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中山与民初政党政治（论文文献综述）
董鹏林[1]（2021）在《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文中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唯一由界别组成的政治组织,其性质定位和功能优势都需要依托界别才能得以良好实现。界别是组成人民政协的基本单位,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在中国制度体系中独树一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制度意义。随着新时代国家治理复杂性的日益增长,基于界别组成的人民政协具有应对国家治理复杂性日益增长问题的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断赋予人民政协新定位新使命,开始深度挖掘人民政协界别制度所蕴含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步骤,提出了界别优化的问题,足见人民政协界别问题的重要性。既然人民政协界别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为什么其仍面临社会影响力偏弱,社会认同感不足等问题呢?其原因是复杂的。由此,从其生成演进的历史进程、理论渊源和实践经验、面临的问题与不足等方面来全方位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界别相关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界别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学术界在中共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撑的基础上,采用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对界别问题进行了丰富的深具启发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为实现界别进一步优化,推进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深化界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思路和理论资源。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人民政协界别问题仍存在认识不清、论述不透,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本文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质性研究方法、制度比较方法等方法,对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历史演进、面临的不足与优化对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强调系统全面的同时也注重针对性,以此来加深社会对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价值和制度优势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论文在结构安排上主要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与价值、国内外关于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等内容,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首先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相关概念,如职业代表制、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人民政协以及界与界别等几个概念,为认识界别问题提供良好的理论视角;其次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产生的政治上的包容性、设置上的平等性、组织上的精英性与运行上的协商性等几方面特征。之后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结构与功能,人民政协界别的差序结构有助于政治吸纳、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协调等方面的功能。这就对人民政协界别有了一个直观和整体的认识与印象。第三章人民政协界别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如统一战线思想、政党理论、人民政协思想与人民民主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如和同思想、中庸思想、仁政思想和天下为公思想等。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的演进历程。基于人民政协界别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的学术判断,将在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合群”思想作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开始萌发的起点。由此可分为,人民政协界别的生成阶段（1840-1948）,确立与曲折发展阶段（1948-1978）,巩固与发展阶段（1978-2012）,快速发展阶段（2012至今）等四个阶段,这表明了界别制度的内生性。其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与酝酿而厚积薄发的演进过程,是中国人民的重大制度创造,不仅在中国具有重要制度意义,同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第五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逻辑、特征与经验。本章是由第四章衍生出来的,是对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深入分析,主要分析了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也就是推动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动力;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趋势与主要经验。以此为认识界别面临的问题,提出优化路径奠定基础。第六章新时代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不足与优化路径。主要论述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问题,包括社会影响力不足、界别设置重叠交叉、界别委员身份认同感不强、界别履职实效性不足等问题。为此,提出优化界别的主要原则,要处理好一元与多元、吸纳性与代表性、扩大政治参与和实现政治稳定三个方面的张力,将这些张力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保证界别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提出界别优化的具体策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扩大政协界别的社会影响力,调整与优化政协界别设置,改善界别委员结构与履职效果,建立健全界别履职常态化机制平台等几个方面优化策略。本文的创新观点有:一是提出人民政协界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制度成果,是对各类民主制度实践经验的集大成的结果。二是人民政协界别呈现出差序结构,具有政治社会化、政治吸纳与政治协调的功能。三是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是在统战逻辑、资政逻辑和社会逻辑等三重逻辑的互动共构之下实现的。总之,本文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工具来系统研究人民政协界别,丰富了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成果,为推进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了理论参考。
