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明平易:朱熹《诗集传》注释的修辞特色(论文文献综述)
卢玮玮[1](2021)在《顾炎武《诗经》学研究》文中认为明末清初的《诗经》学经由朝代鼎革、学术思潮的嬗变,显示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独有特点。这一时期,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将抗清复明之志寄寓于治学,并在等身着作中留下煌煌《诗》学成果,包括《诗本音》《日知录》和其他着作中的引《诗》论《诗》。这些成果无论从微观研究,还是从《诗经》学史俯瞰,都可看出顾炎武异于前人的治《诗》特点、经世致用的《诗》学观以及对清代《诗经》学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诗本音》是顾炎武治《诗》首屈一指的重要成果,也是《音学五书》中最能体现其治《诗》核心的专书。与音韵学界通过分析《诗本音》研究古音学发展乃至总结其音韵学成就的研究理路不同,从《诗经》学视域考察,《诗本音》具有独特的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和旨归。首先,《诗本音》的治《诗》体例独树一帜。顾炎武吸收前人治《诗》音长处的同时,又独具自身特色,即:在遍注《诗》文、列本证旁证的同时,还全面考察《诗经》文本,对韵字今古音和异文,《诗经》押韵,考《诗》中阐发观点和所用标识等进行“分类考注”。相较于宋明时期《诗集传》和《毛诗古音考》分别重在阐发义理、突出韵字的体例,《诗本音》的体例不仅使大量今古音考注繁简得当,而且考注内容也更加多元和突出《诗经》要义。其次,在明末仍大体沿袭宋元《诗经》学的背景下,《诗本音》考《诗》一改僵化、空疏的治《诗》学风,主张还原《诗》的多重本质,包括《诗》本歌之、《诗》合文理和《诗》之经学,显示出顾炎武与前人治《诗》只重阐发义理、就韵改《诗》音的不同。再者,《诗本音》考《诗》极为注重实证,表现在宁留阙疑,也不妄下断言;不囿于门户,而是就实论理;尊古重古,但不泥古;不论繁简,只求辞达;对前人《诗》说,既不盲从,也不刻意求新求异,而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此外,通过考察《诗本音》在《音学五书》中的核心地位,也揭橥了顾炎武明道救世、保存华夏文脉的治《诗》旨归。与《诗本音》被音韵学界精耕细作的情况不同,《日知录》卷三的《论诗总》是少有学人问津的。经过研究发现,卷三42则治《诗》条目,每条均围绕《诗经》有据而考、有感而发,是构成顾炎武《诗经》学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按照《诗》序依次考《诗》,而且遵循严谨的治《诗》理路并具有各自不同的治《诗》旨趣。从考证题目及内容考察,42则条目大体可归纳为四种类型:公案型、诗句型、诗汇型和提炼型,分别考证《诗经》学史上争讼不休的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考证《诗》中文句并申发经世之论,考释《诗》中词汇兼有阐发义理、考证提炼的内容在于还原史实等等。分析这些治《诗》条目,发现其鲜明的治《诗》特征:札记体的体例,经史互证的方式,不拘一格的文风以及蕴藉“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从中,亦可管窥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诗》学观。顾炎武除在《诗本音》和《日知录》卷三进行专门考论《诗经》之外,其他撰着中还有431条引《诗》论《诗》。这些散见的引《诗》论《诗》,具有引《诗》多而论《诗》少,引《雅》多而《风》《颂》少,出自研经之书多而其他撰着少等特征,同时更引人注意的是其富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实用意图。引《诗》包括为“述”而引,为“证”而引,寓“志”而引,其中体量最大的为“证”而引,主要是借引《诗》而证断风俗、地理、名物、义理、训诂等,其采用《诗》句、《诗》体、《诗》篇目的多种方式和不拘泥于一种句式的灵活运用,明显异于前贤中引《诗》独多的荀子重在论理和采用固定句式的特点,从而形成顾炎武彰显“实学”底色的引《诗》风格。相对而言,论《诗》主要集中于对《诗》音、字、义的讨论,尽管条目不多,但实可视为顾炎武治《诗》专书的有力旁证,再次凸显了他力倡韵随义转、崇实而论的《诗》学思想。顾炎武的治《诗》成果对于清代《诗经》学影响深远。他不仅引领清代《诗经》学风趋实,而且在音韵、考据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尤其对乾嘉学派《诗经》学起到奠基作用,在《诗经》考据方面成果颇丰的吴派、皖派、常州学派、扬州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顾氏影响。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人生际遇和学术视野的限制,顾炎武《诗经》学也存在治《诗》音还不精审、有些言辞过于尖锐等不足,但瑕不掩瑜,终究不能遮蔽其《诗经》学的重大成就。总之,顾炎武的《诗经》学呈现出崇实求是的治《诗》特征与经世致用的《诗》学思想。顾炎武不仅是明末清初乃至《诗经》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研究个体,而且他开启了清代学术的考据之风,引领清代《诗经》学别开生面,铸就了《诗经》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陈鸿喆[2](2021)在《宋代咏经诗研究》文中认为
赵彦[3](2021)在《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文中认为清代乾嘉时期历时八十五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时刻,也是社会结构酝酿着的变异时期。乾嘉学者以总结、概括、整理、辑佚、辨伪、求真的姿态登上学术的舞台,这一时期,学者名家众多,学术门类繁多,为学取向各异。汉学、理学、心学、考据学、宋学、历史学、实证哲学因势而兴,寻求发展。各种思潮、学术流派争鸣裂变,组合重构。在这种过程中引发了对各种典籍的总结、考据、扬弃、重新发现的问题。本文以乾嘉时期时间段为起点,以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历史长时段研究理论为基础,论述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在经济、政治、社会、地域条件、文化传承相对不变或者变化缓慢的情况下,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历史语境、文化现实、学术理路等体系变化和突破的问题。