、投资决策、公司治理、现金持有等方面展开研究（张祥建等,2015;刘晔等,2016;郝阳和龚六堂,2017;王业雯和陈林,2017;王欣和韩宝山,2018;杨兴全和尹兴强,2018）,鲜有文献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且,现有研究主要把国有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关注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这类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而对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这种另类混合所有制改革关注较少。本文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信息披露的视角关注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后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全面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决策行为的影响。其次,本文丰富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国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无法从动态角度考察股权结构调整对公司行为决策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考察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这种动态股权结构调整对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信息披露文本特征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股权结构影响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证据。再次,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异质性对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考察了公司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跟踪预测、公司股东委派董事以及在中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党组织是否参与治理这四个因素对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弥补了以往文献在该领域的研究空白。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政策启示。本文的研究表明,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能够改善民营上市公司治理质量和资源获取能力,将国有资本的资源优势与民营资本的市场优势有机结合,进而影响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激发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活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同时,对资本市场投资者投资决策以及监管机构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2000年国内并购十大焦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国内并购十大焦点（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华企业并购中星集团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际意义 |
| 1.3 理论概念及文献综述 |
| 1.3.1 并购概念 |
| 1.3.2 并购动因理论 |
| 1.3.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2.中华企业并购案例介绍 |
| 2.1 并购交易背景 |
| 2.1.1 行业背景 |
| 2.1.2 并购主体 |
| 2.2 并购进程 |
| 3.中华企业并购动因分析 |
| 3.1 补充土地储备,提高核心竞争力 |
| 3.2 解决同业竞争,增强协同效应 |
| 3.3 加强房地产服务业务能力,应对市场竞争 |
| 3.4 扩大资产规模,提高盈利能力 |
| 3.5 引入战略投资者,深化各方合作 |
| 3.6 迎合股东诉求,推进国企改革 |
| 4.中华企业并购估值分析 |
| 4.1 企业价值评估方法 |
| 4.2 可比公司法估值分析 |
| 4.3 可比交易法估值分析 |
| 5.中华企业并购绩效分析 |
| 5.1 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并购短期绩效分析 |
| 5.1.1 研究过程 |
| 5.1.2 实证结果描述与分析 |
| 5.1.3 延伸与补充 |
| 5.2 基于财务指标分析法的并购中长期绩效分析 |
| 5.2.1 构建指标体系 |
| 5.2.2 财务指标对比分析 |
| 6.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和启示 |
| 6.2.1 对中华企业的建议 |
| 6.2.2 对其他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2）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思考缘起、概念界定及逻辑起点 |
| 一、思考缘起 |
| 二、逻辑起点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相关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对既有成果的分析与本文研究的关系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内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从集体价值到个人意识: 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1979-1991) |
| 第一节 重启与转型期的集体价值取向(1979-1983) |
| 一、政治主导或意义互构: 由《人民日报》的一条广告说起 |
| 二、集体价值取向: 《光明日报》的广告生产(1979-1983) |
| 第二节 广告生产的生活“新叙事”(1983-1991) |
| 一、家居生活新想象: 松下电器橱窗广告 |
| 二、流行文化新表达: “燕舞之歌”广告 |
| 三、儿童日常新游戏: 变形金刚的软性广告 |
| 第三节 博弈·徘徊·参与: 个人意识在广告实践中复苏 |
| 一、“家居生活”与广告实践: 博弈协商的现代生活认同 |
| 二、自我价值表达的广告实践: 社群分享与青年认同 |
| 三、偶像崇拜与儿童广告实践: 现代工业与文化认同 |
| 小结 |
| 第三章 建构工作-闲暇新关系: 广告生产的生活情境(1992-2001) |
| 第一节 广告生产与闲暇生活价值 |
| 一、家庭空间市场化: 顺德碧桂园广告项目 |
| 二、闲暇与“美好生活”: 宝洁的中国调查与洗发水广告 |
| 三、整合统一的劳动者日常: “逆流而上”的大宝广告 |
| 四、闲暇与购物关联的“生活想象”: 家乐福的陈列式广告 |
| 第二节 在广告情境中“生活”: 角色、消费实践与认同 |
| 一、角色转换与等级认同: 个人参与碧桂园广告生产的实践过程 |
