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中后期无政府主义分析

一、浅析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无政府主义（论文文献综述）

殷鹏飞^[1]（2021）在《“恋爱”的隐喻——20世纪20年代政党政治与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情欲叙事》文中提出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要将民国政治中"多党竞革"的复杂历史场景还给现代文学的研究1,力图从党派和流派的胶合关系中对作家、作品进行相应的考察2。 20世纪20年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党林立以及各个政党之间交织的竞争和耦合关系3。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下,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复杂。

LEE W00NG^[2]（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傅林^[3]（2020）在《乔尔·斯普林的多元文化教育思想探析》文中指出乔尔·斯普林多元文化教育思想的形成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生的社会运动密不可分,他的思想充满斗争性和批判性,是一种激进的多元文化教育思想。斯普林认为,学校场域中的文化战争在不同的政党、宗教和种族之间展开;非主流文化对美国学校的影响表现为无政府主义者对公立学校的批评、去学校化运动的兴起和自由学校的建立、消费主义文化对学校的影响等;美国原住民的文化转型是美国政府利用学校教育施加文化控制和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学校教育中应维护文化多样性,警惕这种"意识形态操纵";全球化进程中,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正在丢失,文化帝国主义造成的单一性正在取代世界的多样性。

李侍键^[4]（2020）在《清末“革命”话语正当性的建构》文中研究说明清末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与宏大的社会变革,“革命”这一古老的词汇重新开始成为时代的焦点,但在这一时期,“革命”往往被视为“造反叛乱”,因此,“革命”话语正当性的建构迫在眉睫。传统“革命”的正当性来源于“天命”的赋予,“革”与“命”不可分割。在“天命”与“正统”的影响下,“造反”这种以武力推翻现政权的行为,才得以被视为“革命”,从而得到承认。在清末时代巨变下,改良派和革命派多数时候视“天命”和“正统”为阻碍革命的障碍而对其进行解构和批判。一方面,这种解构起到了证明自身“革命”正当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作为过程和手段的“革”,与作为目标的“命”相分割,导致传统“革命”正当性的基础消失,模糊了其与“造反”的界限,因此“革命”的正当性需要有新的建构基础。同一时期,梁启超等改良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派开始在西方Revolution和日本对该词的创造性转换的影响下,塑造“革命”的新内涵,建构起了各有特色而又具有同样变革取向的近代“革命”。由此,“革命”的正当性实质上被重新建构在“革”的新目的——趋新与进化上。在新目的的基础上,近代“革命”与“造反”产生了“变革意识”上的根本不同,“造反”等过去的暴力形式被视为“无意识之破坏”,但这样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与“天命”一类虚无缥缈的观念不同,“革”的新目的是可以被检验的。如果近代“革命”无法贯彻变革意识,在实践中异化为“造反”一类的无意识破坏,不能促使社会进步,那么“革命”就是不正当的,此即为“近代‘革命’的无意识化”。各政派对该问题进行了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围绕着革命动机与后果而展开的争论。争论中,各政派意识到由何者进行及如何进行革命,是导致该问题产生的根本因素。在承认民众作为“革命主体”这一重要性的前提下,各政派认为“无意识化”的危险根本上来自于革命主体的无意识,革命主体问题由此成为各政派争论甚广的难点。改造革命主体,使之具有变革意识,是各政派的共识,但在改造的手段上存有差异,实际上衍生出对革命路径的不同选择。改良派梁启超追求“先改造后革命”,革命派选择“边改造边革命”,而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则是“改造即革命”。这些争论和设想背后反映的是“造反”与近代“革命”的纠葛,指向对近代“革命”正当性的保持。

