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的两个心理“病点”

一、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论文文献综述）

徐蕾^[1]（2018）在《论近代中国“乡村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以汪达之为例》文中提出作为一名具体教育建设的积极参与者,汪达之呈现出"乡村知识分子"的基本面相。在充满变动与转型的20世纪中国,此类群体的基本处境显得尴尬而模糊不清。这一命运某种程度上是个人与时代间的错位所致。同时,这一群体却又体现出在非精英主义基调之下的专业技术主义式的取向,并使其自身的历史定位及现代意义趋于凸显,从而对在坚持专业技术主义路径的同时进行新教育的探索提供了启示。

徐蕾^[2]（2018）在《汪达之研究》文中认为汪达之（1903—1980）,安徽黟县人,中国近现代着名的人民教育家。在生活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他一生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践活动,为当今的教育留下了很多的借鉴和启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他所创办的新安小学和新安旅行团,对于教育和生活的结合作了诸多有益的尝试,这使汪达之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汪达之的一生经历了早年的思想启蒙时期、晓庄学校的求学生涯、主持新安小学、筹组及发展新安旅行团、晚年参与新教育体制建设等时期。他很早便经受了一定的社会历练,产生了最初的思想激荡,并因此开始接触革命思想。这使他远离了传统的学业路径,进入晓庄学校求学。这一经历使他接触、接受了新的教育理念,并与陶行知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因此,汪达之得以被派往晓庄学校的特约中心校新安小学任校长,获得了独立展示才华的舞台。他一方面应对各种困难,努力维系新安小学的发展;同时又系统实践生活教育思想,并进一步深化了自身对于教育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创建并发展了新安旅行团,将新安小学的办学理念传播至大江南北,其个人也达到了人生的顶峰。进入晚年阶段后,他逐渐成为了既有体制的一员,开始以体制性的方式长期持续开展教育工作,创造性活动趋于减少。在这一阶段,他积极主持推进了恢复晓庄学校、推广普通话等工作,并在教育部、广东民族学院等单位任职,为新中国教育体制的建立与巩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其个人也经历了一番荣辱浮沉,并完成了人生的最终谢幕。汪达之不到30岁即开始独立主持教育事业。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其实践的足迹遍及了诸多具体的教育领域,实践的对象涵盖各类人群,从而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同时,他自身也在教育思想上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通过人生早期的社会历练,他开始对传统教育方式产生不适应。通过在晓庄学校的学习,他对生活教育的理念与模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而主持新安小学的经历则使其逐渐产生了较为独立且系统化的教育思想。如开始从创造好生活以营造好教育的角度来看待生活教育,从而更加强调劳动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并带有一定的激进化色彩。此类主张又为其筹组新安旅行团,开展旅行修学活动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而通过新安旅行团的创建及发展,其思想更趋均衡化,并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有了新的感受和思考。进入晚年之后,他开始更多地思考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宏观教育问题,提出了要积极普及综合技术教育的想法。同时,在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中,汪达之也与诸多人士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交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交流关系网络。这也使他的经历成为折射近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典型范例,并使他成为近代“乡村知识分子”式人物中的代表者。同时,这一经历也使汪达之完成了对于教育事业的理论探究及思考,从而使之成为理论与实践并存的教育家。