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印度不结盟战略分析

一、析冷战时代印度的不结盟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周玉萍^[1]（2021）在《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莫迪政府上台后对印度外交政策作出显着调整,在处理与世界主要大国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时也表现出一系列新特征。莫迪政府变革性的外交举措既显现为不同于往届政府的外交理念和模式,同时也体现在总理莫迪任期内所制定对外政策的非连续性上。印度对外政策的变化影响地区秩序与国际格局,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本文以建构主义范式下的“身份”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对莫迪政府对外政策调整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并尝试作出规律性提炼与总结。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研究重点:说明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学界关于印度对外政策的研究作出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述评;基于已有的建构主义身份理论,对“身份—行为”分析路径进行创造性整合与阐释;提出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性;最后简要说明了论文的基本结构。正文第一章对国家身份和利益这两个核心概念作出明确界定,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建构主义范式下对国家政策的解释力。第二章回溯印度外交的文明基因、历史脉络与战略思维,综观当前国际体系结构和“他者”话语的建构作用,为深入探究印度对外政策进行了背景铺陈。第三章透过莫迪政府的认知特点,看行为主体如何理解和定位国家身份与利益。第四章从周边、区域、全球多个层面展示了莫迪政府的外交举措,并对印度对外政策的变化进行了规律性把握,即在本国对外政策决策机制下,莫迪政府如何基于身份认知确定国家利益,进而产生政策行为。第五章选取莫迪政府对外政策中的典型案例来验证国家对外交往时“身份—行为”路径下的决策驱动机制,即在“印太”框架内,印度如何基于身份认知和利益目标,理解中、美两个主要大国的政策与角色,进而有的放矢地制定对“他者”政策,实现具有明显转向表征的外交关系再造。结论部分系统回顾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并给出了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身份理论在分析国家对外政策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决策者对国家身份的认知从根本上左右着该国的对外行为。莫迪政府的政策调整正是基于认知的必然结果。对“身份—行为”逻辑的把握有助于“自我”对“他者”行为与角色作出充分研判,从而减少误读,合理决策,有效外交。

曾萧寒^[2]（2020）在《美日印澳“印太”合作的性质、动力与走势研究 ——基于准联盟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由于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陆续出台了本国的“印太战略”或“印太政策”,“印太”一词逐渐从单纯的地理空间概念发展为一种地缘政治概念,各国政界学界对印太的关注度也逐步上升。在众多有关印太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判断四国印太合作的性质并分析其战略走势。即判断它究竟是一种正常的多边伙伴关系,还是一个具有准联盟性质的四边合作,亦或是一个类似于北约的多边同盟体系?四国印太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怎样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引入了国家间合作的三个不同层次,通过对比联盟、准联盟、伙伴关系三种国家间合作来判定现阶段四国印太合作的性质。并得出结论:首先,四国印太合作存在着联盟困境,所以不可能形成联盟;其次,四国印太合作重点关注安全且具有针对性,所以也超越了普通的伙伴关系;最后,四国印太合作部分满足了准联盟的判定条件,次级安全合作协定已经在双边层面得以签署,多边层面的安全合作也迅速发展,所以四国安全合作目前的性质应该属于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准联盟。即四国印太合作处于准联盟的萌芽状态。基于上述判定,本文联系准联盟理论的已有研究成果,讨论了萌芽准联盟状态的四国印太合作的动力、阻力和前景,并探究了它对印太相关国家及印太地区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四国印太合作在国家和国际体系层面上满足了准联盟的形成发展的条件,同时准联盟自身具备的优势迎合了四国政治需求使得四国有强烈意愿推动准联盟的建设,所以四国印太合作在未来将有很大可能升格为正式的准联盟。同时,由于相关国家对四国印太构想的逐步接受,这些国家有可能加入到美日印澳合作体系中,促成四国印太准联盟的扩员。在判定了四国印太合作的性质、动力、阻力和影响,并预测“美日印澳印太准联盟”的出现后,本文给出了中国如何应对的三条政策建议。希望一家之言能够帮助到我国下一阶段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实践。

