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身份解读《王辉文选》

一、现代意义上的认同 读《汪晖自选集》（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常琳^[2]（2020）在《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门显学,关于鲁迅的研究经历了从政治研究到思想研究再到价值研究的变化历程,这是学术研究的前进过程,也是鲁迅深入被解读的必然发展。作为一项研究,要真正走进鲁迅读懂鲁迅,需要走入鲁迅内心探究鲁迅思想深层,唯有探究思想产生的内里源头和生发原因,方能读透鲁迅思想渗透之下呈现出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回归一个真实而深刻的鲁迅形象。论文将研究重点着重于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范畴覆盖鲁迅全部的文学和创作活动。纵观鲁迅一生,“个”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语境的影响和渗透,而“个”思想的呈现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其生发和衍变的发展过程。以思想研究为核心,以时间发展为线索,对鲁迅“个”思想的研究始于早期五篇文言论文,历经《呐喊》时期,《彷徨》时期,《野草》时期,贯穿其一生。五篇文言论文蕴涵鲁迅早期“个”思想内涵,也奠定鲁迅终其一生的思想指引,其后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早期“个”思想的延续发展,也是折射呈现。“个”思想是对鲁迅思想的概括和定位。“个”的内涵所指和意义范畴与“个人”“个性”以及“个人主义”有别,在此,“个”之所指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或文化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学性概念,它包括从自我出发的人的个体生活和生命体验中的痛苦、恐惧、绝望等相对比较激烈的情感状态和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是一种以体验性感受和叛逆性思考为特征的个体文化身份自觉。“个”本身并不具有“麻木”、平和、中正、理想主义等在政治学、社会学和道德意义上的种种“积极因素”和正面价值。“个”是源自鲁迅作为个体内在生命性的体验,以反抗和叛逆等形式外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之中,这一内里的情感状态以及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贯穿其全部文学活动,却又在不同时期呈现不一样的生发状态。关于“个”思想的解读和阐述,我们借用“体验”一词来进行阐释。“体验”是一种个人感知,“体验”也是一种文化选择,它着重创造主体本身的精神体验和心理过程。“体验”既重视个体的主体性,也重视体验者的主观精神活动,同时还重视作为主体的体验者本身的自我选择和过滤表达。对于鲁迅“个”思想形成的生命体验,既有童年生活体验中的叛逆性思考,又有家庭生活体验中施爱与失爱的理性感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渗透性影响,又有日本文化体验的直观性接受;既有晚清学人教诲的接受影响,又有西方思潮间接接受的他者影响。这一基于个人和国家、家庭和工作、生活和思想相互渗透又彼此影响的体验过程,经由鲁迅自我的判断、选择、接受和内化,聚集为一种内刻于骨外化于肤的极具鲁迅特色的“个”思想。“个”思想既是鲁迅思想生发的源头,也是始终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个”思想是鲁迅呈现出的思想特质,也是我们借以窥视和解读鲁迅的方式与途径。“个”思想包蕴了鲁迅从“希望”走向“绝望”的心路历程,“个”思想也积聚了鲁迅关于“爱”与“恨”的情感交织;“个”思想让鲁迅敢于直视未来,“个”思想让鲁迅勇于面对死亡。基于内心深刻感悟喷薄而发的这一根基性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鲁迅的思想,而是一种具有民族本土性,关乎生命个体化的中国问题的思想,更是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依据和思想呈现,这种民族性立场和世界性立场都源自于鲁迅个体生命体悟中的本土经验和生命体验。而我们对于鲁迅的探索和认知,不仅仅是在探究个体鲁迅,也是在探究我们自身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一方面它让我们以俯首的方式沉入生命的最深处,用对生命的切身感受和切肤痛感去认知我们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存在,另一方面它让我们仰视个体生存背后整个民族以及这个民族刻烙下的文化和历史,它们是个体生命选择之源,也是个体生命呈现之态。在这个宏大的历史与民族文化表征中,鲁迅是第一个体验者,也是第一个言说者。

