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寻找国有企业脱困的亮点（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曾玲惠[2]（2020）在《国有企业集团扭亏脱困探析》文中研究指明一、引言近年来,亏损企业成为困扰和制约西山集团改革发展的拌脚石,面对亏损企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下,西山集团贯彻落实山西省国资国企改革及山西焦煤集团"处僵治困"工作精神,与基层单位合力"靶向诊疗",摸清实情"对症下药",开创了主动作为、协同发展、良性运转的新局面,取得了扭亏脱困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
王卫星[3]（2020）在《新媒体时代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研究》文中提出66年前,新中国在内蒙古包头创建了包钢,获评“百年老店”的企业文化底蕴是其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企业传播学诞生于1923年,由英国人桑德拉·奥利弗教授最早提出。企业传播学是研究企业如何运用组织效能、传播媒介与社会交流的学科。新媒体时代,诸如“华为”“宝武集团”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名企,企业文化传播已经从“软实力”转化为产品畅销和企业发展的“硬核”。包钢集团亟需拥有专业的,尤其是基于市场化分工形成的新媒体传播团队,也缺乏基于市场竞争的传媒技术和推广模式。包钢的新闻传播类工作具有大型国有企业的组织属性,实际仍以宣传部引领企业传统媒体为主的运行格局。因相对保守的宣传理念,企业文化传播的认知有待更新。在融媒体视阈下,具有对内传播受众与对外传播发端双重条件的员工群体,受制度约束与意识认同的局限,导致包钢企业文化双向传播中,媒介延伸到人的未融合、不互动、不高效。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的载体中,新媒体产品的技术含量低,传播面狭窄,削弱了包钢企业文化对外传播力,进而局限了包钢的社会影响力。本文具体点出问题:相关包钢的视频尤其是宣传片,内容同质化,不精致不活泛,格调高大上、枯燥、教条,格式千篇一律;短视频“生拍直传”较多,影响企业文化产生高辨识度的传播效果;媒介上,对内传播渠道单一,对外传播途径固化,富于泛众化发布,而缺少分众化细分,在跨界印象与垂直推送方面需要强化。针对问题探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开展多样化视频传播,提取包钢企业文化精髓,改善内容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与制作上的不足;新媒体产品须加专业化技术分类处理,加强对细节的把握;拍摄专业纪录片,具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接地气而充满人情味。策略:首先,在包钢现有新媒体产品的基础上,布局传播类型的多元化。以短视频为主,多渠道网络传播,精准推荐,分场合、分对象、分层次的对外传播,制作“1+1>2”高附加值的新媒体产品。其次,注重人文关怀的拍摄取材,刻画细节表达,提高专业水平的同时,改善内容表现力的不足。还要增强视频传播力度,拓展包钢企业文化对外传播,提高包钢跨界、跨行业的知名度。综合运用网络传播平台、社交媒体,员工发挥协同效应显着增强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着实扩大包钢的社会影响力。传媒转型升级飞快,5G已来,互联网+等等。笔者选题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研究,缘起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现状与趋势及工作经历的观察与思考;基于暑期调研访谈结合视频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做了对包钢企业文化传播模式的探析研究。目前对“视频化传播国有企业文化”的研究较少,具体到“视频化传播包钢企业文化的研究”微乎其微。这也说明包钢的影响力还不够大。长期以来,关于“视频化传播国有企业文化”的研究存在薄弱环节而出现研究空档。“国有企业文化传播”这一大块研究“田野”势当倍加珍惜并开发应用。综上,本论文谨此展开研究,以期解决问题。正文分六块:引言+四章+结语。引言,介绍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内容创新及预期效果。第一章,概论新媒体时代的企业传播,层递引论企业传播学,具体到企业文化传播的论述。第二章,更具体论述包钢企业文化传播,以包钢企业形象引入包钢企业文化正题,以图表、框架式分类研究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视频。从包钢企业媒体定制传发的三大网络视频平台,选取含有“包钢”内容的各类视频,做了311个视频分析,从中提取包钢企业文化传播元素,部分在附录表中做了详细深入分析。笔者调研包钢新闻宣传部门,查找资料,归纳总结出《包钢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的发展历程》。第三章,因包钢传统媒体《包钢日报》及“包钢电视”存在企业文化传播的内容偏差与渗透不足等问题,着重从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的资源分析与传/受状况调查,探究解决问题的策略。笔者谨以有限的文学思维提炼确定标题,以新闻传播学理论及新媒体理论支撑论证。采用了实地与网络相结合的调查研究方法:调查访谈包钢三个基层单位轨梁厂、无缝厂、动供厂,合计227名基层及一线员工,并作答55份调查问卷;网络回收1188份有效调查问卷,按每份答卷的答题速度、认真态度、思考创见三个要素,筛选出作答质量比较高的问卷713份;笔者融合了相当于长期田野调查的十几年工作体察。以期量化与质化相结合做研究。另外,调查访谈了包钢媒体从业人员。综上,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的资源概括为:一部神曲《草原晨曲》;一匹神马“双翼神马”;一场历史性的重大剪彩“周恩来总理为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将包钢企业文化浓缩传播为公众难忘的包钢印象。传播包钢企业文化正能量的载体以主打产品品质与颂扬榜样典型人物为主,包钢产品品牌对外传播成效显着,但是过度的典型人物宣传反而“以少盖多”忽略了众望所归的对基层员工的传播。包钢企业文化传播,赋权在宣传部,赋能在新闻中心,实际仍存在重视对内传播而轻视对外传播的问题。第四章,重点从包钢新媒体传播路径与策略展开论述。做了媒介影响分析,传播内容与受众需求的契合度与满意度分析。新媒体路径分析了:包钢融媒体的传播规划、公众号的运行、新媒体产品呈现进程的媒介影响、传播与受众需求的契合及满意度分析。关于新媒体如何呈现包钢企业文化的传播策略,摘要概括四个不同角度给出结论:深入了解包钢企业文化内涵,掌握基层的鲜活的素材;把握企业媒体的传播节点,厘清多重传播价值链接;优化公众号的内容,促动包钢员工个人或团队自发的对外传播;以全媒体思路与措施,拓展包钢企业文化对外传播,持续扩大包钢的影响力。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的创新虽有不足之处,但可为其他企业运行企业文化传播提供传播模式的启示。本文将新闻传播学与企业文化传播理论相结合,调查数据,探测传播进路补充了一些研究空位;通过5W、第三人效果、精准推荐、后受众等新闻传播学理论,探析研究包钢企业文化传播,对其他企业文化传播或有借鉴与参考价值。
田川[4]（2020）在《供给侧改革中煤炭企业债转股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中国在全球煤炭供给格局中居于主导,同时也是最为主要的消费国,煤炭在本国能源消耗比仍接近60%,短期内该行业的企业在我国的能源核心地位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在“十三五”之前,诸如煤炭、钢铁等周期性大型企业长期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其普遍存在负担重、杠杆高、市场竞争力低下等诟病。正是在此情况下,国家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理念。2019年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深化年,“三去一降一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煤炭行业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等问题,并明确通过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等措施和手段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对比国内外数次债转股的经验,此轮国家提出的债转股战略突出了市场和法制两大核心概念。煤炭企业应当利用好此契机,实现减轻债务负担、完善投融资机制、推进煤炭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目标。从而进一步夯实我国煤炭供给基础,为本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前行保驾护航。本文以煤炭企业债转股为对象,总结并归纳现有的供给侧改革和债转股理论,结合煤炭行业债转股现状,对比此轮和上一轮债转股的异同,描述了供给侧改革下煤炭企业实施债转股的主要矛盾,分析在新形势下煤炭企业如何利用债转股这个工具实现产业升级与资源整合,并从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政府应发挥重要作用、加强政府引导优化资产结构、积极改善企业生产经营模式四个方面,给出煤炭企业实施好债转股的具体建议。