程媛媛^[3]（2020）在《印度外交话语演变视角下的对非高等教育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外交功能日益彰显。受历史、地缘因素影响,印度与非洲关系源远流长。印度独立以来,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多重利益作用下,印非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印度对非高等教育合作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和拓展。本研究以印度对非高等教育合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因素分析法,从外交话语的视角研究印度对非高等教育合作在软实力、硬实力和精明实力三个外交话语时期的政策和主要实践举措,总结印度对非高等教育合作的特点、成效和不足等。独立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信奉软实力外交话语。外交中实行不结盟外交政策,积极争取非洲政治力量。这一阶段,对非高等教育援助以寻求政治认同和政治利益为目的,以设立印度文化奖学金项目为起点,以签订教育和文化交流协议为主要形式逐渐开展起来。在此过程中,对非奖学金项目、高等教育人员和机构交流和建立非洲研究院等高等教育援助举措也陆续出现。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印度信奉硬实力外交话语,对非外交开始从政治利益转向了经济利益,对非高等教育援助也更加强调经济和技术合作相融合。此阶段,对非奖学金项目缓慢发展,印度技术与经济合作项目兴起,印度与非洲国家开始设立联合大学,至80年代,印度对非高等教育援助拓展到了远程教育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逐渐信奉精明实力外交话语,印非之间逐渐建立起新型伙伴关系,对非高等教育合作日益受到重视。传统高等教育项目的规模不断扩大,信息和通讯技术、农业、医学等优势学科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加强,出现了以泛非电子网络计划和高等教育能力建设机构为代表的创新举措。另外,许多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也逐渐形成印度在非的品牌,如加纳-印度科菲·安南信息和通信技术卓越中心就是印非合作的典范。印度对非高等教育合作呈现出愈加鲜明的特点。对非高等教育合作既日益凸显其服务于印非外交的功能,也开始发挥高等教育外交的功能。布局上,印度注重多层面建立对非高等教育合作网络并突出能力建设。内容上,印度更加重视优势学科领域的合作,在合作中引导非洲高等教育的“印度化”。对非高等教育合作在时间的累积下也产生了很大成效。对非奖学金项目的影响日益深远,科研合作成果也更加显着,在非高等教育能力建设机构的经济、社会效益日益明显,远程教育项目取得重大成就,多层面的高等教育部门、人员往来日益频繁等。但是也出现了合作规模小、项目兑现能力不强的问题。印度对非高等教育合作对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对非交往中,应更加重视高等教育合作;也要加强非洲研究,培养更多懂非洲国情和语言的人才;根据非洲需要,加强非洲医学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人才培养;加强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的高等教育合作;利用中国大学海外分校助力中国大学在非洲的输出。