丁燕燕^[3]（2020）在《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文中指出包括五四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还涉及种种制度性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其一。通过它,五四乡土文学拥有了“民族国家文学”品格。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现代教育培养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左右着作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而五四乡土文学又通过进入现代教育成为法定知识获得制度支持,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考察现代教育制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建构功能,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对现代教育的文学想象和它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共分五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思路方法,对“现代教育”和“五四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辩明本论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的总称,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管理体系、教育宗旨、思想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教科书、教育方式方法等教学运行活动。广义的“五四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蓄势产生并发展的、以乡土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定义并指出的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乡土文学题材创作的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第一章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五四乡土作者多出生或成长于乡村小镇,他们求学的年份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由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完备的时期。博采众长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有机会浸润现代文明。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异域的空间转移,从传统知识体系到现代文明的思想过渡,既引发了作家浓郁的思乡病、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为其观照“自我”、回望“故土”提供了“他者”的参照。一方面,知识新变引发了他们的乡土关注,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危机催生了其乡土认同观念。另一方面,“他者”的参照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内涵。乡土中国既代表占国土大部分、广袤的乡村大地,也是一种将乡土看作民族国家象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范式。其中,作为小学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对一代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章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外,还给予学生文化滋养和心灵启迪。随着语文学科的独立,教科书编写和教学方法变革等活动更新了现代学生的文学观念。它包括白话文学语言、小说文学体裁和文学审美意识等多层面内容。外语教学携带的异域文学资源则为学生的文学阅读、仿制和创作提供了条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鲁彦为代表的世界语学习者,他们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教育重构了学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形成了五四乡土文学作者独树一帜的现代思想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向学生普及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现代校园则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创立校园社团、期刊有利于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第三章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儿童本位”教育观将儿童从封建伦理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儿童特别是儿童身体的发现使五四乡土作者将笔触对准儿童,他们开始以儿童为主角,借用儿童的想象和视角、模拟儿童的语气和口吻创作小说,在身体解放中重新发掘恐惧、欲望、喜悦等“人”的情感。知识分子的归乡之旅因现代教育的介入发生变化。衣锦还乡的欣喜一变而为守旧愚昧的民众对知识者的误解、冷落甚至排挤,与无知无识乡村女性的狭路相逢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启蒙身份的反思和失望。“归乡再离乡”成为必然。现代教育加深了知识者对文明新变的体验。现代性的时空并置引发了他们对故乡的全新感受。故乡不仅是可供停泊的地理空间,还是一处凝结着丰富内涵、值得时时返顾的文化空间。五四乡土文学中的乡愁意象开始由传统的意象抒发走向细节化记叙和整体化象征。五四乡土作者以接受现代教育后的启蒙视野观察乡村,乡间的风景和民俗便因知识者主体意识的确立而被重新发现。科学方法训练和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利于作家科学区分民俗与封建迷信。作为民俗知识的方言土语在五四乡土作品中频繁出现。它符合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规律,也顺应了教育领域重视口语教学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五四乡土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现代教育的建构。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想象和书写现代教育,二者互为镜像。五四乡土作者“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以甘苦自知的心态将现代教育素材纳入笔端。无论是现代学校、教师、学生还是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的乡绅形象都留有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印记。它既包含丰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寄寓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前途的深沉思索。现代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乡民眼中呈现出“乐园”与“窘境”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影。围绕启蒙职责,五四乡土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乡村教师形象。与教师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学生形象呈现出统一的负面化倾向。这既有现代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源于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女学生”则成为承载制度变革压力和接受性别审视的双重压抑的形象。乡绅作为乡土世界的知识者,他们的命运沉浮反映出现代教育变革下的乡村权势变迁。第五章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五四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先河便开启了进入现代教育领域的过程,通过入选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授,它渐渐成为一种法定知识被人们所接受。这既是五四乡土文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它通过现代教育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通过教科书和学院机构对其概念、理论的总结梳理与相关篇目、文本、作家的选编评介成功地进入文学史叙事,青年学生对乡土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教师的鲁迅在课堂内外的知识传授和思想感召都保证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余论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就在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摸索,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五四乡土文学其实都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同一目标的追求。教育通过知识权力,文学借助艺术想象最终达到民族再造的结果。

