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交通运输厅厅长会议在河南召开

一、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在豫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高毓薇^[1]（2020）在《统计工作队伍建设与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1949-1956）》文中认为统计工作队伍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特定群体,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中国逐渐走上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一切工作,如果没有正确的数据便没有依据、无法开展;要获得正确的数据,就需要有统计工作。而要全面开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统计工作,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支政治过硬、专业能力强的统计工作队伍。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许多艰巨的任务,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党中央正确决策、苏联外部援助、人民群众甘于奉献等原因以外,统计工作队伍的贡献绝对不容忽视。本文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的相关史料,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任务及统计队伍状况出发,系统回顾了统计工作队伍建设的开展情况,并通过考察第一次人口普查、“一五”计划实施、增产节约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统计工作队伍的贡献,进一步地探讨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转向执政的过程中,统计工作队伍是如何为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做出应有的贡献的。并且,本文还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队伍建设的经验与启示,探索新时代统计工作队伍建设的方向,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本文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任务及统计队伍状况。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对统计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及当时统计工作队伍存在的许多问题,如数量严重缺乏、专业素质不足、统计工作队伍整体稳定性差、在机关单位地位不高,不得重视等。第二部分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统计工作队伍建设进行的实践探索。主要有统计工作队伍的建立与健全,教育与培训、管理与监督这三个方面。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统计工作队伍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深入考察统计工作队伍在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一五”计划的编制与执行情况检查、增产节约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贡献,更生动地揭示统计工作队伍是如何为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第四部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队伍建设及服务进行了反思,并得出了启示。首先对统计工作队伍建设过程中政治性与专业性的平衡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然后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队伍建设的经验和启示,为新时期统计工作队伍建设提供借鉴,如必须实现政治性和专业性的统一,结合各个时期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加强教育与培训等。

应晓燕^[2]（2019）在《封锁与反封锁 ——中央苏区的经济困境与对外贸易》文中认为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实力、军队力量、势力范围等方面都与国民党相差甚远,一直存在着敌强我弱的态势,但在“围剿”与反“围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这是国民党所不能容忍的。国民党在军事手段无法消灭中共和红军的情况下,实行经济与军事相结合方式,一方面发动强大的军事力量包围中央苏区,另一方面配合着严密的经济封锁围困军民。日益加剧的困境,使中央苏区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物资短缺是中央苏区面临的严重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党人不畏艰辛、勇于开拓,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与地方势力以及白区商人进行商业贸易。中央苏区通过农产品的大量输出换取工业必需品运进苏区,有效的补充了军民生活物资,也为几次反“围剿”的成功提供物质基础。本研究通过梳理这一时期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区域历史,在分析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与封锁状况、中央苏区所面临的经济困境等史实的基础上,讨论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工作策略,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央苏区军民生活及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重大意义。同时中央苏区面对国民党毫无畏惧、顽强不屈的精神状态和面对困难不慌不乱,用智慧和勇敢、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成为我党执政中对外贸易的宝贵经验。

张勇^[3]（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许鲁江^[4]（2016）在《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民族工作及其基本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好民族工作关系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民族问题,从成立之日起就对民族工作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湖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大省,做好民族工作具有超凡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根据湖南省内少数民族的实际,全面谋划开展民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民族地区人民政权建立起来,湖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级民族工作机构,管理民族事务。此后,湖南省内民族政治工作、民族经济工作以及民族文化工作等得以蓬勃开展。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湖南省民族工作受到了极大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经过拨乱反正,使民族工作重新回到发展轨道上来。湖南省紧跟党的步伐,在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领域全面展开民族工作。三十多年来,湖南省基本完成了民族成分识别、认定工作,以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为中心,对湘西地区进行扶贫开发,深入开展民族法制建设,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极大的发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在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民族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既得成就面前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湖南省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困难,诸如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发展,扶贫任务仍然艰巨等等。湖南省必须不断总结民族工作经验,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用地区特色进行扶贫和开发,充分认识民族工作“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的特点,正视问题并解决问题,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前进。