本论文采用文献资料分析与考察调研相结合的方式研究汪达之的生平经历、思想变迁,剖析其成长、发展与大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掘其思想的演变过程。同时深入挖掘与分析其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教育事业所具有的作用及意义,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倪玲颖^[3]（2017）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艺术技巧和美学观念已经成为当代台湾文坛的通行符码和主要文学标准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主题不断深化,写作路向不断拓宽,小说艺术日臻成熟,现代主义的内涵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对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切的影响。本文第一章梳理了现代主义小说在台湾的基本发展脉络。20世纪30年代是其萌芽时期,其思想来源主要是日本的“新感觉派”,是为光复前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等《现代文学》杂志同人重新推动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他们在形式技巧和小说观念上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而在小说美学尤其是语言方面则或隐或显地保留和发扬了中国特色。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他们不断打破传统叙事模式,使得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得到了新的发展,出现了精英现代主义、抒情传统的诗意现代主义以及本土现代主义等不同的发展路向。第二章主要从主体身份的追寻与彰显、边缘处境与自我放逐、创伤记忆与历史叙事、精神困境的突破与救赎四个部分来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精神空间。本章第一节梳理长期以来台湾社会主体的各种精神危机所发生的历史背景。第二节梳理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小说中所呈现的离散者、知识分子以及边缘群体的诸种身份迷思。第三节主要关注在八十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小说的“放逐”/“自我放逐”主题和在“河流”意象中体现出来的漂泊主题以及它们所呈现的人类边缘处境。第四节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小”历史叙事。第五节从疯癫、女体/母性救赎、暴力、逃离与回归等方面解读八十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小说的精神救赎之道。第三章探讨现代主义小说家的书写策略。第一节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追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寓言化书写策略如何建构不同面向的寓言。第二节从情欲与暴力的结合、情欲化书写与历史病体的结合、情欲化书写对于主体性建构的参与等几个方面探析八十年代以来现代主义文本中大量出现的情欲化书写。第三节追寻梦境书写策略在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体现并探讨八十年代后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时间观的变迁。第四章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语言实验。第一节考察“纯化中文”语言实验。“纯化的中文”接续了七十年代余光中、白先勇一脉的“中国性—现代主义”,其语言实验背后所蕴含的强烈传统取向和民族意识体现了现代主义作家拯救“中国性”的新一轮努力。第二节考察王文兴与王祯和小说中文字“混杂”的语言实验。王文兴小说中“杂化”的语言符码和王祯和的“多语混杂”书写都完全摒弃了现代汉语的理性语言规范,并试图以字形、字音、字义来构筑其自在的艺术世界。第三节考察舞鹤小说中大量的变异文法和修辞文本,其作品中标点符号的撤退和猥琐的语言体现了现代主义小说家对标准汉语写作规范的挑战和反叛。第四节考察郭松棻、李渝的“诗化”语言实验。他们以融会了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的诗化语言形式构筑起印象主义式的文学空间。结语部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历史位置给予重新定位,并对其在东亚文学场域的影响与地位予以展望。

