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现代校长的意识

一、再议现代校长意识（论文文献综述）

方桐清^[1]（2020）在《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我国高职院校大都脱胎于职业大学、成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办学历史只有四十年。高职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仍存在大学文化缺失、职业文化不强的客观现实,高等性、职业性都不够使得“类型”和“重要”双不显。文化育人弱化导致立德树人虚化,价值取向不明导致文化育人泛化。而现有研究成果零散,总体缺少基础框架,不足以指导高职院校文化育人实践活动。课题通过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以江苏省15所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为主要样本,对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进行了研究。高职教育要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必须实施文化育人,明确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高职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给予“5B定位”,蕴含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定位“基层职业性”;我国对高职给予“复姓定位”,蕴含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定位“高等职业性”。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具有“高等”文化共性,同时具有“职业性”个性价值追求。文化育人定位决定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性质,文化育人特性反映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面貌,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对文化育人定位、文化育人特性具有反作用。因此,文化育人定位和特性价值追求的向度即为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应然目标。从文化育人定位、文化育人特性的维度分析,其价值取向均有四个向度。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实现的应然路径是:以“职业性”特质人才为培养目标,走校企“双主体”文化育人之路,在合作中正视育人文化与企业文化价值目标的现实不融,规避企业文化中不利于人的道德、理性、真善美形成的文化因子,有效耦合育人文化与企业先进文化,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追求。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自此至改革开放前,我国职业教育及其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我国高职教育随经济建设中心的确立应运而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对技术精神的双压制、社会文化对育人文化的深融合、外来文化对高职文化的反思间性等影响,形成了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特质文化形态。以发展需要、发展规模、发展质量为评判标准,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具有递进式发展特征和递进式文化育人价值目标。从对文化育人的认识高度、重视程度和实践效度分析,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随递进式发展任务划分为随性、工具性、理性、特性四个发展阶段。四个阶段以经济与高职互动为演进动力,是“适应—调整—再适应”的演进过程。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虽然仍存在不少现实矛盾,但是从宏观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存在向度摇摆阻碍类型彰显之囧。从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实现的实践情况看,弱化并制约其彰显深度、广度和效度的主要问题包括:融入工业文化因素比较泛化、注入企业文化要素比较主观、培养优秀企业精神重视不够、关注文化间性存在盲目性碎片化。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多维因素复合的结果。影响其彰显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育人自觉性不强、职业文化理解得不深、校企文化交融性不足、文化传播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机制不健全。彰显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需要从内容、载体、路径、传播方式、文化环境等方面系统化推进。

彭淑贞^[2]（2020）在《中职学生专业实践技能培养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以北京地区汽车维修专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当前我国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和技术工人。但由于工学结合不紧密、校企合作不深入,呈现出生产与教学没有深度融合、学与做分离的教育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直接导致中职学生在专业实践技能训练中未能达到预期培养目标及培养效果,进而会导致我国高级技术工人培养质量不高,数量严重不足。本文以中职学校汽修专业学生专业实践技能培养为视角,通过对北京地区8所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进行访谈和实地考察,从学校层面、教师层面以及企业层面对汽修专业生产型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情况、汽修专业校内实习实训建设情况、汽修专业师资队伍现状、汽修专业教师专业实践技能提高现状、汽修专业授课模式、汽修专业学生顶岗实习及就业状况等多个方面来对中职学校汽修专业学生实践技能与培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其基础上探讨了影响中职学校汽车维修专业学生实践技能培养的因素。最后,本文针对中职学校汽车维修专业学生实践技能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提出通过加强为社会服务创建校内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通过对不同级别专业教师专业实践技能考核,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从而加强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改变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加强对学生考核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全面提升中职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提高中职教学质量,提高中职教育在社会的认可度。