杨伟忠^[4]（2018）在《汉语近代化论稿》文中提出近代化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无论是通过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史,我们都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由传统社会步入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然而奇怪地是,当我们检视当下的汉语史书写,却看不到一丝一毫时代震荡的遗迹,而只有那超然世外的语言本体。汉语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近代化又给予汉语发展哪些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呢?迄今不得而知。本研究所要探询的问题正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汉语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汉语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所起到的真正作用。由于近代化选题的特殊性,牵扯新旧之间的许多问题,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篇幅讨论传统社会的汉语及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展现出近代化化而行之的转变过程。又因为此前的汉语史论述疑点重重、诸多误说在前,因此,本文更多地以史论的形式展开叙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认为这恰好是书写这段历史的最佳方式。第一章我们论证了传统中国只有一种叫做雅言的标准文字,标准语言乃是近代化的产物。由于当前的汉语史叙事对于语言外部结构认知上的误区,往往将雅言误作古代的标准语言,抽象的汉语史的割裂式研究,其弊端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我们还论证了叶音说和古音学不过五十步百步之间,都未超出古代文字学的藩篱。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的其实是同一个子命题:从传统社会的文字书写到近代国家的语言书写的转变过程。传统中国是一个文字书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言是它的正宗文字。近代化提倡语言书写,所谓“我手写我口”,文字应该服从于口语。朝着语言的终极目标,中国先后爆发了旧白话文运动、新白话文运动和我们所重新发现的方言文学运动,一步步迈向近代文明。此前几章,我们的论述重点是近代化过程中汉语所发生的结构性改变,与此不同的是,第四章我们将大胆地探索汉语变革对中国近代化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以文字为中心的古代社会跟专制政治往往有种密切的依存关系,因此,从文字到语言,其实可以归入近代民主进程的一部分。从文字中心主义的社会到语音中心主义的社会,我们还会发现一些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新问题。

