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年全国粮食增产九十亿斤（论文文献综述）
葛于鹏[1]（2021）在《1953-1957年江苏省粮食统购统销研究》文中指出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付胜军[3]（2019）在《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研究（1953-1956）》文中提出1953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号召下,全国工厂数量增加、工矿区人口增多,国家工业建设进入高潮。伴随工业化,市镇居民和工矿区工人用粮需求越来越大,全国粮食供给与需求产生了矛盾。为保障城市和工业用粮需要,国家出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并在全国推行。本文以1953至1956年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为研究,重点考察国家政策在广东的实践。出于对实现工业化、解决国内缺粮危机等考虑,国家选择“农业支援工业”的发展道路。广东在粮食统购统销中的特点是其在过渡时期农业生产省的定位。在粮食统购统销初期,广东省的部分农民对政策采取怀疑态度,部分乡村干部为维护农民利益协助农民藏匿粮食。为了顺利开展购粮,广东省将购粮任务交给各级主要党政领导,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为组织纽带,动员农民卖出家庭中的余粮。在粮食调运和存储环节,广东省提前编制粮食调运计划,组织船只、车辆作为运输工具,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运输成本。在粮食入库时,设立专职人员严格把控粮食质量,发动人民群众保管粮食。最后,在粮食统销期间,广东省建立了“粮食厅-粮食局-粮食供应站”的科层制度,将粮食出售给城镇居民和工矿区工人,对国家机关和市镇居民用粮情况进行调查,形成居民用粮标准,并整顿了国家机关单位、市镇居民浪费粮食的现象。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作为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一部分,不仅保障了本省的粮食供应,还缓解了华南地区缺粮的状况,更为国家工业发展积累了资金。广东省在贯彻中央政策时,完成了国家对地方党政的整顿和农民的政治教育,使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实现镶嵌式发展。
郭伯虎[4]（2018）在《新近发现的一篇陈云文献——《1957年9月6日陈云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笔记稿）》解读》文中研究指明1957年9月6日陈云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是反映陈云粮食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在农业生产不稳定、合作化增产有限、统销连连告急的复杂局面下,陈云在讲话中系统阐述了"坚持统购统销,实行以丰补歉,多购少销"的应对方针。这篇讲话的很多内容,直接吸收进了1957年10月11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以丰补歉、多购少销"成为一段时间内国家粮食工作的重要方针。
高军峰[5]（2017）在《生存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购销体制建构的政治透视》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不只是单纯出于实施工业化战略的发展需要,而是为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平衡对农村粮食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具体体现为:政治层面,中共中央出于借鉴苏联工业化建设经验与破解中国国情约束的需要;民生层面,中共中央出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与民生需求之间平衡的需要;社会层面,中共中央出于推进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以增加粮食产量和克服农民贫富分化的需要;发展层面,中共中央出于加强城乡物资交流与化解粮食供需矛盾的需要,最终通过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现对粮食的国家性建构。
葛玲[6]（2014）在《天堂之路：1959-1961年饥荒的多维透视 ——以皖西北临泉县的乡村十年为中心》文中提出1959-1961年饥荒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学界围绕这场饥荒的规模和原因也有过持续研究。本文主要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考察1959-1961年饥荒在县域范围内的形成过程,重点观察乡村政策实践中的饥荒生成逻辑。文章认为,饥荒的发生不是某一个独立因素所能解释的,需要放入一个多元的政策背景中去思考。同时,此次饥荒虽主要发生在1959-1961年,看似1958年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但对临泉饥荒四个相关因素统购统销、稻改、水利以及生产救灾实践的历时性研究表明,上述四因素与饥荒的关系,早在大跃进前,甚至如统购统销和生产救灾在制度设计之初就蕴含了饥荒的种子。稻改和水利虽然更多是一种地方性政策实践,未上升到制度层面,但每次的实践过程,对基层都是一次政治训练,正是经过不断的训练,饥荒来临时基层才会出现各种隐匿瞒报现象,最终助长了饥荒蔓延。从临泉的饥荒过程看,饥荒相关四因素中,统购统销和生产救灾是全国性制度安排,水利和稻改是地方工程。虽如此,却很难确定到底哪一个是最主要因素,事实上抽走了其中任何一个,饥荒都会是另外的样子。尽管这些因素都可算作“人祸”,但仍可将其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人为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如统购统销和生产救灾均属此类；再就是制度运行和政策执行中具体人的行为选择,稻改和水利则属此类。