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2001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1]（2021）在《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文中指出明清两代,中国与越南有密切的关系,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继续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对本论文研究的越南平定省来说,从中国受到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和社会被视为越南经济和社会的典型缩影,这段时间平定省的许多历史事件也是越南国史典型的事件。因此,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不但能多认识平定省的地方历史,而且能多认识越南国的变化和发展。根据现有的资料,本文力图全面地提示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的真实面貌。关于自然与人文,论文分析平定省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自然条件和交通优势、17世纪前平定省经济与社会及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主要论述平定历代行政机关系统和军队组织;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在许多方面体现,集中分析了平定省政府对平定山区少数民族、山区与平原的贸易关系、海岸管理及防守、贸易活动管理及船只、人流出入港口的管理等问题。关于17—19世纪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论文深入分析了农业生产状况、土地的各部分及公共土地与私人土地之间的“斗争”、1839年平定省的均田政策,从而理清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特点与作用、它和平定省农民生活和起义的关系。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与非农业各经济行业状况:国内贸易,主要研究集市体系、“市肆”、商港和都市的形成、活动与发展,研究平定省内各个地方之间的贸易关系、商人力量、商品供应资源、货物的价格与运输方式;国外贸易主要研究与华商①的贸易活动;非农业经济包括手工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商业与非农业经济发展使得平定省成为越南的商品和商业中心,进一步改善了平定省居民的物质生活。对于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深入研究了平定农民与人民阶层对阮氏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的爆发原因、演变及特点,包括18世纪西山起义及19世纪赫耶族的起义,重点分析在平定省的西山事业、西山力量与阮映力量的大战以及西山时期、阮朝时期的人民生活等问题。论文还研究并阐明17—19世纪平定省的社会文化,比如:思想和宗教、儒学的教育与科举、平定居民的文化物质和文化精神、平定省对形成越南语字母的作用、平定省华人共同体。17—19世纪平定社会与经济的特点和作用:在17—19世纪平定省是越南着名的贸易与商品中心之一;平定是暴动的地方,即西山起义的基地,也是阮岳皇帝中央政府的京都,在那里,西山军与阮映军之间发生过许多激烈的战斗;平定是阮朝政府于1839年唯一允许实施均田政策的地区,因此在19世纪平定是越南唯一有两集地簿（1815年和1839年）;在17—19世纪平定经济和社会中,华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平定是塘中临济佛教的起源地;平定是天主教早期传入和迅速发展的地方,为越南语字母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冯雷[2]（2020）在《唐人丧葬观研究》文中指出丧葬在我国古代一直被视为礼之大节,是任何阶层都必须面对的具有最普遍意义的极少数问题之一,它像一根无形的线串起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丧葬则要受丧葬观的支配,丧葬观是一个时代知识、思想和信仰的集中体现。探讨唐人的丧葬观可将唐人对于丧葬的态度揭示出来,这样既可从一个侧面来观察唐代的社会面貌及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又可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唐代的时代思想,有助于我们对唐代历史的整体把握与分析。而唐人丧葬观的研究现状则与其研究的重要性明显不匹配,目前学界尚无把唐人丧葬观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全景式考察的成果。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分三编八章对唐人丧葬观进行系统综合的专题研究。上编《唐人丧葬观的渊源》分“第一章唐以前人的丧葬观”和“第二章唐人的死亡观与葬俗”两章展开探讨。第一章分时段对唐以前人的丧葬观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原始人灵魂不死的观念催生出了安葬死者的意识和习惯,涂朱、二次葬及同一氏族死者头向基本一致等原始社会的典型葬俗反映了生者希望死者顺利进入死后世界与族人团聚并获得永恒的生命的愿望。夏商西周人鬼神观念浓厚,为了使死去的亲人在死后世界生活富足及获得他们的福佑,就以手中积聚的财富厚葬死去的亲人。春秋战国人的丧葬观以诸子百家的丧葬观为代表,诸子百家中,儒、墨、道三家的丧葬观相对系统和集中。儒家对鬼神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孔子主张葬之以礼,其虽不提倡厚葬,但以其衣钵传人自居的孟子和荀子却均提倡之。墨家主张薄葬而又右鬼,自违其术,客观上为自己极力反对的厚葬作了“嫁衣”。道家乐死的死亡观决定了其丧葬观的薄葬倾向,但是其薄葬主张太过于不近人情,后世道家薄葬观的持论者是在扬弃了其不近人情的一面后,才不断将其发展和完善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人的死亡观已经比较系统而多元,他们通过墓葬装饰及随葬品来践行自己的死亡观。第二章对唐人的死亡观与葬俗进行了剖析。唐人的死亡观大体有死后有知和死后无知两种。死亡观与葬俗密不可分:认为人死后有知者多倾向于厚葬,由这种原因引发的厚葬之风主要表现在帝陵规模宏大、丧礼完备繁复、厚葬遍布各个阶层及随葬品丰富贵重这四个方面。在厚葬大行其道的唐代,薄葬的声音虽然微弱,但从未断绝。唐人薄葬的动机不一,但从死后无知的角度出发主张薄葬者则尤为普遍和深刻。唐人丧葬观既是唐以前人丧葬观发展的历史结果,也是唐人死亡观在丧葬上的呈现。唐以前人的丧葬观是唐人丧葬观的历史渊源,唐人的死亡观是唐人丧葬观的现实渊源。中编《唐人丧葬观的内涵》分“第三章死葬北邙:唐人归身的理想之地”、“第四章升天成仙:唐墓壁画中的死后世界”及“第五章入地为鬼:唐人观念里的冥界主宰”三章进行具体的论述。唐人的丧葬观并非仅基于现实的人间世界,还有对仙界及冥界的认知和思考。这种基于汉代天、地、人结构而形成的天、地、冥“三界”观念,正是宇宙整体结构在丧葬上的投射。唐人十分重视葬地的选择,在葬地的选择中对北邙十分推崇。北邙在唐代最终确立了丧葬圣地的地位,成为葬地的通称和意象。唐人重视葬地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风水好的葬地可以使肉体不腐,而肉体不腐是唐人死后世界观形成的重要依据。唐人的死后天上观主要表现为死后升仙的观念,而死后升仙的观念在唐墓壁画中有着集中的体现。本文通过《云中车马图》、《树下老人图》、《仙鹤图》、《四神图》、《阙楼图》等唐墓壁画中升仙的典型意象对唐人的死后升仙观念进行了初步探讨。唐人观念里人死后的存在方式除升天成仙之外,还有入地为鬼。入地之鬼所处的空间即冥界,冥界的最高主宰即冥王。唐代的冥王除泰山府君、阎罗王这两位主流冥王之外,还有华山神、东海公、城隍等一些小众冥王。唐代冥界多王化的现象是冥界多元化的反映。对于有升仙意象的唐墓来说,升仙意象基本上均是多重的;唐代冥界多元化的现象在唐人墓志等墓葬要素中有所反映;唐墓中升天成仙与入地为鬼这两种死后存在方式常同时出现。升仙方式的多样化、入地之鬼所处冥界空间的多维化、升天成仙与入地为鬼两种死后存在方式的拼合化,唐墓中这些多元化的设计都是墓葬设计者为了取悦墓主人,而为他们提供的有充分选择余地的一揽子有价值的死后存在方式的解决方案。下编《唐人丧葬观的外化》考察了冥婚、招魂葬及归葬这三种唐人丧葬观外化的特殊形式。冥婚者通过结婚、招魂葬者通过招魂、归葬者通过将遗体运回故乡的边缘礼仪达到了归依祖茔的条件,通过安葬祖茔的礼仪将他们聚合进了祖先居住的亡者世界,成了祖先神,享有亡祖佑护、子孙祭拜的权利,这样死者和生者都得到了慰藉。冥婚、招魂葬、归葬这三个稍加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丧葬习俗是唐人在丧葬观方面基于不完全、不完整理解世界基础上的完美主义、完整主义的倾向,是生者替死者补足人生缺憾、实现人生完美的最后努力,既是一种哲学观、人生观的投射,也是具体礼俗、仪式的反映,寄托了唐人对故乡、彼岸世界的幻想与归宿感的落实。就我国古代的丧葬礼俗来说,官方颁布并欲使民间践行的丧葬礼仪是大传统,而民间自发遵行的丧葬习俗则是小传统。冥婚、招魂葬与官方颁布的丧葬礼仪不合,属于丧葬礼俗小传统,但是在唐代却普遍为上至皇室显贵、下至平民百姓的各个社会阶层认可并遵行。冥婚、招魂葬作为民间自发遵行的丧葬礼俗小传统在程式等方面对官方认可的丧葬礼俗大传统有所吸收和借鉴,而后者对前者亦有所接纳和包容,这体现了两个传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种交流和互动在归葬习俗上表现的更为明显,归葬是官方认可的丧葬礼俗大传统,但亦为民间所自发遵行,在唐代,上至政府、下至民间对归葬都十分重视和热衷。我国古代丧葬礼俗的形成以及发展演变就是丧葬礼俗的大、小传统之间交流和互动的结果。
