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日美安保体制评析(论文文献综述)
金永明[1](2021)在《日美安保体系的历史演进与面临的挑战》文中认为回顾日美同盟60年的历程,日美两国深化和完善日美安保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两国军事部门合作的地域范围,以及拓展有事合作支援的功能和提供多方位的支持和有力保障。在日美安保体系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日本的地位一直在"美主日从"和"日本自主"之间不断地徘徊和更替,但最终无法实现日本在日美关系中完全自主独立的目标。在日美同盟中,日本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包括日本安保法制的适用受到多方制约。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借倚重美国、鼓吹"中国威胁"等方式,以充实安保体系、发展自身防卫力量的效果已经显现。
靳冠辉[2](2021)在《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文中指出战后伴随着“和平宪法”的颁布,日本确立了“和平国家”的身份,并且在日本国内形成了浓厚的“反军国主义规范”。在很长时间里,日本社会对于自卫队海外派兵一直持比较消极的态度。结合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消极认识,以及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日本社会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日本政治精英是如何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进而推动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本研究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为研究对象,在基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中关于“身份”与“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心理学派的身份建构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而搭建了一个以“身份建构升级”与“规范退化加速”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思路,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现象进行了详细分析。本研究重点考察和分析了在“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及“反军国主义规范”的约束下,日本政治精英在基于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强烈自尊需求的驱动下,而通过自主建构“国际和平贡献者”的身份、“国际安全守护者”的身份及“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促使原有的“反军国主义规范”不断退化,进而实现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不断扩大。通过本研究的分析,不仅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整体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且还进一步解释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加速扩大化的进程特征,重点突出日本保守政治精英披着“和平”的外衣而欲重新塑造日本社会及国民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改变自战后以来所形成的“反军国主义”安全认同,进而实现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日本政治精英通过这样不断的身份建构过程,不仅重塑了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角色认知,同时还丰富了日本自卫队的功能与作用,从而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促使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从一种消极、谨慎的态度逐渐转变成一种认可与接受。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逐渐消除了日本国民心中“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不符合‘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建构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新认知。其目的就是为了想要重塑“和平国家”的身份,营造一种“和平国家”的身份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充满大国博弈与权力竞争世界”的“氛围”,从而为未来继续推动自卫队海外派兵,甚至修改“和平宪法”奠定基础。最后,不可忽视的是,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仅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恶劣影响,而且还严重破坏了“和平宪法”的立宪精神,使得本已远离战争的日本社会及国民逐渐卷入冲突与战争的风险之中。
郭龙腾[3](2020)在《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探析》文中研究说明自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的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安全政策较往届相比,有着较大的变动。2013年9月12日,在安全保障和防卫力量恳谈会上,安倍晋三正式提出“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这一国家安全理念,从该立场出发,探讨日本今后时期的国家安保战略。为确保这一国家安全理念得以顺利落实到实处,安倍政府频频更新国家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以实现这一理念的政策转化。首先,在安保层面上,日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颁布首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频繁更新防卫政策,实施新的安保法案,确立新的日美安保条约,为日本在防卫态势上形成“本土—周边地区—俯瞰全球”的全局布置,将消极防御转变为积极防御。其次,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因此,新时期日本不仅要加强日美同盟这一基轴,完善日美合作的各个方面,实现无缝对接,从而借助美国的东风发展本国的军事力量,向军事强国、政治大国迈进。在日美同盟层面上,日美两国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不断拓宽两国合作的范围和领域。同时,日本一转过去充当美国马前卒的角色,在同盟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提高日本自主防卫能力。最后,在外交层面上,安倍积极推动“价值观外交”,主张将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等构成现代民主的普世价值作为开展外交活动的根本原则。这种外交主张受到了安倍晋三的极大推崇。除此之外,安倍极力构建“俯瞰地球仪”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所提倡的手段更为灵活多元,活动范围也更为广泛,可以说是对之前“价值观外交”的一种升级版。安倍表示,外交活动范围不应该仅局限于周边个别国家,还要树立起全球视野,像地球仪般俯瞰全球,并融合“价值观外交”中的精髓,立足于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拓宽日本的外交空间,积极主动的提升日本的全球影响力。在未来时期,安倍政府或将采取相应措施来巩固“积极和平主义”国家安全理念所带来的成果,如,要保持当前自民党所有的优势,不断稳固自民党的政治统治、稳定经济增长,改善民生问题、加强官方及民间媒体对“中国威胁论”的宣传、加强政府开发援助力度,树立“和平国家”的国际形象。“积极和平主义”国家安全理念的提出和落实,对日本、美国及周边地区国家都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日本国家安全理念转变意味着日本可能会使用更多的军事力量投入到世界和平事业中,有助于维护和平,缓解地区动荡,但是随着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复兴,日本军力的发展终归是一把双刃剑,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仍是未知迷。