如果统购统销和生产救灾更多反映了制度的内在问题,那稻改和水利则揭示的是实践问题。制度的设计者主要是高层,实践者则在最基层,1959-1961‘年饥荒的发生显然是两者合力的结果。全文有六章和结束语等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交待论文选题及全文的写作基础和背景；第二章为“临泉的灾与荒”,是全文的立论基础,也是所有讨论的逻辑起点。重点讨论1950年代的灾荒史和三年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以此展现饥荒程度和规模。第三章为“水利之殇：河网化与饥荒”,主要讨论1950年代的临泉水利建设。本章在简要讨论治淮和打井后,重点分析了大跃进时期的河网化及其和饥荒的关系,认为河网化至少在农田占用、劳力占用及粮食浪费三个方面与饥荒有密切关联。第四章为“稻改之灾：誓叫淮北变江南”,稻改兴起于1954年,从1957年起开始大面积推广。本章重点分析了稻改对饥荒的影响。研究发现,稻改不仅因脱离地方实际,致使劳力过度占用而影响了其他作物生产,同时还因不合理规划导致大量土地荒芜,两者都影响了粮食产量,最终助长了饥荒形成。第五章为“命悬余粮：统购统销与饥荒”,主要讨论统购统销与饥荒的关系。本章回顾了统购统销临泉实践的三个阶段,从开始的“缺粮供应”到中期的“余缺调剂”以至最后的“缺粮自筹”。指出临泉实践中的统购目标并不是想象中的余粮,而是实实在在的口粮,这样与统购相伴的便是始终难以挥去的粮食短缺,高征购后的粮食危机就是这种常态化短缺的极端化。第六章为“救而仍荒：临泉的灾荒与救助”,本章以临泉1955年和1959年及1963年三次灾荒为例,检讨了基层救灾对饥荒和人口死亡的影响。研究发现,灾荒中的生产自救,即便没有减轻政府救济职责的考虑,也暗含了灾情规避之意,对整个饥荒缓解非但不会有所助益,反会遮挡视线从而人为扩大灾情。最后为结束语,先以王庄为例回应了开篇困惑,接着总结了临泉饥荒的生成过程。重点强调了本文结论,一是饥荒的多因素特征,再就是饥荒产生的远因。最后指出了饥荒中的“人祸”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制度内在问题；二是制度实践中人的心理趋向和应对策略问题。
杨奎松[7]（2013）在《从“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曾经是中共领导人中最重视农民作用,也最关心农民状况的人。他在1950年、1952年、1953年、1955年曾多次直接干预过中共中央在粮食征购问题上的计划安排,要求压缩征购数字,以缓解农民生活困难问题,减轻粮食征购给农民造成的生存压力。但是,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却赞同了中央主管经济工作领导人的意见,支持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此一政策不仅没有减轻农民的税赋,反而使农民在粮食问题上更少自主的余地了。促成毛泽东态度变化的重要原因,无疑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及其对粮食的现实需求。同时不能忽略的是,作为见惯了流血牺牲的革命党人,毛泽东本能地更看重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邢恩源[8]（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研究指明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高其荣[9]（2011）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困境,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产值特别是粮食产量接连下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饥荒蔓延。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步转入调整轨道,到1960年11月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调整,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农业调整全面展开并进入高潮。农业调整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历时五年多,至1965年底结束,经历了艰难的历程。首先,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等文件,开展整风整社,退赔平调财物,坚决纠正了农村普遍存在的“共产风”等错误。其次,1961年,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全党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农村大调查。“农业六十条”是全党农村大调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党领导对人民公社体制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解散了公共食堂,废除了供给制,划小了社队规模,将基本核算单位下调至生产队。再次,党逐步确立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方针,采取了清理和下放农村劳动力、精简城镇人口、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对农业实行财政倾斜等措施,大力加强了农业战线。