杨蒙生[3]（2018）在《■羌编钟海内外研究情况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出土的■羌编钟是一套十分重要的战国乐器。编钟铭文记载的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一事,对于战国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由于时代原因,此套编钟很早就散失海外后续综合研究多以国外学者为主,相关成果在国内亦少有见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有效挖掘此套编钟在我国先秦史和音乐史等方面的研究价值,有必要对其本身各方面情况和海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这就是《■羌编钟海内外研究情况述评》一文的写作初衷和主要内容。
罗卫[4]（2019）在《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正在形成政府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的协同供给格局,信息技术也逐步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实践,但“互联网+”和“智慧文化”建设思维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应用不深: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无法同日益增长的用户需求相匹配,所供非所需,供给滞后于需求并且需求发掘能力缺失;公共文化资源利用率低,资源闲置与浪费的问题普遍存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机制未能实现与信息化的有效融合。这些问题都亟待通过深入研究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来取得突破。智慧城市是复杂的巨系统,通过系统分析方法将其抽象为由理念、技术、人、组织和治理五要素构成的整体,五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产生直接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须遵循“真、善、和、美”的发展理念;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智慧城市技术支持下能显着提高对公共文化资源的科学管理水平与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信息共享与跨领域整合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动性、精准性和科学性;人的微观需求及变化会引导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进行调整;智慧城市的组织变革也促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相关组织单位需要进行诸如业务流程不断优化的内部的革新与进步;智慧城市的治理之道为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功能弱化和碎片化问题提供了新动能。基于现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的不足和智慧城市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提出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该模式依系统分析方法设计出由需求端和供给侧为主要构成的结构模型。需求侧主要从需求主体、需求表达渠道、需求分析、需求形成四部分展开研究,分析了需求侧的系统构成、运行逻辑和工作产出。供给侧主要从供给主体功能规划、公共文化资源分类与整合、供给过程优化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应用新兴技术、创新体制机制,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作为一项理论方案要运用于实践,必须遵循一定的实施路径。首先是建设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平台,其过程表现为由“风险管理→方案设计→平台建设→用户反馈”组成的螺旋模型。进而提出以整体性治理推进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策略包括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激励与约束并存机制、以信息技术推动数据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联合体建设。最后落脚到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实施项目的分类建设上来,包括自上而下推动国家级工程项目落地实施、立足特色推进区域性民族民俗文化建设、综合创新实现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建设策略。
杨洵奕[5]（2019）在《近代湖南邮政空间演化研究（1899-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以邮政为代表的交通通讯业是近代化的重要领域之一。故邮政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研究中的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就受到学界关注,改革开放后更是涌现出颇多成果。然而,近代邮政空间演化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如果我们把研究视线从单纯的邮政近代化向外拓展,考察近代邮政空间的演化,可使近代邮政的流变更加清晰,那么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路径也愈发明了,也更发人深思。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利用历版《通邮处所集》和《邮政舆图》等材料,运用经济地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从近代湖南邮政的发展脉络、邮政局所的空间拓展、邮路网络的敷设等方面,多角度的考察近代湖南邮政空间的演化,并探讨其与近代湖南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之间的关系。近代邮政进入湖南之前,湘省已有传统的邮驿制度与民信局。1899年,近代邮政随着岳州开埠进入湖南。海关邮政时期,湖南邮政从无到有,各项制度不断完善,发展速度虽不甚迅速,但也颇具规模,各项业务方兴未艾。邮政脱离海关后成为独立机构,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在新政权与新制度的推动下,湖南邮政局所的规模迅速增加,此后,湖南邮政局所的规模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1922年“撙节减政”的政策实施后,湖南邮政局所的规模有所下降,后逐步恢复。北伐战争对湖南邮政局所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湖南邮政局所规模稳步发展,至全面抗战前夕步入鼎盛阶段。从较长时段来看,与湖北、江西相比,近代湖南邮政局所规模在华中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湖南近代邮政空间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其演化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空间特征。近代邮政作为相对独立封闭的垂直管理机构,湖南邮政空间演化受到中央邮政政策的较大制约,灵活性相对较低。从空间结构上看,近代湖南邮政空间具有层次性,总体上可以分为核心区、中位区、边缘区三层,其邮政发展程度依次减弱,逐步扩散。从其演化性质上看,各县邮政发展可分为传统政治型、经济型、交通型三类。从空间演化路径上看,近代湖南邮政空间演化存在从港口向腹地扩散的运动轨迹,其重心总体向西南迁移,并有逐步扩散达到均衡的趋势,但东强西弱、北强南弱是湖南邮政空间结构性的特点。海关邮政时期,湖南邮路网络在邮驿邮路网络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以长沙为中心向省内各地辐射,初步形成环形邮路网络,湖南邮路网络的框架基本形成。1914年至1927年,邮政局所规模发展虽然较为曲折,但邮路总长度的起伏相对较小,邮政加强了在湘中地区对沅、资流域的联络沟通,形成数个邮政枢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湖南邮政网络趋于成熟,加强对汽车的使用,建立大量的汽车邮路以代替原有的步班干线邮路,同时也进一步扩张步班支线邮路,将邮政网络向更基层沉淀。湖南邮政空间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政治、经济等多种空间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邮政空间亦重塑着政治、经济等空间。在对邮点、邮路、邮政中心职能指数等关键变量复原的基础上,测算各邮政核心县的邮政腹地范围,并研究近代湖南邮政空间与近代湖南政治、经贸空间的关系。湘省之邮政腹地范围与湖南贸易腹地范围大致吻合。与湘省政治空间相比,清代湖南各府（州）范围同湖南邮政腹地范围大致相当,各府（州）治所在邮政发展中有一定优势,其邮政发展等级较高。民国时期湖南进行过两次县级评定,两次县级评定中,各县县级与同时期邮政等级有所出入,此时间政治空间与邮政空间的关系相对要弱,将评定各县等级的面积、人口、财赋等数据进行中心职能指数运算,其与邮政空间吻合的程度相对较高,邮政空间同经济空间之间的关系更密切。
