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敏感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多方合作制度的合法化

一、一个敏感而不容回避的问题——多党合作制度的法律化（论文文献综述）

杜俊奇^[1]（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董文静^[2]（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组织和制度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它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包含但不等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虽然目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具体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方面,目前几乎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再三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在上述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问题,对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为此,论文围绕选题综合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结构功能分析等方法,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有关基本理论、价值功能、历史演进、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构建和完善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积极推进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和推动协商民主实践发展,回应和解决目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来实现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稳步、健康、快速发展。具体而言,本文在结构上安排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是介绍了选题的依据和研究的意义;然后,在梳理归纳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展望研究趋势后,确定研究主题;最后,安排了论文基本结构框架、阐述了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等内容,为论文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基本理论。本章根据政治学逻辑,先从论文选题所涵盖的两大理论体系入手,分别对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制度的含义进行界定,然后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实践形式,制度化的含义和形式及其价值,进而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内涵和层次,为后续章节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全面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价值功能。本章首先从哲学的高度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制度化的价值构成,然后主要从目的价值、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三个方面深入剖析它的价值功能,明确其具有导向性、实践性、渐进性和全局性等价值特点,其主要目的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同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加深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认识,进一步坚定其发展道路。第四章全面考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历史进程。本章主要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依次对我国长期存在的以政治协商为主、其它协商逐渐发展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奠基、自发起步、自觉快速发展及全面快速发展的状况做一全景式的梳理和探讨,并得出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中,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四个层面互相依存,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协商民主制度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息息相关等基本经验。为探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对策找好立足点。第五章透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现状。文中首先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比较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协协商制度化的典型示范、协商民主实践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及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接下来分析,由于长期缺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制度化理论的指导,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影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虽然已经历六七十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很显然,发展水平还不高。文中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领导组织机构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四个层面,以中央层面的政协协商和温岭民主恳谈为例,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概括与抽象相统一的方法,分析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得出协商民主制度有待建立健全、协商民主组织亟待构建完善、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亟待加强、协商民主实践发展亟需推进等认识。第六章讨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思路和对策。本章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四个层次依次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思路与对策:把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奠定制度化的物质基础;建立健全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奠定制度化的组织基础;培育成熟的协商文化,夯实制度化的深厚文化根基,推动形成稳定运行、富有成效的协商实践,实现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这也是本论文最终的研究目的和成果。

