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新一年产业政策重点（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兰美娜[2]（2021）在《中部六省科技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的耦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步伐不断加快,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各级政府颁布的科技创新政策层出不穷,以期能够科学指引各项创新活动与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分配,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的进步。科技创新政策和区域创新绩效作为区域发展的两个重要子系统,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关影响、匹配协调的动态耦合机理。因此,对科技创新政策系统与区域创新绩效系统开展耦合研究,能够为科技创新政策效能的发挥以及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理论指导和应用参考。本文按照“发现问题-理论解析-实证分析-解决问题”的逻辑主线,以科技创新理论、耦合理论、协调理论、制度创新理论和灰色系统理论为基础,科学量化科技创新政策文本、合理构建区域创新绩效评价体系,借助熵权法、耦合模型和灰色关联法等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中部六省科技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以及其影响因素。一是厘清了科技创新政策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耦合机理。二者之间是政策制定主体、创新主体等相互作用、动态协同的过程。政策制定主体通过政策工具对区域创新主体产生激励刺激,接着区域创新主体在内外部综合刺激形成创新意愿,然后运用自身科技资源,进行创新产出,最后政策制定主体依据区域创新绩效进行政策的调整、修正及改进。二是建立了科技创新政策的量化标准,同时构建了区域创新绩效的评价指标。科技创新政策量化标准采用0-5分打分法,通过多次的试打分调整而成,科学的量化标准是准确测量科技创新政策效度的基础,然后,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构建了区域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以衡量科技创新的绩效系统。三是分析了科技创新政策与区域创新绩效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利用耦合模型和灰色分析法,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部六省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属于濒临失调等级,且科技创新政策系统和区域创新绩效系统同步受损,但区域创新绩效系统的发展更为滞后;其次,分区域而言,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为湖南省和湖北省:勉强协调发展型;第二层级为安徽省和河南省:勉强协调衰退型;第三层级为山西省和江西省:濒临失调衰退型。之后,对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因素进行了关联度分析,得出影响程度排名为:人力资本>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企业创新>政府扶持,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是影响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经济水平是基本保障。最后,就中部六省科技创新政策系统与区域创新绩效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一是提升科技创新政策内部的协调性与外部的实效性;二是优化科研人才投入机制,即营造吸引R&D人才的环境和完善科技创新人才政策;三是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区域的经济水平;四是合理优化产业布局,鼓励发展第三产业;五是调整政府财政支出,提高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撑性。
李佳[3]（2021）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能源供需版图深刻变革,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性的着力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产业链上还存在低端化的“卡脖子”“掉链子”现状,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理应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税收既是政府在供给侧提供的公共政策产品,也是产业政策的有效工具,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政策支柱。“十三五”时期,税收在“三去一降一补”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重大税收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国地税机构合并的税务组织机构改革也配套跟进,税收总量负担和税收遵从成本双向降低,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凸显。实践证明,税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需求,充分利用税制优化来助力供给侧改革,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把税制纳入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或公共经济政策结构性改革的视阈,分析税制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税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总量指标、结构指标、区域税收竞争等视角进行实证检验,多维度分析税制设计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效应。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显示,税收的总量负担、分产业负担、劳动力资本要素负担,消费和投资的税收结构比列、所得税和商品税的税收结构比例,地方税收竞争程度等都对产业结构具有显着的抑制或者促进作用。今后和未来一段时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仍将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据此建议,在未来的税制优化过程中,继续把“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政策的重要内容;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商品和劳务税比重,不断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现代税收体系;健全地方税体系,给予地方一定范围内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和财政管理权限,在保证地方财政支出的前提下,鼓励地方税收竞争,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税收产业政策的作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针对个别产业、行业,甚至企业集团来制定鼓励或限制性的税收政策,达到调节产业结构的目的和效果,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的主要创新,一是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深入地阐释了税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内在机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视阈。