游澜^[5]（2018）在《疾病书写与现代主体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个体与现代性》文中研究表明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将现代临床解剖医学的出现归因于一种将死亡纳入科学技术体系的启蒙精神。透过死亡之镜,人得以将自我的身体客体化,用科学话语捕捉自己,将自身建构为客观知识的源头。同样地,十九世纪人文艺术领域以疾病与死亡为中心的抒情风格也源自于这种以语言将自我意识客体化的思潮。由此,我们得以推断出西方现代文明在建构有关自我知识时的某个逻辑起点:承认“人”之必死性与有限性,而这也正是现代主体得以生成的必要条件。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引入,这股同时蔓延实证医学与人文艺术领域的“疾病-死亡”哲学思潮同样席卷了现代性萌发期的中国。西方现代医学改变了传统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对“人”的认知:从整体性的思维模式向主客二元对立的启蒙思维转型,使个体“人”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天人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角色化的伦理关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现代主体自我建构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疾病书写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爆发性的增长,并且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地嬗变,其嬗变的轨迹与个人主义的发展线索几近重合:发轫于“五四”后期,盛行于三四十年代,沉潜于五十至七十年代,复苏于“新时期文学”,继而在后新时期得到多元化的发展。疾病书写隐喻的不仅是“亡国灭种”的民族-国家主体性危机,更有个人主体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困境,对现代性的追求与反思。因此,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书写的解读,将会是我们解锁二十世纪个人主体与现代性历史的一把钥匙。主体并非固化的整体性概念,其内涵在不同场域中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为了更好地描述现代个人主体的多维面相,我们将其放置在不同的空间语境中,透过疾病书写的隐喻分析对其内涵进行情境化的阐释。在情爱与性别关系的情境中,现代个人主体在晚清民初才子佳人叙事、“五四”末期情爱叙事以及“后新时期”情爱与精神疾病叙事中,依次呈现出以个体情感诉求、理性中心主义以及非理性自我为内涵的主体类型,而相关的疾病书写则分别隐喻了个体情感诉求的挫败、理性自我的灵肉分裂以及非理性自我对工业社会工具理性同质化进程的逃遁;在欲望都市的情境中,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中的神经症隐喻了企图以参与西方都市现代性的方式建构自我身份的欲望主体的失落,而后新时期都市小说中欲望化的疾病则隐喻了都市化进程中由乡村向都市迁徙的欲望主体自我身份的迷失;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新写实小说中个体的沉沦与主体性的失却,源自其对疾病引发的死亡恐惧的遮蔽,尽管在部分新写实小说中,个体确立了以“工作”超越死亡恐惧的职业主体设计,但具有超越性的个人主体仍然难免物欲社会价值观念的侵袭,而疾病书写恰好隐喻了对特性的日常生活的沉沦与超越的两难处境。最后,在阎连科“耙耧系列”的疾病书写中,个体被塑造为以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反抗死亡的存在主义主体,隐喻了人类普遍境遇中文明与自然、生与死的永恒对抗。现代主体的文化设计来源于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认知以及对这种有限性的想象性超越。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现代个人主体的历时嬗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有限性的想象性超越不可能带来一劳永逸的价值确证,无论在何种社会历史语境与关系情境中,现代个人主体总会面临各种解体性的威胁,但是,这些解体性的力量恰恰印证了现代性与生俱来的使命:通过断裂与危机来创造的意识。现代主体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

赵兵^[6]（2018）在《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系谱（1895-1945）》文中认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四章,分别从不同时段、不同主体来分析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民族精神”论的复杂内涵。第一章所关注的问题是清末民初的“国魂”、“国性”论。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具有转折性的时期。晚清以来新学与新政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文化认同问题日趋严重。东渡日本的中国知识人从日语中发现了“民族”与“民族精神”这两个重要词汇,并将之传入国内思想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观念与民族想象。民初以降,诸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老新党”均开始讨论“国魂”与“立国精神”的问题,他们试图重建一个具有文化主体性与神圣性的“中国”。第二章着重论述1920年代醒狮派与学衡派的“国性”论。随着欧战中西方文明弊病的暴露以及战后世界性“东方文化热”的影响,中国知识人的民族与文化自信心逐渐凸显。盛极一时的东西文化论战,彰显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试图结合东西文明以创造世界新文明的野心。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论,多是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潮之反动。醒狮派在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国实证主义的双重影响下,以实证方法阐释了国性或民族性的产生与存在,并认为此等“灵魂”对民族、国家之演进,具有决定作用;与此同时,以文化保守主义姿态出现的“学衡派”也十分重视“国性”与“民族精神”。学衡派学人在揭櫫古希腊与先秦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同时,试图在学术上确证中国民族与文化上的独立性、本源性、甚至是世界性。第三章尝试阐释1930年代以降中国思想界多元竞争的“民族精神”论。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话语呈现出多极并进的局面,本章试图以几种代表性的论述来进行阐发——张君劢、贺麟等人的“文化建国”论;常燕生对于中华民族种族主体性的重新想象;以及1930年代以降,风靡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在建构中国“民族宗教”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意义。第四章试图以中日战争为背景,从东亚现代性的视角呈现“天下”秩序崩解之后中日两国的“民族精神”论述对于各自文化主体性与超越性的思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官方民族主义秉持一种国家有机体论,“国魂”与“民族精神”成为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官方民族主义的主流词汇;中共开始注重“民族性”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建构出一种兼具主体性与普世性的“中华民族”理念;与此同时,敌伪地区的知识界也有着自己的民族主义话语,他们推崇类似于国家有机体论的“全体主义”（Universalismus）,他们竖立起“民族精神”的大旗,宣扬“国性”、“国魂”与“东亚民族精神”。吊诡的是,敌对各方其实共享着类似的民族主义观念与“民族精神”话语,并围绕各自的立场与观念进行着“民族精神”的话语争夺战。