杨四海^[3]（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毕松^[4]（2019）在《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统一俄罗斯党（Всер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ая партия<<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可以简称为“统俄党”)成立于2001年12月,是俄罗斯相对“年轻”的政党。统俄党是在时任总统普京的直接授意下组建的,是普京时代的“政权党”,也是当今俄罗斯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政权党”,并长期保持俄罗斯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自叶利钦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获胜并以1993年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当代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一直是在多党制的制度框架内发展演进。为了保持对全局的控制,执政当局一直尝试建立亲政府的政党以求控制立法权。结合俄罗斯特殊的政治制度设计,“政权党”这一富有俄罗斯特色的政党概念于1993年出现,并于当年的第一届国家杜马大选期间就转化为政治实践。但叶利钦时代的“政权党”因执政当局国家治理的失败而没有发挥其本身应该起到的作用,叶利钦时期的几个“政权党”都是昙花一现,一直被以俄共为代表的反对派所压制。普京接管克里姆林宫后延续了 1993年宪法规定的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在其复兴国家、稳定局势和凝聚人心的俄罗斯新国家治理构想中,“政权党”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是其治国理政的重要帮手。在普京亲自授意下,由总统办公厅主导,统一俄罗斯党这一新的“政权党”经过相对漫长和复杂的组建过程应运而生。为了应对1999年的国家杜马大选和2000年的总统大选,克里姆林宫组建了“团结”联盟,经过多轮磋商和政治博弈,原本是“团结”联盟对手的“祖国”组织和“全俄罗斯”联盟同意了以上述三个组织为主的、多个派别的合并。合并后成立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执政当局的支持和监控之下,经过持续不断的理论探索、组织建设、政策更新和选举获胜,逐渐从一个仅以选举为指向的竞选联盟发展成为了当代俄罗斯第一大政党,对于普京国家治理的实施、俄罗斯从混乱走上有序发展以及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分化和整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新千年俄罗斯政坛的第一大党,人们自然会问,统俄党是一个什么样政党,它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怎样的特殊性?统俄党在俄罗斯政治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作为“政权党”的统俄党,它将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统俄党进行全面的研究,对统俄党的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政权党”这一政党现象几乎只存在于俄罗斯,也是俄罗斯政党政治具有标签意义的特征。通过对统俄党这一俄罗斯持续时间最长和最成功的“政权党”的研究,可以丰富已有的政党理论和政治制度理论,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总结政党政治发展的共性规律,跳出西方政党理论的局限,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演进规律、政党政治发展规律和民族国家成长规律的有机统一对于具体国家政治发展的重大意义。统俄党是普京时代的“政权党”,它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和执政当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统俄党为普京国家治理的推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本身也是普京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俄党的组织变动、理论更新、政策调整和政治实践直接反映普京执政当局对于俄罗斯内外局势和国家总体发展的看法和举措。对统俄党的研究有助于把握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趋向和执政当局的最新动向。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借鉴西方政党理论,并结合俄罗斯历史、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来对统俄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分析。从发展史、组织建设、理论探索、政策主张、地位和作用以及近况前景等五个方面展开分析,重点回答“统俄党是什么样的党,它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统俄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其组织结构与组织建设有何特征?”“统俄党是一个举什么旗的组织,其思想和理论有何特点?”“统俄党要实现怎样的奋斗目标、完成怎样的明确任务、采取怎样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统俄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什么作用,存在什么问题,未来到哪里去?”这五个涉及统俄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如下:第一,从统俄党的发展历程来看,统俄党的成立不是产生于普京这一英雄人物的头脑之中的,而是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与当局执政的主观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从本质上说是主观符合客观的结果。俄罗斯多党制的发展为统俄党的组建设置了根本制度,“政权党”在叶利钦时代的发展为统俄党的成立提供了直接经验,普京团队的执政规划加速了统俄党的组建。可以说,统俄党的出现有着充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这一新千年俄罗斯的“政权党”由普京授意、总统办公厅主导组建而成,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执政当局为该党赢得在全国各级选举创造了有利的规则环境,给予其媒体、财政和行政等各类资源的支持。可以说,统俄党是和普京国家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产于生普京国家治理的需要,发展于普京国家治理的深化,完善于普京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统俄党的发展史就是俄罗斯新千年国家治理的缩影。第二,从统俄党的组织建设来看,不管是统俄党的组织结构的设置与调整,还是重要领导岗位的人事变动,亦是统俄党对党内思想观点差异和分歧的管控都体现的是一个政党的发展逻辑与当局控局需求的结合。统俄党组织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一个由忠诚度高、业务能力强和代表性广的政治精英组成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很强的纪律性、很高的团结度和很强的战斗力。第三,从统俄党的意识形态探索来看,统俄党指导思想从最初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中派主义思想,经“主权民主”思想的过渡,发展成为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普京执政所坚持的俄罗斯新思想一直主导和决定着统俄党意识形态的探索过程,可以说,统俄党是普京思想的组织载体。统俄党始终将自己的指导思想定位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并坚持对俄罗斯各主流思想的积极部分进行吸收。作为工具性和功能性极强的“政权党”,统俄党各个阶段的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浓厚的实用性和明确的针对性。第四,从统俄党的政策主张来看,该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政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协调性和侧重性,直面俄罗斯的重大问题,力求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幸福,突出体现对于总统和总理观点、方针和命令的绝对支持以及强调全党对协助执政当局完成既定任务和目标的工作方向,深刻地体现了统俄党“政权党”的工具性、依附性和实用性的本质。第五,从统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来看,不管是组织状况和还是选举战绩,统俄党都是当之无愧的俄罗斯第一大党,但它只是“政权党”和“普京党”,不是执政党和多数人的党,其地位的获得与当局给予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统俄党主要作用是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协助克里姆林宫控制整个国家-社会局势。也正是由于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异常紧密,统俄党出现了党内关系复杂、缺乏自主性和自身形象不佳等影响其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统俄党在新普京时代的面临了新的政治形势,该党也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提出了党的全面更新和保持全国领导地位的任务,着眼于为后普京时代谋划布局。