| 二、能动消费与互构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宝洁广告生产实践 |
| 三、平民认同: 个人参与大宝广告生产的实践动机 |
| 四、现代购物体验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家乐福广告生产实践 |
| 第三节 再思考: 作为“工作-闲暇”分割的广告生产 |
| 一、虚假补偿: 被广告生产分割的孤立“闲暇” |
| 二、大宝“逆流”: 试图构建“工作-闲暇”统一的日常情境 |
| 小结 |
| 第四章 重塑“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2002-2009) |
| 第一节 打造“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过程 |
| 一、休闲生活的广告效果: “不打广告”的星巴克及广告生产 |
| 二、媒体时、空型塑生活圈广告地图: 分众传媒的广告生产 |
| 三、城乡差异与老年生活广告化: 脑白金的“十差广告”奇迹 |
| 第二节 广告化生活实践: 消费者到“生活者”认同 |
| 一、“生活者”的自我表演: 广告化的个人“闲暇” |
| 二、“生活者”的生活圈广告实践: 延长的时效与分化的认同 |
| 三、城乡关系与子女广告实践: 家庭新关系与情感认同 |
| 第三节 再思考: “生活方式”作为“生活者”认同来源 |
| 一、空间、技术与家庭情感的广告化:“生活方式”的实践性 |
| 二、“生活方式”: 解体与重构的“生活者”认同的框架 |
| 小结 |
| 第五章 广告生产再造“个人化”生活(2010-2018) |
| 第一节 广告生产再造的“个人化日常” |
| 一、“狂欢节”与幸福“日常”: 十年“双11”广告项目(2009-2018) |
| 二、“我”的困境“日常”: “11度青春”广告生产项目 |
| 三、温情的“日常”: 《爸爸去哪儿》中的内容化广告生产 |
| 第二节 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实践 |
| 一、“抢红包”与“分享”: 个人时间的“主题化”狂欢实践 |
| 二、制造话题与强制返场: 以广告生产的个人“日常”引导实践 |
| 第三节 再思考: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意识危机 |
| 一、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抽象的自我意识 |
| 二、个人意识危机: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政治 |
| 小结 |
| 第六章 认同困境: 对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反思 |
| 第一节 广告化日常与自我认同困境 |
|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广告生产与日常实践 |
| 二、自我认同困境的不同内涵与价值对话 |
| 第二节 反思: “趋同·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及历史启示 |
| 一、趋同与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 |
| 二、对认同困境的反思及其历史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评价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论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理论 |
| 一、垄断优势理论 |
| 二、内部化理论 |
|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理论 |
| 一、比较优势理论 |
| 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三、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第一节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
| 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
| 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景 |
| 三、投资政策发展 |
| 第二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
| 一、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
| 二、投资流量的宏观概述 |
| 三、荷兰的就业情况 |
| 第三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与特征 |
| 一、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 |
| 二、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
| 第四章 特殊金融机构 |
| 第一节 特殊金融机构的作用 |
| 一、特殊金融机构的定义 |
| 二、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投资的比例 |
| 三、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投资的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双边条约的重要性 |
| 一、荷兰是国际条约体系的核心 |
| 二、不同类型双边条约的吸引力 |
| 三、特殊金融机构对荷兰经济重要性有限 |
| 第五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 |
| 第一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
| 一、独立的中小企业主要进行小规模投资 |
| 二、大型公司和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
| 第二节 荷兰重要的大型跨国公司 |
| 一、金融业跨国公司 |
| 二、金融业跨国公司 |
| 三、非金融服务业跨国公司 |
| 第六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一、出口和投资的介绍 |
| 二、出口和投资齐头并进 |
| 三、出口和投资的方式 |
| 第二节 条约与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一、条约和非关税措施与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二、贸易协议的深度 |
| 第三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或出口的选择因素 |
| 第七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国家 |
| 第一节 美国 |
| 一、美国经济概况 |
| 二、荷兰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
| 第二节 德国 |
| 一、德国的经济概况 |
| 二、荷兰对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
| 第八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危机和挑战 |
| 第一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危机 |
| 一、85年的货物贸易和投资趋势 |
| 二、金融危机 |
| 三、新冠病毒危机 |