张育侨[4](2020)在《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 ——以权力转移理论为视角》文中提出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战略步入一个新的战略转型期。追求“正常国家化”的日本,以何种战略目标、基于何种战略理念、来制定与调整安保战略,成为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性的焦点问题;安倍晋三高调宣称“日本回归”,是回归战后初期“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还是回归二战时期“军国主义”的老路,再次成为东亚国家关注日本安全保障的固定话题;是谋求自主还是追随强大盟友,坚持大陆还是海洋战略,又一次成为研究与评判日本安保战略的逻辑原点。日本在安保领域正在处于历史性的“安全复兴”之中,日本安保战略自安倍二次执政以来经历的变革,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一般,在长期的积累之上不断地进行自我改良。权力转移理论基于权力政治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崛起国实力会不断增长,原霸主国实力会相对衰落,当崛起国实力与原霸主国实力出现持平时,最有可能引发战争。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消长带来安全关系的变化,直接导致国家安保战略的调整。随着理论的发展,权力转移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国际体系层面的具体现象,也同样适用于地区层面与国内政治。其中国际体系层面的力量对比变化、地区层面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的更替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安保战略。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保战略调整同样基于国内外的权力转移现象。安倍首相率领的执政联盟占据了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席,其个人的执政理念与政策实施得到有效贯彻,安倍政府营造的社会保守化氛围为其安保战略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国内环境;日本所在的东亚地区,中国综合实力的超越与朝鲜核导开发的现实威胁为其安保战略改变提供了地区动因;美国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所带来的国际权力对比变化,成为了安倍政府调整安保战略的国际体系要素。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将日本的安保战略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在国内层面,安倍政府多重路径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谋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并修改安保法制强化自身防卫力量;在地区层面,日本将安全指向对准中国与朝鲜,通过调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与强化日美同盟来提高军事威慑力,以应对现阶段的外部威胁,并以期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安全角色;在国际层面,安倍政府提出“积极和平主义”的安保理念与“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安保布局,主动为美国分担责任,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从而减缓美国的相对衰落,并开展更广泛的安保合作,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安全进程中来。安倍政权全方位调整日本安全保障战略,以“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的种种行为不仅涉及到日本国家发展走向,也关系到战后建立起的地区与国际秩序。安倍政府通过修宪以及修订新安保法制提高了日本国民的“爱国心”,实现了对国家主义的回归,进一步加速了日本国内的总体保守化。在地区层面,日本通过渲染中国威胁,在中国与周边国家间打入楔子,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周边海域的一系列行为挤压了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影响了中国的远海战略,给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安倍政府调整安保战略并没有使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稳定,反而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其行为加剧了朝鲜反制引发的对抗风险,同时加剧了美国受到日本牵连的担忧,破坏了原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在国际体系层面,日本调整同盟体制减缓了美国的相对衰落,但其一系列疏离同盟体制的行为也使同盟的摩擦在所难免。在与非西方国家加强安全合作的过程中,日本加速了国际军备的平衡,在国际安全进程中充当了“引领者”的角色。
李文文[5](2020)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日美同盟因素研究(1951—197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日本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邻邦,中日关系作为极为重要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对中国良好周边安全环境的营造至关重要。然而,回顾历史便不难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中日关系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这一不正常的双边关系,与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尤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日本外交政策取向密不可分。战后,美国为实现其全球特别是东亚争霸战略,通过与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自此日本对华外交政策深受日美同盟关系的制约,从而迟滞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然而,随着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尤其在两次“尼克松冲击”以及美国的默认下,日本加快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即时至此时日美同盟又推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本文由绪论、正文六章和结束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就选题缘起、价值与意义、思路与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做了铺垫性交代。第一章,主要介绍和阐述了日美同盟建立的背景及其实质。文章从日美同盟的建立入手,就日美同盟建立的三大背景、标志及实质展开论述。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日美同盟的建立和日本战后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的确立,使得日本失去了对华外交的自主性,这也是导致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主要原因。第二章,主要论述了1951年至1970年间日美同盟如何阻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文章从冷战时期日本历届内阁奉行的“亲美反华”政策视角出发,着重分析了这一时期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无论是奉行对美“追随”路线的吉田内阁、主张对美“协调”的岸信介内阁、追求日美“平等伙伴关系”的池田内阁、强化日美同盟的佐藤内阁,还是倡导对美“自主外交”的鸠山内阁和石桥内阁,在处理中日关系方面都无法跳出日美同盟框架的束缚,其所奉行的对华政策都是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前提的。