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之社会条件（论文文献综述）
侯冠宇[1]（2021）在《明代洪武永乐年间中朝官方贸易对朝鲜货币改革的影响》文中指出中朝贸易的话题是经济史学家们一直关注的话题之一。明初,统治者将朝贡制度与海禁制度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朝贡—海禁体系。在众多贸易国家中,朝鲜与中国往来频繁且颇具特色。本研究将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朝赐予朝鲜国号视为两国开展贸易的起点。明初,洪武帝详细规定两国官方贸易的品种、数量、价格与结算方式。朝鲜在明朝制定的框架下,以“利权在上”、“务本抑末”作为本国的指导思想,进一步重建国内经济秩序并制定与明朝制度相适应的贸易政策。“靖难之役”时,朝鲜一方面得到明朝的赏赐与册封与明展开贸易,另一方面朝鲜与他国的贸易往来,体现出“有限理性经济人”的特点。永乐时期,中朝两国往来使臣“舞弊之举”频发,明朝出使朝鲜的部分宦官,凭借其身份特权向朝方索取大量物品。朝鲜派遣的使臣、随从“暗自贸易”、“怀挟钱财”现象频发,朝鲜加大处罚力度、严立法程。而倭寇海盗的侵扰,亦增加了朝鲜运输成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贸易的进程。中朝贸易由洪武时期的艰难缓慢、建文时期的稳定发展向永乐时期的规模化转变。本研究将政治局势的变动、倭寇海盗的侵扰、中朝使臣的舞弊、朝鲜与别国的互动均视为中朝贸易变化的影响因素。在两国贸易过程中,朝鲜国内大力推行货币改革,朝鲜政府欲将布匹排除流通领域之外,但贸易中数额庞大的布匹涌入朝鲜国内,这对朝鲜“推行纸币、禁用布币”的货币政策产生负面影响,阻碍朝鲜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论文研究认为:（1）朝鲜在贸易中的机会成本不低,朝鲜多次派遣使臣、逐渐突破规定,更多的是基于本国实际情况采取较小成本的行为来应对贸易中遇到的问题。（2）政治变动、使臣套利行为、倭寇侵扰等都是中朝贸易变化的原因。（3）在朝鲜太宗两次推行货币改革的过程中,中朝两国均展开了规模庞大的官方贸易并用布货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大规模贸易进一步增强朝鲜国内民众对布货的使用信任,这为朝鲜政府货币政策的推行制造重重阻碍,加速了朝鲜货币改革的失败。研究表明:（1）一国的经济政策不应成为另一国直接效仿的对象,需要具体考察、预测此种政策带来何种影响,行之是否有效。（2）朝鲜货币改革的过程中,原制度下的利益主体总会抑制、抵制变革,而利益受损者总会提出计策推动变革。货币改革的失败不仅仅是某一项政策的失败,亦是不同博弈主体之间力量不均所带来的结果。（3）经济政策要有一定的稳定性,有利于减少风险。（4）当每个人功利地为自己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时,会与其他个体、集团的利益发生矛盾或冲突,加剧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
张蓉[2]（2021）在《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文中研究指明循化厅是清朝实施特殊族群管理与民族政策的典型场域,其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相当复杂,由此导致社会纠纷处理领域的“地方性”特色格外突出。经由循化厅衙门处理的案件可概分为“细故”与“重案”。历史上,该区域社会内形成了各类社会纠纷照依土俗予以裁断的惯性机制。国家权力作为介入性力量,为循化厅提供了多样化的法律适用依据。然而,“细故”案件仍应视为民间调解失败后的例外情况,衙门对“细故”诉讼和息具结乐见其成,导致其大部止步于“中间阶段”既已结案。命盗重案虽深受重视,但审理却相当灵活:对涉及藏、蒙古等的重案,本应根据特别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处断,实则多参照民间习惯法罚服完结;对涉及撒拉、回、汉等的重案,本应依照《大清律例》处断,实则为律例与“番例番规”的杂糅,没有清晰的界限划分。群体性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部落冲突、寺院纠纷、族际冲突,亦因外国势力的介入而演化为外事纠纷,总体上呈现出群体武装械斗的特点。前三类冲突频繁发生且循环往复,严重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并威胁王朝国家之政治稳定,往往形成以陕甘总督、西宁办事大臣居中协调而多方联动的应对机制。究其本质,官方对群体械斗与民间“细故”的处置并无不同:皆希冀借助地方权威充当乡老予以调解。虽每临以兵威,且有官员主张借机推行内地律例,但受制于“羁縻为政”总体统治框架以及地方社会权力网络的制约,终流于个别特例。即便涉及到“洋人”的群体性事件,被晚清政府视为头等大事者,也概莫能外。循化厅的设置,为缺乏整合而具有浓厚离散性的区域社会,提供了一个公共权力,为个体诉求“公平”与区域社会摆脱“无序”提供了可能和新的途径。然而,整体施政理念与制度设计则导致了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高度的复合性:传统民间力量依然强大,使之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区域社会纠纷不得不依赖的力量;大清律例与特殊律例名存实亡,必须借助土俗与习惯法方能行之有效。这表明,缺乏高效的国家政权建设,势必难以按照统一的法律制度处置社会纠纷,就法论事、缘法而判终究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