在短期、中期和远期,统俄党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其未来会因自身能否满足俄罗斯内外局势和领导人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而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运行轨迹。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世界不同类型政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以上五个基本观点是对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五大问题的回答,在对上述观点分析和总结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统俄党因普京国家治理的需要而产生,随着普京国家治理的不断推进渐渐从纯粹的选举联盟发展为有一定思想内涵、完备组织结构和系统政策体系的俄罗斯第一大党,但伴随俄罗斯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和后普京时代的到来,统俄党将面临深刻的政党现代化挑战和“政权党”机制不能适应俄罗斯政治发展现代化要求的困境,统俄党适应性变革任务艰巨。就其性质和特征来看,统俄党是“政权党”,它就有强依附性和低自主性、强工具性和低本体性、强实用性和低价值性等特征,更多的是充当当局治国理政的工具,而非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政党。

张青磊^[5]（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李琨^[6]（201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文中提出制度自信,是指一定阶级对于自己所建立的制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根本上说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信心。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适应具体环境、历史任务及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制度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就是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发展性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同与自信。制度自信应该建立在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方法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视角考察从古代社会直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制度变迁与社会进步的基本范畴,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制度的有益探索,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为把私有制说为合乎自然秩序的理想制度而提出的关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所谓超阶级、超时代的假象,对社会主义制度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表达出的坚定的信心。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以及《法兰西内战》等一系列着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主要原理,以审慎的态度对相关制度的特征、构想进行了大胆的预测。“社会化大生产、消灭私有制、人民主体性、人类解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要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实践一方面立足于近代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运动,另一方面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这些实践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国梦。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观、价值观、伦理观深深地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而且在实现民族复兴、破解世界发展难题、探索人类解放等方面展示出充分的自信。有很多现实矛盾和发展困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形成了挑战,作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级的政治文明形态,还需要拓展提升其自信的路径,需要社会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新理念引领制度创新、发挥制度优势,注重话语权体系建设,真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了谁”的理念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研究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是要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旧的社会主体的衰落和新的社会主体崛起的历史必然性。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未取得全面比较优势,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发展难题。破解发展难题,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发展总体格局中的影响和地位,最根本的仍然是要依靠创新和改革。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创新方面的任重道远,又要对实现改革与创新持有充分的勇气和自信。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对制度创新的合理期待,无疑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制度体系的良性发展,也将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现。

陈蕊^[7]（2016）在《当代中国公民民主意识研究》文中提出民主有国家制度、基层制度和公民意识等相互联系的不同表现形态。国家制度及基层制度的民主是公民意识民主的制度规范；公民意识的民主则是实现国家制度及基层制度民主的具体途径。由此可见,民主意识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体对社会存在的反思和对民主关系的主观表达,是能动地反作用于民主实践活动的精神驱动力,是人的观念意识的现代化在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具体体现。民主意识涵盖了主体的民主知识、民主情感、民主意志、民主经验、民主思维方式、民主态度、民主追求和民主信仰等各个方面,有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等基本类型。公民是民主生活的政治主体,是民主意识的载体,是实现民主意识的实践主体。因此,民主意识归根到底即是公民民主意识。公民民主意识内在地包含了公民对民主观念、民主权威、民主精神以及民主同法治关系的认知和理解,表达了人们对民主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些内容及其基本内涵体现了人类社会对于民主的根本主张及其对于民主的价值和功能的基本看法。公民民主意识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教化等基本功能。当前,我国正步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伴随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一方面,社会活力得到充分释放,社会财富得以极大涌流,公民的民主意识日益勃兴；另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各种矛盾、压力和挑战接踵而至。思想市场的开放与普及,使得公民更易习得自由、平等等民主精神。每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对民主都有自身独到的体验,都会形成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念。显然,社会的进步不再取决于过往那种整齐划一的思想观念,也不宜强求公民的政治表达完全同一。