雷铭[6]（2019）在《秦汉禁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禁苑又称“苑”或“囿”,或“苑囿”连称。禁苑的初始形态是猎苑,至秦汉时期,多为大型宫、苑结合的复合型禁苑——宫苑。秦汉禁苑在园林学、建筑学领域,通称之为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相对应。秦汉禁苑的主要类型是宫苑,其内部建有供帝王所需的游猎设施、居住设施和交通设施,边缘建有隔离设施。游猎设施有兽圈、禽馆、保护、隐蔽、伪装等设施。居住设施如楼、台、宫、观等。交通设施主要有甬道、驰道、奴道等。甬道、驰道专供帝王行驰。甬道是驰道的加强版,两边筑有墙垣,将天子与外人隔开,以保证皇权的神圣性和皇帝的人身安全。驰道的中央三丈,惟皇帝得行。奴道是与驰道相对的慢行道,它或许是一种大众道,但随时可为皇帝专用。隔离设施为垣和耎。秦汉禁苑皆有耎,并非秦统一后在六国故地的专设。兼顾禁苑的发展史,秦汉禁苑可分为猎苑、宫苑、公马牛苑三类。秦汉时,单纯的猎苑已较少见,多宫苑和公马牛苑。公马牛苑包括厩苑和牧师苑。宫苑中多有猎苑和厩苑（中央厩苑）。中央厩苑主供帝王、皇室成员所需舆马。牧师苑设在边郡,为备战而设。史载牧师苑三十六所。公马牛苑所蓄养马、牛为秦统一和汉逐匈奴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汉武帝以后,国力衰减,公马牛苑逐渐废弛和裁撤,致使汉廷对边境的控制力亦趋向衰弱,至东汉后期,边郡丢失,边郡牧师苑不复存在。后虽在西南地区重新设置,但成效不彰。秦汉时大型宫苑主要有上林苑、宜春苑、云梦苑、沙丘苑等。上林苑的范围最广,至汉武帝时扩建至极,与宜春苑相接,隶属于共同的管理机构——水衡都尉。云梦苑在先秦时范围辽阔,归秦后仅保留安陆部分,成为管理严密的禁苑。沙丘苑历史最为悠久,在先秦时就建有供殷王祭祀的台型建筑,沙丘苑中所上演的历史事件,影响也最为深远。秦汉禁苑的兴衰,受帝王意志支配。秦汉禁苑的管理皆较严密。有一套运行有效的职官系统,配以详细繁密的管理律令。为防卫禁苑,保证帝王安全,禁苑及其隔离地带皆为禁区,他人非有凭证不得出入。百姓在隔离地带猎取禽兽与在禁苑中同罪,擅闯者要受重罚。秦汉禁苑的职官系统分设令、丞、尉、监等,隶属于中央的少府及水衡都尉。秦汉禁苑职官的行政职能主要有巡逻禁苑保卫安全、保护禁苑生态、处理相关民事纠纷、管理禁苑交通以及禁苑的日常维护等。秦汉禁苑严格要求“从令”田猎,防止非时田猎和过度开采。秦汉禁苑对公马牛等畜产和官奴婢实行详细的簿籍管理;对畜产的护养管理严格,护养失当者要承担赀以盾、甲甚至丢官的惩罚,而护养有功,则会受赏;重视马匹的调教,建有质量追踪机制,对牧养的马匹不合格者,相关的责任人都要受到重罚,甚至革职永不叙用。秦汉时期禁止百姓在公家的禁苑牧场放牧,并禁止在公马、牛等牲畜放牧经过的地方设置陷阱和其它狩猎装置,违犯者皆以罪论处。秦汉禁苑严格管控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较大的林木及其树叶、树皮,违者“与盗同法”。禁苑内的人员管理,是指除帝王之外其他所有人员的管理,“盗入禁苑”者与亡人皆为非法停留者,秦时多处以肉刑或诛杀,汉文帝废除肉刑后,改处“完为城旦”。秦汉禁苑除帝王之外,他人出入皆需凭证而行。凭证的类型计有“传书”“券”“符”“传”“久”等,办理和使用皆有一定的程序。秦汉禁苑政治功能突出,秦始皇于上林苑营作朝宫,汉时设乐府、水衡都尉官,既是外交与朝会的场所,也是重要的演练军阵和水军操练的基地。禁苑既是国家祭祀的重要场所,亦为各种祭祀活动提供祭品。禁苑还是百戏与雅俗乐表演、水嬉与斗兽之所,具备鲜明的娱乐功能。因游猎属性的存在,秦汉禁苑经常举行射礼,射礼的举行既有娱乐的因素,亦有礼仪教化的用意,射礼的举行与禁苑内学校的设置,突出了禁苑的教育功能。总之,秦汉禁苑专为帝王所设,具有多方面的功能,禁苑的兴衰与国力的强弱相一致,也与皇权的盛衰相始终。
杨琼[7]（2018）在《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以新出唐代诗人墓志为研究对象,经广泛搜集、整理、校订,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不仅对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进行个案考订与解读,而且在总体考察诗人墓志基础上,对所呈现的群体特点和特殊现象进行了专题研究。尝试突破单纯的诗人文学作品解读模式,致力于还原唐代诗人原生的文学环境,揭示特定的文学现象,为以往未受关注或者存在争议的文学作品提供新的解读思路。本论文共六章,前三章为诗人墓志专题研究,后三章为诗人墓志个案研究。第一章,新出唐代大历诗人墓志研究。在整理得到新出大历诗人墓志二十三方的基础上,考证大历诗人的仕宦与交游,进而探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中诗人的选择和心态,并以新出墓志观察大历时期的文学生态。第二章,新出唐代诗人鸳鸯墓志研究。在整理得到唐代诗人鸳鸯墓志48对97方的基础上,考察诗人鸳鸯墓志撰书者身份,如诗人为亡妻撰志、自撰墓志与亲友撰志等情况,并由鸳鸯墓志着重探讨唐代诗人的婚姻缔结和婚外关系、文化家族和文学传承、女性诗人与悼亡诗问题。第三章,新出诗人墓志与《丹阳集》研究。着重探讨《马挺墓志》与《丹阳集》相关问题,《蔡希周墓志》与《丹阳集》蔡氏兄弟的文学和书法,《包陈墓志》及其文学世家,并发掘新出墓志所见《丹阳集》诗人丁仙芝、申堂构的新材料。第四章,新出《韦瓘墓志》与《周秦行纪》研究。首先,通过《韦瓘墓志》考察了韦瓘的文学家世、科举经历、仕宦生涯、交游情况和文学成就,探讨韦瓘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其次,因为韦瓘与牛李党争的关系也直接牵涉到唐代着名小说作品《周秦行纪》的作者问题。故而进一步对《周秦行纪》的作者进行辨证,认为《周秦行纪》是韦瓘托名牛僧孺所作的说法缺乏依据,极有可能就是牛僧孺本人所作。这是由考索新出诗人墓志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到诗人作品的关联研究。第五章,新出《崔尚墓志》与《唐桐柏观碑》研究。以《崔尚墓志》为中心,结合新出的几方崔尚撰写的墓志,全面梳理了崔尚的家世、仕宦和文学创作,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崔尚所撰《唐桐柏观碑》的流传轨迹、撰文时间、道教内涵、书法和文学价值,并纠正了以往学者以该碑文考订崔尚的生平的讹误。第六章,新出《韦元甫墓志》与《木兰歌》研究。以《韦元甫墓志》为中心,印证传世文献考订韦元甫的家世和仕宦情况,在此基础上,对韦元甫撰《木兰歌》进行了辨析。
张杰[8]（2017）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文中认为北伐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对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政权的巩固使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较为稳定连续的政策,而不再像北京政府时期,教育政策常因政权更替而具有间断性。但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战争、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等种种因素,又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为研究对象,充分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从思想道德教育、行为规范管理和救济帮扶政策等角度阐述该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改革实践,以期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历史演变、内容范畴、方法举措、历史地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从而力图从根本上去把握该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基本内涵与变化规律。本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是国民党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系统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自我管理能力,以增强国民党对青年学生的管制力,并向社会输送具有“共和精神”的大学毕业生的重要途径。