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夏奖励节水灌溉功臣(论文文献综述)
郭如意[1](2021)在《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民国初期,频繁的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严重破坏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传统农田水利法制体系逐渐脱离了社会实际。进入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伴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和法学理念的不断传入,国民政府从巩固其自身利益出发,为重建农田水利法制进行了不懈的尝试,并于30年代初期以后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式上较为完整的、具有时局特色的新型农田水利法制体系。这种新型的农田水利法制所采用的法律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习惯等,从《河川法》《水利法》及其他涉及农田水利的基本法律,到流域治理、防洪灌溉、水利开发、水电航运等方面众多的专门规章规则,范围广,数量多。新型的农田水利法制为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此外,在新型农田水利法制中体现了“自主性”原则,立法者在引进大量西方近现代法制制度的同时,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容。这种游走于“传承”与“移植”间的立法路径,是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较为显着的特点。同时,在“冲击——回应”模式下所形成的独立法律品格,也使得新型的农田水利法制初显现代化的发展特征。然而,其法制本身也具有明显的缺陷,如立法部门庞杂,“法出多门”;缺乏关于农田水利的基本法;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相脱节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类问题间接也注定了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体系难以长期维系的命运。
李玲[2](2020)在《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水资源对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中国水资源总量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2018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971.8立方米(国际公认标准人均水资源量小于2000立方米为中度缺水),是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黑龙江、江西、西藏、新疆等10个省份人均水资源量大于2000立方米。13个粮食主产区平均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458.2立方米,逼近重度缺水(人均水资源量小于1000立方米),其中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4个冬小麦主产区人均水资源量小于500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地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需求不断增加,非农业用水挤占农业用水的趋势日趋显着,农业供水量呈下降态势,势必会加剧粮食生产用水安全,影响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如何破解水资源短缺对粮食生产日益增强的硬约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生态环境和粮食生产的均衡发展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此,本论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运用经济学中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农户行为理论、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等分析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统计数据梳理了中国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现状,测算水资源与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匹配度,厘清区域间差异特征,刻画了中国水资源非农化的演变趋势,利用泰尔指数、σ收敛、β收敛方法及空间计量分析等模型测度了中国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收敛态势、空间关联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然后通过个案分析及调查问卷从实证方面研究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最后从效率提升与空间布局优化两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通过Global超效率DEA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测算各省份粮食生产用水效率以及各地节水潜力,识别不同因素对不同地区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利用GIS软件刻画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重心的轨迹演变,进而为实现水资源非农化和粮食安全协同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从理论上看,水资源非农化体现了效率导向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目标,对粮食生产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具有节水技术替代效应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改进效应,农业水资源利用收益与非农业用水收益的巨大差距可以诱发地方政府部门将稀缺的水资源投放到边际效益更高的工业等领域,实现地方收益最大化,进而提高政府对农业的公共投资和服务水平,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节水设施的使用,节约农业水资源,保证粮食生产;劳动力非农化能促进粮食生产中投入要素的技术替代,同时有利于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促进节水技术的使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构成潜在风险:通过减少粮食生产用水量造成粮食生产用水短缺,诱发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农户利益最大化目标驱使下通过减少灌溉次数及调整种植结构等行为影响粮食单产和播种面积,从而威胁粮食安全。本文通过个案分析及问卷调查从微观层面上印证了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综合因素影响农户节水技术的采纳行为。宏观层面上,根据13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测算得出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区域间差异明显。第二,中国粮食生产与水、土资源匹配程度的区域间差异显着。粮食主产区的水土匹配与水粮匹配度均较低,呈现出“粮多水少”的特征。2000-2017年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集中度呈持续增长态势,但其水粮匹配系数则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进一步说明中国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保障作用持续下降,中国未来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的不匹配态势将愈发明显。