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在尊重公民个体民主权利和保障公民个体民主自由的同时,还注意到,公民的民主观念又有共通之处,这就需要在全民族乃至全社会树立共同的民主价值信仰,倡导民主共识。这样一种民主观念的价值判断必然要求全体社会主义公民应当具备协商包容的政治意识以及合作宽容的社会美德。以和谐包容的现代民主观念为政治共识的价值基础能增进社会成员的彼此信任,达成民主共识。这个求同存异的过程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最好诠释,这种妥协和包容的意识本身就表现为一种现代民主意识,它能缓解因为市场过度竞争的弊端导致的社会交往的匮乏和人际关系的恶化,使公民政治行为文明化。以现代民主意识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引领,它使得公民对于政治现代化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能给予理性合理的理解分析；对待政治改革进程中遭遇的疑难挫折而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撑。一般说来,以一种合力较强的心理定势作为思想基础的现代政治模式则较为稳定并持久,它能增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增强对政治现代化的实践认知。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加快政治现代化的改革步伐,从而把政治现代化建设这项宏伟的政治工作根植于广大社会主义公民的头脑之中。当代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始终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伴而生,协同发展。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进步应当成为考量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参数。公民民主意识的发展状况,直接反映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性质和发展走向,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由低级向高级的跨越与发展。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公民的民主意识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深入考察建国以来我国各个时期公民民主意识的发展状况,科学评价当代公民民主意识的总体特点,我们能从中获取公民民主意识发展规律的经验启示。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需要,把握公民民主意识的历史传承,对探索和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及本质,实现公民民主意识的科学化发展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尽管当代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并没有涵盖我国公民民主意识的全部,但它却关照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实践的整体布局,决定了我国民主建设的运行具有自身的政治特色与发展规律。可以说,公民民主意识的发展历程终究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共生共存、同步发展；公民民主意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直接关照着未来社会我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实现程度。

刘朝阳^[8]（2016）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如何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则是社会主义中国一直以来的关切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并发展成熟,最终成为中国两种民主形式之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协商民主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无疑将占据重要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基础的研究不仅是大势所趋,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协商民主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作用:清晰完整的理论基础有利于认识协商民主是“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有利于确定协商民主的“历史定位”、有利于做好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来说,偏向于文化基础、实践基础和制度基础的研究比较多,系统研究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的着作则尚未出现,这为本文留下巨大的研究空间。本文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方法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问题进行了研究。全文分为导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完成了研究的基本准备工作,包括:介绍了选题的背景以及出发点;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理论基础进行了界定,并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西方民主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总结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从纵向上来说,主要包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部分,从横向上来说,主要包括统一战线理论和多党合作理论、民主理论和国家理论、群众观点及群众路线几个部分;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基础的研究情况做了综述,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进行了阐述。正文部分主要按照协商民主理论基础的时间线索进行安排,分为四章:第一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对未来社会做出的科学探索,也包含列宁等在俄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它们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关于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关于终结人的异化等群众观点,为协商民主中以人为主体、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关于民主的逻辑起点、民主的本质、民主的实现途径、民主的实现形式的论述,为协商民主的逻辑基础、本质属性、历史定位、合理性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和政党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艰巨历史使命及其联合必要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结成最广泛的联盟、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独立性和领导权等论述,为协商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确定、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也为无产阶级通过协商民主联系群众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它为协商民主的初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中的民主政治思想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设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思想,为协商民主的人民民主属性、民主集中的基本原则、民主监督功能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中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中关于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关于在新中国继续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等观点,为协商民主尤其是人民政协的产生、发展和制度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协商民主作为统一战线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协商民主的渠道做出了探索。