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陆九渊礼乐思想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冀晋才[1]（2021）在《“只是吾心初动机” ——朱熹“情”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朱熹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最高理论思维水平的代表——宋明理学之集大成者,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焦点人物之一。如果说人性论是朱熹思想体系建构的根基,那么“情”思想就是其构建人性论的依据。因此,对朱熹“情”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明晰其思想体系的建构思路与意图。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朱熹对“情”概念的诠释及其思想体系中“情”概念与“天理”、人性论、修身论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其“情”思想。以“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二程子”为主干的理学“道统”是朱熹“情”思想的主要渊源。《中和新说》是朱熹“情”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体情用”、“心主性情”是其根本要旨。由此观之:孔子的“实情观”、孟子由“四端之情（情感之初萌）”体察“仁义礼智之性”的思路为朱熹由“情善”追溯“性善”、“天理至善”提供了思想依据;《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未发已发”诸说及《礼运》中对“情”概念的总结,对朱熹“情”思想的形成多有启发;二程“性即理”“情是性之动处”等观点和从“气本”层面分离“情”“欲”概念的思路,是朱熹“性体情用”、“心主性情”等观点的直接来源。荀子及汉唐儒家合“情”“欲”而言“性”,使得“性”有善有恶,因违背了朱熹“情”思想之本旨而而被其否定。影响朱熹“情”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是多层次的,但促使朱熹比二程更关注现实生活的原因更多地来自于政治层面。“靖康之变”后南宋长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声称掌握“天理”、“天道”的理学一派必须拿出一个既合于其思想主旨又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朱熹的“情”思想应运而生。由此造就了朱熹比二程更重视“情”思想的实践维度,形成了朱熹注重“理欲之辩”“情欲之别”、强调在生活日用中分辨“天理”“人欲”的“情”思想特色。“情”与“天理”之间关系的建构,是朱熹对“性”的源流梳理。朱熹由“情”悟“性”、由“性”溯“理”,证实了“天理”内在于人,实现了为其“性善论”溯源的目的。继而从“天理”推扩至“情”,完善了其“性善论”。他将“天理”融入“气化生人”、人“心”之静动各环节中,使“天命之谓性”、“情是性之动”实现了逻辑上的贯通和完善。他分别从“体用”、“静动”两个层面言“性”、“情”关系,以“理”而言是“体用”关系,以“气”而言是“静动”关系。从“体用”角度言“性”、“情”关系,意在理清“天理”、“天命”、“性”与“情”之间的源流关系,为“性善论”正本清源。从“静动”层面言“性”、“情”关系,意在于阐明人“心”应当“循性”而思,为修身论的提出做铺垫。“情”与人性论关系的建构,是朱熹对“性善论”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朱熹对“性”、“情”、“欲”作了精细的概念剥离:首先,将“性”完全纳入“天理”的范畴,将“情”作为“性”在气动层面的表现,由此使“情”脱离了善恶之辨;其次,将“欲”从“情”中分离出来,专作为人之形体之气动的呈现、与“性”无涉,于是善恶之辨就最终被落实到了“欲”范畴之内。“性”即“天命之性”或人之本性,是人所禀受之“天理”;“气质之性”是从“气化成人”的意义上言人性,即人之形体的本能。朱熹将“欲”从“情”中分离出来纳入“气质之性”的范畴中,最终为“恶”论证出了形而上本源,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性善论”。“情”与“修齐治平”的关联,是朱熹推动理学思想向现实生活渗透所作的的思想准备。朱熹主张万事以修身为先,修身以“正心”为本,“正心”即精察“心”之思虑形成之根源以实现“去人心、存道心”。“心”作为人之视听言动的主宰者,其意识形成的依据有二,即“理义”与“形气”,也即“性”与“欲”。“心”由“性”主宰,则所生之意识合于“天道”,故此“心”被称为“道心”;“心”被“欲”蒙蔽引诱,则意识会追逐物欲,万恶由此而生,此心被称为“人心”。“正心”实质上就是“存道心”,因为做到了“存道心”,自然也就实现了“去人心”。“存道心”首在悟“道”,也就是“穷天理”。“穷理”的途径有二:一是读书明理,即深入研习儒家圣人遗书中的道理;二是格物穷理,即在生活日用中体悟圣人书中道理的伟大意义。以这两个途径“穷理”事实上就是“正心”、修身的过程,久之则“天理”可明、“人欲”可去,那么在齐家、治国诸事上自能禀“道心”而思虑营为。但穷究“天理”、修养道德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是合乎“标准”?这个标准由谁来制定、又由谁来裁评?人是否必须先经历“穷天理”的过程方能去齐家治国吗?这些都是朱熹未能说明且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靖康之变”后,南宋内外交困、危机重重,探索变革图强、复国雪耻之策逐渐成为思想发展的主流,朱熹的“情”思想便是其中的一股。由于朱熹“一切以修身为先”的说法及近乎苛刻的修身论主张与时代对改革图强具体之策的急迫需求格格不入,且朱熹固执的坚持其思想的正统性和唯一性并批判打压其他儒学思想,于是反朱子学的思潮逐渐兴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主干的永嘉学派。在“情”与人性论的关系上,永嘉学派摒弃朱熹用“理”“气”来诠释“性”“情”“欲”的方法,直视“情”和“欲”为人性之固有内容;在“情”与修身论的关系上,永嘉学派否了朱熹“万事以修身为先”、修身即“穷理、去欲、复性”的观点,指出圣王之道蕴含于其实政实德之中、以保民养民为要。继而,永嘉学派对儒家的天人观、“道”和“道统”进行了重构,极大地冲击了朱子学话语体系。朱熹的“情”思想体系完善、源流清晰,且对孔孟儒学的传承发展与社会人心的治理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因而有众多的信从者。陈淳是朱熹众多信从者中的典型,在继承了朱熹“性体情用”、“心主性情”、“情”“欲”有别等“情”思想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陆九渊“心学”、永嘉之学等进行了深入的批驳,极大地翼护和弘扬了朱熹的“情”思想。当然,陈淳在“情”思想上也有自己的独见。首先,在对“情”之善恶的认识上有独见。朱熹从“情”之生发过程上言其善与不善,初萌之“情”是“性之动”,全善无不善,“迁于物之情”则掺杂了物欲在其中,故而不是全善。陈淳则明确指出“情”有善有不善,而且为二者剖析了形成根源。“情”之善,即“情”之发而中节,是出于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情即理”。“情”之不善形成的根源有二:从“心”的层面言,是“人心”、“人欲”作乱;从“气”的层面言,是因形体之“气”有驳杂,使“理”发出时偏离了原定的轨道。其次,在对“心”的认识上有独见。朱熹主张“心主性情”,认为“心”是意识的主宰、具有知觉思虑的能力,因而能在“道心”、“人心”间作出抉择。陈淳则认为“心”只是和贮藏“性”的器官,并无知觉审绌之能,真正主宰人之思虑言行的是“意”。最后,陈淳在修身论上只强调“穷天理”,而很少再提“去人欲”,这与朱熹也略有不同。陈淳的这些独见并不是对朱熹“情”思想的反对,而是补充和完善。朱熹通过对“情”“欲”“性”的概念分离,及对“情”与“天理”、“人性论”、“修齐治平”的关系建构,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情”思想体系。由此,朱熹不仅解决了前代儒家“以情欲论性”而导致的“性”善恶难辨等问题,更使理学思想贯通了生活世界和形上之维。朱熹的“情”思想也是南宋时期儒学逐渐转向“内在”的表现,而无论是永嘉学派由初期注重经世实政研究转向后期致力于批判朱熹的“情”思想,亦或是陈淳对朱熹“情”思想的传承、翼护与发展,都体现出这种“内在转向”的不断加强。这种趋势表明了在南宋统治集团不断腐朽颓废的形势下士大夫群体的进取心在逐渐衰退,也揭示了南宋后期的历史发展走向。
