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帝国灭亡原因新探

一、洪宪帝制失败原因新探（论文文献综述）

张闻捷^[1]（2020）在《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16年至1922年是徐世昌在民国政坛最为活跃的时期。其在野时即深度介入政局,在诸如1916年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1917年参战、张勋复辟,1917至1918年冯国璋段祺瑞府院之争中的两次内阁风潮、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产生过重要影响。1918年至1922年担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期间主持了南北议和,经历了与皖系由合作到分裂的内阁风潮、国会争端、直皖之争等,间接促成了直皖战争。皖系崩溃后,直奉深度介入中央,徐世昌在直奉压迫下求生存,利用直奉矛盾主导了靳云鹏、梁士诒内阁的更迭,打破了直奉平衡,使直奉争端表面化,是促成直奉战争的重要原因。综上,徐世昌1916年至1922年间于北方政局有着深刻影响。本文主要探讨徐世昌在此期间的政治活动及影响。正文分为七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徐世昌在1916至1917年黎段之争中的活动,考察徐世昌的具体表现、动机、影响。1916年秋冬,徐世昌作为“调人”深度参与了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是缓解黎段之争的最关键人物。1917年徐世昌支持参战,是推动段祺瑞主张参战的核心人物。府院之争白热化时,徐世昌支持督军团反对黎元洪。张勋复辟时期力劝阻张勋复辟,并支持督军团反对张勋独占政权。徐世昌在以上活动的动机是基于其为北洋派元老,有浓厚的维护己派利益的北洋意识。第二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争期间的活动。1917年冬的冯段之争是北洋派内部争斗,徐世昌以元老身份具备居中调节的资格。他以维护北洋为基础调节冯国璋段祺瑞,先后经历了维持段祺瑞内阁、支持王士珍组阁等活动,令政潮缓解。1918年,主战派公推徐世昌支援段祺瑞,助推了段祺瑞内阁再起,其与皖系关系更为紧密。徐世昌主导了王士珍内阁阁员配置,且该配置延续到段祺瑞内阁,加强了徐世昌对中枢的影响力。徐世昌在此期间开始主动介入政局,隐约成为时局的中心人物之一。第三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就任总统前各派系对徐世昌的推戴和徐世昌派的壮大及活动。徐世昌是总统的热门人选,北洋派常在政局波动时生出推戴徐世昌的意图,他们的活动为徐世昌最终就任提供了可行性参照,加重了徐世昌的首领形象。冯国璋、段祺瑞都有任总统的资格,但因和战问题矛盾重重,故推徐世昌成了缓和双方矛盾的可能选择。北洋、安福、研究系对总统问题有过一个由分歧而统一的过程,最终选定徐世昌。徐世昌结合新旧交通系成为政坛的第三股势力,使主和空气大增,加重了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砝码。徐世昌及其派系反对临时参议院选举总统和改组内阁,为徐世昌就任提供了助力。第四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1919年南北议和中的活动。徐世昌希望以议和成为有实权的总统,就任前后即开始提前布置,大致可概括为三项:1、以己派钱能训代替主战派段祺瑞为总理。2、欲将副总统留待西南人士,抵制曹锟当选。3、利用和平声浪统一北派意见。和谈中徐世昌最感困难的是涉及削弱皖系势力的陕西停战、参战军存废、国会存废三问题。徐世昌最初因支持段祺瑞而认同段祺瑞对陕西的政策,但随后南方将陕西问题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徐世昌急于和议告成,态度开始转变,希望推动陕西停战。参战军是段祺瑞为武统南方而设,南方希望取消参战军,徐世昌在处理这一问题经历了开始时维护段祺瑞、遭遇压力后与段祺瑞协商折中处理、遇到段派抵抗而失败几个阶段。南方以解散安福为承认徐世昌的条件,徐世昌因欲与南方妥协且厌恶安福国会掣肘,有解散安福的意图。但计划很快被安福系侦知,因而受到阻挠,致使和议失败。第五章主要考察徐世昌任总统前半期与皖系的冲突及其应对。钱能训内阁秉承徐世昌的意旨,安福以外交、学潮直接攻钱能训间接攻徐世昌。徐世昌以辞职回击,有两项意图,一、维持执行其意旨的钱能训内阁。二、以第一项为基础,对内继续掌控议和,对外推动巴黎和会签字。安福系继续攻击徐世昌,吞并国会中徐派已未系,议和北方总代表易为安福王揖堂,标志着府方衰退。最终徐世昌在签字问题上获得主动,但未实现议和目的,也未保住钱能训内阁,损失大于收获。徐世昌为推周树模组阁与安福长时间对峙,安福为控制内阁,提出诸多苛刻条件为交换,双方不但未达成妥协,且恶感渐深。靳云鹏内阁是徐世昌兼顾自身需要与缓解安福压力的折衷选择,因靳云鹏属于段派而与安福对立、靳云鹏感激于徐世昌的提携、靳云鹏与直奉关系密切可资利用。保持各方均势是徐世昌维护自身权势的策略,徐世昌在河南易督、直系湖南撤防问题上偏直抑皖,导致徐世昌段祺瑞关系恶化,且加剧了直皖矛盾间接导致了直皖战争爆发。战争临近时,徐世昌经历了由促和到放任的转变。第六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直奉压迫下的活动。战后内阁、国民大会、惩办祸首等问题成为直奉深度介入中央的例证,凸显了徐世昌的弱势,挣脱弱势地位成为此后徐世昌行动的原动力。靳云鹏依靠直奉组阁,平衡直奉中经常侵及府方利益,引起希望府院一致的徐世昌不满,徐世昌靳云鹏矛盾因此而生。府院因湘鄂战争、热河都统更易、烟酒署等问题矛盾逐渐升级。徐世昌借助奉系驱逐靳云鹏,利用奉系推荐的梁士诒组阁,引起直奉失衡,府院矛盾演化为直奉矛盾。随后徐世昌因直系压力放弃维护梁士诒内阁,又受到奉系不满,形成了奉皖粤交联合反直兼反徐世昌,徐世昌开始倾向借直抑奉。徐世昌希望通过解决内阁总理、自揽责任、劝解双方退让等方式平衡直奉避免开战,但徒劳无功,更显其虚弱。战后徐世昌利用抵制旧国会、推王士珍组阁等活动巩固权位,但直系加速恢复旧国会运动,徐世昌因失去法律支撑在吴佩孚逼迫下突然下野。结论认为徐世昌在1916年至1922年的政治活动显分两段,每段政治背景、身份、参与程度、影响均不同。1916至1918年为第一段,他是政局的关键参与者之一,但非最核心人物。北洋派面临分裂危机,他们需要徐世昌的资望、经验、势力帮助他们挽救危机。此期间的活动提升了其政治实力。第二段为1918至1922年,徐世昌以总统身份处于政治漩涡最中心,是政局的最核心人物。此时期他的声望、势力迅速消耗,其无意却实际导致时局更加混乱。近代以来的权势下移、徐世昌元老与元首身份的冲突、他的行事风格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罗敏^[2]（2019）在《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文中提出"文革"前17年,民国时期原始档案的整理工作颇有成效,南京史料整理处编纂整理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为后来出版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提供了直接的底本。"文革"后期,李新、孙思白等民国史研究的先驱者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确立民国史的研究对象"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历史,从而与当时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等学科相区别。改革开放后,随着学术研究恢复正轨和民国时期档案文献的大量刊布,成就了民国史研究的空前繁荣。民国史学科成为整个近代史领域成长最快、最受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进入21世纪后,随着海外所藏中国近代政治史资料的大量开放与整理出版,加之受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民国政治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由关注高层政治转向研究地方基层政治的实际运用,出现了打通民国史与革命史学科壁垒的研究趋向。未来的民国史研究应当突破民族国家叙事的局限,将民国史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从全球史视角重新审视民国时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独特历史道路。