二是鉴于目前国内外关于税收制度和产业结构研究多集中在税收制度的某个领域、某个税种、某项产业税收政策,本文从多角度全面分析税制的产业结构效应,并利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8年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结果检验,对深化相关研究提供较好的研究资料和数据积累。三是多维度分析税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运用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指标来描绘产业结构的状态,并充分考虑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而从税收总量、结构、行业、区域等四个维度,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分析税收制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增强了分析的系统性,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付晓旭[4]（2021）在《电网企业混改业务投资分析及运营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在2015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指出放开发电、售电等属于竞争性环节的价格,管住输电、配电等属于自然垄断环节的价格。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分类推进国企改革、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的明确意见。在电力体制与国企“双重改革”背景下,电网企业需要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模式,促进资本优化配置,提高运营效率,改进国有企业机制。论文以国有电网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业务投资领域选择、投资成效分析和运营优化模式。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1）分析了国企混改指导政策与推进途径。从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层面、电网企业层面三个维度出发,梳理了国有企业混改的相关政策;研究了国企混改分类、分层、各类资本参与的途径,提出了混改的基本流程,旨在为电网企业混改业务投资分析及运营模式研究提供框架。（2）构建了电网企业适合混改业务的经济性评价模型。提出了综合能源服务、竞争性配售电、分布式能源微网、电动汽车充电等混改业务类型;基于SWOT模型,分析了电网企业发展混改的机遇与挑战;构建了电网企业混改业务的经济性评价模型。（3）构建了电网企业微网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分析了光伏选址、电动汽车充电、储能等业务投资可行性;分析了微网全寿命周期成本效益,计算了净现值、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等指标;基于风电光伏等不确定性,引入CVaR方法和鲁棒随机优化理论,构建了微网业务多情景投资运营优化模型。（4）构建了电网企业综合能源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分析了冷热电综合能源市场交易业务模式;构建了冷热电综合能源运营优化模型;选取典型示范工程开展实例分析,分析了电网企业投资综合能源服务业务的盈利情景,以及风电与光伏发电等综合利用效果等。（5）构建了电网企业竞争性配售电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对配售电混改业务经营模式进行梳理;以资产利用率为投资优化目标,建立含分布式电源的增量配电业务投资优化模型;基于博弈分析,构建电网企业售电业务系统动力学分析模型。（6）构建了电网企业不同混改业务组合运营成效排序评价模型。建立了电网企业混改业务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法与序关系分析法给指标集成赋权,构建了组合混改业务的成效排序评价模型。
冯俏彬,张德勇,林江,李华,阮静[5]（2021）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十四五”开局之年做什么？ 怎么做？》文中指出背景材料: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即将完成。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夏冰[6]（2020）在《制度变迁情境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过去十年间,地方平台公司作为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政府竞争和分税制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激发、“投资饥渴”的症状显现,地方平台公司无疑是矛盾缓和与症状缓解的重要制度性设计。地方平台公司充分利用土地和金融资源撬动资金杠杆,以投融资营造城市发展环境,推动地方经济和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但在新的发展周期里,一方面,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对地方平台公司的资源输入管道在逐步撤离,“政府输血”式发展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任务式思维和规模化路径导致地方平台公司债台高筑、企业经营活力不足,“自我造血”发展能力堪忧。企业内外部经营压力并发,这是地方平台公司不可否认的问题。地方平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地方平台公司的成长得益于制度设计,也受制于新的制度安排。自2014年以来,受“供给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债务防化”等系列政策影响,地方平台公司融资功能和融资渠道全面受限,其新一轮发展迎来了“两难”局面。向外看,地方平台公司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投融资功能不会改变,投身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项目的要求持续升级;向内看,地方平台公司的治理结构、业务结构、财务结构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防范风险,谋求支持发展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制度变迁背景下,地方平台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将必然要求其在发展理念上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发展模式上进行负债驱动向质量驱动的转变。当前各界对地方平台公司的大量评价与预判是有失偏颇的。客观地分析地方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价值的形成与变迁,是地方平台公司谋划新一轮发展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带着历史观对政府竞争背景下平台公司如何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进行总结;我们不得不带着未来观对负债约束下平台公司如何深化改革以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进行研判;其中,我们也不得不探讨资源约束和机制约束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地方平台公司发展的作用。这就形成本文希望解答的三大问题。为探讨上述研究问题,本文选择民营经济发达的佛山市顺德区、南海区的平台公司为样本,运用扎根研究的方法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对案例资料的开放式译码—主轴译码—选择性译码确定核心范畴的范式模型,进而构建研究变量,分析研究变量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提出初始假设命题,为构建总体研究框架奠定基础。