单舒扬[2]（2021）在《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有着悠久的阅读历史,灿烂的阅读文化,深厚的阅读传统,丰富的阅读思想。从我国数千年以来历史中的阅读行为里,从自古以来多如繁星的阅读相关话语着述里,研究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全民阅读社会构建、书香中国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树立俱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生长于“中国古代”的特定时空下,具有鲜明的历史印记和民族特色,本文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基础决定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思维主线,使用以古鉴今、西为中用的研究方法,先从沿历史轨迹梳理着手,大体上以时代为脉络,以各时期代表性学术流派为划分,梳理并总结各历史时期的阅读思想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局限性,而后从宏观上对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加以总结,从阅读取向、阅读阐释、阅读目的三个方面归纳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的特点,最后立足现代,从阅读研究、阅读活动、阅读推广、经典阅读、文化自信树立五方面获得现代启示。
徐艳兰[3]（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张津巾[4]（2020）在《宋濂礼乐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濂,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士,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其与刘基、高启有“明初诗文三大家”之称;又与章溢、刘基、叶琛有“浙东四先生”之谓。宋濂博文广记,学识渊博。在朝为官时忠心不二,曾任太子赞善、奉议大夫等职,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洪武二年,宋濂奉太祖皇帝之命编修《元史》,此外他还参与了明代礼乐制度的修订。作为一代王朝的史书裁定者,宋濂的礼乐思想对于明代礼乐制度的形成及中国礼乐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宋濂礼乐思想内容涉及广泛且多现于文学作品,理论研究价值丰富。通过分析宋濂文学作品从而对宋濂礼乐思想的内涵进行提炼,分析宋濂礼乐思想对于明代礼乐制度的影响,可以为弘扬我国礼乐传统文化及宋濂的学术理论研究提供帮助,同时也能为浙东文人群体及浙江音乐史板块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本文是以宋濂礼乐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整理分析宋濂文史资料从而探寻宋濂礼乐思想内容的理论研究,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研究法与历史研究法。本文在结构上由绪论及四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围绕本文选题,旨在对宋濂礼乐思想研究的缘由意义、对象综述、方法及创新点进行介绍。正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宋濂生平及礼乐思想的来源,第二部分则简要阐述了宋濂礼乐思想的具体内涵。第三部分是在串联我国礼乐制度的发展历程后对宋濂礼乐思想和明代礼乐制度间关系的理论分析,第四部分则主要论述了宋濂礼乐思想的影响。
杨昕雨[5]（2020）在《南宋白鹿洞书院乐教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是对南宋白鹿洞书院中的乐教活动进行探究,从书院日常教学活动的角度出发,探寻乐教在其中的作用。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以文献学方法为主,辅以历史学和比较学等方法,试图阐明白鹿洞书院乐教活动的特点,以及其在南宋时期的意义。之所以选择白鹿洞书院而非其他书院,是由于白鹿洞书院自身的发展轨迹较为曲折,从书院建成初期到最后成为书院典型前后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五代南唐时官学性质的庐山国学,北宋时期由官学向私学转变的白鹿国学,南宋时摆脱官学弊病成为书院集大成者的白鹿洞书院。在这三个过程中白鹿洞书院不仅完成了教学性质的转变,也实现了其教学理念上的蜕变,摆脱了当时官学中仅为顺应科举而教学的弊病,在宋代俗文化盛行时逆大势而行,复古地遵循儒家先贤的遗志,实现了不仅教书而且育人的教育理念。而在赵宋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仅选择了南宋,是因为此时的白鹿洞书院已完成了前期发展、中期过度,并在以朱熹和陆九渊分别代表的理学和心学不断地学术交流中,成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书院典型。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对南宋白鹿洞书院中的乐教活动进行阐述。第一部分对白鹿洞书院的前身进行探源,通过梳理白鹿洞书院的发展过程,从发展过程中看书院性质的变迁,从书院性质的转变看乐教活动上的变化;第二部分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试图还原南宋时期白鹿洞书院中乐教活动的真实情况;第三部分探究白鹿洞书院中的乐教活动的价值及影响。
王瑜[6]（2020）在《儒家工夫论引论》文中提出儒学的核心在个人的道德实践,而狭义的儒家工夫论,便是“内圣”的达成,其包括了明显本体以成就道德自我的方式、过程、次第等内容。通过对工夫论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把握儒学的整体性、包容性、统一性,从而展现中国内含者高度道德自觉和社会责任感的实证哲学。儒家工夫论可溯源至中国古代人文思想萌发和彰显之过程。三代通过“绝地天通”解决民神杂糅之弊,建立起有序、同心同德的宗教文化体系,发展至周代实现了宗教的理性化趋向。自周以“天”代“帝”成为至上神,取消其绝对支配权,并要求君王在“天命靡常”的天命观下,通过“以德配天”维系天人关系。最终,在西周完善了礼乐教化的德育体系,将“德”的意识投射至民间,使周人有了代表理性自觉的尚文重德的时代价值取向。三代时期,人们开始了对“德”的关注与重视,但刚从宗教意识中剥离出来的德意识,还略显薄弱。故而,在三代时期,个人的道德修养自觉意识还很欠缺,同时也没有对人修身成德有系统性的理论论述。直到先秦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成形,一条明确以个人道德实现为目标的成圣之路便展开了。其将视野聚焦于现世的人文社会,认为人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达成生命的价值,并为个人的德修建构了一套理论,也随之奠定了儒家工夫论的基本样态:博学事人的知识研习、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身心一如的气象践形。在儒学不断发展过程中,工夫论逐步有了一贯的义理建构。儒家围绕理、仁、心、气概念而了其理论基础。第一,儒家之所以要设立天理、理,将其视为统一天地万物的内在规定性,又赋予了理绝对、普遍、客观、形上的特性,实际是为社会伦理和人性之善提供了坚不可摧的理论依据。作为社会伦常规范的“礼”和人先天之性,皆由同一天理所“分殊”而禀受。故而,礼有了理为支撑,便成为人必须遵从的定理。同时,人性禀受了至公至善之理,人便有尽性成圣之义务,而个人道德的实现也就成为了人本固存的潜能。第二,仁为天道流行、通达、感通的“生生之理”。其通过天地之心而能与人心相联,故人心为具有生机又贯通诸德的仁心,能有道德的自发性。也正是天人同源自生生之仁,故仁能表现出“万物一体”之感,而人之所以丧失一体之感,是由私欲之间隔。而要建立起一体之感,便须人能至“仁德”。在儒家看来,仁德为统摄诸德的德性之本,唯有人能力行工夫以至“仁德”,方能由仁德而发诸德之用。第三,儒家由气一元论的建构,将宇宙视为一直处于运动和感通运动之中存在。在无休止的运动之中,作为本体性质的气成为了天地万物的统一,由其气化运动而沟通起了形上形下间的联系,统摄了“万象”之有和“太虚”之无。由此,人因气而能与外界进行沟通,也由气能将人的形神、身心联系起来。因此,人能凭借气的中介作用,改善自身生命力的展现;专注精神而生发智慧;变换气质以趋善成性。第四,儒家将心看做体用相即的一体,对心的工夫便在于寻用入手,而得以“明体适用”。也即是说,通过对心主宰、知觉、思虑、德性之知内容的开发,进而寻得证悟心体之路,进而将心体之无形无限量、虚、灵、神、明、至善、良知良能等难以把捉的内涵彰显出来。在理论铺设的基础上,儒家便建立了更为的深入与细致的工夫修持条目。第一,立志为圣。儒学工夫先立以做圣人、学圣学为目的的志向,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身。端正其志使自己学有所本,而杜绝散漫无章和因循苟且的学习。因此,儒家要求立大、高、远、深、久和勇猛之志,且专一坚定于其志,时刻坚守其志而不屈挠移改。第二,读书明理。儒家工夫不离知识的研习,故要求人能善择良典,进而困勉勤读,熟读精思、虚心静虑、专一沉入、优游涵泳,使得人能通过读书,得以锻炼思维能力、明得辞章的意旨、收摄存心,最终能明理体究而引导与规整自身言行。第三,深研于理。对于物理,要进行逐一、具体、客观且深入的探究,而寻得综摄众理的“天理”,且在认知物理的过程中,培养不溺于物的无私之德。对于事理,便要在日用间寻得人伦事故之理,进而可执本应事,随事存天理与改过迁善。总的来说,对理的探求,在于对理的贯通无间,旨在能明心的全体大用、明明德。第四,自省克己。对人内在工夫来说,须人对治习性偏颇、煎销习气熏染以化却习心以变化气质。其细化和落脚点,便是诚意正念以存养天理。