曹司胜^[7]（2018）在《范式转换与话语形构 ——20世纪前期（1912-1937）中国油画的现代语境》文中指出20世纪前后,中国对于西方的学习在思想与制度层面得到进一步加强,现代美术教育也从实利主义转向美育,作为舶来艺术的中国油画,学习与传播也从民间的、商业的途径,转向师范教育、美术专门学校等制度性媒介渠道,在学术与学理的层面开始了本土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百年中国油画这一话语主体的形成就是现代美术教育“范式转换”的结果。“范式”转换形塑着中国油画的发展之路,而话语主体社会行动的“合法性”则需要“话语”的建构。从知识考古学的“话语”出发,将20世纪前期的中国油画的发展,看作是在现代美术教育“范式转换”下的话语形构过程,因此,从符合社会行动“合法性”的理性基础与传统基础来判断,20世纪前期中国油画的话语建构,涉及到民族国家、美育、革命、科学与传统等诸多方面。如果说民族国家是属于价值理性的,那么美育、革命与科学则是在工具理性层面的话语建构,理性基础建构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叙事的基本框架与内容,在时代的“情境逻辑”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但中国油画的现代化进程中,符合话语主体进行社会“合法性”建构的“传统基础”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文化本位与传统的审美心理,成为影响中国油画发展的内在因素。作为在艺术及其教育上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油画家对“中西融合”的探索,突破了中国油画早期庸俗化的或外在的、作为符号表征的“融合”,从艺术精神层面建立了“中西融合”的学术与学理逻辑,也更符合话语的“合法性”。范式转换是从宏观社会层面,考察与描述了百年中国油画演进的历史情境;话语形构则是从构成话语主体的结构层面,以符号化的方式表征中国油画社会行动“合法化”的策略;通过对话语的“还原”,寻求与呈现作为艺术本体的“中西融合”的内在逻辑;作为“转型时代的知识份子”,第一代中国油画家身体逻辑与文化投射,构成了其艺术实践的多元化与丰富性,正是这种本土化过程中的多元层次构成了中国油画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独立价值。中国油画的“现代主义”探索与实验在艺术形式语言上追求一种超越性与纯粹性,但总体来说仍然未离开对社会、文化现实的关注,仍然是一种“有我之境”,主观上“有我”与表达上“无我”的矛盾,打开了中国油画发展更为理性的思考空间,可以说,在艺术表达上的“西方主义”与“中西融合”是油画艺术语言模仿与学习的基本问题,既构成矛盾冲突,但又相反相成,其内在亲和性正是中国油画在当代开放、多元的、发展的世界格局中砥砺前行的基本动力。

