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残疾人优待规定

一、云南省残疾人优待规定（论文文献综述）

阿宗兵^[1]（2020）在《云南省地方政府优化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的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正确对待和妥善安置退役士兵这一特殊群体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云南省地方政府积极开展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退役士兵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技能单一、社会适应能力较弱,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以致退役士兵就业创业之路困难重重。本文运用服务型政府理论、就业能力理论、公共产品理论,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分析研究云南省退役士兵的基本情况,总结他们对政府就业创业服务的需求。对云南省地方政府在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调查结果表明,阻碍退役士兵成功就业的主要因素为职业技能缺乏、学历较低以及工作经验缺乏。造成退役士兵创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则是自身能力不足、资金压力大以及社会资源缺乏。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当前云南省地方政府在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制度体系不完善;二是政策落实推进不到位;三是就业创业培训质量不高。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思想认识不到位;政府部门推进有关政策落实能力不强,考核机制缺乏;政府部门在观念上未完成角色转变,服务意识不强;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内生动力不足等。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健全地方政府服务制度和体系;二是营造良好的退役士兵就业创业环境;三是提升就业创业培训质量;四是加大就业创业服务的监管和问责力度;五是建立政府、社会、退役士兵三方“权责明确”的服务新机制。本文的研究和结论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地方政府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的应用研究,同时还可为云南省地方政府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提供决策参考。

赵俊娜^[2]（2020）在《西双版纳勐景来傣族村寨养老的多元支持研究》文中认为目前,全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许多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同样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的阶段。在我国,农村人口较多,农村地区经济各方面发展较落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更是进一步加深。云南省是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省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条件落后,发展速度缓慢,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多个原因,人口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养老问题突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机能在不断弱化,他们越来越需要来自多方面帮助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选取了西双版纳勐景来傣族村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与老年人的深入访谈内容,对老年人养老支持中家庭、寺院、村落和政府等多个主体的支持进行分析,发现傣族村寨养老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反思老年人养老支持体系中存在的不足,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提高养老水平的切实可行的建议。本研究发现,老年人养老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等内容,大多还是由家庭在承担,家庭的养老压力较重。寺院提供的支持主要以情感性为主,老年人通过虔诚的宗教信仰来寄予美好的生活愿望,以获得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宗教活动成为了老年人晚年生活主要的精神活动。村落和政府提供的支持主要以工具性为主。村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中所需的基本物质帮助,政府则通过在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中发挥主导作用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本文提出要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民族地区养老意识,利用“互联网+”与养老服务相结合,以及不断加强社会工作队伍的建设等方面的对策建议,希望当地能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不断解决养老中的问题,完善老年人养老保障体系,让老年人能够实现安享晚年的社会价值。