这是导致中日关系几起几落,未能发生质的飞跃即未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根本原因。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71年至1978年间日美同盟如何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文章从这一时期日美同盟出现危机的标志性事件“绳线交易”与两次“尼克松冲击”入手,就日本政府是如何带着被盟友“背叛”的惊愕与被盟友“理解”和支持的兴奋着手中日复交和缔约谈判而展开分析。笔者认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缓和尤其是美国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实现的关键因素。第四章,主要评估和剖析了日美同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原因。文章不仅就日美同盟在中日复交进程中前期所起的阻碍与后期所起的促进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评估,而且就其成因进行了剖析。笔者认为,同盟困境中对“被抛弃”和“被卷入”的恐惧与不同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了其前后作用的发挥乃至逆转,即客观因素推动了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从消极转为积极。第五章,主要展望了日美同盟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文章从冷战结束后日益强化的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出发,尝试性地对日美同盟的演变趋势及其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展望。笔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美同盟不但不会走向解体,反而会进一步强化;而它对中日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将仍然大于积极影响。结束语部分,主要就今后如何弱化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提出了若干建议。
黄忠[6](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尹玲[7](2019)在《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文中研究说明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与日本就驻日美军基地及防务费用分摊问题持续出现争端,这主要是基于美日两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利益是同盟牢固的纽带,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本身就是美日两国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分配和创造的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仍以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想看待亚洲事务,并利用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满足其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对亚太国家进行封锁战略。而日本则认为美国的要求并未对日本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产生太多直接影响。这也就是两国在防务争端的根源——国家核心利益。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看,美日两国在防务领域的纷争可追溯到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美日安保体制成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力量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逐渐在经济领域成为了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两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引发在政治、军事与安全等领域的连锁反应。其实,美日两国在安保体制语境下各怀心事:日本希望在与美国亚太区域利益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提升日本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借此机会突破在安保体制上的限制,向“正常国家”迈进一步;而按照美国的意愿,美日同盟的目标应该是让日本在军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又必须受到美国的制约,使日本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因此,美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出现纷争也在所难免。本文旨在从中国学者角度看待美国对日安保政策,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课题的源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难度和研究创新进行阐释。正文由四章组成,以时间为节点,以美日两国安保体制的调整与变革为架构,侧重把美国对日安保政策放在美国亚太战略利益、整体战略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亚洲政策变化中,以揭示美日安保体制重构与美日同盟关系“再定义”的深层原因与深刻影响,即在冷战思维下,美日安保体制与同盟关系的不断调整与定义是美日两国为适应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同盟体制现状,两国在同盟体制内部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通过调整、缔结新的条约或合作指针,实现美日两国的利益分配与同盟关系的“再平衡”。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对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以及对日驻军问题进行述评。美国国家战略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础,该战略贯穿于美国战后历届政府的外交战略之中。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而美国对日政策又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集中体现。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深受国际战略环境的影响,其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将日本塑造成美国在该地区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为此,美国制定了以全面巩固和发展与日本的政治、军事关系,强化美日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对日政策。第二章,主要论述了6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演变。这一时期美日两国进入了调整期和适应期,美日两国关系也从冰点转向蜜月期。1960年美日两国对安保条约的首次“再定义”使美日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时的美国仍然视日本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防波堤”,并且试图进一步控制与管理日本。然而,进入60年代末,美日两国的贸易摩擦进入逐步激化时期。虽然此时美日两国的摩擦体现在了经济领域,然而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日两国在各个领域中出现的经济摩擦的起点与中心,也成为了美日双方日后在争夺政治与军事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论证了7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期待与不安。