陈亚杰^[3]（2019）在《转型时代的中国精英：张一麐研究》文中认为晚清民国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这时期的精英阶层也经历了分化,并开始了从传统士绅向现代精英转化的过程。本文以张一麐（1867-1943）为个案考察转型时代中国精英阶层转变的一种类型,并分析这一类型精英阶层的转变历程、思想动向、政治实践、文化理想及其对转型时代中国的社会影响。张一麐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世习儒术的官僚家庭,少年颖异,以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为理想。在清末戊戌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关注西学,以经世为己任,纠合同志,创办苏州最早的近代社团“苏学会”,以此提倡新式教育,宣传维新思想。经二十余年的辗转游幕,蹭蹬科举后,终以擅长西学,中经济特科进士,步入精英阶层。1903年,甫中进士的张一麐,受知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发往直隶以知县备用”,旋入袁世凯幕府,负责文案,因精勤忠奋,受幕主赏识,参与机要。其时,袁世凯为清末新政枢纽之一,张氏久任袁幕,“新役无所不从”,对新政之推行颇有贡献,并奠定其主张立宪、实行地方自治的政治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张氏以亲信幕僚之机,代立宪党人劝袁承认“共和”,在洪宪帝制逆流中,张氏以亲信幕僚之身,屡次劝阻,公开反对帝制。洪宪帝制失败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张氏以中央政治无可有为,转入江苏地方政治,积极推动江苏省自治运动。同时,立足家乡苏州,服务桑梓,践行地方自治理想。晚年老骥伏枥,辗转抗战后方,参政议政。在晚清民国这一转型时代,张一麐实现了从传统士绅到现代精英的转变。作为转型时代的精英,他的政治实践和思想观念体现了传统理念与现代思想的精妙结合,其维持影响力的方式也体现了传统精英阶层支配模式的延续和转变,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张泽明^[4]（2018）在《探析民初“联省自治”运动及其经验教训 ——央地博弈的逻辑》文中提出民国初期的“联省自治”运动是一场追求政治转型的宪政运动,而地方主义的崛起则是这场宪政运动的政治基础,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经济上的区域差异,地方社会势力和汉族社会势力的崛起,清末新政的促进,联邦思想的传播都是地方主义崛起的原因。地方主义的崛起使得地方可以与中央竞争,并参与进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中去。在以中央和地方为参与者的博弈模型中,可以从三条政治标准即国家稳定,央地发展和国家独立来判断双方是否成功。从中央一方来看,其前期是通过中华民国的共和国途径来加强中央权力,但是,后期袁世凯力图恢复帝制来加强中央集权,其忽视了地方的诉求,并且没有解决好央地关系所指向的标准,所以造成了地方的全面反抗,这就是“联省自治”运动的全面爆发。从湖南省的首先立宪,再到后期各省的省宪运动,地方试图走出一条从省到国的联邦建国路径。但是,由于“联省自治”运动没有实现建立联邦国家的最终目标,反而加剧了国家的分裂。与此同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苏俄模式的政党动员、革命建国的路径,中央一方由此重新占据了博弈的上峰,而这也标志着没能解决中国政治转型问题的“联省自治”运动彻底的失败。尽管“联省自治”运动失败了,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以后处理央地关系提供借鉴。