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它不仅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更从群众观点出发提出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在执政条件下也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些思想为中共通过协商民主来实践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它为协商民主的成熟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丰富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思想,为科学理解协商民主的本质、时代背景等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协商民主向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的拓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是协商民主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两种形式之一、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理论基础。新时期群众路线理论的新发展中关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关于坚持群众路线、建设坚强领导核心,关于创新群众路线实践形式、推动群众路线制度化等论述,成为协商民主是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理论基础。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经历了向爱国统一战线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发展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关系和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用等思想,为协商民主在政治协商、政协协商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四章探讨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间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协商民主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探讨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从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民主形式,受到的“和”“中”“公”传统思想以及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等中国优秀传统的积极影响。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与西方两种协商民主的关系,主要探讨了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及理论形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其在关注民生领域协商、平衡协商民主的工具性和价值性、发展积极协商、注重非正式协商和正式协商的结合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协商民主的启示。第三个问题是中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主要从马克思民主理论中几对概念出发分析了两者的关系,并提出可以从选举前进行充分协商、选举后注重协商、选举之外充分应用协商三个方面促进两种民主的共同发展。结语部分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简要概括和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统一战线发展而来,逐渐与群众路线共同作用并制度化,最终向着民主回归,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傅雨飞^[9]（2013）在《中日两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女性参与比较研究 ——以DSH政策比较框架为主要逻辑参照》文中认为公共政策制定是指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部门在充分了解公共事务的基础上,依照科学程序和既定原则确立政策目标,规划相关政策、经过可行性分析而最终选定公共政策方案的过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维度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已经成为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除了能够直接反映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之外,还能够直接反映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状况。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认识,女性应该同男性一样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应该更加广泛的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女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中心环节就是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环节。毋庸讳言,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许多国家都不尽如人意。扩大女性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扩大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规模,提高参与效能,既是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更是提高公共政策民主化程度的途径。女性的特质决定了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具有不可代替的一面,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石之一。扩大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规模,提高参与政策制定效能,有利于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关于女性政治参与的研究,已经有不少卓有成效地研究成果,但将政治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来论述女性参与的文献较多,而将政策制定过程作为女性政治参与的一个具体环节进行研究的文献尚属鲜见。正如政策制定过程有其特殊性一样,女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也有其特殊性。如果忽视了这些特殊性,研究女性的政治参与很难说是完善的。同时,政策制定过程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关联度远远大于一般政治过程同社会公共事务的关联度,是女性在社会公共事务中进行政治表达的最直接的载体。如果这个问题研究乏陈,将直接影响女性直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男女公民在公共权力平台的平等参与。而在公共权力平台上进行平等参与的中心环节就是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因此,要真正研究男女平等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女性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行为。从参与效果来看,“当女性与男性获得同等的政治参与条件时,无论是判断公共事务、选择公共政策、还是理解认同公共利益偏好,女性的能力并不低于男性,其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潜能与男性相比处于相当水平”①。