即要求人“实意”而“不自欺”,严格和真切地护持心体的至善之念,进而落实存善去恶。在修持工夫中,亦须重视其中的核心精义:第一,主静。儒家将主静视为精神收敛、平定心气的入门等工夫。第二,居敬。敬的工夫强调了“敬义夹持”,即居养与穷理工夫的一体性,以及修持工夫无分动静的缜密无漏。第三,执中。人行包涵未发已发、性静等体用的致中工夫,以使“中”可推行至极,而能时刻主顺变化、措时宜、通于经权之变。第四,寻乐。人要寻“孔颜乐处”,即不受名利所扰而以圣学为乐,便能乐在循理遵礼、乐于心体流通无碍而与万物一体,从而可践形洒落的圣人气象。通过工夫的修持旨在开悟以揭示心本体,从而成为不离伦常、道德完满的圣人。而悟须直观体认工夫方可达成:它不同于知识的领悟、不依靠语言亦不落言诠、不同于分析法或逻辑法,甚至不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不是本能和感觉的范畴。直观体认是而是对心体最直接、整体的自证自觉。通过体认工夫,人得以开悟。对悟过程来说,悟又分顿渐,是为不同根性的人设立的权法。但对于开悟瞬间来说,悟只能是“顿”的,因心体揭示之时是无时空、物我等等分别、浑然为一体的状态。整个开悟过程可分三段:第一,初悟。悟前须人修悟不离,着力无间地渐修。进而,可由循理之思而渐入得悟不思议之本体,此时只有隐见本体而不能形成稳定的悟境。第二,圆悟。初悟后须行保任工夫,保任初悟之得而不旋失,又精专接续地加进所得。此时所证得的境界,是能明昼夜、梦醒之道,昼夜皆不会改变本体呈现的状态;又能通达生死之旨,即无形神、人我之分而能一生死、任生死。第三,化悟。此时圣功完满,本体工夫合一,心体可无滞碍运行周流,便能自然发用道德以康济群生。化悟的证得便是超生死,一念反真,体认得心体超越区别义。儒家的开悟学说,亦裹挟着对人有益的效用:通过育德而得以养生;经透悟而得以开智;由臻于化境的工夫而得以善了生死。通过对工夫论的梳理,亦须反思它的时代局限性,和于现代仍具生命力的价值。儒家工夫论的时代局限性表现在:第一,儒家伦理基础建立在私德的社会条件上,这使工夫论在帝权、父权、夫权为中心的社会中,经异化、压制、扭曲后,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契约性”的社会公共性德性难以建立。第二,对社会生产的制约。儒家伦理有重义轻利的倾向,而使传统上重农抑商,压制了私有经济的发展;又因其君子不器、以德摄知的思想,造成了传统重德轻知的倾向,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教育与人才选拔对专业知识和人才的忽视。第三,对文艺创造的限制。儒家重道轻文的倾向,使传统文化不注重文艺的独立审美性,限制了文学个性表现的可能。儒家工夫论要想在现代发挥其价值,主要有四点:第一,继承五四精神。重新反省和审视儒家文化,对其批判与解构,以对其净化而凸显出真正的价值。第二,儒家优秀文化的认同。我们要认同儒家作为中国人深层文化心理的重要构成部分;认同其有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的价值。第三,正视中西文化的会通。不可抹煞传统的价值而全盘西化,但也要以开放、包容、进取的态度真正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各类优秀文化。第四,进行创造性质的转化。将儒学中与现代化不相抵牾,甚至是支持、巩固现代化的内容展现出来;肩负起儒家的时代责任和文化责任,在全球文化下,考量其是否能为全人类建立价值;思考如何将“私德”与科学民主等现代化要求相容,以完成儒家的创造性转化。
刘佳颖[7]（2020）在《陈美娥“汉唐乐府”创作之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将视点聚焦于立足于传承传统文化的中国台湾“汉唐乐府”创始人陈美娥的艺术生涯、理论研究及创作实践的研究。陈美娥将“南音”与“梨园舞蹈”相融合形成“传统加传统”的创作模式,在这两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素材基础上,以当下人的审美目光对素材进行“再创造”。作品中体现出的传统文化底蕴并没有因“再创造”而减损,反而产生出一种新的古典审美风格,形成了“1+1>2”的独特艺术效果。三十余年九部“南音乐舞”作品,不仅是陈美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更为我们带来创作上值得思考、探讨和可借鉴的观念,为当下舞蹈创作领域提供了更为广阔和积极的思路。
王睿[8]（2019）在《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人而无德,行之不远”。道德对于国家生存与个人发展至关重要。道德的根基在于养成,而道德养成之难以至于中外先贤都在不断的思考与实践以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也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道德养成思想与实践智慧,它为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教育发展进程中,宋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继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是中国教育思想与文化奔流涌动的黄金时代。其中,宋代理学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养成思想是这一时代教育思想丰赡发展的成果和重要标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为宋代乃至之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主体思想与道德言说,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是中国教育“立德树人”的历史样态。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回顾、意义澄清和现代价值转化,为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的本土创生、德育实践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历史依据,是对新时代德育工作新要求的时代回应,是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提升教育理论话语权、坚定教育自信的必然选择,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现状仍然差强人意:在价值定位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常被冠以“以理杀人”的帽子,被当做中国文化难以现代转化的原罪;在研究视角方面,鲜见有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当做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作为学界广泛使用的术语,没有获得准确定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独特性、时代性有待进一步挖掘;在研究结论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如何从儒家学者对理想人格的设计转化成普罗大众普遍认同、易知易行的教育实践的这一中间环节阐述语焉不详,这些不足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创新的空间,这也是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本研究的创新在于: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展开研究,注重其整体性、独特性的同时聚焦其历史意蕴和现实价值的挖掘;二是提出一种观点,即认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实施与传播是儒家思想从书斋到民间,从思想到实践的过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民族特性;三是以古鉴今,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生命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合理转化,为当下德育理论的完善与创新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与理论支撑,挖掘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立德树人”智慧,以回应新时代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主要围绕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一反道德滑坡、势力浇漓之乱象,成功实现“尽人情之美”、风敦俗睦的同时汇聚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而展开。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这些被广泛使用却含义不清的概念进行学理分析,确定道德养成的特征与内涵。