刘后德[3]（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柳丽娜[4]（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张瑜[5]（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唐超[6]（2020）在《从个人实验到国家主导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是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学校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普及的发展历程,实现了从个人实验到政府主导的转变,奠定了现代英国幼儿教育的基础。19世纪也是英国社会剧变的时期。经过工业革命,英国从一个偏于一隅的岛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同时,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英国最早实现了城市化,伴随而来的是持续的教派冲突和阶级斗争。经济的腾飞与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的改革进程。幼儿学校的迅猛发展与社会剧变在历史时空上的重叠,赋予了本研究独特的意义。研究这一时期幼儿学校的发展历程,可以深化我们对英国幼儿教育史的认识,理清教育发展与社会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为对象,在宏观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助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为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一段教育史,本研究在纵向维度以幼儿学校的办学主体为切入点,将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新拉纳克幼儿学校的实验（1800-1823）;民间幼儿学校运动的兴起（1824-1838）;民办公助下幼儿学校的推进（1839-1869）及政府主导下幼儿学校的普及（1870-1900）。在横向维度主要考察了不同阶段幼儿学校的教学实践及其发展特点。通过分析发现:幼儿学校从个人实验走向政府主导,是英国为解决学校数量不足问题的必然之路。这条道路符合英国人的文化传统和英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一条自下而上、荆棘丛生、充满斗争的道路,带有明显的中产阶级特性。中上层社会对幼儿学校的需求、经济的发展和法律的保障是推动幼儿学校普及的主要原因。在幼儿学校体系方面,英国幼儿学校呈现出一种“进化”而非“进步”模式。怀尔德斯平的体系很好地应对了各种挑战,最终发展成为国家幼儿学校体系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幼儿教育观的转变和幼儿学校事业的发展相互影响,致使幼儿学校的性质实现了从民间慈善到国家福利的转变,教育场所经历了从家庭、教会到社会的转移,教育的内容也逐渐世俗化。论文共7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明研究的缘起,明晰研究意义,厘清研究对象的内涵,以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内容,确定研究思路,选择适合本研究的方法。第一章追溯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历史渊源,重点阐述济贫院、育婴堂、主日学校等慈善机构中的贫困幼儿教育。通过对这些机构创办宗旨、教育目标、教育方法和内容等方面的分析发现:这些慈善机构主要致力于保育而非教育;由于缺乏成熟的模式和专业的教师,教学质量也比较低下。第二章考察欧文在新拉纳克的幼儿学校实验。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从欧文所生活的环境出发,描述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二是阐述新拉纳克幼儿学校实验的创办宗旨、理论基础、教学与管理;三是分析新拉纳克幼儿学校实验的影响。第三章探讨英国民间幼儿学校运动的兴起。幼儿学校运动期间,民间成立了一些幼儿学校组织,它们推动了幼儿学校在英国的传播,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怀尔德斯平作为幼儿学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完整地阐述了幼儿学校的理念,创造性地改进了幼儿学校的环境,并在全国建立了幼儿学校网络,奠定了英国幼儿学校体系的基础。第四章研究民办公助下英国幼儿学校的推进。本章从国家资助幼儿学校的方式出发,把幼儿学校发展分为“申请资助”和“结果支付”两部分,分析了不同资助制度的产生、内容及其对幼儿学校的影响。