党化教育和训育,旨在强化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政治化、系统化、制度化的党义教育课程和训育管理举措,使“三民主义”理论和国民党党义的灌输融入学生日常管理。高校训育机关围绕训育目标,依照训育原则,组织实施对学生的训练、教育,试图让学生时时处于国民党的思想控制之下,目的就是让学生认同国民党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观念,进而认可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自治组织的管理和操行的培养,旨在规范大学生的操守行为。高校学生自治组织主要有学生自治会和学生团体两种组织形式。学生在组织活动和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锻炼了能力,学习了知识,联络了感情,但过度的学生自治权力有时又对学校日常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各专科以上学校制订操行考查规程,随时考查学生的操行,并评定等级或酌予操行成绩,将其作为学生评奖评优的条件之一,借此达到对学生进行行为规范教育的目的。学生资助和就业管理,旨在帮扶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的学生。抗战时期,许多大学迁移至西部,产生了大批流亡大学生。政府为适应战时各方面人才的需求,并争取这部分青年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先后制定了奖学金、贷金、公费以及战区学生优待等资助措施,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捐资助学。高校一方面积极向政府请求补助,另一方面也设立本校奖学金,设置勤工助学岗位,鼓励学生发起筹款运动,多渠道筹措资金救济学生。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在政治、经济、教育以及学生个人主观选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临严峻形势。一方面,经济不景气,许多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疲软;另一方面,高校的招生结构和课程体系的不合理,以及学生就业指导的缺乏,使毕业生的职业素养与社会需求脱节。此外,社会用人机制不科学和大学生职业期望值过高,也是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政府为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开办毕业生就业训导班,高校亦成立职业介绍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但没有达到治本的效果。综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概貌,一些教育家摒弃封建教育观念,积极引入西方教育理论,在管理中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生管理思想的进步性,促进了中国高校学生管理体制的新陈代谢。但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高校沦为统治阶级教化学生的工具,导致高校学生管理带有浓厚的“管制”色彩。官僚作风的束缚,管理制度的欠科学性,管理机制的被动性以及经费支持的不力,制约了高校学生管理的发展。
胡可先,杨琼[9]（2016）在《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叙录》文中认为新出土唐代墓志超过万方,其中诗人墓志,我们共搜集到121方。这些墓志是唐代文学史研究得以凭借的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和实物载体。对于这些墓志,我们进行全面的整理,以成《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校证》一书。现将其中叙录部分先行刊出,内容主要是叙述墓志的形制、志主的简况、文献的着录、收藏的地点、研究的成果等。
龙成松[10]（2016）在《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时期。不少出身北方民族的胡姓家族,贯穿于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宗教、艺术、文学等领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自身的兴起、发展、蜕变过程,即是一部微观的民族史和文化史,这即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绪论是对论题范围、研究回顾以及研究旨趣的概述,其中重点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是为全文的总纲。绪论之外分为族源研究、地域研究、文化研究三个部分、十个章节展开。这三个板块的设计,是据于胡姓家族研究成果的提炼以及胡姓家族之间内在联系的总结。其中族源研究部分主要关注胡、汉融合中相关认同因子嬗变的问题,如族源追溯、姓源神话、郡望攀附、谱系建构等,希望借助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个案以及一些微观情景的剖析,深入探讨胡、汉融合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地域研究部分重点在胡姓家族的融入汉人地方社会进程中的诸问题,包括胡姓家族内部结构的凝聚和分化,地域分布、聚居,地方认同等,而粟特后裔会稽康希铣家族正好提供了剖析胡姓家族地方社会的经典案例。在前面两个部分的基础上,文化研究部分选取了宗教、族群文化、经学、文学四个方面的家族案例,点、面结合,试着勾勒中古胡姓家族的文化群像,概观地认识这一群体在中古文化史上的影响。族源研究部分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是对胡姓家族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关系的考察。族源叙事广泛存在于人物传记、碑志、谱牒等文献中,而胡姓家族族源叙事呈现出三种主要类型：居边、封边型；避地、没蕃型；因官、出使型。这三类模式化的族源叙事,各有其历史的渊源及现实的背景,而皆与民族关系、民族文化有关。胡姓家族的族源叙事在结构上呈现出回环、分支、层递三种主要特征,也渊源于古代经典民族叙事文本。通过中古时期碑志文献中“五帝”族源的统计,我们发现胡、汉之间的族源追溯各有特点,而“黄帝”认同的形成与北朝时期胡姓家族普遍攀附“黄帝”的“倒逼”作用有关,这是中古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原理。第二章是对胡姓家族谱系建构的研究,其一、二、三节概述了胡姓家族谱系文本的基本类型,传播、接受情况,以及谱系建构在胡、汉族群认同中的意义,重点分析了胡、汉谱系伪冒的问题。第四节窦氏家族谱系文本层累的个案研究,梳理了中古时期鲜卑窦氏谱系嫁接到汉人窦氏的过程。第五节独孤及的家族谱系建构个案分析,则从独孤及的文化心态和盛唐时期复古主义潮流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独孤通理灵表》这一重要独孤氏谱系文本的内涵。第三章是对《氏族论》的研究。《氏族论》是中国古代谱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古时期胡、汉氏族问题在理论上的集大成之作,是胡姓家族研究的理论指南。本章在前人基础上,对于该文的作者、史源、理论渊源等问题作了重新考订。《氏族论》原本依托韦述、柳芳等人修撰《唐书》“氏族志”而存在,其内容来源于韦述的谱学着作,在编入《唐书》时柳芳可能作了增补,遂留下了龃龉的痕迹,可以据此复原其文本形态。该文所宣扬的氏族理论,很大程度上源于《隋书·经籍志》谱牒类叙录,但渐染了天宝时期复古主义潮流的氏族理想。地域研究部分包括两章内容,其中第四章为总论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第一节围绕胡姓家族的“房”和“郡望”发育两大问题展开。胡姓家族“房”的萌芽,说明家族形态、结构发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胡姓家族郡望的诞生,表明他们地方化程度的加深。本节通过对主要胡姓郡望分布历时、共时演变的分析,勾勒出了中古时期胡姓家族地方化的一些整体特征。胡姓家族的地方化,向上表现为京邑的规模聚居,向下表现为乡村世界的零星活动,本章第二节以唐代两京长安和洛阳的胡姓家族分布为例,基于笔者设计的唐两京胡姓家族宅第分布数据库,通过宅第的共时、历时分布规律,对胡姓家族在两京的聚居和分化情况作了总体的概括。其中窦氏、于氏家族的个案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家族聚居和分化的规律。第三节转向乡里村落世界,对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地方活动作了钩沉。因为族群文化特征的不同,西域系和鲜卑系胡姓家族的地方进程不同步,侧重也不同。本节重点描述了西域胡人如何从蒙着浓厚族群性色彩的聚落转变成地方家族的过程,以及过程中他们“乡里意识”的变迁。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不乏诗意的描绘,本章第四节即是对胡姓家族“双家制”与“双城记”诗意生活剪影的论述。“双家制”生活围绕园林、别业、池馆等展开,而游乐行赏、文人雅集、宗教需求是其主要的内容。胡姓家族双家生活的“诗意栖息”,表明他们已从文化上贴近了地方社会。地方认同在胡、汉之间得到双向展开,这是本章第五节所关注的主题。