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鹏委员长在印度发表演讲（论文文献综述）
张俊琳[1]（2020）在《国际关系文本中流水句隐性逻辑关系的转换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第五章第3-4节、第六章第1-2节）的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本翻译实践报告原文选自导师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作的无参考译文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笔者以该书第五章第三、四节以及第六章第一、二节作为翻译材料进行研究。该书第五章主要内容为中拉关系的稳步发展,其中第三、四节具体讲述了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中拉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第六章主要内容为国际新格局下的中拉关系,其中第一、二节具体分析了国际格局与中拉关系以及中拉关系获得的新发展,对以后分析政治类文本、国际关系类文本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与价值。笔者在翻译过程中发现,原文流水句的出现频率较高,是本翻译实践报告的显着突出特点。由于英汉句子的表达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各式各样流水句的出现及其英译成为本翻译实践报告的难点。基于当下对汉语流水句的研究,笔者以汉语流水句的隐性逻辑关系为线索,运用区别主从信息、增补省略信息、增译词项、简化重复结构、顺译处理以及解构重组的转换技巧处理汉语流水句中的隐性逻辑关系。笔者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译例并进行了分析,希望此翻译实践报告能对其他研究此类选题的学者提供参考。
张敏[2]（2020）在《九世班禅出藏和返藏研究（1923-1937）》文中研究说明1923年末,九世班禅秘密逃出西藏,进入内地,令国人看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国内各大报纸追踪报道了九世班禅的行踪。旅京川藏士绅和国会藏籍议员,热议西藏问题,并联名“上书”国务院。北洋政府将九世班禅迎接到瀛台供养,礼遇有加。后来,九世班禅到多地活动,招待费是各地政府给予班禅待遇的重要指标,反映出政府对九世班禅和西藏问题的重视程度。国人十分关注班禅在各地的花销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代表清朝“遗老”的康有为,企图借机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江浙商人的代表余龙华,认为政府过分优待班禅,既不利于团结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也不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激进报纸的代表《益世报》,将招待班禅与北洋政府的财政困境挂钩。北京警察对政府拖欠他们的补助招待班禅怨声载道,而北京各寺庙的喇嘛则数次请求班禅救济粮饷。九世班禅曾计划北上库伦宣教对北洋政府来说是棘手的难题,曹锟和段祺瑞极力阻止九世班禅赴库伦,国人也担心九世班禅赴库伦会影响北洋政府和苏联关于外蒙古“撤治”的谈判。当九世班禅到达内蒙古地区时,笃信藏传佛教的当地僧俗民众则纷纷前去朝拜班禅,为班禅贡献了大量的财物。为了更好的控制蒙古地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和国民政府支持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地区宣化长达八年时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筹建蒙藏委员会,并拟定了《解决西藏问题之具体办法》十条,确立了中央对藏总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下,国民政府拟定了《待遇班禅办法》,欲借九世班禅返藏,解决悬而未决的西藏问题。从1928年后,舆论开始关注九世班禅返藏,并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受内地统一、康藏战争、青藏战争和抗日战争形势的影响,直到1935年九世班禅返藏问题才正式进入筹备阶段。班禅返藏虽然属于中国内政问题,但英国援引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从中阻挠,多方挑唆西藏地方政府对抗中央,最终导致班禅未能实现返藏。1937年12月,九世班禅在玉树圆寂。九世班禅的出藏、内地活动、北上蒙古、返藏的几乎所有重要活动,当时的报刊中都予以了程度不同的报导。透过大量的报刊史料,并结合档案资料,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我们可以展现出1923至1937年的十四年间西藏问题在中国所受到的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更加丰富立体的应对和反应,使得九世班禅“爱国爱教”的形象更加鲜活和丰满。
周霜[3]（2019）在《中国与乌干达的政治交往（1962年至今）》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举行,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既重视与非洲多边关系的发展,也注重同非洲国家双边关系的推进。目前,急需系统梳理和审视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现状、特点、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详细地梳理了中国与东非的一个小国——乌干达的政治交往情况,探讨两国政治交往的特点、成效、不足,并就如何保持中国和乌干达政治关系的良好发展态势,提出笔者的看法。本文综合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在吸收现有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回顾从中国和乌干达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和乌干达政治交往发展历程,以期对两国的政治交往有整体和宏观的把握;其次,分别从中国和乌干达首脑外交、行政机构交往、立法机构交往和政党交往的角度,对中国和乌干达政治交往的特点、成效、不足及应对作深入地分析;最后,期望通过前文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和乌干达政治交往的经验与不足,并对两国未来的政治关系进行展望。回顾中国和乌干达政治关系发展历程,可以得出:首脑外交更加密切;行政机构的政治交往规格更高;立法机构的政治交往逐渐兴起;政党交往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当然,中国和乌干达的政治交往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两国在经济体量、国土面积、国际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就中国和乌干达首脑外交而言,中国方面有失信的行为,在以后的首脑交往中,中方要做到“真、实、亲、诚”;就中国和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而言,西方认为中国宣传“中国模式”,两国在政治往来的过程中要避免受其影响;就中国和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而言,交流不频繁、实质性合作少,今后可以多往来多合作多交流;就中国和乌干达政党交往而言,中国和乌干达政党交往的形式单一,在今后可以朝着机制化方向发展。