自《新美日安保条约》生效后,日本开始更加积极地谋求改变“美主日从”的关系状态。在这一时期,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摩擦也开始向军事与安全领域蔓延,即使两国都力图朝着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方向改善两国关系,但两国间的竞争关系成为了双方在经济、军事与安全等诸多领域产生争论与摩擦的关键的基础。第四章,主要探讨了80年代美日两国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与日本的“国际国家化”成为了两国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共同目标,美日同盟关系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提升。从这一角度讲,由美日“安保关系”向“同盟关系”的进化,赋予了美日同盟体制以新的地位与作用。“中曾根康弘—里根时代”的到来、美日“同盟关系”的明确表述,表明了日本在同盟事务中主动性的加强与维系同盟利益的倾向。美日同盟关系与日本实现大国化目标之间的联系逐渐得以建立,这也使美日共同体的思想得到了明显的加强。结语部分,通过对冷战时期美日安保体制进行述评,揭示两国政策转变的深层原因,同时对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的特点进行论述,对两国同盟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评估。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与同盟体制内部的现状,美日两国就同盟体制与两国同盟关系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进行着适应性的调整与重新定义,实现美日两国同盟关系与利益分配的“再平衡”。通过对美国对日政策,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的发展与演变的研究,准确认识并勾勒出冷战时期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力求把握两国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现实层面揭示美国对日军事与安全政策与美日关系之于亚太地区安全的时代意义。
许刚雁[8](2017)在《试析日本在日美防卫合作体制中的地位和变化》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为了在亚洲找到新的立足之处,开始扶植日本,与日本签订安保条约,建立起具有同盟性质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虽说这一体制是冷战时期代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物,但它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20世纪50年代确立至今,日美对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了三次实质性的修改,日本实现了从70年代的"本土防卫"到90年代的应对"周边事态",再到今天两国建立全球性"军事同盟"的"三级跳"。在美国的扶植下,日本从一个受控制的战败国,变成了美国"无缝"合作的伙伴,并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与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发展,谋求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发展变化轨迹,可以看到日本在这一体制中的地位大大提升。特别是2015年版"新指针"的出台,必将推动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束缚,实现政治军事大国进程。这是重新定义日美关系的重大事件,同时也将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产生深远的影响。
储召锋[9](2017)在《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的历史长河中,联盟的起源与冲突的出现一样久远。自人类社会产生冲突和战争以来,联盟便成为国家、城邦、帝国或其他政治行为体用以赢得战争、维护安全最常用有效的手段之一。合纵连横和联盟交锋的结局往往事关一个国家的兴衰、地区的稳定甚至国际体系的变迁。联盟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借以倍增力量、遏制挑战者、约束盟友、控制伙伴、保持全球优势地位的重要工具。美国从推行联盟战略中获取巨大的利益,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及其基础上的前沿部署是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砝码。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联盟体系非但没有如众多战略家预言的那样随着共同威胁的消逝而瓦解,反而经过一番调试转型后重新焕发活力,并继续发挥着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推手作用。本文借助历史分析法和逻辑归纳法尝试对冷战后的美国联盟战略进行系统性研究。首先回顾梳理美国联盟战略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联盟战略一经形成就服务于美国大战略,自然也遵循美国大战略的演进逻辑。从策略性地运用联盟外交到坚定不移地推行联盟战略,反映了美国大战略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本质蜕变。其次,分析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的结构与功能。不同于历史上欧洲对抗性联盟的短命之躯,美国联盟体系拥有更加稳固的结构和更为多样的功能,因而能够成为具有较强适应力和生命力的战略形态。第三章透视塑造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动力因素。它既包含美国历史文化积淀所成的战略文化传统、战略缔造与实施的惯性等内生动力,也包含国际体系变迁、伙伴盟友关系演化等外在牵引。第四章考察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管理及效能。笔者将美国联盟管理归纳为利益协调式、制度规则式和霸权主导式三种模式。在维持和管控联盟内外行为的过程中,美国通常是综合应用这三种管理模式。第五章研判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挑战,继而展望其发展前景。冷战后美国联盟的安全困境问题将愈益突出,美国与盟友的矛盾分歧或将成为常态。联盟是美国拥有的一项战略资产。然而,随着其转型后规模与职能的过度延伸,未来也可能变为拖累美国的战略负担。最后,分析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中国崛起是触发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调整尤其是亚太联盟战略强化的重要外在推力。在美国不断强化亚太联盟针对中国的遏制功能的情势下,我们既要保持战略耐心和定力,也应在外交、政治、军事等方面多措并举,主动加强战略谋划与应对。
于洪洋[10](2017)在《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文中提出1945年日本战败,1989年冷战结束,日本经历了18届内阁,其安全政策呈现出“四大蜕变”:从完全解除武装到重新“再军备”、从制定“和平宪法”到不断突破宪法、从日美同盟“小伙伴”到西方集团的一员、从“战败国”到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这些蜕变,经过了四个发展时期,即,安全政策方向的“再确定”、安全政策的“再形成”、安全政策的“再发展”与安全政策“大国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和平主义路线与维护战前体制的“保守逆流”一直相伴而行,国家的安全政策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复古性与保守性,在经济大国的光环下,时时闪现的旧军国主义影子,就像幽灵一样,穿梭于整个冷战时期。
二、新日美安保体制评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日美安保体制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1)日美安保体系的历史演进与面临的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一、日美安保体系建立的基础及特征 |
(一)日美安保体系的初立 |
(二)日美安保体系的修改 |
(三)日美安保体系的发展 |