张岳[2]（2021）在《从“共和制”到“一党制”：民国前期政治制度嬗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前期（1912-1931）,中国政治制度经历了从共和制到一党制的嬗变过程。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党人在清末十余年的革命奋斗中,终于推翻了满清政权,同时也推翻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权——中华民国。民国共和制度的初建,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在很短的时间里,政治领域便诞生了诸多的政党政团,一时间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这些政党为了在新生的政权中分得一席之地,便采取分化或重组等多种方式,进行竞争。政党林立与多党竞争,成为民初政治领域的主要特征。然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凭借手中的权力,采取纵横捭阖之策,利用分化瓦解甚至暗杀之术,对民初政党进行打压,最终取得民国最高统治权力。在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权力操控中,只有共和之招牌,而无共和之实际,民国共和政治逐渐走向衰落。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他不能坐视民主共和制度之衰亡。他不断努力以维护共和。首先,他与北洋军阀势力相抗争,发动二次革命,两度护法,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其次,他数次改组政党,从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以增强政党之力量。最后,他在逝世之前,转移了政治方向,实行联俄联共之政策。他“以俄为师”,要用政党之力量来改造国家。他学习俄国政党经验,改组中国国民党,大大增强了中国国民党的力量,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的后继者胡汉民、蒋介石等都接过孙中山“建国三程序”的旗号,开始提出“训政”。从《训政纲领》到《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完成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的法律程序,开始了国民党“训政”时代。“训政”的本质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共和制从此消亡。民国前期政治制度从共和制到一党制的嬗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中国社会缺乏共和制的社会基础。当时普通民众与政治脱节;民初政党虽多,但普遍缺乏远大政治理想。其二,军阀当政,军人扼杀民主政治。其三,孙中山政治思想之转变。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致力于民主共和政治,并没有强调政党之力量,以至于孙中山的奋斗是“孤独的奋斗”。他实行联俄联共以后,学习苏俄经验,强化以党治国。在“建国三程序”中,他强调的“训政”,重点在于训练人民的参政能力,而不是胡汉民、蒋介石们所说的“一党专政”。所以,孙中山的“训政”本质与胡汉民、蒋介石的“训政”是有差别的。
王美[3]（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王格非[4]（2020）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民初政党类型和政制建设的方向选择》文中研究指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政治口号的提出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对于政党类型的选择和未来政制建设的思考。武昌起义后,新的国家政权中应当采用何种政党类型,开展怎样的政制建设成为了当时各方政治势力争论的焦点。本文力图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为切入点,透视这一口号背后所反映出的民初中国政党类型和政制建设的方向转变。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军起党消”的口号事实上推动了政党类型由革命型政党向议会型政党的转型,为民初时期竞争性政党体制和民主政制的建设开辟了道路。而随着民主转型的尝试归于破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将革命未能成功的责任归咎于“军起党消”的消极影响而对其加以批判,并重新组建革命型政党,复归革命道路。这反映了民初政党和政制建设的方向选择逐渐由竞争性政党体制与民主政制建设向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与党国体制建设进行转变,而这一转变体现了革命型政党在民初时期的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认为,在民初时期,议会型政党无力承担国家政治建设的重任。国家只能采取革命型政党的形式,选择以革命党为核心与中坚,开展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设计和非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政治建设,对于后来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的逻辑线索是:首先探讨了“军起党消”的政治观念,着重分析其生成的思想背景。清末民初时期,各政治团体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产生了“革命党”和“政党”两种政党类型选择的争论。为了解决政党类型选择上的问题,章太炎提出了“军起党消”的口号,改组革命型政党为议会型政党参与国家政治建设。其次,从“军起党消”口号的政治逻辑和行动逻辑两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在政治上,要求尽快由政治革命向政治建设过渡,实行包容多元、各党竞逐政权的竞争性政党体制,发展政党政治;在行动上,通过组织层面的议会型政党的组建和制度层面的宪法性文件、议会制度以及选举制度的制定来进行政党政治和民主政制建设的具体实践,但最终归于失败。再次,论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于“军起党消”的批判,分析其批判的理由、方式与影响:“军起党消”造成了革命党的人员分化和力量削弱,所以要进行批判;主要从思想理论与政治实践两种方式展开批判;对于“军起党消”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议会型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否定,并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社会对于革命道路和话语体系的认可与支持。最后,本文总结了“军起党消”及其批判的政治后果。“军起党消”口号的提出推动了革命党改组为议会党的进程,反映了当时中国对于政治稳定和政治建设的憧憬和期待。但在民主政制建设的实践破灭之后,人们开始反思议会型政党是否能够带领中国走出危局,政党政治和民主政制是否能够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对于“军起党消”的批判则反映出中国最终选择了革命道路,并认识到了革命党的组织建设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性。革命党不仅不能消去,还要“作为整体意义上的政党”,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来执掌政权,建立现代国家和政治制度。最终在革命党的影响和塑造下,中国走上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的政制建设道路,党治体制逐渐确立。
高翔宇[5]（2020）在《黄兴进京与民元政治格局的演进》文中研究表明1912年9月11日至10月5日,黄兴进京晤袁成为民国初年政治史的焦点事件。袁世凯邀请黄兴北上的动机在于营造南北和解的征象,并调和革命党人与北洋政府当局的关系。随着政局的转变,黄兴从起初犹疑转而决计北上,期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在进京的25天里,黄兴为化解各派干戈而奔走,促成赵秉钧内阁建立,邀请国务员加入国民党,并同袁世凯在形式上达成了"八大政纲"。黄、袁会晤使得共和元年一度在表面上呈现出各方协商合作的氛围,且有利于国民党党势扩张。但各方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得矛盾与暗斗的伏笔不断显露与升级,民初民主政治终致流产。
肖建东[6]（2018）在《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历经了从预备仿行立宪、君主立宪到共和宪政的全面展开等重要历史阶段,这个过程波澜曲折,最终归于失败,留下了及其深刻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从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的角度对汤化龙一生的宪政思想与宪政实践进行系统考察,总结其丰富的宪政经验,尤其是借鉴他失败的深刻教训,为当代中国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服务,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深远。在汤化龙早年时期,正值清末新政和预备仿行立宪时期,家庭、旧学、仕途与国家危难、维新思潮的综合作用促使他留学日本,深受日本君主立宪的影响,撰写了《议会论》,系统阐述了君主立宪思想,成为坚定的君主立宪派骨干。汤化龙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回国,他利用担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在湖北乃至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君主立宪运动,并在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中冲锋陷阵,非常激进,却在绝望中收场。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绝望的汤化龙恰逢武昌首义爆发,毅然转向共和革命,积极参与组织武昌首义和推动辛亥革命向全国发展,在制定军政府条例与共同制定《鄂州约法》中成就斐然,为民国初年的共和宪政做了非常重要的铺垫。