张丽[4]（2019）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被提出以来,受到沿线沿路国家积极响应,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随着丝路基金设立、《愿景与行动》实施方案出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以及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被普遍视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创始成员国的印度却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倡议,引起国内外关注和研究。中印共同崛起成为21世纪亚洲甚至国际政治新动向。作为世界人口基数最大、毗邻而居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面临着市场、资源、地区影响力竞争等诸多挑战。两大新兴经济体能否打破冲突魔咒实现和平共处,对双边关系、亚洲乃至全球稳定至关重要。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印合作,而且加剧了南亚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分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切、态度及应对,探究印度对华认知影响因素,厘清错误知觉产生的根源,对于中印两国增进互信互谅、形成良性战略互动将起到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身份理论及国际政治错误知觉两个理论假设的有效性进行充分验证。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从尼赫鲁到英迪拉再到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国家身份认知对其南亚政策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2000年至2018年间18份印度外交年报,尤其是莫迪执政以来相关外交文档文本分析,论述印度外交战略布局及其对华政策定位转变。第三、四章为本文主体论证部分,对包括2013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112组议会相关问答、30组新闻发布会相关记者问答、38份外交部相关新闻通告、6份政要演讲在内的192份印度外交文档进行话语及潜在语义分析,研究文本对象的立场、观点、价值、利益等,推断其背后的意图和目的,并据此系统梳理总结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态度、关切及应对。第五章探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印度视角下中印关系走向。本文研究表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及经济博弈下国家利益的权衡,大致经历了观望争议、不合作、抗衡抵制、竞争合作四个阶段,目前仍处于动态建构中。印度致力于追求大国地位,视中国为市场资源及地区主导权竞争对手,尤其忌惮中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加大存在。随着南亚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显着合作成效,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出现从摇摆到抵制的较大转变。2018年1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单边主义及对伊制裁使印度国家利益受损,印度重新审视对美政策,提升印俄及印中关系,逐渐回归大国平衡外交,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随之“柔化”。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领土主权关切及对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增大的关切,本质上都体现了印度的安全焦虑。一方面,印度担心巴基斯坦在中国经济及军事援助下获得对印战略优势,从而威胁印度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印度唯恐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不断增加,危及印度地区主导权。因此,印度通过“邻国优先”政策加强与南亚次大陆国家互联互通、通过“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南亚国家、通过伊朗恰巴哈尔港经阿富汗联通中亚国家、通过印日联盟打造“亚非增长走廊”等战略举措,初步构建以印度为中轴向四周辐射的印度版“一带一路”规划,并借力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影响力。印度对华认知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研判、自我定位及对中国角色身份定位等基础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知觉主要受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等三个维度因素影响。自我与他者身份是动态建构的产物,国家间通过行为互动确定敌人、对手或朋友关系。中印之间缺乏战略相互保障,印度将中国在南亚防御性安全行为解读为进攻性战略,在此棱镜下,印度对华负面认知不断集聚,加之历史偏见的现实影射以及西方舆论的激化,从而导致洞朗对峙发生。中印互信缺乏根源在于人文交流动能不足,民众间沟通渠道不够畅通,更遑论培养相互认同感。长远来看,自下而上的民间模式比自上而下的政府模式更具可持续性,更有利于中印关系发展。