采用思想史、专题史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王安石、朱熹、陆九渊、张栻、陈亮、叶适等宋代理学家的道德养成思想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回答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从中发现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总体趋势。第二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必要与可能”的问题。首先,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进行分析,以期描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创生环境的宏大画卷,进而揭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其次,分析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对宋代社会的深刻影响,阐述其时代影响和历史意蕴。最后回答“新时期的道德养成何以可能”问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虽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仍然饱含立德树人智慧,为当今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关注人生根本问题的道德养成可以很好的解决和回答现今德育针对性不强、方法陈旧刻板等问题;德育应该兼顾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性与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性的双重功效;道德养成在倡导内省修身、道德践履的同时不应排斥以道德理想为价值导向的功利追求,而应该将二者整合为一;道德养成过程中榜样的力量不容忽视;道德养成应该是“道德的实践”与“实践的道德”之统一;道德养成必须坚持民族特色与文化立场。
张子峻[9]（2019）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文中提出宋代儒学聚焦于国家秩序的理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介入治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宋儒治理哲学的核心议题是关于道德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其基本思路是为人伦世界的道德奠定形上根基。然近百年来学人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偏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于宋儒为学之旨关注较少。学人欲揭示宋代儒学的经世之旨,就须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的思想世界,回归到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世界;而讨论宋儒如何建构政治治理的理论内容,则须从历史世界再次回到思想世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建立了以“道”和“理”表达秩序追寻的理论言说范式。这一范式以“自然”的客观性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与正当性:道、理是天道之“自然”,同时也与人伦之“当然”对应,形成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天人相关”论证。天人相关论以天人之间的相似、相关进行比附、推类、模拟,以此论证人间社会制度的正当,这是基于对生产、生活中天人之间的相似情景进行的论证。宋儒以接续孔孟之道、复三代之治为己任,其治理理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以“道”“理”论“治”的范式。但宋儒在“出入佛老”的历程中,融贯“心性”与“天道”为伦理政治之道德确立形上地位。宋代伦理政治直承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问题,但宋儒更加强调从“性命”与“天道”融贯的角度,进行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之普适性证成。这一过程是从宋初强调制度性的“治术”,进展为以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结构。同时在佛、道性空、无为诸说对形下之治术、治体的消解中,于北宋中期展开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立法,即关于“道体”的建构。“道体”建构是对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提升,以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代表。“道体”的确立标志着自先秦以来,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证成之完成。具体而言,王安石早期重视《论语》《孟子》,他在北宋首倡“道德性命之学”,建立起政治治理理论中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模式。但其思想中期转而重视《尚书》、《诗经》、《周礼》,以论证其更革的正当性。荆公经诠所据经书,大致有一个从重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等）向重视“五经”（《尚书》、《诗经》）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他更为侧重制度性之“治术”,忽视进一步对道德性之治体的阐释。这表现于哲学阐释上,是他虽然用“道之体”来统摄“道之用”,然“道之体”的呈现却依赖于“道之用”,更强调“适用为本”,导致体用二本。即制度性“治术”与道德性“治体”的“二本”,没有完成“内圣外王”的体用衔接。荆公试图以经典解释和文字诠解工作来重建“道”的整全性,以消除“二本”之弊,但因其经解风格有汉儒孔、郑言简意赅之风,加之又多牵附之弊,所揭之“道”未获普遍认可,未能实现“道”的统一。这促使在他执政和变革中,倚靠从帝王借代的“势”压制异己之“道”,促使“道—势”问题的凸显。荆公阐扬“道德性命”,但杂糅佛、道,未给伦理政治之道德内容确立道体地位。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首先就要瓦解佛、道的理论根基。张载以“虚”的聚散阐发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来完成这一任务。宇宙生成论的目的是否定佛、道性空、无为思想,“虚”聚合为形质之“气”,进而产生万物,即以“虚→气→万物”这一过程,说明万物实存,彻底否定佛、道之学的根基,横渠“四为句”就是挺立儒者任道精神的体现。宇宙本体论则以“虚”所具湛、静、无形等属性,确立“虚”的本体属性,在宇宙生化中,人禀受“虚”的属性,用以解释心性的至上来源,从而赋予道德性之心性的至上与普遍,为道德奠定至上依据。但张载阐释的“清虚一大”之“虚”,合“性气”与“形气”为一体,尚有形下之嫌。理论上,形下之气无法为道德奠定最高依据,因而横渠在“道体”奠立上尤有缺失。二程将“虚”的“性气”与“形气”剥离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由此展开“道体”建构。他们首先完成由“道”至“理”的话语转换,确立“理”关涉秩序的论说模式。同时,由“天即理”完成“理”的本体论证,由“性即理”赋予“天理”道德内容,由“礼即理”证成治术、治体之形上地位。由此,二程将前人外在论证转到“一天人,齐上下”的内在论证,从外在论证的推类、比附转向以人道“心性”与天道“自然”融合,将人道之“当然”奠基于天道之“必然”,完成伦理政治之道德的形上化,即从“治术”“治体”提升至“道体”的理论建构:道德性仁义之“治体”引导制度性法、礼之“治术”,同时在应对佛、道挑战中,将道德性之“治体”提升至“天道”“天理”的层面,完成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之形上化。宋儒将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形上化、绝对化,存在某种理论危险。首先,形上化的道德虽能为道德树立权威,但也能因其绝对化而出现“以理杀人”之问题。再者,至上的“道”既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会因此被利用为排斥“异论”的思想独断。最后,在所有寻求秩序的策略中,道德仅为其中一端,宋儒将道德上达为天理、天道,塑造其为最根本因素,掩盖了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的事实。而在反思宋儒道论时,从塑造“当代”国家型态的历史原因回望传统儒家治理之学,还可从“传统”至“当代”的“内生演化”中,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资源。