李晓^[5]（2016）在《十八大以来五大系统腐败案件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八大以来是迄今为止国内外都不多见的大力度的反腐行动,一方面是因为这一代领导人坚决的反腐意志,另一方面腐败已发展到一定情形,当今大力反腐具有现实必然性。腐败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的共同问题,一直以来针对腐败问题,在我国不同的社会阶段,国家领导人都会从当时所处的现实国情出发,制定出科学有效的腐败治理对策。当前,对于我国是极具历史性的发展时刻,但也是问题集中爆发的点,反腐败是我国当前各项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随着与人们紧密相关的医疗、卫生、食品、环境、文化、政治权利等各方面腐败案件的披露,一时间腐败问题似乎充实着整个社会,把反腐败提上工作议程,做为一项事业来抓,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内容。反腐败工作不仅是国家政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也要纳入全国各方面建设成绩评价中的一项重要指标。打击腐败的行动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及大众的关心与支持,他们是我国反腐事业顺利开展的重要力量支撑。大力打击腐败,把反腐败工作推向深入,首先就应对已曝光腐败案件进行梳理,对当前的腐败案件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是我们反腐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对问题进行很好地剖析,把腐败案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归类,总结出腐败问题呈现的共性及各自所独有的特点,我们才能更好地找到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对十八大以来政法系统、能源系统、交通系统、教育系统、新闻媒体系统等查办的腐败案件整理,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十八大以来五大系统的腐败案件各自都按照时间顺序分不同的项进行归类整理；第二部分主要对十八大以来五大系统的腐败案件的特点进行分析,首先就五大系统的腐败案件所呈现的共同特点进行分析研究,接下来再研究分析各个系统本身所独具的特点；第三部分对五大系统腐败案件的成因进行分析,按照由表及里,又外部到内部的逻辑顺序展开；第五部分对照以上五大系统腐败案件的形成原因进行相应的对策研究,在思想建设上不断加强思想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摆正政治立场,加强党性教育,不断建立健全权力监督体系,营造清廉健康的社会环境。

马栋^[6]（2013）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的贪腐猖獗、官商勾结和权力滥用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贪腐“大案要案”时有发生,腐败的危害性空前加剧,民众反腐声浪日渐高涨。本文的研究目标直接指向探讨中共执政六十多年来初步建立反腐廉政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历程、特点、经验和趋势,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建构反腐廉政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如何实现党内立规和国家反腐立法的有效衔接与整合。在此目标的指引下,本文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倡廉为指导思想,从党史党建、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对执政党反腐倡廉法制建设进行全景式、系统性研究。这一研究主题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第1章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分别从中国传统廉政制度思想与西方廉政法制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的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的思想等三个方面进行研析。第2章梳理和分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执政党认为腐败的根源主要在于封建思想余毒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因此反腐败的主要手段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群众运动,强调对民众十分关注的大案要案的审判和惩处,反腐廉政法制建设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第3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的推进、成就及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吸取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审时度势,实现了反腐廉政建设思路的现代转型,即加强廉政法制建设,循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根治腐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反腐廉政建设开始了从以运动为主的反腐到制度性的长效性反腐、从重事后惩治到惩防并举、从定点清除到整体性反腐的转型,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但这一历史时期仍存在着反腐廉政国家立法工作滞后于反腐廉政建设的形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问题仍然存在；国家法律与执政党党章、党规的相互协调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家司法制度与执政党纪检制度的相互配合有待进一步完善。第4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中国反腐廉政法制建设也呈现出新特点：反腐廉政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日渐严密、注重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惩治和预防腐败、网络反腐的兴起及其制度化、加强反腐败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等等。新形势下反腐廉政建设存在着：廉政法制建设无法同市场经济改革同步、廉政法律体系不周全、反腐廉政立法层级低、监督机制不健全、预防机制失灵、惩处力度不够、选择性反腐、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立法滞后等问题。第5章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的思考。新形势下,要树立法治是治国理政、约权治吏基本方式的基本理念,从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第一,进一步完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制定《反腐败法》、《公职人员从政道德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和《行政程序法》等国家反腐立法；修改完善《预算法》,建立财政预算透明机制；制定整合性的《监督法》并切实发挥其法律效力。第二,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构独立的专业化的廉政反贪机构,扩大公众参与和社会舆论监督。第三,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严格执法,有腐必反；健全纪检监察体制,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分工与合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公正司法。第四,加强反腐败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综上所述,全面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廉政道路,必须顺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立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上,建立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教育、制度、监督并举,预防和惩治腐败相结合,实现运动式反腐向法治型反腐、党内反腐向制度反腐的现代转型,从而构建反腐廉政的长效机制。