张猛^[5]（2020）在《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无政府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影响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下,无政府主义有着广阔的传播发展空间,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产生深刻影响,而十月革命后正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分别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主要内容、主要途径、主要对象四个方面入手,全面阐述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主要影响。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力量的影响主要是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员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并且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推动作用,并且无政府主义还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思想参照。同时,无政府主义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也产生消极影响,它不仅干扰共产党员正确认识中国革命问题,还影响共产党员对民主革命途径的认识。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的影响也分为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似的理想,并且与中国现实和文化相结合,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提供思路,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提供一定条件。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过程中造成混淆视听的负面影响,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径也产生一定影响。无政府主义不以革命实际为标准,具有空想色彩的革命手段不仅不利于民主革命进程,也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起到阻碍作用。同时无政府主义注重发动人民群众力量,注重采取实践方式检验革命手段,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象即人民群众也产生巨大影响。无政府主义的广泛传播对民众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并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群众氛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无政府主义排挤打压马克思主义,阻碍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广泛传播。最后通过总结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功过参半,认真反思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思想上、实践上进一步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乌博林^[6]（2020）在《循此苦旅，以达天际 ——尤金·奥尼尔戏剧“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激进的社会革命运动,无政府主义代表了人类的某些乌托邦理想。无政府主义包含众多分支和流派,它的创立者是英国的葛德文,其后发展出包括麦克斯·施蒂纳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等多种形态。在美国,对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诠释显现出了影响。尤金·奥尼尔作为美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以其独特的自传性作品在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坎坷的一生对他的戏剧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奥尼尔在与创办美国无政府主义期刊的本杰明·塔克尔交友后获得了他一生都未曾改变的哲学无政府主义世界观。这一思想对奥尼尔的个人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基本原则之一——对国家机器的完全无视,几乎贯穿了奥尼尔的所有作品。本文将在国内外奥尼尔研究基础上从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角度对尤金·奥尼尔的戏剧进行解读,进而寻求对奥尼尔戏剧创作思想更加宏观的把握。同时,结合他的个人经历,通过对奥尼尔自身的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挖掘,分析这一思想如何体现在其戏剧主题和主人公身上,从而为奥尼尔思想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论文立足于奥尼尔戏剧作品,以两部来自美国本土的权威传记《尤金·奥尼尔:四幕人生》与《尤金·奥尼尔传:戏剧之子》为依据,通过文本分析和传记研究,阐述奥尼尔创作思想背后隐含的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探寻奥尼尔对该思想产生兴趣并演变成为其世界观的主客观原因。本文将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奥尼尔与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间的渊源,回顾当前奥尼尔研究现状,并对奥尼尔的生平和创作进行简单概括,介绍本论文写作的主要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说明尚未有关于奥尼尔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系统解读;第一章论述奥尼尔作品与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契合关系。本章首先阐述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思想,指出奥尼尔戏剧中的“唯一者”与麦克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紧密联系。并结合自传性作品中的“自我”指出其戏剧中存在的“唯一者”形象,进一步分析奥尼尔的政治国家观;第二章主要探讨奥尼尔作品中施蒂纳的观点和德国哲学家尼采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观点的展现,从而分析出奥尼尔对该思想的批判与接受。此外,本章还将阐述奥尼尔道家思想与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调和以及他在接受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后对易卜生和斯特林堡戏剧思想的超越;第三章论述奥尼尔在哲学无政府主义影响下形成的独特艺术观,主要集中表现在其面具理论的运用和特有的戏剧创作形式上;第四章从奥尼尔个人生活入手,联系当时的美国社会状况,对其思想来源做系统分析,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尤金·奥尼尔的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孕育条件。结语部分总结奥尼尔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贯穿其创作始终,并对其带有哲学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戏剧在美国戏剧史的地位进行客观评价。

谢敏^[7]（2020）在《五四后胡适与吴稚晖的思想分歧与互动》文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处于巨大的变动之中,在危机意识的刺激之下,知识分子从“坐而言”转向“起而行”,在政治、文化、社会改造上的取向各异,争论不断。这一时期胡适与吴稚晖在科学观、政治改造到教育理念等方面的论述,有相互借重的一面,也有歧异纷出根本对立的一面。吴稚晖与胡适虽然在所受教育和早年经历上有所差别,但是对于社会问题的共同关注给了他们发表自身观点和相互交流的前提。1923年,在“科学与玄学”的大讨论中,吴稚晖与胡适发表他们对于科学与人生观内在联系的看法,进而将问题引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关系,从而进一步阐释他们对于中国近代文明的不同思考。在社会激进主义和行动意识的影响下,吴稚晖和胡适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改变,从制度构建上讲,因“无政府主义”和“好政府主义”不同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两方政治构想的差异,但最终都因政治理论过高的“理想主义”导致失败;从政治思想建设上讲,道德意识成为两者规范社会政治的出发点,而随着中国社会的重组,吴稚晖和胡适的政治思想被重新定位也同步发生。五四以后,社会的改变同样改变着胡适和吴稚晖的教育思想。这一时期教育的两种方式“普及”与“提高”,被赋予“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时代意义,吴稚晖和胡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普及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工读互助实践的实施方式和社会意义进行各自表述,教育的社会性成为两人共同关注的话题。