陈璐^[5]（2018）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袁世凯的研究》文中指出在对高中历史教材进行通读后,发现教科书对袁世凯的描写存在不少问题,没有对其进行专门、系统的描写,因此教科书对袁世凯的描写缺乏广度性和深度性。这种描写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高中生造成不良的影响,为了消除这种影响,使学生全面把握袁世凯的形象,找出教科书对袁世凯描写的不足之处,将以教科书内容和史学界研究成果为主要依据,分别梳理出袁世凯在两者中的形象,并分析造成袁世凯形象在教科书中存在缺陷的原因。为了减少教科书刻画袁世凯形象方面的缺陷对学生的不利影响,历史教师应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重深化教科书内容,弥补教科书在刻画历史人物方面的不足。首先,归纳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涉及袁世凯的内容,全面梳理教科书对袁世凯的描写,并总结袁世凯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形象;其次,通过大量搜集史料并整理近年来史学界关于袁世凯的研究成果,梳理袁世凯在学术界的形象,并予以概括;再次,通过对比教科书和学术界袁世凯的形象,分析造成截然不同两种现象的各方面因素;最后,为了弥补教科书的内容的缺失,减少对学生所产生的不良影响,需要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做到寓史学最新研究成果于课堂之中,以完善袁世凯在高中历史教科书的人物形象。