第四,党制定了恢复社员自留地,鼓励发展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实行“借田渡荒”,进行包产到户试验等休养生息政策,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党还通过降低农业税、减少粮食征购量、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一定程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虽然存在以肯定“三面红旗”为前提、否定包产到户、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没有改变我国农业落后面貌等历史局限,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是成功的,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历史作用,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它是六十年代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先导和中心,带动和促进了工业等其他战线的调整,促进了我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第二,它阻止了饥荒的继续蔓延,杜绝了社会动荡,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第三,它是中国共产党对已觉察的“左”倾错误的纠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前纠“左”的继续,主要纠正了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急于求成思想和在生产关系变革问题上的急于过渡错误,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庐山会议前的纠“左”。第四,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并成为了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给我们留下了较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主要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农业兴则百业兴,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农村经济政策必须以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基本出发点；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根本纠正“左”倾错误,避免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完善我国农业保护政策体系。这些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探索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杨春杰[10]（2010）在《吉林省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粮食安全是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为了实现粮食自给的方针,我国采取了基本农田保护、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和推广农业科技、实行各种惠农政策等措施。吉林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粮食生产能力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对粮食安全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吉林省制定了一系列农业发展措施和粮食增产目标,本文从水资源、耕地资源、农业技术等方面分析吉林省粮食生产能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并且对吉林省粮食生产潜力进行预测,提出了提高粮食产量的对策建议。
二、去年全国粮食增产九十亿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去年全国粮食增产九十亿斤（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研究（1953-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文献研究法 |
| 2.历史分析法 |
| (五)理论基础 |
| 1.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 |
| 2.农业基础理论 |
| 二、广东省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背景 |
| (一)新中国建立后为实现工业化以“农业支援工业”筹措资金 |
| (二)全国粮食危机出现的原因及应对 |
| 1.全国性粮食危机出现的原因 |
| 2.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 |
| (三)广东省委商讨本省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
| 三、广东粮食统购工作的开展与推进 |
| (一)广东省粮食统购工作面临的问题 |
| (二)广东省粮食统购工作的机制 |
| (三)粮食统购工作的原则 |
| 1.依靠贫农、发动中农 |
| 2.随征带购原则 |
| (四)广东省粮食统购中的动员 |
| 1.对乡村统购干部的动员 |
| 2.对农民的动员 |
| 3.对妇女的动员 |
| 4.对青年的动员 |
| (五)广东粮食统购中的群众运动 |
| (六)广东省粮食统购的影响 |
| 四、广东省粮食调运、储存工作的开展与推进 |
| (一)广东省粮食的调运工作 |
| 1.广东粮食调运中面临的问题 |
| 2.完善粮食调运工作 |
| (二)广东省粮食的储存工作 |
| 1.组织粮食入库 |
| 2.建设“四无”粮仓 |
| 3.依靠党政,密切联系群众进行保管粮食 |
| 五、广东省粮食统销工作的开展与推进 |
| (一)广东省粮食统销的开端 |
| (二)广东省在粮食统销中面临的问题 |
| 1.浪费粮食的现象严重 |
| 2.在粮食统销中出现的投机行为 |
| 3.轻视粮食供应工作 |
| (三)粮食统销中的供粮制度化 |
| 1.建立健全粮食供应机构 |
| 2.在城乡实行不同的供应制度 |
| 3.设立国家粮食市场 |
| 4.实行粮票制度 |