胡姓家族地域认同产生一个重要指标为乡土情结,这从穆宁和白居易的乡里意识可以看出。祖茔也是地域认同的重要因素,从族群互动原理看,孝文帝以来胡姓家族聚葬洛阳的运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汉人归葬洛阳的潮流。汉人地方社会对胡姓家族的认同和反馈,则通过地方知识和文本（地方志、地方传说、祠祀系统、文学书写等）传播。本文第五章,运用胡姓家族地方化的相关原理,对会稽康氏家族作了个案研究。康氏会稽望的所指,荣新江先生有异见,本文结合康氏郡望的演变规律和康希铣家族的地方文化遗迹,提出了一种新解。会稽康希铣家族是唐代前、中期非常有影响的粟特族裔文化世家,文中重点阐述了其家学渊源和主要成就。文化研究部分包括一章总论和四章个案研究。胡姓家族的族群出身及社会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同于汉人的文化习得过程,本文第六章即是相关问题的总述,其中重点介绍了与文学相关的一些微观情景在胡姓家族文化身份转型中的意义,以为后面四个案例研究张本。文化的外延很广,本部分的后四章,从宗教、民族文化、经学和文学四个方面,分别选取了侯莫陈琰、王硅、何妥、于邺四个胡姓家族作为案例研究。敦煌所出侯莫陈琰所撰《顿悟真宗要诀》,是禅宗北宗早期重要文献。传世文献和近年新出石刻、墓志揭示了北朝以来莫陈氏族人佛教信仰的渊源,而侯莫陈琰家族与萧岿、徐彦伯、徐浩、汤贲家族的联姻,也贯串着宗教的因子。通过对辑本《元和姓纂》候莫陈氏改姓陈氏条所载内容的辨误,我们推测唐代着名画家陈闳出自候莫陈氏,而陈闳所画《六祖禅师像》推崇北宗,正好契合候莫陈琰《顿悟真宗要诀》北宗禅法的统系,是其家世信仰的延续。王琏是唐初着名的文儒,但史载其祭祀祖先“不营私庙”,有违礼法。考王琏家世出于乌丸,而包括乌丸在内的中古、近世东北民族,深受萨满文化影响,祭祀特征迥异汉人。王珪不营私庙正是遗传了家世民族文化之因子并熏习关中萨满教文化的结果。与王珪同出乌丸王神念的唐玄宗王皇后一系,也存在萨满教信仰的痕迹,可以作为对照。何妥是中古经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留下了不少《易》、《礼》、《乐》相关论着,同时还有一些富有特色的诗文,史传和新出敦煌史料可证其出于西域胡人。因为家世“异域之血”而生平、学养兼擅南北,所以何妥的经学思想表现出某种特异性,这为经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民族学的视角。何妥一生最大的争议是开皇议乐中被诬为“佞人”,但通过相关史料的辨析,本文中我们将为他“翻案”,重塑其杰出胡姓经学家的形象。河南于氏家族是中古时期少见的胡姓士族和文学世家,其中于武陵、于邺生平的纠缠和诗集的互见重出,是文学史上一个难题。新出崔特夫人于氏墓志,揭示了诗人于邺家世的重要信息,缝合了其家族谱系,这是辨清于武陵、于邺生平的重要史料。结合二人可靠的生平事迹,通过二人诗集版本的排查比对,可以厘清二人诗歌互见重出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还原二人诗集的原貌。上述四个案例中,我们并不强调胡姓家族自身单一的文化因子,而希望借助婚姻关系、政治关系、地域熏习等联系,将胡、汉文化整合在一起,这是本文以“共同体”取代民族融合叙事观念的集中体现。
二、《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2001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2001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学术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 |
| 四、研究范围、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越南平定省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平定省生态环境 |
| 一、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
| 二、自然条件 |
| 三、交通优势 |
| 第二节 17世纪以前的平定省经济与社会 |
| 一、沙黄时期之平定省(公元前2000年纪到公元2世纪) |
| 二、占婆王国时期之平定省(1世纪到1471年) |
| 三、黎朝时期之平定省(1471—1600年) |
| 第三节 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概况 |
| 一、17—18世纪之越南概况 |
| 二、1802—1885年之越南概况 |
| 第二章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对经济、社会的管理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 |
| 一、阮主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18世纪) |
| 二、阮朝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99—1885年)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山区少数民族同胞管理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海岸管理、防守及确保平定海域安全 |
| 第三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 |
| 第一节 阮主时期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17—18世纪) |
| 第二节 阮朝时期平定省土地制度和农业经济(1802—1885年) |
| 一、平定省土地现状和1839年均田政策 |
| 二、平定省的农业生产状况 |
| 第四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商业和各非农经济行业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经济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的国内贸易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对外贸易与华商的贸易活动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各非农经济行业 |
| 一、手工业 |
| 二、林业、渔业、畜牧业 |
| 第五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 |
| 第二节 17—18世纪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西山起义 |
| 一、西山起义的爆发原因 |
| 二、西山起义的准备 |
| 三、在平定省西山起义的发展过程(1773—1786年) |
| 四、泰德王朝与在平定省西山军和阮映军之间的战争(1786—1802年) |
| 五、西山时期平定省居民的生活(1773—1802年) |
| 第三节 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各阶层反抗阮朝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1802—1885年) |
| 第六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思想与宗教 |
| 一、儒教 |
| 二、佛教 |
| 三、天主教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的儒学教育与科举 |
| 第三节 17—19世纪平定居民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 |
| 一、饮食、居住、服装和来往工具 |
| 二、武术 |
| 三、民间文化与风俗习惯 |
| 四、17—19世纪平定山区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特征 |
| 第四节 17—19世纪平定省对越南语字母形成的过程所起的作用 |
| 第五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华人共同体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华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
| 二、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经济活动 |
| 三、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社会贡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笔者发表相关论文 |
| 附录 |
（2）唐人丧葬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有关本文资料搜集及运用的两点说明 |
| 上编 唐人丧葬观的渊源 |
| 第一章 唐以前人的丧葬观 |
| 第一节 原始人的丧葬观 |
| 第二节 夏商西周人的丧葬观 |
| 第三节 春秋战国人的丧葬观 |
| 第四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人的丧葬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唐人的死亡观与葬俗 |