在民国初年,汤化龙全力投身于全新的共和宪政事业,醉心于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先后担任共和建设讨论会会长与民主党、进步党、研究系的党魁,同时还先后担任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副议长和民初第一届国会两次常会的众议院议长,全面创建了“国家重心力”理论与“调和论”宪政思想,在创建共和宪政与运行共和宪政方面努力奋斗。在保卫共和宪政方面,汤化龙始终冲在前面,他领导进步党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还率领研究系骨干帮助段祺瑞粉碎了张勋复辟,两次参与再造共和宪政。依据“国家重心力”理论,他把创建共和宪政的希望先后寄托在袁世凯和段棋瑞身上,但袁世凯不走共和宪政正轨,段祺瑞政府却抛弃了汤化龙,而他的“调和论”理论与实践也遭到了南北各方势力的反对,最终陷于“四面楚歌”的地步,最后被国民党人暗杀。本文的结论:在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中,汤化龙适应各时期宪政的需要,先后依据君主立宪思想、“国家重心力”与“调和论”的共和宪政思想,积极促进各时期的宪政建设,是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的激进派与骨干力量,其积极进取的精神与积累的各种宪政经验都可为后人做借鉴。他始终热衷于西式宪政的形式,对中国的国情虽有一定的认识和关注,但这种关注严重不够,导致西式宪政因不合乎国情而不断流产,他本人也为社会多方面所不容而陷入“四面楚歌”境地,最终惨遭暗杀,教训极其深刻。
杨国强[7]（2018）在《民初政治的挫窒和中国人的反思——约法、议会、政党的因名而起与以实而败》文中研究指明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人已在远看泰西而留意于彼邦的代议制度,并在此后七十年的时间里以中国人的经验、中国人的推度、中国人的眼光阐说这种出自中国历史之外的东西,先见其上下之间的"无隔阂之情";次见其"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开国会之故";再见其以国会为"强大的监督机关"始能"安社稷、利国家",一路用中国人的问题为之作演绎,由赞赏而向慕,由向慕而效法。积此七十年阐说演绎,遂使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在"共和"的名义之下大变二千年,非常容易地实现了由君主制度到代议制度的转化。然而,这种移来的制度一旦进入中国,则仿照西法而派生的宪法（约法）、国会、政党、议员自始已被置于剧烈的政争之中,并在极短的时间里以其彼此厮斗造成天下的重重震荡,径直走到了七十年阐说和演绎的反面。对于身在其间的中国人来说,曾经久被附会的代议制度与中国问题之间的重重扞格和不相对称,便成了一种直观可见的事实。而后是被民初一代人移来的代议制度又成了民初一代人省思和反思的对象。与之对应而见的,则是在这种大幅度思想转向之中,曾为西潮淹没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在中国问题与代议制度相衬比而显示的矛盾之中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促成了曾经倾力倡说代议政治的人物一个一个由执信而怀疑,又由怀疑而脱身而去,于是而有后一段历史和一种路径的继之而起。
毛自鹏[8]（2017）在《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解放史。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不断追求自由、幸福和解放的过程。在这部解放史上,五四时期无疑是一个大写、特写“解放”二字的突出时期。五四时期求解放的渴望和思索可以说到了最深层次,也可以说最艰难、最焦灼、最痛苦;呼唤、发现“人”,也最直白、最突出、最强烈;而思考解放的出路又显得很模糊、很复杂、很彷徨。可以说“人的解放”这一宏大命题是五四时期最直接、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是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的环境下中国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它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且体现出更注重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体现出从个人的解放到工农大众整体解放的转折和趋势。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决定了五四人在寻求“人”的发现、“个性解放”的同时,面临更大、更紧迫的生存挑战和社会责任,即要尽快应对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反帝的民族革命双重任务。这与西方有些不同,反映了五四人寻求解放问题的急迫。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 30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中国五四时期,从思想启蒙到大革命却只有短短12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独特的现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样大的急剧性变化,是值得思考的。它经历的阶段、演变的逻辑、问题域的转换以及经验与启示都值得深入研究,可以有力地回击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五四观。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大抵经过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隐含有两条主线索:一条是否定线索,即否定北洋军阀的统治,否定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一条是肯定线索,即寻找平民（国民、联合阶级）这个历史主体,以“、平民主义”的思想路线建构“民治政治”、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的思路是:必须启蒙平民、国民或工农大众,联袂资产阶级,以民众的大联合,并组织政党推动国民革命,走民众起来革命、以民治政治替代武人政治、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的新路子,从而推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最终在社会主义中获得个人的解放。他们努力为之的,正是完成“否定—替代—建构”任务。本文第一章总体上描述上述两大主线索,分析了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出场、五四人的生活境遇和寻找解放的出路。欧洲一战的资本主义的落败现象与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对比,以及他们的对华态度,使时人看到了解放的希望和前景。社会主义成为五四人向往的社会,也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和时局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经历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这五个阶段,文章分别以这五个阶段为关键词,通过五个章节展开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人面对时局急速变化的应对之策。这就是通过寻找“新人”主体,启发政治觉悟,在社会改良尝试失败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开展与国民党合作,组织国民参与政治运动,进行国民革命,开展政治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文化转向政治,从个人解放融入到阶级、集体主义的解放中,是这个过程的一大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启蒙与救亡交织在一起,五四不是单一的文化启蒙或文化现象,它更多的是政治启蒙和革命运动,“人的解放”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文化现象的主线。因此研究五四需要跳出庞杂而迷眼的就文化谈文化现象,不为所谓的“五四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和奇特的“哈姆雷特”现象所迷惑。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要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明确的,是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五花八门,这也说明了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多岐性。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人的解放”悖论,一方面是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启示我们不能重复走资本主义的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五四人的艰难探索开启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梦想追求,五四时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历经艰辛的同时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有着美好的前景。今天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四个自信”继续前行,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五四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梦、世界梦。