王雅欣[5]（2020）在《我国钢铁业僵尸企业的退出路径研究 ——以重庆钢铁为例》文中提出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方向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而去产能的关键是清理僵尸企业。近年来,我国有关僵尸企业的问题日渐严重,僵尸企业的存在会产生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也会阻碍去产能工作的展开。僵尸企业的存在会占用大量资源,从而影响正常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2017年5月,习总书记又再次强调,要先处理好僵尸企业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才能做好经济结构的转型。加快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减少被僵尸企业占据的市场资源,减少产能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是僵尸企业中的多发区,本文选择钢铁行业为研究对象,以重庆钢铁为案例,深入分析了我国钢铁行业中僵尸企业的退出路径选择。本文开始首先对国内外有关僵尸企业的概念、成因、认定方法以及退出方式的研究进行梳理。本文介绍了僵尸企业退出路径的概念以及分类,主要分为持续经营退出路径和终止经营退出路径两类,持续经营退出路径主要有并购重组、托管经营、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等,终止经营退出路径主要有破产清算和解散清算。又介绍了营运价值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以这四个理论为基础,以重庆钢铁为案例,对企业的退出路径选择进行探究。案例介绍分析了重庆钢铁沦为僵尸企业的过程,以及重庆钢铁为了自身可以脱困,先后选择与其他企业合作、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但由于重庆钢铁债务情况复杂以及政策要求等多方面原因而失败。重庆钢铁面临破产,根据营运价值理论重庆钢铁重整价值大于清算价值,因此最终选择破产重整的方式,破产重整后成功脱僵。文章介绍了重庆钢铁破产重整的过程,并介绍了重整方案,包括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债权分类及调整方案、债权受偿方案和经营方案四个方面的方案。同时还从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及成长能力这四个方面的财务指标对重庆钢铁重整后效果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企业进行重整后四个方面都有所提升。本文同时也分析了重庆钢铁破产重整成功的原因,主要原因在于重整时引入了产业结构基金、注重重整后的经营方案、注重相关利益者的权益保护以及引入新的管理团队。文章通过重庆钢铁破产重整成功的案例来总结经验,为钢铁行业的其他僵尸企业退出选择提供借鉴之处。钢铁行业的其他僵尸企业在选择退出路径时,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来选择退出方案,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应该直接选择终止经营的方式,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要再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来选择托管经营、并购重组或破产重整等方式。对于钢铁业陷入由于无法偿还债务等财务困境的僵尸企业,且自身仍具备多方优势、值得被拯救的僵尸企业,重整是一种有效的退出方式。僵尸企业在选择退出方式时,也应该考虑职工安置的问题,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由于政府和银行在僵尸企业退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僵尸企业在选择退出时也应该考虑政府和银行的影响,政府层面应当适当干预而不是过度干预僵尸企业的退出工作,银行应当适当支持僵尸企业的退出,二者过度干预与支持将会导致退出处置工作难以进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古智荣[6]（2020）在《混改背景下兖州煤业跨国并购动因及经济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各行业国企纷纷响应政策号召进行体制经济的改革,并富有成效,然而对于资源型国企而言,市场化机制改革并不能完全满足当前发展的需要,原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国际舞台中适应不同的经济环境而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也是长期以来摆在资源国企面前的现实问题。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值得探索的实践性问题由此产生,即如何帮助海外资源国企实现自身脱困提质增效从而强化竞争力,其中的核心问题便是,海外实施混改能为国企带来什么?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海外缺乏政策支持情况下是否适用?海外国企实施混改能否借鉴国内的有效模式?通过实施混改的海外国企能否实现预期的改革效果?当前国内外专家研究更多围绕本土国企改革进行讨论,对海外实践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导向指引。基于此,本文结合兖州煤业跨国并购实施混改的案例,通过梳理有关文献和理论,构建适合具体情况的分析框架,究其动因、改革模式及带来的经济效果,试图从实践行为中总结当前国企海外实施混改的相关借鉴。首先,本文从研究背景出发,提出论文研究的主体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通过梳理海内外研究学者有关混改的相关文献,结合相关理论基础,从而奠定本文多角度的经济效果分析框架;接着,针对兖州煤业面临的现实问题,剖析其海外实施混改的动因,通过分析其海外混改的路径评价其可行性,并应用分析框架评价兖州煤业由此带来的经济效果;最后,基于前文分析结果得出相关结论,以期赋予类似国际化经营企业启发性思考,从而以点到面引出针对国企混改的相关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探索资源国企海外实施混改的动因及经济效果,对潜在风险进行揭示,并依据前文分析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旨在丰富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资源国企海外落实改革工作方面的实践经验,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其实现方式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孙丽姿[7]（2020）在《中国铝业债转股财务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开始了结构性改革,降低了经济增速并进入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随着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许多企业面临着债务规模负担过重、杠杆率逐渐升高、企业营业能力下降等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为解决我国企业杠杆率高的问题,降低由银行不良贷款率带来的银行风险,防止金融系统性风险,促进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提升企业经营效率,新一轮市场化债转股随之展开。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在去产能、降杠杆、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企业实施市场化债转股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等方面产生何种效果,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又会产生哪些影响。本文以中国铝业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阅读整理大量文献、案例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研究中国铝业市场化债转股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国铝业作为有色金属行业的龙头企业,积极响应了国家调整结构的号召,承担了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责任及义务,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坚持“市场化、合法化”制定了“债转股两步走”的方案积极实施债转股,为其他企业后续进行债转股提供了参考样本。