根据理论分析进一步完善研究框架,并选取78个地级市441家平台公司以及376家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假设,提出了以下有益结论:（1）“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资本市场融资”价值链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结构性设计。政府竞争背景下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负债冲动,这种负债冲动通过土地资源注入让平台公司获得了强大的融资能力,大规模的融资不断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扶持,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2）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效益更好的平台公司拥有更好的资源配置与转化能力,其溢出效应更强。通常,经济效益好的平台公司有更好的业务结构设计、运营管理效率和企业经营活力,它们以更高的质量服务于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同时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3）制度变迁背景下,平台公司是否拥有自生能力,对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挥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前制度变迁带来的直接影响表现为传统的价值链逻辑被打破,原有资源输入管道被撤离,这对平台公司通过债权融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产生了抑制效应;相反,形成良性经营循环的平台公司受制度变迁的影响不大,它们能够通过内生动力反哺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可持续的路径。（4）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平台公司发展的作用受到制度变迁和区域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一方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在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有利于提高混改主体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资本优势与非国有资本的灵活市场机制,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诉求,形成相互制衡与互赢共利的载体;同时,本文也发现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需要通过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为地方平台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刘伟岩[7]（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马芳[8]（2020）在《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文中指出东北振兴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以来,东北振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东北经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然不尽人意。2016年10月18日,国务院召开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会,明确提出了组织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关省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对口合作实施至今已三年,两地对口合作政策执行情况如何、制定了哪些实施细则、各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哪些进展、两地对口合作对推动东北振兴效果如何、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发展带来了哪些经济效应、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对口合作的进展、如何更好地推进两地经济协同发展特别是东北振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对此开展研究,研究对全面评估对口合作政策、促进东北振兴和东部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政策实施时间较短,涉及的地域、层级、领域很广,目前对两地对口合作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仅在东北振兴或在对口帮扶的基础上对对口合作进行了定性分析。与其他研究不同,本文是在对两地大量的实地调研及向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咨询、深度访谈、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实地调研与深入访谈相结合等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了以合作现状总览、合作效应实证、制约因素分析为主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研究内容:解读东北和东部地区的对口合作政策,系统梳理对口合作政策实施以来东北地区主要领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领域对对口合作在两地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农副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和信息产业作为代表进一步实证分析对口合作对东北经济的促进作用。从对口合作的视角分析了东北振兴的制约因素。对两地如何进一步落实中央提出的对口合作政策,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口合作进而推进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1.到2020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已基本完成预定目标。即形成了常态化的合作机制、构建了多产业合作平台、建立健全了合作相关政策,并形成了有效的保障措施。2.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显着。东北地区在对口合作后经济总量增长趋势明显。对口合作明显促进了东北地区的机制体制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对口合作对推动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果不明显,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很大促进作用。对口合作使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得到了显着改善。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科技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科技产出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有显着的促进作用。3.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经济拉动效应不显着。