郝天豪^[6]（2017）在《“一省两将军”——袁世凯身死前后倪嗣冲与张勋关系新探》文中研究指明袁世凯身死前后,倪嗣冲与张勋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对立的演变。袁世凯死前,改张为安徽将军,倪为安徽巡按使,形成"一省两将军"格局。倪联合张勋为"洪宪"帝制作了最后的努力,并在袁死后一度屈从张勋。为改变处境,倪在"府院之争"中逐渐依附段祺瑞,与张日渐疏离。张勋策划复辟,二人走向对立。随着张勋兵败,倪恢复了安徽统治权。倪、张博弈源在个人利益的争夺,对北洋政局产生深刻影响,也彰显出地方力量的崛起与割据。

庄和灏^[7]（2017）在《有限空间的社会喉舌:袁世凯帝制失败前后《申报》的舆论担当及策略》文中认为伴随着帝制公开化,国内外反袁势力伺机而动。袁世凯虽已取消帝制,力图挽回颓势,但无奈内政、外交之孤立以及经济凋敝、民生怨愤,最终败亡而终。作为大报的《申报》,一方面紧密追踪袁世凯帝制的发展,另一方面待其帝制败亡之际,除猛烈抨击袁氏外,《申报》还对袁世凯称帝动机及其败亡进行剖析。客观来说袁世凯帝制前后《申报》虽以其独有方式发挥着社会喉舌的职责,但面临政府的舆论钳制,生存与尽职成为了需要平衡的一大问题。

张万举^[8]（2015）在《刍议日本对袁世凯帝制运动之影响》文中认为在袁世凯帝制运动从发起到失败的整个过程中都能看到来自日本的干涉和影响,同时帝制的发起人袁世凯与日本之间也一直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关系。帝制运动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宣告破产并导致袁政府倒台,除却国内反袁的内部因素,外国列强特别是日本对帝制运动最后的结果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且在干涉中国帝制运动的方式和程度上日本内部的意见是否一致,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去深入探究的话题。本文分按时间顺序分三章展开,第一章探讨帝制发起前袁政府和日本之间的“二十一条”交涉与帝制的关系,第二章介绍帝制运动开展中日本是如何逐步干涉的,及其对帝制态度变化的过程和原因,第三章介绍帝制运动引发护国战争之后日本对袁世凯态度的急变,及由陆军参谋本部主导的倒袁政策的确立与执行。结论部分结合日本当时的对华政策,总结日本通过哪些方式、从哪些方面影响了袁世凯的帝制运动。