王子明^[7]（2013）在《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逻辑 ——基于决策溪流分析框架的研究》文中提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是当代中国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决策过程不仅直接影响到决策的质量和效率,而且直接反映了当代中国政府决策的能力和水平。从理论上分析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对理解和改进当代中国政府大型项目决策过程具有积极意义。决策是一系列的“选择一决定”行为和事件,决策过程更应关注的是决策作为一系列行动、一系列事件的正在发生或正在进行的状态。考虑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具有系统性、层级性、长周期性、影响广泛性等特点,区别于政府日常的、临机的、突发性决策,因此,本文认为科恩等人提出的“垃圾桶”决策模型以及金登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过程溪流理论既关注到决策主体的行为,又关注到与组织特性紧密相联的决策进程,因而提供了总体性考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理论启示。从总体性考察决策过程出发,尝试性地提出“决策溪流论”的理论构想,并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分析框架。以“决策溪流”一语指称决策过程中一系列行为和事件的发生及其变化,决策过程中存在三条溪流:议题溪流、政策溪流和政治溪流。基于此进行新的理论性拓展,既分析考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三条溪流本身,又考察决策溪流行进所依凭的更为宏观的时空条件,并从决策要素的角度定义并分析决策渠、决策溪流、决策动力,考察议题构建和决策时机。最后提出“执政部门主导的决策溪流分析框架”是理解当代中国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概念性框架的结论性观点,并建议通过扩大决策渠的开放性以提高决策的公众接受度以改进决策过程。决策溪流的行进由特定的时空条件作为支持,本文把支持决策溪流存续的时空条件视作决策语境,即决策溪流的行进是由决策语境所塑造的。参照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提出决策语境是由结构性力量、局势性力量和事件性力量共同构成的一个多层面的结构,每一层面对决策溪流的存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作为当代中国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语境的结构性力量和局势性力量的重要内容,分别重点考察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行政体系结构和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决策溪流行进在一条有限开放的决策渠之中,决策渠由有形构件和无形构件所构筑。决策渠由堤和坝构成,堤承担着束流与导流的功能,坝承担着阻滞与疏导的功能:决策渠的有限开放是通过决策渠各个层级的控制阀实现的。决策溪流行进到某个控制阀时,会积累自身的能量,形成决策势能,一旦某种因素作用于决策主体,迫使控制阀快速打开,势能就会转变为溪流继续行进的动能。一般情况是,各层级执政部门在决策渠中可能既履行着控制阀的功能,又发挥着决策坝的作用,而且决策信息一般需要通过执政部门才能被编码并纳入决策溪流。决策溪流的行进具体体现为决策主体的行为,即若干决策主体的“一组”行为。决策主体在决策溪流行进中承担的角色存在很大差别,诸如决策者、决策关键人、决策利益相关者表明了不同的角色功能。决策主体间的行为互动反映了决策主体间关系,包括有限博弈、民主协商、利益综合等,这些行为互动也体现了决策溪流的行进实质。因为进入决策渠的议题并不是纯粹的关于问题的讨论与酝酿,而是反映着讨论酝酿问题与讨论深化政策建议的一种结合。三条溪流可以辨识,但是它们也是相互转化的,议题溪流和政策溪流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转化为政治溪流的表达形式。三条溪流又是相互作用的,政治溪流的行进会促进或阻滞议题溪流、政策溪流的行进,同样,议题溪流和政策溪流的行进又可能“逼迫”政治溪流行进得更快些。因此,就议题进行的政治性评估、经济性评估和技术性评估,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溪流行进的主要方式。决策溪流的行进需要推动力,推动力直接来源于决策主体。决策溪流能够通过决策渠诸多控制阀的关键在于决策时机带来的动力。决策时机是溪流的行进状态与决策主体主动作为的相互契合。每条溪流都有属于自己的“决策时机”在前进的方向上等待。决策时机的形成有赖于决策诱因,决策诱因激发决策主体的反应,这种反应导致决策势能快速地转化为决策动能,决策动能的表现形式既可能是决策溪流顺决策愿景方向行进,也可能逆决策愿景方向行进。如果是逆愿景方向行进,那么就可能出现决策中止的状态。如果决策中止后无法恢复,那么就可以确定为决策终止了,反之,则可确定这种中止状态为决策“冬眠”。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选题的角度较为新颖,选取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案例进行决策过程理论分析,并且将例证分析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二是理论分析框架具有创新性,在约翰· W ·金登的“过程溪流”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总体性分析视角,构建起决策溪流论的概念性框架,并讨论了决策语境、决策要素、决策渠、决策堤坝、决策势能、决策主体、决策关键人、决策利益相关者、议题、决策时机、决策诱因、决策中止、决策“冬眠”等概念;三是提出适用于理解当代中国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执政部门主导的决策溪流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将决策的公众接受度作为评判政府大型项目决策过程优劣的重要标尺,从而为改善政府大型项目决策过程提供政策建议方向。