姜露洁[10]（2019）在《江西传统书院园林调查研究》文中指出书院是我国教育体制下催生的特殊产物,伊始为文学家私人藏书、学习或学子们集聚探讨学术问题的场所。江西地区虽远离中原政治中心,但自唐宋以来利用地域优势,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江西书院园林发展繁盛。本文通过收集文史资料,运用文献归纳、实地调研、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结合书院发展的时代背景,梳理江西书院园林的发展脉络,归纳其园林类型特点,从相地选址、造园技艺、要素及意境营造等方面总结江西传统书院园林特色。江西传统书院园林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唐代为书院园林萌芽期。书院多为家族书院,出现时间早,数量多。江西书院园林选址偏向于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书院具有藏书、教学功能。（2）两宋时期为书院园林的发展期。书院作为思想传播的载体,办学活动兴盛、造园技艺发展快速,书院选址在背山面水环境优美之处,建筑布局遵循礼制,庭院内凿池种荷,园林意境深远。（3）元代为书院园林的成熟期。书院办学得到统治者支持,出现官化现象,书院选址由风景优美的自然山水中逐渐往城郊移动。叠山理水技巧趋于成熟,空间布局遵循礼制,新增泮池、礼圣殿等祭祀建筑,书院内新增骑射空间。（4）明清时期为书院园林的成熟后期。书院官化严重,书院选址由城外迁往城市内。书院园林中建筑布局、植物种植、叠山理水等造园手法愈加成熟,园林艺术达到顶峰,园林更加精致,空间多样而富有变化。园林内新增祭祀文昌阁、魁星阁等建筑,出现兼容并蓄、雅俗共赏的审美意趣。江西传统书院园林作为文化发展的载体,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书院园林选址由依山傍水向城市内移动。书院园林布局多遵循礼制,有明显的等级制度,造园艺术愈加成熟,利用自然山水格局营造丰富的园林环境。书院园林意境深远,有素雅之美、隐逸之美的审美意趣。
二、陆九渊礼乐思想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陆九渊礼乐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只是吾心初动机” ——朱熹“情”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分析 |
| 第三节 写作思路及创新 |
| 第一章 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思想渊源界定 |
| 第二节 孔子的“情”思想 |
| 一、情感惟实 |
| 二、“情”“欲”有别 |
| 三、以“礼”约“情” |
| 第三节 “七十子”时期儒家的“情”思想 |
| 一、概念整合 |
| 二、以“情”论“性” |
| 三、“道”治“情”、“欲” |
| 第四节 孟子的“情”思想 |
| 一、剥离“情”和“欲” |
| 二、“情”、“欲”与“性” |
| 三、即“心”言“道” |
| 第五节 二程的“情”思想 |
| 一、“气”与“情”、“欲” |
| 二、“天理”与“情”、“欲” |
| 三、淡化“人欲” |
| 第二章 “情”与“天理” |
| 第一节 概念阐释 |
| 一、“情”: “未发”“已发” |
| 二、“天理”: “天之理”“性之本”“善之源” |
| 第二节 从“情”到“天理” |
| 一、以“情”体“性” |
| 二、由“性”溯“理” |
| 第三节 从“天理”到“情” |
| 一、从“理”到“性” |
| 二、从“性”到“情” |
| 第三章 “情”与人性论 |
| 第一节 “二性”与“情” |
| 一、“天命之性”与“情” |
| 二、“气质之性”与“情” |
| 第二节 “从以情欲论性”到“以理气论性” |
| 一、“以情欲论性” |
| 二、“以理气论性” |
| 第四章 “情”与修身论 |
| 第一节 修身为本、治“情”“欲”为要 |
| 一、约己之“情(欲)” |
| 二、治人之“情(欲)” |
| 第二节 “穷理、正心”、择善固执 |
| 一、立“天理”、穷“天理” |
| 二、择善固执 |
| 第五章 永嘉学派对朱熹“情”思想的反对 |
| 第一节 否定朱熹的“性情论” |
| 一、极少言“情” |
| 二、以“欲”为“性” |
| 第二节 否定“一切以修身为先” |
| 一、朱熹: 由内圣而外王 |
| 二、永嘉学派: “内外交相成” |
| 第六章 陈淳对朱熹“情”思想的继承、翼护与发展 |
| 第一节 对朱熹“情”思想的继承 |
| 一、“性体情用” |
| 二、“情”“欲”有别 |
| 三、“心主性情 |
| 四、明“理”修身 |
| 第二节 对朱熹“情”思想的翼护 |
| 一、弘扬师说 |
| 二、批驳“异学” |
| 第三节 对朱熹“情”思想的发展 |
| 一、“情”有二源 |
| 二、“意”为主宰 |
| 三、“穷天理”即“灭人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内容及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创新点 |
| 第三节 中国古代阅读研究现状 |
| 一、古代阅读史及阅读方法、思想的研究现状 |
| 二、古代治学家训的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诸面相 |
| 第一节 儒学与道学 |
| 一、孔孟的读书劝学 |
| 二、荀学的以学养心 |
| 三、老庄的阅读道学 |
| 第二节 玄学与家学 |
| 一、魏晋玄学与清谈风尚 |
| 二、南北朝家学与士人读书 |
| 三、女性阅读与女性思想解放 |
| 第三节 理学与心学 |
| 一、程朱的读书明理 |
| 二、陆王的精深涵泳 |
| 三、从心学理学异同到新儒学阅读思想变化 |
| 第四节 虚学与实学 |
| 一、空疏学风下的书斋笔记 |
| 二、从事功之学到颜李学派 |
| 三、经世致用下的乾嘉考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的特征 |
| 第一节 读物选择上的伦理取向 |
| 一、古人选择什么书 |
| 二、什么影响了选择 |
| 第二节 意义诠释上的以意逆志 |
| 一、“主体间性”:主体心性与志业的传递 |
| 二、“相对客观”:文字内涵与意义的限制 |
| 第三节 阅读目的上的实用理性 |
| 一、学以修身 |
| 二、学以齐家 |
| 三、学以致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的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以古代阅读思想推动现代阅读研究 |
| 第二节 以古代阅读思想启发现代阅读活动 |
| 第三节 以古代阅读思想启发现代阅读推广 |
| 第四节 以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启发现代经典阅读 |
| 第五节 以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启示文化自信树立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学术着作 |
| 期刊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宋濂礼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1.选题缘由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综述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综述 |
| (1)五美兼具与《六经》至优的文学观点 |
| (2)“礼乐为制治之具”与“六经即心学”的理学观点 |
| (3)宋濂史书文论 |
| (4)“六经必读”的宋濂政教观点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点 |
| 一、宋濂生平与礼乐思想的来源 |
| (一)生平考述 |
| 1.少时求学时期 |
| 2.在朝为官时期 |
| 3.辞官返乡时期 |
| (二)思想来源 |
| 1.儒家礼乐思想 |
| 2.宋明礼乐思想 |
| 二、宋濂礼乐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以制治之具为核心的礼乐政教思想 |
| 1.制治之具 |
| 2.颂声以播 |
| 3.六经为本 |
| (二)纪事载道的礼乐文道思想 |
| 1.文本于实 |
| 2.载道之文 |
| (三)稽古审音的礼乐诗学思想 |
| 1.诗本于心 |
| 2.五美兼具 |
| 三、宋濂礼乐思想的承载——明代礼乐制度 |
| (一)从《元史·礼乐志》的编撰中看宋濂礼乐思想 |
| 1.《元史·礼乐志》的结构构成 |
| 2.《元史·礼乐志》中所体现的宋濂礼乐思想 |
| (二)从《太古正音序》中看宋濂在明代礼乐制度制定过程中的分工 |
| 1.《太古正音序》的文章结构 |
| 2.《太古正音序》中对于宋濂制定明代礼乐制度的表述 |
| (三)从《明史》中看宋濂礼乐思想对于明代礼乐制度的作用 |
| 1.《明史》中《礼志》《乐志》《宋濂传》的结构构成 |
| 2.《明史》中所体现的宋濂礼乐思想 |
| 四、宋濂礼乐思想的后世影响 |
| (一)封建社会历史背景中宋濂礼乐思想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
| 1.促进明代文坛风格的转变 |