潘涛[9]（2017）在《孙中山党治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近代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朝中央政府政治权威日益丧失,无法有效的整合国内各种有效的政治力量来抵御外敌和维持内政。中国丧失了领土主权的完整,巨额的赔款使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实现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主导性并被全国人民所普遍信守的政治权威,需要一个高度合法性的现代统一的中央政府,结束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社会必须要形成一个主导性的力量来解决权威危机。凭借着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功能,政党应运而生。政党是解决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权威危机的有效手段。政党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通常以“朋党”的形式存在,常指祸乱朝政、意图谋反的小集团。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严厉打击危害封建专制政权的“朋党”,政党的观念是知识分子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议会内生型政党,中国的政党是在近代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产生的,是以革命党的姿态出现的,革命党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与富强的领导力量。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一系列抵御外国列强的战争中腐败无能,致使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其采取的新政改革措施使得矛盾进一步的激化,国人对其合法性的认同下降,其丧失了应有的政治权威,不能有效的担负起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任务,人们渴望新的政治权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华民国的成立为中国的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政党的发展迎来了春天,两党制在中国初步运行,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以及民主文化传统的缺失、专制势力的强大,政党政治最终在中国失败了,并没有建立起新的政治权威。政治秩序的失范和无序与信仰的缺失带来了长期的政治动荡和不安,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各自为政,一盘散沙,使列强侵略中国有了可乘之机。为了重建中央的政治权威,统一中国,在革命中不断失败的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1924年最终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实行革命党一党执政、一党建国。实行主义治国、以党统政、以党统军、以党训民、还政于民,这标志着孙中山党治思想的正式形成。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建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体现了党治的特点,在实践中他的党治思想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政治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党治时代。孙中山党治思想的产生,既是中国革命现实的需要,又有苏俄政党实践的影响。孙中山党治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革命党与政党的观念区分,革命程序论的步骤、从两党制向一党制的过渡,再到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主要包括主义治国是党治思想的核心、以党统政、以党训民、以党统军是党治思想的具体体现、还政于民是他的党治思想的最终目的。本文力图在政治权威的分析框架下,对孙中山的党治思想进行梳理,孙中山的党治思想包含政党的核心领袖的权威、革命政党自身在中国的合法性、以及民众在政党中的作用三个方面。孙中山的党治思想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一党制的革命政党的建设巩固和完善,来推动国家建设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的背景决定了通过集权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一党制,来重建中央的政治权威实现现代化是正确的选择。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孙中山的党治思想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理论的设计是美好的,党治只是一种手段,最终根本的目的仍然是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还政于民。在国民党现实的运作中,广州国民政府确立的党治运行体制,尚且能够确立党的权威地位,党治使得国民党焕发出真正的生命力,同时扩大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取得了国民大革命的胜利,但是在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孙中山的党治理念异化,最终导致一党专政、党政不分的局面,党外无党,党权被军权压制。蒋介石以行使党治为名确立起自身的专制独裁统治,最终导致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权威的丧失、在大陆统治的失败。
刘宁[10]（2014）在《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孙中山是中国政党政治实践起点的人格化代表，在其政党思想的指导下，孙中山相继创立了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并在晚年改组中国国民党，进行了终其一生的政党活动。作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既有条件对路径限制的集中体现，孙中山政党思想直接塑造了中国国民党，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时至今日，孙中山政党思想中的一些核心理念仍对中国政党政治实践具有相当的针对性。“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目标，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离不开对孙中山政党思想的审视和把握。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西方政党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中国近代史及同时期国际格局为背景，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力图从规律性上去认识问题，对孙中山政党思想进行一番理论探索。论文由导言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导言部分首先简单介绍了孙中山的政党实践并分析了对他的政党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必要性，然后回顾了国内外对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的状况，接着对必要的政党基本理论进行了阐述，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知识建构和研究方法，说明了本文的不足和主要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分析孙中山政党思想的渊源。在中国，政党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优秀分子为克服清末整体性危机做出的组织应对，而以反政党为重要特征的中国本土政治未能给予孙中山以可直接继承的传统，前期模仿欧美，后期师法苏俄，国外政党思想和政党实践遂成为孙中山政党思想的主要来源。政党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在政党颜色各异的皮肤之下，不同的政治文化血脉存焉，举凡自由平等思想、进化理念、圣贤政治、民本主义等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不但成为孙中山政党思想的重要来源，更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审视孙中山政党思想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和坚实的理论支撑。