李富林^[4]（2019）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关系研究（1966—2003）》文中认为印尼和马来西亚有着密切的族群关系,又是东盟重要的成员国。然而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史上看,冲突与合作并存,两国关系十分复杂。本文主要以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外交政策和重大外交事件为主线,研究1966—2003两国关系所呈现的具体状态,总结得出两国关系发展表现为四个时期:1966—1969年为两国关系缓慢恢复期;1970—1980年为两国关系友好发展期;1981—1991年为两国关系矛盾与合作共存期;1991—2003年为两国关系冲突与合作共存期,并尝试分析两国关系变化的原因。1949年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宣告独立,1957马来亚独立,由于两国有着密切的族群关系,并且在反抗外国侵略中,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地区的人民相互支持,因此在两国独立之后,1957—1963期间,印尼与马来亚关系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印尼领导人苏加诺把马来西亚联邦视为新殖民主义的产物,不承认马来西亚联邦,并且提出“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发动对马来西亚的对抗。马来西亚方面也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应,两国随之进入激烈的对抗时期。1966年苏哈托登上印尼总统宝座,宣布结束与马来西亚的对抗。1967年《曼谷宣言》的签订,印尼和马来西亚关系在东盟的框架内逐渐从对抗的阴影中走出。1969年两国签订《大陆架协定》,缓和了长期以来的边界争端。这一时期,虽然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相互不信任的情况仍然存在,因此1966—1969为两国关系恢复时期。1970年9月,拉扎克就任马来西亚总理,在重大的外交政策上与印尼保持密切磋商,遵从印尼的首要地位。拉扎克下台之后,奥恩继任马来西亚总理,他继续执行对印尼友好的政策,奠定了两国关系快速发展的基础。1970年,印尼和马来西亚签订《马六甲海峡安全协定》,1980年两国联合发表关丹原则,密切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因而1969—1980年两国关系进入友好发展时期。1981年7月,马哈蒂尔就任马来西亚总理之后,马来西亚对印尼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明显改变,不再以“小兄弟”的风格与印尼交往,之前在外交上与印尼共同协商的政策被抛弃了。另外,马哈蒂尔和苏哈托都积极充当东南亚地区领导人,外交风格由低调转为积极,马来西亚和印尼成为了竞争对手,双方在外交上逐渐生出了诸多矛盾和分歧,但是在冷战大背景下,印尼和马来西亚经常妥协彼此之间的矛盾来对抗“共产主义南下”。因此这一时期两国之间的矛盾是较为缓和的,更多的矛盾是口头上的,两国之间依然有着一些政治、军事方面的合作。1981—1991年,两国关系进入一个矛盾与合作共存时期。进入9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东南亚地区紧张的局势得到了实质性的缓解。并且,随着东盟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印尼和马来西亚不必再用“委屈求全”的合作方式来防范和对抗中国。从两国的外交表现看,这一时期,两国均显示出强势和自信的特征。因此,两国之间一些由来已久的矛盾在这一时期爆发。并且比上一时期更为激烈。虽然冷战结束之后,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较为明显,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两国仍然在一些领域开展合作,如南“增长三角”合作计划,“北三角”合作计划,两国合作打击海盗等。因此,1991—2003年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冲突与合作共存时期。

龚贤周^[5]（2019）在《印度对非文化外交研究》文中认为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就一直关注其在非洲的话语权建设,积极开展对非文化外交。尼赫鲁时代,印度政府利用“圣雄”甘地在非洲的影响力,以万隆会议为契机,着力宣传“非暴力”、“不结盟”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塑造“第三世界领袖”的政治大国形象;尼赫鲁去世以后,印度政府改变其理想主义的对非外交战略,以非洲各国的现实需求为导向,结合印度对非的战略诉求,突出科技和教育手段在文化外交中的关键作用,塑造在非洲科技强国的形象;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巨变,印度对非文化外交经历近十年的缓慢发展期后,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对非文化外交突出比较优势,全方位塑造世界大国形象。在长期的探索实践过程中,印度形成了一套具有印度特色的对非文化外交体系。在文化外交机战略设计方面突出全面性与重点论相结合,在战略实施方面突出印度文化在非洲大陆的渗透式发展,在战略目标上以大国形象塑造为主要目标,突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的形象塑造。随着印度对非外交的深入发展,未来,印度对非文化外交将进入一个“持续深入期”,不仅对非文化外交的范围有所扩展,而且在对非文化外交的深度方面也将加强;为提升印度对非文化外交的内部驱动力,印度对非文化外交将在主体的活力性和客体的丰富性上下功夫,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在未来印度对非文化外交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但印度政府对非文化外交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是来自国内的,印度国内社会问题突出将严重阻碍对非文化外交的开展,另外一方面是来自国际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未来印度在非洲开展文化外交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加强。