黄雪垠^[8]（2013）在《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研究（1935～1945）》文中提出近代中国的政府管理技术经历了从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型。1935年川政统一后,四川省政府是抗战时期建制最完整、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政府,其行政现代化过程具有典型的样本意义。在这期间,四川省政治中央化逐步完成,军阀统治的防区制被废除,现代行政组织逐步健全,政府职能渐次扩展,人事与财务管理日趋制度化,行政管理技术不断改进。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1935年到1945年间四川省政府在“组织与职、能”、“人事与制度”、“文本与实际”、“决策与制约”等方面的变化过程,关注政府运行中的具体问题及其成因,以探究政府行政现代化的曲折进程及其绩效与制约四川省行政现代化是在中央政府行政改革与川政统一的背景下推行的,目的是要改变割裂、落后的行政实况,成为真正的“民族复兴根据地”。通过省府内部机构设置与基层行政网络建设,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大为加强,同时现代型政府的服务职能也逐步扩展。规范性的人事制度虽然建立,行政人员的素质与行政技能也有所提高,但仍未摆脱政治派系的干扰与传统用人制度的积习。经过统一与整理后的财务制度逐步规范,但因为非生产性支出过多导致地方建设缓慢;财权与事权的分离破坏了财政制度的完整性;过度动员则进一步过重了人民负担,降低了政府的经济绩效。合署办公与公文改良促进了政府内部运转的效率。通过比较政府在粮食问题与田赋征实上不同的应对,表明随着行政变革的推广与深入,四川省政府的行政实效也相应提高。省府主席张群开明的行政思想及其与临时参议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在顺利地完成支援抗战任务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政府行政现代化的进程。本文认为,现代化趋向是1935声到1945年间四川省政府行政改革的主要方向,但由于政治利益博弈、异质的行政风格、行政监督的缺位、特殊的战时体制以及国民党弱势“统治型执政党”的执政模式等因素,使四川省行政现代化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和阻碍。四川省行政现代化的变革,也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与试错机会:以张群为首的省政府与民意机关之间的良好互动,给政府与社会的融合提供了实验性的有用经验;滞后的制度建设与低下的经济绩效无法满足基于抗战而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需求,加重了民众对政府的失望情绪,引发政府权威资源的流失,导致政治不稳定。

