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含能材料》第四届编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厦门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李新铭[2]（2017）在《缅甸华人商会研究（20世纪初至60年代初）》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缅甸华人商会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讨论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初,在祖籍地中国和缅甸社会的发展脉络下,缅甸华人商会成立的背景、经过及其发展状况,并探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华人商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其在运作、功能等方面表现出的特点。缅甸华人商会的发展史,既是商人自身整合和社会、政治参与的写照,也蕴含着中缅两国历史变迁与转型的复杂变量。华人移居缅甸自古有陆路和海路两种途径,两者分别被称之为“翻山华侨”和“渡海华侨”。前者构成当今缅甸云南华人之主体,其早期移民活动与传统中缅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后者构成了当今缅甸闽粤籍华人之主体,其成规模的移民活动则始于19世纪中叶英国对缅甸的殖民活动。至20世纪初,缅甸华人社会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同一时期,晚清政府日益重视侨务,对外遣使设领,保护和争取华人及其资本,并积极呼吁或参与南洋各地华人商会的创办。在此背景下,缅甸华人的“缅甸中华商务总会”和“缅甸华侨兴商总会”应运而生,并发展为缅华社会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商人组织。华人商会建立起了具有细密性和完整性的章程,形成了科层化的组织架构,而且,在制度化的运作之下,商会的收入有了制度化来源保障,其开支去向亦有合理规章安排。商会作为一个超帮派的社会组织,成为整合包括华商在内的华人社会的对话和沟通平台。在二战前,华人商会在华商的工商业经营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华人民间商事纠纷调处的重要机构。华人商会的功能不止局限于经济领域,其影响力也扩展到更为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中,成为华人社会的领导机构,在缅甸华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扮演重要角色。1942年,日本侵缅是缅华社会的浩劫,华人商会被迫解散。从1945年至1948年初,在英国继续殖民统治的三年期间,华人社会进入恢复阶段,华文报刊、华校及华人社团等纷纷复办,商会与各类华人工商业社团也在此一时期重建。商会在复办后,在组织机构与人员安排等方面进行调整,使其运作更为规范化。二战后,缅甸华人同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人一样,历经剧烈的社会变迁。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缅甸的独立和中国的新生,使缅华社会在很短时间内面临居住国和祖籍国两个方面剧烈的政治变动,这也使华人商会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在1948年1月,缅甸获得独立,进入了自由同盟执政时期（1948年-1962年）。在这一时期,缅甸政府推行以“缅人化”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路线,缅甸对外侨的各项政策,因而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面对缅甸独立后生存环境变化的挑战,商会加强了与缅甸主流社会的良好政治关系,并以华社代表机构的姿态有限度地参与到居住国的政治生活中,以此维护华社的经济利益。在政治层面之外,商会在缅华社会发挥的功能又有其稳定的一面,一如二战之前,商会依然发挥着多样化的功能,与华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战后中国政治的剧烈变迁,使商会陷入对中国政治取向的认同纷争之中。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共两党在缅华社会的统战争夺,使商会面临政治立场的选择。作为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商会对中国政治的立场影响着华社政治立场的整体走向。在经过激烈争夺后,商会内部的进步力量占据了主导。商会选择站在新生中国一边,成为了缅华社会进步力量的代表。在自由同盟时期,华人商会政治取向的选择,引导了华人社会的发展方向。商会成为宣传和维护新中国形象,以及推动中国政府侨务工作的有力支持者。
周龙燕[3]（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顾恒[4]（2014）在《留苏群体学术职业生涯与新中国高等教育变迁》文中研究指明建国初期的留苏运动,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活跃在高教战线的大学教师。在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历程中,这群留苏生一方面积极为建立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体系探索、实践；另一方面在自身的学术职业发展中也深受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影响。基于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视角透析这一群体,有助于为留学史、高教史和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填补些许空白,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思学术与政治。本研究搜集了326名对新中国高等教育有突出贡献的留苏学生史料,整理制作成“新中国留苏学术职业者名录”,并就此为依托加以集体传记研究方法的运用,对新中国从事学术职业的留苏群体进行了量化指标分析。本文试图揭示《名录》中留苏群体的产生背景、构成特征及特征背后体现的社会因素；描述该群体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起的作用；尝试分析1949—-1966“高教十七年”、1967-1976十年文革、1977-1992改革开放这三个阶段内高等教育变迁对该群体学术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为了使这一讨论更为集中和有针对性,本文选取了一些有关学术职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作为考察的入手点,即留苏群体的社会地位；教学与科研的主题、方法及价值取向；学术工作的重心等在不同阶段的变换。本研究所得结论：其一,留学政策是决定留苏群体构成特征的主导因素；其二,高等教育的制度性环境始终影响留苏群体的学术职业发展；其三,推进文革后高等教育的复兴是留苏群体作出的主要贡献。