二、日美安保体系的成形与深化 |
(一)周边法制阶段 |
(二)有事法制阶段 |
(三)安保法制阶段 |
三、日美安保体系面临的挑战 |
(一)日美安全作用分担和范围问题 |
(二)驻日美军基地搬迁和费用分摊问题 |
四、日美同盟的局限性及对钓鱼岛问题的影响 |
五、结 语 |
(2)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视角 |
四、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五、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第一章 身份建构升级、规范退化加速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身份”与“规范” |
一、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
二、国际关系中的“身份”研究 |
三、国际关系中的“规范”研究 |
四、“身份”与“规范”的关系 |
第二节 身份建构与规范转变 |
一、自尊需求驱动下的身份建构 |
二、规范退化的“死亡周期” |
三、身份建构与规范转变的内在联系 |
第三节 身份建构升级、规范退化加速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 |
一、“非正常国家”身份带来的强烈且持久的自尊挫败感 |
二、强烈自尊需求驱动下的“身份建构升级” |
三、“身份建构升级”导致“规范退化加速” |
四、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 |
本章小节 |
第二章 历史回顾:冷战期间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禁足与酝酿 |
第一节 日本“和平国家”身份的确立 |
一、“和平宪法”的颁布与“和平国家”身份的确立 |
二、50 年代的“修宪尝试”与“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形成 |
第二节 “和平国家”身份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探索 |
一、六十年代:池田内阁时期海外青年合作队的创设 |
二、七十年代: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与日美(旧)防卫合作指针 |
三、八十年代:国际紧急援助队法的制定与波斯湾安全航行问题 |
第三节 “和平国家”身份的“动摇” |
一、战后政治总决算与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质疑 |
二、对“反军国主义规范”的挑战 |
本章小节 |
第三章 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进程 |
第一节 “国际和平贡献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1991-2000) |
一、地区冲突背景下“国际和平贡献者”的身份建构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有限退化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有限扩大化 |
第二节 “国际安全守护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2001-2011) |
一、反恐战争背景下“国际安全守护者”的身份建构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快速退化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快速扩大化 |
第三节 “国际秩序维护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2012-2020) |
一、国际体系结构变动背景下“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建构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加速退化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加速扩大 |
本章小节 |
第四章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特征与本质 |
第一节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加速扩大化的进程特征 |
一、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加速扩大化 |
二、影响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限制性因素 |
第二节 加速重塑“和平国家”的身份 |
一、“身份建构升级”与“军事积极化”的观念认知 |
二、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实践进程 |
三、试图在日本社会塑造“国际和平国家”的身份认知 |
第三节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本质 |
一、加强军事力量运用,推动军事崛起 |
二、谋求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正常国家” |
本章小节 |
第五章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影响 |
第一节 挑战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一、“国际贡献”论的虚假与不足 |
二、恶化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 |
第二节 严重破坏“和平宪法”的立宪精神 |
第三节 强化日本自卫队的统合运用 |
第四节 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 |
本章小节 |
终章 |
一、印太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前景 |
二、研究总结 |
三、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四、研究创新 |
第一章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的形成背景 |
第一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渊源与内涵 |
一、积极和平主义的渊源 |
二、积极和平主义的内涵 |
第二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理论背景 |
一、战后和平主义思想 |
二、新和平主义思潮兴起 |
第三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现实背景 |
一、日本政治、经济局面堪忧 |
二、日本周边地区及国际形势变化 |
第二章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内容 |
第一节 完善日本安保 |
一、转变安保政策 |
二、实施新安保法案 |
第二节 强化日美同盟 |
一、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
二、调整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 |
第三节 拓宽日本外交空间 |
一、实行“价值观外交” |
二、构建“俯瞰地球仪”外交 |
第三章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影响 |
第一节 “积极和平主义”对日本的影响 |
一、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 |
二、加重国内财政负担 |
三、和平宪法的精神被破坏 |
第二节 “积极和平主义”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
一、协助美国开展亚太战略及全球战略 |
二、日美同盟性质或将转变 |
第三节 “积极和平主义”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
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二、对日朝关系的影响 |
三、对日韩关系的影响 |
四、对日俄关系的影响 |
五、对东亚地区形势的影响 |
第四章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的趋势展望 |
第一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激进化 |
一、日本外部环境的塑造 |
二、日本内部环境的推动 |
第二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多元化 |
一、加强对“中国威胁论”的宣传 |