| 第二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 |
| 一、优势(Strength) |
| 二、劣势(Weakness) |
| 三、威胁(Threat) |
| 四、机会(Opportunity) |
| 第九章 结论和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的结论 |
| 第二节 本文的建议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 二、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 三、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
| 四、国内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 五、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 第二节 国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 二、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 三、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研究内容 |
| 四、国外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 五、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 一、国内外关于文化服务贸易概念的辨析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侧重领域的差异 |
| 三、国内外研究侧重领域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
|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研究方向 |
| 第三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析 |
| 第一节 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内涵 |
| 一、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 二、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三、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机理 |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依据 |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用分析 |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分析 |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益分析 |
| 第四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 |
| 一、文化服务贸易有关的国际规则概述 |
| 二、与文化贸易有关的WTO争端 |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的互动关系 |
| 第四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影视领域 |
| 一、美国的影视政策 |
| 二、法国影视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韩国的影视政策 |
| 四、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动漫领域 |
| 一、美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日本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艺术品授权领域 |
| 一、法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英国的主要政策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五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 |
| 一、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
| 二、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
| 三、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壁垒 |
| 四、数字文化服务贸易规则之争 |
| 五、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 |
| 六、中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策略选择 |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政策专题 |
| 一、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标准 |
| 二、我国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框架与实践 |
| 三、中美文化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组织机构 |
| 一、各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组织机构 |
| 二、中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障碍及借鉴 |
| 第六章 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自由”与“文化例外”共存 |
| 一、文化例外是保护本国文化的盾牌 |
| 二、“文化自由”有利于推广本国文化产品与服务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 |
| 一、文化折扣及成因 |
| 二、文化增值及成因 |
| 三、中国文化服务贸易从“文化折扣”转变为“文化增值”的策略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国际规则中的文化特性考量 |
| 一、WTO现有文化服务贸易规则 |
| 二、WTO文化贸易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博弈和协调 |
| 三、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展望 |
| 四、中国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新发展趋势的对策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我国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方面存在的差距 |
| 二、国外先进政策实践带来的启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促进文化服务贸易由“文化折扣”转向“文化增值”的策略选择 |
| 二、积极参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规则制定 |
