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推动城市群兴起（论文文献综述）
高静[1]（2021）在《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历经世纪疫情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2021年踏上了“十四五”新征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中继续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不忘初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建设、城乡关系处理仍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德国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等人关于城市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发展的本质,批判性地考察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城市发展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未来城市发展构想。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专着中系统地阐述城市发展思想,但他们对城市问题的研究却广泛地分布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1845）、《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哲学的贫困》（1847）、《共产党宣言》（1847-1848）、《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论住宅问题》（1872-1873）、《反杜林论》（1876-1878）、《资本论》（1843-188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1）等一系列经典着作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并系统整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发展的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深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着作,深挖蕴藏在其中的城市发展思想,从而系统地梳理出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体系;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形成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辩证逻辑内涵;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全面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其理论来源一是莫尔、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二是斯图亚特、斯密及其后继者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三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其实践基础是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化进程,以及工业城市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显现的城市病问题。在此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过程对其城市发展思想进行了阶段性划分:早期阶段（1842-1845）、中期阶段（1846-1866）、晚期阶段（1867-1895）。第二部分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方面,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基本内涵,即解析了城市的概念,梳理了城市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规律,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的本质、发展动力和功能的思想,重点强调了城乡关系在城市发展中的变化。另一方面,立足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发展的现实,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批判考察,致力于将马克思、恩格斯散落于各部经典着作中的城市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马克思、恩格斯依次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城市显现的城市病问题、城市阶级矛盾、城市住房问题等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之上,立意长远,重点以城乡关系为逻辑起点,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发展的体系构想和价值旨归展开论述。通过对城乡关系的梳理,城市发展将由原始的城乡同一逐步走向城乡分离、城乡对立,最终走向城乡融合。城乡融合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城市发展思想的目标归宿,城乡融合目标既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三部分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彰显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现实关照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在超越传统城市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总结了城市发展的基本经验;在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所彰显的辩证逻辑;在继往开来中,为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思想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等提供了理论借鉴;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发展思想也将进一步指导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要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走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一体化实践,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陈鹏[2]（2020）在《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文中认为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是一个以1个或1个以上的国家级中心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一定数量的大城市或都市圈为构成单元,依托互联互通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各城市功能定位较为明确、城市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较为完备和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镇密集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是指在市场、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等多元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城市群内部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日益紧密、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不断提升、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配置格局不断优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开始在我国出现并快速发展,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为代表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城市群正逐渐成为我国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不过,我们在看到我国的城市群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城市群在协调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城市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日渐凸显,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尽完善。政府和市场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两大动力,府际关系是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府际关系的实质是政府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关系。央地之间的事权配置结构和财权划分格局会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权限、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产生深刻地影响,并由此塑造出特定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进而影响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因此,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群内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协调好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与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央政府主导实施的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所引发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的深刻变革、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不足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群是一个包含多个行政区的经济区,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以及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是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而行政分权改革引发的地区间的政策壁垒阻碍了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强烈动机,不利于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同时,由于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和城市群内部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不均衡所引发的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使得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和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此外,伴随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也随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由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的转变,现有的与行政区经济相适应的纵向政府间的事权配置与财权划分格局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如何选择有效的城市群治理模式来破除地区间的政策壁垒并弱化各地方政府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治理和城市群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是城市群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依靠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的共同推动。目前,我国城市群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治理模式是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而对于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探究相对较少。由于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和动机不尽一致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在府际协作中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致使府际协作治理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成效的发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为此,我们在不断提升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探寻和运用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通过推动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模式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进而实现构建双重治理机制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目的。区域治理是一项由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治理活动,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区域上级政府是区域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在当前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中,因纵向政府间事权配置的不合理所引发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治理权限运行的碎片化以及因纵向政府间财权划分的不尽合理所引发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是阻碍我国区域治理难题化解和区域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整合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治理难题的化解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需要依靠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协作,也需要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必要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区域内部碎片化的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给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带来的阻碍,进而更好地推动区域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此,本文在学界现有整合治理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概念,并尝试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来化解城市群协调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区域上级政府在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以此来改变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的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不断提升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区域上级政府与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决策和行为上的协同性,进而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的区域治理模式。作为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区域治理模式,纵向府际整合治理可以为我国的城市群特别是市场机制发育不太成熟、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相对较弱的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可行的治理路径。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应用于城市群治理中,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有助于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以此来引导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不断提升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目标。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运用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两大基本路径。其中,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事权,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规划权限整合、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管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合等。