在“申请资助”制度下,幼儿学校的补助金逐年上升,国教派开始主导幼儿学校,幼儿学校的数量得到提升,教学条件获得改善,幼儿学校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地位得到提升。在“结果支付”下,幼儿学校的补助金急剧缩减,入学率逐渐提升,教学内容向读、写、算倾斜。第五章论述一系列教育法案影响下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本章选取1870年、1876年、1891年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法案,论述了英国政府是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推动幼儿学校的普及;同时探讨了在幼儿学校普及的过程中学校规模及其内部体系的变化。第六章对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分析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动因、特征与影响。结语部分对绪论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解答。
翟自成[7]（2020）在《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文中认为徽州“乡村治理”作为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即关涉到阶层关系、职业选择等内容,理应受到徽学研究者的较多重视。受西方“国家—社会”二分法或二元对立模式的影响,研究徽州“乡村治理”的研究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将“官府”与“国家”概念相等同,进而将“皇权”与“国权”概念相等同的倾向。受此影响,“国家—宗族”或“皇权—绅权”的二元模式,即“乡绅—宗族”几乎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代名词,研究徽州“乡村治理”的研究者,亦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宗族或乡绅身上,而相应地对商人群体在其中所起到的管理与控制功能有所忽略。本文利用方志、文集、家谱、正史等史料,并广为参阅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上”与“下”两种前后呼应的角度,对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分析论证。在对“皇权”的下渗与调适的分析中,先是厘清了“官府”与“国家”、“皇权”与“国权”概念的界定及区别,并认为“皇权”对徽州乡村社会的下渗并不是毫无节制的,而是在下渗的同时亦伴随着调适,由此梳理出“绅”与“商”在皇帝与官府权威的笼罩下,为何能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在对“绅”与“商”在徽州“乡村治理”中作用的分析时,先是作了“绅”、“商”地位变动及“绅商合流”的长篇幅渐次铺垫,并进而得出了“商”与“绅”一样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合作”而非“依附”关系的结论。本文还对徽州“弃儒就贾”之风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徽州的“商”之所以能与“绅”逐渐趋于并立,成为徽州“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离不开徽州这一地区长期持续的“弃儒就贾”之风。结论部分分析了“国权”框架下的徽州“乡村治理”,认为无论是“皇权”在下渗的同时采取调适性策略,抑或是“绅”与“商”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其作用,皆是出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在促进徽州“乡村治理”的同时,也为使整体“国家治理”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完善。
刘晶晶[8]（2020）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女性组织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下半叶,工业化引起的社会分工与民主化带来的政治变革促进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与市民社会的发展,以城市为中心的公共社交逐渐取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受“两分领域”学说影响与“家庭天使”角色分工的女性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并未就此屈服于男性的统治。经济社会化、政治民主化、教育普及化及思想自由化带来的变革冲击了两性地位,女性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她们通过成立社会组织即结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作为公民的权利。这一时期的英国女性成立了许多社会组织如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慈善组织、体育组织等不同类型的组织。