刘宗伟^[6]（2020）在《美国对印度政策 ——以粮食援助为中心（1953-196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两极格局中。美苏双方在对抗过程中,为了遏制对方势力的扩张,都向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企图称霸世界。其中,印度——这一南亚大陆上最大的国家,虽然从独立起就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在美苏争夺的战略布局中仍有较高的地位。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印度的政策,尤其是粮食援助,就是为了在与苏联的冷战争夺中拉拢印度的“人心”服务的。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印度的粮食援助主要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480公法》和肯尼迪政府时期实际实施的“粮食换和平计划”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其中,“粮食换和平计划”是对《480公法》的继承和发展,它不再像《480公法》那样强调粮食援助的主要目的是处理本国的农业过剩产能（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只是为了这一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在冷战中争取印度）。而是直接表明要把美国的剩余农产品作为一种外交武器,将这些粮食“炸弹”变为粮食“子弹”,通过援助别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来为美国获得冷战的战略利益服务,其中印度就是重要的受援国之一。本文利用美国解密档案、政府出版物以及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试图从美苏冷战争夺的视角出发,窥探五六十年代美国以粮食援助为中心的对印政策,揭示粮食援助对美印关系以及整个冷战进程的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材料认为:第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印度的政策,尤其是粮食援助,是在美苏冷战的国际环境下与苏联争夺印度的综合考量。第二,印度利用其不结盟政策在美印之间斡旋谋利,对这一时期美苏在南亚的争夺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三,美国对印度粮食援助这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促进了印度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在大规模粮食援助下,美印由援助前的关系紧张逐渐走向亲近。第四,由于美国和苏联在印度甚至整个南亚的冷战之争,这一时期不仅是美印之间,而且美国、苏联、印度、巴基斯坦乃至整个冷战格局都错综复杂。

陈瑶^[7]（2019）在《冷战时期卡斯特罗不结盟思想及实践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探讨卡斯特罗的不结盟思想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参考文献四部分组成,其中正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卡斯特罗不结盟思想形成的背景,包括童年的成长环境和革命经历,来自美苏两霸的压力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等,从而梳理出卡斯特罗不结盟思想的形成与卡斯特罗的人生经历和当时古巴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紧密相关。第二部分整理和归纳了卡斯特罗参与不结盟运动的实践活动,并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1961-1973年,卡斯特罗不结盟思想形成时期;1973-1979年,卡斯特罗不结盟思想发展时期;1979-1991年,卡斯特罗不结盟思想成熟时期。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和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卡斯特罗不结盟思想逐渐发展和完善。第三部分主要阐述卡斯特罗不结盟思想的内容和特点,包括反对“两个帝国主义”理论、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认为“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发展”三大主要内容以及激进的反帝国主义色彩和偏向于苏联两大特点。第四部分则对卡斯特罗不结盟思想和实践活动进行评析,得出卡斯特罗不结盟思想的实质,即维护古巴的国家安全和提升古巴的国际形象,并探讨了卡斯特罗不结盟政策对古巴国家安全和不结盟运动发展的影响。