朱美荣^[4]（2014）在《五四时期吹响的社会主义“集结号” ——中国早期几大社会主义思潮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主义源于16世纪的英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周期性经济、政治危机不断显现,社会主义“幽灵”开始在欧洲徘徊,形成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如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求存图变成为主旋律。虽历经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但仍未改变中国外受列强掠夺、内有军阀割据的现状。到五四时期,中国人更热切地盼望彻底改变国家命运,也更为急切地寻找出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各种政治思潮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中国,而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源自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社会主义思潮都曾被众多国人所信奉、传播、甚至实践。可以说,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已吹响了社会主义的“集结号”。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学说,而其他几派却渐渐式微。马克思主义缘何在百家争鸣中胜出,并成为我国人民谋求解放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语境。为此,本文主要以五四时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四大社会主义思潮——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仔细梳理它们的传播历史和理论观点,再现当时不同思潮之间的理论交锋,以期探索它们或消亡或壮大的根本原因。回顾当时这段历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观点是通过争论而逐步为人所了解的,其基本主张也在实践层面上逐步开展；作为传播、论战的载体,各种社团或期刊可能同时宣传或支持不同的“主义”；各思潮的拥护者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了解、比较、争论的展开而不断变化的,比如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多就曾受过新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吸引。总的来看,这几大社会主义思潮可以归纳为“温和”与“激进”两类。新村主义和基尔特主义主张渐进的改良,属于温和派；而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主张暴力革命,属于激进派。具体而言,新村主义因周作人的推介而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风行一时。它主张通过建设一个个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运行原则的新村,由点到面,由新村建设逐渐扩展到改造整个社会,从而达到“平和的造成新秩序”的目的。这种具有改良主义的温馨梦想,对于渴盼改变恶劣现实却又害怕激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在激进主义者看来,所谓的新村主义就像在“粪土上盖造花园”,是难以实现的。实际上,在根本制度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这种新村试验也终因资金困难、社会动荡和缺乏制度保障而夭折。如果说“争论”让民众逐渐看到了新村主义的空想性,那么“试验”的失败则更加证明了这种理论的不切实际。同样主张改良的基尔特主义,因为其主推者梁启超、张东荪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颇大,加之国际知名学者罗素的助推,也曾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并引发了一场耗时一年多、参加者众的社会主义大讨论。这种思潮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当务之急应是开发实业,兴办教育；中国不存在无产阶级,不应提倡阶级斗争,而应该走资产阶级的改良之路。这种主张遭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激进主义的批判。在后者看来,基尔特主义“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无论是开发实业还是兴办教育都只有在赶走帝国主义、推翻专制、拥有独立自主权的民主国家中才能实现。对于同属激进派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来说,前者的影响一度远远超过后者。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较早,拥有较长的发展时间和较多的派别,它在各社会阶层中都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尤其是激进青年。作为后起之秀的马克思主义要争取更多的青年,就必须在理论上战胜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主张激进革命,它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它反政府、反强权、反专政并主张绝对自由,这显然脱离现实也不符合国情。在当时的中国,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来推翻封建专制、赶走帝国主义,建立无产阶级的强权和政府,从而维护弱者的正义。同样赞同激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并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不仅与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而且其兼具革命性与科学性于一身的特征也满足了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再加上当时传播者的有效组织,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通过一场场的论战而不断扩大影响、赢得民众,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它已经成长为当时中国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我们承认,“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践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面对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主张激进革命,兼具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扎根,并最终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但是,也应该看到,其他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其传播者、倡导者、支持者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的主张都抱有一个同样的目的,就是批判现存制度,提出改革方案,而在根本的道路问题上却大相径庭。相比马克思主义,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众声喧哗中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如果说次要原因可以归结于其传播的组织力量及其理论素养的低下,那么其主要原因则在于它们提供的具体道路和途径无法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需要。