| 第三节 下一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 |
（5）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比较优势理论 |
| 2.1.2 产业竞争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制药产业发展相关文献 |
| 2.2.2 企业竞争力相关文献 |
| 2.2.3 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相关文献 |
| 2.2.4 竞争力评价体系文献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制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3.1 主要发达国家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1.1 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状况分析 |
| 3.1.2 美国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1.3 日本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1.4 欧洲国家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2 主要发达国家制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企业发展周期视角下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3.2.2 制药企业发展过程中相关因素的作用 |
| 3.2.3 制药产业发展内外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
| 3.3 制药产业特征分析 |
| 3.3.1 产业需求特征 |
| 3.3.2 产业竞争特征 |
| 3.3.3 产业技术特征 |
| 3.3.4 产业发展特征 |
| 3.3.5 产业盈利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制药产业竞争要素分析及竞争力评价 |
| 4.1 制药产业竞争要素分析 |
| 4.1.1 产业发展状况相关要素 |
| 4.1.2 产业支撑环境相关要素 |
| 4.2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 4.2.1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概述 |
| 4.2.2 评价指标的界定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模型 |
| 4.2.5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优势比较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药产业关键竞争要素实证研究 |
| 5.1 产业规模、产业质量指标视角下的竞争要素实证研究 |
| 5.1.1 实证研究设计 |
| 5.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5.1.3 产业规模指标分析过程 |
| 5.1.4 产业质量指标分析过程 |
| 5.2 产业结构指标视角下的竞争要素实证比较 |
| 5.2.1 实证研究设计 |
| 5.2.2 数据来源和预处理 |
| 5.2.3 制药企业单一要素实证比较研究 |
| 5.2.4 制药企业全要素实证比较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机理分析 |
| 6.1 产业规模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 6.1.1 实证结果比较分析 |
| 6.1.2 关键因素分析 |
| 6.2 产业质量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 6.2.1 实证结果比较分析 |
| 6.2.2 关键因素分析 |
| 6.3 产业结构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 6.4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机理与差异分析 |
| 6.4.1 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关键因素作用 |
| 6.4.2 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机理综合分析 |
| 6.4.3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机理差异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中国制药产业发展的启示 |
| 7.2.1 中国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7.2.2 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路径分析 |
| 7.2.3 中国制药产业发展战略分析 |
| 7.3 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 7.3.1 不足之处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 |
| 一、国有企业 |
| 二、所有权结构 |
| 三、实际控制人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 |
| 一、相关论 |
| 二、无关论 |
| 第二节 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一、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二、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第三节 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一、机构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二、国家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三、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博弈分析 |
| 第一节 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
| 一、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一般博弈分析 |
| 二、股权分散条件下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博弈分析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存在条件下的博弈 |
|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博弈分析 |
| 二、引入小股东利益保护法律框架下的博弈分析 |
| 三、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
| 第三节 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博弈 |
| 一、政府机构与国企管理层的混合战略均衡博弈 |
| 二、政府主管官员与国企高管合谋的精炼博弈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组织所有权结构的演变：国外私有化浪潮 |