二、加强政府开发援助力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 ——以权力转移理论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二、既有研究与文献综述 |
(一)日本安保战略方面 |
(二)权力转移理论方面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框架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权力转移理论的概要与发展 |
1.1 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概要 |
1.1.1 权力转移理论的概念起源 |
1.1.2 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内容 |
1.2 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 |
1.2.1 国内层面的权力转移 |
1.2.2 国际层面的权力转移 |
1.3 权力转移理论与安保战略调整的逻辑关系 |
1.3.1 国内层面的权力交替与安保战略调整 |
1.3.2 地区层面的极化出现与安保战略调整 |
1.3.3 国际体系的力量变化与安保战略调整 |
1.4 小结 |
第二章 冷战后日本安保战略的历史演变 |
2.1 冷战结束至新世纪安保战略的“再构建” |
2.1.1 90 年代日本安保战略的形成 |
2.1.2 90 年代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 |
2.2 新世纪前十年安保战略的“再调整” |
2.2.1 21 世纪初日本安保战略的扩展 |
2.2.2 21 世纪初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 |
2.3 小结 |
第三章 安倍二次执政后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的背景 |
3.1 安保战略形成的国内条件 |
3.1.1 决策首脑——安倍晋三首相 |
3.1.2 权力精英——日本自民党 |
3.1.3 社会环境——总体保守化 |
3.2 安保战略改变的地区动因 |
3.2.1 中国的东亚崛起 |
3.2.2 朝鲜的核导危机 |
3.3 安保战略调整的国际体系要素 |
3.3.1 美国国家实力的相对衰弱 |
3.3.2 非西方国家实力相对崛起 |
3.4 小结 |
第四章 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保战略构想 |
4.1 摆脱战后体制的安保战略目标 |
4.1.1 修改和平宪法的战略目标 |
4.1.2 构建安保法制的战略基础 |
4.2 东亚地区中的安全角色构想 |
4.2.1 国家安保战略的安保顶层设计 |
4.2.2 日美同盟体制的安保战略根基 |
4.3 全球视域下的安保战略构想 |
4.3.1 积极和平主义下的安保战略理念 |
4.3.2 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安保战略布局 |
4.4 小结 |
第五章 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保战略实践 |
5.1 国内安保战略构想的“宪法松绑” |
5.2 地区安保战略构想的“安全合作” |
5.3 全球安保战略构想的“海外扩展” |
5.3.1 积极和平主义下的自卫队海外拓展 |
5.3.2 俯瞰地球仪外交下的广泛安全合作 |
5.4 小结 |
第六章 安倍二次执政后日本安保战略趋势与影响 |
6.1 日本安保战略的发展趋势 |
6.2 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的影响 |
6.2.1 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 |
6.2.2 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 |
6.2.3 对国际体系格局的影响 |
6.3 中国的应对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致谢 |
(5)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日美同盟因素研究(1951—197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六、相关概念的界定 |
第一章 日美同盟的建立及其实质 |
第一节 日美同盟建立的背景分析 |
一、日美同盟建立的国际背景 |
二、日美同盟建立的美国国内背景 |
三、日美同盟建立的日本国内背景 |
第二节 日美同盟建立的标志及其实质 |
一、日美同盟建立的标志 |
二、日美同盟的实质 |
第二章 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消极影响(1951—1970) |
第一节 日美两国对华贸易禁运与中日贸易的曲折发展 |
一、吉田内阁“追随美国”对华禁运与中日民间贸易的挫折 |
二、鸠山内阁对美“自主”外交与中日民间交往高潮的出现 |
三、岸信介内阁“对美协调”外交与中日关系的恶化 |
四、池田内阁日美“平等伙伴关系”与中日半官半民往来的启动 |
五、佐藤内阁强化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的再陷波折 |
第二节 日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协调与分歧 |
一、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和“两个中国”政策出台的背景 |
二、日本历届内阁对华“政经分离”和“两个中国”政策的推行 |
三、美国对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和“两个中国”政策的态度 |
四、日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与一致 |
第三章 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积极推动(1971—1978) |
第一节 同盟关系出现裂痕与两次“尼克松冲击” |
一、日美两国:“同床异梦”的盟友 |
二、第一次“尼克松冲击” |
三、第二次“尼克松冲击” |
四、佐藤政府的垮台与中日关系的转机 |
第二节 日美协商与《中日联合声明》的签订 |
一、田中内阁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 |
二、日美两国协商中日复交条件 |
三、田中访华与《中日联合声明》的签订 |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
第三节 日美协调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
一、三木内阁的“等距离”外交与中日缔约谈判的跌宕起伏 |
二、福田内阁的“全方位”外交与美国对中日缔约的推动 |
三、田园直访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
第四章 日美同盟在中日复交进程中的作用评估与原因剖析 |
第一节 日美同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评估 |
一、20 世纪50—70 年代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阻碍作用 |
二、20 世纪70 年代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作用 |
第二节 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产生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原因 |
一、同盟困境因素 |
二、国际环境因素 |
第五章 日美同盟对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影响与前瞻 |
第一节 日美同盟对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影响 |
一、同盟“漂流”时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二、“再定义”的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三、进入新世纪后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第二节 日美同盟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的展望 |
一、日美同盟的未来走向 |
二、日美同盟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 |
结束语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序章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问题的提出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问题 |