赵敏^[9]（2014）在《袁世凯帝制与日本之应对》文中提出1915年至1916年公开实施的袁世凯帝制运动,不仅是北洋军阀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更对此后的中国政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袁世凯帝制失败及袁世凯政权倒台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内政治势力对袁的离弃,这点毋庸赘言。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所有政权的诞生和灭亡都与列强的支持和反对有关。袁世凯实施帝制运动之时欧战正酣,欧洲列强没有过多的精力干涉中国的帝制,实际握有对华外交主导权的是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从袁世凯帝制计划的公开到帝制的破产,同本共有四次态度上的转变。在帝制公开的初期,日本采取了不干涉的静观政策,期待袁世凯主动支付同本承认帝制的代价。帝制运动急速展开后,为树立日本之威信并将中国纳入日本控制之下,日本联合英俄法等列强,向中国发出延期帝制劝告。待帝制实施准备就绪而欧美列强又倾向于承认帝制之时,为把袁世凯政权改造为亲日政权,日本态度软化,准备承认帝制。但第三革命爆发后,日本彻底转向不承认帝制,随着中国国内反袁势力的扩大,更是由反对帝制转向推翻袁世凯。通过对中国东北、南方及山东等地反袁势力的支持,日本加速推动了袁世凯政权的倒台。针对袁世凯帝制,日本数易其辙,然而日本政府政策决定的出发点始终未变,那就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条件,随着中国形势的变化以求最大限度扩大对华影响力。对于同本对袁世凯帝制的政策,国内的研究有单一化倾向,首先对同本态度的变化止于定性判断而缺乏对其过程及变化原因的分析,而几乎所有研究都从袁日之间的敌对关系入手,得出同本把袁世凯当作实施其大陆政策的最大障碍,倒袁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这一结论。其次,对日本内部各政治势力没有进行区分,对其政策主张的异同点及其出发点研究不够充分。同本方面的研究则侧重于第三革命爆发后的反袁政策,对袁世凯帝制时期同本对华政策的全貌及其变化关注不够。总的来说,中国和同本的研究都有把反帝制和反袁世凯混为一谈的倾向,并且没有从对华政策整体的高度来探讨同本对帝制的态度变化过程及其原因。本文依据中日双方的史料,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和同本的关系、日本对于袁世凯帝制的态度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袁世凯帝制时期同本各政治势力的对华政策构想以及同本的对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本文的第一章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的袁日关系以求找到日本对帝制态度的线索,并探讨了二十一条要求与日本对帝制承认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即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与日本并非一直敌对,日本政府曾承认袁政府为安定有力政权,两者是相互利用关系,但日本内部的对外强硬派及对南方同情派的反袁情绪不容忽视。二十一条的接受与日本的帝制承认并无关系,但以最后通牒终结的二十一条交涉确实为帝制创造了有利的内外条件。第二章主要考察了日本对袁世凯帝制的态度变化过程及其原因,分析得出：从帝制公开初期的静观政策到帝制急速展开时期的延期劝告,到帝制实行期的准备承认,再到第三革命爆发后的帝制不承认,最后到彻底的反对乃至推翻袁世凯,日本对袁世凯帝制的态度数易其辙,在态度转化的背后是从袁世凯怀柔政策,到给袁施加压力使其成为亲日政权,再到以中国内部的混乱为契机,通过倒袁而进一步扩大在华影响力这一对华政策的转换。第三章则鉴于先行研究的不足,重点分析从反帝制到反袁世凯的政策转变过程,主要考察了大隈内阁、同本陆军及民间舆论等方面的反袁政策推进派的对华政策构想及行动、反袁政策反对派的政策构想以及反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以田中义一为代表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以内田良平为代表的大陆浪人是反袁政策的积极推进派,他们的政策构想相似,即扩大中国内部的政治对立以建立日本容易操纵的亲同政权。由于得到内阁中颇具影响力的对外强硬派政治家的支持,反袁成为政府之政策。而元老山县有朋和朝鲜总督寺内J正毅出于对日本国力的冷静判断,认为应该通过和袁世凯提携来获取日本在华特殊利权,因此对大隈内阁的反袁政策进行猛烈的批判。大隈内阁最终受到反袁政策的影响而倒台,而继任的寺内内阁则使山县和寺内的对华政策构想成为现实,具体体现为以西原借款为代表的援段政策。

王爱云^[10]（2012）在《洪宪帝制运作及败亡新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洪宪帝制的运作和失败是民初政局中的一件大事,是守旧派的一次挣扎,也是外国列强干涉中国的结果。洪宪帝制运作和败亡的关键因素是袁世凯与日本的矛盾。

二、洪宪帝制失败原因新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洪宪帝制失败原因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1）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3）转型时代的中国精英：张一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探析民初“联省自治”运动及其经验教训 ——央地博弈的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5）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袁世凯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一省两将军”——袁世凯身死前后倪嗣冲与张勋关系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7）有限空间的社会喉舌:袁世凯帝制失败前后《申报》的舆论担当及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8）刍议日本对袁世凯帝制运动之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9）袁世凯帝制与日本之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10）洪宪帝制运作及败亡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四、洪宪帝制失败原因新探（论文参考文献）

• [1]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D]. 张闻捷. 吉林大学, 2020(03)
• [2]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J]. 罗敏.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9(04)
• [3]转型时代的中国精英：张一麐研究[D]. 陈亚杰. 苏州科技大学, 2019(01)
• [4]探析民初“联省自治”运动及其经验教训 ——央地博弈的逻辑[D]. 张泽明. 外交学院, 2018(12)
• [5]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袁世凯的研究[D]. 陈璐. 河南大学, 2018(01)
• [6]“一省两将军”——袁世凯身死前后倪嗣冲与张勋关系新探[J]. 郝天豪. 历史教学问题, 2017(05)
• [7]有限空间的社会喉舌:袁世凯帝制失败前后《申报》的舆论担当及策略[J]. 庄和灏.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3)
• [8]刍议日本对袁世凯帝制运动之影响[D]. 张万举. 浙江工商大学, 2015(07)
• [9]袁世凯帝制与日本之应对[D]. 赵敏.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10)
• [10]洪宪帝制运作及败亡新探[J]. 王爱云. 兰台世界, 2012(24)

标签：徐世昌论文;  段祺瑞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联省自治论文;  日本首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