陈元^[8]（2021）在《“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文中研究指明历史经验表明,作为历史变迁的语言表征,概念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时代,随着思想中心域的不断转化,概念的意义也在不断改变。“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早期的变迁亦是如此。在不同历史时段内,由于政治时局和文化氛围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轮番译介、传播的景象。对近代中国而言,尽管“社会主义”概念,最初是以舶来词身份进入中国的,但这一点却丝毫不能削弱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思想变迁、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震动。反而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吸收、创造、运用,既引发了“社会主义”概念自身的术语革命,同时也促成了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在中国的同频共振。有鉴于此,本文拟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作为考察的主要时段,试图从“社会主义”概念的变迁中,探索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在早期中国发展的历史踪迹及其文化意义。19世纪末,“社会主义”概念在危若累卵的中国迎来了发轫期。这一时期,在救亡图存运动与西学东渐思潮的共同驱动下,作为异质文化的“社会主义”语词徐徐进入中国。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语词在不经意间就闯入了中国人的眼帘,并引起了早期传教士、晚清驻外使节及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出于传教、维护阶级利益、救国的需求,他们分别对“社会主义”语词做了原初探知。概括起来说,彼时,国人大多通过三种途径,接触到了从西方舶来的“社会主义”语词:一是来华传教士通过报纸期刊、传教活动对“社会主义”的零星介绍;二是晚清驻外使节通过域外游记、“述奇”等方式引入了一批社会主义词汇;三是中国知识精英在办报、留学海外的过程中,通过考察西方工人运动,了解到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关讯息。进入20世纪后,日渐兴盛的西学东渐思潮与海外留学热潮,将“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带到了一个全新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策倾向与地缘偏好,国人大多选择以日源“社会主义”为蓝本,以欧美“社会主义”为辅。较之于晚清时期传教士、驻外使节、中国知识精英对“社会主义”译名的模糊认知,该阶段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语词的把握有了较大的提升。可以说,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双重选择下,“社会主义”语词在品格上,与各类思潮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在内容运用上,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重失衡的现象;在翻译方式上,逐渐突破单一的音译手法,并以译评结合的方式取而代之。尽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本土文化对社会主义个别原理的主观取舍,却造成该语词非但没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反而造成了意义上的分叉。进入五四时期后,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知,则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随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和民族国家危机的加深,社会主义概念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范畴。此时,概念的“科学性”和“多层次性”已经成为理解“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质。在知识分子的争论与博弈中,社会主义概念逐渐展现出了以马克思“社会主义”为主,各种社会主义为辅的多元面相。诚然,我们说,这一阶段,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概念,给近代知识群体觉醒和民族国家心理造成了剧烈波动,但由于时人尚未全面接触到马恩经典文本,也并不能感受到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强大威力。故而,这一阶段,他们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翻译有时恰到好处,有时则陷入了单线理解的误区。这一观念无疑助长了绝对主义和激进主义对机械社会主义的顶礼膜拜。当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直至进入中共创建阶段后,“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传播开辟了新渠道。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概念在传播主力军、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特点等方面均发生了范式变革。就传播的主力军而言。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赴法、留俄期间及国内的革命运动中得以迅速成长成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就传播的内容而言。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大多以“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蓝本,对革命政权、经济生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道路、国家职能等问题做了系统地探讨,其广度和深度是以往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就传播的方式而言。形成了多元、立体、全方位的传播格局。不仅存在报刊、出版社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宣传、报道,而且出现了社团、研究会、图书馆、书社、通信、广告等方式。上述转向表明,20世纪20年代,原生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因其特殊的外源词身份而在中国有丝毫的减弱,反而在众多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形成了自觉传播,成为近代中国早期阶段“真正有意义的传播”。当然,“社会主义”概念不断变迁,与译者的思想关系密切。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时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认识更加贴近中国实际。他们不仅能准确把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围绕社会改造和中国的出路问题做出了发人省醒的思考。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早期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波诡云谲的局势中迅速建立起来。质言之,“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实践基础。