董星辰^[8]（2017）在《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研究（1919-1949）》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是密切相连、相辅相成的。现代性危机的频发以及现代性研究的匮乏愈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清晰可感的现实困境。“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要想明晰危机的产生原因和解决途径,需追本溯源回到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碰撞、彼此影响的历史中寻求答案。1919—1949年这段革命历史时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开端到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也是受到西方现代性冲击迫使中国改变道路,走向中国自身现代性的艰难探索时期,是现代性转型历程中极富探索意义的历史篇章。因此,在现代性的变化视域、批判视域及扬弃视域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发展和完善过程进行重新审视,并依次在话语、理论、实践、价值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不断形成和深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是实现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重要课题。通过对现代性产生根源与发展脉络的梳理,对比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及中国学者的现代性概念,在本质与现象的相互升华中深入挖掘和尝试整合现代性的内涵,使现代性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深化认识的过程和彰显形态的尺度而发挥着作用。现代性精神的演变及断裂是造成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和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回应中,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现代性觉醒”开启了新的路标。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密切交织,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时代转型、理性启蒙、人的生存意义问题和社会发展出路等问题不仅具有“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还在特定革命历史时期和阶段具有特殊性。现代性的西方源发性以及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使现代性通过“殖民侵略”强势进入中国,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在内忧日甚、外患日迫的紧张局势中,呈现出一幅被迫的、遭遇式的尴尬状态,革命本身就是追求现代化和反思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因此,中国对现代性的认识是在外来的、既有的现代性思想基础上的一种“再认识”,在形式上依次经历了话语译介、理论借鉴、实践探索、价值升华的渐进过程,从现代性话语、现代性理论、现代性实践、现代性价值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形成、理论发展、实践演变、价值进步等方面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就成为一种必需。以问题的出现、途径的探索和问题的解决为逻辑主线,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苏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认识规律中,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取得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独特话语表达方式的形成过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发挥理论感召力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成果的发展进程,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如何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特色实践的演变进程,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主客体的统一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价值启蒙、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进步过程。当然,这几个部分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反映了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多重维度中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这一探索不是对既有思想的简单归纳,而是在现代性视野中、在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交融互动中,具体分析、深入论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进行的多方位的重新审视,以期扩大特定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视野,开创历史新局面,还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发展、正确处理中国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求得丰富历史资源。

湛晓白^[9]（2016）在《拼写方言:民国时期汉字拉丁化运动与国语运动之离合》文中研究说明旨在实现汉语"言文一致"和"语言统一"的国语运动,代表了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基本走向。但是,1930年代由左翼文化人发动的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则直接地质疑和挑战了国语运动的主导逻辑。长期以来,学界对汉字拉丁化运动较为忽略,对其根本关切及政治文化内涵揭示不足,这场激进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实则是它与国语运动之间从对立到合流的历史演变,由此揭示"方言书写"这一主旨以苏联语言学为学理支撑,又承载了大量阶级性诉求和民族平等等政治理念,集中展现了中国近代史上语言建设与民族主义及政党政治的复杂关联。