甚至在英国女性的影响下,外来种族女性也建立自己的组织。不同类型组织之间也建立多重联系,衍生出许多跨领域,跨阶级,跨国界的组织。她们通过请愿抗议、公开演讲、游说宣传、社会救济等多种方式,并以报刊杂志作为思想宣传的阵地维护女性权益。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女性组织表现出自己的发展特点。中产阶级女性依靠自身特性与家庭优势成为主要领导者与参与者,并将这些组织活动惠及到社会各个阶级,延伸至帝国各个角落。科学明确的组织规定与运作方式使女性组织呈现出规范化与民主化的显着特性,她们以家庭经验为基础,在宗教与慈善的引导下发扬仁爱精神与利他主义价值观。提供社交网络的女性组织逐渐转化为改善国家发展的社会机制,具有多重文化意义。它反映了变革的时代背景,表达了普遍的社会规范,传递了互助的社会责任,倡导了平等的价值理念。女性积极的社会参与为其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有利于提升其经济政治地位,推动女性思想与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缓和阶级与种族间的矛盾,促进国家民主政治进程与性别平等。这一时期女性组织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受到根深蒂固的阶级差异与“两分领域”学说的影响,使其未能有真正的突破,最终面临内部纠纷与外部质疑的双重压力,但其仍然对女性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贾情[9]（2020）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研究 ——以曼彻斯特为例》文中提出前工业化时期,虽然英国偶遭瘟疫和农业歉收侵扰,但依靠农业革命和日益发展的商业,再加上人口总量不大且增长不明显,并没有陷入粮食供应危机的泥淖。这一时期开始的圈地运动成为农业革命的基础。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开始出现大量谷物市场,商人的出现和谷物市场的发展极大地保障了前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粮食供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激增、城市发展进程加快。但是英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如何解决激增人口的吃饭问题便是其中之一。曼彻斯特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它为我们分析探讨当时英国城市快速发展与粮食供应之间的历史关系提供了样本。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推进,曼彻斯特由乡村村庄和小市镇发展成为工业城市和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吸引了爱尔兰和邻近诸郡的移民。曼彻斯特人口的激增是出现粮食供应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曼彻斯特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业剩余人口,再加上人们工资水平的相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食物种类增多和对畜牧产品的需求加大等方面的变化,也影响了曼彻斯特在工业和城市进程中的粮食供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曼彻斯特出现粮食供应问题产生的因素有多个方面。首先,英国粮食进口量的不断增加和20多年的英法战争的影响这些在国家层面出现的问题,也必然对曼彻斯特这一地区性的粮食供应产生影响。其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带动了曼彻斯特批发业、零售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虽然进一步满足了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求,但是发展并不成熟。再者,在这一时期曼彻斯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社会动荡、骚乱和破坏,与曼彻斯特粮食供应问题的出现也密不可分。最后,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污染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粮食的生产,进而影响粮食供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在曼彻斯特和英国其他地区修筑了多条运河和铁路,方便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粮食供应,为曼彻斯特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19世纪30年代曼彻斯特成立的反谷物法同盟导致了《谷物法》于1846年废除,迎来了英国自由贸易的时代,保证本国的粮食供应,维护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议会圈地运动的开展,提高粮食的生产率,进一步保障了粮食的供应。