| 六、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的评价与启示 |
| (一)广东省为国家提供大量粮食,使工业化发展道路稳定 |
| (二)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改变“地方-中央”与“社会-国家”的关系 |
| (三)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塑造本地农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新近发现的一篇陈云文献——《1957年9月6日陈云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笔记稿）》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一、陈云讲话的历史背景 |
| 二、陈云讲话的主要内容 |
| (一) 几个比较重大的问题。 |
| (二) 征购方面的问题。 |
| (三) 统销方面的问题。 |
| (四) 粮食方面的其他问题。 |
（5）生存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购销体制建构的政治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政治决策:借鉴苏联经验与突破国情约束的权衡 |
| 二、国计民生:工业化建设与居民粮食消费的平衡 |
| 三、公平效率:粮食增产与克服农民贫富分化的需要 |
| 四、发展导向:城乡交流与化解粮食供需矛盾的需要 |
（6）天堂之路：1959-1961年饥荒的多维透视 ——以皖西北临泉县的乡村十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子：王庄之惑？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二节 思路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对象与材料 |
| 一、对象选择 |
| 二、材料使用 |
| 第二章 临泉的灾与荒 |
| 第一节 1949年前的临泉灾荒 |
| 第二节 1949-1959年的临泉灾荒 |
| 第三节 小灾大荒的1960年 |
| 一、1959年的旱灾 |
| 二、小灾大荒中的人口死亡 |
| 第四节 灾从何来? |
| 第三章 水利之殇：河网化与饥荒 |
| 第一节 治洪防旱：大跃进前的水利建设 |
| 一、内外有别：治淮与河道疏浚 |
| 二、前奏曲：打井抗旱 |
| 三、“不当事”的工程 |
| 第二节 水利政治：大跃进中的河网化 |
| 一、服务稻改：河网化的兴起 |
| 二、政治挂帅：河网化的推进 |
| 三、水系之变：河网化的效果 |
| 第三节 “误了农事”：河网化中的农业生产 |
| 一、挖压农田 |
| 二、“丰产不丰收” |
| 三、“前方吃了后方粮” |
| 第四节 水利之殇：河网化与饥荒 |
| 第四章 稻改之灾：“誓叫淮北变江南” |
| 第一节 消灾与增产：稻改的历史进路 |
| 一、消除水患：稻改与减灾 |
| 二、落实《纲要》：稻改与增产 |
| 第二节 旱地变水田：稻改推进中的政治强制 |
| 一、明接暗挤：稻改中的乡村应对 |
| 二、辩论评比：稻改中的政治强制 |
| 第三节 水旱之争：稻改中的农业生产 |
| 一、安家定块：旱地水田的人、地之争 |
| 二、保水?保早?1959年旱灾中的粮食生产 |
| 第四节 江南梦碎：稻改与饥荒 |
| 一、粮食减收 |
| 二、土地荒芜 |
| 第五章 命悬“余粮”：统购统销与饥荒 |
| 第一节 “缺粮供应”：集体化前的统购统销(1953-1954) |
| 一、缺粮统购 |
| 二、购销相随 |
| 第二节 “余缺调剂”：集体化初期的统购统销(1955-1957) |
| 一、定产不定购 |
| 二、余缺调剂 |
| 第三节 “缺粮自筹”：大跃进中的统购统销(1958-1960) |
| 一、产量游戏 |
| 二、缺粮自筹 |
| 第四节 命悬“余粮”：统购统销与饥荒 |
| 第六章 救而仍荒：临泉的灾荒救助 |
| 第一节 缺粮救济：1955年的春荒 |
| 一、直接救济：粮款拔放 |
| 二、生产自救：副业与代食品 |
| 三、生产难自救 |
| 第二节 束手无策：1959-1961年的饥荒救助 |
| 一、例行之事：1959年春的缺粮与救助 |
| 二、指标困扰：冬春之荒与人口死亡 |
| 三、浮夸虚报：自救的不济 |
| 第三节 自救之力：1963年的水灾救助 |
| 一、水灾与减产 |
| 二、“六零年问题” |
| 三、吃“家底” |
| 第四节 救而仍荒 |
| 结束语 |
| 一、回到王庄 |
| 二、何为人祸 |
| 附录一：参考文献 |
| 附录二：后记 |
| 附录三：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8）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 一、病逝成都 |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 三、死因重提 |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 一、出身 |
| 二、新潮学生 |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 一、见到列宁 |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 三、被“抢救” |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 二、接管南京 |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 四、恢复生产 |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 一、入主上海 |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 一、整风运动 |
| 二、鼓励鸣放 |
| 三、反右主将 |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 二、乘风破浪 |
| 三、批评反冒进 |
| 四、无限崇拜 |
| 五、“急先锋” |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 三、大炼钢铁 |
| 四、“技术革命” |
