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与社会框架中的市民社会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郦菁[1](2021)在《“新托克维尔主义”:起源、话语与民主》文中研究表明"市民社会"研究内部有复杂的理论脉络和多歧的思想资源,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构变化与诸多南方国家的政治转型导致了"新托克维尔主义"的意外复兴。通过追溯其话语发展历史和学术、政治与公共影响,分析市民社会与民主关系这一理论要件,并进一步通过西方与其他地区、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实证案例,本研究试图说明这种有关市民社会的理想模型和理论想象面临诸多悖论和困境。"新托克维尔主义"是对托克维尔本身的一种非托克维尔式的解读,是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传统逻辑的本质化、激进化、普遍化,也可能附带了某种政治图景。
刘春梅[2](2020)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关系分析 ——基于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积极推进社会治理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逐步放权于社会,给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以其自身存在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不足,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我国社会组织的兴起,是全能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政府对待社会组织的态度决定了社会组织的现实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决定了两者能否和谐共处并形成合作共治的良好局面,不仅关系到两者各自的发展,而且影响着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与质量。本文运用嵌入性理论工具,以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嵌入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对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行调研,逐一解读其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大致经历了依赖政府资源---依靠政府资源并开拓外部力量---自主性增强与需要政府支持并存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的行动过程。研究发现,政府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组织采取制度嵌入、政治嵌入、党组织嵌入和项目嵌入等策略,从而转变自身职能以实现政府的目标,而社会组织主要通过对政府采取结构嵌入、功能嵌入和认知嵌入等策略以获取资源,促进组织的发展。通过政府的“主动嵌入”与社会组织的“反向嵌入”共同塑造的一种“双向嵌入”关系,总结了这种双向嵌入关系的实践效果与嵌入困境,并提出了优化双向嵌入关系的路径,即以项目嵌入为方向标,理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以结构嵌入为突破口,提高监督评估功能;以制度嵌入为助推器,提高组织议价能力;以认知嵌入为着力点,提升社工职业认同感。本文是以个案研究,尝试探析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嵌入关系,但在研究中,个案只是大千世界的样本,不能进行总体性的推论。因此对于在嵌入性视角下分析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双向嵌入关系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做出深入的探索。
周丽[3](2019)在《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国家-社会关系的调适,社会公众对高绩效公共服务需求的增生,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的开展,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需要在新问题、新视角和新材料的驱动下给予新的探究。本文聚焦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复杂关系,通过构建一个契合中国情境的政社关系解释框架,在分析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和行动建构之基础上,探索促成政社共治的制度化之路。本文基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共治制度化的研究主题,在充分比较分析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包含“制度”与“行动”双重理论视角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尝试在本文提出的“嵌套式制度结构”中讨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这一讨论以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以及治理实践勃兴所构成的情境为背景,论述了共治及其制度生成的可能性,本质上是讨论当前政社关系所面临的宏观制度环境。作为进一步的讨论,本文在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和行动者黏合方式五个维度展开分析,以此系统呈现改革开放40年中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过程和变迁特征,并获知宪法、法律和政策影响政社关系趋于共治的机理,并且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例,揭示和呈现共治的行动建构过程,探索其中的“螺旋式”结构是如何逐步被制度化的,目的是探究微观机制对政社关系的影响,以此说明促进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是共治制度构建的实质性问题。因此,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作为一项研究的理论概括和对策分析,本文围绕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的问题意识,从“基于正当性的机制”这一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微观运作机制、“嵌套式制度结构中”中的法治、政策和机制的黏合等角度,做出了对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一般逻辑的回答。论文的研究借助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多个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跟踪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并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比较分析、“编码分析”、叙事分析等技术方法,对经验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是:1.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下,执政党促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政策是政社关系制度变迁的主导制度因素和驱动力量。2.政社关系制度化的重心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的制度化重心演变过程是为:主体合法性→行动规范→主体间关系→关系运行方式。这四种制度化重心分别对应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四个阶段,即:“控制-依附”阶段(1978-1991)、“管制-剥离”阶段(1992-2001)、“调控-协同”阶段(2002-2011)与“平等-共治”阶段(2012--)。在这四个阶段中,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行动者黏合方式等制度要素呈现出不同组合。此外,变迁过程中的制度依赖现象不容忽视,如何克服“制度惯性”是政社关系变革所面临的一大挑战。3.制度环境、资源占有、行动者目标、行动策略、行动者地位等行动要素的差异性展现了政社关系建构过程性特征,这些特征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连续性。一是从价值角度看,关系构建行动的制度化本质上是重塑公共性的过程。二是从结构角度看,行动者地位是动态的,其演变反映了制度设计者的改革意图;达成政社共治的关键是通过调整资源占有结构,实现各主体的分工优化和权力平衡。三是从方式角度看,行动者的行动具有策略性,这是行动者在既有制度空间和资源约束条件下理性行为的表现。4.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类政社关系互动共治中,呈现出“螺旋式”行动建构特点,这反映了社会治理场域中多元行动者的独特行动逻辑:在初设与规范阶段,制度是行动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在优化阶段,信任与道德成为促成共治的关键因素。两套行动逻辑运行方式不同、逻辑重心相异,但却是连续统一相互配合的。5.嵌套性制度建构的水平,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的绩效,促进共治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成为实质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基于正当性”的机制可以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复杂逻辑。本文正是以此为视角,初步揭示了“嵌套性制度下如何达成共治”的问题:在法治层面彰显公民基本权利,回应社会治理变革;在政策层面以人民为导向,优化政策决策,改进政策执行;在机制层面强化纵向权力分配和横向政策扩散机制,完善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和“跨界合作”机制等。