其一,从“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的学术史角度出发,对先秦诗经学、秦汉诗经学、魏晋唐诗经学、宋代诗经学、元明诗经学、清初诗经学进行梳理和概述。因为侧重不同,主要论述占据诗经学主流地位的观点和内容,其他细枝不再赘述;其二,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基本学术背景进行研究。从概念上进行明晰,对时代的乾嘉和学术的乾嘉进行区分和辨析;从学术研究讨论风气的形成,大师名家聚集式的出现,学者着述丰富名着繁多来论述乾嘉学术与经学的复兴;从重汉抑宋学术风气的形成,小学、考据治学逐步发展并走向繁荣等方面探究在学术范围内乾嘉诗经学繁荣的内在里路。其三,运用融会贯通的历史学眼光,对乾嘉时期的诗经学进行分类探讨。在内容上进行名物、制度、天文、地理等方面研究;在方法上,进行因声求义的总结,打通远古经典与现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隔膜,剥去蒙蔽在《诗经》上的层层积尘,回到《诗经》的源头体会圣人之道。其四,对乾嘉时期三家诗及辑佚进行研究分析。简要论述三家诗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揭示三家诗在乾嘉时期研究出现高潮的学术原因;以陈寿祺《三家诗遗说考》为例来分析乾嘉时期三家诗的研究特点;在辑佚风气的影响下,关注诗外诗的研究,以沈德潜《古诗源·古逸》为例探讨诗外诗的价值。其五,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独立思考派崔述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崔述在汉学宋学的交互影响下如何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根据崔述诗经学着作《读风偶识》来具体论述崔述与诗经汉学的联系和区别。其六,对乾嘉时期汉学的三大流派进行代表人物、重要着述、学术风格的总结,明确乾嘉汉学在此时期的主流地位和重要成就。最后,总结乾嘉诗经学的突破和成就。从实事求是学风的突破,方法论的突破与影响,乾嘉诗经历史地位的建立三个方面来论述乾嘉诗经学的主要成就及对现代学术的贡献。如同中国其他学术流派一样,乾嘉时期诗经学也有其独特的形成、发展、高潮、衰落、蜕变而向近代学术演变的过程。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历史过程,回到历史,目的并非全然以古人的立场和价值为自己的观点,而是在不同时代背景、历史语境、文学观念、批评标准下取得古今视野的双向贯通。
徐艳兰[4](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曹雨杨[5](2020)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文中指出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据碳14年代测定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主要为楚系。经整理,2010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内容包含《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祭公)》《楚居》等九篇;2011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内容包含《系年》一篇;2012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内容包含《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等八篇;2013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内容包含《筮法》《别卦》《算表》等三篇;2015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内容包含《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於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六篇;2016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内容包含《郑武夫人规孺子》《管仲》《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子仪》《子产》等五篇;2017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内容包含《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等四篇。本文主要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的三十六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对简文中一些未能解决、讨论较多的疑难字词进行串联集释,收集各家观点以及研究成果,同时对诸家观点尽量客观分析并补充自己的意见,下编在归纳总结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对简文进行重新校注,力求反应当下学界的研究成果。限於篇幅,本论文仅选择《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部分。
姚道林[6](2020)在《出土文献与《毛传》训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来研究《毛传》训诂,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後世学者对这一传统多有继承,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在吸收前(5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利用出土文献对《毛传》训诂加以考察,其中结论或可证成《毛传》训诂之实、或可纠正《毛传》训诂之误。第一章是对《毛传》释词与解句的集中阐释。第一节主要论述《毛传》是如何利用声训和义训来解释字词,其中声训的内容可以概括爲“同音相训”“双声相训”“叠韵相训”“音近相训”四类,义训的内容可以概括爲“释一词之义”和“概括释义”两类。第二节主要阐释《毛传》如何解释诗句,我们从解释范围的大小将其分爲解释句意和串讲诗句两类。