粮食产量占比与有效灌溉面积呈现正相关,说明灌溉对粮食产量具有显着推动作用,提高有效灌溉率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第三,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中部及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与水资源禀赋及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水资源非农化利用的收敛性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态势,但全国及各区域均呈现绝对β收敛,说明假设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水平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水资源非农化利用的内部差异会自动消失,也说明不同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利用可以保持相对同步的增长。中国31个省份的水资源非农化程度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现象,表明全国各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水平存在“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格局,地理空间分布因素应予以重视。选取相关变量考察水资源非农化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各因素在省域范围内的直接效应多呈现正向溢出效应,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方向有正有负,各因素的空间总效应中显着的多为正向,说明地区之间影响水资源非农化的各个因素互相牵制带动,区域之间应加强协同,形成良性竞争状态。第四,在水资源非农化趋势不可逆的情况下,解决粮食生产用水短缺风险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为粮食生产节流更多的可用水量。分析结果显示,全国粮食生产用水效率未达到最优前沿,粮食生产还有较大的节水潜力。多数省份的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呈增长态势,粮食主产区的水资源效率相对较高。基于分区域测算的各地区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及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用水冗余量来看,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效率与地区水资源禀赋关系密切,水资源充沛地区的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效率亟待提高,粮食生产节水潜力巨大。基于全局基准技术框架测算的粮食用水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粮食用水效率增长的驱动作用较大,技术成为制约中国粮食用水效率提升的主导因素,农业灌溉设备更新、技术改进对粮食用水效率的提高起主要作用。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年降水量、地下水占供水总量比例、小麦播种面积比例及农业用水占比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有效灌溉面积的回归系数为正,各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各地区应有的放矢的采取措施提高粮食生产用水效率。第五,在中国粮食生产重心逐步由南向北、由东部向中部移动的同时,东部、南部地区以及京津地区等非粮食主产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水平逐步提高,水资源非农化的空间演进态势与粮食生产重心演变反向发展,因此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被稀释。水资源非农化是与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相一致的必然趋势,但其具有典型的空间异质性,对不同区域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国家应加强对水资源非农化速度和“农转非”水资源数量的严格控制,同时也要基于粮食生产重心格局,依据比较优势和空间效率均衡原则进行水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因地制宜做好水资源的“开源”与“节流”工作。
赵婧然[3](2020)在《郭守敬水利思想及其社会影响探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快速提高、水利工程建设水平大幅度提升,但是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要求来说,我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研究我国元代着名的水利工程学家郭守敬的水利工程建设,总结郭守敬的水利思想,将郭守敬的水利思想运用到当今的水利工程建设当中,这对于指导当前水利实践、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兴盛具有重要意义。郭守敬是元代着名的水利工程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他在水利、天文、数学、地理、测绘、机械工程等方面都有着杰出的成就。郭守敬一生致力于水利工程建设,他的水利建设基本遍布了元代所有重要的河流。由于郭守敬并未就水利思想做过系统的论述,因此,本文将对郭守敬的具体水利工程建设进行梳理、分类和总结,从中概括提炼出郭守敬水利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从而深入分析它的社会影响和对当今时代的启示,对郭守敬的水利思想进行系统化的研究。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论文的第一部分分析了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从生活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启蒙教育和师、友等方面介绍了郭守敬水利思想形成的背景;第三部分分别从注重调查、善抓重点,科学规划方案、因旧谋新、因地制宜,技术造福百姓和敢为先行、勇于创造,实现自主创新这三个方面论述了郭守敬主要的水利思想和水利工程实践;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郭守敬水利思想的社会影响,并阐述了郭守敬水利思想对当今时代的启示。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三:一是视角的创新,在总结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技术史这一全新的视角,对郭守敬的水利工程建设展开研究;二是通过梳理、研究郭守敬的具体水利工程实践,从中重新提取和总结出了郭守敬的水利思想;三是将郭守敬的水利思想进行提炼和总结后,系统的分析了其思想的社会影响和对当今社会水利建设的具体启示。
王遂社,黄明[4](2020)在《山为脊柱仑为魂——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仑》文中研究指明初识山仑,在陕西省人民医院,女儿两口子陪着他调养身体。87岁的山仑院士腰身挺拔,言谈睿智。话不一席,如沐春风。智者的通达,勇者的雄毅,仁者的浑朴,为腹笥充盈平添了萧然风骨,令人仰慕之外更加敬佩。壹1933年1月19日,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一户山姓人家喜添人丁。子女在父母心中,无一例外地抱有在鳞为龙、在羽为凤的向往。既然是男孩,就希望其巍乎高哉!庞兮大矣!因为老大取名山昆,这个老二就叫山仑吧。
刘沐言[5](2019)在《青铜峡引黄灌区的流域人类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水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还有我国的黄河、长江,这些流域不仅养育了流经地的人们,也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水文化。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水资源的过程中,将水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而水也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位于宁夏青铜峡市的引黄灌区是我国的引黄灌区之一,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黄河流域上游水利工程最成功的一段之一,也是造福当地百姓的一片流域。流域人类学从流域上的点、线、面入手,从微观到宏观,从治水、用水、护水这三方面思考,探究流域上人、地、水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离不开土地和水源,有了水源就有了农田灌溉。而到了现代社会,黄河水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农业灌溉,还可以水力发电,跨区域调水促进生态平衡,以水文化与景观结合发展旅游业等。总之,黄河水有了多样性的发展方式。青铜峡人运用大禹治水的精神,一代又一代地改造着这片流域,这片流域也改变着青铜峡人,人与水在此和谐共生。流域的不断变迁,也在促使流域之上人们的生活和文化等都发生改变。离不开黄河水的青铜峡人,在这片流域上生生不息。