| 第一节 唐人厚葬的鬼魂观背景 |
| 第二节 唐人厚葬的表现 |
| 第三节 死后无知与薄葬 |
| 本章小结 |
| 中编 唐人丧葬观的内涵 |
| 第三章 死葬北邙:唐人归身的理想之地 |
| 第一节 同名异地而多葬地的北邙 |
| 第二节 北邙丧葬圣地确立的过程 |
| 第三节 北邙丧葬圣地确立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升天成仙:唐墓壁画中的死后世界 |
| 第一节 《云中车马图》与升仙 |
| 第二节 屏风式墓室壁画《树下老人图》与升仙 |
| 第三节 《仙鹤图》与升仙 |
| 第四节 《四神图》、《阙楼图》与升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入地为鬼:唐人观念里的冥界主宰 |
| 第一节 泰山府君 |
| 第二节 阎罗王 |
| 第三节 华山神 |
| 第四节 东海公 |
| 第五节 城隍 |
| 第六节 北斗君 |
| 第七节 其他冥王 |
| 本章小结 |
| 下编 唐人丧葬观的外化 |
| 第六章 唐人冥婚的渊源、盛况、程式及意蕴 |
| 第一节 唐以前冥婚的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唐人冥婚的盛况 |
| 第三节 唐人冥婚的程式 |
| 第四节 唐人冥婚的文化意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唐人招魂葬的渊源、盛况、尸骨阙位原因及招魂形式 |
| 第一节 唐以前招魂葬的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唐人招魂葬的盛况 |
| 第三节 唐人招魂葬之尸骨阙位原因 |
| 第四节 唐人招魂葬之招魂形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唐人归葬的渊源、群体、盛况及不归葬的原因 |
| 第一节 唐以前归葬的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从墓志看唐代归葬的群体 |
| 第三节 唐人归葬的盛况 |
| 第四节 从墓志看唐人不归葬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述评 |
| 1.3.1 智慧城市基本内涵与应用的研究综述 |
| 1.3.2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综述 |
| 1.3.3 智慧城市与公共文化服务交叉研究综述 |
| 1.3.4 研究趋势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主要创新点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依据 |
| 2.1 智慧城市内涵及其建设 |
| 2.1.1 智慧城市的缘起 |
| 2.1.2 智慧城市的内涵 |
| 2.1.3 智慧城市建设原则 |
| 2.1.4 智慧城市建设实践 |
| 2.2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涵 |
| 2.2.1 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 |
| 2.2.2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涵 |
| 2.3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理论依据 |
| 2.3.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3.2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3.3 政务流程再造理论 |
| 第3章 智慧城市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3.1 智慧城市的要素 |
| 3.1.1 智慧城市要素的选取 |
| 3.1.2 智慧城市要素的组成 |
| 3.2 智慧城市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3.2.1 智慧城市理念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3.2.2 智慧城市技术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3.2.3 智慧城市人的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3.2.4 智慧城市组织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3.2.5 智慧城市治理要素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 |
| 第4章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构建 |
| 4.1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提出 |
| 4.1.1 国内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基本情况 |
| 4.1.2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优势 |
| 4.1.3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总体架构 |
| 4.2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需求侧分析 |
| 4.2.1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主体 |
| 4.2.2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渠道 |
| 4.2.3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分析 |
| 4.2.4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内容 |
| 4.3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供给侧分析 |
| 4.3.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的功能规划 |
| 4.3.2 公共文化资源分类与整合 |
| 4.3.3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优化 |
| 第5章 智慧城市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实施路径 |
| 5.1 加强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平台迭代发展 |
| 5.1.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平台迭代的实质 |
| 5.1.2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平台迭代的螺旋模型 |
| 5.2 推进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 |
| 5.2.1 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实施意义 |
| 5.2.2 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基本内涵 |
| 5.2.3 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推进策略 |
| 5.3 探索智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分类建设道路 |
| 5.3.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建设的基本布局 |
| 5.3.2 自上而下推动国家级工程项目落地实施 |
| 5.3.3 立足特色推进区域性民族民俗文化建设 |
| 5.3.4 综合创新实现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
| 第6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5）近代湖南邮政空间演化研究（1899-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和范围 |
| 三、研究回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文章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六、文章章节内容 |
| 第一章 近代湖南邮政的兴起与演进 |
| 第一节 近代邮政开办前的湖南邮政格局 |
| 一、湖南省内传统邮驿的发展与布局 |
| 二、近代湘省民信局的兴起与布局 |
| 第二节 近代邮政在湘初建与扩张 |
| 一、清末海关控制下邮政在湘建立 |
| 二、脱离海关后湘省邮政规模的急速扩张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邮政在湘的曲折发展 |
| 一、民国肇始邮政改制与邮政局所规模的维持 |
| 二、“撙节减政”后邮政局所规模的收缩与逐步恢复 |