由此可以预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必将是大势所趋,随着女性在政策制定中参与范围的扩大,研究如何更好的扩大女性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也势在必行。按照古德诺的观点,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公共政策既体现了国家意志,但更多的是作为政府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存在。这种表现形式也是行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综合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多种因素而产生的。从广义上说,女性的政治参与包含了政策参与,政策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从狭义上说,女性的政治参与多用来指普通的女性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参与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而女性的政策参与常常是指公民从各个层面上通过不同的形式积极进入公共决策领域,从而用各种方式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行为。政治参与的含意较为宏观,而政策参与的含意往往更为微观。政治参与在宏观层面上可以更加清晰地反映女性的整体利益,政策参与比政治参与能够更直接的在决策层面反映女性的具体利益。女性的政策参与能够在政策博弈和争取权益的过程中增加有利条件和实现诉求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忽略女性政策诉求甚至将其排斥在公共政策过程之外的现象。政策参与的目标虽然与政治参与一样,在于维护女性自身权益,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与决策能力,但政策参与比政治参与更加具有工具价值,能够更加深化女性的政治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具体化形式。由于既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政治参与的层面,导致一些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过程往往不能被凸显甚至被忽视,最终影响女性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和自身政治地位与决策能力的提高。目前越来越多的女性公民逐渐意识到自已可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表意见,发达的信息技术又拓宽了女性政策参与制定的渠道,使女性参与政策制定变得更为便捷与简单。女性的政策参与在有效避免女性群体利益的边缘化方面具有难以代替的优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本文将研究的着力点放在女性的政策参与层面。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和相互交往史。相互交往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两千多年前。徐福东渡的着名故事正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虽然难以证明其正确性,但足见两国的文明发展早就开始了互相影响的历程。鉴真东渡则是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鉴真和尚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已经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着名佳话。近代以来,在各自不同的文明发展历史上,包括在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发展历史上,中日两国都积累了许多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教训。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我国是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将会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带来深刻的现实影响。虽然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不同,现代化对于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作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研究日本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并将我国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与之相比较,可以对我国的政治现代化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深刻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益的。世界上任何两个不同国家的政治体系之间,既存在一定的相异性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由此必然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作为政治民主化范畴内的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同样如此。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处于政治民主化历程中的不同阶段上。比较不同民族国家包括女性参与政策制定在内的民主化进程的现状、趋势和原因,发现其中蕴含的潜在理论模式,借鉴他国的经验为本国服务,永远是公共政策比较分析中一个经久不息的研究主题,也永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应该坚持的正确态度。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中国的近代却是一个充满屈辱和衰落的时代。在西方列强的蹂躏践踏之下,中华民族苦苦挣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进而奋起反抗并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近代中国女性的命运也如同祖国的命运一样充满了屈辱和抗争,并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得到了真正的解放,真正开启了参与政策制定的新时代。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最深重的灾难。这个国家也曾面对过西方侵略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却通过各种改革措施而得以化解,并成功实现了近代化。后来,近代化的成果却成为军国主义的一种倚仗,导致这个国家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包括广大日本女性在内的亚洲女性也成为了其侵略扩张过程的受害者。古代日本是一个充满了蒙昧与落后的国家,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的开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蒙教育,日本才摆脱了蒙昧与落后。当两国同样面对西方殖民风险的时候,日本是通过政治改革来摆脱危机,而中国却是通过全民族的奋起抗争和前赴后继才换来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任何女性的政策参与都摆脱不了国家发展的影响,中日两国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决定了两国女性的政策参与将会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也成为了能够对中日两国女性的政策参与进行比较的前提之一。不深刻认识中国女性在国家发展中所经历的屈辱与辉煌,不深刻理解其他国家女性在政策参与方面所经过的曲折与经验,就无法懂得怎样使中国女性更加迅速地自立于世界女性之林,也无法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比较中日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虽然可以对我国女性公民的政策参与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借用社会性别分析、制度分析和量化分析等研究工具、以中日女性为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对中日女性公民进行政策参与的行政生态、社会环境、参与意识、参与方式、主导模式等核心过程进行比较分析,寻找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不同规律,在发扬我国的独有优势扩大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同时,也借鉴来自日本的成功经验。