第三节首先论述《毛传》如何使用训诂术语;其次又讨论了《毛传》如何分析《经》文当中的语法关系,其中涉及《毛传》对语序、虚词的説明;最後我们讨论了《毛传》对“兴”体的论述。第四节是对《毛传》局限性的揭示,论述的焦点集中在“望文生训”之上,根据致误的原因本文将其分爲“因昧於古义而望文生训”“因不明假借而望文生训”两类。在第二章当中,我们以出土文献爲切入点,分别论证《毛传》释词之正确性以及《诗经》中的假借字。第一节首先对学界主要观点加以吸收,其後逐次论述“覃”“荒”“干城”“茨”“愉”等字词,认爲《毛传》对诸字词的训释正确可从。毛《诗》作爲古文经,其间借字多见,但《毛传》往往都能够作出准确的解释,所以第二节的内容主要关涉《诗经》中借字的训释。在这一节中,我们先後论述了“流”“履”“肃”“盬”等字,认爲诸字分别爲“摎”“礼”“蹙”“固”之借字。第三章是对《毛传》训诂的补充説明。本章共分爲两节,第一节主要是利用出土文献来释《毛传》未释之字词,第二节则是对《毛传》已释之字词加以补充。两节内容皆是从吸收学界已有成果入手,然後是对《诗经》字词的论证分析。其间提出“悠”爲“陶”之借字,当训爲“郁陶”;“委蛇”当以“蟡蛇”爲本字,本义可能指“蛇”;“强”爲“竞”之借字,当训爲“逐”;“毛物”当爲“屯(纯)物”之譌等观点。第四章是对《毛传》训诂的校正。本章按照《毛传》致误的原因,共分爲三小节。一、二两节分别从字形与语音入手校正《毛传》训诂,其间不仅佐证了“缝”爲“裘”之譌字、“廛”“亿”“囷”分别爲“缠”“繶”“稛”之借字、“中冓”“中垢”爲“中”之借字、“畅毂”爲“象毂”之借字,还提出了“阴靷”爲“靲靷”之借字的观点。此外,一、二两节还分析了校改《毛传》训诂所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其间包括字形、语音、字用与文意的有机统一。本章第三节是以吸收学界最新观点爲主要内容,由於学界对此诸例尚有争议,故本节将其归爲其他类,并不强行作解。在附录部分,我们对早期《诗经》文本的形成与流传作了几点思考,先後探讨了“早期《诗经》文本的形成与定型化”“早期《诗经》文本的流传”“《诗经》字词演变的原因”“《诗经》字词演变的时间綫”等问题。
张呈涵[7](2019)在《朱熹诗学对李睟光的影响研究 ——以《芝峰类说》的接受为中心》文中提出朱熹和李睟光作为中国和朝鲜古代两位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对两国后世的诗论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两者的诗学思想已经有了相当完备地研究,但是对两者诗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旨在以李睟光的着作《芝峰类说》为中心,兼顾其他文本,研究朱熹诗学对李睟光的影响。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探讨朱熹在朝鲜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朱熹诗学随其理学思想进入了朝鲜半岛之后,经过几个世纪的酝酿发展,逐渐成为朝鲜官方的主流文学思想,对朝鲜文人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李睟光作为朝鲜朝中期的文人,在诗歌思想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朱熹诗学的影响。从李睟光在《芝峰类说》中对中国诗论的引用情况来看,李睟光不仅直接接受了朱熹的诗学思想,同时也通过严羽、魏庆之、罗大经等深受朱熹诗学影响的后世诗论家间接接受了朱熹的诗学思想。在具体的诗学思想上,李睟光对朱熹诗学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文道观”上,李睟光接受了朱熹“文以载道、以理为先”的文道关系思想,强调了道学的重要性先于文学。而在诗歌领域中,李睟光和朱熹一方面从道学的角度,贬低诗歌创作的地位,同时又从诗人角度,对诗歌创作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其次,李睟光诗学的“性情说”受到朱熹诗学的影响,将诗歌视为吟咏性情的手段,强调诗歌应该以表达诗人的天性和感情,同时又遵循朱熹“诗道之正”的诗教要求,从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角度对诗歌的内容和语言表达形式进行了规范和限制;再次,李睟光诗学中的“自然观”受到朱熹诗学的影响,要求诗歌在情感表达上要有真实的感情,在创作上反对过分追求声律,一味用典,盲目模仿古人诗作的不良风气,在艺术风格上推崇平淡近理而又含蓄有味的诗歌风格。最后,李睟光的诗歌评论的方法与方式都受到朱熹由经学延伸而来的诗歌评论方法的影响,在诗歌评论中特别注重诗歌的音韵和训诂,对诗歌的注释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勘误,并对一些学者“穿凿附会”的诗歌解释方法做出了批判。同时,在诗歌评论的过程中,李睟光注重“涵泳自得”的运用,推崇反复熟读品味诗歌意味和艺术形象的诗歌赏析方法。虽然朱熹诗学对李睟光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李睟光对朱熹的诗学是有所取舍,有所发展的辩证接受。从朱熹对李睟光的影响中,我们能看出朱熹诗学在朝鲜古代诗学,乃至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能看到朝鲜古代文人对朱熹诗学思想进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丰富与发展。
孙伟[8](2019)在《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由中唐古文运动开辟的政治性、文学性、思想性三个层面的建设要求为线索,将“唐宋派”的历史定位问题置入宋元以来科举制度施行、儒学教化普及、理学思想变化的文化传统中加以考量。论文通过厘清“唐宋派”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与文学理论及其实践的具体情况,并将之纳入宋明理学发展进程的具体环节,勘定出“唐宋派”的具体历史地位。论文共计七章。前两章主要梳理上述三个层面在两宋以至明嘉靖以前的发展状况,将欧阳修、朱熹、王守仁视为在文道离合轨迹上呈现出不同性质与程度的文道和谐统一状态的三个节点,揭示出“唐宋派”出现的思想传统与时代背景,重点突出以理学思想为根底的兼综文理的雅正文学传统的形成。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的学术思想在时代环境下的发展历程,旨在将其文学理论置入其整体学术思想的框架中进行观照,从而揭示其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其实践价值与不足。