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部分财税政策制定权限和财税收入分配权限进行适度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动机,不断缩小各地区财力上的差距,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财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分配权限整合等。由于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我国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下推动实施的,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会对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成效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必然会对地方政府之间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因而府际争议的出现可能难以避免。为此,需要通过不断变革和优化我国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划分格局、构建规范化的城市群府际争议解决机制并将城市群作为地方政府部分类型政绩考核的基本单位等手段来推动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时,作为一种由城市群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城市群治理模式,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在应用的过程中,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的部分事权和财权整合的力度要适度,整合的时机要适当,要注意保护好各地方政府参与城市群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要注意将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进行有机的结合,以此来构建起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双重治理机制,进而为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万宁娜[3]（2020）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11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1月,时隔一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再次考察上海时指出,“上海要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标志着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下,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迎来了新的历史重要发展机遇和重大挑战。一直以来,长三角地区始终是我国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但现有研究多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方法多采用传统的计量模型,虽然对理解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分析快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随着全球一体化使城市和区域联系从地区和国家内部逐渐扩散到世界范围,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研究城市和区域必须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需要在更大的视野下对城市和区域研究的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进行调整,要将城市和区域作为节点纳入到大型网络的范畴进行研究。本文将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全球城市网络理论相结合,将长三角大都市区纳入城市网络的分析框架和范畴,基于交叉学科的视角,采用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从非对称城际关系、关注落后地区和分区域等方面对INM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索和丰富。本文以上海和长三角大都市区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以上海为核心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及政府干预下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在理论分析、文献梳理及概念界定清晰的基础上,以相关理论及特征事实为指导和依据,通过归纳总结、实证研究等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对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回顾,重点对上海的行政区划、政府主导下的一体化政策和战略规划演进等进行了归纳研究,并划分了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演进阶段,用SI指数比较了上海与OECD国家主要大城市在土地、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影响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即集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干预下的一体化政策,重点对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借鉴了发达国家如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的经验、政府规划和政策干预下的东京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经验。其次,本文通过跟踪记录2016-2019年企业设立的分支数据,从空间结构一体化的视角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世界城市网络INM模型（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26个城市的城际联系进行度量和考察,重点对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腹地和产业承接城市的区域重要程度进行研究,同时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了度量。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层级分化现象明显,发展并不均衡,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在辐射和拉动次级城市和周边城市效应显着,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发展不均衡,网络多中心化、层级化现象明显。城市联系高度集中在发达的中心城市内部,外围城市之间的联系较少,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综合各项指标,将长三角城市网络划分为一、二、三、四层级,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地区层级最高的城市,属于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宁波、无锡、苏州处于第二层级,属于中心城市;常州、南通、扬州、芜湖、嘉兴、泰州、镇江处于第三层级,属于次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处于第四层级,属于外围城市。中心城市分别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进行辐射和拉动,直接和间接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从城市非对称曲线来看,7个中心城市与上海的城市能级和城市综合水平均有一定的差距。从省级层面来看,江苏省的城市排名靠前,安徽省排名靠后,合肥作为省会城市的优势不突出,部分指标落后于宁波。从长三角地区五大亚城市圈与核心城市的联系来看,苏锡常都市圈位列第一,南京都市圈次之。此外,在对企业进行长三角地区内部与外部分区域度量时,结果显示长三角以外的企业选择在长三角设立分支的意愿并不强烈。以非长三角地区企业度量时发现,结果显示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在聚合链接占比、城市网络距离等方面比有了显着改善,这说明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有一定的影响。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提升,门槛效应进一步提高,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在二级中心城市设立企业分支。2016年6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颁布实施,规划期为2016-2020年。通过比对2016至2019年各项指标的变化,进一步研究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和一体化水平的动态演变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2016年,2019年上海的门槛效应更加显着。由于上海较高的城市发展水平给企业带来了过高的成本等负面影响,导致企业尤其是长三角以外的企业进驻上海的意愿在进一步降低。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在进一步提高,企业选择落户除核心城市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不仅没有对企业产生影响,相反还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成本。经过4年的发展,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普遍增多,表明城市联系更加紧密,但城市排名整体变化不大,2016年排名前列的城市在2019年的城际链接值的增幅要小于排名后列的城市。经过4年来的发展,大部分城市虽然没有跨出本层级范围,但是次中心城市和外围的排名均有显着变化,集中体现在浙江省城市的快速发展。最后,基于1997-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了区域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提出三个假说,认为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划分为产业结构差异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种路径,考察这两种路径方式下哪种路径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更为显着。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核心解释变量分别采取经济指标和政策指标两种指标进行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产业结构调整下的两条路径的作用效果并不相同,两者具有显着的差异性,产业结构高度化路径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的作用效果。造成差异性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各种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在运用区域一体化政策时都偏向选择效率回报最高的产业结构转型政策,再加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政府自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转型的主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策的导向性,因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其作用效果显着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要提高优质企业在上海的落户和设立总部的比例。近年来,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门槛效应也随之提高,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的城市有具一定的影响,而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在长三角大都市区内的二级中心城市设立分支,以降低企业在核心城市落户或设立总部及分支的各类成本。鉴于此,上海要进一步降低低端落后企业留沪的比例,将有限的资源留给国内外大型优质企业,进一步提高优质企业总部在上海的落户比例,保留上海的城市核心功能。此外上海作为核心城市,其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拉动效应远低于间接辐射拉动效应。建议要进一步提高上海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效应,从而提高长三角一体化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市对长三角大都市区外围城市的辐射拉动效应,从而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中心城市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产生的作用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外围城市要加速发展,不能局限于第四层级和外围城市内部,要加强与高层级、中心城市的联系与合作。中心城市的城际链接不能仅停留在第一、二层级内部,要更多地扩散和覆盖到到第三、四层级的城市。第三,建议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的城市能级、缩小与上海的差距,提高城市承载能力。从非对称曲线来看,上海的整体城市能级仍远高于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今后上海的非核心功能要向这些周边中心城市疏解的话,这些城市的匹配和承载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中心城市要加强与核心城市上海的联系,提高城市服务水平,积极做好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第四,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引导产业结构朝着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调整,加强三省一市的合作,科学制定长三角大都市区内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机制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正向效应,消除地方行政壁垒、加强地区联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田俊峰[4]（2020）在《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机制与优化 ——以中国东北三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自20世纪90年代土地利用转型概念提出以来,伴随着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以及土地变化科学的形成,以探讨如何实现土地资源的科学有效管理,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与重要议题。土地利用转型包含着显性与隐性两种形态的改变。但是,当前研究仍存在对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关注不足、土地利用转型与经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割裂、在政策制度性因素对土地利用转型的综合作用机理方面认识不清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化探索。当前中国正在经历深刻地经济社会转型与生态变革过程,国土空间利用过程中以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为表征的人地矛盾突出问题依然存在且日益突出,形成对深化与发展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迫切需求。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突显,土地利用问题突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与生态安全保护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土地资源管理、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多种政策作用下的典型区域,其土地利用转型呈现出显着的政策主导特征。探明欠发达地区土地利用转型机制对解决当前中国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实现国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系统总结,基于土地变化科学、地理学等学科重要基础理论,提出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模式,构建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理论框架。以东北三省为例,对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内涵、过程、机制进行系统解析,并基于当前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突出问题以及土地利用转型新背景与新挑战,从政策系统的视角提出针对性的土地利用转型优化调控路径与措施,形成系统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范式。论文为综合解读与研究区域土地利用转型问题提供分析范式与分析路径参考;此外,论文将远程耦合理论应用于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研究,破除了既有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研究存在的区域与尺度局限性问题,发现了土地利用转型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下外生性因素的重要作用,补充与拓展了土地利用转型相关理论。研究为进一步科学模拟与预测区域土地利用演化过程,并通过对政策的合理优化以引导区域土地利用向可持续方向演进提供基础理论支撑,也可为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方向参考与决策依据。本研究共分为八章,主要观点与内容如下:1.在中国以东北三省为代表、经济社会发展受政策作用显着的欠发达地区,存在一种土地利用转型模式,即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其实质是伴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政策性因素的直接作用以及政策性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下,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呈现出―空间冲突——低级协调——冲突加剧——高级协调‖的―渐进上升式‖演进过程;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阶段性、外部性与外生性、复杂性与系统性、趋向性与不稳定性。