东部地区的机制体制改革也未因对口合作而出现明显的进步,其中,国企改革的效果对机制体制改革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效果显着,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效果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的科技产出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作用显着,但对科技投入促进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通过三个重点合作领域的实证分析说明对口合作对东北振兴的促进作用。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农副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明显,这说明对口合作是一项有利于促进东北振兴的政策。5.从对口合作视角分析制约东北振兴的主要因素:两地经济基础及合作效应的差异导致东部地区合作意愿不强。机制体制方面,对口合作的实施在东北基层政府受到阻碍。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仍有待改善,某些行业中仍存在着以利益输送为基础的“隐性限制”,招标内定、企业垄断、隐性门槛等状况仍然存在。东北国企运营管理能力薄弱,在企业转型升级方面,东北地区制造业存在内部结构矛盾;农业合作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面临问题;东北本地的金融业表现整体疲软,削弱了两地对口合作的效果。在科技创新方面,东北地区创新性研究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人才存在结构性问题;人才就业观念有待转变;东北科技成果本地转化能力弱。在平台建设及其他方面,东北特色小镇建设遭遇瓶颈;合作中两地间信息数据互通不畅;产业园区功能存在竞争冲突。东部地区对东北地区人才“虹吸效应”明显。6.促进对口合作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增强两地干部交流、转变思想意识,制定对口合作PPP项目规范,提升东北国企混改质量,大力促进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加快两地对口合作产业升级转型方面:激励两地企业“走出去”、“请进来”,政策扶持两地非公经济融资,以乡村振兴新型农业经营发展,加强两地开展文化旅游合作,以两地制造业为基础与“互联网+”相结合。推进科技创新与人才发展方面:健全两地人才培育与流动机制,调动两地校企合作积极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两地合作自主研发能力,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加强两地合作平台建设方面:搭建平台载体,促进两地进一步合作交流,补齐两地农村、农业对口合作平台建设短板。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1.从对口合作视角系统梳理了东北振兴所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对东北振兴问题的研究文献浩如星河,但是全面而系统的阐述东北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却不多,本研究填补了这一项空白,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参考材料。2.对区域经济理论的有益补充。中国区域间对口合作大都是发达地区以帮扶为主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形式,很少有学者对此种区域合作进行过系统研究。尽管现阶段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尚不是落后地区,本文对新时代下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开创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研究新领域,丰富了区域经济理论。3.建立区域对口合作分析框架。本文以体制和机制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流动、平台建设等四个方面作为对口合作分析框架,研究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现状、经济效应、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抓住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以及东北振兴的关键。4.构建效应分析计量模型。本文通过构建效应分析计量模型,将两地对口合作前后对比及东北地区在三个重点领域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分别对东北振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在体制机制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流动、平台建设及农业、汽车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方面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对两地经济发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结论。
邵冰[9]（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张晨瑶[10]（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指出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二、我国新一年产业政策重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新一年产业政策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部六省科技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的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科技创新政策研究 |
| 1.2.2 科技创新政策绩效研究 |
| 1.2.3 科技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创新概念界定 |
| 2.1.2 科技创新政策概念界定 |
| 2.1.3 科技创新政策绩效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科技创新理论 |
| 2.2.2 耦合协调理论 |
| 2.2.3 制度创新理论 |
| 2.2.4 灰色系统理论 |
| 2.2.5 “钻石模型”理论 |
| 2.3 科技创新政策与区域创新的耦合机理 |
| 3 科技创新政策的测量及创新绩效指标的构建 |
| 3.1 科技创新政策测量 |
| 3.1.1 政策的选取与收集 |
| 3.1.2 政策的量化 |
| 3.2 创新绩效指标构建 |
| 3.2.1 构建原则 |
| 3.2.2 指标选取 |
| 4 中部六省科技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耦合协调度的实证分析 |
| 4.1 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
| 4.1.1 功效函数的建立 |
| 4.1.2 权重计算 |
| 4.1.3 耦合协调关系模型 |
| 4.2 中部六省科技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
| 4.2.1 数据的收集 |
| 4.2.2 耦合协调评价 |
| 5 中部六省科技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中部六省科技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 |
| 5.1.1 需求条件—社会经济水平 |
| 5.1.2 相关和支持性产业表现—产业结构 |
| 5.1.3 生产要素 |
| 5.1.4 公司战略结构及同行业竞争—企业创新 |
| 5.1.5 政府要素 |
| 5.2 中部六省科技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灰色关联度模型 |
| 5.2.2 灰色关联分析 |
| 6 研究结论与对策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提升科技创新政策内部的协调性与外部的实效性 |
| 6.2.2 优化科研人才投入机制 |