| 五、“全国一盘棋” |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 一、推波助澜 |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 三、短暂的纠“左” |
| 四、不服输 |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 一、再度转向 |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 三、打击刘顺元 |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 一、工业再跃进 |
| 二、“救命稻草” |
| 三、“穷过渡” |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 一、更上层楼 |
| 二、保钢 |
| 三、农村危局 |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 二、不同的反思 |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 三、“四清”运动 |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 一、“大写十三年” |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 三、高潮的背后 |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 一、与江青合作 |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 结语 |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5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
| 第2章 农业调整的历史背景 |
| 2.1 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
| 2.2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农业形势 |
| 2.3 应对农业危机的临时之举 |
| 2.4 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出台 |
| 第3章 坚决纠正“五风”错误 |
| 3.1 “十二条”紧急指示信 |
| 3.2 整风整社运动 |
| 3.3 退赔平调财物 |
| 第4章 调整人民公社体制 |
| 4.1 全党农村大调查 |
| 4.2 解散公共食堂 |
| 4.3 废除供给制 |
| 4.4 划小社队规模 |
| 4.5 确定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
| 第5章 大力加强农业战线 |
| 5.1 确立农业基础地位 |
| 5.2 清理、下放农村劳动力 |
| 5.3 精简城镇人口 |
| 5.4 各行各业支援农业 |
| 5.5 对农业实行财政倾斜 |
| 第6章 调整农村经济政策 |
| 6.1. 恢复自留地,鼓励发展家庭副业 |
| 6.2 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
| 6.3 实行“借田渡荒”政策 |
| 6.4 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
| 6.5 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
| 第7章 农业调整的历史定位 |
| 7.1 促进农业生产全面恢复 |
| 7.2 促进其他战线的调整 |
| 7.3 杜绝社会动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
| 7.4 孕育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 |
| 7.5 农业调整的历史局限 |
| 第8章 农业调整的历史经验 |
| 8.1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 |
| 8.2 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有足够的认识 |
| 8.3 农业兴则百业兴,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 |
| 8.4 农村经济政策必须以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基本出发点 |
| 8.5 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根本纠正“左”倾错误,避免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 |
| 8.6 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完善我国农业保护政策体系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博期间的科研和奖励情况 |
（10）吉林省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相关理论 |
| 1.4 研究思路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我国粮食安全与吉林省粮食生产 |
| 2.1 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分析 |
| 2.1.1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
| 2.1.2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途径 |
| 2.1.3 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评价 |
| 2.1.4 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状况 |
| 2.1.5 未来粮食增产的潜力 |
| 2.2 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问题 |