宋波^[3]（2020）在《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末壬寅学制的建立和癸卯学制的颁布施行,以及民国初期建立的壬子癸丑和壬戌四部学制,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教育开始进入制度化和系统化时期。学制的频繁变革是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既反映出其在整个国家教育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又反映出国家政体的变动对学制的深刻影响。我国近代学制作为西化的产物,先后经历了壬寅和癸卯学制效仿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延续清末仿日并逐步转向欧美,最后至壬戌学制全面转向美国的演变历程。近代学制的变革,因政治体制、社会环境、效仿对象和制定主体的不同,导致不同学制的教育宗旨、修业年限和课程设置等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每一部学制的颁布,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批评主体依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利益立场、价值取向和对西方学制的了解,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各类报刊、教育杂志、教育会议等不同途径,对学制发表各种意见、评论和建议。这些意见、评论和建议,既是对学制问题的一种关注和反思,也是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一种抗争行为,由此造成学制批评者与制定者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作为学制制定部门,根据学制批评者们的意见、评论和建议,不断修正学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促进学制的不断完善,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和整体发展。因此,学制批评是促进近代学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人们对教育改革主导权、教育利益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关注、评价和争夺的反映。学制批评的产生源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政治体制的变化是学制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学制批评得以发生的极为重要的环境基础。批评主体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特别是接受西方民主与教育思想的经历,是学制批评得以产生的认知基础。报刊杂志、教育社团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是学制批评得以实现传播的重要渠道和途径。清末民初的学制批评,是中国在寻求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保持中国的特殊性和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冲突与交融的一种反映。批评的实质是东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之争,结果是中国教育思想传统性中心地位逐步丧失。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现代学制从诞生到逐步成熟、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的曲折、艰辛历程。近现代学制的诞生,特别是壬戌学制形成,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内容架构,标志着中国教育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代学制发展的曲折历程,对当代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刘尹^[4]（2020）在《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试图解决以下问题:作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海顿所处时代究竟对其音乐创作产生何种影响?海顿的音乐在不同身份下产生了何种变化?作为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海顿的社会身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同时代作曲家中是否具有代表性?造成这种社会身份转变的最根本最深层次原因为何?本论文旨在研究海顿社会身份,全文围绕海顿两个身份:规定性社会身份及自致性社会身份展开,分别论述海顿双重社会身份在其音乐、职业中的体现。需要明确的是,身份仅仅作为影响作曲家风格创作的一个因素存在,对整体风格产生一定修饰作用。质言之,本文试图阐明海顿两种身份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其次阐明海顿身份转变的社会缘由。本论文绪论部分对所选择论题从研究缘由、选题意义、国内外就此论题展开的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作出评价。随后的章节基于分总的逻辑展开,第一章对文内出现的三个主要概念进行阐述;第二章为海顿的规定性社会身份扮演,聚焦于海顿作为乐正的职业身份,从雇主的要求与迎合雇主两个方面展现海顿这一身份下的音乐创作;第三章为海顿的自致性社会身份的扮演,此段将抽象的自致性社会身份分为三个角色:作为乐正时的自致表现及商人、贵族身份,笔者分别选取了与之对应的三个阶段音乐创作进行论述:代表自主创作的《告别》、迎合公众创作的“伦敦风格”及象征个人意识表达的《创世纪》;第四章从宏观整体对海顿所处的古典时代进行审思,剖析海顿身份转变所反映的较为典型的时代缘由以及通过与莫扎特、贝多芬的对比阐述其具有个性化特征的非典型缘由。