根据系统科学的整体性原则,世界是由关系集合而成,并不是由实物集合而成。整体性原则要求,认识世界应该从非线性作用出发,而不能一味地追求线性结果。同时,要用整体的观念来考虑问题,通过部分与部分之间、整体与部分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所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考察来实现对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局部把握。具体到本研究中,就意味着认识中日女性的政策参与问题不要局限在政治因素分析的层面上,而要扩展到经济、社会等多因素分析的层面上;不要停留在功能分析的层面上,而要深入到结构分析的层面上,不要停留在对于现象描述的层面上,而要归结到对于模型构建的的探索上;不要停留在对于女性自身行为的研究上,而要扩展到对其存在的行政环境、社会环境同时进行研究的层面上,这样才能相对全面的了解研究对象及其环境对其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设计的具体研究框架由绪论和四个模块所组成。绪论部分分析了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背景,探索了研究中日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然后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以发现在该问题上的研究盲区。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明确指出,目前关于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研究并不很多,而关于中日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比较研究目前在中日两国更是尚属鲜见。正是由于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文献不多,所以选择这个研究领域明显要遇到许多高难度的“绊脚石”,但另一方面却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相对清晰的研究着力点,并为本文的创新意图提供了可以施展力度的空间。第一个模块的研究主要是进行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社会生态比较,分别分析影响中日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历史因素,社会因素,传统文化、经济环境等。这种比较建立在如下基点上,即一个国家的公民政策参与状况与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态息息相关,比较公民政策参与的社会生态,有助于从根本上寻找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行为的差异及其来自于社会方面的各种原因。梳理中日两国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发展历史,有利于更清晰的认识中日女性在政治社会的升降浮沉,更清晰的认识中日两国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现状与历史局限,从而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思考。家族的行为规范是特殊生存背景下所衍生出来的一种社会功能,承担着调整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作用。也正是家族的这种社会功能,以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关系网络的表象,掩盖了长期奴役女性,剥夺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权利的本质。研究社会生态对于女性政策参与的影响,离不开研究家族关系的作用。日本的高龄化少子化社会和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对于女性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一种非积极的影响。影响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社会分工、传统的社会道德、以及对于女性家务劳动的需求等多种因素的交织来影响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在影响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方面,无论是日本的家族制度还是中国的宗法制度,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以压迫女性并剥夺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为目的。日本的女性参与文化属于臣民依附型政治文化,而中国的女性参与文化属于积极参与型政治文化。第二个模块的研究主要是进行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社会生态比较。行政生态学是指从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来分析行政现象的一门学问。本章所指的行政生态,主要着眼于分析行政运行、政府协调机制、政策审议会、政党政治、公民社会、地方自治、法制环境等因素对于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目的在于了解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与行政环境的关系,确定行政生态中对于女性政策参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增加对于一定行政生态下的女性公民政策参与过程的了解。日本是在行政运营中确立女性政策参与的地位,我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具体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关于女性解放和女性参与的政策主张。目前我国的政府结构强调纵向决策权力划分而忽视横向决策权力的职能整合。这种习惯容易造成一种忽视女性参与的局面。我国政府内部的协调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促进女性的政策参与。中国的知识女性利用事业单位的平台经常对于一些公共政策发表评论性的意见,而日本的知识女性则很少利用独立行政法人的平台发表此类意见。两国女性在决策咨询机构中的政策参与规模从人数比例上来看都比男性为低。两国女性在决策咨询机构中的政策参与都受到了形形色色的限制和约束,都存在如何扩大女性参与决策咨询机构的问题。中国和日本的公民社会都属于突变式发展。对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而言,虽然公民社会在渐趋成长,但女性对参与政策制定的兴趣总体而言并没有同步增长。第三个模块是将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特征进行比较。除了研究环境对于女性政策参与的影响之外,还要研究参与主体本身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只有从参与过程的主要特征和参与环境的主要特征两方面进行研究,才能相对全面的把握中日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不同。本章所讨论的中日女性公民在政策参与中的主要特征包括参与意识、参与类别、参与形式和参与的主导模式等。在参与意识方面,日本女性在参与政策制定中公民意识的受挫已经对于下一代女性的政策参与产生了一种挫折感的昭示。我国现代女性公民意识的建立及巩固比男性公民意识的建立和巩固更为困难。在亲公共价值的意义上,我国女性公民责任意识低于我国男性公民责任意识。日本女性现阶段的公民权利意识比较保守,必然对日本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带来一定影响。日本女性在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权威主义的影响导致女性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都与政党纷争的参与模式不相适应。日本女性由原来的文化素质不适应参与政策制定到开始了逐渐适应的过程。中国女性则通过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关注度的变化检释了学历的增加对于女性政策参与意识提高的影响。提高女性的政策参与意识,并不是停留在提倡阶段或局限在政治领域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切切实实的通过扩大就业在内的多种途径来提高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强加型民主得以持久的条件是必须对行政文化和传统行政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第四个模块主要分析国际视野下增强中国女性公民参与政策过程有效性的路径。