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应从土地稀缺与土地集约化、区域功能定位、经济现代化与城镇化、市场化与全球化、人口增长与迁移等方面进行系统综合解析。2.基于城镇化发展、人口变化过程、经济增速、产业与就业结构演变过程,可将东北三省1995—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城镇化与人口发展停滞期（1995—2005年）;经济发展过渡,人口转型期（2005—2010年）;工业化中期,经济与人口衰退期（2010—2015年）。伴随区域经济社会转型,东北三省发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3.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是包含显性形态转型与隐性形态转型的综合过程。显性形态转型特征主要表现为:耕地规模持续增长,增速先降后升,耕地内部水田占比持续上升,耕地增长来源由林地与草地向未利用地转变,耕地的空间扩张集中于三江平原地区;林地、草地、水域呈―下降—趋稳—再下降‖的转折性变化,三种用地类型向耕地的大规模转出导致区域生态用地数量减少;未利用地向耕地转出规模持续扩大,导致未利用地面积加速下降,未利用地的减少亦集中发生于三江平原地区,且其范围逐渐扩大;建设用地面积加速增长,建设用地内部非农建设用地占比持续上升,建设用地增长在空间上呈现―中心城市—城市带与沿海沿边地区—哈长城市群核心区‖的转移路径。4.东北三省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核心在于功能转型,其土地利用功能可划分为发展支撑功能、发展动力功能、生态基础功能三大核心功能。其中,发展支撑功能包含农业生产与农村稳定两个子功能,发展动力功能包含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两个子功能。区域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特征主要表现为:在功能结构演进方面,区域土地利用功能以发展动力功能为主导,存在―多元化特征—单一性突出—再趋多元化‖的演化过程。在功能水平时空演化方面,区域土地发展支撑功能呈―缓慢退化—恢复提升—提升加速‖的变化过程,空间特征由―西高东低‖向―北高南低‖转化;发展动力功能呈―缓慢退化—高速提升—缓慢提升‖的剧烈变化过程,功能两极分化日益明显;生态基础功能呈―缓慢退化—趋向稳定—加速退化‖的变化过程,空间特征表现为―东高西低‖。在功能间协调关系方面,区域土地农业生产功能与农村稳定功能间协调性―由降转升‖,但整体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协调性―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日益凸显;区域土地经济发展功能与社会发展功能间关系失调严重,但呈由退化转向改善的过程,―东强西弱‖的空间特征逐渐显现。5.对于以东北三省为代表的受多重政策影响作用明显、经济市场化程度低的欠发达地区,其土地利用转型是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是一个远程耦合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远程耦合系统中,区域外部土地利用系统与全球系统构成发送系统,区域土地利用系统为接收系统。发送系统以资金流、信息流、政策流、物质流为主要载体,以全球化、远程连接、宏观统筹为主要形式作用于接收系统。在发送系统的作用下,区域土地利用系统内部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交互作用,形成主导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的两大路径,即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与政策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变化诱发路径。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控制不同类型土地的供给,―引导‖区域及个体土地利用行为,―约束‖并形成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基本框架,决定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方向;政策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变化诱发路径控制不同类型土地的需求,决定了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速度与强度。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是远程耦合框架内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与政策影响下的社会—经济变化诱发路径交互耦合与拮抗的结果,以市场环境与全球化发展为代表的区域外生性过程是两大路径交互的关键过程。6.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存在建设用地利用粗放、土地经济发展功能与社会发展功能失衡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面临土地空间冲突与功能冲突加剧恶化的―新挑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优化的直接目标、控制目标和最终目标,并从国土空间治理、土地管理政策优化与制度创新、城镇化政策设计、农业与农村发展政策优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以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促进区域土地利用有序转型。
彭雄亮[5]（2020）在《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群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湾区”自1990年代成为学术界区域研究对象以来,经历了由区域规划实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因此,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土空间整体治理的背景下,通过对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演进的实证研究,提炼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对湾区城市群未来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本文将研究对象环珠江口湾区界定为广东省内珠江出海口两岸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五座城市,再加上佛山。以六座城市为基础,本文从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历程出发,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论述:一是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发展,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有哪些形态特征,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二是推动湾区空间发展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空间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三是在湾区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湾区空间结构和模式?论文总共分为八个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前两部分为文章概述与研究进展综述。第三部分为湾区形成的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基础,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GIS和RS数据对湾区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视角,对推动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空间模式和治理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第七部分提炼创新发展趋势下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结构。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部分是导论。“湾区”概念经历了学术讨论、规划实践和国家战略三个发展阶段,“环珠江口湾区”规划实践阶段的重要概念,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厘清空间发展的演变和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部分对“城市群”、“空间模式”等论文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此提出论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对城市形态演进和空间模式的研究进展展开综述,提出文本研究框架。首先,从空间认识的本源出发,梳理从空间形态到空间模式研究的演变;其次,从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进展来看,“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构成了我国有关空间动力研究的基本框架;最后,本文认为,空间客体包含了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本底关系,空间治理的实质是推动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与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此,本文建立从城市群空间本底关系到空间模式的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从环珠江口湾区自然地理、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人文条件两个方面梳理了湾区形成的空间基础。珠江河口湾的自然地理条件演变影响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方向,以广府文化为主体,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湾区文化。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采用紧凑度指数、分维指数、等扇分析等,揭示湾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总体特征、组织差异和方向演变。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上呈高速增长,在珠江口喇叭型地形的制约下,建设用地持续向广深、广珠两个方向高速拓展,形成A字型总体空间格局。但珠江口东西两岸扇面规模和紧凑程度上差异较大,两岸发展并不平衡。随着建设空间的拓展,水体、农田等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用地类型斑块密度变低,建设空间的“不充分”和高价值生态空间的“破碎化”同步。加上持续台风影响最大的河口湾区域大规模近岸填海造陆,珠江口生态安全面临极大压力。第五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湾区空间发展的动力演变。“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作用力的交织推动了城市建设空间的拓展,但不同发展阶段主体的合力差异明显。在早期发展阶段,政府力和社会力以迁就市场力的方式吸引投资,造成空间利用的低效和“不充分”;到了中后期,市场力量通过与政府形成各种伙伴关系,主导了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变革,加速东西两岸发展的“不平衡”。在生态空间的管治上,由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生态空间面临碎化和安全压力。第六部分论述在国土空间整体治理趋势下,湾区未来空间逻辑转变和治理趋势。对比纽约的洲际合作治理、旧金山湾区的网络化联合治理和东京湾区的集中型治理模式,环珠江口湾区有充足的平原腹地实现东西岸均衡治理。因此,湾区未来空间治理重点转向对建设空间的柔性引导和生态空间的韧性管治,并建立以政府主体为主导,融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三元协商机制。第七部分探讨创新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和结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国家科学平台建设形成新的创新城市节点,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引导下,有能力改变传统“核心-边缘”城市体系下“中心城区研发与服务——城市节点产业服务——高新园区技术转化”的单向关系,朝着以“科学创新节点基础科学研究”为原点的新型节点簇群空间模式转变。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创新湾区将逐渐形成“两脊三湾链”的空间结构。以广州-东莞-深圳形成的创新发展主轴和以广州-中山-珠海为次轴成为政府推动空间均衡发展的的关键。另一方面,内湾地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生态空间的管治与修复,科学创新城市节点应合理控制组团规模,并通过并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走廊进行连接,在空间上形成“珠链”式布局;内湾增强发展韧性,主湾强化协同机制,外湾培育增长中心,构建生态与经济交织的网络化格局。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指出论文主要的结论、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了创新:（1）从环珠江口湾区空间的自然环境特征出发,分析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与城市群建设空间的本底关系和影响特征,改进了以往空间模式研究中“重城市轻生态”的局限。空间形态研究源于对城市建设空间分析与规律总结,因此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多用于描述单个城市的建设空间特征。考虑到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空间占总用地面积的32%以上,本文运用地理信息技术GIS和遥感技术RS,通过定量分析分析河口湾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特征,探讨湾区城市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形态的本底关系。一是建设空间的不充分与水面、农田等高生态价值的斑块破碎化同步。二是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东西岸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东岸地质条件更为稳定,更适宜市场力的投资建设行为。三是通过近岸填海的演变和台风灾害的核密度分析,揭示湾区开发的生态安全压力。最后,基于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珠链”式空间布局模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湾区。（2）以往有关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研究对象多为政府和市场,本文尝试引入社群概念,对社会主体在湾区城市空间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动力机制分析方法,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主体往往并不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建设,因此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关系。本文引入社群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湾区空间发展的分阶段进行合力模型分析,认为早期湾区在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血缘型和地缘型社群在空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中期以后,则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锚定”作用,成为湾区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则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容错”空间。社会主体对湾区城市建设空间的影响经历了直接影响,逐渐后退到间接影响,再到半直接影响的过程。社会主体的影响力随着时代演变表明,建立在血源和地缘基础上的乡村社群随着城市空间发展被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融入湾区并逐渐形成业缘型和友缘型社群,逐渐成为创新的源泉,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为湾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对于社会主体作用的实证分析,弥补了以往湾区研究中对社会力作用机制的不足,并为未来建立政府引导下的三元协商治理机制提供理论基础。（3）在创新发展的时代趋势下,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空间模式的转变趋势,提出建立以“两脊”+“三道湾链”的湾区空间结构。本文通过梳理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演变历程发现,环珠江口湾区经历了点状生长、点轴发展、双核轴带到多元网络的演变过程,在空间表征上与国内外城市群有很大共性。但通过分析空间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其他城市群雏形阶段的点状生长大多是由政府或市场力量推动,而在湾区,由分散化的社会主体影响下的生长“点”,并没有成长成为城镇。在长期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广深双核轴带结构,孕育了大量的创新型企业。政府权力空间在珠江口两岸的均衡布局,有能力在未来西岸地区发展中起到更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珠江口为中心,创新性提出构建三道“湾链”的圈层式空间结构。内湾地区打造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基础的功能区,通过“珠链”式开发,避免对珠江口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湾则强化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能力;外湾地区着眼于区域均衡发展。