张夏天[6](2019)在《南阳盆地历史地理研究》文中指出区域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整个中国历史地理学离不开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及发展。本文进行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以南阳盆地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南阳盆地本身所有独特性,南阳盆地历史时期发展趋势变化巨大,秦汉时为一方名都,东汉更是帝乡所在,但两汉之后南阳发展呈波折趋势,大部分时期衰落凋敝趋势明显,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探讨南阳盆地区域发展时空差异、行政区划演变、中心城市发展变化,以及南阳盆地历史时期变化发展趋势,分析影响南阳盆地发展各个重要因素,并据此提供现代南阳城市及区域发展建议。具体而言,除绪论外,本文共分为四章,整体上以时间为线索。文章开始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和相关研究成果介绍,并对研究区域范围进行界定,说明本文所使用研究方法。第一章简要表述南阳盆地发展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南阳盆地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盆地气候及历史时期气候变迁,以及河流、土壤、动植物、矿产资源概况;人文地理环境主要包括先秦考古文化区分布及文化演进、秦汉以来风俗区演变及差异,通过各个地理要素分析,发现南阳盆地不论在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方面都具有过渡性。第二章着重分析南阳盆地区域发展时空差异及区域内部结构,主要论述农业、农田水利、人口三个指标在各时期发展状况及分布情况,发现它们与盆地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通过盆地行政区划演变和中心城市变动,反映盆地内不同时期历史地位和社会经济变化以及经济开发重点区域变动情况,发现南阳历史时期发展总体趋势呈波浪型,其最高点为两汉,最低点为元代,清水流域一直是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地区,淯水流域内部,经济重心经历了一个从上游转向中下游流域再转回中上游的发展历程,比水流域、湍水流域也是本区内开发较好地区。第三章着眼于外部区位变动对南阳盆地发展影响,是否地处“边疆”是重要影响因素,“边疆”关系国家政治安全,处于“边疆”时期是盆地发展时期,地处内陆则呈衰落趋势。三代和夏商周时期,夷夏对立边界的区位位置,促使南北势力着重争夺南阳盆地并大力经营,尤其周代,南阳是对抗荆蛮淮夷、守护南土前线,维护金道锡行安稳,周代在南阳大行分封,这是南阳快速发展开始。春秋时南阳处于东周南疆,是楚北上中原必经之地,楚国出兵取申吕之地,在南阳设县设郡治理并训练军队,战国时韩秦楚三家争夺南阳,军事政治地位重要使得南阳成为一方名都。秦朝时,东西方之间矛盾依然残留,残存旧贵族势力使得关东六国故地仍不十分稳固,西汉时诸侯王国区和汉郡区形成了两个均质区,南阳政治地位重要得益于是秦与六国故地分界、西汉汉郡区与诸侯王国区分界上的交通孔道,秦、西汉对盆地一系列治理,使豪强地主与宗亲力量在南阳壮大,最终南阳豪杰佐刘秀建立东汉。东汉前期南阳达到发展顶峰,但因地处内陆临近全国政治中心,军事地位降低,中期之后便开始衰落。东汉以后以至近代,南阳大部分时期处于王朝统治内陆位置,政治地位不重要加剧经济衰败趋势。第四章则简单探讨影响南阳盆地发展内外要素,适宜气候、交通便利、山水相间地形、人口数量变化、水资源开发利用是南阳盆地发展重要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则是区位变动中,南阳盆地越来越处于远离国都的内陆地区,随着政治格局由东西方对峙转向南北方对峙,南阳交通孔道功能和军事地位有所下降,使得南阳盆地从中央治理要地转为一般地区。同时为当代南阳盆地发展提出意见,主张建立一座休闲旅游城市,成为河南省“后花园”。
陈茜[7](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提出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张琰[8](2018)在《宁夏海原西安州古城遗址保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安州古城遗址位于宁夏海原县城西侧。背靠天都山,前临锁黄川。历史上称之为“固靖之咽喉,甘凉之襟带”。1984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被发现,是宋、夏时期的古城遗址。西夏时期名为“南牟会”,北宋改名为“西安州”,明代在此置西安州守御千户所,清代设游击驻防。1920年发生海原大地震,城内建筑全部被震毁,仅存地表的城墙与瓮城。地震后居民重建家园,在城址内建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村落“老城村”。2005年,西安州古城遗址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州古城遗址是海原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西夏城址。对研究西夏政治、军事、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由于受到村镇发展与遗址内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遗址地表遗存逐年消失。受限于考古与研究工作滞后等客观因素,西安州古城遗址还未得到全面的保护。本论文尝试对西安州古城遗址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国内外成熟的遗址保护经验,为西安州古城遗址的保护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与借鉴。全文共由五个章节构成:第一章是背景研究,主要阐释本选题的目的、意义,明确研究的方法与框架。第二章是西安州古城遗址的价值研究,通过历史文献研究探明古城的发展脉络。通过古城的营造特点与价值特征研究,明确保护的对象与范围。第三章通过对西安州古城遗址的现状调查,分析遗址保护的主要矛盾。第四章通过对成熟保护经验的总结分析,分别从地上遗存保护、地下遗存保护、遗址风貌保护三个层面给出了西安州古城遗址保护的具体方法与措施。第五章从遗址长远保护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实施遗址监测,优化遗址管理的具体策略与方法。最后结论部分是对西安州古城遗址保护工作的思考与展望。
刘卫宁[9](2016)在《民国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作为我国重要民族聚居地的西北地区,在政局激烈动荡与社会巨大变革的背景下,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利益斗争愈演愈烈,以马福祥为代表的西北回族军阀的逐渐崛起使当地民族关系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与鲜明的地域特征。随着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军阀势力对甘、宁、青地方控制力的增强,当地回汉关系在经历陕甘回民起义的巨大冲击后呈现出倒退趋势,回族分布相对集中的宁夏在西北政局演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地回汉关系既有受日益紧张的甘肃回汉关系消极影响的一面,又有因马福祥所奠定的“回汉和谐”群众基础而逐渐向好的一面,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北民族关系格局的全新发展道路。本论文包括以下七个部分。一、介绍本论题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和学术研究现状。系统回顾民国时期民族思想研究的总体情况,涉及西北诸马军阀的形成原因、民族特点、历史地位、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概括了这一时期宁夏民族关系的研究现状,构建了探讨民国时期宁夏回汉关系的理论基础。二、从回族的形成、历史地位、民族特点和分布格局等内容入手系统阐述宁夏历史上的回汉民族关系,回顾左宗棠对西北回民起义的残酷镇压及其历史影响,生动反映了西北回族分布格局在这一历史巨变中的演变历程。