第二章分析孙中山政党思想的演变及其政党观。不同的土壤开出的是不同的政党之花。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规定和制约着孙中山政党思想的基本取向和发展路径，是其政党思想得以形成的大背景。在此背景中，孙中山早期全面移植和模仿西方政党模式，中期经历了对西方政党模式的反思并对反政党理论和传统政治有所吸收，后期以俄为师以党治国。本章通过对孙中山政党思想演变过程的梳理，总结并阐述孙中山将立宪政治中的政党与革命程序中的政党加以区分的政党观念。第三章分析立宪政治中的政党。孙中山通过政党实践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是要建构一个新式的现代国家。这个新式国家的特征，一是在国体上变“君主”为“共和”、一是在政体上变“专制”为“立宪”。孙中山如何看待作为国体的“共和”和作为政体的“立宪”，决定着他要建立的国家以及置身其中的政党的面貌。同时，特定宪政架构与它所规定的政党之间的互动，产生的是特定的政党体制、政党作用和政党规范。本章的任务是揭示在立宪政治中政党在处理自身与内外重大关系时所应秉持的基本原则。第四章分析革命程序中的政党。以政党为工具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是孙中山毕生的政治目标，而以“军政、训政、宪政”为内容的革命程序则是实现目标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孙中山革命程序决定下的政党，在各个方面迥异于宪政结构下的政党。作为革命程序中的民众，人民有权；作为革命程序中的国家，政府作为万能政府而有能；革命程序中民众有权却无能，需要政党时时扶持、处处训导；革命程序中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则是以党建国、党在国上、以党治国。革命程序中的政党内部建设，则包括了孙中山所创立的政党在前后纲领的调整变化、政党的组织化和复杂化、内部治理模式以及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本章是论文的重点所在，探讨孙中山革命程序中政党与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第五章分析孙中山政党思想的影响和镜鉴。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中国政党实践的开创者，孙中山对后世政党政治发生着无远弗届的重大影响。孙中山政党思想直接塑造了中国国民党，直接作用于中国共产党，影响所及，直到孙中山逝世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本章通过这些具体分析，提出了在当今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进程中可以从孙中山政党思想里得到的镜鉴。
二、孙中山与民初政党政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孙中山与民初政党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1）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价值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价值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 |
| 2.1 人民政协界别的相关概念 |
| 2.1.1 职业代表制 |
| 2.1.2 统一战线 |
| 2.1.3 人民政协 |
| 2.1.4 协商民主 |
| 2.1.5 界与界别 |
| 2.2 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特征 |
| 2.2.1 政治上的包容性 |
| 2.2.2 设置上的平等性 |
| 2.2.3 组织上的精英性 |
| 2.2.4 运行上的协商性 |
| 2.3 人民政协界别的结构与功能 |
| 2.3.1 人民政协界别的差序结构 |
| 2.3.2 人民政协界别的主要功能 |
| 第3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理论基础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 |
| 3.1.1 统一战线理论 |
| 3.1.2 政党理论 |
| 3.1.3 民主政治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 |
| 3.2.1 统一战线思想 |
| 3.2.2 人民政协思想 |
| 3.2.3 人民民主思想 |
| 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3.1 和同思想 |
| 3.3.2 中庸思想 |
| 3.3.3 仁政思想 |
| 3.3.4 天下为公思想 |
| 第4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演进历程 |
| 4.1 人民政协界别的生成阶段(1840-1948) |
| 4.1.1 合群救国思想的兴起与各界联合的实践(1840-1910) |
| 4.1.2 政党中心主义的确立与职业代表制思想的传播(1911-1926) |
| 4.1.3 国共政争与职业代表制的制度实践(1927-1948) |
| 4.2 人民政协界别的确立与曲折发展阶段(1948-1978) |
| 4.2.1 “五一口号”的发布与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1948-1949) |
| 4.2.2 代行人大职权期间政协界别的设置与运行(1949-1954) |
| 4.2.3 人大召开后政协界别的曲折发展(1955-1966) |
| 4.3 人民政协界别巩固与发展阶段(1978至2012) |
| 4.3.1 “阶级”话语的空间压缩和重塑 |
| 4.3.2 改革开放新时期各界别整合与发展 |
| 4.3.3 “界别”概念的提出与界别设置的不断调整 |
| 4.4 人民政协界别快速发展阶段(2012 至今) |
| 4.4.1 新时代大统战格局的提出及对界别发展的意义 |
| 4.4.2 专门协商机构的新定位与各界别的发展 |
| 4.4.3 政协界别优化问题提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日程 |
| 第5章 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逻辑、特征与经验 |
| 5.1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三重逻辑 |
| 5.1.1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统战逻辑 |
| 5.1.2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资政逻辑 |
| 5.1.3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社会逻辑 |
| 5.2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主要特征 |
| 5.2.1 宏观层面:政协界别基本结构的日趋完善 |
| 5.2.2 微观层面:政协界别调整策略的综合运用 |
| 5.3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基本经验 |
| 5.3.1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
| 5.3.2 坚持同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相适应 |
| 5.3.3 坚持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
| 第6章 新时代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
| 6.1 当前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1.1 政协界别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不足 |
| 6.1.2 政协界别设置重叠交叉与涵盖面不足 |
| 6.1.3 政协界别委员的身份认同感不强 |
| 6.1.4 政协界别常态化履职机制不健全 |
| 6.2 人民政协界别优化的基本原则 |
| 6.2.1 处理好一元领导与多元合作间的张力 |
| 6.2.2 处理好政治吸纳与利益代表间的张力 |
| 6.2.3 处理好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间的张力 |
| 6.3 人民政协界别优化的主要路径 |
| 6.3.1 扩大政协界别的社会影响力 |
| 6.3.2 优化政协界别设置与界别委员结构 |
| 6.3.3 增强界别委员的身份认同感 |
| 6.3.4 建立健全界别常态化履职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从“共和制”到“一党制”：民国前期政治制度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共和制的确立与实践 |
| 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与共和制的确立 |
| (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及其政权结构 |
| (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共和制的确立 |