宋旭峰[5]（2005）在《建国以来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第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二十一世纪初,江苏高等教育结构的发展变化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具有哪些不同的特点?第二,制约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分别以何种方式、对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施加了何种影响?第三,建国以来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的规律性特征是什么,这些特征意味着什么,说明了什么,如何评价? 通过分析研究上述问题,本文主要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建国以来,江苏高等教育结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科类分化—层次分化—类型分化—建构体系这样一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发展的过程。其中,后一阶段在总结前一阶段成功经验、强化并放大前一阶段已经出现的趋势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新结构形式。如此,经过一个持续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逐步形成了具有较强自适应能力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第二,建国以来,各种内外因素及其相关教育决策影响江苏高等教育结构的途径,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政治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显性模式”不断减弱和“隐性模式”不断增强的趋势;经济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不断增强,并出现了高等教育结构局部经济化的趋势;科技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开始由互动模式向立体模式发展;高等教育与高中阶段教育之间长期的制约性平衡关系被打破,形成了新型的“拉动—促进”关系:不同层次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由院校升格模式向学生升（转）学模式转变的趋势;不同类型高等教育之间的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重大决策,开始由单边决定走向多元协调;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关系出现了由控制模式向博弈模式转化的趋势等。 第三,建国以来,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在发展方式上,主要表现为持续不断的调整;在调整方式上,主要表现为由行政直接调节向多元调节的转变。在发展过程上,主要表现为围绕“科学分化和社会分工”所进行的分化与整合、多样化与综合化的矛盾运动;在发展结果上,主要表现为传统与变革的统一。 本论文的特色是:清晰描述了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的主要线索;具体分析了影响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的制度因素和关键举措;深入剖析了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的内在机制;文献资料翔实丰富,基本做到言必有据。
黄擎[6]（2004）在《废墟上的狂欢：“文革文学”的叙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革文学”是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多重因素畸变合力作用的产物，有其萌生的时代诱因和文学土壤。“文革文学”以生态资源极度贫乏的文艺废墟为舞台，激情上演着“开创新纪元”的革命文艺狂欢。在“三突出”这一“文艺宪法”的统领下，“文革文学”形成了带有深刻时代印痕的叙述风貌，成为政治激进派树立政治典范的器具和实现权力欲望的跳板，即便是受到围剿的“毒草”文艺也是带着政治镣铐的时代文艺之舞，显露了文艺是政治提线木偶式的悲戚命运。本文立足叙述学理论，综合运用结构主义美学研究方法，并借鉴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等，从叙述话语与集体抒写、叙述功能与理想人格、叙述情境与社会环境、叙述策略与政治需要四个方面对“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层解读：以“文革文学”文本及富有时代特质的强制推行的集体创作和接受方式为研究起点，探究话语层面上所体现的集权色彩和战争文化心理的深重影响；解析在全民狂欢的政治语境中，“文革文学”撕裂旧有政治文化霓裳，编织自己的政治文化裙袂，着力铸造合乎主流政治意图的英雄形象和具有示范价值的理想人格的叙述动因，提出“文革文学”在显性文本结构与隐性文本结构两个层面上均体现出特殊时代境遇中权力话语与民间憧憬的两相契合，某种程度上可谓是政治激进派别有用心的政治介入和大众审美情趣合力推动的结果；探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广泛认同的权力真理观对“文革文学”叙述立场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体现政治话语权力等级秩序的意象构筑渲染具有浓郁革命氛围的叙述情境；阐明“文革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联，即在显豁强大的时代政治规范下，进入文学表现视阈的内容都经过了政治性滤汰，镌刻着“文革”的历史铭纹，而倚重彰显官方意志的宏大叙述方式某种程度上也与民间文化立场合拍，共同搭建了提升日常生活政治意义的叙述景观。通过上述对“文革文学”畸形发展的历史拷问，冀望给当代文学营造良性循环、繁荣兴生的生态环境以启益。