吴万库[10]（2020）在《“生源论”与十九世纪末美国主要史学流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末美国史学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转向,一方面是史学从哲学和文学领域中分离出来,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被建立起来;另外一方面,新兴的专业史学在摒弃清教浪漫史观时,转而借助“科学”来树立其权威性与合法性,使美国史学呈现出“专业化”与“科学化”并重的局面。在美国专业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被称为“生源论”（Germ Theory）的科学史学曾风行一时,它借助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改造后的“兰克形象”,来追溯民族发展、制度成长和因果联系,并与不同的“源”相结合,使生源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条顿生源论”“帝国学派”“边疆论”“海权论”。因此,从生源论的视角重塑这些主要史学流派,把它们置于共同的时空语境中分析它们的生成、互动及其影响,不仅可以看到它们内部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还可以洞悉时代思潮对史家治史的塑造作用,以及史家个体经验（包括地域、阶级、偏好等）对历史表述的影响。
二、论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之社会条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之社会条件（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洪武永乐年间中朝官方贸易对朝鲜货币改革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正文图表索引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及相关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史相关理论 |
| 2.1.2 约翰·罗信用货币理论 |
| 2.1.3 国际贸易与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2 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
| 2.2.1 以明代对外贸易为中心展开的研究 |
| 2.2.2 对明代中朝贸易问题展开的深入讨论 |
| 2.2.3 对朝鲜货币问题的研究 |
| 2.3 文献评述、问题的提出与理论拓展 |
| 第三章 洪武建文时期中朝官方贸易及朝鲜货币流通状况 |
| 3.1 洪武年间中朝官方贸易制度的确立 |
| 3.2 洪武至建文年间中朝官方贸易变化及原因分析 |
| 3.2.1 “靖难之役”的影响 |
| 3.2.2 朝鲜与别国的经济政治互动 |
| 3.3 洪武至建文年间中朝官方贸易情况与朝鲜货币流通状况分析 |
| 3.3.1 洪武至建文年间中朝官方贸易情况 |
| 3.3.2 朝鲜太祖至朝鲜定宗年间的货币流通状况 |
| 第四章 永乐年间中朝官方贸易对朝鲜货币改革的冲击 |
| 4.1 永乐年间中朝官方贸易变化的原因分析 |
| 4.1.1 中朝使臣往来舞弊之举 |
| 4.1.2 朝鲜太宗时期对倭寇海盗的应对 |
| 4.2 永乐年间的中朝官方贸易情况 |
| 4.3 朝鲜太宗时期的货币改革措施 |
| 4.3.1 朝鲜太宗推行的第一次货币改革 |
| 4.3.2 朝鲜太宗的第二次货币改革措施 |
| 4.4 两次货币改革的绩效评价 |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 5.1 结论 |
| 5.2 启示 |
| 5.2.1 关于贸易与货币 |
| 5.2.2 关于政策制定与改革的推行 |
| 5.2.3 关于寻租与贪污问题 |
| 附表朝鲜与别国的政治经济互动(1398-1418)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档案介绍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对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
| (二)对清代法制体系及法律职业群体的研究 |
| (三)对清代地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 |
| (四)对清代甘青涉藏地区法治状况的研究 |
| (五)对清代循化厅权力机制与社会纠纷解决的研究 |
| (六)学术史评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方法与理论 |
| (二)分析框架 |
| (三)创新与局限 |
| 五、内容简介 |
| (一)范围界定 |
| (二)主要问题 |
| 第一章 循化厅的建制沿革与法律秩序 |
| 第一节 清代循化厅的地区概况 |
| 一、疆域范围与特征 |
| 二、自然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清代循化厅的建制沿革 |
| 一、循化厅的历代沿革 |
| 二、雍正二年后的治理 |