本文应用案例分析法和财务指标对比分析法对中国铝业公司的基本情况、生产经营情况、债转股的内外部因素,债转股实施前后财务状况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了债转股对中国铝业经营财务绩效等的影响,并提出了中国铝业债转股完成后可能会面临的潜在风险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除了对中国铝业进行市场化债转股进行了传统的财务指标研究,还通过结合EVA理论与传统财务指标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不仅考虑了债务成本,还考虑到了债转股在资本成本方面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对会计信息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调整,消除了传统财务指标由于其稳健性原则所导致的财务数据部分不合理的情况,使调整后的数据更接近真实的现金流,同传统数据相比更能真实反映中国铝业实施债转股后公司的财务情况。通过对财务绩效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中国铝业本次债转股的实施,有效的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其四家标的企业尤其是中铝矿业的杠杆率得到大幅度下降,其资产负债率由债转股前的90.95%下降到25.99%,下降了64.96%,去杠杆效果显着,四家标的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下降直接影响了中国铝业的资产负债率下降到了70%警戒线以下,企业的杠杆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缓解了企业的财务压力,中国铝业实施债转股“两步走”方案,该方案有效减少了中国铝业的有息贷款,共计126亿元,该笔贷款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司的财务费用,减轻了一定的财务负担,该笔贷款的减少可每年有效节约7亿元的利息费用,由此公司的财务情况得以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本次债转股对公司的经营效率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变动,同时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也未能得到本质上的改变。中国铝业债转股“两步走”方案在子公司标的选择、股票定价方案制定、退出机制的选择制定等方面坚持“市场化”原则值得其他企业按照自身情况借鉴一二,虽然本次债转股方案的实施使得中国铝业在去杠杆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依旧面临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无法改善、再举债及股东权利无法保障的风险。因此,后续进行债转股的企业应正确把握债转股的目标,将债转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坚持法制化与市场化的基础上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同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防止企业再举债,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本文对中国铝业案例的针对性研究为今后其他实施债转股的企业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及借鉴意义。
于晨[8]（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王诗雨[9]（2019）在《政府规制、产业竞争和财务风险衍化的交互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政府规制、产业竞争与企业财务风险衍化交互作用的机制、路径与效应问题。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我国当代理论研究学者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产业组织理论、规制经济学理论和公司金融理论为基础;结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成熟市场产业发育基本特征和政府规制基本目标和手段;使用中国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美国所有上市公司,2001至2015年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和比较分析。本文研究发现:1)中国产业竞争对企业财务风险纵向衍化产生影响的传导链存在断裂,断裂之处在于产业竞争没有发挥显着的掠夺效应和治理效应,这导致了产业竞争对企业财务风险纵向衍化没有产生显着的影响。而在美国,产业竞争程度越大,企业财务风险纵向衍化程度越深,这说明掠夺效应和治理效应中,前者和治理效应中深化财务风险的影响占了上风。2)在中国,较强的政府企业规制会带来深化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且这种影响会削弱产业竞争的作用;较强的政府产业规制会给企业带来深化财务风险的影响,且产业规制和产业竞争的影响存在着相互强化的关系。结合产业竞争本身不具有显着影响,这说明在中国,竞争环境可能是内生于规制环境的。而美国政府产业规制能够显着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且不会对产业竞争和企业财务风险的关系产生显着影响。3)在中国,产业层财务风险水平随单个企业财务风险反向而动,后者的横向衍化主要体现为产业中的竞争效应;而在美国样本企业中,竞争效应虽然也得到了验证,但不如在中国样本中稳健和显着,这说明美国产业中竞争效应和传染效应并存的现象更加明显。同时,在中国,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的竞争效应随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而增强;而在美国样本中,产业竞争环境则对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不产生显着的场域作用。最后,在中国产业中,企业财务风险的横向衍化过程并不会对产业竞争程度产生显着影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市场竞争机制对单个企业财务风险不敏感;而美国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带来的产业层财务风险越小,产业竞争程度越大。4)在中美两国产业中,较强的政府规制会削弱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的竞争效应。但这种削弱作用的来源却不同,中国市场来源于政府规制所带来的产业层财务风险,而美国市场则源于与政府规制并存的较强的产业竞争。在中国产业中,企业财务风险的横向衍化带来的产业层财务风险越小,产业受到政府规制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是由“公的规制”降低产业财务风险目标所决定的。而在美国产业中,企业财务风险的横向衍化带来的产业层财务风险越小,产业受到政府规制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现象可以被规制俘虏理论所解释。在中国市场中,企业财务风险衍化、产业竞争与政府规制联动机制存在着莫比乌斯正向扭曲,且这种扭曲发生在政府规制影响企业层财务风险的过程中——政府规制本该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却由于规制约束的存在深化了企业财务风险的纵向衍化。在美国市场中,企业财务风险衍化、产业竞争与政府规制联动机制存在着莫比乌斯负向扭曲,且这种扭曲发生在产业层财务风险反作用于政府规制的过程中——在财务风险较低的产业中本不需要过多的政府规制,但由于规制俘虏的存在,较强的政府规制反而出现在财务风险较低的产业中。本研究通过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的比较研究,推进了对产业组织研究范式的反思,对规制经济学发展方向的思考,对企业财务理论的补充;为企业提供了不同政府规制和产业竞争环境中财务风险管控的重点和调整方向提供理论参考;为我国产业良性竞争机制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了风险管控方面的比较优化策略;为完善政府规制机制体制建设提供了市场与政府作用协调均衡的动态一致性选择。