王晨[4](2019)在《绩效导向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城市社区是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成长起来的新型社会形态,是观察和衡量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微观窗口。城市社区的发展状态以及治理水平,直接反映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水平,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和关键点。本文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以治理绩效为导向,在全面分析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资源、历史基础、支撑要素的价值内涵以及生成逻辑的基础上,阐述了以治理主体结构为载体、以治理行为策略为关键、以公共价值最大化为指向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功能定位及其作用机理,探讨了城市社区治理的要素结构、核心变量及其运行机制的优化发展问题。纵向上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论述了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社区治理的目的、内容、方式及其概念表达、实践载体、支撑要素、价值指向的内涵特点;横向上将绩效内涵嵌入到城市社区治理的整体过程,通过对治理动因、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行为、治理结果进行全方位考察,包括对不同城市不同特点的社区治理模式个案的比较分析,尝试对绩效生成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模型的建构,进而探讨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的优化路径。这样的研究坚持的是宏观思维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系统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为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科学化、行为高效化及其公共价值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选择。基于上述研究主题、研究思路与方法遵循,本文在内容上设计了包括导论和结束语在内的八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论文的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内容框架与主要观点、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作了概括性介绍。强调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出发,按照行为主体公共表达、行为规范公共导向、行为结果公共效用的价值判断,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的不同权力配置及其行为方式的比较分析,深入探讨城市社区治理关键要素的作用机理以及不同行为策略与治理绩效的变量关系。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基于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关键要素以及价值追求等问题的综合考量,论文在对学界形成的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核心概念、基本范畴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分别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的视角、“理性经济人”到“公共价值”的视角以及集聚共同价值的社会关系等视角,论述了国家—社会理论、多元合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绩效管理理论的内涵与价值意义,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学术引导。第二章主要梳理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通过对不同历史条件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目的、内容、方式及其概念化表达的历史性演进——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的实践载体、要素支撑、价值指向及其演进逻辑的系统分析,阐述了不同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组织结构、行为特征、价值意义与历史局限性。强调城市社区发展的“客观需求”与城市社区治理“主观供给”的动态对接与相互促进,是城市社区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城市社区治理理论的成熟程度,有赖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发育水平,“理论引导”与“经验推动”的融通与互动,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从而为本文开展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宏观背景、以实现社区公共价值最大化为战略目标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确立逻辑起点。第三章主要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资源以及治理生态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要素构成作了分析阐述。基于治理绩效是治理要素在治理目标牵引下经由合理配置、价值耦合而呈现出来的运行效率高、公共效益大的整体性认识,从城市社区治理治理目标导向、主体构成、治理资源保障以及治理生态优化等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动因生成、主体力量、支撑条件、秩序建构以及绩效呈现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思考,旨在从“价值目标”“客观条件”“主观因素”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要素构成及其作用机理。强调中国城市社区的地域差异性、发展阶段的初级性及其治理要素发育程度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其治理绩效生成的多线性以及评标标准的多重性。以“绩效”为导向解释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则可以在对影响绩效生成的主体结构、制度安排以及行动策略诸多要素的综合分析和动态把握的基础上,认识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生成机理与条件约束。从而为不同条件下的城市治理主体结构类型选择提供新的参考样本,为回应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阶段性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策略选择。第四章主要分析阐述了因权力配置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社区治理结构的类型化表达。论文在揭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类型的一般性质的基础上,将因治理主体要素结构的不同而形成的各具特色、各有优长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形态归纳为“权威—管制型”“愿景—服务型”“互利—奉献型”等多种类型。基于治理需求决定治理结构,进而决定治理行为和治理绩效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分析了不同治理类型表征不同的行为方式与价值指向,另一方面揭示了城市社区治理多种模式并存的合理性及其绩效生成方式的多样性,从而为在既定治理结构情况下的行动策略选择提供价值考量。第五章主要分析阐述了治理主体结构不同及其主体要素作用机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治理行为策略。论文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地域特征、居民构成以及政府偏好诸多因素的基础上,将体现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丰富多彩、各具优势的“主体行为”归纳为“以秩序规制”“以打造精细化服务”“以法治思维为准则”“以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为目标”“以权益维护为动力”“以善政良治为情怀”等若干行为策略。强调治理行为在城市社区治理系统中处于关键环节并发挥驱动作用。城市社区治理公共价值最大化有赖于治理行为的合理化;不同的治理内容和治理目标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为策略。在不同的治理条件下,同一个治理主体结构也会做出不同的行为策略选择。这主要体现为各治理主体与外部条件的自觉调适能力,反映的是治理行为过程与治理行为结果的辩证统一。第六章主要分析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绩效优化的可行性路径。