王慎中主要在蔡清理学的基础上,借助阳明心学诠释蔡清的重“虚”宗旨,形成兼重外部道德规范与内在超越境界的思想结构;晚年则进一步吸收佛道思想而偏向内在,形成三教圆融的思想色彩。王氏的理学思想取径是心学的,但其更重视通过对闽中理学的心学化诠释来发扬闽学传统,旨在使之摆脱训诂化的思维模式以适应时代思潮。王氏的文学理论主要体现出意法兼重的特征,能容纳失中的道德情感,深刻影响其创作实践。王氏晚年表现出超越秦汉、唐宋界限与接近“本色论”的理论倾向,但未能及时反映在创作中。唐顺之主要在其早年对庄学精神的容受基础上深化对阳明心学的体验,同时受到程朱理学及其自身实学兴趣转向的影响,最终形成混融朱、王并容纳进实务操作的理学体系,对道与器、经与心以及神明与法度的兼重是其一以贯之的理想。唐氏的理论成果主要变现为理学上的“天机说”与文学上的“本色论”,但其在实际创作中并未忽视法度的运用,其表现内容也大多是其对“心体”状态的体验描述与普遍存在的道德情感,并且深刻地受到早岁时文训练的牵制。归有光主要在理学上沿袭魏校理学对“心”与“敬”的重视,赞同会通朱陆而以朱子学为主,同时突出“心”的本原地位,并在心性理论的基础上重视普遍人情;在经学诠释上则还原朱熹经典诠释方法,突出“心”与“经”在本原上的同质性,在具体的经典诠释操作中表现出儒道结合的心学倾向,并且将“心”的外部发见扩充到史学领域,由此提出“通经学古”的实学主张。归氏的文学理论较为传统,但其创作实践则呈现出较为纯粹的宋文风貌,但是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心学化的诠释内涵与表现手段。茅坤在无法理解阳明后学思想时选择的思维出路是转向阳明遗着中所载的原教旨,借助“本色论”将自身定位为文学家。茅氏文学理论主要为“情至说”与“文统论”,前者进一步廓清阳明心学浓厚的道德哲学色彩,但因建立在阳明心学的心物关系理论上而呈现出心学思辨色彩;后者使其与“台阁体”相互隔离,与“七子派”分疆而治,遂完成将“唐宋派”建设为主流古文创作流派的使命,但也在理论传播与实践中“唐宋派”在自我消解中汇入色彩斑斓的晚明文艺思潮。最终章在前章的宏观叙述与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将“唐宋派”定位为在明中期理学思想的心学化风潮中,主动以心学化的理学思想为指导精神来维护兼综文理的雅正文风传统的,以诸多理学家为其外部理论与创作支援的,为抵抗单纯文学复古思潮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但是最终却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家与理学家身份互相剥离的,推崇唐宋古文法度并上承秦汉古文神理的,针对“秦汉派”称名而有的古文创作流派。
李一鸣[9](2019)在《诗际幽明:王船山诗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船山身处明清之际,他的思想可以说是在宋明以来理、气、心学三家思想相争鸣感荡的背景下,对诸家思想的一种总结与回归。在宇宙本体论上,船山继承了张横渠的气学思想,肯定他的“太虚即气”,批评朱子的“理在气先”,以为“凡虚空皆气”。因此,在船山看来,理解和阐明宇宙世界的本原与生成,最为重要的不是“有”与“无”,而是“幽”与“明”的问题。故船山强调“言幽明而不言有无”,用“幽明”来取代“有无”之论。对于“幽明”的理解,船山从其“乾坤并建”的易学思想出发,以为“幽”与“明”相成而相待,幽有幽之理,明有明之理,幽不独其幽而有其明,明亦不独其明而有其幽。“幽”虽细微幽隐,人之耳目不能闻见,但“幽”并非“无”,“幽”有幽之内蕴。“明”为外在形体显着之可见,但“明”亦有它的幽隐内蕴之理。在“幽明”的认知论上,船山将“幽明之故”的“故”,解释为事物运动变化之“几”。“几”为动之微、事之兆,因其隐微而难以耳闻目见,因其能征兆吉凶而为事物之初始。“圣人知幽明之故”,圣人之道与天之道相贯通如一,所以圣人仰观俯察即知幽明之故;君子则是需要“审几”与“用心”,才能窥知“幽明”之几。由船山“幽明”论而窥人之立于天地之际,可知“人”亦有其“幽明”。就生死而言,天生万物与人,这无不是神之气化流行。故由气而生化万物与人,则为神、为明;由人之生而复归于气之太虚,则为鬼、为幽。人之人性,则当置之于社会政治和历史发展当中来考察。从历史发展来看,圣人之道行,其政治昌明,则为明;圣人之道“潜”,其政治晦暗,君子贤士“隐”于世,则为幽。船山对于“幽人”有着独到的理解,以为他们虽为世道和外物所蔽,但是内心明朗,坚守己志而不移易。故世道中的君子人性,其“幽明”体现为:治世则是性善彰明而性恶隐幽;乱世则是性恶彰而善隐。就人之心性情而言,人之心性本原于天,心兼性情,即心为性情之宅体,性情为心之发用。性、情互为体用:性为情之体,情为性之用。由船山“幽明”观之宇宙论、人性论,而进于他的诗学思想。船山云:“诗者,幽明之际者也”,即谓“诗际幽明”,正是以“幽明”而直观诗之本体与生成。人之“情”元是阴阳变合之几,而诗情亦有其“几”,故由诗之“几”而能窥诗之“幽明”:诗之幽明,既是天地宇宙之幽明,也是社会治乱、人之情性之幽明,更是“诗情”之幽明。理解“诗际幽明”和“诗有际”——诗之“际”,由幽而渐明,由明而返幽,幽明之“际”无有其“畛”,这个“际”是诗通达于幽明世界的“中介”。“际”既是“诗情”之“几”,也是“诗道”之“辞”(道、言说)。“诗情”呈现了诗的本体,而“诗道”(“辞”)则展示了诗的生成。在诗学之审美上,船山主张“诗乐之理一”,强调“诗乐合一”的审美境界。其诗学美学本原于他的哲学思想:气之絪缊与神化,成为审美之范畴,即由天地之美、人与万物之美,溯源其“致美”的根源,是“神”;诗之审美,则在于“神浃”与“写神”。“修辞立其诚”,兼具有道德境界与审美意蕴,君子的道德提升与审美修养相互涵养、相互促进。通过讨论“言意之辨”,一方面主张诗“以意为主”,“意”是诗之帅;另一方面,“言”与“意”的关系,呈现为隐之美与秀之美。“诗乐之理一”,既是诗与乐在历史本体上的本原一致,也在审美上呈现出“诗乐合一”的“充实而有光辉”之大美境界。
何昆[10](2018)在《《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文中研究说明《诗经》自结集起一直是中国学术史上关注的重点,历代的《诗经》研究论着可谓汗牛充栋,但“五四”之前对《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学、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等方面,对《诗经》民俗的研究尚未成为关注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激发出学者们的新思想,将传统《诗经》学研究中对民俗的关注大力发扬,使《诗经》民俗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1919——1949年间,学术界名家辈出,学贯中西的学者们以新的观念重新审视《诗经》研究,在研究观念、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多有创见。