罗宁^[5]（2012）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背景下体育的曲线发展研究（1880-1937）》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的政治诉求是为追求国家独立自强。从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开始,有识之士就开始了利用西方先进物质文化抵抗外敌的征程。虽然体育早已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但直到军国民思想兴起才引起国人关注,清朝末年即1880年军国民教育思想萌芽,体育在这时作为军国民教育实施的内容受到部分利用。本文是以这一时期体育开始受国人重视的时间为起点至1937年国术与体育之争论结束,二者走向融合为止进行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期,是因为1880年至1937年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对体育发生影响的较为典型的时期,这段时期由于列强侵略,国人利用体育救亡图存,或当作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工具。这一时期近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包括军国民教育的实施、辛亥革命、国术与体育之争以及新文化运动,西洋体育在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之下得以传入,被国人重视,作为“强国保种”的工具或革命工具被提倡。也正是这样的政治愿望,体育得以曲线而缓慢的发展。这段时期每一次威胁到中国政治统治的事件,都给体育带来了得以在中国发展的机会：甲午中日战争失败随即倡导军国民体育,大量体育项目涌入中国；维新派为求变法提倡“尚武”、“强国保种”；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大倡“全民皆兵”的军国民体育；伴随战争而来的基督教青年会为近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新气象；国术与体育之争,带动传统武术采用近代化的体育锻炼方法得以向大众传播；新文化运动探讨体育真义,体育作为教育的一环加速了近代中国学校教育现代化；最后体育这一外来文化又以其强大的力量促进近代中国的民主进程,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改革运动。