二、 研究意义和方法 |
(一) 研究意义 |
(二) 研究方法 |
三、 研究综述 |
(一) 文献综述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三) 国内相关研究 |
(四) 国内外研究存在的不足 |
(五) 研究空间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与对日驻军问题 |
第一节 美国亚太战略初步设想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
一、 美国遏制战略的提出与亚太战略的初步设想 |
二、 朝鲜战争: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助推器 |
三、 驻日美军的存在与美国对日媾和设想的提出 |
第二节 美日安保体制的确立 |
一、 美日同盟的构筑与驻日美军的合法化 |
二、 对驻日美军权利的界定 |
三、 50年代的驻日美军与基地建设 |
四、 驻日美军的活动与日本对其的反应 |
第三节 美国对驻日美军的调整与日本军事力量的初步建立 |
一、 “新面貌”战略与驻日美军政策的调整 |
二、 日本军事力量的初步建立 |
小结 |
第二章 从“冰点”转向“蜜月”:6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第一节 美日关系“新时代”:60年代初期美日关系的开启 |
一、 条约的修订与美日关系的转变 |
二、 《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与两国“新时代”的开启 |
第二节 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与驻日美军的军力调整 |
一、 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 |
二、 肯尼迪政府对美日防务关系的评估 |
三、 美国政府对驻日美军军力的调整 |
四、 关于冲绳主权归属问题与返还问题的转圜 |
五、 关于驻日美军基地储备核武器的处置问题 |
第三节 “东亚错位”:约翰逊时期的美国与日本 |
一、 越南战争及其对美日安保体制的影响 |
二、 美国对日本的国防承诺与要求 |
三、 关于冲绳问题的协商与小笠原群岛的归还 |
四、 美日两国对《新美日安保条约》存续问题的探讨 |
小结 |
第三章 期待与不安:7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第一节 缓和时代的到来:70年代的美国与东亚 |
一、 亚太战略收缩:“尼克松主义”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 |
二、 分水岭:70年代的美日两国关系 |
三、 “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中美关系解冻 |
第二节 责任分担与军力部署: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日安保政策 |
一、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责任分担问题的争论 |
二、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分担问题的认知变化 |
三、 美国与日本关于冲绳返还问题的交涉 |
(一) 尼克松与佐藤的会谈 |
(二)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冲绳主权问题的交涉 |
(三)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核密约问题的协商 |
(四)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财政问题的商讨 |
第三节 从“太平洋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回归 |
一、 继承与发展:“太平洋主义”的提出 |
二、 现实主义的回归:卡特政府对日政策的平稳过渡 |
三、 美日防务关系新阶段:《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 |
四、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责任与费用分担的再交涉 |
五、 卡特政府的核不扩散政策与日本的反应 |
小结 |
第四章 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第一节 联盟战略的提出:80年代的美国与日本 |
一、 80年代亚太局势对美日两国的影响 |
二、 “拥抱日本”:“里根—中曾根康弘”时代的开启 |
第二节 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关系 |
一、 80年代美日两国的防务合作 |
二、 80年代美日两国的防务摩擦 |
第三节 经贸摩擦与联盟转型:美日经贸摩擦对军事防务的影响 |
一、 80年代美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总体表征 |
二、 美日经贸摩擦对两国军事防务政策与关系的影响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美国联盟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
1.1 冷战前美国联盟外交的初步实践 |
1.1.1 美国联盟外交的肇始 |
1.1.2 美国联盟外交的初步实践 |
1.2 冷战期间美国联盟战略的形成与实施 |
1.2.1 全面构筑冷战遏制联盟时期 |
1.2.2 尼克松政府联盟战略收缩时期 |
1.2.3 里根政府重新强化联盟战略时期 |
1.3 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调整与强化 |
1.3.1 冷战后初期美国联盟战略的扩展与再定义 |
1.3.2 反恐时代美国联盟战略的“变”与“不变” |
1.3.3“亚太再平衡”与美国联盟战略的强化 |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的结构与功能 |
2.1 美国联盟体系的结构 |
2.1.1 体系性联盟 |
2.1.2 地区性联盟 |
2.1.3 功能性联盟 |
2.2 美国联盟结构的特征 |
2.2.1 主导性与辅助性 |
2.2.2 整体性与独立性 |
2.2.3 相互制约与相互限定 |
2.3 美国联盟体系的功能 |
2.3.1 维持全球领导地位 |
2.3.2 遏制敌手与抑制威胁 |
2.3.3 约束盟友与控制伙伴 |
2.3.4 安全及其他外溢功能 |
第三章 塑造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动力因素 |
3.1 塑造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内生动力 |
3.1.1 战略文化传统——观念层面 |
3.1.2 战略缔造与实施惯性——制度层面 |
3.1.3 精英战争准备——决策层面 |
3.2 影响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外在牵引 |
3.2.1 国际体系转换 |
3.2.2 地缘政治变迁 |
3.2.3 盟友伙伴关系 |
第四章 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管理及效能 |
4.1 美国联盟战略管理的模式 |
4.1.1 利益协调型 |
4.1.2 制度规则型 |
4.1.3 霸权主导型 |
4.2 美国联盟管理的效能及评估 |
4.2.1 联盟管理的效能 |
4.2.2 联盟管理的限度 |
4.2.3 联盟管理的价值评估 |
第五章 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
5.1 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挑战 |
5.1.1 联盟议价:徘徊于争夺和妥协之间 |
5.1.2 联盟安全困境:联盟的选择性及其后果 |
5.1.3 复合安全困境:敌对关系与联盟关系的内外交织 |
5.1.4 超越联盟对抗:冷战后国际安全合作的新路径 |
5.2 美国联盟战略的发展趋势 |
5.2.1 联盟纷争常态化,但仍具相当生命力 |
5.2.2 联盟调整持久化,但适应力更趋强韧 |
5.2.3 联盟样式多元化,但更趋灵活务实 |
5.2.4 联盟困境显性化,但管理日益成熟 |
第六章 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 |
6.1 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 |
6.1.1 中国因素在美国联盟战略中的地位 |
6.1.2 美国联盟体系与中国伙伴网络的交叠互动 |
6.2 中国崛起与美国亚太联盟战略的强化 |
6.2.1 中国崛起的地区意义及美国的战略应对 |
6.2.2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发展趋势 |
6.2.3“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亚太联盟政策展望 |
6.3 关于中国应对策略的几点思考 |
6.3.1 以分化促安全,利用楔子战略瓦解对手联盟 |