《诗经》不再被视为顶礼膜拜的经典,而是被视为民间歌谣总集。学者们开始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来阐释《诗经》,尤为突出的是对《诗经》民俗事象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本篇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包括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从近代社会转型与《诗经》新阐释;中西文化碰撞与《诗经》学研究新变;新式出版与《诗经》研究新风向三个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从新译今译与《诗经》民俗学阐释;文学史教科书与《诗经》民俗学阐释;民国期刊与《诗经》民俗学阐释三个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第三章主要从由经到俗的《诗经》研究新局面和经俗交汇的《诗经》民俗学阐释特色两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价值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意义和《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局限进行了分析。结语主要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情况进行简要总结和展望。
二、简明平易:朱熹《诗集传》注释的修辞特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简明平易:朱熹《诗集传》注释的修辞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与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第一章 顾炎武《诗经》学产生的背景 |
第一节 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潮的文化背景 |
一、朝代更替的冲击与明遗民的不同志向 |
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与考据学的复兴 |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诗经》学发展背景 |
一、明末《诗经》学走势:反思流弊,实学渐起 |
二、清初《诗经》学转向:考据日盛,汉宋并举 |
第三节 顾炎武自身的治《诗》背景 |
一、忠孝并重与尚学崇古的家学根柢 |
二、友人贤豪的影响与帮助 |
三、抗清无果与治《诗》撰着的缘起 |
第二章 《诗本音》对《诗》的探求(上) |
第一节 《诗本音》治《诗》体例:吸收他人长处与独创分类考注 |
一、吸收他人长处:遍注《诗》文与本证旁证 |
二、考注韵字:按今古音同异分别考证 |
三、考注非韵字:纠正舛误与指出非韵 |
四、考注协韵:不烦多考 |
五、考注同类:首注详备,复注简扼 |
六、阐发观点:源于《诗》文,归于义理 |
七、考《诗》尾注:重在征实纠误 |
八、标注短横线“—”:以分韵、句之别 |
第二节 《诗本音》治《诗》特征:惟实而考 |
一、宁留悬阙,不予妄言 |
二、不囿门户,就实论理 |
三、尊古重古,但不泥古 |
四、不论繁简,只求辞达 |
五、不求异不盲从,实事求是 |
第三节 《诗本音》的《诗》学观:还原《诗》之多重本质 |
一、还原歌《诗》本质,音从《诗》义 |
二、还原《诗》之文理,以示考经自知文始 |
三、还原《诗》之经学,纠舛音字义 |
第三章 《诗本音》对《诗》的探求(下) |
第一节 《诗本音》的音韵学研究 |
第二节 《诗本音》的独特性:核心地位与四书回证 |
一、《诗本音》治《诗》的核心地位考述 |
二、其他四书对《诗本音》的回证 |
第三节 《诗本音》的治《诗》旨归 |
一、考《诗》音与明道救世 |
二、考《诗》音与为华夏保种 |
第四章 《日知录》考《诗》旨趣与特征 |
第一节 《日知录》考《诗》条目与内在理路 |
一、考《诗》条目及其类型 |
二、《日知录》考《诗》条目的内在理路 |
第二节 《日知录》四类型条目的治《诗》旨趣 |
一、考论《诗》之公案:多举独到见解 |
二、考证《诗》中之句:广发经世之论 |
三、考释《诗》之词汇:兼举释词本意与阐发义理 |
四、考证提炼的国名、篇什和观点:重在还原史实 |
第三节 《日知录》的治《诗》特征 |
一、札记体的治《诗》体例 |
二、经史互证的治《诗》方式 |
三、定于一尊的格式与不拘一格的文风 |
第五章 顾炎武引《诗》论《诗》观 |
第一节 顾炎武引《诗》论《诗》特点 |
一、顾着涉《诗》特点:多源自研经之作 |
二、引《诗》、论《诗》比较:引《诗》多而论《诗》少 |
三、引用《诗》体:《雅》诗多而《风》《颂》诗少 |
四、涉《诗》特点:“据实引《诗》”与“就《诗》考《诗》” |
第二节 引《诗》类别及其用意 |
一、为“述”而引 |
二、为“证”而引 |
三、寓“志”而引 |
第三节 论《诗》类别及主旨 |
一、论《诗》之音韵:经韵合一,韵随义转 |
二、论《诗》之字词:今古对照,崇实而论 |
三、论《诗》之文本:旁证专书,不烦重复 |
第六章 顾炎武治《诗》的得与失 |
第一节 顾炎武治《诗》功绩与对清代《诗经》学的影响 |
一、顾炎武治《诗》功绩 |
二、顾炎武对清代《诗经》学的影响 |
第二节 顾炎武治《诗》局限 |
一、际遇局限:治《诗》条件多受制约 |
二、学术局限:治《诗》音还不精审 |
结语 |
附录一 历代治《诗》音撰着一览表 |
附录二 《日知录》对《诗经》考据引证一览表 |
附录三 顾炎武引《诗》论《诗》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3)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乾嘉以前诗经学研究 |
一、先秦诗经学 |
二、秦汉诗经学 |
三、魏晋唐诗经学 |
四、宋代诗经学 |
五、元明诗经学 |
六、清初诗经学 |
第二节 乾嘉时期诗经学研究综述 |
一、清人着作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二、近人学术史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三、近人经学史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四、诗经学史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五、清代诗经学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六、乾嘉时期诗经学学者个案研究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乾嘉时期诗经学知识背景与学术风气 |