王海荣[6]（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姜义颖[7]（2019）在《城市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途径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至2016年底,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7.35%,城市化正在由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向集中型城市化与扩散型城市化相结合的历史阶段演进。根据城市化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发展趋势,我国城市化正在由单体城市的城市化走向城市群的城市化,由重视城市建设的城市化转向重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城市化的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阐明了城市协调发展战略:“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对我国城市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同时也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新阶段。这种由城市群为形态的城市化进程,从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两方面的协同性来看,城市化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新发展形态呢?本文在大量考察我国城市化发展实际和综合研究国外城市化发展形态的基础上认识到,我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将迎来发展新时代,即进入到城市化区域的空间城市化发展时代。本文以“城市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研究”作为论文选题,期望从城市化发展的隐性（社会空间）和显性（物质空间）两方面,探讨新时代下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新形态以及在新形态下城市化经济如何高质量的协调发展,同时,研究城市化区域的形成机制和运行机理,分析城市化集聚与扩散重塑的区域空间结构和规模经济的发展过程,总结城市化区域在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对丰富城市经济学理论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城市化经济如何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如何有效地避免各种城市病?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些问题正是需要通过把握城市化区域的发展规律来解决。可见,深入研究城市化区域理论有重要的应用实践意义。城市化发展进程已经表明,探寻城市化区域的一般发展规律,既是推动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应用理论需要,也是推动我国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向理论前沿发展的需要。故对城市化区域的理论探索,将是我国未来一个较长时期的理论研究任务。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城市化发展迅猛并推动区域经济高速增长,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当下,城市化过程中“五高五低”的发展现实为这种不均衡和差距提供了注解。一是,城市化发展速度高,而质量、效益低。城市化发展直线上升,短短几十年就达到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高度,但是发展质量和效益却与之不符。城市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市政管理、就业吸纳、人文建设等明显滞后,一直是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二是,资源消耗高,规模效益低。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城市化速度远超于人口城市化速度,而人口城市化又远超于产业城市化,“三率倒挂”现象严重,造成大量土地资源浪费。建了视觉城或景观城后没有充足的产业作为支撑,产城失衡,城市规模效益递减,难以保持城市经济持续发展。三是,城市高速发展、农村低速发展。我国实施城市化战略以来,城市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城市面貌得到巨大改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农村境遇却日渐没落。城市对农村形成的巨大“虹吸效应”,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达到了 4倍之多,在医疗、卫生、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城乡差距更大,形成了“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二元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形成“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尴尬局面。四是,核心城市高速增长,腹地城市低速增长。近年来,我国城镇规模结构严重失衡,一方面,大城市数量和人口比重持续增加,尤其是特大城市规模盲目扩张,人口数量激增,资源环境负荷加重;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开始收缩,中西部一些小城镇甚至出现萎缩迹象,无法对核心城市发展形成有力支撑。五是,东部区域发展水平高,中西部区域发展水平低。我国区域发展东高西低的趋势不断加剧。在我国目前的诸多城市化区域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区域处于经济领先地位,且都处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城市化区域的发展明显落后。这些状态与将城市与区域割裂、城市规划建设孤立化、局部化等有密切关系。由于没有认识到城市化已经进入到城市化区域的发展阶段,导致城市化碎片化、城市和区域之间出现非均衡化、失谐化等,都阻碍了城市的协同发展。因此,在全面把握城市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厘清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化区域边界和功能,分析城市化区域的规模经济状态及空间结构布局,对制定城市经济发展政策和优化区域经济顶层设计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本研究立足于城市化延伸发展到城市化区域之事实,分析城市化区域的概念及其形成与发展,探讨城市化区域发展的核心问题。首先,提出城市化区域概念,探析城市化区域形成机制、运行机理、空间演化及其发展规律。其次,结合我国城市化区域发展现实,深入研究城市化区域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城市化区域中城市规模经济决定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二是城市化区域中内部结构决定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再次,分别对城市化区域内的规模经济决定和内部结构决定进行测度,实证分析二者对城市化区域发展的影响。最后,在城市化区域发展战略及政策选择方面,提出城市化区域发展战略内核及推动城市化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本研究在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及调查研究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通过探析城市化区域的概念、分析其形成机制和运行机理,全面剖析和实证检验城市化区域的规模经济、内部结构以及对区域或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求实现以下创新:（1）从理论与实践结合基础上界定城市化区域概念。城市化区域作为城市化发展的空间演化趋势和社会经济表现形式,需要通过全面研究建立起相应的理论体系。这里,首要问题是要准确地界定城市化区域的概念。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化基本上都经历了由单中心到多中心,专业化城市到综合化城市、单体城市到城市群的发展历程,而城市化形态由单个城市发展转化为多个城市连成片的城市化区域。这种城市化区域是城市与区域连结为一个空间整体的社会形态。它与城市化有形状、品质和技能的同质性,但又比城市化的空间形式更为泛化。通过探讨城市化由城市内部发展到城市外部进而延展到区域的过程,可以得出:城市化区域就是指以一或两个以上（包含两个）大城市为核心、周围环绕若干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带作为腹地而形成的遍布城市化生活方式的人类生活区域。本文从城市化发展形态的角度界定城市化区域概念,是对城市化发展形态研究的理论创新。（2）揭示决定城市化区域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城市化区域是由多个城市连结形成的广袤空间地带和社会经济体系。支撑这个空间地带和社会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内在机理,表现在保证区域高收益的城市规模经济实现和保证区域协调发展的内部结构合理化。即城市规模经济与区域内部结构是决定城市化区域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城市化区域内城市数量和实力会不断增长,外向经济会日益扩大,逐步向更高级阶段跃迁,整个区域由均衡走向非均衡再向均衡发展如此循环,这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从城市规模经济与区域内部结构两个方面探讨推动城市化区域有序运行与健康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创新。（3）实证分析我国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适度点以及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的合理度。从城市成本与收益关系理论分析城市化区域适度的经济规模,实证测度出其适度规模人口数量;从区域内部结构均衡理论出发,实证测度我国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合理度,为我国城市化区域人口吸纳、转移以及区域规模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制定提供现实依据,是本研究的另一个创新。因此,本研究尝试对城市化区域的形成和发展及政策选择问题展开探讨,通过提出城市化区域概念,为研究城市化发展提供新视角;通过对城市化区域成因及运行机理的研究,可以引起人们对城市化发展质量、城市发展新格局及城市与区域间关系更加关注;通过城市化区域规模经济决定和内部结构决定分析,为城市化区域规模找到适度点以及内部结构均衡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城市化区域发展战略及政策选择分析,可为新形势下制定城市化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参考,以达到城市化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初衷。
王媛玉[8]（2019）在《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演进研究》文中认为产业与城市是贯穿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演进是世界各国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性、空间性议题。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即非农产业在特定地域上的集聚,后者带来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进而形成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产业在城市空间内部的分工与布局形成城市集聚经济,推动城市规模不断调整演进。可见,工业化是近现代城市化发展的原始驱动力,产业集聚是城市规模演进的内生动力。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之所以密切相关,源于二者在空间维度上的高度耦合。承载产业集聚的空间就是城市的物理存在形态,产业集聚的规模、分布和格局也就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形态与空间体系。产业集聚达到规模经济边界后出现产业扩散,城市化进程和城市规模的空间结构也将随之变化。当我们进一步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客观存在,关于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演进问题的探讨也就需要细化和深化。产业在空间的分布因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经济要素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化格局,也就使得不同空间特征下的城市规模演进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作用机理和演化趋势。正因为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在面临城市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矛盾时具有普遍的困惑而没有统一的答案:究竟什么带来集聚经济,什么带来集聚不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是否有一个合理规模的门槛,这些现实问题所引发的思考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即以空间异质性为基本前提探讨产业集聚对城市规模的作用机制。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产业集聚是城市规模演进的内生动力,其作用机制因空间异质性的客观存在而具有不同的演化路径,城市集聚经济在当前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类问题还需通过产业集聚的调整与完善从而得到根本性解决。本文在总结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演进的相关研究与现实发展基础之上,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步骤逐层递进、逐级深入地论证上述核心观点。第一,产业集聚是通过空间因素、产业因素、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外部效应,从而对城市规模的演进起到了决定性的内生作用。外部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正外部性,可看做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带来城市集聚经济,推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二是负外部性,即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带来城市集聚不经济,产业开始扩散或转移,进而引发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化。城市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临界点可视为城市合理规模。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城市合理规模取决于“成本—收益”的一般均衡模型,是用静态的方法分析动态的城市规模演进,在实际中的应用性较差。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城市合理规模则是两区域两部门市场均衡的结果,主要考虑产业规模化发展对城市集聚经济的溢出效应,而没有将产业过度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纳入思考,也与经济现实不甚相符。第二,基于空间异质性的细化,产业集聚对城市规模演进的影响是一个多层次、嵌套性的内生作用机制,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两阶层线性回归模型,采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具体考察这一作用机制的完成过程。根据现阶段中国产业集聚的实际情况,将针对城市规模的检验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制造业部门为集聚主导的部分城市,二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集聚主导的部分城市。现阶段具有显着影响的因素包括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交通条件、自然资源禀赋、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等指标。实证结果表明,以制造业部门为集聚主导的城市发展内生动力主要源自制造业的专业化集聚,而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集聚主导的城市经济发展依靠产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双重作用。进一步地,将实证结果的一般性分析与典型城市的案例分析相结合,可知在现阶段的城市集聚经济效应中,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一般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交通条件主要带来负向的拥挤效应,自然资源禀赋则视具体情况而产生不同的调节效应。第三,在新经济地理学城市规模演进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考虑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与拥挤效应,建立一个基于产业集聚的城市人均收益模型,考察当前阶段城市集聚经济的产出效益,并通过人均收益的最大化,间接计算得出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合理规模。本文所计算的城市合理规模为城市二、三产业就业规模,可看做城市经济规模的体现。在空间异质性前提下,各个城市集聚经济的溢出效应与拥挤效应呈现明显差异,由产出效益最大化确定的城市合理规模也各不相同,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适用于所有城市的合理规模。通过模型所得与实际对比可以发现,仅有北京、上海、深圳三个超大城市的就业实际规模大于测算所得合理规模,其他城市发展的实际规模均小于合理规模,说明目前中国大多数城市空间的产业集聚还没有完全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这一问题的形成既有产业集聚自身发展尚不充分的内在原因,也受到制度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作用。综上所述,中国城市规模演进是一个以产业集聚为根本动力,在空间异质性作用下演化出不同发展路径的过程。因此,若想解决当前阶段中国城市普遍面临的实际规模偏小、集聚经济尚未完全发挥规模效应等现实问题,必须要回到产业集聚根基上来寻求解决办法,加强正向的溢出效应,降低负向的拥挤效应。恰逢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方兴未艾的良好契机,技术、知识、信息、人才等创新型资源要素在产业集聚和城市经济产出效益的贡献率日益凸显,以技术创新为主导加强城市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是当前阶段推动城市规模演进的根本动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优势资源向大城市的集聚符合市场指向的基本原则,因此应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鼓励优势资源向大城市的空间集聚,以达到产出效益的最大化。对于实际规模偏大的三个超大城市北京、上海和深圳,则要积极引导产业的扩散和梯度转移,构建资源互通、产业互补、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