| 三、南京国民政府与邮政局所规模的稳步发展 |
| 第四节 湘邮多疲敝:近代湘鄂赣三省邮政发展规模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湖南邮政分布的时空变迁 |
| 第一节 晚清基于通商口岸的邮政空间分布 |
| 一、1905年邮政空间分布 |
| 二、海关邮政末期湖南邮政空间分布 |
| 第二节 北洋时期邮政改制与湖南局所重心的调适 |
| 一、驿站裁撤后湖南邮政在湘资流域的扩张 |
| 二、邮政空间的局部调整与巡邮区的划定 |
| 三、邮政局所在湘江流域的收缩 |
| 四、北伐前夕邮政发展格局的基本维持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与湖南邮政空间的稳定发展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对湖南邮政空间的调整 |
| 二、抗战全面爆发前湖南邮政格局 |
| 第四节 近代湖南邮政空间的长时段考察 |
| 一、近代湖南邮政空间格局变化幅度的逐步降低 |
| 二、近代湖南邮政发展重心向西南的迁移 |
| 三、近代湖南邮政空间的向外扩散 |
| 四、近代湖南的邮政空间等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湖南邮路网络的铺设 |
| 第一节 晚清海关对湖南邮路网络的初步构建 |
| 一、对传统驿路网络的充分利用 |
| 二、环形邮路网络的基本形成 |
| 第二节 北洋时期湘省邮路的延伸 |
| 一、东西联系的加强 |
| 二、北洋政府末期湖南邮路网络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邮路网络的成熟 |
| 一、公路邮路的出现与主次邮路的收缩 |
| 二、全面抗战前夕湖南邮路网络的成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湖南邮政空间与政经空间 |
| 第一节 湖南邮政空间与经贸空间 |
| 一、湖南邮政腹地的演变 |
| 二、邮政空间同经贸空间的比较 |
| 第二节 湖南邮政空间与政治空间 |
| 一、1917年湖南各县县等与邮政县级 |
| 二、1931年湖南各县县等与邮政县级 |
| 三、邮政腹地与行政区划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近代湖南邮政空间演化路径 |
| 二、湖南邮政空间演化的特征 |
| 三、近代湖南邮政空间与近代湖南经济空间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秦汉禁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基本史料 |
| (一)本文的基本史料 |
| (二)对基本史料的归纳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秦”的时空范围 |
| (二)禁苑、分类与本文的研究范围 |
| 三、相关研究回顾 |
| (一)秦汉禁苑的布局 |
| (二)秦汉禁苑的分类 |
| (三)秦汉禁苑的管理 |
| (四)秦汉禁苑的功能 |
| 四、研究的意义及价值 |
| 五、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秦汉禁苑的设立与布局 |
| 第一节 秦汉禁苑的设立 |
| 一、继承前代的禁苑 |
| 二、秦汉设立的禁苑 |
| 第二节 居住与游猎设施 |
| 一、居住设施 |
| 二、游猎设施 |
| 第三节 隔离设施：垣与耎 |
| 一、苑有垣 |
| 二、苑有耎 |
| 三、耎有垣 |
| 第四节 苑内交通设施 |
| 一、甬道 |
| 二、驰道 |
| 三、弩道 |
| 第二章 秦汉禁苑的类型、位置及演变 |
| 第一节 猎苑 |
| 一、禁苑的早期形态与秦汉宫苑 |
| 二、文献所见主要猎苑 |
| 三、军事演练与施刑场所 |
| 第二节 宫苑 |
| 一、宜春苑 |
| 二、上林苑 |
| 三、云梦苑 |
| 四、沙丘苑 |
| 第三节 公马牛苑 |
| 一、公马牛苑、厩苑、牧师苑的关系 |
| 二、公马牛苑的分布 |
| 三、公马牛苑的兴衰与影响 |
| 第三章 秦汉禁苑的管理与运营 |
| 第一节 职官设置 |
| 一、中央职官 |
| 二、禁苑职官 |
| 三、主要宫苑和公马牛苑的职官设置 |
| 第二节 行政管理职能 |
| 一、田猎管理 |
| 二、公马牛等畜产的管理和护养 |
| 三、禁苑牧场及林业资源管理 |
| 四、苑内人员管理 |
| 五、其它相关职能 |
| 第三节 出入禁苑的法律规范 |
| 一、出入程序 |
| 二、凭“证”出入 |
| 三、违反禁苑出入的法令 |
| 第四节 对禁苑吏员的奖惩 |
| 一、对禁苑吏员的奖赏 |
| 二、对渎职的惩罚 |
| 三、对失职的惩罚 |
| 第四章 秦汉禁苑的功能 |
| 第一节 政治军事文化功能 |
| 一、国家机构设置与政务处理 |
| 二、外交与朝会 |
| 三、祭祀与斋戒 |
| 四、帝王劝农 |
| 第二节 经济功能 |
| 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重要来源 |
| 二、物资储备基地 |
| 三、供水与赈灾 |
| 第三节 娱教功能 |
| 一、百戏与雅俗乐表演之所——上林苑 |
| 二、水嬉与斗兽 |
| 三、秦汉禁苑的教育功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的范围界定 |
| 二、新出唐代诗人墓志价值论衡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主要论题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唐代诗人墓志研究的空间拓展 |
| 第一章 新出唐代大历诗人墓志研究 |
| 第一节 新出大历诗人墓志概览 |
| 第二节 新出墓志所见大历诗人交游考索 |
| 第三节 大历诗人群体的交游特征 |
| 一、诗人交游与文人显宦 |
| 二、诗人交游与北人南迁 |
| 三、北人南迁与文人入幕 |
| 四、大历诗人的家族与婚姻 |
| 第四节 新出墓志所见大历诗人的仕宦与心态 |
| 一、战火纷乱与仕宦选择 |
| 二、仕途忧患与文人心态 |
| 第五节 从新出墓志观察大历时期的文学生态 |
| 一、方镇使府的变革和江南文学的兴盛 |
| 二、文学话语的更替与京城诗风的过渡 |
| 第二章 新出唐代诗人鸳鸯墓志研究 |
| 第一节 新出唐代诗人鸳鸯墓志概况 |
| 第二节 诗人鸳鸯墓志撰书者考察 |
| 一、丈夫为亡妻撰志 |
| 二、亲友撰志 |
| 三、自撰墓志 |
| 第三节 诗人鸳鸯墓志中的夫妻关系 |
| 一、妇德妇道的强调 |
| 二、日常生活的叙说 |
| 三、婚姻缔结与婚外关系书写 |
| 第四节 诗人鸳鸯墓志与家族研究 |
| 一、诗人鸳鸯墓志所见家族联姻 |
| 二、诗人鸳鸯墓志所见家族教育 |
| 第五节 诗人鸳鸯墓志的文学意义 |
| 一、鸳鸯墓志与诗人事迹的补充 |
| 二、鸳鸯墓志所见女性诗人 |
| 三、诗人鸳鸯墓志与悼亡诗 |
| 第三章 新出诗人墓志与《丹阳集》 |
| 第一节 《马挺墓志》与《丹阳集》相关问题 |
| 一、马挺非马怀素之弟 |
| 二、马挺的仕历 |
| 三、马挺的文学成就 |
| 第二节 《蔡希周墓志》与《丹阳集》蔡氏兄弟 |
| 一、蔡希周的家世和事迹 |
| 二、蔡希寂的文学和书法 |
| 三、蔡希逸的行第问题 |
| 第三节 《包陈墓志》与包融事迹 |
| 一、包融之官职 |
| 二、包融之文学世家 |
| 第四节 新出墓志所见《丹阳集》诗人丁仙芝、申堂构 |
| 一、丁仙芝 |
| 二、申堂构 |
| 第四章 新出《韦瓘墓志》与《周秦行纪》 |
| 第一节 《韦瓘墓志》考论 |
| 一、韦瓘墓志释文 |
| 二、韦瓘文学家世发微 |
| 三、韦瓘的文学成就和文学交游 |
| 四、韦瓘墓志的科举内涵 |
| 五、韦瓘的仕宦经历 |
| 六、韦瓘与牛李党争 |
| 第二节 《周秦行纪》作者辨证 |
| 一、《周秦行纪》的着录与“韦瓘说”辨析 |
| 二、《周秦行纪》与《周秦行纪论》《牛羊日历》《续牛羊日历》 |
| 三、牛僧孺作《周秦行纪》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新出《崔尚墓志》与《唐桐柏观碑》 |
| 第一节 《崔尚墓志》考论 |
| 一、《崔尚墓志》释文 |
| 二、崔尚的文学家世 |
| 三、崔尚的仕宦经历 |
| 四、崔尚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交往 |
| 第二节 崔尚撰《唐桐柏观碑》考论 |
| 一、《唐桐柏观碑》的流传轨迹 |
| 二、《唐桐柏观碑》的书法价值 |
| 三、《唐桐柏观碑》的道教内涵 |
| 四、《唐桐柏观碑》的文学价值 |
| 第六章 新出《韦元甫墓志》与《木兰歌》 |
| 第一节 新出土《韦元甫墓志》考论 |
| 一、《韦元甫墓志》释文 |
| 二、韦元甫的家世 |
| 三、韦元甫的仕宦经历与交游 |
| 四、墓志撰书者 |
| 第二节 韦元甫与《木兰歌》 |
| 一、《木兰歌》的三种文本 |
| 二、韦元甫撰《木兰歌》辨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新世纪出土文献与唐诗研究综述 |
| 附录二 唐代诗人墓志编年简表 |
| 作者简历 |
（8）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酝酿 |
| 一、历史背景 |
| 二、初步发展 |
| 第二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全面发展 |
| 一、各项管理措施协同推进 |
| 二、管理内容进一步拓展 |
| 第三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衰微 |
| 一、战后重建分散了高校精力 |