第一节 乾嘉诗经学概念明晰 |
一、时代的乾嘉 |
二、学术的乾嘉 |
第二节 经学的全面复兴 |
一、学术交流蔚然成风 |
二、大师名家集聚出现 |
三、着述丰富名着繁多 |
第三节 重汉抑宋与诗经学研究 |
一、经义研究以古为尚 |
二、诗经训诂成就斐然 |
三、诗经学凭证据立论 |
第四节 小学、考据与诗经学研究 |
一、小学通经典 |
二、考据治诗经 |
第二章 诗经学研究的历史眼光 |
第一节 《诗经》名物制度研究的历史打通 |
一、名物研究博采众长 |
二、礼仪制度互为阐释 |
第二节 《诗经》天文地理研究的历史溯源 |
一、天文研究中西合璧 |
二、地理研究因地释人 |
第三节 《诗经》“因声求义”研究的历史演变 |
一、“因声求义”内涵的发展 |
二、“因声求义”的历史演变 |
第三章 乾嘉朴学诗经流派及风格研究 |
第一节 吴派诗经学研究 |
一、代表人物及诗经学成就 |
二、学术风格特征 |
第二节 皖派诗经学研究 |
一、代表人物及诗经学成就 |
二、皖派学术风格特征 |
第三节 扬州学派诗经学研究 |
一、代表人物及诗经学成就 |
二、学术风格特征 |
第四章 乾嘉时期三家诗辑佚研究 |
第一节 乾嘉时期三家诗辑佚 |
一、乾嘉以前三家诗辑佚简述 |
二、乾嘉时期三家诗辑佚成就 |
第二节 陈寿祺与《三家诗遗说考》 |
一、陈寿祺其学术渊源 |
二、《三家诗遗说考》 |
第三节 《诗》外诗辑佚研究 |
一、《诗》外诗内涵 |
二、《诗》外诗研究简述 |
三、沈德潜与《古诗源·古逸》 |
四、《诗》外诗价值研究 |
第五章 崔述《诗经》研究走出宗宋宗汉的怪圈 |
第一节 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 |
一、汉学宋学之争 |
二、崔述之家学渊源 |
三、疑古与考据相伴而生 |
四、汉学研究方法之弊端 |
第二节 崔述与《读风偶识》 |
一、沿袭孔子诗教思想 |
二、以史证诗与以诗证诗 |
三、以情论诗与以俗释诗 |
第三节 崔述独立思考之意义阐释 |
一、学术史之价值 |
二、考据疑古之突破 |
第六章 乾嘉时期诗经学研究的突破与成就 |
第一节 实事求是学风的突破 |
一、实事求是的学术演变 |
二、实事求是风气之突破 |
第二节 方法论的突破与影响 |
一、文字、音韵、训诂为始阶 |
二、求真求实、信而有征 |
三、以经解经、贯通经传 |
第三节 乾嘉诗经学历史地位的建立 |
一、形成独具特色的诗经考据学 |
二、整理了丰富的诗经学文献资料 |
三、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理论背景 |
1.1.2 现实背景 |
1.2 研究现状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1.3 研究的意义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3.6.1 理事一致 |
3.6.2 理礼合一 |
3.6.3 心史合一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5.1 语言文字学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5.2.3 史学考订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6.1.4 政治实践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6.2.5 经济实践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6.3.4 教育实践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6.4.3 读史之法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5)《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前言 |
上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节 《尹至》 |
第二节 《尹诰》 |
第三节 《程寤》 |
第四节 《保训》 |
第五节 《耆夜》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第七节 《皇门》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第九节 《楚居》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节 《系年》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节 《说命上》 |
第二节 《说命中》 |
第三节 《说命下》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第六节 《良臣》 |
第七节 《祝辞》 |
第八节 《赤 之集汤之屋》 |
下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释文校注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释文校注 |
第一节 《尹至》 |
第二节 《尹诰》 |
第三节 《程寤》 |
第四节 《保训》 |
第五节 《耆夜》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第七节 《皇门》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第九节 《楚居》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释文校注 |
第一节 《系年》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释文校注 |
第一节 《说命上》 |
第二节 《说命中》 |
第三节 《说命下》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第六节 《良臣》 |
第七节 《祝辞》 |
第八节 《赤(?)之集汤之屋》 |
附录一:全文全称简称对照表 |
附录二:引用文献及简称 |
附录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论着知见录 |
凡例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
《尹至》篇知见录 |
《尹诰》篇知见录 |
《程寤》篇知见录 |
《保训》篇知见录 |
《耆夜》篇知见录 |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篇知见录 |