在反思清代处理宁夏回汉民族关系问题上的相关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为探讨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三、论述孙中山、蒋介石的民族政策,反映“三民主义”、“五族共和”理念在民国时期的延续与嬗变,为系统阐释这一时期主流民族思想及其历史作用和民国以来民族政策演变历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揭示时代背景对民族政策的相关作用。四、系统论述马福祥“回汉和睦、民族和谐”的民族观及其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扶持政策,以易督风波背景下甘肃回汉关系的剑拔弩张反衬宁夏地区回汉之间的风平浪静,凸显马福祥民族政策的合理性与成果性。勾画宁夏民族关系在甘肃回汉关系紧张背景下相对缓和并逐渐趋好的发展轨迹,从一个侧面揭示回汉和睦、民族和谐的重要性,得出宁夏回汉关系在经历曲折和冲击后缓慢向前发展的历史结论。五、系统阐述国民军统治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展现当地民族关系在河湟事变与凉州事变冲击下曲折发展并缓慢恢复的历程。马福祥家族在国民军进军西北之时的政治选择既反映了马氏家族对宁夏控制力的增强,又凸显了宁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格局中的历史地位。马鸿宾和吉鸿昌在恢复社会秩序与修复回汉关系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及其历史意义,勾勒民国时期宁夏回汉关系发展历程的曲折轨迹,探讨宁夏回汉关系恶化的原因与相关历史教训。六、系统论述宁夏回汉民族关系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发展脉络,分析论述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其对北洋政府时期民族政策的继承与创新。通过宁夏回汉群众合力抵御日本侵略和海固回民起义相关史实,探讨国内政治环境与民族关系格局对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影响。总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轨迹与时代特征,与甘肃势同水火的回汉关系进行比较后,肯定了自马福祥以来所奠定了“回汉和睦、民族团结”的民族关系主旋律。七、从历史学和民族学角度对近代宁夏回汉民族关系进行总体定位与客观评价,探讨清政府血腥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对西北回汉关系所造成的巨大消极影响及其在民国时期的延续,分析论证民国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脉络及其相关原因。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所带来的全新气象,凸显了民族平等、回汉团结、和谐共荣、共生互补民族理念的正确性与成功性。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宁夏模式”在处理宁夏回汉民族关系时的经验,论证其对调整当前民族关系的启示。
杜娟[10](2014)在《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形成过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人为土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现行的人为土分类主要为旱耕人为土与水耕人为土两类,都是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影响下产生的土壤类型。目前人为土研究已有的成果多集中于土壤学视角下的对现有耕地的研究,而对历史时期诸如耕作、堆积、施肥、灌溉等农业活动对人为土的影响以及在这些措施下土壤发生的具体变化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关中平原的(?)土是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人为土类型,它区别于自然土壤的根本属性在于其具有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深厚的土壤耕作层。本文以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为研究对象,以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活动为线索,采用文献记录提取与土壤剖面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关中平原土壤命名与分类、土壤结构、质地、水分、肥力等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耕作、施肥、灌溉活动对土壤耕作层形成的影响,并进行了区域内的对比分析。土壤的认知过程时刻相伴于农业生产活动,并在土壤利用与改良过程中相互推进。关中平原历史上的土壤命名与分类表现出明显的历史阶段性,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先秦时期以土壤外观特征及质地结构为标准的土壤分类,秦汉至明清时期立足于生产特性为目的土壤描述,近代以土壤生产性状及土壤发生学分类法相结合的土壤分类,以及新中国时期农业土壤、耕作土壤、人为土等土壤概念的产生及系统分类法的应用。关中平原(?)土具有上部人为堆垫熟化层与下部自然土层叠加的剖面结构。上部人为堆垫熟化层是自然作用下新近堆积的粉尘与农业施加土粪致使土壤耕作层逐年叠加增厚的结果。堆垫熟化层可分为现代耕作层、古熟化层、古耕层、古耕腐殖质层等多层结构。关中平原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区域,耕作土层的性状也有所差异,产生以黄土、垆土、(?)土等不同土类为主的土壤耕作层。历史上以生产工具、治田方式、耕作技术、作物种类选择为主的耕作活动是改良土壤环境,创造土壤耕作层优良结构的主要作用力。随着农业历史的演进,耕作活动对土壤耕作层扰动的频率和强度呈逐渐增强的趋势,以致越接近于近代,土壤的熟化程度越高,土壤耕作层人为化特征越明显。土粪施加是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堆垫增厚的关键环节,在关中古代的土壤培肥过程中,休耕、草肥、蚕屎、人畜粪尿、旧墙土、绿肥种植是主要方式。汉至明代,农业生产中都实行以土拌粪的施肥过程,但表现出较强的种植方式与作物选择的倾向性,在区田法以及蔬菜瓜果类经济作物的种植中才有施加土粪的记录。清至民国时期,复种指数的显着提高对地力要求更高,积制与施加土粪的过程明显增强,这也是关中(?)土上部覆盖层快速堆垫的时期。在人为堆垫过程的同时总是伴随着自然粉尘的堆积作用,但随着农业发展水平及土地生产力需求的提高,土粪在土壤耕作层成土化物质组成中的比例也会提高。关中平原水利灌溉的功效除补给水分以外,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灌溉携带的河流泥沙参与到土壤耕作层的形成与熟化过程中,促进了盐碱土、沼泽土、潮土等的改良与土壤灌淤层的形成,这在关中东部平原区表现十分明显。淤积造田、放淤压盐、引水洗盐是灌淤改良土壤的主要方式,不同水利灌区的土壤性质是决定灌淤效果的关键因素。泾水至石川水之间,盐碱土分布面积小,盐渍化程度低是灌淤成效显着的基本保障,也是引泾灌区灌溉活动得以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在石川水至洛水之间,无论郑国渠东段,还是龙首渠都未能持续利用,说明历史时期灌淤对土壤的改良作用受地形、地貌、土壤等自然因素与灌排技术水平的极大限制。关中平原泾、渭、洛河都属于多泥沙河流,灌淤土的形成及灌淤层厚度和灌溉活动的持续性呈正相关关系,在灌溉持续时间最长的引泾灌区,也是关中平原灌淤土分布面积广,灌淤层厚度大的区域。关中平原灌淤土形成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以耕、耙、耱等耕作技术及施加土粪为标志的堆垫熟化作用参与了成土化过程,耕作层的形成是灌溉淤积与人为堆垫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中西部的油土,东部的(?)土以及渭河以南的立槎土、水稻土是区域内主要的人为土类型。气候、地形、母质是造成土壤成土化过程差异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制约和影响人类农业生产方式的主要因素。相比较而言,关中西部油土的熟化程度更高,主要由于关中西部较好的水热条件及悠久的耕作历史,以及粉尘沉降与施加土粪构成了以黄土类物质为主的单一成土母质,而东部较为干旱的气候及以河流泥沙沉积为主的物质来源的不断补充导致东部地区(?)土的成土化作用较弱,熟化程度较低。黄土台塬上的红油土、红(?)土的熟化程度不及阶地平原上的黑油土、灰(?)土,这与阶地平原上地形优势引起的人口密度高、灌溉条件好、作物种类多样化及肥粪运输便利等农业生产条件的优越性有密切关系。
二、宁夏奖励节水灌溉功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宁夏奖励节水灌溉功臣(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1.1.1 选题缘起 |
1.1.2 选题意义 |
1.2 相关范围界定 |