| 6.2.3 调整经济结构,保障区域经济发展 |
| 6.2.4 合理优化产业布局,鼓励发展第三产业 |
| 6.2.5 调整政府财政支出,提高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撑性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及内容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内容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及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税制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1.1 税收职能定位的研究 |
| 2.1.2 税制选择的理论研究 |
| 2.1.3 关于税制优化的经济学研究 |
| 2.2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2.1 相关概念界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研究 |
| 2.2.3 产业结构的评价标准研究 |
| 2.2.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方法研究 |
| 2.3 关于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2.3.2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 2.3.3 产业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分析 |
| 3.1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依据 |
| 3.1.1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视域下的税收 |
| 3.1.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 3.1.3 产业政策有效性理论 |
| 3.2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2.1 产量效应 |
| 3.2.2 替代效应 |
| 3.3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调整途径 |
| 3.3.1 税制在供给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3.3.2 税制在需求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税制和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 |
| 4.1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1949-1978 年) |
| 4.1.1 产业结构从恢复到失衡 |
| 4.1.2 税制从简化到再简化 |
| 4.1.3 税制与产业结构的配合 |
| 4.2 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前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1979-2011 年) |
| 4.2.1 产业结构渐趋合理 |
| 4.2.2 市场经济税制体系日渐完善 |
| 4.2.3 税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4.3 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2012-2019 年) |
| 4.3.1 产业结构优化趋势明显 |
| 4.3.2 现代税制体系日臻完善 |
| 4.3.3 税制与产业结构现状及问题 |
| 第5章 税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说明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回归结果 |
| 5.3.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5.3.2 税制结构比例与产业结构分析 |
| 5.3.3 税收激励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税收负担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 5.4.2 税制结构比例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 5.4.3 税收激励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 5.5 实证结论 |
| 5.5.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抑制作用 |
| 5.5.2 提升直接税比重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5.5.3 税收创新激励显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6章 税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
| 6.1 持续推进减税降费降成本 |
| 6.1.1 统筹减税降费的多元衍生效应 |
| 6.1.2 强化减税降费的宏观引导效应 |
| 6.1.3 畅通减税降费的间接传导机制 |
| 6.2 不断优化税制结构促升级 |
| 6.2.1 持续深化增值税税制改革 |
| 6.2.2 持续优化消费税制度调控职能 |
| 6.2.3 强化提升所得税制度竞争力 |
| 6.3 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税收竞争 |
| 6.3.1 完善地方财政管理权限 |
| 6.3.2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 6.3.3 赋予地方限度内税收立法权 |
| 6.4 逐步调整完善产业税收政策 |
| 6.4.1 配合产业组织政策的税制优化 |
| 6.4.2 促进科技创新的税制优化 |
| 6.4.3 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税制优化 |
| 6.4.4 推动“一带一路”的税收合作 |
| 附录 我国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汇总表(1994至2020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电网企业混改业务投资分析及运营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现状 |
| 1.2.2 混改业务经济性评估研究现状 |
| 1.2.3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研究现状 |
| 1.2.4 电网企业业务投资分析研究现状 |
| 1.2.5 电网企业新型业务运营模式研究现状 |
| 1.2.6 电网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 |
| 1.3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3.1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国企混改指导政策与推进途径分析 |
| 2.1 国企混改指导政策 |
| 2.1.1 国家层面混改指导政策 |
| 2.1.2 地方政府层面混改指导政策 |
| 2.1.3 电力公司层面混改政策与协议 |
| 2.2 国企混改推进途径分析 |
| 2.2.1 国企混改分类推进途径 |
| 2.2.2 国企混改分层推进途径 |
| 2.2.3 国企混改多类资本参与途径 |
| 2.3 央企混改基本流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类型及经济性分析模型 |
| 3.1 引言 |
| 3.2 电网企业适合混改的业务类型分析 |
| 3.2.1 国家电网公司混改业务类型 |
| 3.2.2 综合能源服务业务 |
| 3.2.3 竞争性配售电业务 |
| 3.2.4 分布式能源微网业务 |
| 3.2.5 电动汽车充电业务 |
| 3.3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SWOT分析模型 |