沐楠^[3]（2021）在《禄劝县团街镇高家村低保制度运行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会导致部分劳动者失业,造成家庭经济状况困难,同时,市场竞争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另外,当社会成员老弱病残、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条件艰苦等情况下,也会导致社会成员生活困难。因此,为了有效配置劳动力、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我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需求尤为重要,有利于完全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起到“兜底”脱贫的重要作用。自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以来,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平稳推进,政策制定随着执行效果不断完善,保障水平逐年提高,但是工作实际表明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实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表明农村低保对象实现精准识别仍有待提高,为此,我国学者们不断丰富农村低保对象认定标准,并运用各类瞄准方法识别农村低保对象,同时,一些地区在识别农村低保对象方面也有较为良好的经验,如中部地区某县运用指标代理法筛选农村低保对象。以上说明农村低保对象瞄准极其重要,始终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由于云南省禄劝县团街镇高家村（简称高家村）低保对象瞄准具有典型性,例如监管规范以前实施指标分配法,现行“身份类型瞄准”和“社区瞄准”的方法识别低保对象,基层工作人员“自保式政策执行”并附加十不纳的硬性条件等等,因此选取高家村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调查问卷法以及非结构型访谈法,对高家村进行实地调研,以新福利经济学理论、公共财政理论和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理论基础,运用定量分析法以及定性分析法,研究高家村低保制度运行效率。定量分析方面,首先,以新福利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研究高家村低保对象瞄准效果,一是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运用逐步向前回归分析,研究影响高家村低保家庭识别的因素,回归结果表明高家村低保对象识别主要依靠可见性指标,二是根据回归结果,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Ravallion反事实评估法,测算多维标准下高家村低保对象瞄准效果,三是通过测算单一收入标准下高家村低保对象瞄准效果,对比分析两类标准的瞄准效果,结果表明多维标准瞄准效果优于单一收入标准瞄准效果,但是多维标准下仍然存在漏保和错保;其次,以公共财政理论为基础,构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测算禄劝县农村低保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最优比例,根据2019年高家村低保资金支出占禄劝县农村低保资金支出的比例,测算高家村低保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最优比例,同时,根据多维标准下挤占率以及2019年高家村低保资金总额,测算高家村为实现应保尽保、避免漏保所需低保资金,结果表明高家村为避免漏保所需的低保资金能够得到保障。定性分析方面,首先,以公共财政理论为依据,研究财政支持不足对高家村低保对象瞄准偏差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支持不足导致收不抵支的贫困人口、受“十不纳”条件限制的贫困人口以及贫困边缘户漏保;其次,以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理论依据,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研究影响高家村低保对象瞄准偏差的技术因素,结果表明理想化政策方面存在认定条件设计不合理、认定程序操作性不强、动态管理监督机制设计不合理的问题,执行机构方面存在低保政策执行队伍工作力量薄弱、村委会干部以及村小组干部“自保式政策执行”的问题,目标群体方面存在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村民对农村低保政策的认知度低、部分目标群体具有福利污名以及羞耻感心理、部分非目标群体具有趋利思想的问题,环境因素方面由于农村具有复杂的社会环境,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会受到村委会干部以及村小组干部“经济人”特性以及少数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的影响。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财政方面包括加强各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和实施混合筹资机制,理想化政策方面包括设计合理的低保对象认定条件、加强规范低保对象认定程序、进一步规范动态管理机制、建立和实施低保积分制,执行机构方面包括加强基层工作人员工作力量和管理服务水平、对基层工作人员建立和完善奖惩机制,目标群体方面包括加强低保政策宣传以及教育扶贫、对农村居民建立和落实奖惩机制同时建立诚信档案,环境因素方面包括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推进高家村快速发展。

罗懿^[4]（2020）在《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机制研究 ——以昆明市为例》文中提出2014年6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发布,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自然人社会信用,而诚信纳税又是自然人社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纲要实施6年多来,我国人口规模大、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快等原因加大了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机制建立的难度,使其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求不相适应,加上税收问题,特别是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个人所得税问题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政府亟需制定一套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机制。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以昆明市为例,研究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机制问题。通过查找梳理文献资料,比较分析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并结合访谈交流获得的信息资料,分析昆明市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自然人纳税义务履行监管成本高;涉税数据采集难度大;诚信纳税评价机制缺失;诚信纳税管理配套机制不健全;合法涉税权益保护机制仍需完善等问题及其成因,借鉴国内自然人社会信用管理和国外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的先进经验和有效做法,提出重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机制;完善自然人诚信纳税法律体系;打造全国统一的信息数据共享平台;共建诚信纳税社会环境四方面的对策建议,得到建立健全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机制实现路径的研究结论。本文分5部分,分别是导论阐述研究的背景意义、方法思路等;第一章分析了协同治理这一理论工具对研究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机制这一问题的适用性;第二章以昆明市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机制运行情况为例,分析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第三章归纳整理国内自然人社会信用管理和国外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并分析其借鉴价值;第四章从协同治理理论的视角,提出完善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机制的对策建议,得出完善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机制的实现路径。

梅璐璐^[5]（2020）在《基于DEA的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直以来,党和政府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民政部门贯彻“以人民为本,为人民解困,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解决民生问题,落实公民权利,维护人民利益,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展民生工作、解决民生问题离不开民政资金投入。多年来,国家对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优抚安置、社区建设、民间组织等工作出台了大量的民政政策法规和标准,设定了优待抚恤、退役安置、社会福利、社会救助、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等各类具有专门用途的民政专项资金。近年来,国家在财政预算中不断增加民政专项资金支出,但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尚有提升空间。因此,本文研究我国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对策,对提高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织密筑牢民生兜底保障网,提高人民生活幸福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对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界定相关概念,阐述本文研究的主要基础理论;从支出规模和结构、支出层级、管理现状三方面对我国民政专项资金支出现状进行总结分析;运用DEA模型,对2011—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进行测度,从静态效率、动态效率和分经济区域效率三方面对我国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情况进行分析;分析影响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的相关因素,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我国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基于对我国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的测度结果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从政府、财政部门、民政部门角度,提出了提升我国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的对策。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加强我国民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民政专项资金效率具有参考价值。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构建了基于DEA模型的我国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并且科学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实证检验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影响因素。