赵靖茹^[9]（2012）在《我国藏族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基于“内地西藏班”的实例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民族国家如何对待和解决少数民族问题,一直是当今世界的研究热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全球经济竞争的需求还是社会凝聚力的需要,教育都是民族国家制定国家政策的重要工具。民族国家运用教育手段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是世界民族国家保证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发展的一般规律。西藏是我国最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单一的藏民族高度聚居、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残留痕迹、全体藏民笃信喇嘛教、外国势力策划分裂活动一直活跃,西藏因此成为一个斗争繁杂、举世注目、非常敏感的地区。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西藏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从根本上依靠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培养新西藏建设人才,是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的人才保证。作为未来西藏建设人才的藏族中学生,借助1984年制定的内地西藏班政策,在内地获得了富有内涵的成长。该政策创造了少数民族教育最独特的异地办学方式,在藏族学生成长的最关键时期施加影响,以同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影响和带动藏族群众,在内地营造民族教育的自然成长环境,有效促进了汉藏民族交流,藏族中学生毕业后返回西藏工作,成为建设新西藏的优质人力资源。内地西藏班政策是中央针对特殊的西藏采取的独创性尝试,成为藏族等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成功借鉴。本研究根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策略,运用教育公平理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构筑理论框架,重点研究内地西藏班政策,围绕该政策的起源、目标、实施、结果、评价,通过对藏族中学生的内地适应性研究和内地西藏班政策实施过程与效果研究,探寻内地西藏班办学模式效果、藏族中学生跨地域跨文化成长、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藏族民族教育政策提供有益借鉴。本研究立足于三个研究层面：宏观上从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内涵与发展,深入到西藏经济社会及教育发展变化的研究；中观上从内地若干西藏民族中学的办学研究,深入到藏族中学生的内地适应性评价研究；微观上从上海共康中学的历史与特色研究,深入到共康中学学生个体的成长效果研究。三个层面的研究运用了以下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法,梳理了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和最新研究成果；通过问卷研究法,对全国一届近50%的内地西藏班藏族中学生进行调查问卷,并做了数据分析；通过访谈研究法,了解内地西藏班政策的实施,笔者赴武汉、重庆、上海、绍兴、常州、南通、北京、天津、郑州等地的11所西藏民族中学访谈校长、德育教导、班主任、学生；通过实地考察法,进行内地西藏班政策的效果和价值研究,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本人赴西藏调研,深入到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那曲五个地市,走访西藏地市级和乡村学校10所,了解西藏中小学教育发展情况进行对比研究,深入到内地西藏班在校学生的家中向其家长了解对该政策的看法和建议,向现在藏工作的内地西藏班毕业生了解其求学感受和政策评价。技术手段上借助因子分析法,选取了“对中学生提升文化知识的质量评价、对中学生认识世界和了解社会的效果评价、对中学生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对学习中国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联系评价、对传递的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联系评价、对拓展文化视野的评价、对认同本民族文化的评价”等十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通过确定相应的评分标准,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将十个实测变量转换为学习、文化、民族三个主成分因子,并对参加问卷调查的上海共康中学94名学生的三个主成分因子的计算得分进行分析,按照综合评价得分数据左偏分布特征,获得了对内地西藏班政策效果较高评价的结论。根据因子分析法结论、问卷数据结果,结合访谈观点,得出以下结论：综合得分左偏分布证明内地西藏班政策整体效果良好；学习、文化、民族是影响内地西藏班政策效果评价的三大因子。政策执行方面：生源的质量保证了内地西藏班政策的高起点与可持续发展；限定的西藏领导干部子女的入学率,保证该政策的严格执行和教育发展的公正公平。藏族学生培养和选拔制度的分离,保证了对藏族学生评价的客观公正,以及人才培养明确的目标和民族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性。藏族中学生内地适应性方面：藏族厨师内地支教可以提高政策效果评价；藏族中学生在内地的藏语学习难度超过汉语。政策评价方面：内地西藏班政策全面带动了汉藏文化交流；大量的内地西藏班毕业生成为西藏基层干部,维护国家政权,保证民族团结,体现鲜明的政治功效；内地西藏班政策带动中央在藏其它政策的落实和执行。政策建议方面：实施了26年的内地西藏班政策需要适当的调整,以“民居制”代替封闭式学校管理,以“助学金”方式支持学生回家探望,用市场理念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内地西藏班教学质量,注重内地西藏班政策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与西藏人才政策的一体化衔接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内地西藏班政策独特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对于促进藏汉民族相互认同、保证国家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为世界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选题新颖独特。从国家、区域、学校、个体四个层面,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客观评价了政策效果,方法科学准确。在宏观、中观、微观等层次都获得富有意义的成果,对国家层面藏族等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对区域层面教育政策的执行、对个体层而藏族等少数民族学生的成长都具有实实在在的指导意义。内地西藏班的独特政策,体现了中央更强的统筹性、地方服从中央的政治性、民族地区与内地省市更融洽的协调性、学校自主办学的灵活性、培养人才更鲜明的适用性,是最独特、最有效的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该政策的成功实践对我国藏族等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建立完善具有积极的策略意义：通过教育带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是最有效的手段；按照“积极差别对待”的原则,保证藏族等少数民族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少数民族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承担民族团结的使命；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与传统,优先加大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力度；加强政策宏观调控,把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