1.2.1 农田水利 |
1.2.2 法制 |
1.2.3 时间界定 |
1.3 研究综述 |
1.3.1 民国时期的农田水利史研究 |
1.3.2 新中国成立后农田水利史研究 |
第二章 国民政府以前农田水利法制的历史沿革及背景 |
2.1 国民政府以前农田水利法制的历史沿革 |
2.1.1 清朝时期以前农田水利法制的演变 |
2.1.2 清朝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转型与进化 |
2.1.3 北洋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演进与发展 |
2.2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背景 |
2.1.1 农业的需要 |
2.1.2 赈灾的需要 |
2.1.3 法制建设的需要 |
2.1.4 西方农田水利法制理念的传入 |
2.1.5 国民党的执政需要 |
小结 |
第三章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立法主体与兴起 |
3.1 农田水利的立法主体 |
3.1.1 中央立法主体 |
3.1.2 地方立法主体 |
3.2 全面抗日战争前农田水利法制蓬勃兴起(1927-1937) |
3.2.1 统一全国水利行政 |
3.2.2 制定农田水利法规 |
3.2.3 推进农田水利建设 |
小结 |
第四章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完善与发展 |
4.1 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农田水利法制的趋于完善(1937-1945) |
4.1.1 规范农田水利法制 |
4.1.2 巩固农田水利建设 |
4.2 全面抗日战争后农田水利法制的持续发展(1945-1949) |
4.2.1 战后水利复员计划 |
4.2.2 水利建设纲领实施办法 |
4.2.3 五年水利建设计划 |
4.2.4 战后农田水利规划实施不利的原因 |
小结 |
第五章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体系评价 |
5.1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特点 |
5.1.1 “传承”与“移植” |
5.1.2 中央与地方间的相互补充 |
5.1.3 成文法与习惯的相结合 |
5.2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现代化 |
5.2.1 法律法规不断健全 |
5.2.2 国家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
5.2.3 独立法律品格的形成 |
5.3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中存在的问题 |
5.3.1 立法部门庞杂,“法出多门” |
5.3.2 农田水利法制本身内容的缺陷 |
5.3.3 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相脱节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关于水资源非农化问题的研究 |
1.2.2 关于粮食生产与水资源关系问题的研究 |
1.2.3 关于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 |
1.2.4 关于农业用水效率及其空间差异问题的研究 |
1.2.5 简要述评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2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理论分析 |
2.1 概念界定 |
2.1.1 水资源非农化 |
2.1.2 粮食生产用水 |
2.2 理论基础 |
2.2.1 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
2.2.2 农户行为理论 |
2.2.3 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2.2.4 空间经济学理论 |
2.3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双重效应 |
2.3.1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诱致效应 |
2.3.2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潜在风险 |
2.4 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关系 |
2.4.1 区域水资源禀赋 |
2.4.2 区域粮食生产地位 |
2.4.3 区域水资源非农化程度 |
2.4.4 区域农业节水空间 |
2.5 本章小结 |
3 中国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及其匹配度分析 |
3.1 中国粮食生产的现状分析 |
3.1.1 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特征分析 |
3.1.2 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分析 |
3.2 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
3.2.1 中国水资源总量与供给现状 |
3.2.2 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状况 |
3.3 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分析 |
3.3.1 水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分析 |
3.3.2 水资源利用的区域差异分析 |
3.4 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匹配度与区域特征 |
3.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3.4.2 水土匹配系数计算结果与分析 |
3.4.3 水粮匹配系数计算结果与分析 |
3.4.4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水土资源匹配状况分析 |
3.4.5 粮食主产区水利设施与粮食生产的匹配性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4 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收敛趋势与空间效应分析 |
4.1 中国水资源利用结构变化趋势 |
4.1.1 中国用水指标变化情况 |
4.1.2 中国农业用水变化趋势 |
4.1.3 中国用水结构变化趋势 |
4.2 水资源非农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
4.2.1 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调整 |
4.2.2 城镇化发展水平 |
4.2.3 不同行业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 |
4.2.4 水资源禀赋特征 |
4.2.5 生态环境保护 |
4.2.6 农业节水技术发展水平 |
4.3 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分析 |
4.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4.3.2 水资源非农化的时空特征分析 |
4.3.3 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总体差异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
4.3.4 水资源非农化区域差异的成因分析 |
4.3.5 水资源非农化的收敛趋势检验 |
4.4 水资源非农化的空间效应分析 |
4.4.1 研究方法 |
4.4.2 数据来源与指标设定 |
4.4.3 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
4.4.4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
4.4.5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
4.5 本章小结 |
5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个案分析 |
5.2 水资源非农化对农户粮食生产用水行为的影响:基于农户的问卷调查 |
5.2.1 理论分析 |
5.2.2 研究假设 |
5.2.3 变量设定、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5.2.4 数据描述性分析 |
5.2.5 实证结果分析 |
5.3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基于13 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 |