管笑雪^[5]（2020）在《秦至汉初特权群体诉讼审判程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秦至汉初特权群体的诉讼审判程序,较一般案件有特别之处。特权群体案件诉讼审判程序的运作机制体现为:皇帝管辖诸侯王、列侯、诸侯子等贵族和公卿、郡守、诸侯相等秩二千石以上官吏的犯罪案件,郡管辖地方上秩六百石以上吏和五大夫以上有爵者犯罪。在逮捕程序中,只有诸侯王、诸侯子、秩二千石以上吏等官僚贵族才享有逮捕需请示的特权。在审理程序中,由皇帝管辖的案件,皇帝会交由特定司法机关进行审理,或是直接交由廷尉审理。郡则自己负责审理或指派县道进行审理,审理完毕,需出具自己的判决意见,并附上所依据的律令条文,供上级参考。由郡管辖的案件,若五大夫以上有爵者或六百石以上吏可能被判处超过耐的刑罚,则案件需要上请于皇帝。皇帝管辖的案件则所有结果都要上请于皇帝。所上请的案件由皇帝做出最终的判决。在梳理清楚特权群体犯罪的诉讼审判程序后,文章进一步讨论其中体现的特别制度。上请制度特指在判决阶段需要将案件上请于皇帝。这一制度在秦时已经出现,且在汉初也有所延续。《奏谳书》案例即为上请制度的实例。对特权群体犯罪案件的管辖,主要根据涉案人身份“提高审级”,以避免罪犯可能对案件审理进行司法干预。实际上这一举措增加了上级对案件的司法干预。就文章结构而言,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对秦至汉初一般案件的诉讼审判程序进行了梳理。首先对什么是秦至汉初的一般案件进行了定义,其次对一般案件适用的诉讼审判程序进行了分析,并解释了“告劾”、“论”、“报”的具体内容。第二章进入特权群体犯罪审前程序的研究。主要讨论告劾和逮捕两个程序。其中,诸侯王、列侯、诸侯子、公卿、郡守、诸侯相等犯罪,其案件须向皇帝提起告劾,即皇帝掌握此类案件的管辖权。五大夫有爵者犯罪案件,需要向郡提起告劾,即此类案件管辖权在郡。通过梳理发现,秦至汉初特权群体犯罪的案件管辖体现出“提高审级”的特点。并分析了秦至汉初的“无得擅征捕”,指出这是少数贵族官吏所拥有的特权。第三章讨论了秦至汉初特权群体犯罪案件的审判程序。审判程序包括讯、鞫、论、报,其中“讯、鞫、论”均为审理程序,报为判决程序。发现诸侯王在审理程序中有着较为复杂的情况,有时能享受到不被逮捕下狱接受讯问的优容,但案件仍然通过对其他涉案人员的讯问而查明案情。诸侯子、列侯、公卿、郡守等群体的审理程序较之诸侯王要更加常规化,多由廷尉进行审理,在讯问方面也没有优容。审理的目的是为了彻查犯罪事实,并对犯罪行为进行法律适用。此过程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才能完成,故审理机关需要出具自己的判决意见,并附上所依据的律令条文,供皇帝参考。对于由郡管辖的案件,郡可以自行审理,亦可将案件交由所属的县审理,审理过程则凸显了对涉案人员的回避。此外,特别论及了“死罪,过失、戏杀人”案件的审判程序和特权群体诉讼审判程序出现竞合时,优先适用特权群体诉讼审判程序程序。判决程序主要表现为上请。由皇帝管辖的案件,审理机关将案件事实和判决意见,一并上报皇帝。郡审理的案件,若判决结果可能被处耐罪以上,则需要将案件上报廷尉,并请廷尉上报皇帝。对于复杂的案件,皇帝可能会令大臣议罪,但并不妨碍皇帝掌握最终判决权。第四章则对秦至汉初的上请制度和对特权群体的特别审级制度进行考查。研究发现,特权群体案件管辖“提高审级”的背后,是秦至汉初的身份等级观念。且这一制度造就了“向上负责”的审判模式。

崔卓琳^[6]（2020）在《西南联大内部校际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西南联大由南迁后方的北大、清华、南开合组,并作为战时教育联合体的模范而被称颂,三校的合作精神一直作为研究的主体被人们重视。与此相对,西南联大三校的格局差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校际之间的分合之争亦值得探讨和反思。西南联大三校的联合并未深入,各自仍保有相当的独立性,教学联合,学术机构分立;行政主体未联合,联大事务共同负责,这种临时性的联合虽能使三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矛盾的扩大化,但“共处一室”的尴尬与纷争不可避免。三校格局中清华占据主导,这种优势使北大倍感被动,分校独立发展便成为北大的诉求,1941年的迁校纷争一度使三校走向分裂,三校主事者及教育部的积极斡旋维持了西南联大的局面,联合体制趋于稳定。北大校长蒋梦麟为维持合作的牺牲妥协态度使北大人极为不满,责其不负责任促使北大学术不兴,危机重重。抗战胜利,三校积极筹谋复校之际,北大校内突然发生“易长风潮”,看似偶然的事件实质涉及北大在西南联大体制内的处境焦虑,复校期盼中蕴含着学术复兴与校长重新选择的潜在诉求。西南联大是抗战的产物,北大、清华、南开在经历战后学潮后,一同合作迁移北返重归北平,西南联大的使命便告终结,围绕着战后文化重建,三校在教育资源整合方面又展开了合作与竞争,其中的政治干预不可忽视。