许秀文^[6]（2020）在《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尽管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结构、层次都是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国家既有制度构建起来的,但社会保障的思想和措施绝不是舶来品,而是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虽然我国古代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语汇,但是历朝历代由国家主持、兴办,社会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的仓储备荒、赈济灾民、救济孤寡、养老育幼、施医恤病等丰富的思想和活动,都在事实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其活动性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纷乱的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自然灾害和疫病频发,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有迫切的被救助的需求。这样的乱世让人怀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与否、即或存在作用又能发挥几何、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基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研究与其他断代相比较略显薄弱,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形成合理完善的研究体系。但翻阅史料可知,与人民希望被救助的需求相对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不仅存在,而且内容庞杂丰富,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帝王诏令中多有涉及社会保障的内容,纪传经文中也有若干救助、抚恤、慈善的记载,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社会救助机构、医疗机构。当然在这样的时代,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措施肯定有力所不逮的时候,适应社会需要,佛教、道教宗教组织、民间的宗族组织甚至个人广泛参与和开展慈善救助,作用凸显,成为政府保障的有益补充。中国历史上的纷争动荡时期往往也是思想意识活跃、旧制度衰亡、新制度开创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制度措施上如果有所发展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值得全面梳理和总结,深入挖掘和研究,对其在中国社会保障史上的地位加以明确。本文运用历史学和社会保障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内容进行全面梳理研究。首先,从日常和自然灾害、战乱和疫病背景下帝王发布的诏令、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佛教与道教传播过程中的理念和活动以及宗族救助的事例中总结提炼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的社会保障思想。其次,基于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具体表现,本着大体符合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的分类习惯,同时参考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分类标准的思路,将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划分为五个类别,即政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宗教慈善和民间救助,由社会保障思想及这五类活动构成魏晋南北朝多元主体社会保障研究的体系架构。再次,对政府、宗教、宗族三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实践进行由个别到整体的研究,对各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活动方式、效果进行梳理、归纳和相关探讨,力求从不同角度综合反映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样貌。主要包括政府主体进行的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社会优抚制度与实践、社会福利制度与实践,宗教组织主体进行的佛教、道教慈善实践以及宗族组织为主体进行的民间救助。政府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按其救助情况和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灾害救助、贫困救助、医疗救助三类,以灾害救助为主,分别讨论政府在每一类救助中采取了哪些常规性和应急性救助方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各种社会救助措施实施中都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政权应对以上三种情况均有一套历代承袭的制度化举措,不可避免有一些制度流于形式,但也有一些制度的确起到真正的救助作用。社会优抚制度从军功封爵、休假制度、抚恤制度三方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对军人以及军人家属政治上和物质上的优待和抚恤。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需要对于兵源的要求比较迫切,因而在优抚制度上下了更多的功夫,优抚思想与实践内容都开始变得比较丰富。这一时期兵役制度非常复杂,优抚制度也体现出等级性特点,比如兵士与将士的抚恤等级不同,北朝汉人服役性质的兵士待遇完全不能和鲜卑本民族军士相提并论。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养老尊老、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若是群体的基本保障福利以及统治阶级官僚阶层的的身份性福利。有些社会福利已经制度化,尤其是在养老和身份性福利方面,其它福利则更多地体现出随机性和随意性特征。宗教慈善即当时的佛教和道教慈善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慈善活动。佛教进入中国后,迅速顺应中国国情,入乡随俗,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相结合,得以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播,宣传其慈悲精神、因果报应思想、福田布施思想,劝导人们止恶从善、劝善化俗,通过济贫救灾、施医给药等慈善实践,为魏晋南北朝慈善思想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本土宗教道教的劝善去恶、救穷周急等慈善思想也成为我国慈善思想的渊源之一,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通过诸如医疗等救济举动展现出它的功能,发展信众,救济社会,社会效果明显。以家族、宗族为主的民间救助历史悠久,是社会救助的基础层次和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战乱、人民大流徙的背景凸显了宗族的重要。同宗血缘关系成为当时社会组织最理想的纽带,宗族成员间的救济、养老、助葬等慈善活动对敦亲睦族、维护基层社会生活稳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对各项社会保障活动进行分类探讨的基础上,从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体系的高度进行该时期社会保障研究的整体归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主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情况进行说明,分析三种不同主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间的联系与冲突。由于动乱社会一些国家的官方社会保障缺失,客观上对民间救助提出了要求,宗族互助、宗教慈善等民间救助赈济活动便应运而生。这是该时期社会保障多元体系发展的社会原因,也是该时期社会保障的重要特征。与先秦至秦汉较单一的政府保障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主体社会保障模式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并不像一些既有研究认为的那样作用和影响不及秦汉,远输隋唐,在这样的乱世,对社会保障的得失和影响应该辩证看待。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在初步发展时期,明显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保障层次也较低,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得当运用这一体系的政权,重视民生,保障到位,救助了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起到了安抚民心、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竞争力并统治长久;对社会保障不予重视的政权,穷兵黩武,忽视民生,社会保障缺失,在民心向背、社会秩序得失乃至国运长短上也有明显体现,社会保障与政权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因果关系。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保障的作用也不能够虚夸,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成效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社会治乱、国力盛衰、帝王贤愚、吏治好坏、经济强弱等情势无一不影响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