5.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5.3.2 实证分析 |
5.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5.4 水资源非农化与农业节水空间变化趋势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应对策略之一:提升粮食生产用水效率 |
6.1 粮食生产用水效率测度 |
6.1.1 模型选择与构建 |
6.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6.1.3 结果与分析 |
6.2 粮食用水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6.2.1 研究方法 |
6.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6.2.3 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
6.3 提高粮食生产用水效率的政策建议 |
6.4 本章小结 |
7 应对策略之二:优化粮食生产空间布局 |
7.1 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重心迁移路径分析 |
7.2 基于空间视角稳定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 |
7.2.1 加强对水资源非农化进程的监控管理 |
7.2.2 基于效率原则优化区域间及产业间配水方案 |
7.2.3 区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粮食安全协同发展 |
7.3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3)郭守敬水利思想及其社会影响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郭守敬简介及研究的意义 |
(一)郭守敬简介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社会背景研究文献 |
(二)受教育背景研究文献 |
(三)水利工程研究文献 |
三、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视角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本章小结 |
注释 |
第二章 郭守敬水利思想的形成背景 |
一、社会人文背景 |
(一)生活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 |
(二)生活时代的科学文化背景 |
二、家学师友背景 |
(一)启蒙教育的影响 |
(二)良师益友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注释 |
第三章 郭守敬水利思想及其水利工程实践 |
一、注重调查、善抓重点,科学规划方案 |
(一)疏浚邢台北部河道、修复石桥 |
(二)提出华北水利六项建议 |
二、因旧谋新、因地制宜,技术造福百姓 |
(一)整修西夏古渠 |
(二)开金口河通漕运 |
三、敢为先行、勇于开创,实现自主创新 |
(一)改造大运河 |
(二)开凿通惠河 |
本章小结 |
注释 |
第四章 郭守敬水利思想的社会影响及启示 |
一、郭守敬水利思想的社会影响 |
(一)对元代社会的影响 |
(二)对明、清时期的影响 |
二、郭守敬水利思想的当代启示 |
(一)树立以造福人民为中心的治水理念 |
(二)运用科学的方法全面统筹水利建设 |
(三)注重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水利人才 |
本章小结 |
注释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山为脊柱仑为魂——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仑(论文提纲范文)
壹 |
贰 |
叁 |
肆 |
(5)青铜峡引黄灌区的流域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田野点 |
第一章 走进青铜峡引黄灌区 |
第一节 历史与现实中的青铜峡引黄灌区 |
第二节 一座因水利而建的城镇——青铜峡镇 |
第二章 流域上的点——友谊村 |
第一节 友谊村 |
第二节 盐碱滩变良田 |
第三节 岁修 |
第四节 水稻种植的演变 |
第三章 流域上的线——大清渠、反帝沟 |
第一节 大清渠 |
第二节 背出来的反帝沟 |
第三节 “上游”与“下游”的矛盾 |
第四章 流域上的面——青铜峡引黄灌区 |
第一节 沟渠纵横 |
第二节 万人共筑拦河大坝 |
第三节 造福一方人的黄河水 |
第四节 从108塔到黄河楼 |
第五章 人水共生的青铜峡引黄灌区 |
第一节 治水:治国之道 |
第二节 用水:取之有道 |
第三节 护水:永续之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论文发表情况 |
(6)南阳盆地历史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相关研究成果介绍 |
第三节 区域界定与研究方法 |
一 区域界定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南阳盆地发展地理环境 |
第一节 南阳盆地自然地理环境 |
一 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 |
二 南阳盆地气候及历史时期气候变迁 |
三 河流、土壤、动植物与矿产 |
第二节 南阳盆地人文地理 |
一 先秦考古文化区及文化演进 |
二 秦汉以来风俗区演变及其差异 |
第二章 南阳盆地区域发展时空差异及内部结构 |
第一节 南阳盆地区域发展时空特征 |
一 农业种植类型及农业区转变 |
二 农田水利 |
三 人口 |
第二节 南阳盆地行政区划与中心城市发展变化 |
一 南阳盆地行政区划演变 |
二 区域内部城市等级变动及区域开发分异 |
第三章 区位变动视野下南阳盆地发展历程 |
第一节 逐渐发展时期:三代至春秋战国时期 |
第二节 发展极盛时期:秦汉时期 |
第三节 波动式发展时期:唐宋以降 |
第四章 当代南阳盆地发展建议 |
第一节 南阳盆地发展机制 |
第二节 南阳盆地的发展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一、苗族文化的概念界定 |
二、生态贫困的概念界定 |
三、生态扶贫的概念界定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二、文化与贫困的研究 |
三、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研究 |
四、民族文化与生态扶贫的研究 |
第二章 子腊村概况 |
第一节 选点理由 |
第二节 子腊村的生态、生产与生计 |
一、子腊村的生态 |
二、子腊村的生产 |
三、子腊村的生计 |
第三节 子腊村的民族与文化 |
一、子腊村的民族 |
二、子腊村的文化 |
第四节 子腊村的“贡米” |
一、“子腊贡米”的含义 |
二、“子腊贡米”的发现 |
三、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第三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 |
第一节 “子腊贡米”系统嵌合关键环节的衰落 |
第二节 传统文化价值兑现受阻推动偏离 |
第三节 外来不契合文化的偏离影响 |
第四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 |
第一节 无法成钢的废铁与自然灾害的频发 |
第二节 工业文化的冲击与生态污染的加剧 |
第三节 苗族织绣的衰落与生物多样性的弱化 |
第四节 苗族歌舞边缘化与相关文化传承隐忧 |
第五章 国家权力的误伤与民族文化的无序 |
第一节 国家粮食政策变迁与贡米文化混乱 |
第二节 国家林业政策实行与传统林、猎文化衰败 |
第三节 过往扶贫政策的遗憾与传统文化的错位 |
第四节 国家权力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第六章 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 |
第一节 市场需求锐减与传统文化产品裁汰 |
第二节 经济观念影响与传统教育观念改变 |
第三节 市场资本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第四节 民间力量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第七章 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应用 |
第一节 “子腊贡米”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一、“子腊贡米”系统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二、复兴“子腊贡米”系统促进生态扶贫的对策 |