| 第一节 私有化：有机发展战略与急速私有化战略 |
| 一、私有化浪潮(Privatization) |
| 二、私有化浪潮的理论基础 |
| 三、私有化的两种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发达经济体国企改革 |
| 一、英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二、美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国有企业改革 |
| 四、德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五、意大利国有企业改革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转轨经济体的国企改革 |
| 一、东欧国有企业改革 |
| 二、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巴西国有企业改革 |
| 四、阿根廷国有企业改革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演变：中国国企改革 |
| 第一节 中国国企改革历程 |
| 一、1993-200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抓大放小 |
| 二、2004-2012：深化推进股份制 |
| 三、2013-至今：以实现国企功能为导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二节 中国国企发展与概况 |
| 一、国有控股成国企发展新趋势 |
| 二、国企吸收就业空间趋近饱和 |
| 三、国有资产总量规模稳步上升 |
| 第三节 中国国企绩效评价分析 |
| 一、国企绩效评价体系 |
| 二、盈利能力 |
| 三、偿债能力 |
| 四、增长能力 |
| 五、其他指标 |
| 第六章 企业实际控制人变迁研究 |
| 第一节 数据与样本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实际控制人类型 |
| 三、样本行业分布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截面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类型变动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第三节 实际控制人个体变动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变动行业分布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三、混合化持股结构初现端倪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样本与变量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变量界定 |
| 三、描述统计 |
| 第三节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四节 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结论 |
| 一、实际控制人变迁 |
| 二、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三、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政策建议 |
| 一、厘清国资管理边界,理顺委托代理 |
| 二、分类改革,相机混改 |
| 三、加强党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司监督体制 |
| 四、提高投资者保护,鼓励所有权结构多元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上市公司并购中概股研究 ——以首旅酒店并购如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企业并购理论与中概股相关概念 |
| 第一节 企业并购的相关理论 |
| 一、企业并购的含义及方式 |
| 二、企业并购的动因 |
| 三、企业并购的风险 |
| 第二节 中概股相关背景 |
| 一、中概股回归流程 |
| 二、中概股海外现状 |
| 第三节 中概股被并购可行性分析 |
| 一、中概股海外上市热情逐步降低 |
| 二、中概股留在海外的动因消失 |
| 三、并购政策符合行业需求 |
| 第二章 首旅酒店收购如家案例介绍 |
| 第一节 案例双方背景介绍 |
| 一、首旅酒店背景介绍 |
| 二、如家易捷背景介绍 |
| 第二节 行业背景介绍 |
| 一、酒店行业重组浪潮 |
| 二、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 |
| 三、回归政策利好 |
| 第三节 上市方式介绍 |
| 一、上市方式 |
| 二、并购与其他方式优劣势比较 |
| 第四节 交易安排介绍 |
| 一、交易过程的安排 |
| 二、并购时机的选择 |
| 三、支付方式的优势 |
| 第三章 首旅酒店收购如家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首旅酒店并购动因分析 |
| 一、经济背景分析 |
| 二、企业战略分析 |
| 第二节 首旅酒店并购后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
| 第三节 首旅酒店并购后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
| 一、盈利能力分析 |
| 二、营运能力分析 |
| 三、偿债能力分析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启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缘起与概念界定 |
| (一) 论文缘起 |
| (二) 概念界定 |
|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述评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文献述评 |
| 四、主要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主要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框架、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框架 |
| (二) 创新点 |
| (三) 本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资本化的市场化阶段(1978年-1999年) |
| 一、第一阶段:“文革”以后电影业的恢复(1978年-1979年) |
| (一) 电影业在新中国的发展与曲折进程 |
| (二) “文革”后恢复老电影放映时出现的盛况 |
| 二、第二阶段:电影业体制在转型时期的改良(1979年-1992年) |
| (一) 政策上重点是先后调动“制发放”行业的积极性 |
| (二) 电影单位由事业转为企业走市场化道路 |
| (三) 调整机构设置形成“影视合流”的局面 |
| 三、第三阶段:电影业体制启动全面改革(1993年-1999年) |
| (一) 打破中影集团一家独大统购统销的垄断 |
| (二) 打破中影集团和省级发行公司的垄断 |
| (三) 打破16家制片厂的垄断调动各界拍片积极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资本化的产业化阶段(2000年-2008年) |
| 一、第一阶段:电影行业内改革向纵深发展(2000年-2004年) |
| (一) 政策上大力推进集团化和院线制改革,推动向产业化转向 |