鲍文欣^[10]（2016）在《道与史：现代中国“进步”观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试图从“道”与“史”的各自内涵及其互动关系之现代转化的角度,来理解“进步”观念在中国的内部起源。传统“道”论可以区分为在“天道”层面“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合理性解释功能,和在“人道”层面“乾健坤顺”的道德一元论的规范性论证功能。这两种功能在解释循环论历史时存在着不协调：一方面,治乱循环是“天道”的顺畅表现,另一方面,“乱世”正是“人道”的缺乏。笔者将此种不协调现象称为“历史学断裂”。由此而来的“弥合断裂”意识,我认为是比墨子刻所描述的宋儒“摆脱困境”意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传统哲学中的历史学思辨（本文主要论及了汉代公羊学、程朱理学、船山哲学等）,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试图“弥合断裂”的努力,但由于“道”的基本预设和王朝循环的社会史事实,这些努力是无法成功的。“进步”是从西方外来的新观念,但从传统内部来看,“进步”观念在中国的兴起也可以被理解为“弥合断裂”的最终成功,“道”与“史”之间的密切联系最终被建立起来。这种联系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道的历史化”,“天道”本身被解释成进步的,进步的历史成为此种进步“天道”的完美表现,并且不再与“人道”的规范性原则相违背。其次是“历史的道化”,历史承担了“人道”的规范论证功能,中国人在“进步”的名义下反叛传统道德的同时,一种围绕历史来重建道德与意义的思维方式也诞生了。主要根据“道的历史化”,亦即“天道”观本身的变化和“天道”对“历史”的论证形式之变化,我们可以大致将中国现代“进步”观念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前进化论阶段（从太平天国到《天演论》出版）,进化论阶段（从《天演论》出版到“科玄论战”）和体系化哲学阶段（从“科玄论战”到冯友兰写定“贞元六书”）。在前进化论阶段,历史观领域中实际上的“进步”观念已经出现,一些在“进步”预设下才会出现的现代问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在“道”与“史”之间还没有发生密切的论证关联,人们尚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来论证进步历史的合理性。在进化论阶段,传统“天道”转化为进化之“道”,“道”与“史”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论证关联,主导性的思维方式是“推进化以明进步”。此时流行的进化论可以细分为机械进化论和意志进化论,此种区分也大致显示了现代思想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从总体上看,相较于意志进化论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崇尚科学理性的机械进化论在这一阶段更具优势,自然科学所描述的进化过程取代了传统天道,提供了在知识、道德、社会组织等领域再造中国的新真理。在体系化哲学阶段,进化论阶段的科学主义倾向得到了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进步”本身的质疑和“道”“史”关系的淡化。相反,三四十年代的体系化哲学无一例外都赋予了自己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以“进步”的性质,都可以被理解为对何以与如何进步所作出的哲学方案。对“进步”的论证上升到了经过认识论质询的本体论的高度。在这一历程中,围绕“进步”观念主要展开了三个理论问题：历史哲学层面的决定论与意志论之关系问题,文化哲学层面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问题,和存在论层面的终极关怀问题或谓人的自由问题。三者之间虽无严格的逻辑推论关系,但也呈现出一定的演化秩序。外来普遍历史理论的进入首先激发了历史哲学的思辨兴趣,此后,人们意识到了这种新历史理论的西方性,文化哲学的问题凸显出来。其后的继续深化使这种普遍历史理论改变了存在论的背景,如何在新的存在论背景下获得自由便成为一定时期内的中心问题。在进化论阶段和体系哲学阶段,这三个问题分别依次出现,形成了两个近似的圆圈。在进化论阶段,严复和章太炎首先讨论了历史哲学问题,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凸显了文化哲学问题,科玄论战则触及到了存在论问题。在体系哲学阶段,主要在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反对者那里,历史哲学问题得到了深入讨论,社会史论战凸显了文化哲学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较好的总结。以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讨论了在进步的道体观下如何获得自由的问题,这一问题在90年代的冯契先生那里得到了较好的总结。中国思想家在回答上述问题时的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历史哲学上对历史规律的辩证理解,文化哲学上融合中西、创造新文明的气魄和存在论问题上对在现实历史中实现“自由”之可能性的肯定。贯穿其中的,则是在“天-人”关系思维上的古今之变：从天人之间“形而上学的同一”到天人“辩证法的互动”的转变。

二、现代意义上的认同 读《汪晖自选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意义上的认同 读《汪晖自选集》（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4）汉语近代化论稿（论文提纲范文）

（5）疾病书写与现代主体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个体与现代性（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系谱（1895-1945）（论文提纲范文）

（7）范式转换与话语形构 ——20世纪前期（1912-1937）中国油画的现代语境（论文提纲范文）

（8）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道与史：现代中国“进步”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代意义上的认同 读《汪晖自选集》（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2]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D]. 常琳.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D]. 丁燕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汉语近代化论稿[D]. 杨伟忠. 厦门大学, 2018(06)
• [5]疾病书写与现代主体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个体与现代性[D]. 游澜. 厦门大学, 2018(12)
• [6]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系谱（1895-1945）[D]. 赵兵.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范式转换与话语形构 ——20世纪前期（1912-1937）中国油画的现代语境[D]. 曹司胜.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8(01)
• [8]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研究（1919-1949）[D]. 董星辰.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6)
• [9]拼写方言:民国时期汉字拉丁化运动与国语运动之离合[J]. 湛晓白. 学术月刊, 2016(11)
• [10]道与史：现代中国“进步”观念研究[D]. 鲍文欣.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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