王欣^[7]（2018）在《云南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以宁蒗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村残疾人作为双重弱势群体,其生存和发展的现状直接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丰富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内涵,将“幼”“弱”两个群体纳入其中,更精准更全面地补齐了民生“短板”,明确提出将残疾人社会保障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内容。云南集边疆、民族、贫困、山区为一体,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非常突出,残疾人社会保障发展缓慢,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突出。研究云南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对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改善其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宁蒗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是云南省扶贫攻坚的重点县。本文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调查及数据分析与处理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对社会保障、残疾人社会保障、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等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首先全面调查了宁蒗县农村残疾人基本状况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现状,并通过统计分析宁蒗县284名农村残疾人的问卷调查,了解残疾人个体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残疾情况、家庭情况、社会保障情况以及满意度情况;其次,通过深入访谈宁蒗县残疾人工作人员,了解宁蒗县社会保障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工作人员状况、残疾人心理状况这五个方面,揭示宁蒗县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成因;最后,通过对调研和统计数据的分析,提出加强云南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工作的对策建议。

黄世芳^[8]（2017）在《广西中越边境贸易对减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文中指出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把脱贫攻坚作为事关能否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关键工作,提出对不同地区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和扶贫策略,做到因地制宜、精准发力。中国陆地边境线沿线地区集“老、少、边、山、穷”于一身,是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的重点区域。边境贫困地区要想实现因地制宜“精准脱贫”,必须要做足“边”的文章,要“靠边吃边”。边境贸易是对外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别于一般贸易,它包括边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是边境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打赢边境地区脱贫攻坚这场持久战,一定要坚持扶贫与开发相结合,充分发挥边境贸易的减贫作用。本文以广西中越边境贸易为例,在大量实地调查、访谈和问卷的基础上,通过宏观层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以及微观层面的案例分析,深入探究边境贸易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和机理,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从而提出对策建议,使边境贸易更好地发挥减贫作用,实现边境地区脱贫致富。目前,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一般国际贸易与贫困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对边境贸易的减贫作用机理研究并不充分。本文在边境贸易的基本特征基础上,结合“贫困陷阱”等相关理论,提出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是封闭条件下的边境地区,由于区位上远离经济中心而导致的“边缘效应”和边界所形成的“屏蔽效应”,长期处于极其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开放条件下的边境地区,边界的“中介效应”使其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其“边缘性”区位特征依然存在,仅仅依靠“中介效应”尚不足以使其摆脱贫困陷阱;三是特定政策支持下的边境地区经济得到更好发展,因为仅靠一般性的宏观区域政策,边境贸易并不能自动使贫困边民得到足够益处从而摆脱贫困陷阱。