| (二) 投融资上国企加快转企改制,民企扩大融资渠道 |
| (三) 资本多元化大力促进了电影产业发展 |
| 二、第二阶段:电影行业对外开放打开大门(2005年-2008年) |
| (一) 政策上对于境外资本和非公资本进一步开放 |
| (二) 投融资上中影发债民企谋求上市,行业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
| (三) 电影产业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加快资本化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化的证券化阶段(2009年-2018年) |
| 一、第一阶段:证券化的启动期(2009年-2012年) |
| (一) 政策上加大金融政策推动企业上市成为着力点 |
| (二) 投融资上电影公司上市标志着证券化时代来临 |
| (三) 华谊兄弟首家在A股上市起到了示范效应 |
| 二、第二阶段:证券化的高潮期(2013年-2015年) |
| (一) 政策上继续鼓励公司上市,同时改进和完善电影审查 |
| (二) 投融资上互联网资本强势进入,电影产业基金十分活跃 |
| (三) 二级市场并购火爆与出现问题的表现与原因 |
| 三、第三阶段:证券化的提升期(2016年-2018年) |
| (一) 政策上对明星证券化的遏制和再融资疏堵结合 |
| (二) 投融资上资本有进有退步入去伪存真的提升期 |
| (三) 中影上影两大国企实现A股上市的标志性意义 |
| (四) “内容为王”获得支持,资本流向发生结构性变化 |
| (五) 互联网影业与国企和民企三分天下重塑行业格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本化进程的成效与问题解析 |
| 一、电影产业资本化的成效解析 |
| (一) 对资本化的运行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更加清晰 |
| (二) 对资本化的运行原理和阶段的把握更加准确 |
| (三) 对资本化进程的启动和发展形成的共识更加坚定 |
| (四) 对借力A股市场做优做强的意义和路径更加明确 |
| (五) 对保持市场活力与严控风险之间的把控能力更加强大 |
| (六) 对建构产业与资本辩证关系的良好生态系统更加自觉 |
| 二、电影产业资本化的问题解析 |
| (一) 电影公司存在诸多问题影响通过IPO进行融资 |
| (二) 跨界定增存在虚火与企业并购存在严重障碍 |
| (三) 证券化负面影响凸显影企上市后的风险边界 |
| (四) 资本的霸权导致电影产业的异化和扭曲行为 |
| (五) “保底发行”与“天价片酬”对于电影产业的侵蚀 |
| (六) 电影板块在A股市场回报率偏低、规模偏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完善推动资本化进程的对策与建议 |
| 一、坚持保证资本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原则 |
| (一) 把握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发生的方向性调整 |
| (二) 努力创作出资本与内容结合的佳作 |
| 二、遵循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做优做强产业的原则 |
| (一) 影企要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在A股市场上市融资 |
| (二) 借力A股市场资源配置优势培育大型企业集团 |
| (三) 重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推动与A股市场对接 |
| (四) 打造影视企业融资渠道助力小微影企融资 |
| 三、通过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影企健康发展 |
| (一) 发挥股市先发优势的公司在外延并购上的优势 |
| (二) 通过不断外延并购做优做强是必然选择 |
| 四、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实现影企自身发展 |
| (一) 把握互联网资本在电影产业链地位主流化的趋势 |
| (二) 上市电影企业要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的进入 |
| 五、构建与资本化进程相适应的规范运行体制 |
| (一) 应制定和出台规范资本运行的相关制度 |
| (二) 尽快组建电影经纪人群体的行业协会 |
| 六、把握“内容为王渠道致胜”的原则,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
| (一) 上市影企要打造全产业链模式防控业绩下滑的风险 |
| (二) 上市影企要瞄准“内容+渠道”模式以提高经营业绩 |
| 七、完善与资本化进程相一致的产业规则和市场规则 |
| (一) 要遵从产业和市场规律推动资本化进程 |
| (二) 用大工业运行的方式分散和控制好金融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与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影视公司高溢价并购明星资本动因及经济后果分析 ——基于华谊兄弟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并购溢价定义 |
| 2.1.2 明星资本定义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并购溢价成因理论基础 |
| 2.2.2 并购价值评估方法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并购溢价动因的文献综述 |
| 2.3.2 并购溢价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2.3.3 并购后果文献综述 |
| 2.3.4 影视产业并购研究的相关文献 |
| 2.3.5 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华谊兄弟高溢价并购明星资本案例分析 |
| 3.1 影视行业并购高溢价现状分析 |
| 3.1.1 市场溢价率水平 |
| 3.1.2 不同行业溢价率水平 |
| 3.1.3 行业内并购溢价率水平 |
| 3.1.4 影视公司并购明星资本溢价水平 |
| 3.2 华谊兄弟对明星资本并购活动概述 |
| 3.2.1 华谊兄弟公司简介 |
| 3.2.2 浙江常升 |
| 3.2.3 东阳浩瀚 |
| 3.2.4 东阳美拉 |
| 3.2.5 华谊兄弟并购明星资本的溢价水平分析 |
| 3.3 华谊兄弟高溢价并购明星资本事件分析 |
| 3.3.1 并购对象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3.3.2 并购定价的合理性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华谊兄弟高溢价并购明星资本动因分析 |
| 4.1 华谊兄弟高溢价并购背景分析 |
| 4.1.1 市场并购背景 |
| 4.1.2 影视行业背景 |
| 4.1.3 华谊兄弟发展背景 |
| 4.2 追求协同效应 |
| 4.2.1 拓展公司业务领域,发展电视剧产业 |
| 4.2.2 获取优质影视资源,增强核心竞争力 |
| 4.3 追求明星资本的高附加值 |
| 4.4 签订业绩承诺,推动溢价并购的完成 |
| 4.5 公司管理层追求自身利益 |
| 4.5.1 被并购企业特征 |
| 4.5.2 并购协议条款存在利益输送嫌疑 |
| 4.6 产业发展不成熟,迫使公司高溢价并购 |
| 4.7 本章小结 |
| 5、华谊兄弟高溢价明星资本并购经济后果分析 |
| 5.1 华谊兄弟并购的市场绩效分析 |
| 5.1.1 华谊兄弟并购的短期市场绩效评价 |
| 5.1.2 华谊兄弟并购的长期市场绩效评价 |
| 5.2 华谊兄弟高溢价并购的财务绩效分析 |
| 5.2.1 创利能力分析 |