强调准确把握公共价值与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内在契合性,深刻认识公共价值是城市社区治理自洽性的实践表达,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首要前提;遵循法治化逻辑、城市空间正义逻辑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逻辑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关键所在;改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健全治理制度体系、提升治理技术科学化水平以及构建跨域治理联盟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基本途径;强调公共需求的满足、公共理性的彰显、公共治理的行动以及公共文化的培育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价值呈现。结束语强调,公共价值是城市社区治理的灵魂所在。秉持社区公共价值最大化的核心理念,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注重发挥社区各方力量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充分运用法治约束、市场调节和社会参与,着力提高社区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民主化水平,是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机制。
杨向鹏[5](2018)在《“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生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不懈努力,我国的民生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民生建设领域依旧问题重重,还有不少短板,并呈现出新旧问题交织叠加、人民幸福感与民生建设不同步等特点。十九大报告再一次将民生建设提高到新的价值高度,也对未来一个时期的民生建设提出了战略指导思想:“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这就从战略层面为解决我国民生建设“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指明了方向。民生建设的目标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非常明确,依靠人民群众建设民生的思路也非常清晰,但社会建设实践中涉及的民生建设主体日趋多元,加之我国社会体制处于转型期,所以做好民生建设事业,加大对民生建设主体的研究非常必要,这是发挥建设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必然要求。本文从民生建设主体入手,将中国的民生建设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对当前民生改善中的结构性矛盾,公共服务的不公平性,民生制度的整合压力,民生管理体制运行不畅,责任主体的多元化要求等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分别从建设主体的角色定位、职能边界、资源配置体系、制度体系建设等四个方面,对民生建设主体在民生建设中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力求做到权责清晰,充分调动所有主体的能动性,形成民生建设合力,推动民生建设进一步发展。本文第一章论述和梳理了“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及其演变历程。首先,介绍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内涵,接下来梳理了这一社会科学的经典解释范式被引入中国的背景和在中国发展的简要历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作为舶来品,在解释中国发展现实时遇到了解释力不足的困境,中国理论界对此做出了反思与调整。之后,本文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并本着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的原则,尝试提出了构建“国家—社会”良性互构关系的中国理念。第二章深入论述了“国家—社会”关系与民生建设的内在关系,并在明晰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找到二者之间的契合点。本文认为“国家—社会”关系与民生建设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民生幸福是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体现在民生矛盾是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逻辑起点,而且民生共建还是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突破口,同时民生幸福是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目标定位;另一方面,和谐的“国家—社会”关系是民生建设的重要保障,这体现在和谐的“国家—社会”关系为民生利益提供顺畅的表达机制,为民生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保障。在分析“国家—社会”关系与民生建设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得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契合点是共建共享,民生建设着力于实现共同富裕,“国家—社会”关系侧重于实现公共和特殊利益共赢。第三章在前文一般性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选择与民生建设的变迁及经验总结,揭示了“国家—社会”关系与民生建设之间密切的影响关系。本文将中国的社会发展历史按“国家—社会”关系形态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且国家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下采取了不同的民生政策,取得了不同的民生建设成效。中国古代的“国家—社会”关系处于胶融一体的状态,这一历史时期,国家在治荒救灾、扶贫救济、养老等方面颁布了相应的民生政策,以维护封建君王的政治统治和王朝稳定的目标。进入近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处于统一共同体的状态,这个时期的民生建设因历史原因波动较大,基本实现了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建设,以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为分界,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发生了从高度同构到相互建构的转变。转变前后的民生建设也随着社会体制的改革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民生建设中心的确立,民生建设主体多元化等方面。我们梳理民生建设历史可以看到,民生建设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是民生建设的主要推动因素,对民生建设成效意义重大。第四章论文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对当代中国民生建设进行重新审视,以建设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为标尺,发现当代民生建设存在着建设水平仍然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结构性矛盾凸显和制度体系不完善的困境。以和谐“国家—社会”关系来看,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体制中国家应该起主导作用,明确各自定位和权责,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维合作的格局。以此揭示出当代中国民生建设困境背后的深层成因有:建设主体的角色定位不明、职责边界不清,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惯性影响,民生建设资源配置体制不合理以及民生建设的制度理念需要转变等。第五章针对前文揭示的民生建设在主体责任、社会体制、资源配置和制度理念等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进民生建设的对策建议。本文提出,在民生建设主体方面要准确把握各主体在民生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发挥国家在民生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社会的主体作用和市场的竞争激励作用。此外,还要清晰划分各主体在民生建设中的职能边界。在社会体制方面,要认清国家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主导者,要从核心制度入手破解城乡二元体制,以解放该体制对民生建设主体的制约,释放民生建设活力。在民生资源配置方面,要创新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激发社会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加快建立规范高效的社会资源配置体系。在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应加快打造优良的民生建设制度环境,这是制度体系建设的基础;推进民生成果惠及全民的制度改革,这是制度体系建设的重点;加强制度体系的整合建设,这是提升制度体系建设水平的关键所在。