汪艳[9]（2019）在《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城镇发展与变迁》文中研究指明从古至今全世界流域的发展都存在着共性。城市的发展与大的水系、海洋密不可分,而水系发达的地方总是能形成贸易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经历过农耕时代、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水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与城市产生互动性效应。近些年,中国迎来快速城市化,对历史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由于持续的气候变化、水环境问题与城市发展,城市对于水系的适应能力正在逐渐减弱,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将面临同样的挑战。在生态化的国际背景下,在新型城镇化和中国梦的中国可持续城乡战略中,“水与城市”这一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与水环境问题,恢复城市群对于水系的适应能力,城市历史文化与环境的“韧性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以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城镇发展及历史变迁研究为主题,以河流三角洲大都市区域为研究对象,基于历史的连续性与叠加性特征,深入理解城镇起源和发展的规律及生成与发展机制,总结历史经验,发掘城市历史与未来发展的结合点,探寻三角洲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论文选择中国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为研究对象,并与欧洲低地国家滨水城镇开展比较研究。研究重点将集中在建立沿主要水网的城镇变迁格局上,同时运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相关理论和西方规划学界成熟的城市形态学理论框架,从“城市形态（物质环境）-城市管理（动力机制）”角度,从“历史的演变-现在的发展-未来的挑战”时间维度,从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层面,以中国苏州、南京、扬州、上海等为具体城市案例,总结区域城镇发展脉络与特征,分析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变的内部动因与管理机制,探寻在历史的演进中所形成的符合地方环境的城市发展模式与类型,揭示具有江南特征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比较中国大运河与长江交汇一带及苏中地区滨水城镇与欧洲低地国家滨水城市历史时期的管理、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发展,研究水网城市格局与社会经济变迁的关联性,以及社会、文化、经济等要素在滨水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归纳两大三角洲发展的异同性,提出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总结可学习与借鉴的历史经验。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从历史的延续性、文化的可适应性、生态的可持续性、政治的一体性和经济的协同性提出可持续的滨水城市发展框架。全文主要由四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从研究背景中提出研究问题,阐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理论支撑,由理论路线构建出研究框架与方法。第一章绪论、第二章研究综述与方法论,共同构成论文的第一部分。论文第二部分以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第一部分建构的理论体系进行具体案例分析,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从区域层面对水网格局影响下的中国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的历史形态演变进行分析,建构历史演进中的城镇体系。对自然地理决定的城镇化模式进行分析,探寻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的符合地方环境的城市集群模式与类型,总结高密度水环境条件下岛状结构的聚落、城址模式以及“江、河、湖、海”影响下的城市类型。在高密度水网影响下的城市集群模式是“轴”与“网”结构的叠加,是流域发展起来的带状城市群和四通八达的水网发展起来的网状城市群,并形成了“城-镇-村”一体化的城市层级模式。对水网格局与城镇发展特征进行总结,分析其生成与发展机制,提出具有江南地区特征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论文第三部分为比较章节,第五章选取相似地形地貌的,相同经济地位的欧洲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开展比较研究。仍然从“城市形态与城市管理”角度,从城址与水系关系、历史叠加性与城镇群核心演变、不同水环境决定的经济模式的不同、不同水文化影响下所带来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变化、城市形式与城市要素、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城市发展主体、制度规则八个方面对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的异同性进行详细比较分析与总结,揭示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论文第四部分为三角洲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建议与思考,第六章主要探讨三角洲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提出可持续的滨水城市发展框架。面对未来的挑战,论文提出区域层面应从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的城镇发展中汲取历史经验,坚持整体性发展战略与一体化,坚持集群式发展;历史城市层面,学习将历史转化成促进城市发展的资源与动力,注重城市文脉的传承;滨水区层面,学习将文化与环境相融合的滨水区改造经验。论文提出将历史的可延续性,文化的可适应性,生态的可持续性、政治的一体性、经济的协同性等相结合发展,探寻历史与未来的结合点,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提出可持续的三角洲城市发展框架。
郑国[10]（2019）在《经济要素流动视角下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我国高铁事业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高铁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的影响愈发明显。国际经验己经证明高铁可以加强沿线城市之间的联系,加快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经济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在我国,许多城市管理者和相关专家学者对高铁抱有较髙的期望,将高铁视为促进经济要素流动和城市发展的绝佳机遇。许多区域性中心城市纷纷利用高铁为城市带来的可达性提升、投资环境改善等优势,吸引来自区域的经济要素流入,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变。然而,国内一些高铁城市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却出现了高铁建设和城市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我国有关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研究,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支持。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拟定从经济要素流动的视角审视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带来的影响。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界定城市空间结构这一研究对象的内涵,以整体系统认识的视角将研究内容分为区域、城市、站点三个空间层次,并将经济要素流动这一视角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深入分析“高铁——经济要素流动——城市空间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高铁对区域和城市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阐述城市外部经济要素的流入和城市内部经济要素的流动所产生的空间影响,以及站区资本分布对站区空间结构的作用,从而解释了高铁通过经济要素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过程和内在机制。本文首先从经济要素流动视角建构了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理论框架。在区域层面,高铁能够极大地改变区域的可达性特征,与高铁直接相连的沿线设站城市可能因可达性的提升而获得经济要素的流入,高铁起到了区域经济要素再分配的作用。在城市层面,经济要素的新增或流失使得城市的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发生变化,导致城市内部经济要素依据特定的竞租曲线出现位移,并引发城市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从而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在站区层面,高铁站点的建设增大站点地区的客流量,不同的客流特征塑造着投资于不同城市功能的资本的分布状态,进而形成相应的站点地区用地布局和空间结构。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本文对法国TGV东南线高铁走廊和里昂进行了案例分析。随着TGV的开通,巴黎—里昂高铁走廊客流量大幅增加,走廊内部的经济要素从高铁走廊沿线未设站城市流向设站城市。在受到TGV对东南线高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以及其对城市内部经济要素产生位移的影响之后,里昂城市传统工业发生重组,第三产业随之兴起,并造成了城市用地规模、强度和结构的变化。TGV的开通导致帕拉迪地区客流量的增长以及节点价值的提升,站点地区一系列的开发措施也导致了场所价值的提升;客流在站点地区的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站点地区和核心区的总体结构。在对国外案例进行研究之后,本文以我国沪宁高铁走廊和沿线中心城市南京为例,对南京高铁城市建设进行实证研究。在区域层面,本文研究高铁对沪宁走廊可达性的影响,以及沪宁高铁沿线城市客流流动特征,认为沪宁高铁的开通有利于降低沪宁走廊的运输成本,提升沿线城市的外部可达性,进而对沪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产生影响,促进经济要素流动和区域同城化效应,并有利于沪宁走廊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在城市层面,高铁的开通能够提升南京的枢纽地位,加快经济要素从周边地区流入南京,并带来城市整体地租和站点地区地租的上升,进而促进城市内部资本的位移。这些资本在城市空间的变化会促进城市用地规模的增加,驱动城市用地强度的提升,有利于城市用地结构的优化。在站点层面,本文分析南京南站地区的客流分类和特征,总结南京南站地区的开发模式,进而根据资本分布特征将站点地区分为不同的圈层,并阐述了各个圈层的空间结构。最后,本文结合国际经验对国内外高铁城市建设进行对比反思。根据其他国家高铁对区域影响的规律分析,为了防止我国高铁走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要素过度流失,满足城市间多种高铁客流的通勤商务等需求,以及避免经济要素在各个高铁城市之间的无序恶性竞争,研究提出了下面几点认识:其一,在区域层面应加强区域交通网络的建设、丰富高铁运行方式、建立完善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以及加强城市间的产业互补和信息交流,以实现高铁沿线城市的“共赢”局面。其二,在城市层面需要协调不同高铁站点的开发策略,制定基于市场的相关政策,利用价格机制来防止过多企业从城市中心迁移到城市外围站点地区,导致内城的衰败,同时应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减少城市内部经济要素流动的阻力。其三,在站点地区应根据经济要素的分布特征布局不同城市功能,提升站点地区的场所价值,达到节点价值和场所价值的螺旋式发展。本文主要从上述的理论建构、案例分析、实证研究、对比反思这四大部分进行研究,并尝试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研究创新:其一,经济要素流动研究视角,即本研究引入经济要素流动视角,厘清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高铁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高铁效应理论研究的不足。其二,整体系统研究分析,即本研究避免从孤立的城市片区维度看待高铁站点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而是将其放置于区域和城市当中,即高铁站点、高铁城市和高铁走廊所构成的系统中,来分析高铁对区域和城市的影响。其三,跨学科交叉研究,即本研究并非采用以往的单一学科视角,而是尝试从新经济地理学、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审视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由于时间和水平限制,本文关于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研究仍存在待改善的地方。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也与多种多样的因素有关,绝非某一两个因素能够完全左右,高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要素流动,还有待用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去研究论证。全文约20.7万字。
二、城市化推动城市群兴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城市化推动城市群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形成条件 |
| 一、理论来源 |
| 二、实践基础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历程 |
| 一、早期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考察城市相关问题(1842-1845) |
| 二、中期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城乡关系问题(1846-1866) |
| 三、晚期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转向未来城市发展研究(1867-1895) |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基本内涵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起源与发展的研究 |
| 一、城市的概念探析 |
| 二、城市的历史起源 |
| 三、城市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本质、动力和功能的思想 |
| 一、城市的本质 |
| 二、城市发展的动力 |
| 三、城市的功能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的研究 |
| 一、传统社会中城市乡村化 |
| 二、工业革命后乡村城市化 |
|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批判考察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病的考察 |
| 一、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病问题表征 |
| 二、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病产生的必然性分析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业城市阶级矛盾的考察 |
| 一、工业城市阶级结构复杂化 |
| 二、工业城市阶级矛盾尖锐化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城市住房问题的考察 |
| 一、住房短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 |
| 二、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住房问题 |
| 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考察 |
| 一、市民社会的基本概念 |
| 二、批判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 |
|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构想和价值旨归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体系构想 |
| 一、城乡分离 |
| 二、城乡对立 |
| 三、城乡融合 |
| 第二节 城乡融合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最高阶段 |
| 一、实现城乡融合的基本条件 |
| 二、实现城乡融合的主要途径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价值旨归 |
| 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重要意义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 |
| 一、超越创新:超越了传统的城市发展思想 |
| 二、辩证统一:彰显马克思主义深厚的哲学意蕴 |
| 三、继往开来:为现代城市相关思想提供理论基石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走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 |
| 二、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一体化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五、有关核心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一种区域治理模式 |
| 第一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提出的背景 |
| 一、我国区域治理的基本现状 |
| 二、当前我国区域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提出 |
| 第二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 |
| 一、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逻辑和运作方式 |
| 一、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逻辑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作方式 |
| 第四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在我国城市群治理中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应用于我国城市群治理的必要性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在我国城市群治理中应用的可行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主要困境 |
| 第一节 城市群和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内容 |
| 一、城市群的提出 |
| 二、城市群协调发展 |
| 第二节 我国城市群产生的背景与发展历程 |
| 一、我国城市群产生的背景 |