罗丽娟[10]（2019）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文中提出员工持股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员工拥有企业一定数量股权的制度安排,是企业在产权组织形式上的制度创新。员工持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分配效应和激励效应等多重微观经济效应,有利于形成具有创新活力和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员工持股还具有稳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效应,可以克服凯恩斯主义政策长期实施所造成的不良政策效果。员工持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是新一轮我国国企改革的亮点。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物质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混合,还要重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混合,这就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将员工持股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的重要途径和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手段,以员工持股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激发企业创新能力,使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具有世界一流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以员工持股克服混合所有制企业内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形成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共同体,构建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虽然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对我国国企改革和塑造社会主义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意义重大,然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目前还仅仅停留于“允许”发展的层面,自2016年8月启动后进展缓慢,仍仅限于在试点范围内推行,且试点政策要求严格,试点范围小。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对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员工持股只是被作为国有企业中长期激励的一种手段,没有被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没有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提升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微观主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战略高度。从过去的实践过程看,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长期难以解决劳动者不能分享剩余价值、劳资关系对立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瓶颈。由此,本文重点论证了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对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以及保持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梳理了国外发达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作为借鉴,最后对我国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在绪论中,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然后对学界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员工持股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如何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员工持股相结合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问题;最后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研究中还存在的不足,等等。第一章是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理论建构。关于概念界定,论文首先区分了混合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梳理了学者们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内涵的理解;对于员工持股的概念,同样是在梳理学者们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然后介绍了本论文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对于本论文的相关理论基础,首先介绍了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经过对这些理论的比较和分析,提出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应该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为指导,同时借鉴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等相关理论,来指导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基于上述相关理论,本论文提出了以员工持股为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理论建构。本论文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那么混合所有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就应当既有活力,又能使劳动与资本共同分享企业生产剩余,形成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而员工持股是兼具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微观经济效应和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制度安排,更应当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点。第二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本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出现,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在每一阶段的政策与实践、发展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规范,并因政策规范难以奏效而最终叫停的曲折历程;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实践历程之所以经历曲折,几经反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还存在理论认识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论文的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从改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发展创新型企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员工持股对于当前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意义,提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该将员工持股作为重要途径和重要环节,以期形成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又为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微观经济基础。第七章研究了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发展现状,提出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解决的难点问题,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员工持股所存在的阻碍因素。国外员工持股发展较早,有着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本论文在第八章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员工持股的兴起、发展过程和特点,分析、总结了上述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施提供经验借鉴。第九章,从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际出发,以及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需要出发,并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提出了发展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遵循的原则及对策建议。
二、寻找国有企业脱困的亮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寻找国有企业脱困的亮点（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国有企业集团扭亏脱困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主要做法 |