许坤[6](2017)在《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现实启示》文中认为在现代社会,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发展过程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影响国家以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能够对国家整体大局造成影响的重要因素。一个良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能够为人民群众带来安定、和谐、幸福的生活,能够为国家带来长久的繁荣和昌盛;而不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带来的则是诸多的国内不和谐以及危险因素。马克思认为,国家所产生的根本就是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在私有制出现之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国家从社会中产生,而伴随社会的发展,最终仍然回归于社会。马克思从一开始对黑格尔国家观的完全赞同到后期依照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的国家观解释,为当前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民众关系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正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现代价值。第一部分对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形成发展做了简要的陈述,其中包括黑格尔国家观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萌芽,以及两者关系的形成和完善。这一部分客观再现了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以及关于国家的最终预测。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了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包含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界定、未来预测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反思。第三部分是对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评价,认为马克思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的提出,在当时甚至是当前社会都具有明显的创新性。第四部分对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现代价值做了简要分析,探究了其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与启示。
汪流[7](2016)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中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回顾与思考》文中研究说明任何理论范式的出现总是与特定时空下的社会制度背景紧密相关。"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中的应用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深刻变化的一种现实反应。运用文献资料、综合分析等方法,对这一分析框架的应用情况进行归纳和总结,进而探讨其积极意义及其局限。研究认为,"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引入突破了体育社会组织研究的"三段论"传统模式,加强了相关理论的探讨,无疑是在理论层面的提升。同时也为改变传统的以"国家本位""政府本位"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思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当然,该框架运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对其适用性的争议。
连朝毅[8](2016)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当代调适及其发展辩证法——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范式的“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政治哲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基本发展趋向的分析,是治理理论应予倚重的思想资源。马克思的学说科学揭示了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国家权能的重要作用,也提出通过建立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的新型民主制来实现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双重扬弃。这就启示人们:一方面,当代治理理论要走出以市民社会为根本取向的研究路径;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共治并不意味着国家权能式微。另一方面,要认清西方治理话语因受制于资本主义结构而存在的阐释局限;事实上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克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发展出一种国家与社会呈现良性互动状态的新型治理模式。
沈忱[9](2015)在《“系统与生活”视角下的基层自治研究 ——基于上海市的调查与思考》文中提出基层自治虽然是比较微观的基层政治问题,但是却是考察一个国家政治结构、政治生态、权利体系、政治控制较好的着眼点。众所周知,基层的治理需要发展基层自治,这是上下的共识,但是要发展怎样的基层自治,以及如何发展基层自治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主要运用“系统与生活”的解释视角来讨论中国的基层自治,这一视角是在批判与继承“国家与社会”、“制度与生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基本雏形来自于哈贝马斯的“系统——生活世界”(system-lifeworld)理论。哈贝马斯主要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以及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尽管这一理论的建构以西方社会为基础,但对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笔者将这一既有理论和中国基层自治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来探讨中国基层自治的变迁及其未来的可能形态,并对现阶段基层自治所面临的问题展开研究。本文结合“系统与生活”理论中系统与生活世界两个层面的理性化理论,总结了近现代中国基层自治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生活世界“理性早熟”的传统阶段,政府治理下沉后的近代阶段,改革开放后自主性发轫的基层自治阶段,以及当代与未来基于公民社会的基层自治阶段。理论层面对不同理想类型的探讨,为研究当代中国基层自治的实践问题提供了重要参照标准。论文随后通过“系统”与“生活”两个层面来分析了中国基层自治的现状,讨论了目前社区在自治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并结合上海市的基层自治现状,提出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
邬盛根[10](2014)在《中国公益广告的价值实现:公共性视角 ——基于社会结构系统的分析》文中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深水区,经济社会转型进入了第二次改革与转型阶段,重点在四大领域寻求进一步改革突破,即经济转型发展、利益分配格局、民生工程和政府转变职能①;利益主体在社会结构变化中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伴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意识增强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公民越来越尊重和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及自身合法利益,并且积极表达公共利益诉求,这是当代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的一种彰显。实现公共利益的前提是需要一个公共利益的表达空间,政府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代表国家,以行政和强制手段为特征制定公共政策,表达并分配着公共利益;而社会是以自治和契约为特征的社会组织间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系统,既代表着公共利益也内含着特殊私人利益;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中也深切体会到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国家、社会和企业作为直接关切到公共利益及其表达的主体,成为本论文研究视角,来探求公共利益表达路径之一——公益广告的价值选择与实现问题。首先,通过对国家与社会以及企业相关理论研究框架追踪展开了公共性问题讨论;梳理从古希腊城邦时代“共同的善”到当今市民社会理论复兴整个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时性变迁,分析其中公共利益所体现出的“公共性”思想流变与价值困惑,规定了“公共性”二个分析视角:公共价值多元化和公共资源供给;并在此前提下对于国家与社会、企业的公共性追求等相关问题进行分别论述。