| 二、共和制的实践与名存实亡 |
| (一)政党政治与多党竞选 |
| (二)政党政治失败与袁世凯独裁 |
| (三)军阀操纵政权与共和制式微 |
| 第二章 从“共和制”向“一党制”之嬗变 |
| 一、孙中山政治理念之转变 |
| (一)维护共和制失败之教训 |
| (二)政治心理移位与联俄联共之选择 |
| 二、孙中山强化政党之努力 |
| (一)迭次改组政党之失败 |
| (二)效法苏俄重塑中国国民党内核 |
| 二、孙中山逝世后中国政治走向 |
| (一)北伐战争与国民党势力之壮大 |
| (二)蒋介石统一全国与独裁地位的确立 |
| 四、《训政时期约法》颁布与“一党制”的确立 |
| (一)“训政纲领”的出台与共和制的消亡 |
| (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颁布与“一党制”的法制化 |
| 第三章 从“共和制”到“一党制”嬗变原因 |
| 一、缺乏共和制的社会基础 |
| (一)普通民众与政治脱节 |
| (二)民初政党缺乏远大目标 |
| (三)军人政治扼杀民主政治 |
| 二、孙中山重新规划国家建设方案 |
| (一)颁布《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
| (二)“建国三程序“的理论依据 |
| (三)“以党治国“方针确立 |
| 三、国民党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相关文献综述 |
| 五、研究的价值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的变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背景 |
| 一、政治局势的杌陧 |
| (一)共和体制初建催发民初教育新气象 |
| (二)一元权力制度促使教育权向上集中 |
| (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引发教育态势迫紧 |
| 二、经济形势的起伏 |
| (一)实业经济初步发展对教育的有限投入 |
| (二)稳定财政格局促使教育经费短暂平稳 |
| (三)强化收支控制导致教育陷入生存困境 |
| 三、文化运动的洗礼 |
| (一)复古逆流回澜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多元思想碰撞 |
| (三)三民主义文化涌现与国家意志统制 |
| 四、教育轨迹的转换 |
| (一)“以日为师”教育基准的破除 |
| (二)德美教育理念由边缘走向主流 |
| (三)法国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延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初期的探索:高等教育政策实现多样化起步(1912-1926) |
| 一、民主决策机制及其多样高等教育政策制定 |
| (一)学制的趋新改造与办学新规定 |
| (二)教育经费“指定专款”的设想 |
| (三)学科规程“现代性”的融入 |
| (四)招考办法“独立化”的尝试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程的初拟 |
| 二、“悬浮型”政权管理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实施 |
| (一)自由治学改革实践的进行 |
| (二)管理中的纷乱:教育财政方案执行失范与索薪运动 |
| (三)自由中的无序:单独招生政策的实施困境 |
| 三、革新起步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近代政策体系初具,引导高等教育事业初步发展 |
| (二)政策设计缺乏规划,导致大学规模过度扩张 |
| (三)政策实施效果式微,管理高等教育能力有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秩序的选择:高等教育政策趋向规范化与体系化(1927-1936) |
|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嵌及其高等教育政策选择 |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下办学法令的颁布 |
| (二)国家对教育经费筹拨的权威保障 |
| (三)训政时期学科政策内容的不断充实 |
| (四)“单独招生”向“计划招生”的政策过渡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定的“规范化”完善 |
| 二、“压力型”强权推动下的高等教育政策落实 |
| (一)大学整顿工作的有力推进 |
| (二)中央财政训令下发与地方应对 |
| (三)“党化”与“秩序化”:训育政策的强化执行 |
| (四)“取舍”与“统一”:各校师生管理办法的实施 |
| 三、发展与控制双重奏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体系逐步规范,立法建设取得成果 |
| (二)政策实施效力增强,推动高等教育秩序化管理 |
| (三)政策强制性加大,促使府学互动和博弈增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失序的应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应急调整与迁变(1937-1949) |
| 一、抗战建国及其高等教育应急政策部署 |
| (一)教育方针的仓促调整与学校布局规划 |
| (二)教育经费“减成拨发”办法的采用 |
| (三)配合战时需求的学科训令变化 |
| (四)“统一招生”到“多元选拔”的政策转衔 |
| (五)教员与学生相关事项的“调适性”补充 |
| 二、“挽救性”动员督促下的高等教育政策执行 |
| (一)抗敌御辱与内迁方案的临危施行 |
| (二)统一招生政策的短暂实施与终止 |
| (三)恢复秩序的艰难努力:复员与甄审计划的开展 |
| (四)困境中的生存维系:各校有限的师生救济方案和措施 |
| 三、喜忧参半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纵向供给较为密集,立法数量得到扩充 |
| (二)确立战时教育政策体系,挽救高等教育事业 |
| (三)政策执行效果欠佳,影响大学稳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动因的探寻: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外部因素 |
| (一)社会诉求与国家危机的回应——外部场域发生的改变 |
| (二)知识分子与教育团体的起弊——政府与民间的自主互动 |
| (三)教育问题凸显及严重性变化——决策主体关注度的提升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部因素 |
| (一)政党规约的折射与渗透——执政集团理念的转变 |
| (二)决策程序的失调与规范——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 |
| (三)目标群体的规避与适从——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演进的归结: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与利益逻辑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 |
| (一)“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 |
| (二)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 |
| (三)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利益逻辑 |
| (一)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 |
| (二)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 |
| (三)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成本考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的审思: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评析与启示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经验借鉴 |
| (一)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 |
| (二)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
| (三)从理论构建和实践需求中生成教育政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局限 |
| (一)政策“质”呈现与“量”供给的脱节 |
| (二)政策设计“幻象”与执行“真相”的阻隔 |
| (三)“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摇摆 |
| 三、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现实启示 |
| (一)建构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与中国化坐标 |
| (二)推进高等教育政策法制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并轨 |
| (三)兼顾“质”“量”效益,靶向高教需求精准施策 |
| (四)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与约束机制 |