吴波^[8]（2018）在《尼赫鲁亚洲外交转变》文中研究说明印度曾是英国在亚洲最为重要的殖民地,英印殖民政府时期的印度对亚非国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二战后印度通过艰难的斗争获得了民族独立,极大的鼓舞了亚非拉地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独立后的印度也积极投身到全球及地区事务中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本文除注释外,正文部分简称尼赫鲁）是印度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同时也是印度教婆罗门种姓;从英国留学归国后投身印度独立运动,其后担任印度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设计了独立后印度的外交战略,他对印度政府的亚洲外交战略思想影响深远。自印度独立到尼赫鲁逝世为止,尼赫鲁一手掌控印度对外政策长达17年,从来没有哪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像尼赫鲁在印度那样一手主宰印度对外政策。尼赫鲁的外交思想在印度政府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国大党保守派领袖、内政部长巴特尔逝世后,国大党“双头政治”结束,印度国内及国大党内部再没有人对尼赫鲁外交政策形成掣肘。在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看来,尼赫鲁是对外政策的建构者和决策执行人。尼赫鲁根据当时印度国内局势、冷战的国际环境以及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提出了不结盟思想,从而使印度获得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同时也获得了冷战东西双方的援助和第三世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持。同时尼赫鲁又在世界舞台上塑造了印度追求和平的形象,在亚洲区域内调停朝鲜战争、与中国周恩来总理共同倡导五项基本原则、发起了多次亚洲国家会议等等。尼赫鲁也因此享誉世界。但是,尼赫鲁也曾试图在亚洲区域继承英印殖民政府的殖民特权、置中国国家主权于不顾干涉中国西藏地方内政、忽视中国政府的和平诉求挑起印边界冲突等等。在中印边界战争后,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在国内外收到广泛的质疑,尼赫鲁本人也对其对华政策进行了调整和收缩。继尼赫鲁之后,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外孙拉吉夫·甘地先后就任印度总理,这也使尼赫鲁的亚洲外交战略对后续的印度历届政府存在着持续的影响。总体而言,尼赫鲁的外交是从印度本国的视角来考虑问题的。因为其外交理念中现实主义占有很大影响。在尼赫鲁倡导的不结盟和追求和平等理想主义中包含着印度民族利益至上、获得大国身份和实力的信念,这一点在尼赫鲁对亚洲邻国的外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尼赫鲁的外交思想不仅受国际形势和印度国内的基本情况的影响,同时也是印度教传统文化和尼赫鲁的个人经历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张静^[9]（2017）在《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4年5月26日,莫迪宣誓就任印度联邦政府总理。在任内三年多的时间里,莫迪在外交方面投入了巨大热情,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印度的外交理念与传统,莫迪政府基本采取了被印度战略界喻为“同心圆”的外交战略思想,将印度外交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同心圆:第一层是印度的直接邻国即南亚地区国家,第二层是“扩展的邻居”,即印度直接邻国的外围国家,主要指穿越亚洲与印度洋的国家,第三层是指全球舞台,主要关注对大国与国际组织的外交。其中,本文将第一层与第二层的同心圆定义为印度的大周边外交,也是莫迪上任后积极扩展印度影响力的地域。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大周边外交政策符合印度崛起的逻辑。印度目前虽尚未成为全球性大国,但已成为最重要的地区大国,这也是新兴大国固有的发展道路。因此,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可视为印度实现“大国雄心”所必然采取的手段与途径。印度大周边外交具体政策虽然可能因国际环境和周边事态变化而发生相应调整,但外交思想和理念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探寻大周边外交政策的根源,需追溯印度特定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对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理念按其产生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古代印度的遗产,其中广为流传并常被引用的是考底利耶的“曼荼罗体系”思想;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包括印度沿用至今的印度中心论与寇松的“斜坡理论”和“缓冲国理论”;三是印度独立后的周边外交理念,其中“潘尼迦海洋战略思想”主要关注于印度洋,而南亚版“门罗主义”和“古杰拉尔主义”的关注重点则在南亚。这些理念对于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是印度外交思想的源头。除了印度的周边外交思想传统之外,具体到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其现实推动因素是不得不考量的重点之一。莫迪政府扩展大周边外交的现实推动因素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莫迪政府对印度终须实现大国雄心的战略定位以及莫迪个人层面希望将印度崛起打上个人印记的愿望。二是安全上的双重考量,即对于陆、海双向大周边的地缘政治考量这一传统安全领域,和主要关注恐怖主义、海盗威胁、全球气候问题、能源安全等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三是推动莫迪经济学的外向延伸,这方面的考量与印度经济结构及特点、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密切相关。四是大周边的软实力拓展,体现了软实力在印度整体外交中地位的提升,得益于印度软实力在大周边拥有的良好基础。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实践层面可分为五个方向:一是致力于追求地区霸权的南亚地区政策;二是重点在经济的“东向行动政策”;三是考虑到能源与印侨问题的“西联”政策;四是关注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中亚”政策;五是拓展印度在更广阔空间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南向政策。印度大周边外交的每一个方向都存在其独特的实施背景、核心利益关切、路径选择和具体效用评估,但不同方向在印度整体周边外交中的地位有所不同。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与效果,也有消极方面的风险与挑战。政策积极的一面为:实现了国大党到印度人民党外交上的有机衔接、增加了印度的地区影响力、提升了印度的大国地位、优化了印度未来大国外交环境。而消极方面则体现为三个层面,即国际层面易受大国战略影响、地区层面的潜在风险与国家层面面临的挑战。无疑,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未来发展将继续坚持“莫迪风格”与既定大周边外交政策方略,大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有机衔接将成为常态,并将根据国际和区域事态的发展不断优化。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政策对中印关系会造成一系列影响。在大周边视野下,印度对中国存在三重定位:地缘上的防范对象、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和亚洲优势强权的竞争者。对此,印度在大周边范围内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是在双边问题上立场强硬,二是明确反对中国插足南亚地区,三是适度介入印太地区安全安排,四是在周边地区枢纽国家增加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五是与日本强化合作以应对“一带一路”。鉴于印度在大周边视野下对中国的定位,中国对中印关系更应采取全局性视角,立足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个伙伴”,即国家层面“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区域层面“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体系层面“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采用符合现实并致力于中印关系长远发展的政策举措。