针对本论文最终关于我国公益广告价值研究,特别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下,国家、社会和企业作为公益广告主体的公共利益表达与“公共性”实践机制,为后续展开分析的公益广告价值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其次,从公益本质角度展开了对于公益广告价值的分析;公益具有不同的理解,公共领域的“公益”和私人领域的“公益”、自下而上的“公益”和自上而下的“公益”,本论文从公共性视角出发重点倾向于关注的是公共领域的“公益”和自下而上的“公益”,即研究公益的集体行为和自发行为;随后从公益本质出发所讨论的公益广告的公益纯粹性、纯粹性层次以及修正的实现形式,都非常注重公益广告运行的公益性和驱动性因素的分析立场,因此,在公益广告价值研究中,价值主体性理解、价值的限制性等,成为价值主客体分析、反思公共利益还原性和公益广告价值属性的有效理论工具,创新性提出了公益广告价值多元的主体利益观和公益广告客体的公共资源观;比如公益广告的经济价值并非只是企业独占、公益广告“公地悲剧”式的价值流失更可怕等观点;至此,我们重申了公益广告“公共性”的价值主张和资源理念。再次,具体分析我国社会二次转型时期公共利益表达特点与问题。从两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践历程来看,“强政府-弱社会”模式不利于公共利益表达的实现,但这又恰恰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起点,随着我国政府转变职能、理性放权以及向社会领域分权,社会本身发展的不断调整和逐渐建构,从政府主导转变到政府引导,“弱社会”的公共利益表达内容和表达路径将有较大改变,公共利益表达的多元化和公益广告价值的多元化体现出供需关系的高度一致性。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二次转型时期公共利益的表达和公益广告价值的多元化特征对于我国公益广告价值诉求及其运行机制形成的基础性意义。最后,从我国政府主导型公益广告运行的实践回顾和理论检视层面出发,提出明确我国公益广告运行主导者的三大关系问题:公益纯粹性与商业参与、公共效率与专业生产、地方分治与中央权威等,如何受到奥氏“多中心”理论和“使用者协会”启发,提出创建我国包括政府、社会(第三部门)以及企业在内的公益广告“使用者”组成的运行机构——企业型非营利组织,从而进行公益广告价值实现机制与公共利益表达的有益探索,并希望以此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追求“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转变过程中,实现国家与社会、企业良性互动的有效路径之一,勾勒出促进我国社会公益产业形成与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社会、企业以及公民个人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二、国家与社会框架中的市民社会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与社会框架中的市民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关系分析 ——基于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相关研究 |
1.2.2 嵌入性理论及其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主要贡献与不足 |
1.4.1 研究的主要贡献 |
1.4.2 研究的不足 |
2.相关理论与概念概述 |
2.1 相关概念概述 |
2.1.1 社会组织 |
2.1.2 双向嵌入 |
2.2 相关理论 |
2.2.1 嵌入性理论 |
2.2.2 资源依赖理论 |
2.3 基于理论构建的分析框架 |
3.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政府的关系变化 |
3.1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基本情况 |
3.1.1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简介 |
3.1.2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性质 |
3.1.3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服务内容 |
3.2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政府的关系变化 |
3.2.1 依赖政府资源 |
3.2.2 依靠政府资源并逐步开拓外部力量 |
3.2.3 组织自主性增强与需要政府支持并存 |
4.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政府双向嵌入的行动过程 |
4.1 政府主动嵌入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动机 |
4.1.1 科层制的控制惯性 |
4.1.2 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 |
4.2 政府主动嵌入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行动策略 |
4.2.1 制度嵌入 |
4.2.2 政治嵌入 |
4.2.3 项目嵌入 |
4.2.4 党组织嵌入 |
4.3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反向嵌入政府的动机 |
4.3.1 合法替代---嵌入的源动力 |
4.3.2 拓展自身的合法性空间 |
4.3.3 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资源 |
4.4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反向嵌入政府的行动策略 |
4.4.1 结构嵌入 |
4.4.2 认知嵌入 |
4.4.3 功能嵌入 |
5.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政府双向嵌入的实践效果与困境 |
5.1 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的实践效果 |
5.1.1 街道办事处:提高了工作效率 |
5.1.2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拓展了发展空间 |
5.1.3 社区居民:提升了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 |
5.2 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存在的困境 |
5.2.1 项目嵌入——政府存在嵌入依赖性 |
5.2.2 结构嵌入——政府监管评估不到位 |
5.2.3 制度嵌入——组织议价能力薄弱 |
5.2.4 认知嵌入——组织社工职业认同感低 |
6.优化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关系的路径 |
6.1 以项目嵌入为方向标,理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 |
6.2 以结构嵌入为突破口,提高监督评估功能 |
6.3 以制度嵌入为助推器,提高组织议价能力 |
6.3.1 建立集体决策机制 |
6.3.2 建立多元筹资模式 |
6.4 以认知嵌入为着力点,提升社工职业认同感 |
6.4.1 完善社工保障制度 |
6.4.2 改善社工薪资待遇与晋升渠道 |
6.4.3 增强社工的综合能力 |
7.总结与讨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3)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缘起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研究 |
二、关于组织与环境的中观研究 |
三、关于行动及其策略的微观研究 |
四、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思路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知识观 |
二、研究策略 |
三、基于信度与效度考量的资料收集与分析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政社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制度视角下的组织理论 |
二、行动视角下的“组织合作” |
第二节 政社关系中的“分析性概念” |
一、嵌套式制度结构 |
二、行动与行动者 |
三、“共治” |
第三节 政社关系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共治生成的可能性:三个事实基础 |
第一节 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 |
一、国家权力的释放 |
二、社会结构的变革 |
三、政社关系的调适 |
第二节 “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 |
二、服务指向的治理体系再造 |
第三节 治理领域的理论勃兴 |
一、西方治理理论及其适用性 |
二、当代治理理论的中国话语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走向共治: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 |
第一节 如何分析制度?——从要素到过程 |
一、制度的特征与要素 |
二、制度变迁 |
第二节 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过程 |
一、阶段一:控制-依附(1978-1991) |
二、阶段二:管制-剥离(1992-2001) |
三、阶段三:调控-协同(2002-2011) |
四、阶段四:平等-共治(2012--) |
第三节 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特征 |
一、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二、不同阶段制度重心迁移 |
三、党的政策是主导和先行力量 |
四、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共治的行动建构:政府购买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分析 |
第一节 购买行动的分析要素 |
第二节 购买行动的建构过程 |
一、初设阶段的行动特征 |
二、规范阶段的行动特征 |
三、优化阶段的行动特征 |
四、行动特征的比较分析 |