| (一)加强组织领导,整体筹划部署 |
| (二)坚持问题导向,专题研究解决 |
| (三)建立工作机制,倒逼任务完成 |
| 三、主要成效 |
| (一)思想脱困转变观念,审时度势谋求发展 |
| (二)切实加强经营管理,助推效率效益提升 |
| (三)聚焦行业市场需求,经营活力明显增强 |
| (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企业创新发展 |
（3）新媒体时代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论文研究意义及选题缘起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1.新媒体时代传播研究 |
| 2.对视频客户端本身及其传播企业的研究 |
| 3.国有企业传播研究 |
| 4.趋向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内容及创新之处 |
| 1.研究方案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
| 2.研究内容 |
| 3.研究创新 |
| 一、新媒体时代的企业传播 |
| (一)新媒体时代概述 |
| (二)企业传播 |
| 二、包钢企业文化传播 |
| (一)包钢企业形象 |
| (二)包钢企业文化 |
| (三)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的发展历程 |
| (四)三大视频平台中传播相关包钢的报道分析 |
| 三、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的资源分析与传/受关系调查 |
| (一)传统媒体的偏差与不足 |
| (二)包钢企业文化传播资源分析 |
| (三)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的传/受状况调查 |
| 四、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的路径与策略 |
| (一)包钢新媒体传播路径 |
| (二)包钢文化传播策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参与科研项目及学术会议 |
| 1.发表论文 |
| 2.科研项目情况 |
| 3.参加学术会议 |
| 致谢 |
| 附录1 |
| 附录2 |
（4）供给侧改革中煤炭企业债转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 |
| 2.1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 |
| 2.2 债转股的理论 |
| 2.2.1 债转股的定义 |
| 2.2.2 债转股的三种运作模式 |
| 2.2.3 债转股的主要业务方式 |
| 3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煤炭企业债转股现状 |
| 3.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煤炭企业现状 |
| 3.2 供给侧改革对煤炭行业的深远影响 |
| 3.3 煤炭行业债转股实施情况 |
| 3.3.1 债转股实施的情况 |
| 3.3.2 本轮债转股实施原则 |
| 3.3.3 煤炭企业债转股对供给侧改革的影响 |
| 3.4 .煤炭企业实施债转股的必要性分析 |
| 4 煤炭行业实施债转股问题分析 |
| 4.1 煤炭企业债转股落地难 |
| 4.2 标的企业筛选标准不明确 |
| 4.3 地方政府与市场对债转股定位不一致 |
| 4.4 退出煤矿的资产清算难度大 |
| 4.5 市场资金来源有限 |
| 4.6 没有明确的退出机制 |
| 5 煤炭企业实施债转股的政策建议 |
| 5.1 政府在煤炭企业供给侧改革中应发挥重要作用 |
| 5.2 严格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
| 5.3 加强政府引导优化资产结构 |
| 5.4 积极改善企业生产经营模式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我国钢铁业僵尸企业的退出路径研究 ——以重庆钢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对僵尸企业概念的研究 |
| 1.3.2 对僵尸企业成因的研究 |
| 1.3.3 对僵尸企业界定方法的研究 |
| 1.3.4 对僵尸企业退出路径的研究 |
| 1.3.5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1.5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僵尸企业 |
| 2.1.2 实际利润法 |
| 2.1.3 退出路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营运价值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预算软约束理论 |
| 2.2.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 钢铁业僵尸企业的退出路径 |
| 3.1 退出路径分类 |
| 3.1.1 持续经营退出路径 |
| 3.1.2 终止经营退出路径 |
| 3.2 退出路径选择依据 |
| 4 重庆钢铁案例介绍 |
| 4.1 僵尸化认定 |
| 4.1.1 案例背景 |
| 4.1.2 僵尸化认定 |
| 4.2 脱离困境的尝试方式 |
| 4.2.1 与其他企业合作 |
| 4.2.2 重大资产重组 |
| 5 重庆钢铁破产重整路径选择 |
| 5.1 重庆钢铁破产重整过程 |
| 5.2 重庆钢铁破产重整路径选择原因 |
| 5.3 重庆钢铁破产重整调整方案 |
| 5.3.1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
| 5.3.2 债权分类及调整方案 |
| 5.3.3 债权受偿方案 |
| 5.3.4 经营方案 |
| 5.4 重庆钢铁破产重整后效果 |
| 5.4.1 偿债能力分析 |
| 5.4.2 营运能力分析 |
| 5.4.3 盈利能力分析 |
| 5.4.4 成长能力分析 |
| 5.5 重庆钢铁重整成功原因 |
| 5.5.1 引入产业调整基金 |
| 5.5.2 重视破产重整后的经营方案 |
| 5.5.3 注重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 |
| 5.5.4 引入全新管理团队 |
| 6 研究结论与启示、不足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启示与建议 |
| 6.2.1 结合自身实际选择退出路径 |
| 6.2.2 重整是有效的退出方式 |
| 6.2.3 注重职工安置问题 |
| 6.2.4 政府、银行适当干预 |
| 6.3 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混改背景下兖州煤业跨国并购动因及经济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及预期贡献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概述 |
| 2.1.1 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实施途径 |
| 2.2 当前我国国企实施混改现状及跨国并购情况 |
| 2.3 国有企业实施混改有关绩效的界定 |
| 2.4 理论基础 |
| 2.4.1 协同效应理论 |
| 2.4.2 规模经济理论 |
| 2.4.3 市场势力理论 |
| 2.4.4 资源获取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混改背景下兖州煤业跨国并购案例背景概述 |
| 3.1 有关各方背景概况 |
| 3.1.1 兖州煤业简介 |
| 3.1.2 兖煤澳洲情况介绍 |
| 3.1.3 嘉能可相关情况概述 |
| 3.1.4 联合煤炭公司基本情况 |
| 3.2 兖州煤业澳洲经营状况及困境分析 |
| 3.2.1 行业高位连续并购质量欠佳的资产 |
| 3.2.2 长期举债扩张致使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 |
| 3.2.3 公司经营不善且财务费用高昂 |
| 3.2.4 国有股权高度集中导致上市平台功能丧失 |
| 3.2.5 补救措施不具有存续性 |
| 3.3 兖州煤业以并购重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实施混改概述 |
| 3.3.1 兖州煤业以并购重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海外实施混改过程 |
| 3.3.2 兖煤澳洲实施混改后股权架构及相关安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混改背景下兖州煤业跨国并购动因分析 |
| 4.1 实现资产收购并促使产权优化和弥补市场化缺陷 |
| 4.2 发挥协同效应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
| 4.3 有助于拓宽销售渠道及满足市场环保需求 |
| 4.4 通过资源整合提升亚太市场的话语权与定价权 |
| 4.5 基于全球化布局的需要 |
| 第五章 混改背景下兖州煤业跨国并购经济效果分析 |
| 5.1 短期市场反应分析 |
| 5.1.1 股价变动分析 |
| 5.1.2 超额收益率变动分析 |
| 5.2 基于协同效应理论的指标体系分析 |
| 5.2.1 经营协同效应分析 |
| 5.2.2 管理协同效应分析 |
| 5.2.3 财务协同效应分析 |