| 2.2.1 耕地面积减少 |
| 2.2.2 粮食产量下降 |
| 2.2.3 自然灾害频发 |
| 2.2.4 农业资源开发潜力不足 |
| 2.2.5 农民增收难 |
| 2.3 吉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
| 2.3.1 吉林省粮食生产的发展阶段及特征 |
| 2.3.2 吉林省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 |
| 2.3.3 制约吉林省粮食生产的因素 |
| 2.4 吉林省粮食生产的地位 |
| 2.4.1 气候条件 |
| 2.4.2 水资源状况 |
| 2.4.3 耕地资源禀赋 |
| 2.4.4 农业科技水平 |
| 2.4.5 农业科技普及利用状况 |
| 2.4.6 各种惠农政策 |
| 第3章 粮食生产与水资源利用分析 |
| 3.1 水资源与粮食生产的关系 |
| 3.1.1 我国的水资源现状 |
| 3.1.2 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
| 3.2 水资源与粮食生产的定量分析 |
| 3.2.1 粮食生产水资源安全阈值的确定方法 |
| 3.2.2 水资源安全阈值与粮食生产 |
| 3.3 吉林省水资源开发利用分析 |
| 3.3.1 水资源利用现状 |
| 3.3.2 水利基础设施状况 |
| 3.4 水资源开发开发的途径 |
| 3.4.1 合理利用水资源 |
| 3.4.2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 第4章 粮食生产与耕地资源保护 |
| 4.1 耕地资源与粮食生产的关系 |
| 4.1.1 耕地资源与粮食生产的关系 |
| 4.1.2 我国耕地资源的现状 |
| 4.1.3 我国耕地资源流失的原因 |
| 4.2 吉林省耕地资源利用的现状 |
| 4.2.1 耕地资源利用的政策环境 |
| 4.2.2 农地现状 |
| 4.2.3 耕地状况 |
| 4.2.4 耕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
| 4.3 合理开发和利用耕地资源的途径 |
| 4.3.1 合理开发利用耕地资源的思路 |
| 4.3.2 提高耕地质量 |
| 4.3.3 扩大和保护耕地面积 |
| 第5章 粮食生产与农业技术推广 |
| 5.1 农业技术与粮食生产的关系 |
| 5.1.1 农业技术的现状 |
| 5.1.2 农业技术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
| 5.2 农业技术与粮食生产的定量分析 |
| 5.2.1 粮食增产的技术进步作用测算 |
| 5.2.2 农业技术的投入产出分析 |
| 5.3 农业技术发展现状 |
| 5.3.1 农业技术发展历程 |
| 5.3.2 农业技术进步的瓶颈 |
| 5.4 促进吉林省农业技术进步的途径 |
| 5.4.1 提高作物种类和耕作技术 |
| 5.4.2 推动农业技术和粮食生产协同发展 |
| 5.4.3 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 |
| 第6章 吉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估与前景展望 |
| 6.1 粮食增产的途径分析 |
| 6.1.1 粮食增产的内涵发展途径 |
| 6.1.2 粮食增产的外延发展途径 |
| 6.1.3 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分析 |
| 6.2 粮食生产预测 |
| 6.2.1 粮食生产的历史回顾 |
| 6.2.2 粮食增产的可能性 |
| 6.2.3 实现800 亿斤目标的可能性 |
| 6.3 实现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
| 6.3.1 提高水资源利用水平 |
| 6.3.2 加强农地保护 |
| 6.3.3 增加耕地面积 |
| 6.3.4 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
| 6.3.5 实施生态保障 |
| 6.4 保障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
| 6.4.1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
| 6.4.2 逐步完善粮食仓储设施 |
| 6.4.3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检测和防治设施建设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四、去年全国粮食增产九十亿斤（论文参考文献）
- [1]1953-1957年江苏省粮食统购统销研究[D]. 葛于鹏.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研究（1953-1956）[D]. 付胜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2)
- [4]新近发现的一篇陈云文献——《1957年9月6日陈云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笔记稿）》解读[J]. 郭伯虎. 红广角, 2018(04)
- [5]生存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购销体制建构的政治透视[J]. 高军峰. 社会主义研究, 2017(05)
- [6]天堂之路：1959-1961年饥荒的多维透视 ——以皖西北临泉县的乡村十年为中心[D]. 葛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2)
- [7]从“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J]. 杨奎松. 开放时代, 2013(06)
- [8]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D]. 高其荣. 湘潭大学, 2011(05)
- [10]吉林省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研究[D]. 杨春杰. 吉林大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