第三节 “螺旋式”行动建构:购买行动模式建构的特征和逻辑 |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引入及其适用性 |
二、“螺旋式”行动建构的呈现 |
三、“螺旋式”行动建构的内在逻辑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如何达成共治:共治的制度化之路 |
第一节 共治制度化的“隐形之手” |
一、制度化及其机制 |
二、基于正当性的制度化机制 |
第二节 公共性扩张的法治建设路径 |
一、彰显公民基本权利 |
二、回应社会治理变革 |
第三节 人民导向的政策改进路径 |
一、优化政策决策 |
二、改进政策执行 |
第四节 多维视角的机制优化路径 |
一、理顺纵向府际间权力分配机制 |
二、强化横向府际的政策扩散机制 |
三、健全社会组织“自我造血”机制 |
四、完善社会组织“跨界合作”机制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三节 进一步的讨论 |
一、政社互动中的公共性再生产 |
二、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角色转型 |
三、行政学研究中的制度与行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附录 |
附录A: 调查问卷 |
附录B: 针对民政部门的访谈提纲 |
附录C: 针对社会组织的访谈提纲 |
附录D: 正式访谈目录 |
附录E: 访谈文本(部分) (另附支撑材料) |
附录F: 本文的逻辑思路与核心观点图 |
附录G: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4)绩效导向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成果评析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内容框架与主要观点 |
五、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 |
(一) 本文的主要新意或特点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 |
一、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 |
(一) 治理 |
(二) 社区治理 |
(三) 城市社区治理 |
二、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行为、绩效及其公共价值 |
(一)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
(二) 城市社区治理行为 |
(三) 城市社区治理绩效 |
(四) 城市社区治理的公共价值 |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理论 |
(一)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国家—一社会理论 |
(二) 从一元管理到多元参与治理拓展的视角:多元合作治理理论 |
(三) 从“理性经济人”到“公共价值”的视角:后新公共管理理论 |
(四) 集聚共同价值的社会关系视角:社会资本理论 |
(五) 提升治理效率和效果的视角:绩效管理理论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回顾 |
一、城市社区街居制、单位制的形成与发展 |
(一) 城市社区街居制的形成 |
(二) 城市社区单位制的固化 |
(三) 以行政管控为主导的城市社区管理 |
二、城市社区由单位制向社区服务的转变 |
(一) 城市社区单位制逐渐式微 |
(二) 城市社区治理渐显服务性 |
三、城市社区服务向城市社区建设的拓展 |
(一) 城市社区建设从点到面逐步推进 |
(二) 城市社区服务融入社区建设之中 |
(三) 城市社区治理呈现行政主导与社区自治的交叉融合 |
四、以治理现代化为取向的城市社区治理 |
(一) 社区治理现代化 |
(二) 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 |
(三)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公共价值取向 |
第三章 嵌入绩效内涵的城市社区治理要素构成 |
一、治理目标: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生成的内在动力 |
(一) 符合社区秩序建设的战略要求 |
(二) 回应社区居民的进阶式需求 |
(三) 契合社区民主的价值追求 |
二、治理主体: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生成的核心驱动 |
(一) 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 |
(二) 治理主体行动的分工与兼容 |
三、治理资源: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生成的条件支撑 |
(一) 社区资源禀赋 |
(二) 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 |
(三) 公共产品分配的偏好博弈 |
四、治理生态: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生成的约束与激励 |
(一) 制度环境 |
(二) 社区生态 |
(三) 现代技术的输入 |
第四章 不同权力支配下城市社区治理类型及其成因 |
一、不同权力支配下城市社区治理类型分析 |
(一) 治理类型的理论认识 |
(二) 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
(三) 城市社区治理类型划分的概括性表达 |
二、权威—管制型:行政权力的强化与渗透 |
(一) 从“单位国家”到国家里的社区 |
(二) 社区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联结的有效载体 |
(三) 居委会的去行政化与“再行政化”之反复 |
(四) 社区对于回应性政治的依赖 |
三、愿景—服务型:多元参与社区共治的“帕累托最优” |
(一) 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从相斥到相容 |
(二) 城市更新驱动下的社区赋权 |
(三)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战略考量 |
(四)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目标指向 |
四、互利—奉献型:社会政治能量集聚 |
(一) “准公民社区”的形成加速政治权利向社会的回归 |
(二) 居民政治效能感的提升 |
(三) 社区公共性的重建 |
(四) 城市社区精英助推社区治理走向高效有序 |
第五章 城市社区治理行为的策略选择 |
一、以秩序规制为主的治理行为 |
(一) 党政组织在基层社会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
(二)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
二、以打造精细化服务为主的治理行为 |
(一) 下沉的行政资源与细分的社区“网格”结合 |
(二) “互联网+”时代智慧社区的建设 |
三、以法治思维为准则的治理行为 |
(一)理清权责边界、建立责任“清单” |
(二) “活化赋权”推动社区治理法治化 |
四、以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为目标的治理行为 |
(一) 政社协作、共商共治 |
(二) 开拓社会参与渠道、广泛培育社会组织 |
五、以权益维护为动力的治理行为 |
(一) 社区业主权利意识的强化 |
(二) “法治理念”规范业委会运行 |
六、以善政良治为情怀的治理行为 |
(一) 学者与民间精英献计献策 |
(二) 草根组织助力社区服务 |
七、高绩效城市社区治理的共性总结 |
(一) 城市综合发展水平高 |
(二) 党建引领作用突出 |
(三) 治理主体互信度高 |
(四) 治理主体参与能动性强 |
(五) 适应现代科学技术能力强 |
第六章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 |
一、强化公共价值: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首要前提 |
(一) 公共价值与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内在契合性 |
(二) 公共价值是城市社区治理自洽性的实践表达 |
二、遵循“共同逻辑”: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关键所在 |
(一) 社区治理法治化的逻辑 |
(二) 城市空间正义的逻辑 |
(三) 社区治理可持续发展的逻辑 |
三、完善体制机制: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基本途径 |
(一) 重塑治理主体关系 |
(二) 以制度保障社区治理有序化 |
(三) 数字化提升社区治理科学化水平 |
(四) 构建跨域治理联盟 |
四、多重功能保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优化的价值呈现 |
(一) 公共需求的满足 |
(二) 公共理性的彰显 |
(三) 公共治理的行动 |
(四) 公共文化的培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图表附录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难点 |
第一章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及其演变 |
第一节 “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中国演进 |
一、“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理论内涵 |
二、“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在中国的发展 |
三、“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困惑与反思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及中国理念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
二、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 |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要义 |