马蒙^[9]（2019）在《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民主批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国家获得胜利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为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带领人民依据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新时代,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了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苏联民主政治模式。从苏联模式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现实后果来看,总体上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苏联模式的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为关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人们提供了研究和批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问题的样本和对象。论文从逻辑与历史统一出发,在文本研究中历史梳理了各具代表性的国外新马克思主义中托洛茨基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批判。托派最早作为党内反对派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批判党的官僚化和民主发展不平衡。指出苏联社会是过渡社会,国家是蜕化的工人国家,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苏联社会性质上主要有官僚集体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三种看法。第四国际正统派政治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发展和恢复工人民主和苏维埃民主。当代托派理论家曼德尔提出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需要不断革命完成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三大任务以推动国家消亡。总之,托派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苏联官僚统治,否则苏联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复辟。西方马克思主义于20年代初在批判苏联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厂委员会的自治社会主义直接民主模式。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将苏联与法西斯国家并列展开批判,相关流派批判苏联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国家,分析了极权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斯大林逝世及苏共二十大之后批判全面系统展开,相关流派批判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缺乏自由,苏联党的统治实质上是少数人的统治,在消灭私有制后产生了新的新的独裁,只有专政没有民主。还批评赫鲁晓夫和斯大林一样都没有发展好社会主义民主。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批判的哲学依据,批判苏联专制,政治异化。70年代左右相关流派批判苏联是党专政,不是解放的社会。批评苏联强国家的政治异化以及苏维埃式的直接民主制会导致专制。除了少数流派反对人道主义批判外,总体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两种批判进路和社会主义道路。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从诞生起就紧跟苏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了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民主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进行批判。批评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官僚化,不是工人民主国家。批判苏联官僚阶层凌驾于社会之上,认为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诞生的制度并没有开辟人类解放的道路。落后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不具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前提。根本摈弃了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建党原则,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恢复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取代苏维埃模式的委员会民主制,实行多党制,继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民主理论。指出苏联解体是因为民主发展的失败,致使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内在优势未能发挥。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另一个国家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批判的吸收一切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在中国得以不断发挥。在中国迈向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新时代,对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比较,可以认识到,批判总体上是有问题意识的,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苏联模式在民主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一定借鉴价值。同时批判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分析,有极端化和片面化问题。在批判的批判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和规律:民主在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日常生活批判与民主习惯的养成;发展民主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加强党的领导与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民主的魅力在于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结合、理想和现实的统一;民主理论的价值要在实践中实现和检验。论文紧扣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民主消亡理论主题,试图突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与张力,从三个流派的批判研究入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展开比较研究和总体评价,以期从批判的批判中探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使理论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实践更具针对性和指导性。

马晨莲^[10]（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二、浅析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无政府主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析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无政府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乔尔·斯普林的多元文化教育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4）清末“革命”话语正当性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5）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循此苦旅，以达天际 ——尤金·奥尼尔戏剧“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五四后胡适与吴稚晖的思想分歧与互动（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论文提纲范文）

（9）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民主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浅析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无政府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恋爱”的隐喻——20世纪20年代政党政治与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情欲叙事[J]. 殷鹏飞.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21(03)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3]乔尔·斯普林的多元文化教育思想探析[J]. 傅林. 教育学报, 2020(05)
• [4]清末“革命”话语正当性的建构[D]. 李侍键. 暨南大学, 2020(04)
• [5]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影响研究[D]. 张猛.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6]循此苦旅，以达天际 ——尤金·奥尼尔戏剧“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研究[D]. 乌博林.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7]五四后胡适与吴稚晖的思想分歧与互动[D]. 谢敏.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8]“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D]. 陈元.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9]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民主批判研究[D]. 马蒙.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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