| 第三节 晚清循化厅的基层社会 |
| 一、乾隆年间的“族、工、屯、寨” |
| 二、光绪年间的“汉、回、番、撒” |
| 三、两大寺院集团 |
| 第四节 晚清循化厅的法律秩序 |
| 一、法律形式 |
| 二、司法官员 |
| 三、调解角色 |
| 四、存在问题 |
| 五、诉讼类型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循化厅“细故”案件的规制与实践 |
| 第一节 大量“细故”止于诉讼“中间阶段” |
| 一、官方规制 |
| 二、衙门反应 |
| 第二节 官府对“细故”和息乐见其成 |
| 一、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 |
| 二、循化厅衙门的考量 |
| 三、循化厅同知的处境 |
| 第三节 民众的成本考量与民间力量的强大 |
| 一、民众的成本考量 |
| 二、民间力量的强大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循化厅藏族重案的处理办法 |
| 第一节 晚清循化厅重案审理的官方规制 |
| 一、逐级审转覆核制 |
| 二、州县衙门的重案审理规制 |
| 第二节 “冬至保”案及其审断特色 |
| 一、“冬至保”案的情节与背景 |
| 二、“冬至保”案的审断特色 |
| 第三节 土俗民情与特殊律例 |
| 一、循化厅复杂的行政隶属关系 |
| 二、循化厅的地方干预能力不足 |
| 三、当地的土俗民情与司法文化 |
| 第四节 “羁縻”为政下的法律实践 |
| 一、清朝在涉藏地区的施政理念 |
| 二、强大的地方文化权力网络 |
| 反思与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循化厅撒拉、回、汉等族重案的审理 |
| 第一节 清朝对撒拉的治理 |
| 一、撒拉的族源 |
| 二、撒拉的内地化 |
| 第二节 撒拉、回族的寻常命盗重案解决 |
| 一、“律例”和“实用”的兼容 |
| 二、遵从民间习惯法调解和息 |
| 第三节 各民族之间的寻常命盗重案 |
| 一、汉族与回、藏之间的重案解决 |
| 二、回族与藏族之间的重案解决 |
| 第四节 注重实用性审断民族重案的弊端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循化厅蒙藏部落纠纷与解决机制 |
| 第一节 多哇、河南蒙旗冲突的诉讼与解决 |
| 一、多哇、河南蒙旗的冲突因由 |
| 二、诉讼过程 |
| 三、解决方案 |
| 第二节 多哇、河南蒙旗纠纷解决中的官府 |
| 一、处理蒙藏纠纷的行政网络 |
| 二、处理蒙藏纠纷的掣肘之处 |
| 第三节 多哇、河南蒙旗冲突中的地方势力 |
| 一、多元基层社会治理体制 |
| 二、宗教领袖的巨大影响力 |
| 三、藏族聚居区的特殊权力机制 |
| 反思与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循化厅涉藏地区的外事管理与纠纷解决 |
| 第一节 清政府对涉藏地区的外事管理 |
| 一、外国人纷至沓来 |
| 二、清政府的管控措施 |
| 三、管控措施的问题 |
| 第二节 涉藏地区的外事冲突与官方应对 |
| 一、洋人携条约自重不服管控 |
| 二、当地藏族民众浓厚的排外情绪 |
| 第三节 保安教案的发生过程与纠纷解决 |
| 一、“佛耶”冲突的累积与保安教案的爆发 |
| 二、甘肃各级政府的应对措施与解决方案 |
| 三、官府应对策略及其成因的总结分析 |
| 反思与小结 |
| 结语 |
| 一、解决机制 |
| 二、总体特征 |
| 三、总结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5）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从个人实验到国家主导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幼儿学校与幼儿园 |
| (二)幼儿教育与学前教育 |
| (三)英国与英格兰 |
| 四、文献综述 |
| (一)关于19世纪英国幼儿教育研究 |
| (二)关于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研究 |
| (三)关于19世纪英国其他幼儿教育机构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五、研究问题与内容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内容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幼儿慈善机构发展的背景 |
| 一、中上层社会热衷于慈善事业 |
| 二、中上层社会对贫困问题的关注 |
| 三、中上层社会幼儿教育观的改变 |
| 第二节 济贫院中的幼儿教育 |
| 一、济贫院的生源 |
| 二、济贫院的管理 |
| 三、济贫院的教学 |
| 第三节 育婴堂中的幼儿教育 |
| 一、育婴堂的创办 |
| 二、育婴堂的生源 |
| 三、育婴堂的教学 |
| 四、育婴堂的经费 |
| 第四节 主日学校中的幼儿教育 |
| 一、主日学校的创办 |
| 二、主日学校的发展 |
| 三、主日学校的教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拉纳克幼儿学校的实验(1800-1823) |
| 第一节 新拉纳克幼儿学校创办的背景 |
| 一、工人阶级生活悲惨 |
| 二、童工现象十分严重 |
| 三、贫困幼儿入学率很低 |
| 第二节 新拉纳克幼儿学校的实验 |
| 一、幼儿学校的创办宗旨 |