杨文军^[6]（2011）在《新时期“非鲁”思潮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新时期“非鲁”思潮为主要研究对象。所谓“非鲁”,是指对鲁迅的着述、人格和思想进行否定性的评价。这对于秉有“鲁迅情结”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件从情感和理性两方面都很难接受的事情,由此导致鲁迅接受史上的这一触目的现象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正是有鉴于此,本文将“非鲁”纳入研究视野,试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整体性考察,来揭示其得以兴起的政治、文化根源,评估“非鲁”思潮对于鲁迅研究的意义。引言部分首先对“非鲁”这一概念作出了界定,并指出它与“毛泽东思想学派”对鲁迅“局限性”的批判之间有着本质性区别。接着通过对鲁迅接受史的简短回顾来还原鲁迅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真实地位,用以点明鲁迅自然形成的崇高地位是他被政治势力所借重的前提条件,而这也为“非鲁”埋下了伏笔。第一章是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体制化进程及其表现形式的考述。“鲁学”像儒学一样,在1949年以后获得了“王官之学”的地位,这首先源于鲁迅本身的思想倾向有被政治收编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政治性解读,鲁迅和鲁迅研究被整合进了“官学”体系。作为“官学”的鲁迅研究有两大研究机构：其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下设的“鲁编室”,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鲁迅全集》的编注来对鲁迅以及与鲁迅相关的方方面面作出政治性的诠释；其二是鲁迅博物馆下设的“鲁研室”,它的主要任务除了进行鲁迅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之外,还要对形形色色的“非鲁”言论给予驳斥,以扞卫鲁迅的“形象”。第二章通过对几个不同时期的“非鲁”事件的回顾来揭示鲁迅研究的官学地位在新时期的衰微趋势。在1980年前后围绕鲁迅所进行的“两个口号”论争中,双方都不断地诉诸国家权力,而权力也随时介入其中,充当裁决者。这表明此一时期鲁迅研究主要不是被当作学术问题而是被当作政治问题来看待的,不过这次论争也为“非鲁”打开了一个缺口。在1985—1986年的《杂文报》与《青海湖》事件中,当事人遭到了权力的惩戒,这表明这一时期鲁迅依然受到政治权力的庇护,鲁迅研究依然高据显学地位,“非鲁”是一件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情。不过,在这两起事件中,以“非鲁”为策略的商业化模式初现端倪。2000年的《收获》事件具有鲜明的文化炒作的色彩,虽然当事人也承受了一定的政治压力,但是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遭到惩戒。这表明国家权力已无意介入鲁迅研究领域的论争,随之带来的是鲁迅研究的官学地位的衰微。不过,这对于鲁迅研究本身并非坏事,因为其官学地位衰微的过程其实正是它不断获得解放的过程。第三章从“作品论”的角度对“非鲁”思潮进行考察。通过将新时期对鲁迅作品的质疑与1976年之前以及海外的相关“非鲁”言论相对照,指出前者在整体上并没有越出前人的窠臼。也同时指出,新时期“非鲁者”对鲁迅在长篇小说方面的缺失的批判,对鲁迅的“硬译”理论和实践的质疑,等等,仍然值得鲁研界认真对待。第四章从“人格论”的角度对“非鲁”思潮进行考察。除了将新时期对鲁迅人格的质疑与1976年之前以及海外的相关“非鲁”言论相对照之外,还将新时期鲁研界本身的去意识形态化倾向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新时期“非鲁者”对鲁迅人格的质疑也表现出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不过其路径是试图将鲁迅降格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他们对鲁迅婚姻关系的拷问和对鲁迅“病态化”人格的揭露同样值得鲁研界认真对待。第五章是对文化民族主义者的“非鲁”论的评估。这一派“非鲁者”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全盘性反传统”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思维模式,与极左思潮有同一渊源。还有一批“非鲁者”从“东方主义”的角度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作出检讨。他们认为鲁迅这一思想来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东方观,而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是有偏见的,所以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也应该被扬弃。不论是对鲁迅“反传统”思想的批判,还是对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检讨,本质上都是“文化民族主义”心理在起作用。这一派对鲁迅等人的批判表现出鲜明的去西方化的倾向,然而他们的批判武器又来自于西方理论,这是文化民族主义者无法化解的根本矛盾。第六章是对自由主义者的“非鲁”论的评估。自由主义者通过将鲁迅与胡适进行比较,指出了鲁迅在自由主义理念方面的缺失。本文则试图证明,鲁迅固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与自由主义理念有相通之处。自由主义者对鲁迅的质疑,是新时期“非鲁”思潮中最有学理性,也最有现实价值的部分,但将鲁迅树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有欠考虑的。鲁迅的“国民性改造”路径与胡适的“制度建设”路径是能够并行不悖的,“制度建设”不能以排斥“国民性改造”为前提,自由主义理念的推行也不能以否定鲁迅为前提。第七章是对“卫鲁者”和“非鲁者”知识结构的分析。“毛泽东思想学派”在新时期因为逐渐失去国家意识形态的实际支持,也就基本丧失了它在知识上的合法性和说服力,但仍有一批学者顽强地坚守着这一学派的研究立场,于是不可避免地要与新生代学术势力（如王富仁、汪晖等）发生碰撞。其实双方共同分享着“鲁迅+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只是在前者的知识结构中,“毛泽东”是主线,“鲁迅”是辅线；而在后者的知识结构中,“鲁迅”是主线,“毛泽东”是辅线。这种差别决定了他们在新时期学术地位的不同以及对“非鲁”言论的态度的不同。新时期有一部分鲁迅的崇拜者转变为他的批判者,除了出于文化炒作的目的和对鲁迅研究体制的反感之外,知识结构的转变是一个根本原因。结语部分是对新时期“非鲁”思潮的意义的总结。虽然新时期“非鲁”言论的总体水平有待于提高,但“非鲁者”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是值得鲁研界充分重视。鲁研界必须学会从自己的对立面汲取资源,因为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必然是由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共同营造的。实际上,近十年来鲁研界一些研究者确实对“非鲁”的声音作出了较为理性的回应,这种回应正好体现了“非鲁”思潮的价值。