| (五)形成合理的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与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民初政党类型和政制建设的方向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历史背景与内容解读 |
| 第二节 既有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对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清末民初时期政党发展演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的核心问题 |
| 一、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二、研究思路与逻辑线索 |
|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材料 |
| 第一章 “军起党消”的政治观念:政党概念与作用的认识 |
| 第一节 政党作用的认识:组党救国 |
| 一、各政治团体对于政党作用的不同认识 |
| 二、不同政党作用的认识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
| 第二节 “革命党”与“政党”的辨析:“革命党非政党” |
| 第三节 “部分”与“整体”:政党与国家关系的争论 |
| 第二章 “军起党消”的政治逻辑:建设合格的议会型政党 |
| 第一节 革命党改组为议会党:对政党作用与功能的解读 |
| 第二节 “毁党造党”:解决议会型政党建设中的问题 |
| 第三章 “军起党消”的行动逻辑:政党政治和民主政制建设 |
| 第一节 政党政治的组织准备 |
| 一、组织准备之一:革命党改组政党,参与政党政治 |
| 二、组织准备之二——议会型政党的形成、分化与竞合 |
| 第二节 政党政治的制度基础——民主政制建设的实践 |
| 一、草创阶段——组织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
| 二、协调筹备阶段——临时参议院的成立与北迁 |
| 三、正式建立与戛然而止——正式国会的成立与解散 |
| 第四章 对“军起党消”的批判:政党类型选择的反思和政制建设方向的转变 |
| 第一节 批判“军起党消”政治口号的理由 |
| 第二节 批判“军起党消”政治口号的方式 |
| 第三节 批判“军起党消”政治口号的影响 |
| 第五章 “军起党消”及其批判的政治后果 |
| 第一节 “军起党消”口号的时代影响 |
| 第二节 对“军起党消”批判的政治意义 |
| 第三节 “军起党消”及其批判的后续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论着 |
| 研究论文 |
| 文献资料汇编 |
| 报纸、期刊 |
| 外文文献 |
| 后记 |
（5）黄兴进京与民元政治格局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一、袁世凯邀请与黄兴北上 |
| 二、赵秉钧内阁成立与“政界新潮” |
| 三、强迫国务员入党与各方之非议 |
| 四、“八大政纲”出台与民主政治之流产 |
（6）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汤化龙君主立宪思想的酝酿与形成 |
| 第一节 早年维新改良思想的出现 |
| 一、楚文化对汤化龙的深刻影响 |
| 二、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潮的启蒙 |
| 三、早期维新改良思想的形成 |
| 第二节 留学日本与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 |
| 一、自请留学日本学习宪政 |
| 二、力图仿效日本维新宪政思想 |
| 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 |
| 四、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 |
| 第二章 君主立宪的实践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筹办湖北咨议局 |
| 一、湖北咨议局的创设与斗争 |
| 二、积极参与湖北咨议局的筹办 |
| 三、湖北咨议局的选举与成立 |
| 第二节 主导并重组湖北咨议局 |
| 一、力争湖北咨议局的地位与作用 |
| 二、湖北咨议局议员素质与能力参差不齐 |
| 三、递补为湖北咨议局议长 |
| 四、大力培植君主立宪思想 |
| 第三节 在咨议局常年会中推动湖北宪政实践 |
| 一、实际主持湖北咨议局第一次常年会 |
| 二、正式主持湖北咨议局第二次常年会 |
| 三、在湖北咨议局议政活动的回顾与评价 |
| 第四节 积极参与湖北拒债保路运动 |
| 一、拒债保路风潮的缘起 |
| 二、积极投身于湖北拒债保路运动 |
| 三、对拒债保路方案的部分修改 |
| 第五节 国会请愿运动的激进派 |
| 一、汤化龙与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
| 二、汤化龙与反对“皇族内阁”运动 |
| 三、反皇族内阁的失败与对清廷的绝望 |
| 第六节 君主立宪宪政活动的回顾与评价 |
| 第三章 转向共和:汤化龙积极参与武昌首义 |
| 第一节 积极参与武昌首义并扩大革命成果 |
| 一、积极参与武昌首义 |
| 二、成为武昌首义骨干人物 |
| 三、维稳并全面扩大革命成果 |
| 第二节 倡导并积极向全国推动辛亥革命 |
| 一、发出麻痹清政府的电报 |
| 二、发动全国各地响应武昌首义 |
| 三、发出照会和主张让各国驻汉领事中立 |
| 四、策反清廷海军 |
| 第三节 创制《鄂军政府组织条例》和《鄂州约法》 |
| 一、创制《鄂军政府组织条例》 |
| 二、革命党人对《鄂军政府组织条例》的修正 |
| 三、与宋教仁共同草拟《鄂州约法》 |
| 第四节 为维护辛亥革命的大局面委曲求全 |
| 一、维护湖北军政府的权威 |
| 二、秘密出走上海 |
| 三、回避武汉革命党人的攻击 |
| 第四章 汤化龙共和宪政实践及其思想的全面展开 |
| 第一节 组织大政党的努力与效果 |
| 一、政党之预备:共和建设讨论会 |
| 二、做民主党的决策者 |
| 三、进步党的组建 |
| 四、政党政治活动的回顾与评价 |
| 第二节 汤化龙在民初国会中的表现与斗争 |
| 一、汤化龙与北京临时参议院 |
| 二、汤化龙与众议院第一期常会 |
| 三、在众议院处理善后大借款问题 |
| 四、制定宪法和选举大总统问题 |
| 五、熊梁内阁即“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出现 |
| 六、全力反对“二次革命” |
| 七、极力阻止解散北京临时参议院 |
| 第三节 汤化龙与袁世凯在民初宪政道路上的合作与决裂 |
| 一、权当教育总长,反击读经与复古逆流 |
| 二、为挽救共和宪政,汤化龙脱离袁世凯阵营 |
| 三、激烈反袁,积极鼓动与广泛策反 |
| 第四节 汤化龙共和宪政思想的全面展示 |
| 一、积极倡导并恢复民初临时约法和民初国会 |
| 二、不党宣言与研究系的组建 |
| 三、关于“国家重心力”与“调和论”的宪政思想 |
| 第五节 恢复民初国会后汤化龙的宪政活动 |
| 一、国会恢复后排斥汤化龙的风波 |
| 二、在府院之争中拥护段祺瑞内阁 |
| 三、在国会竭力维护段祺瑞内阁 |
| 四、国会制宪问题 |
| 五、国会有关对德绝交与宣战问题的讨论 |
| 六、汤化龙对国会的绝望与决裂 |
| 第五章 汤化龙共和宪政思想与实践的曲折和失败 |
| 第一节 张勋复辟前后汤化龙宪政活动走向 |
| 一、与国会决裂后仍然主张共和国体 |
| 二、反对张勋复辟并协助段祺瑞讨逆 |
| 三、汤化龙拒绝恢复旧国会,组建临时参议院 |
| 第二节 汤化龙共和宪政实践的最终失败 |
| 一、汤梁内阁“贤人政治”的出现 |
| 二、与段祺瑞皖系的矛盾全面爆发 |
| 三、组建临时参议院与筹办新国会的失败 |
| 四、“四面楚歌”与悲惨结局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民初政治的挫窒和中国人的反思——约法、议会、政党的因名而起与以实而败（论文提纲范文）
| 一移入的代议制度走到山穷水尽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二代议政治和中国人的困而后知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8）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总命题: 否定、替代与建构 |
| 第一节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命题的出场背景 |
| 一、近代以来学习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的失败 |
| 二、尊孔复古和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 |
| 三、甲午战后新兴知识分子的出现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人的生存危机的加剧 |
| 一、北洋军阀统治、资本主义剥削、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 |
| 二、民众的生活苦况与失望的加深 |
| 第三节 对十月革命、平民主义、民治政治的希冀 |
| 一、对苏俄十月劳农革命的逐步接受 |
| 二、对平民主义、民治政治的希冀 |
| 第二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一: “人”的发现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人”的发现的铺垫 |
| 一、激烈反传统与“人”的发现 |
| 二、文学革命与“人”的发现 |
| 第二节 探索的核心: “人” |
| 一、“人”的发现的主要内容 |
| 二、“人”的发现观念评析 |