蒋欣欣[5]（2018）在《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文中研究表明已有研究认为,新闻媒体上的“第一夫人”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一夫人”的公共活动及其所展现的国家形象,也可以反映新闻媒体的建构方式和意图。本文采集《人民日报》1949-2018年关于中国“第一夫人”的新闻报道,以框架理论为研究方法论,以内容分析法为研究方法,从高、中、低三个层次对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及其变迁做了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官媒重视“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建构,其媒介形象变迁呈现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报道数量方面,呈现出“n”形、“N”形和“M”形特征,“M”形特征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二是报道方式方面,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实现从“脸谱式”刻画到“生动式”呈现转变,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和中国政治发展新时代,彭丽媛的“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更为丰富、立体和生动。（2）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主要通过报道议题与报道框架表现。中国“第一夫人”独立参加公共活动时,其报道议程主要集中在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等相关事务;此外,陪同性框架是建构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主要框架,政策性框架、礼仪性框架和义务性框架居于次要位置。（3）彭丽媛时期媒介形象的框架在不变中有变,此阶段形成中国“第一夫人”热,媒介形象全面体现在“量”、“质”、“议题”、“框架”等角度。彭丽媛时期的“第一夫人”报道总量、年均报道量都达到历史最高值,将“第一夫人”作为报道主要对象的新闻报道占比远远高于其他“第一夫人”,此时期政治外交议题有所下降,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议题大幅度提升,陪同性框架占比减少,义务性和礼仪性框架占比明显提升。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遵循了世界通行框架,但也突出了自己的政治风格和文化色彩。研究发现媒介形象所反映的“第一夫人”活跃程度与国家发展和政治运行有关,文化差异是导致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与他国同中有异的重要因素,个人魅力和时代背景促成了彭丽媛引发中国“第一夫人”热。研究认为要重视“第一夫人”在与最高领导人角色互补、提升国家软实力、对女性的示范等方面的作用,建议在塑造“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时将要根植于本土传统文化,也要做好跨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要积极推进“‘第一夫人’外交”的制度化,给予“第一夫人”更多自主空间。
张光润[6]（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指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李义男[7]（2018）在《“三大障碍”与中苏关系正常化》文中研究表明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与美日的迅速接近和苏联在中国周边的势力范围扩张,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在经历了十年蜜月、十年论战和十年对抗后几乎“走进死胡同”,双方对彼此的猜忌和提防在这一时期达到历史巅峰。1982年,在与美国争霸中渐感力不从心的勃列日涅夫率先释放了愿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信号,审时度势的邓小平立即接过对方递来的橄榄枝,发起中苏关系正常化政府特使谈判,并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保障国内经济建设出发,向苏方提出了真正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消除“三大障碍”,即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数量和撤出驻扎蒙古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促成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然而,由于苏方长期对“三大障碍”所持不承认、不讨论的态度,中苏关系正常化迟迟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鉴于美苏冷战攻守对换和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形成稳定平衡的事实,以外交“新思维”为指导,施行全面战略收缩,从中苏谈判原立场作出大幅退让,继而使“三大障碍”问题的解决取得重大突破。在“三大障碍”已全部或部分消除的情况下,198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苏高级会晤正式宣告了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从此中苏两国迈入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新型关系的新时期。