二、《含能材料》第四届编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厦门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含能材料》第四届编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厦门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缅甸华人商会研究（20世纪初至60年代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东南亚华人商会研究 |
| 二、缅甸华人研究 |
| 三、缅甸华人研究的不足及前瞻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材料来源及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材料来源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缅甸历史发展、中国移民南来与缅华社会之建构 |
| 第一节 缅甸的历史发展 |
| 一、从蒲甘王朝时期到“掸族统治时代” |
| 二、东吁王朝时期(1531-1752) |
| 三、贡榜王朝的前期(1752-1823) |
| 四、三次英缅战争与缅甸沦亡(1824-1885) |
| 五、英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1886-1942) |
| 第二节 滇民南来与缅北华人社会 |
| 一、元代之前的中缅贸易与入缅“羁离未还者” |
| 二、元明时期的中缅贸易与华人移民 |
| 三、清代前期的中缅贸易与华人移民 |
| 四、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滇缅贸易的质变与华人社会的发展 |
| 五、滇缅陆域的华商网络 |
| 第三节 闽粤移民南来与缅南华人社会 |
| 一、第一次英缅战争(1824-1826)前后的缅南华人社会 |
| 二、第二次英缅战争(1852)之后的缅南华人社会 |
| 三、缅华社会之建构:以华人社团的形成和发展为视角 |
| 小结 |
| 第三章 华人商会的创办与运作 |
| 第一节 华人商业社团的出现 |
| 第二节 华人商会的创办 |
| 一、晚清侨务政策与南洋华人商会的建立 |
| 二、缅甸中华商务总会(缅甸华商商会)的创办 |
| 三、缅甸华侨兴商总会的创办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 |
| 一、中国商会的组织机构 |
| 二、缅华商会的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经费收支 |
| 一、经费来源 |
| 二、经费开支 |
| 三、财务运作和财产管理的制度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前华人商会 |
| 第一节 商会与华商的整合 |
| 一、战前华人工商业经营状况 |
| 二、商会与华人社群的整合 |
| 第二节 商会与华商的商事调解 |
| 一、文献记录中所见商事调解案的案由与类型 |
| 二、商事纠纷调解的制度化操作 |
| 第三节 商会与缅华社会 |
| 一、扮演缅华社会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桥梁 |
| 二、协调华社力量,统一华人行动 |
| 第四节 商会与缅华社会的在地政治参与 |
| 小结 |
| 第五章 日本侵占与英国重返缅甸时期(1942-1948)的华人商会 |
| 第一节 日本侵缅对缅华社会造成的浩劫 |
| 第二节 英国重占缅甸时期华人社会的恢复 |
| 一、缅甸华人的难侨返缅“复员”工作 |
| 二、华人经济的恢复 |
| 三、各项事业的恢复 |
| 第三节 商会复办及新兴工商业社团的出现 |
| 一、华侨兴商总会的复办 |
| 二、华商商会的复办 |
| 三、工商业社团的复办、创办和“四大工商团体”的出现 |
| 第四节 商会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的调整与改变 |
| 小结 |
| 第六章 独立建国初期(1948-1962)的华人商会 |
| 第一节 自由同盟时期缅甸政府的华人政策 |
| 一、国籍问题 |
| 二、移民与外侨管理政策 |
| 三、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商会的经济职能 |
| 一、华人经济的发展变化 |
| 二、商会与华商经营的商事规范 |
| 三、商会与商事调解及其个案 |
| 第三节 商会与缅甸政府的关系 |
| 一、独立运动中的商会 |
| 二、商会与缅甸政界的关系 |
| 三、商会辅助缅甸政府处理华社事务 |
| 四、宣达和推行政府的经济政策法令 |
| 第四节 商会的社会活动 |
| 一、商会与华人社会的发展 |
| 二、商会的社会救灾活动 |
| 第五节 商会与中国的关系 |
| 一、缅甸政府对缅华社会政治取向的影响 |
| 二、中国政治变迁引发商会内部的认同纷争 |
| 三、商会推动中国认同与辅助侨务工作 |
|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瞿秋白研究之研究的历史回顾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10-1949.9) |
| 第一节 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 |
| 第二节 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 |
| 第三节 简明的瞿秋白传记 |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10-1966.5)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杨之华的宣传与回忆 |