| 3.3.1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优势分析 |
| 3.3.2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劣势分析 |
| 3.3.3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机会分析 |
| 3.3.4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威胁分析 |
| 3.3.5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SWOT综合分析 |
| 3.4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经济性分析 |
| 3.4.1 经济性分析模型 |
| 3.4.2 分布式能源微网业务经济性分析 |
| 3.4.3 电动汽车充电业务经济型分析 |
| 3.4.4 综合能源业务经济性分析 |
| 3.4.5 竞争性配售电业务经济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电网企业微网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 |
| 4.1 引言 |
| 4.2 分布式能源微网混改业务运营模式分类 |
| 4.3 分布式能源微网混改业务主体及其运营分析模型 |
| 4.3.1 能源生产商及其运营分析模型 |
| 4.3.2 能源转换商及其运营分析模型 |
| 4.3.3 能源存储商及其运营分析模型 |
| 4.3.4 能源消费者及其运营分析模型 |
| 4.4 分布式能源微网混改业务投资分析 |
| 4.4.1 光伏业务投资分析 |
| 4.4.2 储能业务投资分析 |
| 4.5 微网混改业务运营模式与收益分析模型 |
| 4.5.1 微网混改业务运营模式 |
| 4.5.2 微网混改业务效益分析模型 |
| 4.6 微网混改业务多情景运营优化模型 |
| 4.6.1 微网业务运营优化模型 |
| 4.6.2 微网业务运营典型情景设置 |
| 4.6.3 微网不同典型情景日内运营优化结果 |
| 4.6.4 微网不同典型情景全寿命周期运营优化结果 |
| 4.7 随机不确定因素下微网业务多主体运营优化模型 |
| 4.7.1 微网混改业务多投资主体运营约束 |
| 4.7.2 微网混改业务多投资主体运营优化模型 |
| 4.7.3 随机不确定性因素下多主体投资业务优化模型 |
| 4.7.4 算例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电网企业综合能源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 |
| 5.1 引言 |
| 5.2 综合能源混改业务模式分析 |
| 5.2.1 冷热电综合能源业务模式 |
| 5.2.2 购售电一体化业务模式 |
| 5.2.3 冷热电联供差价套利业务模式 |
| 5.3 冷热电气综合能源优化模型 |
| 5.3.1 冷热电气能源出力模型 |
| 5.3.2 冷热电气能源运营优化模型 |
| 5.3.3 基础数据 |
| 5.3.4 优化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电网企业竞争性配售电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 |
| 6.1 引言 |
| 6.2 竞争性配售电业务混改方式分析 |
| 6.2.1 增量配电业务混改方式 |
| 6.2.2 竞争性售电业务混改方式 |
| 6.3 竞争性配售电混改业务运营模式分析 |
| 6.3.1 增量配电业务运营模式分析 |
| 6.3.2 竞争性售电业务运营模式分析 |
| 6.3.3 算例分析 |
| 6.4 竞争性配售电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 |
| 6.4.1 增量配电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 |
| 6.4.2 竞争性售电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 |
| 6.4.3 算例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电网企业不同混改业务运营成效排序评价模型 |
| 7.1 引言 |
| 7.2 电网企业不同混改业务的条件/环境分析 |
| 7.2.1 分布式能源微网业务 |
| 7.2.2 综合能源服务业务 |
| 7.2.3 竞争性配售电业务 |
| 7.3 电网企业不同混改业务运营模式分析 |
| 7.3.1 分布式能源微网业务运营模式 |
| 7.3.2 综合能源服务业务运营模式 |
| 7.3.3 竞争性配售电业务运营模式 |
| 7.4 电网企业不同混改业务运营成效排序评价模型 |
| 7.4.1 运营成效评价指标体系 |
| 7.4.2 指标赋权模型 |
| 7.4.3 理想物元可拓评价模型 |
| 7.4.4 实例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成果和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十四五”开局之年做什么？ 怎么做？（论文提纲范文）
| 开好局，起好步：经济工作会议看点多 |
| 精准把握时效度，宏观政策更可持续 |
| 新发展格局下经济与财政的“有为之治” |
（6）制度变迁情境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设计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
| 2.2 地方政府平台公司 |
| 2.3 制度变迁理论 |
| 2.4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5 文献述评 |
| 第3章 案例研究 |
| 3.1 研究目的 |
| 3.2 研究设计 |
| 3.3 研究变量构建 |
| 3.4 初始假设命题的提出 |
| 3.5 总体研究框架 |
| 第4章 平台公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
| 4.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 4.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分析 |
| 4.4 结论与讨论 |
| 第5章 制度变迁在平台公司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调节作用 |
| 5.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 5.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分析 |
| 5.4 结论与讨论 |
| 第6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平台公司经济效益的影响 |
| 6.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分析 |
| 6.4 结论与讨论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理论贡献 |
| 7.3 实践启示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调研资料汇总 |
| 附录二 调研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访谈情况统计 |
| 附录四 样本城市及所在省份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1.3 主要创新点和尚待改进之处 |
| 1.3.1 主要创新点 |
| 1.3.2 尚待改进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1 对口援助的理论发展 |
| 2.1.2 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的理论发展 |
| 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2.2.1 对口援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2.2 对口合作相关研究 |
| 2.2.3 东北振兴相关研究 |
| 第3章 东北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成效分析 |
| 3.1 对口合作实施总方案 |
| 3.1.1 对口合作实施方案解读 |
| 3.1.2 分省对口合作实施方案 |
| 3.2 体制、机制改革与合作模式创新成效分析 |