| 二、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
| 一、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 |
| 二、中西部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 |
| 三、城市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日渐凸显 |
| 四、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不尽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逻辑 |
| 一、行政分权改革引发的地区间政策壁垒阻碍了人口和要素的合理流动 |
| 二、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强烈动机 |
| 三、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致使人口和要素空间配置失衡问题加剧 |
| 四、城市群上级政府的统筹力度不足阻碍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 |
| 第二节 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治理路径选择 |
| 一、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 |
| 二、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 |
| 第三节 运用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实施路径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构建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事权运行格局 |
| 第一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缘起 |
| 一、城市群内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 |
| 二、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生成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受阻 |
| 三、城市群区域性公共事务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理 |
| 四、城市群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通常成为城市群内部的经济洼地 |
| 五、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低 |
| 第二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手段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基本逻辑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主要手段 |
| 第三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规划权限整合 |
| 一、制定跨省域城市群规划法和省域内城市群规划条例 |
| 二、不断增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可适用性 |
| 三、编制和实施城市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 四、编制和实施城市群专项规划 |
| 五、实施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间规划变更承诺制度 |
| 第四节 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管理权限整合 |
| 一、统一编制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
| 二、在部分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设立城市群协调发展示范区 |
| 第五节 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 |
| 一、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的必要性 |
| 二、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的手段 |
| 第六节 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合 |
| 一、不断优化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格局 |
| 二、建立和健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
| 三、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职责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构建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财权运行格局 |
| 第一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缘起 |
| 一、碎片化的财税管理权限给城市群协调发展带来的阻碍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缘起 |
| 第二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手段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基本逻辑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主要手段 |
| 第三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 |
| 一、地方政府利用财税政策制定权限进行无序竞争的主要手段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的主要措施 |
| 第四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分配权限整合 |
| 一、建立健全城市群内部地方政府间税收分享制度 |
| 二、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推动设立城市群协调发展基金 |
| 三、推动实施城市群内部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能力的提升 |
| 第一节 不断变革和优化我国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 |
| 一、依据各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来划分各级政府职责 |
| 二、减少纵向政府间共同财政事权数量并规范共同财政事权运行 |
| 三、不断提升我国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的法治化水平 |
| 四、建立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动态调整机制 |
| 第二节 构建规范化的城市群府际争议解决机制 |
| 一、谈判 |
| 二、调解 |
| 三、仲裁 |
| 四、诉讼 |
| 第三节 以城市群为单位对地方政府部分类型的政绩进行考核 |
| 一、以城市群为单位对地方政府部分类型的政绩进行考核的必要性 |
| 二、适合以城市群为单位进行考核的地方政府政绩类型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大都市区形成机制及一体化驱动因素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城际联锁网络相关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 |
| 一、从非对称城际关系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 二、从落后地区和分区域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 三、从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扩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城市、都市、大城市、大都市 |
| 二、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国际大都市 |
| 三、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 |
| 第二节 城市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相关理论 |
| 一、城市化理论 |
|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全球化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核心——边缘理论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 一、核心——边缘理论 |
| 二、区域非均衡理论 |
| 第四节 城市场理论 |
| 一、场理论 |
| 二、场理论相关模型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历程及驱动因素探究 |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形成与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历程回顾 |
| 一、城市雏形期 |
| 二、多功能经济中心时期 |
| 三、城市恢复期 |
| 四、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
| 第二节 上海城乡一体化演进路径及驱动因素探析 |
| 一、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演变 |
| 二、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和战略规划演变 |
| 三、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阶段演变 |
| 第三节 上海郊区一体化及城乡一体化现状测度 |
| 一、上海郊区一体化 |
| 二、城乡扩张指数 |
| 三、用城乡扩张指数度量上海城乡一体化现状 |
| 第四节 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 一、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地位的表现 |
| 二、上海核心地位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都市区一体化主要驱动因素探究 |
| 第一节 集聚经济形成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大都市区一体化 |
| 一、集聚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 |
| 二、从静态集聚经济到动态集聚经济的转变 |
| 三、基于核心——边缘模型下的一体化与产业集聚模型 |
| 第二节 纽约、东京大都市区(圈)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 一、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 二、东京大都市圈政府干预政策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际联锁网络视角下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 一、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区域和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全球化背景 |
| 二、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 三、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有关拓展 |
| 第二节 构建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城际联锁网络模型 |
| 一、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及对模型的修正 |
| 二、数据节点层:长三角大都市区主要城市样本数据 |
| 三、数据子节点层:大都市区企业样本数据 |
| 第三节 基于静态数据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 三、相对链接度结果分析 |
| 四、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 五、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多中心化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的空间联系测度 |
| 一、上海与五大亚都市圈的空间联系 |
| 二、上海及中心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辐射拉动效应 |
| 三、非对称性关系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测度 |
| 第五节 数据比较分析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动态演变 |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 三、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 四、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调整视角下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一、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二、我国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现实背景 |
| 三、提出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实现路径的三个假说 |
| 第二节 基于基准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构建基准模型 |
| 二、样本数据及变量说明 |
| 三、基准模型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中介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初始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二、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三、稳健性说明及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一、政策建议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实证部分的数据样本、初始矩阵、运算结果矩阵及面板模型的变量数据指标值等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4）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机制与优化 ——以中国东北三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
| 1.1.2 转型变革新时代,对深化相关研究提出新要求 |
| 1.1.3 土地利用过程中政策制度因素影响作用日益凸显 |
| 1.1.4 东北三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实需求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查阅与归纳分析 |
| 1.4.2 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 |
| 1.4.3 空间分析方法与空间计量方法 |
| 第2章 研究进展与基础理论 |
| 2.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土地利用转型内涵与理论 |
| 2.1.2 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与转型特征 |
| 2.1.3 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力与驱动机制 |
| 2.1.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2.2 相关概念 |
| 2.2.1 土地利用形态 |
| 2.2.2 土地利用转型 |
| 2.2.3 概念辨析 |
| 2.3 基础理论 |
| 2.3.1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
| 2.3.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2.3.3 远程耦合理论 |
| 2.3.4 土地扩张与土地集约化理论 |
| 2.3.5 土地节约与反弹效应理论 |
| 2.3.6 土地利用转型理论 |
| 2.4 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理论内涵 |
| 2.4.1 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内涵 |
| 2.4.2 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解析框架 |
| 第3章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条件与背景 |
| 3.1 自然条件与历史基础 |
| 3.1.1 地理区位与自然资源 |
| 3.1.2 发展历史 |
| 3.1.3 功能分区 |
| 3.2 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 |
| 3.2.1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
| 3.2.2 人口变化 |
| 3.2.3 城镇化进程 |
| 3.2.4 区域经济社会转型特征 |
| 3.3 国家及区域政策环境与背景 |
| 3.3.1 国家宏观政策演变 |
| 3.3.2 区域发展政策的演进与解构 |
| 第4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过程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变化 |
| 4.2.1 类型规模及内部结构变化 |
| 4.2.2 类型间转化规模与转化方向变化 |
| 4.3 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化 |
| 4.3.1 类型分布与类型转化空间变化 |
| 4.3.2 土地利用重心空间迁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过程 |
| 5.1 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核心表征——功能形态相关问题 |
| 5.1.1 土地利用功能与多功能内涵 |
| 5.1.2 土地利用功能分类与解构 |
| 5.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2.1 评价指标选取 |
| 5.2.2 研究方法 |
| 5.2.3 数据来源 |
| 5.3 土地利用核心功能分析 |
| 5.3.1 土地利用功能演进特征 |
| 5.3.2 发展支撑功能演变特征 |
| 5.3.3 发展动力功能演变特征 |
| 5.3.4 生态基础功能演变特征 |
| 5.4 土地利用子功能分析 |