6.3.2 以创新促安全,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
6.3.3 以发展促安全,利用“经济再平衡”稀释美国“军事再平衡” |
6.3.4 以制度促安全,加快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 |
6.3.5 以实力促安全,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提要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和研究意义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四、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第1章 美国占领下日本国家安全方向的确立(1945-1952 年) |
1.1 构建非武装“和平国家”与“民主国家” |
1.1.1 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法律依据 |
1.1.2 和平宪法的制定 |
1.1.3“非军事化”及“民主化”措施 |
1.1.4 冷战形成与美国对日政策转变 |
1.2 日本国内诸势力安全重建构想 |
1.2.1 保守与革新势力的国家安全构想 |
1.2.2 美军占领下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构想 |
1.3 美国占领下日本“再军备”进程 |
1.3.1 朝鲜战争推动日本“再军备” |
1.3.2 战后日本海军的雏形 |
1.3.3 日本自卫队正式形成 |
1.4 美日单独媾和与“五一年体制” |
1.4.1 战后初期美日早期媾和 |
1.4.2“五一年体制”的形成 |
1.4.3“五一年体制”的特征及其影响 |
1.5 小结 |
第2章 战后日本安全政策初步形成(1952—1960 年) |
2.1 日本国内形势变化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 |
2.1.1“55 年体制”保守政治的形成 |
2.1.2“神武景气”与国民安保意识 |
2.1.3 美国东亚战略与对日政策的调整 |
2.2 吉田茂时期“自卫力量渐增”军事路线 |
2.2.1“对美追随,与美结盟”的安全路线 |
2.2.2 强化反共意识,坚持“集体安全” |
2.2.3“自卫力量渐增原则”下的“再军备” |
2.2.4“从物到心”坚固“再军备”基础 |
2.3 鸠山时期“积极再军备”政策 |
2.3.1 努力修改宪法,促进核工业发展 |
2.3.2“积极再军备”与日苏“邦交正常化” |
2.3.3“防卫六年计划”与“国防会议” |
2.4 岸信介时期“日本再建军事路线” |
2.4.1 岸信介的“核武器拥有论” |
2.4.2 颁布《国防基本方针》与《第一次防卫力整备3年计划》 |
2.4.3 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 |
2.5 小结 |
第3章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安全政策的发展(1960-1975 年) |
3.1 经济高速增长与美国对日政策修正 |
3.1.1“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3.1.2 越南战争“内需”助推日本走向国际舞台 |
3.1.3 肯尼迪与尼克松对日政策的调整 |
3.2 池田时期构筑新日美安保体制的实践 |
3.2.1 主张“对等伙伴关系”,丰富日美同盟内涵 |
3.2.2《第二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与日美军事一体化 |
3.2.3“三矢研究”计划与池田“拥核立场” |
3.3 佐藤时期“自主防卫”安全政策倾向 |
3.3.1《日韩基本条约》与亚洲集体安全 |
3.3.2 冲绳基地问题与适用“远东条款” |
3.3.3 主张“自主防卫论”与修改“国防基本方针” |
3.3.4“核开发政策”的“自主防卫论” |
3.3.5 从“三次防”到“四次防”的军备扩张 |
3.4 田中时期“四次防”推进军备现代化 |
3.4.1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日美安保同盟再评价 |
3.4.2“四次防”的实施与推进军备现代化 |
3.4.3 有关“和平时期的防卫力构想”的论争 |
3.5 小结 |
第4章 日本经济稳定增长时期日本“大国化”安全政策(1975-1989 年)133 |
4.1 稳定增长时期安全政策“大国化”的背景 |
4.1.1 日美贸易摩擦与美国“敲打日本”政策 |
4.1.2“苏联威胁论”与美日安全关系的强化 |
4.2 三木时期从“量”到“质”安全政策的转变 |
4.2.1 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强化与西方集团的合作 |
4.2.2《基础防卫力量构想》与《防卫计划大纲》 |
4.3 福田时期日美联合作战体制的形成 |
4.3.1“综合安全”概念与“福田主义”的提出 |
4.3.2 推行右翼政策,强化日美防务合作 |
4.3.3《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北约化”趋势 |
4.4 大平时期“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推动 |
4.4.1“环太平洋联盟构想”与西方共同防卫战略 |
4.4.2“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概念的提出 |
4.4.3《防卫整备中期业务计划》的落实 |
4.5 铃木时期“环太平洋联盟”构想 |
4.5.1“日美同盟”的提出与争议 |
4.5.2 扩大海上防卫范围,提出“太平洋合作设想” |
4.6 中曾根时期“国际国家”大国化安全政策 |
4.6.1“国际国家”目标与“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
4.6.2“日美命运共同体”与“专守防卫”的突破 |
4.6.3“GNP1%”与武器出口“三原则”限制双突破 |
4.6.4“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与“能动防卫力”提升 |
4.7 竹下登时期日美军事同盟体制的深化 |
4.7.1“国际合作构想”与“亚洲故乡论” |
4.7.2 日美同盟安全合作的实战化 |
4.8 小结 |
第5章 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历史总结(1945—1989) |
5.1 日本安全政策的“四轮驱动”现象 |
5.1.1 和平宪法的“虚”与“实” |
5.1.2 日美同盟的“源”与“流” |
5.1.3 自卫队的“量”与“质” |
5.1.4 国际合作的“点”与“面” |
5.2 日本安全政策的基本特征 |
5.2.1 安全政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
5.2.2 安全政策的继承性与隐蔽性 |
5.2.3 安全政策的保守性与复古性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后记 |
四、新日美安保体制评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日美安保体系的历史演进与面临的挑战[J]. 金永明.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1(05)
- [2]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D]. 靳冠辉. 外交学院, 2021(11)
- [3]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探析[D]. 郭龙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4]安倍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 ——以权力转移理论为视角[D]. 张育侨.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日美同盟因素研究(1951—1978)[D]. 李文文.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2)
- [6]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D]. 尹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8]试析日本在日美防卫合作体制中的地位和变化[J]. 许刚雁.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6)
- [9]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D]. 储召锋.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10]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D]. 于洪洋. 吉林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