| 2.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化 |
| (二)宋濂礼乐思想给予当代中国社会的启示 |
| 1.积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
| 2.合理构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社会道德规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宋濂文学作品中带有宋濂礼乐思想的篇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南宋白鹿洞书院乐教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1 白鹿洞书院乐教活动发轫 |
| 1.1 书院教学性质嬗变 |
| 1.1.1 南唐时期的庐山国学 |
| 1.1.2 北宋时期的白鹿国学 |
| 1.2 发轫之初释奠乐教活动探讨 |
| 1.2.1 庐山国学中的释奠乐教活动 |
| 1.2.2 白鹿国学中的释奠乐教活动 |
| 小结 |
| 2 南宋白鹿洞书院乐教活动 |
| 2.1 书院中的乐教活动 |
| 2.1.1 《风雅十二诗谱》 |
| 2.1.2 释奠乐教活动 |
| 2.2 乐教活动中体现的礼乐观 |
| 小结 |
| 3 白鹿洞书院乐教活动的影响 |
| 3.1 乐教活动在南宋的影响 |
| 3.2 乐教活动对明代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6）儒家工夫论引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趋势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儒家工夫论探源 |
| 2.1 夏商周时期德意识的初步建立 |
| 2.1.1 “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 |
| 2.1.2 “敬天保民”的德政落实 |
| 2.1.3 “礼乐教化”的道德实践 |
| 2.2 先秦时期工夫论的基础奠定 |
| 2.2.1 积学 |
| 2.2.2 践行 |
| 2.2.3 践形 |
| 3 儒家工夫论基本依据 |
| 3.1 理 |
| 3.1.1 天地根本之理 |
| 3.1.2 具体事物之理 |
| 3.1.3 社会伦理之理 |
| 3.1.4 人性本质之理 |
| 3.2 仁 |
| 3.2.1 仁的本质: 生生之理 |
| 3.2.2 仁的表现: 万物一体 |
| 3.2.3 仁的实践: 道德来源 |
| 3.3 气 |
| 3.3.1 气一元论 |
| 3.3.2 气化之道 |
| 3.3.3 气之于人 |
| 3.4 心 |
| 3.4.1 心分体用 |
| 3.4.2 心之本体 |
| 3.4.3 心之发用 |
| 4 儒家工夫论具体修持 |
| 4.1 修持条目 |
| 4.1.1 立志为圣 |
| 4.1.2 读书明理 |
| 4.1.3 深研于理 |
| 4.1.4 自省克己 |
| 4.2 修持核心 |
| 4.2.1 主静 |
| 4.2.2 居敬 |
| 4.2.3 执中 |
| 4.2.4 寻乐 |
| 5 儒家工夫论的目的—“悟 |
| 5.1 “悟”的定义 |
| 5.1.1 “悟”的传统探源 |
| 5.1.2 “悟”与体认工夫 |
| 5.1.3 “悟”与直观体认 |
| 5.2 “悟”的阶段性表现 |
| 5.2.1 初悟 |
| 5.2.2 圆悟 |
| 5.2.3 化悟 |
| 5.3 “悟”的效用 |
| 5.3.1 养生 |
| 5.3.2 开智 |
| 5.3.3 善了生死 |
| 6 儒家工夫论的局限性与现代价值 |
| 6.1 儒家工夫论的时代局限性 |
| 6.1.1 以私德为本的局限 |
| 6.1.2 对社会生产的制约 |
| 6.1.3 对文艺创造的限制 |
| 6.2 儒家工夫论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 6.2.1 五四批判精神的继承 |
| 6.2.2 儒家优秀文化的认同 |
| 6.2.3 正视中西文化的会通 |
| 6.2.4 进行创造性质的转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陈美娥“汉唐乐府”创作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汉唐乐府”的创建 |
| 第一节 关于陈美娥 |
| 一、家庭背景 |
| 二、广采博艺 |
| 第二节 创建“汉唐乐府” |
| 一、创建动机 |
| 二、学养奠基 |
| 三、建团机缘 |
| 第二章 “汉唐乐府”的成长轨迹 |
| 第一节 “南音乐舞”作品概览 |
| 第二节 立足传统:传统“南音”的继承阶段(1983-1994) |
| 一、传承“相和五调集”音乐系统 |
| 二、传承指谱大曲的形态 |
| 三、传承器乐的规制 |
| 四、传承演奏的形式 |
| 第三节 再造传统:“南音乐舞”的创新阶段(1995-) |
| 一、“梨园舞蹈”的来龙去脉 |
| 二、陈美娥创作中的“研究性”特征 |
| 第三章 “南音乐舞”作品形态解析 |
| 第一节 结构在重建中的作用 |
| 一、横向结构特征:以《艳歌行》为例 |
| 二、纵向结构特征:以《殷商王后—武丁与妇好》为例 |
| 三、纵向和横向交织结构特征:以《百世大儒—陆九渊》为例 |
| 第二节 乐舞作品与“南音”的依存关系 |
| 一、作品题材依附“南音” |
| 二、“南音”对动作形态的影响 |
| 第三节 梨园舞蹈“科步”形态与人物形象塑造 |
| 一、梨园舞蹈“旦科”与人物形象塑造 |
| 二、梨园舞蹈“生科”与人物形象塑造 |
| 三、梨园舞蹈“丑科”与人物形象塑造 |
| 第四节 “南音乐舞”中“和”的美学特征 |
| 一、“和”之谐:“诗”“乐”“舞”一体的“中和”意识 |
| 二、“和”之美:“真”“善”“美”之“和”的理想追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当代中国道德伦理重建之需要 |
| (二)宋代理学家教育思想内在价值之体现 |
| (三)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之诉求 |
| (四)教育过程中“立德树人”之旨归 |
| 二、研究综述 |
| (一)有关道德养成的相关研究 |
| (二)有关宋代理学家教育思想的相关研究 |
| (三)有关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相关研究 |
| (四)相关研究呈现的趋势与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问题 |
| (一)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是什么 |
| (二)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必要与可能 |
| (三)新时代的道德养成何以可能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历史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四)个案研究法 |
| 五、研究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现实价值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本研究的创新 |
| (二)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道德养成的学理审视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理”与“理学” |
| (二)宋代理学家 |
| (三)道德养成 |
| 二、道德养成思想的基础与依据 |
| (一)哲学基础:道德可教 |
| (二)心理学基础:习惯可成 |
| (三)历史依据:思想渊源 |
| 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划分依据 |
| (一)以历史的发展进程为依据 |
| (二)以学派主张或地域为依据 |
| (三)以宋代理学思想发展阶段为依据 |
| 第二章 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之奠基塑型 |
| 一、一理二气,五行分合:周敦颐道德养成思想 |
| (一)“自太极论始”的哲学基础 |
| (二)“顺万物化万民”的教育目的 |
| (三)以“诚”为主的教育内容 |
| (四)“主静”“行之”的原则方法 |
| (五)“穷禅客”真儒家:周敦颐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二、以物观物,体四用三:邵雍道德养成思想 |
| (一)以“即物穷理”为哲学基础 |
| (二)“以道尽人”“正人”“效我”的教育目的与作用 |
| (三)以儒家典籍为主要内容 |
| (四)“循理”“润心”“慎独尚行”的原则方法 |
| (五)“以物观物”的“异数”:邵雍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三、民胞物与,礼以持性:张载道德养成思想 |
| (一)以气本论与人性二元论为哲学基础 |
| (二)“变化气质”,“敦本善俗”的教育目的 |
| (三)“民胞物与”,“尊礼贵德”的教育内容 |
| (四)“养正于蒙”、“事中明理”的原则方法 |