| 5.4.1 农业生产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 5.4.2 农村稳定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 5.4.3 经济发展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 5.4.4 社会发展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 5.5 土地利用子功能耦合作用时空特征 |
| 5.5.1 发展支撑功能耦合作用时空特征 |
| 5.5.2 发展动力功能耦合作用时空特征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机制 |
| 6.1 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分析模型 |
| 6.1.1 影响因素的选取 |
| 6.1.2 分析模型的选取与原理 |
| 6.1.3 分析模型选择结果 |
| 6.2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 |
| 6.2.1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城镇化与人口发展停滞期 |
| 6.2.2 经济发展过渡,人口转型期 |
| 6.2.3 工业化中期,经济与人口衰退期 |
| 6.3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机制 |
| 6.3.1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总结 |
| 6.3.2 转型路径与转型机制探索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优化 |
| 7.1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 7.1.1 建设用地利用粗放,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
| 7.1.2 土地利用经济与社会发展功能失衡 |
| 7.1.3 耕地的不可持续利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
| 7.1.4 耕地粗放低效利用制约农业与农村发展 |
| 7.2 土地利用转型:新背景、新要求、新挑战 |
| 7.2.1 国家宏观背景 |
| 7.2.2 新一轮东北振兴:新政策与新要求 |
| 7.2.3 东北三省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 |
| 7.2.4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面临的新挑战 |
| 7.3 土地利用转型优化调控建议与措施 |
| 7.3.1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优化目标 |
| 7.3.2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政策优化路径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特色与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1 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下的城市群发展 |
| 1.2.2 城市群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空间载体 |
| 1.2.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空间治理变革 |
| 1.2 湾区的概念提出与研究进展 |
| 2.1.1 有关湾区研究的三个阶段与概念内涵的转变 |
| 2.1.2 湾区空间发展相关研究的进展 |
| 2.1.3 本次研究问题的提出 |
| 2.1.4 本文研究的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范围 |
| 1.3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1.3.1 城市群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
| 1.3.2 城市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 |
| 1.3.3 城市空间模式的概念内涵 |
| 1.4 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思路、方法与主要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内容 |
| 2 城市群空间研究进展与研究框架 |
| 2.1 城市群空间研究的要素组成与模式演变 |
| 2.1.1 对空间认识的转变 |
| 2.1.2 城市空间研究的构成要素 |
| 2.1.3 由单一城市到城市群的空间模式研究 |
| 2.1.4 城市群空间模式的动态演变 |
| 2.2 城市群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
| 2.2.1 全球化和市场化作用下的发展动力 |
| 2.2.2 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研究 |
| 2.2.3 “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作用机制 |
| 2.2.4 主体作用下的空间表征 |
| 2.3 空间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基于动力主体的引导 |
| 2.3.2 基于对空间客体的协调 |
| 2.3.3 主体与客体研究的融合:空间治理 |
| 2.4 建立湾区空间模式研究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湾区形成的自然人文基础 |
| 3.1 湾区自然地理基础 |
| 3.1.1 自然地理条件与“湾区” |
| 3.1.2 环珠江口湾区总体地理特征 |
| 3.1.3 河口湾形态演变和经济活动 |
| 3.2 湾区历史人文基础 |
| 3.2.1 岭南三大民系与湾区空间分布 |
| 3.2.2 岭南文化来源特征 |
| 3.2.3 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湾区文化 |
| 3.3 本章小结 |
| 4 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的演进研究 |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1 数据的选取与发展阶段划分 |
| 4.1.2 影像数据的处理 |
| 4.2 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形态的扩展特征 |
| 4.2.1 建设空间演变的总体特征 |
| 4.2.2 建设用地规模的快速拓展 |
| 4.2.3 建设空间扩展的轴向集聚 |
| 4.2.4 空间形态的分维与紧凑度 |
| 4.3 湾区城市群自然生态空间形态的演变 |
| 4.3.1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的演变历程 |
| 4.3.2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形态指数特征 |
| 4.3.3 环珠江口生态空间与岸线演变 |
| 4.3.4 台风气候影响下的空间安全风险 |
| 4.4 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关系的总体判断 |
| 4.4.1 向湾演进与珠江口A字形空间结构的形成 |
| 4.4.2 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开发的不平衡 |
| 4.4.3 城市群建设空间拓展的不充分 |
| 4.4.4 珠江口区域的生态碎化与安全压力 |
| 4.5 本章小结 |
| 5 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模式演变 |
| 5.1 政府行为推动湾区空间结构演变 |
| 5.1.1 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推动核心城市的形成 |
| 5.1.2 省级政府协同与调控促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 |
| 5.1.3 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促使城市群向多中心转变 |
| 5.1.4 政府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对称型等级化 |
| 5.2 市场发展引起城市建设空间扩展 |
| 5.2.1 从村镇工业化到创新发展的产业集聚与动力转变 |
| 5.2.2 典型产业模式与经济的梯队型格局 |
| 5.2.3 市场机制下不同产业类型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 |
| 5.2.4 市场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多中心网络化 |
| 5.3 社会需求促使空间内涵发生转变 |
| 5.3.1 人口快速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
| 5.3.2 人口密度的双核圈层空间分布 |
| 5.3.3 社会阶层结构由纺锤型向橄榄型转变 |
| 5.3.4 社会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社群多元化 |
| 5.4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交织推进的动力机制 |
| 5.5.1 “政府-市场-社会”交织推进的建设空间拓展 |
| 5.5.2 主体的合力差异导致空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
| 5.5.3 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生态空间管控 |
| 5.5.4 主体的利益博弈导致生态碎化困境 |
| 5.5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推动下的湾区空间模式与结构演变 |
| 5.5.1 1978-1992年,村镇工业化推动湾区点状生长模式 |
| 5.5.2 1992-2002年,工业转型促进城镇空间点轴发展 |
| 5.5.3 2002-2012年,现代服务驱动中心城市崛起 |
| 5.5.4 2013年至今,科技创新成为湾区发展源泉 |
| 5.6 本章小结 |
| 6 湾区城市群空间作用逻辑转变与治理趋势 |
| 6.1 世界湾区的空间模式特征 |
| 6.1.1 纽约湾区:州际合作模式 |
| 6.1.2 旧金山湾区:网络化联合模式 |
| 6.1.3 东京湾区:单核集中型模式 |
| 6.1.4 与三大国际湾区的比较与借鉴 |
| 6.2 从对空间发展的引导走向空间底线管控 |
| 6.2.1 国土空间的整体治理: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体系重构 |
| 6.2.2 建设空间的柔性治理:以功能区引导发展转型 |
| 6.2.3 生态空间的底线治理:从刚性管控走向韧性适应 |
| 6.3 从政府治理走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 |
| 6.3.1 政府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2 市场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3 社会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4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体系 |
| 6.4 本章小结 |
| 7 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模式 |
| 7.1 湾区发展的目标与责任 |
| 7.1.1 服务于国家开放和转型发展战略 |
| 7.1.2 打造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
| 7.1.3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
| 7.2 创新发展趋势下的湾区空间发展模式转变 |
| 7.2.1 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引擎的节点簇群空间模式 |
| 7.2.2 以企业技术转化为主导的双核轴带空间模式 |
| 7.2.3 以社群创新创业为重点的多元网络空间模式 |
| 7.3 构建以环湾为核心的区域空间结构 |
| 7.3.1 历年空间规划的结构演变 |
| 7.3.2 立脊:推动更为均衡的空间发展 |
| 7.3.3 铸链:创新湾链空间的无地界协作 |
| 7.4 加强空间发展的核心要素管控 |
| 7.4.1 重塑区域:协调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 |
| 7.4.2 打破边界:推动无地界的协同发展 |
| 7.4.3 培育节点:创新功能区协同体系 |
| 7.4.4 打通路径:优化东西岸通道体系 |
| 7.5 创新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7.5.1 培育空间治理的制度厚实 |
| 7.5.2 强化生态空间的韧性治理 |
| 7.5.3 促进湾区治理的文化认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珠江口东西两岸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程度增大 |
| 8.1.2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合力在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形态与模式演变中具有阶段性、复合性特征 |
| 8.1.3 创新经济趋势下的湾区空间模式和两脊三湾链空间结构 |
| 8.2 论文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8.2.1 论文的创新 |
| 8.2.2 存在的不足 |
| 8.3 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城市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论文创新点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4.1 城市化 |
| 1.4.2 大都市区(都市圈) |
| 1.4.3 城市群 |
| 1.4.4 城市化区域 |
| 1.4.5 城市化区域与相近概念区分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城市化的相关研究 |
| 2.1.2 城市化形态相关研究 |
| 2.1.3 城市规模的相关研究 |
| 2.1.4 城市空间的相关研究 |
| 2.1.5 研究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化发展理论 |
| 2.2.2 城市规模理论 |
| 2.2.3 城市空间理论 |
| 2.2.4 城市区位理论 |
| 2.2.5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3 城市化区域形成与演化分析 |
| 3.1 城市产生及发展 |
| 3.1.1 城市的产生 |
| 3.1.2 城市的发展 |
| 3.2 城市化产生及发展分析 |
| 3.2.1 城市化的产生 |
| 3.2.2 城市化的发展 |
| 3.3 城市化区域形成及运行机制分析 |
| 3.3.1 城市化区域形成原因 |
| 3.3.2 城市化区域运行机制 |
| 3.3.3 城市化区域发展规律 |
| 3.3.4 城市化区域功能 |
| 3.4 城市化区域的演化 |
| 3.4.1 城市化区域的经济增长 |
| 3.4.2 城市化区域的空间演化 |
| 3.5 我国城市化区域形成中的问题分析 |
| 4 我国城市化区域形成的实例分析—以京津冀城市化区域为例 |
| 4.1 京津冀城市化区域成因分析 |
| 4.1.1 资源禀赋 |
| 4.1.2 工业化发展 |
| 4.1.3 信息科技创新 |
| 4.1.4 城市化扩散 |
| 4.1.5 空间有限性 |
| 4.2 京津冀城市化区域形成的实证分析 |
| 5 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分析 |
| 5.1 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模型 |
| 5.1.1 城市化区域投入要素 |
| 5.1.2 城市化区域产出要素 |
| 5.1.3 城市化区域规模效益理论模型 |
| 5.2 区域核心城市经济规模效益理论 |
| 5.3 城市化区域适度经济规模模型 |
| 5.4 我国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现状分析 |
| 5.4.1 我国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发展现状 |
| 5.4.2 我国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实证分析 |
| 5.4.3 我国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存在的问题 |
| 5.5 我国城市化区域经济规模策略选择 |
| 5.5.1 提高城市空间人口承载力 |
| 5.5.2 提升城市空间集聚水平 |
| 5.5.3 测量城市经济规模适度点 |
| 5.5.4 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
| 6 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分析 |
| 6.1 中心城市结构均衡分析 |
| 6.1.1 “城”均衡态 |
| 6.1.2 “市”均衡态 |
| 6.1.3 “城”与“市”均衡态 |
| 6.2 城市化区域的规模结构分析 |
| 6.3 城市化区域的公共基础设施分析 |
| 6.4 城市化区域产业结构协调分析 |
| 6.4.1 城市化区域产业链分析 |
| 6.4.2 城市化区域产业梯度分析 |
| 6.4.3 城市化区域产业集群分析 |
| 6.5 我国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现状分析 |
| 6.5.1 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发展现状 |
| 6.5.2 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实证分析 |
| 6.5.3 我国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存在的问题 |
| 6.6 我国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均衡发展策略 |
| 7 城市化区域发展战略及政策选择 |
| 7.1 新时代我国城市化区域的战略内核 |
| 7.1.1 城市化区域物质空间结构战略 |
| 7.1.2 城市化区域社会空间结构战略 |
| 7.1.3 城市化区域首位城市战略 |
| 7.1.4 城市化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 |
| 7.2 推进城市化区域发展的政策选择 |
| 7.2.1 城市化区域的土地利用政策 |
| 7.2.2 城市化区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 |
| 7.2.3 城市化区域的公共环境政策 |
| 7.2.4 城市化区域的中心城市发展政策 |
| 7.2.5 城市化区域的产业发展政策 |
| 7.2.6 城市化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 |
| 7.2.7 城市化区域的合作机制政策 |
| 8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在读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3 对已有文献的思考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主要内容 |
| 1.5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与产业集聚 |
| 2.1.2 城市、城市化与城市规模演进 |
| 2.1.3 空间异质性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产业集聚的基础理论 |
| 2.2.2 城市规模演进的基础理论 |
| 2.2.3 关于空间异质性的探讨 |