许心宏^[7]（2010）在《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城—乡”符号结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基于文化符号学与叙事学角度,探研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及文化表征意义。研究的基本理路,是从中发现“城市”与“乡村”,到文学的“城市”与“乡村”是由语言符号所构建,再到探究“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从中离析出“城—乡”的符号结构功能与文化意蕴功能。以“城”与“乡”为文化结构符号,探究其中所表征的文化结构意义、时空结构意义、视角结构意义、修辞结构意义、性别结构表征意义、情感结构意义等,进而厘定出“城”与“乡”所指代的一系列话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符号意识形态之争、符号性别表征、空间归属于文化身份等差、城乡游走与家园梦寻等。肇始于20世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揭开了文学地图上“城—乡”符号结构叙事的历史帷幕,此乃研究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符号结构文化内涵的逻辑起点。第一章,汲取20世纪中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两个始基性的文化符号,界定出“城市”与“乡村”的文学想像特性与文化符号功能特征,进而界定出“城市”与“乡村”所表征的文化差异性、冲突性、变异性及真实性问题。在文学活动“作者--世界—文本——读者”的叙事“四要素”中,探析“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所具有的表达、指涉、结构、交流与认知功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实质是文学构想的文化意象符号,内中潜藏的则是文化符号所表征的文化观念世界。第二章,基于社会转型、城市功能、文化观念的“反转”、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作家“城市”审美经验等角度,从文化符号的“中心”与“边缘”、“时间”与“空间”、“过去”与“现在”三个维度,探讨文学“城市”与“乡村”的符号时空与书写格局,以“城”与“乡”作为结构性文化功能符号,离析出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叙事者文化心灵矛盾以及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意义。第三章,就文学的“城”与“乡”的符号结构关系来说,“城”与“乡”是一种文学叙事的视角结构与文化意义生成问题。自“五四”时期“乡土文学”以来,文学的自“西”看“中”与由“城”望“乡”,突破了乡土中国“城乡一体”的混沌状态,在“城—乡”视角的结构与解构中,促发了两大文化空间的视阈性比较。由“城”望“乡”的“乡村”书写,“城市视角”是潜在的“实”；而“民间视角”、“反启蒙视角”、“反城市视角”虽为表面的“实”,但却是真实的“虚”。90年代以来,文学的“城市”构想与书写,在“新生代”作家那里,源于社会转型与作家城市审美经验习得,文学的“城市”书写与文化意义始具“本体”地位,表征着城市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确立甚至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四章,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叙事修辞,基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乡土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型,乡村“他者”的“城市”叙事常被冠以“罪恶”、“怪物”、“迷宫”等修辞性叙事；90年代以来商业文化与都市文化语境的根植,“金钱”、“情欲”与“物欲”成为“都市文学”叙事修辞的基本题旨,“欲望化”都市意象升腾于文学文本之中。论文基于中国城市现代化与商业化的社会发展,从道德与情感、道德与理性、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解读视阈中,探析“都市文学”的“都市”精神面影。第五章,基于“城市”与“乡村”的文学叙事修辞,作家“乡下人”、“我是农民”、“乡村之子”文化身份的宣称,实质是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中,出于文化身份“安全感”与“崇高感”之需,“乡村”与“土地”是其文化身份“征用”的文化符号；但又在“文化启蒙”、“国民性批判”、“文化批判”中陷入文化身份“跌落”的“虚妄”境地。在“恋土”与“恋乡”两种情结中,有“知识分子的”与“农民的”两种,前者重“审美”,后者重“功利”,在“能表述”与“被表述”之间,其实是话语权的分殊。在对“乡村”与“土地”文学构想中,基于“城乡二元”社会状态与数以亿万计农民工“向城求生”的社会现实,解构了“乡村”的“童话”与“诗化”的既有修辞性叙事策略。第六章,从“乡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发展,意味着传统“乡村—村落”的解体过程。在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等维度上,文学的“城”与“乡”叙述,从符号结构的性别表征上来说,“城市”具有“父权”指代的文化符号功能,而“乡村”则显现出“母性”的文化符号指代功能；90年代以来,“都市里的农家女”的“身体”修辞,隐喻的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等级结构状态。第七章,文学“城--乡”符号的情感结构编码,无论在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阶段,经由现代“乡土文学”、“京派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后寻根文学”（或“后知青文学”）、城市化语境中“乡村-自然”文学构想,出现了“母题”性“城—乡”符号互立的情感结构编码模式,皆将“家园”安置在了“乡村”自然、山水、村庄,甚至“野地”、“荒野”上,“乡村”成为能指的“家园”符号的指代。这其中,既有文化心理上的乡土根植与城市梦魇,又有基于现实与心灵需求的“城--乡”互为“乌托邦”的符号编码。不过,基于“乡村—家园”的语言符号编码,对“乡村—家园”的追求也永远“在路上”。