《皇门》篇知见录 |
《祭公之顾命(祭公)》篇知见录 |
《楚居》篇知见录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存目)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存目) |
综论知见录(存目) |
(6)出土文献与《毛传》训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毛传》训诂研究概述 |
二、出土文献当中的《诗》类文献述要 |
三、本文的研究目的及其意义 |
四、关於本文相关问题的説明 |
第一章 《毛诗故训传》的内容及其特点 |
第一节《毛传》关於字词的训释 |
第二节《毛传》关於诗句的阐释 |
第三节《毛传》关於训诂术语、语法关系以及“兴”体的説明 |
第四节《毛传》训诂之局限 |
第二章 利用出土文献佐证《毛传》之训诂 |
第一节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看《毛传》训诂之正确性 |
第二节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来看《毛传》对於借字的解释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利用出土文献补充《毛传》之训诂 |
第一节 利用出土文献释《毛传》未释之字词 |
第二节 利用出土文献补释《毛传》已释之字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利用出土文献校正《毛传》之训诂 |
第一节《毛传》因文字错)而误释例 |
第二节《毛传》因字词通假而误释例 |
第三节《毛传》因其他原因而误释例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利用出土文献来研究早期《诗经》文本的形成所得到的一些启示 |
附录二《毛传》训诂词例表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朱熹诗学对李睟光的影响研究 ——以《芝峰类说》的接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内容 |
1.2 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第二章 朱熹诗学在李睟光之前的传播情况 |
2.1 朱熹生平及其诗学思想 |
2.2 李睟光之前朱熹诗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发展 |
2.2.1 朱熹诗学在高丽朝末期的传播情况 |
2.2.2 朱熹诗学在朝鲜朝前期的传播情况 |
2.2.3 朱熹诗学在朝鲜朝中期的传播情况 |
第三章 李睟光生平及其诗学思想 |
3.1 李睟光生平及其诗学思想 |
3.2 李睟光接受朱熹诗学影响的方式 |
第四章 朱熹诗学对李睟光“诗道观”的影响 |
4.1 性理学视域下的“文道观” |
4.1.1 “文以载道” |
4.1.2 “重道轻文” |
4.2 诗歌与道学的关系 |
4.2.1 “诗本小技” |
4.2.2 “释怀亦可” |
第五章 朱熹诗学对李睟光“性情说”的影响 |
5.1 诗歌本质—“性情” |
5.1.1 理学概念中的“性与情” |
5.1.2 “诗本性情” |
5.2 “以理抑情”的诗教观 |
5.2.1 诗教观的哲学基础—“心统性情” |
5.2.2 “性情之正”的诗教要求 |
第六章 朱熹诗学对李睟光“自然观”的影响 |
6.1 诗歌情感的自然 |
6.2 诗歌创作的自然 |
6.2.1 反对苛繁声律 |
6.2.2 反对过度用典 |
6.2.3 反对盲目模仿古人 |
6.3 诗歌风格的自然 |
6.3.1 平淡近理 |
6.3.2 含蓄有味 |
第七章 朱熹诗学对李睟光“评诗法”的影响 |
7.1 直寻本意,注重勘误 |
7.2 反对穿凿附会 |
7.3 涵泳自得 |
第八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8)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章 两宋道学发展下的古文范式 |
第一节 道学形成期的古文运动分化与科举改革 |
第二节 道学成熟期的道势矛盾与古文传统蜕变 |
第三节 南宋道学家古文的典范:朱熹 |
第二章 元代至明嘉靖前理学发展下的古文范式 |
第一节 元代理学发展下的古文范式 |
第二节 明初至嘉靖前理学发展下的古文范式 |
第三节 明代心学家古文的典范:王阳明 |
第三章 唐宋派的首开风气者:王慎中 |
第一节 王慎中学术内涵中的心学取径发微 |
第二节 王慎中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实践价值 |
第四章 唐宋派的接力创新者:唐顺之 |
第一节 唐顺之学术内涵演化进程的再梳理 |
第二节 唐顺之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实践价值 |
第五章 唐宋派的独立生发者:归有光 |
第一节 归有光学术思想发展进程的初步整合 |
第二节 归有光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实践价值 |
第六章 唐宋派的融合宣传者:茅坤 |
第一节 茅坤与理学家交往考辨及其学术内容梳理 |
第二节 茅坤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实践价值 |
第七章 理学新变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 |
第一节 明代正统文学在理学新变视域下的发展 |
第二节 宋文崇尚的凸显与创作队伍的壮大 |
第三节 有关唐宋派定位问题的尝试性解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诗际幽明:王船山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船山诗学的体用之分及其沟通 |
第一节 船山诗学的“隐”与“显” |
第二节 船山诗学的“用”与“本” |
第三节 以“幽明”作为船山诗学研究的切入点 |
第一章 宇宙天地之幽明:宋明理学背景下船山幽明观 |
第一节 宇宙论:“凡虚空皆气” |
第二节 存在论:“言幽明而不言有无” |
第三节 认识论:仰观俯察以知幽明之故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人性之幽明:船山幽明观之人性论 |
第一节 天地与人:“天地之际甚密,而人道参焉” |
第二节 生与死:生为气之聚,死为气之散 |
第三节 性与心:性与生俱,心由性发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诗际幽明:船山诗学之本体与生成 |