杜立芳[8]（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认为“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邹琪[9]（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研究说明“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仝珊珊[10]（2017）在《非传统外交视阈下的基辛格对华活动研究（1979-1992）》文中提出基辛格（1923-）是美国着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其在任期间,一直致力于中美建交,未能达成。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在摸索中继续前行。1990年邓小平退居二线,邓小平是与基辛格交往最为密切的中国领导人。1992年克林顿选连任美国总统。这段期间内基辛格的对华非传统外交活动最为典型,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进入政府之前,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求学并留任做教授,对国际关系以及中美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形成其独特的政治思想与外交理论,为其从事非传统外交提供理论条件。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时期,基辛格主导并推动了一系列对华友好活动,为其进行非传统外交提供实践经验。中美建交后十年间基辛格为中美关系做的贡献有很多,包括着书立说探讨中美关系、设立咨询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进入智库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多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接触等。基辛格退休后作为学者,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基辛格博士”,历次来中国访问,并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探讨中美关系发展的路径,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基辛格已成为中美关系和谐发展的符号,并在中美交流中起着联络员的作用。本文以1979年—1992年期间基辛格为中美关系发展而作的努力为主要研究对象,从非传统外交的视角对基辛格退任之后的对华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进而对非传统外交的影响与局限进行总结,并客观的评价基辛格退任后在中美关系史上起到的作用。即便退任多年,基辛格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从政期间的对华活动是代表美国政府,属于传统的官方外交,而退任后的对华活动是代表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起到的是非传统外交的作用。对于官方外交来说,这些非传统外交活动,虽不是外交的主流,但也为确实为中美关系做出重大贡献,尤其是当中美关系紧张时,基辛格担当着斡旋者的角色,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基辛格的非传统外交活动弥补了传统外交的不足,为中美之间的交流提供更加便利的渠道。
二、李鹏委员长在印度发表演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鹏委员长在印度发表演讲（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关系文本中流水句隐性逻辑关系的转换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第五章第3-4节、第六章第1-2节）的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任务描述 |
| 1.1 文本介绍 |
| 1.2 文本分析 |
| 1.2.1 文本内因素分析 |
| 1.2.2 文本外因素分析 |
| 第2章 翻译过程 |
| 2.1 译前准备 |
| 2.1.1 确定文本 |
| 2.1.2 查询资料 |
| 2.1.3 制定翻译计划 |
| 2.2 翻译过程 |
| 2.3 译后事项 |
| 2.3.1 自我校对 |
| 2.3.2 他人校对 |
| 第3章 案例分析 |
| 3.1 隐性条件关系的转换 |
| 3.1.1 区别主从信息 |
| 3.1.2 增补省略信息 |
| 3.2 隐性承接关系的转换 |
| 3.2.1 增译词项 |
| 3.2.2 简化重复结构 |
| 3.3 隐性目的关系的转换 |
| 3.3.1 顺译处理 |
| 3.3.2 解构重组 |
| 第4章 实践总结 |
| 4.1 翻译问题总结 |
| 4.2 翻译反思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原文与译文 |
| 附录2 专有名词表 |
| 致谢 |
（2）九世班禅出藏和返藏研究（192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研究综述 |
| 三 资料来源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九世班禅北上的原因 |
| 第一节 清王朝对班禅世系的扶持与隐患 |
|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失和的经过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的联络与九世班禅的回应 |
| 第四节 达赖“新政”和班禅离藏 |
| 第二章 九世班禅北上与各界的回应 |
| 第一节 北京政府欢迎班禅赴北京 |
| 一、班禅出逃与失联 |
| 二、专员入甘与朝觐团赴京 |
| 三、艰难的赴陕之旅 |
| 四、专列入京与觐见段祺瑞 |
| 第二节 九世班禅入京与各方热议藏事 |
| 一、藏事促进会 |
| 二、陆兴祺和李家嘉 |
| 三、筹边协会和内地官员 |
| 四、外国驻华人员 |
| 第三节 报刊媒介的宣传 |
| 第三章 各地接待班禅与舆情回应 |
| 第一节 北京政府的接待 |
| 一、筹备招待 |
| 二、招待费问题 |
| 第二节 舆论回应 |
| 一、舆情分化状况 |
| 二、康有为致班禅书 |
| 三、余龙华《反对班禅意见书》 |
| 四、激进的《益世报》评论 |
| 第三节 班禅救济京师喇嘛 |
| 第四节 待遇班禅办法与招待费问题的终结 |
| 一、南京国民政府与九世班禅的联系 |
| 二、北平的接待与舆情回应 |
| 三、九世班禅招待费问题的终结 |
| 第四章 舆情与九世班禅赴内蒙古活动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力阻九世班禅赴库伦 |
| 一、对班禅赴库伦的舆论争议 |
| 二、北洋政府促请班禅入京 |
| 第二节 蒙人朝觐与安置班禅 |
| 一、蒙人朝觐盛况 |
| 二、安置班禅之议 |
| 第三节 九世班禅在内蒙古的宣化 |
| 一、经略内蒙古 |
| 二、班禅在蒙宣化 |
| 第五章 九世班禅返藏与舆情回应 |
| 第一节 九世班禅问题返藏的提出 |
| 一、报刊媒介对九世班禅返藏的报道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九世班禅返藏问题 |
| 三、尼藏战争与九世班禅请求返藏 |
| 第二节 各方对九世班禅返藏的回应 |
|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态度的变化 |
| 二、地方各界对班禅返藏的态度 |