皖河^[8]（2009）在《思想多棱镜里的“五四”》文中研究指明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五月四日,一群热血青年不顾军警镇压,举行游行集会及各种抗议活动,不仅使国民政府最后被迫拒签对德和约,有力狙击了各虎

黄旭^[9]（2008）在《文学政治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激进主义》文中指出笔者从文学政治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激进主义的形成。在本文中,文学政治指文人们利用政治的文学和文学性的政治写作,通过宣扬简单而基本、抽象而绝对的政治价值,影响人们对政治的看法而形成的政治现象。笔者认为激进主义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从心理状态来说,激进指情绪上的急切激进。另外,从政治主张和手段来说,激进,相对于保守而言,主张对政治现状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革或革命,企图对社会的改造毕功于一役。在手段的选择上,如果是改革,倾向于休克疗法。如果改革不成,则将以革命暴力手段代之。文学政治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普遍的颇具影响的政治现象。文学政治从两个方面对80年代中国激进主义产生影响,一是促进了激进情绪的形成。有强烈救世情怀的文人的文学性的情绪化语言、危机之渲染造成了激进情绪的形成。二是文学政治形成了激进的政治主张。文人们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忽略中国自身的特征,提出全面、彻底的改革要求,主张完全西化为标准的改革道路。文学政治现象自身有两大缺陷。一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消解了其主张的自由民主应有的宽容精神。二是从理论上说,文学政治中提出的简单和基本、抽象而绝对的自由民主口号缺少实现的途径和方法,只是虚幻的理想,是“反乌托邦”的乌托邦,从实践上来看,其提出的民主自由是以精英民主自由取代过去的不平等,缺少对低层现实问题的关照。在政权仍很稳固时,他们的主张必然得不到更多人的支持。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提出了本论文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对过去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总结出了研究意义,提出了论文研究的新视角和研究框架。第一部分,详细分析论文的主要概念一文学政治现象,并联系中国实际谈文学政治。第二部分,分析中国80年代产生文学政治现象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详细考察中国产生文学政治现象的文化机制—文学公共领域,指出80年代文学公共领域的概貌和特征。第三部分,论述中国80年代文学政治中文人们的文学情怀和政治情结,并描述了80年代文学政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政治的文学以及文学性的政治。第四部分,首先对80年代的激进主义进行了界定,然后用大量的材料分析80年代文学政治中的激进情绪的表现和文学政治中的激进主张,从而为读者勾勒出一副80年代中国激进主义图景。最后一节总结文学政治对激进主义的命运的影响。一旦失去了政治权力的支持,激进主义由于缺少来自底层的支持,而且本身也是一个乌托邦,其激进主张必然没有实现的可能。本文认为,文学政治是中国80年代出现的独特政治现象,这一现象与80年代中国激进主义有着相关联性,它不但影响到中国激进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且也影响到激进主义的失败命运。中国现代化需要稳定,而社会的稳定需要一个和谐、理性、平衡而多元的思想世界,这一思想世界的形成依赖于文学政治的退出和政治权力的宽容。90年代以后的中国,随着文学政治现象的退出和政治权力的更加宽容,理性而多元的思想世界正在形成。这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

孙玮^[10]（2006）在《以大众的名义——当前大众传媒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05、06年的重要文化事件为对象,分析了当前大众传媒话语和行动中的文化民粹主义表现,并揭示了这种倾向产生的社会动因和背景。指出：当前大众传媒中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有双重意义：既是引领民主的先声,也是戕害民主的利器。这是文化民粹主义本身以及当前中国社会的双重因素造就的复杂局面。

二、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论文提纲范文）

（2）汪达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五四时期吹响的社会主义“集结号” ——中国早期几大社会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背景下体育的曲线发展研究（1880-1937）（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期“非鲁”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城—乡”符号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思想多棱镜里的“五四”（论文提纲范文）

（9）文学政治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激进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四、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近代中国“乡村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以汪达之为例[J]. 徐蕾. 兰州学刊, 2018(09)
• [2]汪达之研究[D]. 徐蕾. 扬州大学, 2018(12)
• [3]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倪玲颖. 山东师范大学, 2017(12)
• [4]五四时期吹响的社会主义“集结号” ——中国早期几大社会主义思潮研究[D]. 朱美荣.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4(12)
• [5]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背景下体育的曲线发展研究（1880-1937）[D]. 罗宁.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2)
• [6]新时期“非鲁”思潮研究[D]. 杨文军. 武汉大学, 2011(05)
• [7]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城—乡”符号结构研究[D]. 许心宏. 浙江大学, 2010(07)
• [8]思想多棱镜里的“五四”[J]. 皖河. 天涯, 2009(02)
• [9]文学政治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激进主义[D]. 黄旭. 复旦大学, 2008(03)
• [10]以大众的名义——当前大众传媒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分析[A]. 孙玮. 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集（Ⅰ）, 2006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激进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