| 二、幼儿学校的理论基础 |
| 三、幼儿学校的教学与管理 |
| 第三节 新拉纳克幼儿学校的影响 |
| 一、促进英国一批幼儿学校的诞生 |
| 二、推动其他国家幼儿学校的创办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间幼儿学校运动的兴起(1824-1838) |
| 第一节 民间幼儿学校运动兴起的背景 |
| 一、贫困幼儿教育问题的凸显 |
| 二、政府对贫困幼儿教育的放任 |
| 三、国教派与非国教派冲突加剧 |
| 第二节 民间幼儿学校组织的成立 |
| 一、幼儿学校协会 |
| 二、格拉斯哥幼儿协会 |
| 三、本土及殖民地幼儿学校协会 |
| 第三节 怀尔德斯平对幼儿学校运动的贡献 |
| 一、创建幼儿学校体系 |
| 二、建立幼儿学校网络 |
| 三、改变社会幼儿教育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办公助下幼儿学校的推进(1839-1869) |
| 第一节 民办公助下幼儿学校推进的背景 |
| 一、英国社会结构的改变 |
| 二、英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 |
| 三、福禄贝尔幼儿园在英国的传播 |
| 第二节 “申请资助”制度下的幼儿学校 |
| 一、“申请资助”制度的产生 |
| 二、政府对幼儿学校的督查 |
| 三、“申请资助”制度对幼儿学校的影响 |
| 第三节 “结果支付”制度下的幼儿学校 |
| 一、“结果支付”制度的产生 |
| 二、“结果支付”制度的内容 |
| 三、“结果支付”制度对幼儿学校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府主导下幼儿学校的普及(1870-1900) |
| 第一节 政府主导下幼儿学校普及的背景 |
| 一、基础教育的落后 |
| 二、政府政策的支持 |
| 三、社会财富的激增 |
| 第二节 法律推动下幼儿学校教育的普及 |
| 一、普及入学的启动:1870年《福斯特法案》 |
| 二、强制入学的推动:1876年《桑登法案》 |
| 三、免费入学的实现:1891年《免费初等教育法》 |
| 第三节 幼儿学校普及过程中学校的改革 |
| 一、大力开办婴幼儿班 |
| 二、逐渐去“国教化” |
| 三、借鉴福禄贝尔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历史反思 |
| 第一节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动因 |
| 一、上层社会需要推动幼儿学校发展 |
| 二、经济发展为幼儿学校提供了条件 |
| 三、法律为政府主导幼儿学校提供保障 |
| 第二节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特征 |
| 一、幼儿学校的发展历程跌宕起伏 |
| 二、幼儿学校的发展模式自下而上 |
| 三、幼儿学校发展带有明显的阶级特性 |
| 四、幼儿学校发展延续怀尔德斯平体系 |
| 第三节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影响 |
| 一、促进了幼儿学校从慈善到福利的转变 |
| 二、推动了教育场所从家庭到社会的转移 |
| 三、实现了幼儿教育从宗教性走向世俗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7）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明清地方“乡村治理”研究 |
| (二)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研究 |
| (三)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乡村治理 |
| (二)绅商合流 |
| 四、研究思路与本文结构 |
| 第一章 明清徽州“皇权”的下渗与调适 |
| 一、“官府”与“国家”、“皇权”与“国权”概念的界定及区别 |
| 二、从乡约里保到宗族组织:“皇权”对乡村社会的层层下渗 |
| 三、从宗族组织到书吏差役:“皇权”对乡村社会的层层调适 |
| 四、从官僚集团到徽州宗族:“皇权”调适性下渗策略的实施原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徽州“绅”、“商”地位的变动 |
| 一、从词汇与词义变迁的角度谈“绅”之地位的下降 |
| (一)“绅”之地位的形成与确立 |
| (二)科举对“绅”之地位的冲击 |
| (三)商业对“绅”之地位的冲击 |
| 二、“商”之地位上升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必然性 |
| (一)“商”之地位长期低下的原因 |
| (二)“商”之地位上升的发展脉络 |
| (三)“商”之地位上升的历史必然性 |
| 三、明清徽州“绅商合流”趋势的形成 |
| (一)“绅商合流”趋势的形成与确立 |
| (二)“绅”在徽州“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
| (三)“商”在徽州“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徽州“弃儒就贾”之风的形成 |
| 一、兴趣爱好与个人才能:职业选择中的“弃儒”与“就贾” |
| 二、从“业儒”到“弃儒”:职业选择中的形象考虑与心理挣扎 |
| 三、从“弃儒”到“就贾”:职业选择中的客观现实与经商优势 |
| 四、宗族竞争与新型职业观的形成 |