| 第三节 丁景唐的史实考证与研究 |
| 第四节 传记写作初具规模 |
| 第五节 司马璐与《瞿秋白传》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北师大井岗红军与《瞿秋白批判集》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10-198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 |
| 第三节 陈铁健与《瞿秋白传》 |
| 第四节 王观泉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
| 第五节 姜新立与《瞿秋白的悲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1-199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新突破 |
| 第三节 周永祥与《瞿秋白年谱新编》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1-2013)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吴之光与瞿秋白家世研究 |
| 第三节 张秋实与瞿秋白研究 |
| 第四节 刘小中、丁言模与《瞿秋白年谱详编》 |
| 第五节 王铁仙等《瞿秋白传》 |
| 结语 |
|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研究 |
| 一 概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留苏群体学术职业生涯与新中国高等教育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方案 |
| 第二章 孕育留苏群体的背景：留苏运动 |
| 第一节 留苏运动的缘起 |
| 第二节 留苏运动的概况 |
| 第三章 留苏学术职业群体指标分析 |
| 第一节 出国前群体指标分析 |
| 第二节 出国后群体指标分析 |
| 第三节 回国后群体指标分析 |
| 第四章 “高教十七年”(1949-1966)：留苏群体承载特殊学术职业使命 |
| 第一节 高教十七年的制度嬗变 |
| 第二节 尝试“以俄为师”的教学改革 |
| 第三节 重建“政治化和中国化”的教材 |
| 第四节 启动面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校科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革”十年(1967-1976)：留苏群体遭受学术职业被批判的打击 |
| 第一节 高等教育陷入全面瘫痪 |
| 第二节 留苏学术职业者惨遭迫害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1977-1992)：留苏群体激活学术志业追求 |
| 第一节 高等教育走向复兴 |
| 第二节 改革高等教育体制 |
| 第三节 主持开展科学研究 |
| 第四节 紧抓教育教学质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建国以来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研究特色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建国初期江苏高等教育结构的成型 |
| 第一节 近代江苏高等学校的变迁 |
| 一、清末高等学堂 |
|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新制大学 |
|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学校 |
| 四、苏皖边区的高等教育机构 |
| 第二节 院系调整 |
| 一、接管与调整 |
| 二、1951年的院系调整 |
| 三、1952年的院系调整 |
| 第三节 层次变化特征 |
| 一、专修科的设立 |
| 二、工农速成中学的设立 |
| 第四节 科类结构的成型 |
| 一、科类结构变化的过程 |
| 二、相关因素分析 |
| 第二章 探索时期江苏高等教育结构的展开 |
| 第一节 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与大调整 |
| 一、高等教育“大跃进” |
| 二、初步调整与继续增设 |
| 三、高等教育大调整 |
| 第二节 层次结构的展开 |
| 一、层次结构展开的过程 |
| 二、层次结构的特点 |
| 第三节 科类结构的展开 |
| 一、科类结构的展开过程 |
| 二、管理体制调整与科类结构展开 |
| 第四节 办学形式的探索 |
| 一、函授教育与夜大学的初步发展 |
| 二、江苏函授大学 |
| 三、江苏劳动大学 |
|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江苏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 |
| 第一节 科类结构的变化 |
| 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高等院校 |
| 二、专业结构的变化 |
| 三、影响专业结构变化的因素 |
| 第二节 办学形式的变化 |
| 一、“七·二一”大学 |
| 二、“社来社去”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初期江苏高等教育结构的发展 |
| 第一节 层次结构的发展 |
| 一、高等学校的恢复与新建 |
| 二、层次结构发展的过程 |
| 三、影响层次结构发展的政策 |
| 第二节 科类结构的发展 |
| 一、科类结构发展的过程 |
| 二、影响科类结构发展的重大改革 |
| 第三节 型式结构的发展 |
| 一、成人高等教育结构的发展 |
| 二、职业大学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五章 稳定规模时期江苏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 |
| 第一节 层次结构的调整 |
| 一、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二、调整的主要措施 |
| 第二节 科类结构的调整 |
| 一、联合办学 |
| 二、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