| 5.3 基于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整体财务绩效分析 |
| 5.4 非财务整合效益分析 |
| 5.4.1 资源储备和市场占有 |
| 5.4.2 基建设施及运输网络 |
| 5.4.3 社区保障和潜在发展能力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案例启示和建议 |
| 6.1 兖州煤业案例启示 |
| 6.1.1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帮助海外国企脱困提质增效 |
| 6.1.2 以并购重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开拓海外市场的有效模式 |
| 6.1.3 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均衡各方利益 |
| 6.1.4 持续加强后续资源整合与经营协作带来的经济效果 |
| 6.2 相关对策建议 |
| 6.2.1 国有企业海外扩张应合理选择并购标的 |
| 6.2.2 国有企业可以结合自身需求创设混改途径 |
| 6.2.3 恰当遴选引入的战略合作者 |
| 6.2.4 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机制建立 |
| 6.2.5 积极履行助力混改增益成效的社会责任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7）中国铝业债转股财务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债转股的概念与意义 |
| 2.1.1 债转股概念 |
| 2.1.2 债转股发生的意义 |
| 2.2 相关理论分析 |
| 2.2.1 MM理论 |
| 2.2.2 权衡理论 |
| 2.2.3 代理理论 |
| 2.3 我国两次债转股浪潮概况 |
| 2.3.1 债转股的背景 |
| 2.3.2 债转股的方式 |
| 2.3.3 债转股的目标 |
| 2.3.4 债转股的风险 |
| 第三章 中国铝业市场化债转股案例概况 |
| 3.1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概况 |
| 3.1.1 基本情况介绍 |
| 3.1.2 股权结构介绍 |
| 3.1.3 生产经营情况介绍 |
| 3.2 中国铝业债转股的外在动因分析 |
| 3.2.1 国家政策方面 |
| 3.2.2 行业环境方面 |
| 3.3 中国铝业债转股的内在动因分析 |
| 3.3.1 营业收入持续下降 |
| 3.3.2 资产负债率过高 |
| 3.3.3 公司经营效益不佳 |
| 3.3.4 股权结构单一 |
| 3.4 中国铝业市场化债转股的实施 |
| 3.4.1 子公司层面实施债转股方式增资扩股 |
| 3.4.2 中国铝业层面实施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资产 |
| 第四章 中国铝业市场化债转股财务分析 |
| 4.1 财务指标分析 |
| 4.1.1 偿债能力分析 |
| 4.1.2 盈利能力分析 |
| 4.1.3 发展能力分析 |
| 4.2 基于EVA理论对中国铝业债转股的财务绩效评价分析 |
| 4.2.1 中国铝业EVA相关科目的调整 |
| 4.2.2 中国铝业资本成本率的确定 |
| 4.2.3 中国铝业债转股实施前后EVA值的确定 |
| 4.2.4 中国铝业债转股实施前后EVA的对比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铝业市场化债转股潜在风险及建议 |
| 5.1 债转股实施后的潜在风险 |
| 5.1.1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得不到真正的改善 |
| 5.1.2 企业过度再举债风险 |
| 5.1.3 投资机构的股东权利得不到保障 |
| 5.2 本文建议 |
| 5.2.1 完善债转股交易方案 |
| 5.2.2 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
| 5.2.3 形成利益共同体,预防过度再举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政府规制、产业竞争和财务风险衍化的交互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由来与界定 |
| 1.2 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基本内容框架 |
| 1.2.3 研究路径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财务风险及其衍化 |
| 1.3.2 产业竞争 |
| 1.3.3 政府规制 |
| 1.3.4 交互作用 |
| 1.4 研究意义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企业财务风险衍化的动因及其扩散效应 |
| 2.1.1 来自企业内部的财务风险衍化动因回顾 |
| 2.1.2 来自外部环境的财务风险衍化动因回顾 |
| 2.1.3 企业财务风险衍化的扩散效应研究回顾 |
| 2.2 产业竞争与企业财务特征的交互影响 |
| 2.2.1 基于产业竞争掠夺效应的影响回顾 |
| 2.2.2 基于产业竞争治理效应的影响回顾 |
| 2.2.3 企业财务特征对其产品市场行为表现的影响回顾 |
| 2.3 政府规制对市场和企业的双重影响 |
| 2.3.1 政府规制对产业竞争的影响回顾:立足中观视角 |
| 2.3.2 政府规制对企业财务表现的影响回顾:立足微观视角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关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评述 |
| 2.4.2 关于国内外学者不同观点和研究冲突的评述 |
| 2.4.3 现有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本文的研究方向 |
| 第三章 制度背景分析 |
| 3.1 中国经济市场化建设与政府规制政策的发展历程 |
| 3.1.1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建立与发展 |
| 3.1.2 中国重点产业政府规制政策的演进与发展 |
| 3.2 “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深化与政府规制的新方向 |
| 3.2.1 “新时期”中国市场机制的深化和完善 |
| 3.2.2 “新时期”中国政府产业规制的新方向 |
| 3.2.3 “新时期”中国政府企业规制的新重点 |
| 3.3 美国产业发育状态与政府规制历史演进 |
| 3.3.1 美国主要产业的发育状态分析 |
| 3.3.2 美国政府规制的历史演进 |
| 3.4 中美两国制度背景的比较与总结 |
| 3.4.1 市场与政府关系形成路径的差异 |
| 3.4.2 市场与政府相对势力的差异 |
| 3.4.3 政府与企业相对势力的差异 |
| 第四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模型 |
| 4.1 企业财务风险的理论基础与衍化路径 |
| 4.1.1 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 |
| 4.1.2 企业财务风险的纵向衍化:元驱动和场驱动 |
| 4.1.3 企业财务风险的横向衍化:违约相关性 |
| 4.2 产业竞争及其微观效应的理论基础 |
| 4.2.1 基于当代经济学流派比较的市场研究范式选取 |
| 4.2.2 不完全竞争产业中的企业竞争行为 |
| 4.2.3 不完全竞争产业中的掠夺效应和治理效应 |
| 4.3 微观经济规制理论的发展与沿革 |
| 4.3.1 以收费规制为代表的传统微观经济规制理论与批评 |
| 4.3.2 激励性微观经济规制改革、理论流派与基本形态 |
| 4.3.3 激励性微观经济规制的最优模型与相对于最优情况的扭曲 |
| 4.3.4 规制俘虏理论:对“公的规制”理论的一个补充 |
| 4.4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4.4.1 三个研究主体的四组作用关系 |
| 4.4.2 理论分析的基本假定 |
| 第五章 产业竞争对企业财务风险纵向衍化的影响研究 |
| 5.1 产业竞争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纵向衍化的机制与路径 |
| 5.1.1 产业竞争掠夺效应对企业财务风险衍化的影响 |
| 5.1.2 产业竞争治理效应对企业财务风险衍化的影响 |
| 5.1.3 两个效应的综合影响:叠加、制约还是抵消? |
| 5.2 产业竞争对企业财务风险纵向衍化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企业财务风险的度量 |
| 5.2.2 产业竞争及其他变量的度量 |
| 5.2.3 模型设定 |
| 5.2.4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产业竞争对企业财务风险纵向衍化的影响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规制和产业竞争对企业财务风险纵向衍化的协同影响研究 |
| 6.1 政府规制和产业竞争协同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纵向衍化的机制与路径 |
| 6.1.1 政府规制直接限制企业自由竞争签约权对其财务风险衍化的影响 |
| 6.1.2 政府通过产业规制影响竞争从而对企业财务风险衍化产生的影响 |
| 6.2 政府规制和产业竞争对企业财务风险纵向衍化影响的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政府企业规制的度量 |
| 6.2.2 政府产业规制的度量 |
| 6.2.3 模型设定 |