第二节 苗族织绣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一、子腊村苗族织绣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二、苗族织绣助推生态扶贫潜力的挖掘 |
第三节 苗族歌舞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一、子腊村苗族歌舞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二、开发苗族歌舞产业推进生态扶贫的思路 |
第四节 苗族宗教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一、子腊村苗族宗教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二、苗族宗教参与生态扶贫的思路 |
第五节 生态扶贫的文化资本 |
一、文化资本与生态扶贫 |
二、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原则 |
三、生态扶贫中文化资本的运用和转化 |
第八章 生态扶贫中的文化博弈 |
第一节 生态扶贫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
一、各级国家权力机构的角色定位、权力及职能 |
二、国家权力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三、借助国家权力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第二节 生态扶贫中的市场资本 |
一、市场资本博弈的立场分析 |
二、市场资本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三、苗族文化借助市场资本参与生态扶贫的建议 |
第三节 生态扶贫中的民间力量 |
一、民间力量博弈的立场分析 |
二、民间力量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三、苗族文化借助民间力量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件1 花垣县森林年末实有面积表 |
(8)宁夏海原西安州古城遗址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 |
1.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与相关概念界定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相关概念界定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1.4.1 研究方法 |
1.4.2 论文框架 |
第2章 西安州古城的价值研究 |
2.1 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 |
2.1.1 五代时期—党项族的“鼐摩会” |
2.1.2 西夏时期—大夏国的“南牟会” |
2.1.3 北宋时期—宋王朝的“西安州” |
2.1.4 明清时期—明王朝的“守御千户所” |
2.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海原县的“老城村” |
2.2 兼容并蓄的营造特点 |
2.2.1 规整的平面格局 |
2.2.2 山、水、城一体的防御体系 |
2.3 西安州古城的价值特征 |
2.3.1 海原地区等级最高的西夏城址 |
2.3.2 海原大地震的纪念 |
2.3.3 海原地区历史文化的体现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西安州古城遗址的现状问题分析 |
3.1 遗址破坏因素分析 |
3.1.1 城墙破坏因素分析 |
3.1.2 城壕破坏因素分析 |
3.1.3 环境破坏因素分析 |
3.2 遗址面临问题分析 |
3.2.1 多种破坏因素 |
3.2.2 考古工作滞后 |
3.2.3 区域发展影响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西安州古城遗址的保护方法及措施 |
4.1 地上遗存保护措施 |
4.1.1 加固失稳墙体 |
4.1.2 治理微小病害 |
4.1.3 墙体风化防护 |
4.1.4 标识缺失部位 |
4.2 地下遗存保护措施 |
4.2.1 遗存埋深预判 |
4.2.2 遗存扰动限制 |
4.3 遗址风貌保护措施 |
4.3.1 控制建构筑物形式与高度 |
4.3.2 调整道路交通 |
4.3.3 保护山水格局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西安州古城遗址的监测与管理 |
5.1 实施遗址监测 |
5.1.1 监测体系构建 |
5.1.2 监测前期准备 |
5.1.3 监测工作实施 |
5.2 优化遗址管理 |
5.2.1 构建管理体系模型 |
5.2.2 实施有效管理 |
5.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9)民国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缘由 |
三、研究综述 |
(一)民国时期民族思想研究 |
(二)西北诸马军阀与宁夏回汉关系研究 |
(三)甘宁青民族关系研究 |
(四)其他相关专题研究 |
四、当前研究所存在问题 |
五、研究主旨、创新之处与理论方法 |
第一章 民国以前宁夏回汉民族关系回溯 |
一、宁夏回汉民族关系回溯 |
(一)回族的形成 |
(二)明代宁夏地区的回族 |
(三)清初回民反清斗争 |
二、左宗棠对回民起义的镇压与西北回族分布格局演变 |
(一)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的方略及其主要措施 |
(二)起义后回族分布格局的变化 |
三、晚清时期的宁夏回汉民族关系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一、孙中山的民族关系思想 |
(一)孙中山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与定义 |
(二)孙中山在不同时期对民族关系思想的表述 |
二、北洋政府的民族政策 |
(一)北洋军阀政府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 |
(二)北洋军阀政府民族政策的影响与评价 |
三、蒋介石对孙中山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一)蒋介石民族关系思想的来源 |
(二)蒋介石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 |
第三章 北洋军阀时期的宁夏回汉民族关系 |
一、民国时期宁夏概况 |
(一)民国时期宁夏行政建制的演变 |
(二)宁夏汉族的形成历程 |
二、马福祥的民族思想 |
(一)“回汉和睦”思想的形成及其表现 |
(二)积极倡导“回儒对话”,努力扩大回族话语权 |
(三)倡导民族团结,力促边疆稳定 |
三、马福祥对回族与伊斯兰教的政策 |
(一)积极发展回族教育,促进回汉沟通与了解 |
(二)翻译伊斯兰教汉译经典,积极促进中伊思想文化交流 |
(三) 创办《月华》杂志,大力推动回族、伊斯兰教研究 |
(四)热心资助回族青年赴京深造 |
(五)关心回族民众生活,编修宁夏新方志《朔方道志》 |
(六) 小结 |
四、甘肃易督风波对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影响 |
(一)张广建督甘时期对回汉矛盾的利用及其恶果 |
(二)马福祥主导“五马反张运动” |
(三)甘肃易督风波中的回汉矛盾 |
(四)甘肃易督风波对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影响 |
五、马鸿宾主政宁夏时期回汉民族关系的缓和 |
(一)马鸿宾第一次主政宁夏 |
(二)马鸿宾第二次主政宁夏 |
(三)马鸿宾第三次主政宁夏 |
(四)马鸿宾主政宁夏时期回汉关系的缓和 |
六、北洋军阀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与特征 |
(一)袁世凯统治时期的民族政策 |
(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民族政策 |
(三)北洋军阀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与特征 |
第四章 国民军统治时期的宁夏回汉关系 |
一、国民军的活动与马福祥家族的政治选择 |
(一)国民军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及其影响 |
(二)马福祥家族的政治抉择 |
二、河湟事变与凉州事变对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影响 |
(一)“河湟事变”与“凉州事变”的爆发 |
(二)“河湟事变”与“凉州事变”对西北回汉关系的影响 |
三、国民军统治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与特征 |
(一)国民军进入宁夏及其对当地回汉关系的影响 |
(二)门致中执政宁夏时期的不作为 |
(三)马仲英两攻宁夏及其对当地回汉关系的影响 |
(四)国民军统治时期宁夏回汉关系的发展特征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宁夏的回汉关系 |
一、南京国民政府对回族及伊斯兰教的政策 |