| 第三节 九世班禅返藏的筹备 |
| 第四节 英国的干涉与返藏失败 |
| 结语 |
| 附录一 1924—1928年班禅内地活动期间政府支出费用简表 |
| 附录二 九世班禅返藏相关报道(1925—1929年) |
| 附录三 九世班禅年谱(1923—193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3）中国与乌干达的政治交往（1962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成果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五、相关概念阐释 |
| 第一章 中国与乌干达政治交往的历程回顾 |
| 第一节 中国-乌干达建交初期的政治关系(1962-1971年) |
| 第二节 中国-乌干达政治关系趋冷时期(1971-1986年) |
| 第三节 中国-乌干达政治关系回暖时期(1986-2000年) |
| 第四节 中非合作论坛下的中国-乌干达政治关系(2000年至今) |
| 第二章 首脑外交:中国-乌干达政治交往的领航 |
| 第一节 中国-乌干达首脑外交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乌干达首脑外交的特点及作用 |
| 一、中国-乌干达首脑外交的特点 |
| 二、中国-乌干达首脑外交的作用 |
| 第三节 中国-乌干达首脑外交的局限与应对 |
| 一、中国-乌干达首脑外交的局限 |
| 二、应对之策 |
| 第三章 行政机构交往:中国-乌干达政治交往的主体 |
| 第一节 中国-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的基本情况 |
| 一、中国-乌干达中央行政机构交往的基本情况 |
| 二、中国-乌干达职业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三、中国-乌干达地方政府交往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的特点及作用 |
| 一、中国-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的特点 |
| 二、中国-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的作用 |
| 第三节 中国-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的不足与应对 |
| 一、中国-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的不足 |
| 二、应对之策 |
| 第四章 立法机构交往:中国-乌干达政治交往的动力 |
| 第一节 中国-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的特点及作用 |
| 一、中国-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的特点 |
| 二、中国-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的作用 |
| 第三节 中国-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的局限与应对 |
| 一、中国-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的局限 |
| 二、应对之策 |
| 第五章 政党交往:中国-乌干达政治交往的重要补充 |
| 第一节 中国-乌干达政党交往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乌干达的政党交往的特点和作用 |
| 一、中国和乌干达政党交往的特点 |
| 二、中国-乌干达的政党交往的成效 |
| 第三节 中国-乌干达的政党交往的不足和应对 |
| 一、中国-乌干达政党交往的不足 |
| 二、应对之策 |
| 结论: 中国-乌干达政治交往的经验、不足及展望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第一节 问题由来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 研究概况 |
| 二 主要进展和基本观点 |
| 三 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创新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学术创新 |
| 一 研究难点 |
| 二 创新点 |
| 第一章 印度国家身份及其南亚政策 |
| 第一节 印度国家身份定位与发展 |
| 一 国家身份界定及相关理论 |
| 二 政治精英对印度国家身份认知的演变 |
| 第二节 印度南亚政策 |
| 一 知觉、错误知觉与外交决策 |
| 二 印度南亚政策的形成及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印度外交战略及对华政策调整(2000‐2018)---基于《印度外交年报》的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新世纪以来印度的外交战略布局 |
| 一 21世纪初印度外交战略布局 |
| 二 2008 年后印度外交自我定位 |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外交重心 |
| 第二节 印度对华政策定位 |
| 一 印度对中国国家身份的界定(1998‐2018) |
| 二 印度对印中关系的定位(2000‐2018) |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华认知的转变(2014‐2018)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及态度的演变 |
| 第一节 争议观望期(2013年10 月--2015年7 月) |
| 一 印度政治精英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 |
| 二 印度官方回应 |
| 三 印度的战略盘算 |
| 第二节 不合作期(2015年7月--2017年5月) |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关切 |
| 二 印度对中国在印度周边推进互联互通的安全关切 |
| 三 印度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消极合作态度 |
| 第三节 抵制抗衡期(2017年5 月--2018年5 月) |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安全关切升级 |
| 二 印度对洞朗事件的认知 |
| 三 印度对中国‐马尔代夫关系的关切 |
| 四 印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印度周边地区影响力提升的忌惮 |
| 第四节 竞争合作期(2018年5 月—至今) |
| 一 印中首脑武汉会晤的积极意义 |