| 5.2.2 现金创造能力分析 |
| 5.2.3 价值创造能力分析 |
| 5.2.4 风险控制能力分析 |
| 5.2.5 成长能力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并购动因结论 |
| 6.1.2 并购经济后果 |
| 6.2 研究启示 |
| 6.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行为研究 ——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关键概念定义 |
| 1.2.1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1.2.2 信息披露 |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章节内容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主要章节内容 |
| 1.4 技术路线图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图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混合股权结构文献回顾 |
| 2.2 信息披露时间文献回顾 |
| 2.3 信息披露文本特征文献回顾 |
| 2.4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文献回顾 |
| 2.5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企业所有权理论 |
| 3.1.2 代理理论 |
| 3.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 制度背景 |
| 3.2.1 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 |
| 3.2.2 我国信息披露相关政策梳理 |
| 第四章 案例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案例选择 |
| 4.2.2 数据收集 |
| 4.3 案例背景 |
| 4.3.1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
| 4.3.2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
| 4.3.3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
| 4.4 案例讨论与分析 |
| 4.4.1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信息披露的路径分析 |
| 4.4.2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信息披露的具体表现 |
| 4.5 案例结论与研究贡献 |
| 4.5.1 案例结论 |
| 4.5.2 案例研究贡献 |
| 第五章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及时性 |
| 5.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 5.3.2 关键变量定义 |
| 5.3.3 回归模型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实证检验结果 |
| 5.4.3 分组回归检验结果 |
| 5.4.4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5.5 进一步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文本特征 |
| 6.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6.3.2 变量定义 |
| 6.3.3 回归模型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单变量检验结果 |
| 6.4.3 实证检验结果 |
| 6.4.4 分组回归检验结果 |
| 6.4.5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6.5 进一步分析 |
| 6.5.1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贷资源获取 |
| 6.5.2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策资源获取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
| 7.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7.3.2 变量定义 |
| 7.3.3 回归模型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4.2 实证检验结果 |
| 7.4.3 分组检验结果 |
| 7.4.4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7.5 进一步分析 |
| 7.5.1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公司治理改善 |
| 7.5.2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资源获取能力 |
| 7.5.3 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治成本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2000年国内并购十大焦点（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企业并购中星集团的案例分析[D]. 陈宇凡.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2]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D]. 陈凌.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3]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 陈彦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D]. 孙铭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D]. 李超.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6]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D]. 龙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7]上市公司并购中概股研究 ——以首旅酒店并购如家为例[D]. 魏永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8]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D]. 周子钧. 山东大学, 2019(09)
- [9]影视公司高溢价并购明星资本动因及经济后果分析 ——基于华谊兄弟案例研究[D]. 江林彬. 苏州大学, 2019(04)
- [10]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行为研究 ——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 朱大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