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视野中,女性所发挥的作用与男性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些差距的产生原因,主要与我国女性参与政策过程的制度环境不完善有关。如何进行制度环境的完善和组织基础的巩固,是今后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女性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体制的改进是政治制度文明的体现,也是首先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应强化女性公民意识的塑造,从不同层面引导公民意识的形成。促使女性公民树立正确的权力意识和主人意识,并在这种意识的引导下积极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公民能力的提升,必须依靠教育以及女性自身的自我学习与完善,这是提高女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能力的必由之路。作为公民能力的一部分,拥有道德能力的女性对社会问题的认知会更加敏感和透彻。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借助社会组织进行政策参与是将参与过程组织化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互联网可以打破社会组织模式的时空界限,使得社会组织模式得到无限的拓宽,从而扩大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空间。公民社会内部女性的联系网络有利于推动女性共同价值取向的实现。在各种政策法规的修订中要有意识的向女性公民倾斜,例如首先在退休年龄、薪酬标准等具体政策方面实现男女平等,为女性的政策参与提供最基本的制度支撑。

茆素琼^[10]（2012）在《合法性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合法性问题是任何执政党都不能忽视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重视合法性问题更是直面中国政治生态现实和回应全球民主化潮流的需要。本篇论文从合法性理论的历史发展入题,在执政合法性理论已有成果基础上,研究合法性理论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尽管合法性理论源远流长,但是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解释之下的合法性差异明显,并且这两种解释各有偏颇,当代一些西方思想家试图弥补两者的不足,合法性理论得到深化。然而合法性理论的不同解释之争并没有停息,相比较而言,哈贝巴斯提出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相对完善,本篇论文中的合法性概念即以此为依据。一般来说,合法性理论关涉合法性概念、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危机和合法性维护四个部分。执政合法性理论作为合法性理论在政党政治时代的新发展,一般也是从这四个方面研究当代执政党的执政实践。尽管长期执政这一政治现象在中西方都有出现,“长期执政”的内涵及其与合法性的关系,中西方研究者的观点立场并不统一。西方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长期执政问题,国内对一些西方政党的长期执政研究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倒是频频出现。这与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及其消亡进行研究的出发点相同：都是为了引起中国共产党人对本党执政合法性的关注与重视。分析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是本篇论文的重心所在。笔者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是不尽相同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是应对执政合法性危机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所积聚的合法性危机只有得到适度的化解,其执政合法性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其长期执政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巩固合法性基础是执政合法性建设主要目的所在。尽管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同,但其基本构成相对稳定,即主要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统治绩效合法性基础和民主法治合法性基础三个方面。因此,执政合法性建设也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展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建设,主要应该从社会主义宪政、经济与社会发展、社会意识三个领域推进,以期分别起到拓展民主法治合法性基础、巩固统治绩效合法性基础和强化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的效果。执政合法性维护实质上就是如何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而获得民众认同和支持的基本路径是拓展合法性资源,以构造多元化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体系。多元化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体系,以执政合法性的主体性资源为关键,以执政合法性基础为核心。因此,在执政合法性维护中必须通过强化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而达到开创主体性资源的目的。并且围绕着执政合法性的三个普遍性基础,以增强合法性为目标不断拓展既有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坚持执政为民,发展党内民主,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合法性理论关照下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政治愿景。本篇论文的结语部分明确指出本课题研究还有待深入。从理论准备上看,长期执政与合法性之间的逻辑关系还不清晰。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建设和执政合法性维护都尚在探索之中。

二、一个敏感而不容回避的问题——多党合作制度的法律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个敏感而不容回避的问题——多党合作制度的法律化（论文提纲范文）

（1）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中国公民民主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日两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女性参与比较研究 ——以DSH政策比较框架为主要逻辑参照（论文提纲范文）

（10）合法性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一个敏感而不容回避的问题——多党合作制度的法律化（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2]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D]. 董文静. 吉林大学, 2019(02)
• [3]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4]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D]. 毕松. 山东大学, 2019(08)
• [5]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D]. 李琨. 武汉大学, 2017(06)
• [7]当代中国公民民主意识研究[D]. 陈蕊. 武汉大学, 2016(01)
• [8]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研究[D]. 刘朝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9]中日两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女性参与比较研究 ——以DSH政策比较框架为主要逻辑参照[D]. 傅雨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4)
• [10]合法性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研究[D]. 茆素琼. 南京师范大学, 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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