| 五、本章小结 |
| 余论——“国权”框架下的徽州“乡村治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19世纪下半叶英国女性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女性组织的发展背景及原因 |
| 第一节 英国女性组织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城市化发展与媒介的传播 |
| 第三节 婚姻观的变更与社会地位的提高 |
| 第四节 女性教育及女权思想的发展 |
| 第二章 女性组织类型 |
| 第一节 政治组织 |
| 第二节 经济组织 |
| 第三节 慈善组织 |
| 第四节 体育组织 |
| 第三章 女性组织的特点 |
| 第一节 中产阶级女性为主要领导者 |
| 第二节 女性组织具有规范性 |
| 第三节 宗教与慈善起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 |
| 第四节 女性组织以家庭经验为基础 |
| 第四章 19世纪下半叶女性组织的影响 |
| 第一节 女性组织对女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女性组织对英国社会的影响 |
| 第三节 女性组织的时代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9世纪下半叶英国女性组织名称摘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9）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研究 ——以曼彻斯特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英国前工业时代的城市粮食供应 |
| 第一节 城市居民饮食中的粮食构成 |
| 第二节 城市粮食供应渠道 |
| 第三节 城市粮食供应的不稳定因素 |
| 第二章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快速发展与粮食供应 |
| 第一节 人口视角下的快速城市化 |
| 第二节 问题的出现:工业时代曼彻斯特的粮食供应 |
| 第三章 粮食供应难题的解决及其时代意义 |
| 第一节 曼彻斯特与中央政府的应对之策 |
| 第二节 难题解决之道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10）“生源论”与十九世纪末美国主要史学流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条顿生源论及其在美国史学界的回响 |
| 第一节 条顿生源论在欧洲的形成及其内容 |
| 第二节 条顿生源论传入美国的语境与途径 |
| 第三节 条顿生源论在美国的传播与影响 |
| 第二章 帝国学派对条顿生源论的扬弃 |
| 第一节 空间转向与帝国学派的兴起 |
| 第二节 帝国学派对“条顿主义”的解构 |
| 第三节 美利坚殖民地史的重构及其影响 |
| 第三章 特纳边疆论对条顿生源论的革新 |
| 第一节 特纳边疆论生成的语境 |
| 第二节 特纳“反生源论”形象的建构 |
| 第三节 特纳“边疆”生源论的重塑及意义 |
| 第四章 海权论对条顿生源论的引申与运用 |
| 第一节 “美国向外看”与马汉海权论的生成 |
| 第二节 马汉海权论中的条顿种族主义 |
| 第三节 海权论在“条顿国家”的传播及影响 |
| 结论 |
| 附录1 “条顿生源论”学术谱系 |
| 附录2 “帝国学派”学术谱系 |
| 附录3 “特纳边疆学派”学术谱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论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之社会条件（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洪武永乐年间中朝官方贸易对朝鲜货币改革的影响[D]. 侯冠宇. 兰州大学, 2021(02)
- [2]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D]. 张蓉. 兰州大学, 2021(12)
-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4]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5]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6]从个人实验到国家主导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研究[D]. 唐超.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D]. 翟自成.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2)
- [8]19世纪下半叶英国女性组织研究[D]. 刘晶晶. 郑州大学, 2020(02)
- [9]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研究 ——以曼彻斯特为例[D]. 贾情. 郑州大学, 2020(02)
- [10]“生源论”与十九世纪末美国主要史学流派研究[D]. 吴万库.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