范正金^[10]（2012）在《第三届全国公路养护管理专家学术沙龙》文中提出时间:2012年3月16日地点:河南.许昌.花都温泉度假区范正金:尊敬的刘厅长、张厅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阳春三月,我们在美丽的许昌召开全国公路养护管理学会第三届学术沙龙,这种形式应该说很多同志都已经比较熟悉了,第一次是在太原,第二次是在黑龙江。沙龙这种形式比较活泼、自然、主题鲜明,特别是我们本次会议将围绕大家普遍关注的、对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讨论主题来进行学术研讨,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这次会议在河南召开,河南交通运输厅、河南公路局、公管局、河南公路学会,特别

二、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在豫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在豫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统计工作队伍建设与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2）封锁与反封锁 ——中央苏区的经济困境与对外贸易（论文提纲范文）

（3）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民族工作及其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十八大以来五大系统腐败案件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逻辑 ——基于决策溪流分析框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研究（1935～1945）（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藏族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基于“内地西藏班”的实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第三届全国公路养护管理专家学术沙龙（论文提纲范文）

四、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在豫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统计工作队伍建设与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1949-1956）[D]. 高毓薇.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2]封锁与反封锁 ——中央苏区的经济困境与对外贸易[D]. 应晓燕. 南昌大学, 2019(02)
• [3]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4]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民族工作及其基本经验研究[D]. 许鲁江. 湘潭大学, 2016(03)
• [5]十八大以来五大系统腐败案件实证研究[D]. 李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研究[D]. 马栋. 武汉大学, 2013(01)
• [7]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逻辑 ——基于决策溪流分析框架的研究[D]. 王子明. 南京大学, 2013(12)
• [8]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研究（1935～1945）[D]. 黄雪垠. 南京大学, 2013(03)
• [9]我国藏族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基于“内地西藏班”的实例分析[D]. 赵靖茹. 复旦大学, 2012(03)
• [10]第三届全国公路养护管理专家学术沙龙[A]. 范正金. 第三届全国公路养护管理专家学术沙龙与会专家发言集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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