| 第三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二: “社会改造” |
| 第一节 从“人”的发现到“社会”的寻找 |
| 一、从“群”到“社会”的演变 |
| 二、“人”的发现转向“改造社会” |
| 三、各种“主义”的兴起与新型社会团体的出现 |
| 第二节 另造“社会”的实践与失败 |
| 一、工读互助主义 |
| 二、新村主义 |
| 第三节 改造上层政治的理论构想 |
| 一、“好政府”主义 |
| 二、联省自治、联邦制 |
| 第四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三: “国民运动” |
| 第一节 从“党派运动”、“社会改造”向“国民运动”的转变 |
| 一、辛亥后“党派运动”的失败 |
| 二、“社会改造”向“国民运动”的转向 |
| 三、对国民政治觉悟的呼吁 |
| 第二节 国民运动的主要内容 |
| 一、民权(女权)运动同盟 |
| 二、废督裁兵运动 |
| 三、非基督教运动 |
| 四、国民会议运动 |
| 第五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四: “组织政党” |
| 第一节 从国民运动到组织政党的思考 |
| 一、国民运动的发展到组织政党的需要 |
| 二、“非党”与“造党”的争论 |
| 三、集合高素质的党员 |
| 第二节 新型革命政党的建立与合作 |
|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探索 |
| 二、国民党改组 |
| 三、国共合作 |
| 第三节 部分知识精英的追求 |
| 一、鲍明钤对欧美政党政治的追求 |
| 二、梁启超对代议政治的追求 |
| 第六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五: “国民革命” |
| 第一节 国民运动向国民革命的转变 |
| 一、国民运动转向国民革命 |
| 二、“国民革命”思想的发展 |
| 三、国民革命的积极推动作用 |
| 第二节 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
| 一、国民党对领导权的争夺 |
| 二、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的认识 |
| 三、“人的解放”与革命领导权 |
| 第七章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人的解放”悖论与“社会主义”的解困之道 |
| 第一节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悖论 |
| 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成就 |
| 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困境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与“人的解放”之思 |
|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创立与对资本主义人的异化现象的批判 |
| 二、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类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解放”的关注与诠释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应变之道与“人的解放”之路 |
| 一、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多方探索与“社会主义”的应然之道 |
| 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增强“四个自信”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孙中山党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引言 （一）选题意义 （二）研究现状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一、孙中山党治思想的形成背景 （一）近代清政府政治权威的危机 （二）民初政党政治实践在中国的失败 （三）中国革命的现实以及苏俄政党实践的影响 二、孙中山党治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一）逻辑前提：孙中山关于“革命党”与“政党”的认识 （二）初步形成：“革命程序论”的提出 （三）完善阶段：从两党制向一党制的转变 （四）最终形成：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三、孙中山党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主义治国 （二）以党统政 （三）以党训民 （四）以党统军 （五）还政于民 四、政治权威下的孙中山党治思想分析 （一）孙中山领袖权威的加强 （二）革命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三）民众是政党的力量源泉 五、孙中山党治思想的实践及影响 （一）广州国民政府：“党治”运行之始 （二）南京国民政府：专制独裁下的“党治” （三）孙中山党治理念的影响 参考文献 致谢 |
（10）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基本理论 |
| 四、 研究思路及文章框架 |
| 五、 知识建构和研究方法 |
| 六、 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孙中山政党思想渊源论析 |
| 第一节 国外政党实践 |
| 一、 美国政党实践 |
| 二、 俄国政党实践 |
| 第二节 东西文化的交汇融合 |
| 一、 自由平等思想 |
| 二、 进化论和理性主义 |
| 三、 性品学说、圣贤政治与精英主义 |
| 四、 人民主权理论与民本主义 |
| 第二章 孙中山政党思想的演变及其政党观 |
| 第一节 孙中山政党思想的形成背景 |
| 一、 中国近代政治 |
| 二、 中国近代经济 |
| 三、 中国近代社会 |
| 第二节 孙中山政党思想的演变过程 |
| 一、 早期政党思想 |
| 二、 中期政党思想 |
| 三、 后期政党思想 |
| 第三节 孙中山的政党观 |
| 一、 “政党”——立宪政治中的政党 |
| 二、 革命党——革命程序中的政党 |
| 第三章 孙中山政党思想之立宪政治中的政党 |
| 第一节 立宪政治 |
| 一、 国体与政体 |
| 二、 共和国体与孙中山的共和观 |
| 三、 立宪政体与孙中山的立宪观 |
| 第二节 立宪政治中的政党 |
| 一、 二大对峙——立宪政治中的政党体制 |
| 二、 利国福民——立宪政治中的政党作用 |
| 三、 党争与党德——立宪政治中的政党规范 |
| 第四章 孙中山政党思想之革命程序中的政党 |
| 第一节 革命程序论 |
| 一、 提出背景 |
| 二、 内容嬗变 |
| 三、 训政理论 |
| 第二节 革命程序中的政党、民众和国家 |
| 一、 人民有权——革命程序中的民众 |
| 二、 万能政府——革命程序中的国家 |
| 三、 训导与受教——革命程序中政党与民众的关系 |
| 四、 以党建国、以党治国——革命程序中政党与国家的关系 |
| 第三节 革命程序中的政党内部建设 |
| 一、 政治纲领的调整变化 |
| 二、 政党的组织化、复杂化 |
| 三、 内部治理模式 |
| 四、 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 |
| 第五章 孙中山政党思想的影响和镜鉴 |
| 第一节 孙中山政党思想对国共两党的影响 |
| 一、 孙中山政党思想对国民党的影响 |
| 二、 孙中山政党思想对共产党的影响 |
| 第二节 孙中山政党思想对当前执政党建设的镜鉴 |
| 一、 高度重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
| 二、 正确处理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 |
| 三、 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词 |
四、孙中山与民初政党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D]. 董鹏林. 吉林大学, 2021(01)
- [2]从“共和制”到“一党制”：民国前期政治制度嬗变研究[D]. 张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民初政党类型和政制建设的方向选择[D]. 王格非.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5)
- [5]黄兴进京与民元政治格局的演进[J]. 高翔宇. 东岳论丛, 2020(03)
- [6]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 肖建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7]民初政治的挫窒和中国人的反思——约法、议会、政党的因名而起与以实而败[J]. 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1)
- [8]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D]. 毛自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1)
- [9]孙中山党治思想研究[D]. 潘涛. 西南政法大学, 2017(08)
- [10]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D]. 刘宁.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