| (五)“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四、养正于蒙,敬义兼持:二程道德养成思想 |
| (一)“人与天地一物”的哲学基础 |
| (二)“醇教化”“尽人情之美”的教育目标 |
| (三)“九德”“六艺”的教育内容 |
| (四)“敬义兼持”“习而后能安”的原则方法 |
| (五)“德性宽宏”“文理密察”:二程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五、性情一也,陶冶成之:王安石道德养成思想 |
| (一)王安石道德养成思想基础 |
| (二)“仁者圣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的教育目标 |
| (三)“德以仁为主”“德以礼为体”的教育内容 |
| (四)“振民育德”“风俗法度”的原则方法 |
| (五)“经世致用”“知命厉节”:王安石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之大成分化 |
| 一、去欲存理,易知易行:朱熹的道德养成思想 |
| (一)“君子务本,本立道生”的教育目标 |
| (二)“尊德性,道问学”的教育内容 |
| (三)“知行相须”,“整齐严肃”的践履举措 |
| (四)“去欲存理”,“易知易行”的思想特质 |
| (五)“穷理禁欲”:朱熹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二、明理立心,代天理物:陆九渊道德养成思想 |
| (一)以“心即理”为哲学基础 |
| (二)“君子”、“存心”的教育目的 |
| (三)“仁义者,仁之本心也”的教育内容 |
| (四)陆九渊道德养成方法体系 |
| (五)“心外无事,心外无理”:陆九渊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三、其为有渐,其进有序:张栻道德养成思想 |
| (一)“性,天下之大本也”的哲学基础 |
| (二)“尽仁道者圣人”,“传道济民”的教育目的与作用 |
| (三)“礼俗”、“伦纪”的教育内容 |
| (四)“知行互发”“其为有渐,其进有序”的原则方法 |
| (五)“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张栻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四、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浙东学派道德养成思想 |
| (一)兼顾内外,本末并举:吕祖谦道德养成思想 |
| (二)复正情性,义利双行:陈亮、叶适道德养成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
| 一、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 |
| (一)经济环境:富庶繁荣,一道德以同俗 |
| (二)政治环境:内权集上,外权不竞 |
| (三)文化环境:多元圆融,返之淳正 |
| (四)科技环境:嘉惠学林,公诸同好 |
| 二、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社会的互动 |
| (一)义利相辨: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经济之互动 |
| (二)才资德帅: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政治之互动 |
| (三)教化人伦: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文化之互动 |
| (四)格物致知: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科技之互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之历史经验与现实观照 |
| 一、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经验 |
| (一)哲学基础:关注道德人格尊严,“参赞天地之化育” |
| (二)目标定位:以内圣外王为旨归 |
| (三)内容选择:“身心”“内外”“知行”与“纲常名教” |
| (四)原则方法:“躬行”、“事上磨练”的实践品格 |
| (五)思想传播:构建多元化、多途径的传播体系 |
| (六)文化立场:兼顾文化继承与文化互鉴 |
| 二、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评价之依据 |
| (二)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现实观照 |
| (一)准确定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民族特色与文化立场 |
| (二)目标设计: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兼顾个人修养提升与社会能力增强 |
| (三)内容选择:聚焦人生根本问题,精选道德榜样 |
| (四)原则方法:内在超越与外在约束并举,坚守实践品格 |
| (五)实施基础:充分发挥教育主体作用,为道德养成奠定坚实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背景:宋代儒学研究的哲学化书写范式及挑战 |
| 1.1.2 研究现状:儒家道论与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范围 |
| 1.2.1 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哲学与政治学互动、文本细读 |
| 1.2.2 内容范围:此期儒家道论涵盖的人物、时间及其相关次概念 |
| 1.3 研究价值与论文创新 |
| 1.3.1 研究价值:研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意义 |
| 1.3.2 论文创新: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旨趣的发掘 |
| 第2章 话语范式:儒家以道致治的秩序话语检视 |
| 2.1 范式缘起:春秋战国与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失序 |
| 2.1.1 从上古至中古:春秋战国政治失序与秩序情结的形成 |
| 2.1.2 从中古至近世:唐、五代、宋初政治环境与秩序诉求 |
| 2.1.3 从自发到自觉:儒者对政治秩序的追寻及其理论回应 |
| 2.2 范式初立:政治秩序观念下的先秦儒家的道论与理论 |
| 2.2.1 观念兴起:秩序意识的产生 |
| 2.2.2 由天及人:从自然之“道”到人文秩序 |
| 2.2.3 融道于治:先秦儒家“道”论的秩序义 |
| 2.2.4 以理论治:先秦儒家“理”论的秩序义 |
| 2.3 范式拓展:北宋政治的秩序诉求及儒家道论秩序内涵 |
| 2.3.1 秩序诉求:中心国家的消失与北宋的政局 |
| 2.3.2 理论建构:从“正统”建构到“价值共识”生成 |
| 2.3.3 以道求治:北宋以“道”论“治”的理论建构 |
| 2.4 范式完成:宋儒由术至道的政治秩序理论演进之历程 |
| 2.4.1 治术肇端:北宋初期儒者的致治之方 |
| 2.4.2 治体追寻:治术转向治体的内在动力 |
| 2.4.3 道体确立:从王安石、张载到二程 |
| 2.5 本章结语 |
| 第3章 以术行道:荆公更革变易之道的逻辑论证* |
| 3.1 文献考察:王安石哲学的典据考察及其架构 |
| 3.1.1 文本典据:王安石思想的文献考察 |
| 3.1.2 理论特点:王安石思想理论的融会性 |
| 3.1.3 道有体用:王安石思想架构的特点 |
| 3.2 道摄礼法:王安石政治秩序重建的道论进路 |
| 3.2.1 法礼交织:北宋前期法礼互斥之治理问题 |
| 3.2.2 道法先王:荆公对礼、法对立的解决策略 |
| 3.2.3 体用二本:以体用摄礼法的秩序策略反思 |
| 3.3 解经明道:王安石秩序重构的经典诠释路径 |
| 3.3.1 问题回顾:对王安石前期道论之反思 |
| 3.3.2 解决策略:从“求道之全”到“致一”之道 |
| 3.3.3 策略反思:对统一性建构策略的检视 |
| 3.3.4 诠释重构:荆公《字说》对统一性的重建 |
| 3.4 由道而之焉:王安石的政治实践及其道论依据 |
| 3.4.1 势的获得: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和运行 |
| 3.4.2 势道合一:政治革新推行的效率考量 |
| 3.4.3 由是而之焉:王安石行政方式变化的效率考量与道论依据 |
| 3.5 道势之间:王安石道论的二重性及内在困境 |
| 3.5.1 历史考察:宋代道势关系的新情态 |
| 3.5.2 问题呈现:荆公理论中的道势紧张 |
| 3.5.3 问题慎思:遵道,抑或从势 |
| 3.6 本章结语:遗留问题以及对此期诸儒理论之刺激 |
| 第4章 天道为用:张载气化为道思想之秩序诉求* |
| 4.1 心道学政:张载哲学的体系建构与旨趣 |
| 4.1.1 文献考察:“横渠四为句”版本辨正 |
| 4.1.2 为学旨趣:“四为句”与张载哲学旨归 |
| 4.2 以气明道:张载气化哲学及其秩序追寻 |
| 4.2.1 论析前提:辨析学界虚、气之异 |
| 4.2.2 终极依据:天道秩序之理论建构 |
| 4.3 天道之用:张载哲学的群体关切与个体关怀 |
| 4.3.1 群体关切:人道秩序普适性论证 |
| 4.3.2 个体关怀:存在者心灵秩序实现 |