(一)南京国民政府对回族的政策 |
(二)南京国民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政策 |
(三)国民政府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控制与同化政策 |
二、马鸿逵入主宁夏后的民族主张(1932-1937) |
(一)马鸿逵的民族主张 |
(二)马鸿逵入宁后民族主张的具体表现 |
(三)马鸿逵民族主张与蒋介石反共思想的融合 |
三、抗日战争对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推动(1937-1945) |
(一)宁夏回汉民众的抗日爱国运动 |
(二)宁夏回族上层人士的爱国行动 |
(三)宁夏回汉军民的爱国行动 |
(四)抗日战争对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推动 |
四、三次海固回民起义与国民党统治者的态度(1945-1949) |
(一)海固回民起义爆发的社会背景 |
(二)海固三次回民起义 |
(三)国民党统治者对“海固三次回民起义”的态度 |
五、国民政府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与特征 |
(一)国民政府时期民族政策的实质及其影响 |
(二)国民政府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 |
(三)国民政府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特征 |
第六章 民国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启示 |
一、近代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总体定位与评价 |
(一)陕甘回民起义对宁夏回汉关系与居住格局的影响 |
(二)民国时期宁夏回汉关系发展脉络 |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在宁夏的推行与成功 |
(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 |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在宁夏的具体体现 |
三、宁夏模式:回汉民族关系对处理当前民族关系的启示 |
(一)宁夏回汉民族关系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 |
(二)宁夏回汉民族关系对处理我国当前民族关系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国内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成果 |
(10)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形成过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图表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有关选题的解说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对象与时空设定 |
第二节 土壤学几个概念的说明 |
一、农业土壤 |
二、人为土 |
三、土壤耕作层 |
第三节 研究史回顾与研究现状 |
一、土壤学领域的研究 |
二、历史学领域的研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叙述框架 |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二、叙述框架 |
第二章 前人对关中土壤的命名、分类及性状描述 |
第一节 先秦时期关中土壤种类及性状描述 |
一、《禹贡》及《周礼》中的土壤种类 |
二、《管子·地员》篇中的土壤种类 |
三、《吕氏春秋》中的土壤种类 |
第二节 汉魏时期关中土壤描述 |
一、《泛胜之书》中的土壤描述 |
二、《齐民要术》中的土壤描述 |
第三节 唐至元时期农书中的关中土壤描述 |
第四节 明清时期农书中的关中土壤描述 |
第五节 近代关中平原的土壤分类 |
第六节 新中国的土壤系统分类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结构:耕作表层及古耕层 |
第一节 关中平原的土壤耕作表层 |
一、黄土 |
二、垆土 |
三、塿土 |
第二节 古耕层:历史上人类农业生产活动的遗迹 |
一、古耕层及存在形式 |
二、关中塿土剖面中古耕层的判别 |
第三节 关中平原塿土剖面 |
一、塿土剖面结构 |
二、塿土剖面的人为化特征 |
三、农田基本建设与塿土剖面的变化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关中平原耕作活动与土壤细熟过程 |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时期农业耕作与土壤环境 |
一、农具使用与土壤的碎化 |
二、耕、耨、稷、耱、蔺技术与土壤结构改良 |
三、耕地时节与土壤水、热、气协调 |
四、畎亩法、代田法、区田法 |
五、主要作物的种植与土壤环境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耕作与土壤环境 |
一、整地农具改良与耕作效率的提高 |
二、耕-耙-耢耕作体系的建立与土壤结构的细化 |
三、秋耕、转耕、深浅耕与土壤细熟保墒 |
第三节 唐宋元时期农业耕作与土壤环境 |
一、耕具、作物与土壤熟化 |
二、耕、耙、耢、锄等耕作技术的沿用 |
第四节 明清时期农业耕作与土壤环境 |
一、耕作深度、耕作时节与土壤抗旱保墒 |
二、耕、耙、耱的土壤细熟过程 |
三、种植制度、作物与土壤熟化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的人为堆垫过程 |
第一节 古代关中平原的土壤培肥措施 |
一、先秦时期的土壤培肥 |
二、汉魏时期的土壤培肥 |
三、唐至明代的土壤培肥 |
四、清至民国的土壤培肥 |
第二节 “以粪和土”:土粪的积制与施用 |
一、“以粪和土” |
二、“以土垫圈”与“墙土、炕土” |
第三节 施加土粪与土壤耕作层的形成 |
一、土壤耕作层人为堆垫的时间变化 |
二、土壤耕作层人为堆垫的空间变化 |
三、填土人为堆垫层性质的变化 |
四、有关塿土覆盖层“自然堆积”和“人为堆垫”的讨论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的灌溉改良 |
第一节 关中主要水利灌区的地貌及土壤 |
一、泾洛灌区 |
二、引渭灌区 |
第二节 “泽卤之地”的改良 |
一、淤积造田 |
二、放淤压盐 |
三、引水洗盐 |
第三节 浑水灌溉与灌淤层的形成 |
一、关中平原的土壤灌淤层 |
二、灌淤层物质来源补充的持续性问题 |
三、土壤灌淤层之熟化过程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的区域特征 |
第一节 关中西部土壤耕作层的区域特征 |
一、渭北黄土台塬的红油土 |
二、河流阶地上的黑油土 |
第二节 关中东部土壤耕作层的区域特征 |
一、红塿土 |
二、灰塿土 |
三、灌淤土 |
第三节 关中渭河以南土壤耕作层的区域特征 |
第四节 关中土壤耕作层形成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
一、关中东、西部土壤耕作层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
二、黄土台塬与河流阶地土壤耕作层形成之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宁夏奖励节水灌溉功臣(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研究(1927-1949)[D]. 郭如意. 河北大学, 2021
- [2]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D]. 李玲.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8)
- [3]郭守敬水利思想及其社会影响探究[D]. 赵婧然.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4]山为脊柱仑为魂——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仑[J]. 王遂社,黄明. 西部大开发, 2020(01)
- [5]青铜峡引黄灌区的流域人类学研究[D]. 刘沐言. 宁夏大学, 2019(02)
- [6]南阳盆地历史地理研究[D]. 张夏天.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
- [8]宁夏海原西安州古城遗址保护研究[D]. 张琰. 北京建筑大学, 2018(01)
- [9]民国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D]. 刘卫宁. 中南民族大学, 2016(05)
- [10]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形成过程研究[D]. 杜娟.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