靳茜^[7]（2019）在《星星之火：中共山西汾阳早期党组织创建研究（1919-1936）》文中研究指明山西汾阳西依吕梁山,东濒汾河水,扼吕梁之咽喉,踞晋陕之要冲,是近代以来晋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统治晋西的中心区域,也是美国公理会基督教势力盘根错节的重要场域,其创办的铭义中学、汾阳医院,与由书院改制的公立河汾中学一道成为党员和党组织的孵化器。1923年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汾阳支部和1925年夏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分别于河汾中学和铭义中学建立,就使得汾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晋西开展宣传和革命活动的中心场域。但随着1927年阎锡山在山西掀起清党运动以后,中共汾阳党组织在与阎锡山地方政权、美国公理会基督教势力、冯玉祥及汾阳军校武装力量等各种势力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实现了从1927年12月停滞到1931年5月重建的过程。中共汾阳特别支部的重建是汾阳社会各种势力平衡作用下的产物,当1933年冯玉祥率军赴察北抗日后,汾阳社会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中共汾阳特别支部便再次陷入阎锡山的白色恐怖中,于1934年再次遭到破坏。汾阳社会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关系网络使得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的孕育、生存和发展别具特色。探究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的创建问题,就是要在理清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从内外因两个方面入手探究“中共早期党组织是如何在县域社会立足和生存的?”,具体来说就是要以内因为进路,通过对中共汾阳早期地方党组织的三个基本要素——党员、党组织、革命活动——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融入对外因的宏观考察,梳理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两起两落的独特创建历程,回答“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是如何诞生的?它处于什么样的关系网络中?它如何立足生存并实现自身发展?”等问题,进而分析中共早期地方党组织在创建过程中的特点。这既是还原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独特历史的一次实践,也将为考察中共地方党组织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中国县域社会实现“扎根”提供良好的素材。党员是党组织诞生的前提和基础,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共早期党组织的状态和气质。汾阳早期的一批中共党员主要以河汾中学和铭义中学的青年学生为主,多是富裕家庭或者基督教家庭出身,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汾阳各县及孝义、柳林、临县的曲峪镇和碛口镇,在毕业后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职业,在具体发展党员的过程中充分借助了地缘、血缘和业缘这三种传统的“社会资本”。汾阳早期党员的这些共性特征表明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与生俱来就与新式学校、基督教势力、地方传统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共汾阳党团组织的建立是党团员数量和革命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结果。1923年社青团汾阳支部和1925年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分别在河汾中学和铭义中学成立,使得汾阳乃至晋西有了宣传动员和开展革命活动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共汾阳党团组织分别诞生在两所学校的实践亦表明:虽然学校很适合孕育各种组织,但并不是每个学校都能诞生党组织,它还受到核心领导人、学校的开放程度、所占有的社会资本以及后期体制建设等方面的影响。革命活动是中共宣示自身存在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共早期谋求生存的必要手段。中共汾阳党组织自诞生以来就处在了阎锡山地方政权、美国公理会基督教势力的包围之中,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率军退驻汾阳,使得汾阳社会的关系网络更为复杂。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在与阎锡山地方政权、美国公理会基督教势力、冯玉祥及汾阳军校武装力量的互动中,首要目标是谋求生存,所以它充分利用和借助地方政权、基督教势力、武装力量等势力就成为一种常态。