李莉^[10]（2017）在《印度偏离不结盟及其动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印度长期尊奉"不结盟"为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印度是不结盟国家。然而,近年印度与不结盟运动明显拉开距离,与美国的战略与安全合作则明显升级。印度是否已放弃不结盟政策?印度还是不是不结盟国家?这是当前印度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争论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印度外交和大国关系的历史性梳理发现,印度外交从未囿于不结盟原则,而是根据国家利益需要灵活选择结盟或不结盟,即便是在印度高举不结盟大旗的冷战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印度与苏联仍结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印度不结盟政策的调整存在两个突出的规律性现象:一是,这种政策调整都与超级大国和印度的主要对手——中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二是,当印度偏离或背离不结盟政策时,新德里都恰好有政治强人在执政。当前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而印度的影响和作用因其崛起步伐加快也正在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准确把握印度不结盟政策的本质与走向,无论对预测印度未来的对华政策方向,还是对预测国际体系的演变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析冷战时代印度的不结盟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析冷战时代印度的不结盟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美日印澳“印太”合作的性质、动力与走势研究 ——基于准联盟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3）印度外交话语演变视角下的对非高等教育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关系研究（1966—2003）（论文提纲范文）

（5）印度对非文化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美国对印度政策 ——以粮食援助为中心（1953-1963）（论文提纲范文）

（7）冷战时期卡斯特罗不结盟思想及实践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尼赫鲁亚洲外交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9）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析冷战时代印度的不结盟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D]. 周玉萍. 外交学院, 2021(11)
• [2]美日印澳“印太”合作的性质、动力与走势研究 ——基于准联盟理论[D]. 曾萧寒. 山东大学, 2020(06)
• [3]印度外交话语演变视角下的对非高等教育合作研究[D]. 程媛媛.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4]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关系研究（1966—2003）[D]. 李富林.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印度对非文化外交研究[D]. 龚贤周. 云南大学, 2019(03)
• [6]美国对印度政策 ——以粮食援助为中心（1953-1963）[D]. 刘宗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冷战时期卡斯特罗不结盟思想及实践活动研究[D]. 陈瑶. 湖北大学, 2019(05)
• [8]尼赫鲁亚洲外交转变[D]. 吴波. 赣南师范大学, 2018(01)
• [9]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D]. 张静.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10]印度偏离不结盟及其动因分析[J]. 李莉. 国际政治科学,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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