第一节 “情者,阴阳之几也” |
第二节 “诗者,幽明之际者也” |
第三节 诗与道:“诗以道情,道性之情”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诗乐合一:幽明之际的审美境界 |
第一节 “絪缊”“神化”作为审美范畴 |
第二节 “修辞立其诚”的道德境界与审美意蕴 |
第三节 言意之辨与隐秀之美 |
第四节 “乐为神之所依,人之所成”:诗乐合一的诗学境界 |
本章小结 |
附录:王船山之生命体验与学术思想述略 |
第一节 天崩地解之时代,险阻坎坷的一生 |
第二节 “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船山的生命体验与笔耕生涯 |
第三节 “六经责我开生面”:船山哲学思想之体系述略 |
第四节 诗以道情:船山学研究与船山诗学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附件 |
(10)《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文化背景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第一节 近代社会转型与《诗经》新阐释 |
一、晚清社会转型与《诗经》阐释的近代化倾向 |
二、军阀政治与民俗学科建设 |
第二节 中西文化碰撞与《诗经》学研究新变 |
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新变 |
二、《诗经》学研究新变 |
第三节 新式出版与《诗经》研究新风向 |
一、三大书局《诗经》着作出版情况 |
二、三大书局《诗经》着作出版特点 |
三、新式出版对《诗经》研究新变的推动作用 |
第二章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成果(1919-1949) |
第一节 新译今译与《诗经》民俗学阐释 |
一、《诗经》性质的新阐释 |
二、《诗经》篇章的新分类 |
三、诗篇解读的新内涵 |
第二节 文学史教科书与《诗经》民俗学阐释 |
一、“新文学”视野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二、“俗文学”视野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三、“社会学”视野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第三节 民国期刊与《诗经》民俗学阐释 |
一、女性视角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二、科技视角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三、生活视角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第三章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价值(1919-1949) |
第一节 由经到俗的《诗经》研究新局面 |
一、以民主和科学为支点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二、以乐歌为切入点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三、以民俗学方法对《诗经》进行新阐释 |
第二节 经俗交汇的《诗经》阐释新特色 |
一、以“俗”证“文” |
二、以“诗”为“史” |
三、移风易俗 |
第四章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意义与局限(1919-1949) |
第一节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意义 |
一、采用《诗经》研究的新方法 |
二、取得《诗经》研究的新成果 |
三、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
第二节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局限 |
一、研究方法急于求新 |
二、研究范畴过于集中 |
三、研究成果存有争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民国三大书局《诗经》着作出版情况统计表 |
附录二 :民国期刊中《诗经》新译情况统计表(1919-1949) |
附录三 :许啸天《分类诗经》中的“风俗”类篇目 |
附录四 :《分类诗经》中的“风俗”类各篇题旨 |
附录五 :《民国丛书》中与《诗经》研究有关的文学史着作(1919-1949) |
附录六 :民国期刊中《诗经》民俗学阐释情况分析表(1919-1949) |
附录七 :民国期刊中《诗经》研究情况统计表(1919-1949) |
附录八 :1933年各大学国文入学试卷题型一览表 |
附录九 :《论语》中《诗》《礼》并提的情况 |
附录十 :《开明国文讲义》选文统计表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简明平易:朱熹《诗集传》注释的修辞特色(论文参考文献)
-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D]. 卢玮玮.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宋代咏经诗研究[D]. 陈鸿喆.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D]. 赵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
- [5]《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D]. 曹雨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6]出土文献与《毛传》训诂研究[D]. 姚道林. 安徽大学, 2020(07)
- [7]朱熹诗学对李睟光的影响研究 ——以《芝峰类说》的接受为中心[D]. 张呈涵. 延边大学, 2019(01)
- [8]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D]. 孙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9]诗际幽明:王船山诗学研究[D]. 李一鸣. 海南师范大学, 2019(12)
- [10]《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D]. 何昆. 黑龙江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