| 第3章 产业集聚视角下的城市规模演进历程 |
| 3.1 世界主要国家的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演进 |
| 3.1.1 世界各国产业集聚与城市形成发展的历程回顾 |
| 3.1.2 世界城市规模演进的未来趋势 |
| 3.2 中国的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演进 |
| 3.2.1 中国的产业与城市发展概况 |
| 3.2.2 产业集聚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 3.2.3 产业集聚视角下中国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变 |
| 第4章 产业集聚推动城市规模演进的机理分析 |
| 4.1 产业集聚影响城市规模演进的因素分析 |
| 4.1.1 空间因素 |
| 4.1.2 产业因素 |
| 4.1.3 制度因素 |
| 4.1.4 环境因素 |
| 4.2 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与拥挤效应 |
| 4.2.1 产业集聚的外部性 |
| 4.2.2 城市集聚经济：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 |
| 4.2.3 城市集聚不经济：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 |
| 4.3 城市规模演进的路径分析 |
| 4.3.1 城市规模的测度 |
| 4.3.2 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确定城市合理规模的一般均衡模型 |
| 4.3.3 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城市规模演进分析 |
| 第5章 空间异质性前提下产业集聚影响城市规模演进的实证检验与案例分析 |
| 5.1 空间异质性与多层次作用机制 |
| 5.1.1 空间异质性的细化 |
| 5.1.2 多层次作用机制及其原理 |
| 5.2 两阶层线性回归模型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2.3 产业集聚指标测度 |
| 5.2.4 实证结果 |
| 5.3 基于实证结果与案例分析的产业集聚溢出效应与拥挤效应.. |
| 5.3.1 以制造业部门为主导的城市集聚经济效应分析 |
| 5.3.2 以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为主导的城市集聚经济效应分析 |
| 第6章 基于产业集聚的城市规模与产出效益探讨 |
| 6.1 考虑产业集聚溢出效应与拥挤效应的城市产出效益测定 |
| 6.2 中国城市产出效益与合理规模的测算：来自地级市层面的实证分析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中国城市规模的现实发展 |
| 6.3.1 关于城市规模的争论 |
| 6.3.2 城市发展实际与合理规模的比较 |
| 6.3.3 中国城市规模演进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 7.2 城市规模演进路径的政策启示 |
| 7.2.1 以技术创新为主导加强城市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 |
| 7.2.2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 |
| 7.2.3 依靠超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城镇发展与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城市化 |
| 1.1.2 气候变化、水环境问题 |
| 1.1.3 三角洲大都市区域面临的共同挑战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名词定义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与方法论 |
| 2.1 中国与西方相关理论 |
| 2.1.1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相关理论 |
| 2.1.2 西方城市形态学相关理论 |
| 2.2 研究综述 |
| 2.3 理论框架构建 |
| 2.4 研究框架构建 |
| 2.5 研究方法 |
| 2.5.1 总体研究方法 |
| 2.5.2 具体研究方法 |
| 2.6 研究思路 |
| 2.7 研究路线 |
| 第三章 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城镇发展 |
| 3.1 生成——早期聚落与城市的点状分布 |
| 3.1.1 早期自然地理与聚落发展(-公元前21世纪) |
| 3.1.2 城市的形成(-200BC) |
| 3.2 转折——运河两岸城市与产业的线性集聚 |
| 3.2.1 运河-城镇体系初步形成(250BC–600AD)——以运河为轴线的城市体系初步形成 |
| 3.2.2 以太湖、长江、大运河为圈层和轴线的城市体系(550AD-950AD) |
| 3.3 定型——水系导向城乡聚落的网络格局 |
| 3.3.1 “水城市-水城镇-水乡村”初步形成(900AD-1400AD) |
| 3.3.2 城镇发展的多样化(1350AD-1850AD) |
| 3.3.3 民族工业与铁路的兴起(1850AD-1950AD)—交通方式的转变带来城市格局的变化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城市生成与发展机制 |
| 4.1 自然地理决定的城镇化模式 |
| 4.1.1 高密度水环境条件下的聚落、城址与水:岛状结构 |
| 4.1.2 城市与水:不同水环境促生的城市类型 |
| 4.1.3 城市群与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符合地方环境的城市集群模式—“轴”与“网”的叠加 |
| 4.1.4 高密度水网影响下的城市层级模式:城-镇-村一体化发展 |
| 4.2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特征总结 |
| 4.2.1 城镇发展与水系关联性特征 |
| 4.2.2 整体呈现均质化、高密度、多中心、多层级的发展特征 |
| 4.2.3 城镇发展与经济关联性特征 |
| 4.2.4 流域促成的产业带与国家粮仓 |
| 4.2.5 历史文化名城集群 |
| 4.2.6 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叠加性 |
| 4.2.7 区域中心从内陆向沿海发展 |
| 4.2.8 水网中衍生的江南文化 |
| 4.3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城市管理)分析 |
| 4.3.1 影响因素 |
| 4.3.2 城市行为的主导者(城市主体) |
| 4.3.3 制度——城市职能与城市管理 |
| 4.3.4 城市管理总结 |
| 4.4 江南地区特征的城市发展规律 |
| 4.4.1 历史演进中的城市形态与城市管理总结 |
| 4.4.2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 |
| 第五章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比较研究 |
| 5.1 欧洲三角洲自然环境 |
| 5.2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比较分析 |
| 5.2.1 比较一:城址与水系关系 |
| 5.2.2 比较二:历史叠加性与城镇群核心演变 |
| 5.2.3 比较三:不同水环境决定的经济模式的不同 |
| 5.2.4 比较四:不同水文化影响下所带来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变化 |
| 5.2.5 比较五:城市形式与城市要素 |
| 5.2.6 比较六: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 |
| 5.2.7 比较七:城市主体(城市行为的主导者) |
| 5.2.8 比较八:制度规则 |
| 5.3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异同性总结 |
| 5.3.1 历史演进中的欧洲三角洲城市形态与城市管理总结 |
| 5.3.2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异同性总结 |
| 5.4 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 |
| 第六章 三角洲城市可持续性发展建议与思考 |
| 6.1 发展经验总结 |
| 6.1.1 区域层面的发展经验 |
| 6.1.2 历史城市的复兴:历史作为资源促进城市生长 |
| 6.1.3 滨水区经验:注重文化与环境相融合 |
| 6.2 三角洲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模式 |
| 6.2.1 历史演进所形成的规律与经验中提出未来发展建议: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 |
| 6.2.2 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提出可持续的滨水城市发展框架 |
| 6.3 论文创新点与未来展望 |
| 6.3.1 论文的创新点 |
| 6.3.2 思考与未来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名目录 |
| 图表目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10）经济要素流动视角下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研究基础与理论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待完善的研究领域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经济要素流动视角下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理论建构 |
| 2.1 经济要素及其流动性 |
| 2.1.1 经济要素的分类 |
| 2.1.2 经济要素流动的新经济地理学阐述 |
| 2.2 区域层面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 |
| 2.2.1 高铁对区域经济要素流动的作用 |
| 2.2.2 区域经济要素流动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2.3 城市层面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 |
| 2.3.1 高铁对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2.3.2 经济要素流动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2.4 站点层面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 |
| 2.4.1 站点地区经济要素集聚模式 |
| 2.4.2 高铁站点地区资本分布与空间结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二部分 国外案例研究 |
| 第三章 法国TGV对东南线高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3.1 引言 |
| 3.2 泛欧高铁网络建设 |
| 3.2.1 泛欧高铁网络建设的背景 |
| 3.2.2 泛欧高铁网建设的过程 |
| 3.3 法国高铁网络建设历程 |
| 3.3.1 1981年：第一条TGV线路——TGV东南线建立 |
| 3.3.2 1989年：第二条高速线路——TGV大西洋线建立 |
| 3.3.3 1990年:高铁网络建设总体规划的开展 |
| 3.3.4 1995年:高铁网络建设的危机与复兴 |
| 3.4 高铁对区域内不同城市的经济要素流动的差异化影响 |
| 3.4.1 TGV东南线高铁走廊简介 |
| 3.4.2 高铁走廊客流量的增长 |
| 3.4.3 设站城市的经济要素流动 |
| 3.4.4 未设站城市的经济要素流动 |
| 3.5 高铁对不同区域的经济要素流动的差异化影响 |
| 3.5.1 东京—大阪(东海道)新干线高铁走廊 |
| 3.5.2 科隆—法兰克福ICE高铁走廊 |
| 3.5.3 三大高铁走廊对比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法国TGV东南线对里昂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里昂简介 |
| 4.2.1 地理环境 |
| 4.2.2 城市发展历程 |
| 4.2.3 空间演变历程 |
| 4.2.4 联运交通网络 |
| 4.3 TGV东南线在里昂经济要素流动中的作用 |
| 4.3.1 吸引城市外部经济要素流入的重要引擎 |
| 4.3.2 推动城市内部资本位移的催化剂 |
| 4.4 经济要素流动引发里昂产业结构的调整 |
| 4.4.1 传统工业的重组 |
| 4.4.2 第三产业的兴起 |
| 4.5 产业结构调整对里昂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4.5.1 用地规模与强度的变化 |
| 4.5.2 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的变化 |
| 4.6 案例比较:高铁与城市空间重组——以阿姆斯特丹为例 |
| 4.6.1 高铁建设及站点相关概况 |
| 4.6.2 新老站点间经济要素的博弈 |
| 4.6.3 结果:多中心结构的形成 |
| 4.6.4 小结:政府政策的影响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法国TGV东南线对里昂帕拉迪站点地区空间结构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里昂三大高铁站点基本概况 |
| 5.2.1 贝拉舒(Perrache)站 |
| 5.2.2 萨托拉斯(Satolas)站 |
| 5.2.3 帕拉迪(Part-Dieu)站 |
| 5.3 Part-Dieu地区的节点功能、场所功能与经济要素集聚模式 |
| 5.3.1 Part-Dieu站点地区节点功能的提升 |
| 5.3.2 Part-Dieu站点地区场所功能的提升 |
| 5.3.3 Part-Dieu地区经济要素集聚模式 |
| 5.4 Part-Dieu站点地区的空间结构 |
| 5.4.1 站点地区总体结构 |
| 5.4.2 核心区总体结构 |
| 5.5 案例比较——日本京都站 |
| 5.5.1 基本概况 |
| 5.5.2 开发模式 |
| 5.5.3 场所营造 |
| 5.6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国内实证研究 |
| 第六章 高铁对沪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6.1 沪宁走廊高铁建设历程及发展概况 |
| 6.1.1 沪宁走廊高铁建设历程 |
| 6.1.2 沪宁走廊发展概况 |
| 6.2 高铁对沪宁走廊可达性的影响 |
| 6.2.1 可达性相关理论 |
| 6.2.2 沪宁走廊可达性提升 |
| 6.2.3 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区位优势潜力演变 |
| 6.3 沪宁高铁沿线城市客流流动特征 |
| 6.4 高铁对沪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6.4.1 沪宁走廊货币资本流动程度的增强 |
| 6.4.2 沪宁走廊劳动力流动频次的增加 |
| 6.5 沪宁走廊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 |
| 6.5.1 产业转移 |
| 6.5.2 产业结构调整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高铁对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7.1 南京高铁概况 |
| 7.1.1 南京及其交通区位 |
| 7.1.2 南京高铁建设历程 |
| 7.2 高铁对南京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7.2.1 高铁开通后南京枢纽地位的提升 |
| 7.2.2 城市外部经济要素的流入 |
| 7.2.3 城市土地租金的提升 |
| 7.2.4 城市内部资本的位移 |
| 7.3 高铁对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7.3.1 高铁促进城市用地规模增加 |
| 7.3.2 高铁驱动城市用地强度提升 |
| 7.3.3 高铁利于城市用地结构优化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高铁对南京南站地区空间结构的影响 |
| 8.1 南京南站概况 |
| 8.2 南京南站地区客流特征及节点—场所价值 |
| 8.2.1 南京南站地区的客流特征 |
| 8.2.2 南京南站地区的节点价值 |
| 8.2.3 南京南站地区的场所价值 |
| 8.3 客流需求导向的站区资本分布及用地布局 |
| 8.3.1 交通功能空间布局 |
| 8.3.2 商业功能空间布局 |
| 8.3.3 商务功能空间布局 |
| 8.3.4 居住功能空间布局 |
| 8.4 南京南站地区开发模式及空间结构 |
| 8.4.1 南京南站地区开发模式 |
| 8.4.2 南京南站地区空间结构 |
| 8.5 本章小结 |
| 第四部分 研究启示与结论 |
| 第九章 国内外对比研究与启示 |
| 9.1 区域层面:沪宁走廊与世界其他高铁走廊对比及启示 |
| 9.1.1 完善区域交通网络建设 |
| 9.1.2 丰富高铁运行方式 |
| 9.1.3 建立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 |
| 9.2 城市层面:南京与里昂高铁城市建设对比及启示 |
| 9.2.1 协调不同站点开发策略 |
| 9.2.2 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
| 9.2.3 推动城市土地功能置换 |
| 9.3 站点层面:南京南站和帕拉迪站对比及启示 |
| 9.3.1 留住场所经济要素防止节点-场所失衡发展 |
| 9.3.2 根据客流分布特征合理进行用地布局 |
| 9.3.3 因地制宜选取开发模式引导圈层空间结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语与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 |
| 10.1.1 基本结论 |
| 10.1.2 研究创新点 |
| 10.2 研究后续讨论 |
| 10.2.1 本研究的不足 |
| 10.2.2 后续思考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城市化推动城市群兴起（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研究[D]. 高静. 湖北大学, 2021(01)
- [2]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D]. 陈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D]. 万宁娜.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4]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机制与优化 ——以中国东北三省为例[D]. 田俊峰. 吉林大学, 2020(08)
- [5]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D]. 彭雄亮. 华南理工大学, 2020
- [6]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7]城市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研究[D]. 姜义颖.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8]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演进研究[D]. 王媛玉. 吉林大学, 2019(10)
- [9]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城镇发展与变迁[D]. 汪艳. 东南大学, 2019(01)
- [10]经济要素流动视角下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D]. 郑国. 东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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