| 二 印度大国外交平衡政策回归对印中关系的积极影响 |
| 三 体现印度合作倾向的其他积极因素 |
| 四 印巴领土纠纷投射在中巴经济走廊主权关切的不利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应对 |
| 第一节 印度版“一带一路”概念及主张 |
| 第二节 “邻国优先”政策下印度版“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 |
| 一 印度强化与邻国关系以维护地区影响力 |
| 二 印度与邻国互联互通代表项目 |
| 三 “邻国优先”政策下的“印度优先”先决条件 |
| 四 对邻国“印度优先”预期落差的积极应对 |
| 第三节 印度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其他举措 |
| 一 印日联盟及“亚非增长走廊” |
| 二 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 |
| 三 “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盟 |
| 四 重新审视非洲及中亚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影响印度认知的因素及印度视角下双边关系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错误知觉产生的原因 |
| 一 身份定位 |
| 二 互信缺乏 |
| 三 历史积怨 |
| 四 西方舆论 |
| 第二节 印度视角下印中关系发展趋势 |
| 一 印度学界及智库对双边关系发展的研判 |
| 二 “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度政治精英对双边关系走向的认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2 理论述评与研究命题 |
| 2.1 “第一夫人”与国家形象 |
| 2.2 媒体与政治人物形象构建 |
| 2.3 “第一夫人”的报道框架与议程 |
| 2.4 中国政治文化环境与“第一夫人” |
| 3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方法论 |
| 3.2 研究方法 |
| 3.3 研究对象与样本获取 |
| 3.4 编码规则 |
| 3.4.1 高层次编码规则 |
| 3.4.2 中层次编码规则 |
| 3.4.3 低层次编码规则 |
| 3.5 研究过程与分析工具 |
| 4 高层次研究结果 |
| 4.1 “第一夫人”报道数量呈现“N”“N”和“M”特征 |
| 4.2 “第一夫人”报道主要对象 |
| 4.2.1 横向：报道主要对象“是‘第一夫人’”占比较低 |
| 4.2.2 纵向：“第一夫人”单独报道比例呈总体上升趋势 |
| 5 中层次研究结果 |
| 5.1 “第一夫人”报道议题 |
| 5.1.1 横向：报道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领域 |
| 5.1.2 纵向：彭丽媛时期所有报道议题比例均高于其他时期 |
| 5.2 “第一夫人”报道框架 |
| 5.2.1 横向：陪同性框架在报道框架中占主导地位 |
| 5.2.2 纵向：彭丽媛时期义务性和礼仪性框架占比明显提升 |
| 5.3 报道主要对象、报道议题、报道框架的交叉分析 |
| 6 低层次研究结果 |
| 6.1 报道高频词分析 |
| 6.1.1 主要运用陪同性框架建构“第一夫人”媒介形象 |
| 6.1.2 陪同性框架在政治外交议题中具有差异化表现 |
| 6.1.3 陪同性框架在王光美时期有四种特殊表现形式 |
| 6.2 中心词社会网络分析 |
| 6.2.1 中国“第一夫人”单独参与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活动 |
| 6.2.2 “第一夫人”依附于最高领导人开展独立活动 |
| 6.2.3 “第一夫人”独立参与的活动带有女性符号特性 |
| 7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中国官媒历来重视“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 |
| 7.1.2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呈现逐步“生动化” |
| 7.1.3 中国“第一夫人”独立承担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事务 |
| 7.1.4 陪同性框架是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主框架 |
| 7.1.5 彭丽媛时期形成中国“‘第一夫人’热” |
| 7.2 研究讨论 |
| 7.2.1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的政治因素 |
| 7.2.2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的文化因素 |
| 7.2.3 新时代“‘第一夫人’热”的个人和时代因素 |
| 7.3 研究启示与建议 |
| 7.3.1 研究启示 |
| 7.3.2 研究建议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B.新中国历任国家主席和夫人* |
| C.《人民日报》中国“第一夫人”报道样本及编码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三大障碍”与中苏关系正常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论文选题立意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章节结构说明 |
| 第一章 中苏关系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建国以来到毛泽东逝世的中苏关系(1949.10~1976.9) |
| 一、从蜜月到决裂 |
| 二、1969年边界武装冲突和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 |
| 第二节 “徘徊”时期的中苏关系(1976.9~1978.12) |
| 一、毛泽东逝世后苏方的主动示好和中方的冷淡回应 |
| 二、重陷僵局的中苏对抗 |
| 第二章 “三大障碍”问题的历史溯源和提出背景 |
| 第一节 苏联在蒙古驻军和在中苏边境屯集重兵问题 |
| 一、中蒙关系的恶化和苏军重新进驻蒙古 |
| 二、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增兵 |
| 三、对80年代中苏边境地区和驻蒙苏军威胁的评估 |
| 第二节 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 |
| 一、中越关系破裂和柬越冲突 |
| 二、对越自卫反击战和中越边境战争 |
| 第三节 苏联侵略阿富汗问题 |
| 一、阿富汗“四月革命”和苏联对阿富汗的全面侵占 |