因此,边境贸易的减贫作用要得以更好发挥,必须有赖于一个“好”的政策制度体系。在这种“好”的边贸制度体系中,边境地区发展边境贸易可以通过人力资源、产业体系以及公共服务等作用途径使边境地区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在一种“不好”的边贸制度体系中,边境地区即使发展边境贸易也可能因为社会差距陷阱、通道经济陷阱和规模经济陷阱的存在,使边境地区和边境居民无法充分享受边境贸易的红利,从而陷入低水平的贫困陷阱之中。然后,本文进一步对边境贸易的制度因素,特别是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细致研究。本文认为,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变正好构成了边境贸易基本制度变迁的主线。作为正式制度的供给方,各级政府以及职能部门的政策考虑和相互协调对边境贸易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强制性制度安排起到重要作用。对于包括广大边民在内的边境贸易主体,边境贸易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变以及边民从事边境贸易权利的“正规化”对于边境贸易发挥减贫作用起到关键作用。当然,边境贸易的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并不会消失,相反会继续发挥对正式制度的补充、调节作用,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推进边境贸易制度进入新的均衡。本文进而提出“益贫式边境贸易”制度的理念,其核心就在于使边境贸易制度更加有利于贫困人口。本文认为,“益贫式边境贸易”更有助于实现国家总体利益与部门、地方局部利益的平衡,从而大大降低边境贸易制度改革和创新的成本。“益贫式边境贸易”的关键就在于让边境贫困人口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能力参与边境贸易,同时推动边境贸易转型升级,更好地把边境贸易的“红利”留在边境本地经济循环系统之中,这样才能让边境地区摆脱“贫困陷阱”。在宏观层面,本文通过对广西中越边境贸易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广西中越边境贸易的基本情况、边境地区贫困状况以及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观点。广西边境县（市、区）呈现明显的区域阶梯特征,部分边境县（市、区）依然贫困程度较深,而有的边境县（市、区）则通过边境贸易实现飞速发展,在减贫事业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接着,本文进一步对广西边境贸易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最为明显,以边民互市贸易进出口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所指代的边境贸易的减贫作用是明显的。此外,本文通过大量访谈、问卷等实地调研,以广西中越边境东兴市作为案例,将边境贸易对减贫影响的研究分析引入中微观层面。通过设计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东兴市的两个边境村落进行比较分析,着重剖析从民间兴起并得到地方政府肯定和推广的边民互助组这一新型边贸组织形式,更细致地论证边境贸易和扶贫开发的逻辑关系。本文建立了关于“免税权”的交易市场模型,从微观角度分析边民互市贸易免税额度与边民贫困状况的关系。本文认为,“免税权”市场作为由监管部门正式制度诱致产生的一项民间制度创新,从经济学的效率角度而言是有利的,但是“免税权”市场也可能会使边境贸易加剧边境地区的社会差距和两极分化。本文也就边贸产品落地加工进行专门的案例分析,通过“通道经济”与“落地加工”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对边贸互市进口产品在本地加工解决通道经济陷阱问题进行讨论。本文也指出,互市商品“落地加工”还将从根本上扩大互市贸易的进口规模,进而提高边贸市场对普通边民提供服务的需求,更好地帮助贫困边民摆脱贫困。最后,本文分析了广西边境贸易在发挥减贫作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从构建“益贫式边境贸易”制度体系提出政策建议。该体系内容包括:推行倾向于照顾贫困边民的边境贸易主体培育制度,在范围和层次两个维度上提高贫困边民参与边境贸易的机会和能力;实行倾向于扶持贫困边民的边境贸易金融制度;推进倾向于支持贫困边民的边境贸易软硬件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改善;以及推动以扩大边贸红利效应为导向的边境贸易转型升级,把更多边贸红利留在边境地区惠及贫困边民。

者荣娜^[9]（2016）在《云南少数民族残障儿童教育实证调查研究》文中指出国家政策规定民族地区的地市州盟和30万人口以上、残障儿童较多的县市区要建设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云南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很多县人口未达到30万,又是贫困地区,残障儿童义务教育普及率相对较低,办学条件较差,特殊教育教师和康复专业人员数量不足,相关地方性法规规定不充分。要提高对残障儿童受教育权益保障的认识,注重特殊教育理念的培养,继续贯彻落实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相关政策,加大相关教育经费投入,加强师资支撑体系建设,吸引社会资源参与。