| 4.4 以古通今:秩序理论中的法古宗经倾向 |
| 4.4.1 追迹于三代:秩序社会的制度构想 |
| 4.4.2 法古效今:以古准今抑或稽古作新 |
| 4.5 本章结语:张载宇宙生化路径的秩序设计存在的遗留问题 |
| 第5章 道体性命:二程以理代道的政治秩序追寻 |
| 5.1 从道至理:二程以理为核心术语的哲学建构 |
| 5.1.1 二程哲学中的“道”论解析 |
| 5.1.2 二程之“理”与由道至理的术语转化 |
| 5.1.3 “以理代道”的理论旨趣 |
| 5.2 道体诉求:二程对北宋儒家秩序学说的拓展 |
| 5.2.1 典据之变:二程治理理论由治术向治体的深化 |
| 5.2.2 何为治体:秩序思想之伦理与政治的体用设计 |
| 5.2.3 由治体而及道体:自然天道与人伦性命的贯通 |
| 5.3 道体奠立:二程天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其证成 |
| 5.3.1 模拟自然秩序:二程秩序证成的“法自然”进路 |
| 5.3.2 从“自然”到“天理”:二程秩序学说的“道体”准备 |
| 5.3.3 从“法自然”到“自然法”:二程学说的“道体”奠定 |
| 5.4 理融礼法:二程由治术、治体至道体的秩序重构 |
| 5.4.1 问题呈现:宋初礼、法并重的治理模式 |
| 5.4.2 以礼导法:以礼摄法的“治术”设计 |
| 5.4.3 以理融礼:治理治理的“道体”安排 |
| 5.5 本章结语:二程“道体”建构之缺失及其朱子的补充 |
| 第6章 问题延伸:北宋中期儒家道论与政治哲学 |
| 6.1 反思道论:宋儒道德形上立法的内在紧张 |
| 6.1.1 人伦常道抑或道的傲慢:道德形上化之反思 |
| 6.1.2 价值真理抑或思想独断:“一道”对异论的压制 |
| 6.1.3 道德万能抑或仅为一端: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 |
| 6.2 传统启示:传统治理理论当代转化的可能性 |
| 6.2.1 前提论析:“古今”接续何以成立 |
| 6.2.2 化解之道:“内生性演化”与古今接榫 |
| 6.2.3 治理两翼:道德之治与法律之治之间 |
| 6.2.4 问题再思:儒法之治的现代转化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二 宋人论析治术、治体、道体等概念文献摘录 |
| 致谢 |
（10）江西传统书院园林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 |
| 1.2.1 相关概念界定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国内相关领域研究动态 |
| 1.3.2 国外相关领域研究动态 |
| 1.3.3 小结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江西传统书院园林发展环境 |
| 2.1 江西地域概况 |
| 2.1.1 江西历史沿革 |
| 2.1.2 优越的山水格局 |
| 2.1.3 湿润的气候条件 |
| 2.2 政治经济人文环境 |
| 2.2.1 经济条件 |
| 2.2.2 政治因素 |
| 2.2.3 人文因素 |
| 2.3 江西书院园林的发展概述 |
| 2.3.1 江西书院园林类型 |
| 2.3.2 江西书院园林的发展阶段 |
| 2.3.3 江西书院园林发展的影响因素 |
| 3 文风开放,书院缘起—隋唐五代江西书院园林 |
| 3.1 时代背景与书院园林发展概述 |
| 3.1.1 简化行政划分,出现江西名称 |
| 3.1.2 人口南迁,带动江西文化发展 |
| 3.1.3 儒、释、道三足鼎立,文化蓬勃发展 |
| 3.2 江西书院的起源 |
| 3.3 主要书院园林 |
| 3.3.1 宜春市书院园林 |
| 3.3.2 九江市书院园林 |
| 3.3.3 吉安市书院园林 |
| 3.4 小结 |
| 4 理学盛行,书院发展兴盛—两宋江西书院园林 |
| 4.1 时代背景与书院园林发展概述 |
| 4.1.1 行政划分明确,江西分属二路统治 |
| 4.1.2 社会稳定,江西经济发展蓬勃 |
| 4.1.3 文化思想发展快速,江西形成三大着名学派 |
| 4.2 主要书院园林 |
| 4.2.1 鹰潭市书院园林 |
| 4.2.2 吉安市书院园林 |
| 4.2.3 南昌市书院园林 |
| 4.2.4 宜春市书院园林 |
| 4.2.5 抚州市书院园林 |
| 4.2.6 萍乡市书院园林 |
| 4.2.7 上饶市书院园林 |
| 4.2.8 九江市书院园林 |
| 4.2.9 赣州市书院园林 |
| 4.3 小结 |
| 5 尊孔崇儒,书院发展繁盛—元代江西书院园林 |
| 5.1 时代背景与书院园林发展概述 |
| 5.1.1 种植业、手工业快速发展,印刷技术运用广泛,促进书院发展 |
| 5.1.2 文化发展蓬勃,官学、私学并重 |
| 5.2 主要书院园林 |
| 5.2.1 鹰潭市书院园林 |
| 5.2.2 宜春市书院园林 |
| 5.2.3 抚州书院园林 |
| 5.2.4 新余书院园林 |
| 5.2.5 景德镇书院园林 |
| 5.3 小结 |
| 6 心学崛起,江右儒林繁盛—明代江西书院园林 |
| 6.1 时代背景与书院园林发展概述 |
| 6.1.1 赋税沉重,人口流动频繁 |
| 6.1.2 王守仁破山贼,带动赣南书院园林发展 |
| 6.1.3 艺术繁荣发展,文化思想活跃,促进书院园林发展 |
| 6.2 主要书院园林 |
| 6.2.1 吉安市书院园林 |
| 6.2.2 宜春市书院园林 |
| 6.2.3 上饶市书院园林 |
| 6.2.4 南昌市书院园林 |
| 6.2.5 新余市书院园林 |
| 6.2.6 萍乡市书院园林 |
| 6.2.7 九江市书院园林 |
| 6.2.8 抚州市书院园林 |
| 6.3 小结 |
| 7 由盛到衰,书院退出历史—清代江西书院园林 |
| 7.1 时代背景与书院园林发展概述 |
| 7.1.1 城镇经济发展繁荣,带动书院的发展 |
| 7.1.2 八股取士,心学文化发展受限,书院由盛转衰 |
| 7.2 主要书院园林 |
| 7.2.1 吉安市书院园林 |
| 7.2.2 上饶市书院园林 |
| 7.2.3 宜春市书院园林 |
| 7.2.4 南昌市书院园林 |
| 7.2.5 新余市书院园林 |
| 7.2.6 萍乡市书院园林 |
| 7.2.7 九江市书院园林 |
| 7.2.8 赣州市书院园林 |
| 7.2.9 抚州市书院园林 |
| 7.3 小结 |
| 8 江西书院园林艺术总特征 |
| 8.1 相地选址 |
| 8.1.1 相地影响因素 |
| 8.1.2 相地类型 |
| 8.2 总体空间布局 |
| 8.2.1 书院园林的空间类型 |
| 8.2.2 书院园林的平面布局类型 |
| 8.2.3 书院园林的空间处理手法 |
| 8.3 建筑景观分析 |
| 8.3.1 书院建筑景观 |
| 8.3.2 园林建筑景观 |
| 8.4 水景 |
| 8.4.1 池塘之景 |
| 8.4.2 泮池之景 |
| 8.4.3 墨池之景 |
| 8.5 山石景观分析 |
| 8.5.1 借自然山石之景 |
| 8.5.2 碑石 |
| 8.5.3 摩崖石刻 |
| 8.6 植物造景 |
| 8.6.1 君子比德类植物造景 |
| 8.6.2 芳香类植物造景 |
| 8.7 意境分析 |
| 8.7.1 多方胜景,咫尺山林 |
| 8.7.2 楹联牌匾,点景传情 |
| 8.8 文化内涵分析 |
| 8.8.1 和谐自然观 |
| 8.8.2 礼乐相成的思想 |
| 8.9 审美意趣 |
| 8.9.1 素雅之美 |
| 8.9.2 隐逸之美 |
| 8.9.3 雅俗共赏 |
| 8.9.4 兼容并蓄 |
| 8.10 文人活动影响 |
| 9 结论 |
| 9.1 结论与启示 |
| 9.1.1 研究结论 |
| 9.1.2 启示 |
| 9.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四、陆九渊礼乐思想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只是吾心初动机” ——朱熹“情”思想研究[D]. 冀晋才. 山东大学, 2021(12)
- [2]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若干问题研究[D]. 单舒扬.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4]宋濂礼乐思想研究[D]. 张津巾.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5]南宋白鹿洞书院乐教活动研究[D]. 杨昕雨.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6]儒家工夫论引论[D]. 王瑜.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6)
- [7]陈美娥“汉唐乐府”创作之研究[D]. 刘佳颖.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01)
- [8]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D]. 王睿.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9]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D]. 张子峻. 湖南大学, 2019(08)
- [10]江西传统书院园林调查研究[D]. 姜露洁. 江西农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