四、建构“国家—社会”良性互构关系的中国理念 |
第二章 “国家—社会”关系与民生建设之间的相关性 |
第一节 民生幸福是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
一、民生问题是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逻辑起点 |
二、民生共建是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突破口 |
三、民生幸福是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目标定位 |
第二节 和谐的“国家—社会”关系是民生建设的重要保障 |
一、和谐的“国家—社会”关系为民生利益提供顺畅的表达机制 |
二、和谐的“国家—社会”关系为民生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
三、和谐的“国家—社会”关系为民生建设提供多维合作的动力保障 |
第三节 共建共享是调整“国家—社会”关系与民生建设的共同诉求 |
一、民生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
二、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根本目标是公共和特殊利益共赢 |
三、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与民生建设的内在契合点 |
第三章 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选择与民生建设的经验总结 |
第一节 近代以来“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下的民生建设 |
一、统一共同体:中国近代“国家—社会”关系样态 |
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 |
三、中国近代民生建设的经验教训 |
第二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及民生建设 |
一、从高度同构到相互建构的“国家—社会”关系演变 |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生建设 |
三、中国民生建设的巨大成就与不足 |
第四章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对当代中国民生建设的审视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民生建设面临的困境 |
一、民生建设的水平仍然不充分 |
二、民生建设的不平衡问题突出 |
三、民生建设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
四、民生建设的制度体系待完善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民生建设困境的深层成因 |
一、建设主体的角色不明边界不清 |
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惯性影响 |
三、民生建设资源配置体制不合理 |
四、民生建设的制度理念亟待转变 |
第五章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当代民生建设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准确把握各主体在民生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
一、坚持党在民生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
二、发挥政府在民生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
三、发挥社会在民生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
四、发挥市场在民生建设中的激励作用 |
五、清晰划分各主体在民生建设中的职能边界 |
第二节 突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瓶颈制约 |
一、国家是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主导者 |
二、从核心制度入手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
第三节 打造高效的民生资源配置体系 |
一、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 |
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优势 |
三、激发社会配置资源潜力 |
四、建立规范的社会资源配置体系 |
第四节 加快民生建设的制度体系建设 |
一、加快打造优良的民生建设制度环境 |
二、推进民生成果惠及全民的制度改革 |
三、加强民生建设制度体系的优化整合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后记 |
(6)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现实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三)学术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一、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形成发展 |
(一)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 |
1.在《莱茵报》时期对黑格尔理论国家观的质疑 |
2.在《德法年鉴》上表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立场” |
3.在批判普鲁东时期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科学化解释 |
(二)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成熟阶段 |
1.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涵 |
2.阐释了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本质 |
3.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支配劳动的社会本质 |
(三)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深化发展阶段 |
1.对国家向社会复归的大胆预测 |
2.系统阐述了国家的起源 |
3.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 |
二、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涵 |
(一)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般界定:国家归根到底产生于社会 |
1.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匡正 |
2.马克思阐明了国家形成的社会根源 |
3.马克思对国家与市民关系的重塑 |
(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化问题 |
1.国家与社会二元化问题提出的社会背景 |
2.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本质 |
3.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 |
(三)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未来预测:未来国家将最终消亡并回归社会 |
1.马克思认为国家将最终消亡 |
2.马克思认为国家回归社会是人类发展的最终趋势 |
三、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理论创新 |
(一)马克思首次将人的解放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立足点 |
1.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是国家与社会的主体 |
2.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 |
3.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理论以解放全人类为立足点 |
(二)马克思首次将自由人联合体作为未来社会的最终归宿 |
1.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矛盾难以调和 |
2.马克思指出人类要克服异化的唯一手段是超越资本主义国家 |
3.马克思明确表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阶段 |
4.马克思解释了国家与社会最终统一的历史性方向 |
四、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现实启示 |
(一)应加强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 |
1.健全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 |
2.完善用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 |
3.完善以法律制约权力的机制 |
(二)应规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1.推进政企分开与政资分开 |
2.保护公民私人权利,防止利益侵蚀 |
(三)应坚持改革的“社会化”导向 |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化 |
2.实现资源在市场中的合理配置 |
3.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实现单位的“社会化” |
(四)应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
1.坚持制度创新,克服发展瓶颈 |