王安^[10]（2015）在《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明朝之前,残疾军人保障的标准不明晰,残疾没有轻重之分,待遇没有高下之别。明代的残疾军人保障有了初步的分类,体现出一定的差别。清朝前期对残疾军人的保障,主要依据其自身的残疾轻重程度和是否立有战功来给予相应的待遇;晚清时期,虽然新旧规章共存并行,但是军人的残疾等级有了较为明晰的划分,残疾鉴定更加科学,残疾军人的长期生活也受到了重视。中国传统社会原本就存在针对残疾人的积极救助措施,晚清国门开放,这些积极救助措施也开始转型,由单纯地学习技艺,转向以特殊教育为手段,激发残疾人的潜能,提高其能力。这些都可以在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制度和实践中寻找到踪迹。同时代的欧美各国通过物质补偿、康复就业、权利保障来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和合法权益。这些国家保障残疾军人的实践向民国政府和国人展示了新的保障理念和保障措施。政府和国人均表现出了仿效的愿望。优抚和安置是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优抚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抚恤,又包括精神层面的优待。抚恤方面,管理机关分层设科,各有职掌;评残范围逐步扩大,待遇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军衔,残疾程度居于次要地位,虽然恤金标准多次提高,但与日渐高涨的物价相比,依旧是杯水车薪,士兵靠抚恤金,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在实际的抚恤过程中,虽然相关手续逐渐规范,但是微薄的抚恤金常常被拖欠、克扣。优待方面,残疾军人的功绩获得了表彰,政府与社会团体经常对残疾军人进行慰问、犒劳,残疾军人及其家属还可以获得费用减免等优惠待遇。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精神慰藉、激励士气的作用,却并没有在实质上提升残疾军人的社会地位。收容教养与就业安置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重要举措。国民政府设立教养院为残疾军人提供衣食住所,对他们开展教育,灌输政治理念,传授文化知识,培养劳动技能,并管束其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就业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组织残疾军人集体进行生产活动;第二,鼓励残疾军人分散就业。安置残疾军人就业的活动,开始于全面抗战之前,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设立机构,出台法规,建构了残疾军人就业安置制度。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在抗战期间于国统区内全面推行开来,由于各种原因,抗战胜利之后,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逐渐陷入困境之中。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支持,社会舆论给予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高度关注,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安置残疾军人,不仅是满足残疾军人的个人需要,也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更是坚持抗战乃至建设国家的必然要求;并探讨了安置的具体途径,如提升素质、集体安置等。全面抗战之前,社会团体对残疾军人的救助活动就已经存在。全面抗战期间,社会团体中出现了以残疾军人为服务对象的专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开展职业培训,介绍工作岗位,设立安置社区,为安置残疾军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残疾军人也自发组建了互助团体,为群体谋福利。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人民军队中的残疾军人实行社会保障。土地革命时期,军队系统与政府部门,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集抚恤、优待、疗养、安置为一体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体系。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将优抚与安置紧密结合,引导残疾军人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将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工作与革命斗争的需要相结合,号召残疾军人继续为革命服务。各解放区开办荣誉军人学校,提高残疾军人的政治觉悟,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对于有工作能力的残疾军人,军政部门则量才使用,分配适当工作。对于身处后方的残疾军人,各解放区则鼓励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厉行节约,尽力支援前线。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性质上已由皇权恩赐转变为政府责任和社会义务。政府、社会团体、民众均参与其中。保障的目标由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提升为实现自我价值。保障措施也由单一向多元转化。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相比,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保障水平和保障标准方面还存在着差距。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成效明显优于国统区。这与两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量、政治风气及政策执行力有密切关系。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历史轨迹为今天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推行和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云南省残疾人优待规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省残疾人优待规定（论文提纲范文）

（1）云南省地方政府优化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的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双版纳勐景来傣族村寨养老的多元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禄劝县团街镇高家村低保制度运行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机制研究 ——以昆明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DEA的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云南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以宁蒗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广西中越边境贸易对减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论文提纲范文）

（9）云南少数民族残障儿童教育实证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云南省残疾人优待规定（论文参考文献）

• [1]云南省地方政府优化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的对策研究[D]. 阿宗兵.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西双版纳勐景来傣族村寨养老的多元支持研究[D]. 赵俊娜.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禄劝县团街镇高家村低保制度运行效率研究[D]. 沐楠.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4]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自然人诚信纳税管理机制研究 ——以昆明市为例[D]. 罗懿.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5]基于DEA的民政专项资金支出效率研究[D]. 梅璐璐.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6]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D]. 许秀文.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云南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以宁蒗县为例[D]. 王欣. 云南财经大学, 2018(11)
• [8]广西中越边境贸易对减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D]. 黄世芳. 武汉大学, 2017(06)
• [9]云南少数民族残障儿童教育实证调查研究[J]. 者荣娜. 残障权利研究, 2016(01)
• [10]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D]. 王安. 苏州大学,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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