| 二、中方对苏联侵阿的第一反应 |
| 第四节 邓小平关于中苏关系主要矛盾的新思考 |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外交路线的逐步调整 |
| 二、邓小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新判断 |
| 三、邓小平对“三大障碍”概念的提出和关注焦点的演化 |
| 第三章 围绕“三大障碍”博弈的中苏关系正常化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争取关系正常化的首次尝试(1979.1~1982.3) |
| 一、短暂的中苏第一次国家关系谈判 |
| 二、苏联侵阿后重陷低谷的中苏关系 |
| 第二节 勃列日涅夫“绝唱”带来的转机(1982.3~1985.3) |
| 一、塔什干讲话的前前后后. |
| 二、中共十二大前后中国外交路线的新动向 |
| 三、对苏“葬礼外交” |
| 四、1983年两国对抗热度的急速降温 |
| 五、中苏政治接触级别的提高 |
| 六、阿尔希波夫访华 |
| 第三节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突破(1985.3~1988.9) |
| 一、中苏谈判幕后决策的新动向 |
| 二、1985年中苏关系的继续回暖 |
| 三、苏方人事变动折射出的新征兆 |
| 四、海参崴讲话在“三大障碍”立场上的松动 |
| 五、苏联从阿富汗和蒙古撤军的启动与柬埔寨问题出现的转机 |
| 六、中苏两国在改革中增多的共同点 |
| 第四节 中苏高级会晤的准备、举行和余波(1988.9~1991.12) |
| 一、中苏两国外长正式互访 |
| 二、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实现和《中苏联合公报》的发表 |
| 三、柬埔寨问题的尘埃落定 |
| 四、白驹过隙的全面合作 |
| 第四章 “三大障碍”问题得以解决的主要原因 |
|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抛出 |
| 一、外交“新思维”的核心——退出军备竞赛 |
| 二、外交“新思维”在苏联亚太政策上的实践 |
| 三、外交“新思维”与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契合 |
| 第二节 冷战格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演变 |
| 一、美苏力量对比失衡和攻守互换 |
| 二、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稳定平衡的形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
| 第二章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
| 第四节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
| 第三章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 |
| 第三节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
| 第四章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
| 第四节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
| 第五章 巩固和深化(1999—) |
| 第一节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
| 第四节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非传统外交视阈下的基辛格对华活动研究（1979-199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非传统外交概述 |
| （一）非传统外交的概念 |
| （二）非传统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三）非传统外交的分类 |
| 二、基辛格从事对华“非传统外交”的条件 |
| （一）学者与外交理念 |
| （二）政府官员与外交实践 |
| 1.秘密访华 |
| 2.参与筹划尼克松访华 |
| 3.主导推动福特访华 |
| 三、1979-1992 年基辛格对华“非传统外交”活动 |
| （一）作为学者对中美关系发展建言献策 |
| 1.参与智库活动 |
| 2.着书立说 |
| （二）设立机构与中国交往 |
| 1.创办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 |
| 2.创立美国—中国协会 |
| （三）1979-1992 年基辛格的访华活动 |
| 1.访华活动综述 |
| 2.个案分析——1989 年基辛格访华 |
| （四）与访问美国的中国高层的接触 |
| 四、基辛格“非传统外交”活动的评价 |
| （一）基辛格对华活动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基辛格“非传统外交”活动的影响与局限性 |
| （三）基辛格对华活动与“非传统外交”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李鹏委员长在印度发表演讲（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关系文本中流水句隐性逻辑关系的转换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第五章第3-4节、第六章第1-2节）的翻译实践报告[D]. 张俊琳.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8)
- [2]九世班禅出藏和返藏研究（1923-1937）[D]. 张敏.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3]中国与乌干达的政治交往（1962年至今）[D]. 周霜. 云南大学, 2019(03)
- [4]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D]. 张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D]. 蒋欣欣. 重庆大学, 2018(04)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7]“三大障碍”与中苏关系正常化[D]. 李义男. 兰州大学, 2018(11)
- [8]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9]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10]非传统外交视阈下的基辛格对华活动研究（1979-1992）[D]. 仝珊珊. 曲阜师范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