2.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巩固社会组织的发展基础 |
3.弘扬治理精神,破除传统“官本位”思想 |
4.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致谢 |
(7)“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中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中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社会制度背景的解读 |
2“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中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现状梳理 |
2.1 市民社会视域中的中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 |
2.2 法团主义理论视域中的中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 |
3“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中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评价与反思 |
(8)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当代调适及其发展辩证法——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范式的“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共治并不意味着国家权能式微 |
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克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 |
三、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强格局中推动当代治理发展 |
(9)“系统与生活”视角下的基层自治研究 ——基于上海市的调查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关于中国基层自治的研究综述 |
1.2.1 “国家与社会”二分框架下的中国基层自治 |
1.2.2 “制度与生活”视角下的中国基层自治 |
1.2.3 对两种解释框架的评述与超越 |
1.3 研究结构与方法 |
1.3.1 研究结构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系统与生活”范式及其内涵 |
2.1 “系统与生活”的理论渊源及其内涵 |
2.1.1 “系统与生活”内涵的理性化过程 |
2.1.2 “系统”与“生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
2.1.3 “系统”包含“制度”与“国家” |
2.2 “系统与生活”范式在研究中国基层自治当中的运用 |
2.2.1 “系统与生活”范式研究中国基层自治的理论优势 |
2.2.2 “系统与生活”理论的具体研究框架 |
第3章 “系统与生活”视角下的基层自治变迁 |
3.1 传统社会“理性早熟”的乡村自治 |
3.2 近代以来政府治理下沉的基层自治 |
3.3 改革开放后自主性发轫的基层自治 |
3.4 当代及未来基于“公民社会”的基层自治 |
第4章 “系统”层面的基层自治现状 |
4.1 基层自治在“系统”层面存在的问题——以上海市为例 |
4.1.1 基层自治组织的职能定位混乱 |
4.1.2 基层自治的权责不清 |
4.2 系统层面的自我完善:理顺基层自治的结构关系 |
第5章 “生活”层面的基层自治现状 |
5.1 基层自治在“生活”层面存在的问题——以上海市为例 |
5.1.1 公民自治意识的缺乏 |
5.1.2 多元需求造成的自治矛盾 |
5.2 回归生活世界:明晰基层自治的功能定位 |
第6章 迈向沟通民主:基层自治发展的路径启示 |
6.1 完善民主体制,保障基层自治的沟通渠道 |
6.2 落实“群众路线”,维系基层自治的情感认同 |
6.3 提升“自治意识”,培养基层自治的参与热情 |
第7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中国公益广告的价值实现:公共性视角 ——基于社会结构系统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主要创新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来源与问题提出 |
1.2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1.2.1 公益广告本体研究 |
1.2.2 公益广告功能作用研究 |
1.2.3 公益广告问题研究 |
1.2.4 公益广告运行机制研究 |
1.2.5 已有研究的不足 |
1.3 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不足 |
1.4 理论资源及分析框架 |
1.4.1 国家与社会理论 |
1.4.2 奥斯特罗姆的“使用者协会”理论 |
1.4.3 价值与价值理论 |
1.4.4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
2 国家与社会、企业理论框架下的公共性 |
2.1 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 |
2.1.1 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谱系追踪 |
2.1.2 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规定 |
2.2 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公共性 |
2.2.1 公共利益与公共性思想 |
2.2.2 公共性的规定 |
2.2.3 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的公共性追求 |
2.3 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共性 |
2.3.1 企业社会责任践行逻辑与演化特征 |
2.3.2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公共性表达 |
2.3.3 基于公共性的企业公益战略选择 |
3 公益广告价值 |
3.1 公益广告的公益纯粹性 |
3.1.1 公益本质 |
3.1.2 公益广告纯粹性的层次 |
3.1.3 公益广告纯粹性的实现形式 |
3.2 公益广告价值研究 |
3.2.1 公益广告功能与价值反思 |
3.2.2 公益广告价值的主客体 |
3.2.3 公益广告价值的主体性理解 |
3.3 公益广告的价值指向:公共性 |
3.3.1 公益广告价值的现实起点 |
3.3.2 公共性与公益广告的价值认同 |
3.3.3 公益广告的价值属性分析 |
4 我国公益广告价值的公共性选择 |
4.1 个人主义倾向与公共利益多元化 |
4.1.1 个人主义倾向与文化传统冲突下的社会问题 |
4.1.2 我国转型时期公共利益表达的多元化 |
4.2 我国二次转型时期国家、社会与企业选择 |
4.2.1 国家层面:全能型政府转型及公共性回归 |
4.2.2 社会层面:公共利益社会创建与表达 |
4.2.3 企业层面:内外双重驱动的公益自觉 |
4.3 公益广告价值的多元化 |
4.3.1 公益广告价值诉求主题 |
4.3.2 公益广告价值诉求运行比较 |
4.3.3 我国公益需求与公益广告价值多元化 |
5 公益广告价值的实现机制 |
5.1 我国公益广告现状检视 |
5.1.1 我国公益广告运行实践与理论观照 |
5.1.2 我国政府主导型公益广告运行困境与弊端 |
5.2 我国公益广告运行主导者 |
5.2.1 我国公益广告运行主导者的转变 |
5.2.2 我国公益广告运行关系问题与“使用者协会”模式提出 |
5.2.3 我国公益广告运行主导者特征 |
5.3 我国公益广告运行与价值实现 |
5.3.1 我国公益广告主导者创想和组织 |
5.3.2 我国公益广告运行机制架构 |
6 结语:公共性与公益价值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四、国家与社会框架中的市民社会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托克维尔主义”:起源、话语与民主[J]. 郦菁. 开放时代, 2021(05)
- [2]政府与社会组织双向嵌入关系分析 ——基于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研究[D]. 刘春梅.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3]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D]. 周丽. 南京大学, 2019(01)
- [4]绩效导向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D]. 王晨. 山东大学, 2019(09)
- [5]“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生建设研究[D]. 杨向鹏.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
- [6]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现实启示[D]. 许坤. 曲阜师范大学, 2017(02)
- [7]“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中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回顾与思考[J]. 汪流.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6(04)
- [8]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当代调适及其发展辩证法——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范式的“治理”研究[J]. 连朝毅. 政治学研究, 2016(02)
- [9]“系统与生活”视角下的基层自治研究 ——基于上海市的调查与思考[D]. 沈忱. 华东理工大学, 2015(12)
- [10]中国公益广告的价值实现:公共性视角 ——基于社会结构系统的分析[D]. 邬盛根. 武汉大学,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