| 3.2.1 东北地区机制体制改革成效 |
| 3.2.2 对口合作发展模式创新 |
| 3.3 两地区产业协同发展、转型成效分析 |
| 3.4 对口合作区域科技创新成效分析 |
| 3.5 对口合作平台建设成效分析 |
| 3.6 其他领域合作成效分析 |
| 小结 |
| 第4章 对口合作对东北振兴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 4.1 对口合作推动东北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1.1 实证分析方法和模型选择 |
| 4.1.2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1.3 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2 东北振兴的体制机制创新效应分析 |
| 4.2.1 体质机制创新的路径分析 |
| 4.2.2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4.2.3 体质机制创新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3 东北地区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应分析 |
| 4.3.1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3.2 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 东北振兴的科技创新效应分析 |
| 4.4.1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4.2 科技创新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5 东北与东部地区互联、互通效应分析 |
| 4.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5.2 地区间互联、互通效应分析的实证结果分析 |
| 小结 |
| 第5章 对口合作给东部地区带来的经济效应分析 |
| 5.1 对口合作拉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 5.1.1 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1.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2 对东部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效应分析 |
| 5.2.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2.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3 对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效应分析 |
| 5.3.1 效应分析的模型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3.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4 对东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效应分析 |
| 5.4.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4.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5 地区间共建合作平台建设的效应分析 |
| 5.5.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5.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小结 |
| 第6章 两地对口合作重点产业效应研究 |
| 6.1 对口合作对双方农业的影响——来自农副食品加工业的证据 |
| 6.1.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1.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6.2 对口合作对双方制造业的影响——来自汽车制造业的证据 |
| 6.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2.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6.3 对口合作对双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来自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证据 |
| 6.3.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3.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小结 |
| 第7章 对口合作视角下东北振兴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1 地区间发展差异对合作的制约作用分析 |
| 7.1.1 两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对口合作 |
| 7.1.2 对口合作在两地的经济效应差异明显 |
| 7.2 四大领域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1 体制机制改革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2 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3 科技创新领域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4 平台建设领域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3 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分析 |
| 小结 |
| 第8章 提升东北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8.1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地区间对口合作 |
| 8.2 加快地区间对口合作产业转型升级 |
| 8.3 推动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两地间合作 |
| 8.4 加强两地间的合作平台建设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 3.3 沈阳经济区 |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 3.4 哈长城市群 |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我国新一年产业政策重点（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部六省科技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的耦合研究[D]. 兰美娜. 中北大学, 2021(09)
- [3]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D]. 李佳. 辽宁大学, 2021(02)
- [4]电网企业混改业务投资分析及运营优化研究[D]. 付晓旭.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十四五”开局之年做什么？ 怎么做？[J]. 冯俏彬,张德勇,林江,李华,阮静. 财政监督, 2021(01)
- [6]制度变迁情境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夏冰. 中山大学, 2020(03)
- [7]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8]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D]. 马芳. 辽宁大学, 2020(07)
- [9]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10]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