| 6.2.4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 政府规制和产业竞争对企业财务风险纵向衍化协同影响的检验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反作用于产业竞争的影响研究 |
| 7.1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影响产业竞争的机制与路径 |
| 7.1.1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的竞争效应和传染效应 |
| 7.1.2 产业竞争对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的调节效应 |
| 7.1.3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对产业竞争的反作用 |
| 7.2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对产业竞争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的度量 |
| 7.2.2 模型设定 |
| 7.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反作用于产业竞争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实证结果分析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产业竞争反作用于政府规制的闭环效应研究 |
| 8.1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形成闭环效应的机制与路径 |
| 8.1.1 政府规制对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的调节效应 |
| 8.1.2 企业财务风险的横向衍化对政府规制行为的反作用 |
| 8.1.3 企业财务风险衍化、产业竞争与政府规制的联动机制:一个莫比乌斯环 |
| 8.2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形成闭环效应的实证研究分步式设计 |
| 8.2.1 政府规制影响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的模型设定 |
| 8.2.2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反作用于政府规制的模型设定 |
| 8.2.3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闭环效应的模型设定 |
| 8.3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形成的闭环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8.3.1 政府规制影响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的实证结果分析 |
| 8.3.2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反作用于政府规制的实证结果分析 |
| 8.3.3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闭环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8.3.4 稳健性检验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中美两国产业竞争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纵向衍化的路径和效应 |
| 9.1.2 中美两国政府规制和产业竞争对企业财务风险纵向衍化的协同影响 |
| 9.1.3 微观企业财务风险在产业中横向衍化对中美两国产业竞争影响 |
| 9.1.4 中美两国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产业竞争反作用于政府规制的闭环效应 |
| 9.2 研究启示 |
| 9.2.1 产业竞争声誉效应的充分发挥与企业财务风险管控 |
| 9.2.2 政府公信力和学习能力的提高与企业财务风险管控 |
| 9.2.3 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传染效应的产业阻断与规制适当的产业竞争程度 |
| 9.2.4 企业财务风险管控、产业竞争机制与政府规制政策的良性闭环联动 |
| 9.3 不足与展望 |
| 9.3.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9.3.2 未来的研究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关于混合所有制的研究未将解决劳资关系作为重点 |
| 二、员工持股有助于解决混合所有制发展中的劳资关系问题 |
| 三、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创新及研究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内涵 |
| 二、员工持股的内涵及性质 |
|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内涵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 |
| 二、人力资本理论 |
| 三、“双因素”理论 |
| 四、分享经济理论 |
| 五、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对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
| 二、对“双因素”理论和分享经济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
| 三、对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
| 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应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为指导 |
| 第四节 以员工持股为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理论建构 |
| 一、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理论假设 |
| 二、基本推论:员工持股应当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点 |
| 第二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历程及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发展历程 |
| 一、我国员工持股的出现 |
| 二、员工持股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4年) |
| 三、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初步结合阶段(1994-2002) |
| 四、针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阶段(2002-2013) |
| 五、明确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重启员工持股阶段(2013年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的曲折性及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的曲折性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 第三章 员工持股与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中存在的治理问题 |
| 一、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问题是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逻辑起点 |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仍面临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
|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制度定型需要解决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
| 第二节 员工持股是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现代治理结构的重要途径 |
| 一、员工持股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产权多元化的重要实现形式 |
| 二、员工持股可以有效解决混合所有制企业委托代理问题 |
| 三、我国以员工持股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成功案例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实现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 |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问题 |