周亮^[8]（2019）在《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下校长法律地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下校长法律地位的研究既是教育法学的重要理论问题,更是规范教育行政部门行为、落实和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明晰大学法律救济途径、实现大学依法治校的重大实践问题。近年来,随着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等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已成为大学内部管理和决策的主要特征,反映了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相互关系,是现代大学制度运行的两大主导因素。新形势下,我国大学面临着民族复兴、文化强国的重要历史使命。如何适应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变革要求,完善大学法人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大学内部治理过程,已成为政府和大学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作为公立性大学,我国大学发展既面临着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监督权力等内部权力的平衡问题,也面临着政府权力、社会压力等外部权力的制衡。特别是大学内部治理权力面临着国家公共权力的过度干预与限制,导致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校长法律地位模糊,校长与各利益主体法律关系混乱;外部治理过程中,政府干预依然强大,法院对大学纠纷适用法律纠结等,如何实现这些法律关系主体在现代大学制度下共同促进、协调发展,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理清的问题。在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都是重要的制度依据,但它们关于大学办学自主权界定、大学领导体制规定、党委权利与校长权利配置、党委书记与校长关系处理、校长任免权限等存在规定上的矛盾与冲突。而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都是通过国家法律法规保证大学校长的法律地位和权力充分行使,通过大学章程实现大学治理内部权力运行。与这些国家最大不同的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坚持党委领导,这既是中国特色,更是保证我国大学发展的本质特征。完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确立大学校长法律地位,关键是明晰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权力在教育法制中的合理配置。大学依法治校的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重点是确保校长法律地位,推进校长依法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和科学性。校长对内领导学校行政工作,是大学行政系统的领导者,决定着大学科层管理的运行效率;对外代表学校,是大学法定代表人,是大学法律行为的主要承担者。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体系,关键是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根本制度,重点是理清和理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以法律形式进一步确立校长法律地位,确保校长依法履行职责,合理承担法律责任。大学法律关系复杂,既有公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也有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还有公私法兼顾的法律关系。大学作为法律授权行使一定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能的社会组织,其行政法律关系明显。校长是大学行政首长,代表大学处理各种法律关系,包括行政法律关系。校长是大学法定代表人,代表大学行使民事权利。校长办公会作为大学法人机关,是校长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的主要载体。校长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法律地位决定着国家法律对大学的授权程度与学校内部权力系统的运行状况。校长依据法律赋予获得权利、行使权力、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大学校长在大学的身份是多重的,但最主要的是法定代表人的法律身份。正是因为拥有这个法律身份,校长才能在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体系中突显其重要作用,也才具备资格代表大学处理各种法律关系。在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双重作用,从分权原则、民主监督、完善内部规则、实现权利救济等方面,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优化治理过程,构建与校长法律地位相配套的监督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我们应该通过进一步强化大学治理程度、提升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切实提高高等教育法治化水平,保障新时代党委领导下的大学校长依法依规行使法定职权,履行法律义务,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提出初步设想与理想方案。

袁文权^[9]（2019）在《云南省议会研究（1912-1927）》文中研究表明云南省议会存在大约十二年左右,对于云南近代政治的发展和云南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影响。从选举方式来看,更趋于民主,通过投票选举,保持公平性。从议员来看,云南省议会议员整体上积极热衷于议会的活动,积极参与政治。从议案来看,四届云南省议会提出的议案涉及范围广泛,军事、政治、经济、民生、社会等方面,推动了近代云南社会的发展。虽然云南省议会自身存在一些问题,但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从云南咨议局的建立、云南重九起义两个方面来描述云南省议会成立的背景。第二章详细介绍了云南省议会的筹备与成立,包括成立云南省议会议员选举事务所、制定选举日期、投票纸等。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历届云南省议会选举情况和历届议员相关背景等。第四章,主要介绍了云南省议会通过的一些列议案,包括省长交发议案、议员建议案、人民请愿书等。第五章,主要介绍了云南省议会的具体运作,包括常会与临时会两个方面,同时也叙述了云南省议会的主要政治活动。第六章,主要是云南省议会评析,包括从云南省议会的特点、作用、历史局限等三个方面。通过对民国时期云南省议会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还可以了解云南近代民主政治的历程。可以说云南省议会是云南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存在时间长,涉及范围广。

张家豪^[10]（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二、再议现代校长意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再议现代校长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1）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职学生专业实践技能培养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以北京地区汽车维修专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秦至汉初特权群体诉讼审判程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西南联大内部校际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星星之火：中共山西汾阳早期党组织创建研究（1919-1936）（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下校长法律地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云南省议会研究（1912-1927）（论文提纲范文）

（10）“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四、再议现代校长意识（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D]. 方桐清.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2]中职学生专业实践技能培养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以北京地区汽车维修专业为例[D]. 彭淑贞.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3)
• [3]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D]. 宋波.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4]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D]. 刘尹.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秦至汉初特权群体诉讼审判程序研究[D]. 管笑雪.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西南联大内部校际关系研究[D]. 崔卓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星星之火：中共山西汾阳早期党组织创建研究（1919-1936）[D]. 靳茜. 山西大学, 2019(01)
• [8]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下校长法律地位研究[D]. 周亮. 湘潭大学, 2019(04)
• [9]云南省议会研究（1912-1927）[D]. 袁文权. 云南大学, 2019(03)
• [10]“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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