| 三、调整研究生教育结构，加快培养应用性高层次专门人才 |
| 第三节 型式结构的调整 |
| 一、职业大学的调整与改革 |
| 二、成人高等教育的调整与改革 |
| 第六章 走向大众化时期江苏高等教育结构的新发展 |
| 第一节 层次结构的新发展 |
| 一、发展过程 |
| 二、发展政策 |
| 第二节 科类结构的新发展 |
| 一、发展过程 |
| 二、发展政策 |
| 第三节 型式结构的新发展 |
| 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
| 二、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 |
| 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发展 |
| 第七章 建国以来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
| 第一节 建国以来江苏结构发展的总体考察 |
| 一、层次结构 |
| 二、科类结构 |
| 三、型式结构 |
| 第二节 影响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外部因素 |
| 二、内部因素 |
| 三、高等教育决策 |
| 第三节 建国以来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的主要特点 |
| 一、调整与发展 |
| 二、直接调节与间接调节 |
| 三、多样化与综合化 |
| 四、传统与改革 |
| 第四节 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的趋势展望 |
|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
| 二、高等教育的分化与整合将展示出新的特点 |
| 附录一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江苏省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统计 |
| 附录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普通高校沿革情况 |
| 后记 |
（6）废墟上的狂欢：“文革文学”的叙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政治凹凸镜下的“文革文学” |
| 一、 “文革文学”的发展脉流:彰显文学史的“反规律性”研究价值 |
| 二、 “文革文学”的研究现状:告别反思的静默与研究的苍白 |
| 三、 “文革文学”的叙述研究:时代政治规范极度迫近的叙述风貌 |
| 第一章 叙述话语与集体抒写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显性与隐性集体创作方式的悄然合流 |
| 一、 演绎辉煌历程的集体抒写 |
| 二、 标彰主流话语的显性集体创作 |
| 三、 个性化稀薄的隐性集体创作 |
| 第二节 叙述视点:“我们”对“我”的全面置换 |
| 一、 宏大叙述与全知视点 |
| 二、 凸显意识形态性的叙述立场 |
| 三、 叙述眼光与叙述声音的形异实同 |
| 第三节 集体语码: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时代铭纹 |
| 一、 回响国家权力话语的时代强音 |
| 二、 情感渗透与叙述干预 |
| 三、 战争文化心理的深重烙印 |
| 第二章 叙述功能与理想人格 |
| 第一节 人物设置:成熟型与成长型理想形象的烘托映衬 |
| 一、 “扁形人物”与“同向合成” |
| 二、 正面人物形象体系的建构 |
| 第二节 行进路径:先行者与同行者理想化轨迹的形质同一 |
| 一、 毛泽东思想的宣教:先进思想和正确路线的保障 |
| 二、 历史记忆的时代阐释:痛说家史与战斗故事的激励作用 |
| 第三节 理想人格: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审美憧憬的两相契合 |
| 一、 正面人物英雄化和英雄人物理想化的时代趋向 |
| 二、 政治意图与民间憬悟合力打造的理想人格 |
| 第三章 叙述情境与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意象构筑:精心营造的革命氛围 |
| 一、 高度政治性提纯的意象表现 |
| 二、 映现话语权力等级秩序的意象设置 |
| 三、 渲染基调昂扬明朗的积极情境 |
| 第二节 文本语境:简约呈现的时代影像 |
| 一、 与政治身份简单对等的人物言行思想 |
| 二、 时代氛围毕现的文本场景 |
| 第三节 非此即彼:机械二元对立的“文革”思维 |
| 一、 “文革文学”的社会学特征解析 |
| 二、 政治视角的恣意侵入 |
| 三、 战争思维的不当延展 |
| 第四章 叙述策略与政治需要 |
| 第一节 塑造“辉煌”:“三突出”等依托衍化的叙述策略 |
| 一、 至高无上的“文艺宪法” |
| 二、 政治典范与权欲跳板 |
| 第二节 建构“经典”:主流意识形态直接美学化的叙述模式 |
| 一、 文化生产与政治权力联姻的“样板” |
| 二、 叙述模式与“形式的意识形态性” |
| 第三节 围剿“毒草”:叙述策略的“偏误出轨”与时代印痕 |
| 一、 游弋于主流文艺规范边缘的尴尬处境 |
| 二、 带着政治镣铐的时代文艺之舞 |
| 结语 畸变与镜鉴 |
| 一、 内外交困的文艺生态窘况 |
| 二、 多重语码并存的复杂境状 |
| 附录一 “文革文学”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革文学”创作概览 |
| 附录三 “文革文学”研究资料要目 |
| 附录四 主要参考书目 |
| 后记 |
四、《含能材料》第四届编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厦门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缅甸华人商会研究（20世纪初至60年代初）[D]. 李新铭. 厦门大学, 2017(12)
- [3]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10)
- [4]留苏群体学术职业生涯与新中国高等教育变迁[D]. 顾恒.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5]建国以来江苏高等教育结构发展分析[D]. 宋旭峰. 南京师范大学, 2005(03)
- [6]废墟上的狂欢：“文革文学”的叙述研究[D]. 黄擎. 浙江大学, 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