| 二、聚焦建立有效委托代理关系,以员工持股实现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 |
| 第四章 员工持股与发展创新型企业 |
| 第一节 创新型企业内涵及我国创新型企业发展现状 |
| 一、创新型企业内涵 |
| 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背景下我国创新型企业的缺乏 |
| 第二节 我国创新型企业缺乏的重要原因 |
| 一、企业家精神缺乏 |
| 二、工匠精神缺乏 |
| 三、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促进创新型企业形成 |
| 一、以员工持股激励企业家精神形成 |
| 二、以员工持股激励工匠精神形成 |
| 三、以员工持股激励科技人员提升创新能力 |
| 第五章 员工持股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一节 资本短缺时代劳动者难以分享企业利润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 |
| 一、资本短缺时代与劳动报酬比重偏低 |
| 二、劳动报酬低转化为劳动者财产性收入比重低 |
| 三、劳动者报酬偏低导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 |
| 第二节 资本过剩时代劳动者分享利润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 |
| 一、我国进入资本相对过剩时代和劳动力短缺时代 |
| 二、人力资本日益成为劳动者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源泉 |
| 三、员工持股成为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 一、以员工持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可行性 |
| 二、员工持股优于简单的工资上涨和福利国家模式 |
| 三、员工持股有利于打造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 |
| 四、员工持股有利于形成劳资利益共同体 |
| 第六章 员工持股与宏观经济稳定 |
| 第一节 宏观经济稳定需要有活力的微观基础 |
| 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灵 |
| 二、宏观经济稳定需要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
| 第二节 员工持股与形成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
| 一、我国需要形成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
| 二、以员工持股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挥消费生力军和主力军的作用 |
| 三、以员工持股稳定国内投资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推动新经济发展 |
| 一、新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
| 二、员工持股有利于促进新经济发展 |
| 三、在新经济领域广泛推动员工持股 |
| 第四节 以员工持股解决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就业问题 |
| 一、传统工资制与失业问题 |
| 二、以员工持股实现利润分享制 |
| 三、构建员工与企业的命运共同体 |
| 第七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现状、难点问题及阻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现状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历经反复 |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进一步发展任重道远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
| 一、持股对象范围的确定 |
| 二、员工持股比例的确定 |
| 三、持股员工的资金来源 |
| 四、员工持股模式的确定 |
| 五、持股平台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阻碍因素 |
| 一、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员工持股缺乏足够的认识 |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体制障碍 |
| 三、内部人控制问题 |
| 四、我国员工持股相关立法的限制 |
| 五、我国目前还缺乏相关的财税政策对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和员工进行激励 |
| 第八章 员工持股的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一、美国员工持股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
| 二、美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 第二节 英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一、英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二、英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 第三节 法国员工持股制的兴起和发展 |
| 一、法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二、法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 第四节 日本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一、日本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二、日本员工持股制度的特点 |
| 第五节 发达国家员工持股的启示 |
| 一、政府对员工持股计划的重视 |
| 二、制订完善的立法来推行员工持股 |
| 三、利用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 |
| 四、支持第三方金融机构介入员工持股 |
| 五、实施普惠式的员工持股 |
| 六、采取多种形式的员工持股计划模式 |
| 第九章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原则及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原则 |
| 一、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上升到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高度 |
| 二、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与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相联系 |
| 三、加强顶层设计,使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有序开展 |
| 四、在法律的激励、引导和规范下有序开展 |
| 五、从企业实际出发开展员工持股 |
| 第二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建议 |
| 一、充分认识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
| 二、加强和完善员工持股的相关立法 |
| 三、允许第三方金融机构参与员工持股计划 |
| 四、对员工持股参与方提供财税政策支持 |
| 五、探索多样化的员工持股模式 |
| 六、逐步扩大员工持股对象及企业的范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寻找国有企业脱困的亮点（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国有企业集团扭亏脱困探析[J]. 曾玲惠. 今日财富, 2020(13)
- [3]新媒体时代包钢企业文化传播研究[D]. 王卫星.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4]供给侧改革中煤炭企业债转股问题研究[D]. 田川.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5]我国钢铁业僵尸企业的退出路径研究 ——以重庆钢铁为例[D]. 王雅欣. 河南大学, 2020(02)
- [6]混改背景下兖州煤业跨国并购动因及经济效果研究[D]. 古智荣. 广东工业大学, 2020(02)
- [7]中国铝业债转股财务绩效研究[D]. 孙丽姿. 广东工业大学, 2020(02)
- [8]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9]政府规制、产业竞争和财务风险衍化的交互影响研究[D]. 王诗雨. 东南大学, 2019(01)
- [10]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D]. 罗丽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