| 二、高校学生管理的弱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党化教育：高校学生的思想教育与管理 |
| 第一节 “党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
| 一、确立阶段 |
| 二、调整阶段 |
| 三、衰弱阶段 |
| 第二节“党化教育”的组织机构与课程安排 |
| 一、组织机构 |
| 二、课程安排 |
| 第三节 开展“党化教育”的辅助手段 |
| 一、加强对共产主义的防范 |
| 二、在学生中发展国民党员 |
| 第四节 “党化教育”的评价 |
| 一、“党化教育”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政治手段 |
| 二、“党化教育”扼杀了学生的自由精神 |
| 小结 |
| 第三章 训育：高校学生的道德教育与管理 |
| 第一节 训育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目标与原则 |
| 二、训育制度与组织 |
| 第二节 导师制 |
| 一、实施动因 |
| 二、方法措施 |
| 三、各校推行的差异化 |
| 第三节 个案研究——以国立暨南大学为例 |
| 一、训育组织的演变 |
| 二、训育特色 |
| 第四节 训育成效与问题 |
| 一、训育成效 |
|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自治组织：高校学生的能力培养与管理 |
| 第一节 学生自治组织机构 |
| 一、学生自治会与学生团体 |
| 二、学生自治组织的功能 |
| 第二节 学生自治组织的运行机制 |
| 一、经费 |
| 二、工作机制 |
| 第三节 校方对学生自治组织的监管 |
| 一、制度约束 |
| 二、工作指导 |
| 三、行政管控 |
| 第四节 学生自治组织的评价 |
| 一、学生自治组织发挥了育人作用 |
| 二、过度自治对高校学生管理造成了困扰 |
| 小结 |
| 第五章 操行：高校学生的行为教育与管理 |
| 第一节 操行的培养 |
| 一、仪式教育塑礼仪 |
| 二、入学训练助适应 |
| 三、宿舍管理营舍风 |
| 四、学业管理促学风 |
| 五、服务社会践责任 |
| 第二节 操行的考查 |
| 一、考查操行的目的 |
| 二、操行的考查制度 |
| 第三节 操行的奖惩 |
| 一、奖励措施 |
| 二、惩戒措施 |
| 第四节 操行培养与管理的评价 |
| 一、积极意义 |
| 二、存在问题 |
| 小结 |
| 第六章 资助：高校学生的生活救济与管理 |
| 第一节 高校学生资助的动因 |
| 一、流亡学生的需求 |
| 二、争取青年的政治目的 |
| 第二节 政府的资助政策 |
| 一、中央政府的资助政策 |
| 二、地方政府的资助政策 |
| 第三节 社会各界的援助 |
| 一、国际组织与个人的援助 |
| 二、国内组织与个人的援助 |
| 第四节 学校与学生的自助措施 |
| 一、校方的资助举措 |
| 二、学生的自发筹款 |
| 第五节 学生资助的评价 |
| 一、学生资助的作用 |
| 二、学生资助的不足 |
| 小结 |
| 第七章 就业：高校学生的职业教育与管理 |
| 第一节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
| 一、毕业生就业的职业类型 |
| 二、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情况 |
| 三、毕业生供求不平衡 |
| 第二节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问题 |
| 一、严峻的就业形势与职业运动的爆发 |
| 二、就业困难问题的影响因素 |
| 三、学界对就业困难问题的研究 |
| 第三节 政府的就业扶助措施 |
| 一、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 |
| 二、开办毕业生就业训导班 |
| 第四节 高校的就业管理措施 |
| 一、安排学生实习 |
| 二、职业指导与职业介绍 |
| 小结 |
| 第八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评析 |
| 第一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特点 |
| 一、“生本理念”的零星体现 |
| 二、管理体系的完整性 |
| 三、方法措施的管制性 |
| 四、不同高校学生管理发展的不平衡性 |
| 第二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缺失 |
| 一、官僚作风束缚 |
| 二、管理机制被动 |
| 三、制度有失科学 |
| 四、经费支持不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
| 致谢 |
（10）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论题释义 |
| 一、关于胡姓 |
| 二、关于中古与家族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族源识别与族属考订 |
| 二、胡姓群体综合研究 |
| 三、胡姓家族案例研究 |
| 四、社会史与胡姓家族研究 |
| 五、宗教、艺术的研究 |
| 六、文学研究 |
| 七、考古、出土文献研究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取向 |
| 一、以胡汉之间为分野 |
| 二、以“共同体”为串联 |
| 三、以族源、地域与文化为鼎足 |
| 四、诗史互证——以文学为旨归 |
| 第一部分 胡姓家族族源研究 |
| 第一章 中古胡姓家族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 |
| 第一节 胡姓家族族源叙事的基本类型及其渊源 |
| 一、居边、封边型 |
| 二、避地、没蕃型 |
| 三、因官、出使型 |
| 第二节 胡姓家族族源叙事的结构性特征及其渊源 |
| 一、“放逐——回归”与回环结构 |
| 二、“降居”与分支结构 |
| 三、“服制”与层递结构 |
| 四、结构性族源叙事与胡姓家族的族属判断 |
| 第三节 胡姓家族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 |
| 一、获得华夏族源与成为华夏的合法性 |
| 二、碑志中的“五帝”族源与认同变迁 |
| 三、唐代胡汉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二章 胡姓家族谱系建构与族群认同 |
| 第一节 谱系建构的一般规律和形态 |
| 一、谱系重建 |
| 二、世系嫁接 |
| 三、联宗与排行攀附 |
| 四、世系建构的“原型” |
| 第二节 世系建构的文本类型及其传播接受 |
| 一、世系文本的类型 |
| 二、世系文本的传播过程 |
| 第三节 胡姓家族谱系建构的族群认同意义 |
| 一、关于谱系建构的性质 |
| 二、世系建构的认同意义 |
| 三、两组微观视角——同姓胡汉之间的微妙关系 |
| 第四节 窦氏家族世系建构与文本层累 |
| 一、河南窦氏世系伪冒的文本层累过程 |
| 二、窦氏家族世系建构“原型”考辨 |
| 第五节 独孤及的家族谱系建构与文化心态 |
| 一、独孤氏家族谱系的版本 |
| 二、独孤及家族谱系建构的史料渊源 |
| 三、独孤及家族谱系建构的构思过程与文化心态 |
| 第三章 谱牒与胡汉之争——以《氏族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氏族论》与《唐书》的关系 |
| 一、《氏族论》与《唐历》 |
| 二、《唐书》之编纂过程 |
| 三、《唐书》之内容 |
| 四、《唐书》之体例与“氏族志” |
| 五、《唐书》“氏族志”之谱学背景 |
| 第二节 韦述之谱学与《氏族论》 |
| 一、韦述《百家类例》 |
| 二、韦述《国朝宰相甲族》 |
| 第三节 《氏族论》内容辨析 |
| 一、《氏族论》与《隋书》谱牒类文献叙录之关系 |
| 二、一些关键词的辨析 |
| 第四节 《氏族论》文本层累“复原” |
| 第二部分 胡姓家族与地方社会 |
| 第四章 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 |
| 第一节 胡姓家族的内部扩张与地域分化 |
| 一、胡姓家族的“房” |
| 二、胡姓家族郡望发育 |
| 第二节 胡姓家族与地方社会——长安与洛阳 |
| 一、两京人口来源的族群性 |
| 二、两京人口规划与胡汉体制 |
| 三、唐两京胡姓家族宅第分布规律 |
| 第三节 胡姓家族与地方社会——乡里视角 |
| 一、北朝时期的部族与地方社会 |
| 二、隋唐时期的胡姓家族与地方社会 |
| 第四节 文学剪影中的园林别业与“双家制” |
| 一、双家制的渊源及功能区分 |
| 二、园林别业与行赏游乐 |
| 三、山池别馆与文人雅集 |
| 四、双家制与宗教生活 |
| 第五节 胡姓家族与地域认同 |
| 一、胡姓家族地方归属感的形成 |
| 二、地方认同的深化与地方记忆的形成 |
| 第五章 中古会稽康氏家族研究 |
| 第一节 康氏籍贯的发育与会稽望 |
| 一、康氏主要籍贯概述 |
| 二、康氏会稽望形成的时间 |
| 三、康氏会稽望的所指——与荣新江先生商榷 |
| 第二节 会稽康氏家族的族源及族属问题 |
| 一、《康希铣碑》中会稽康氏家族族源 |
| 二、会稽康氏的族属申论 |
| 三、康希铣家族与会稽之联系 |
| 第三节 会稽康氏家学 |
| 一、康国安之《文选》及《汉书》研究 |
| 二、康子元的《易》学与《礼》学 |
| 三、会稽康氏家族文学 |
| 第三部分 胡姓家族与文化研究 |
| 第六章 胡姓家族之文化习得与突变 |
| 第一节 胡姓家族文化习得过程 |
| 一、教育的意义 |
| 二、学习的微观情境 |
| 第二节 文化之积累与转型 |
| 一、文化积累——科举的例子 |
| 二、文化之转型——《春秋》学为例 |
| 三、文化焦虑下的文学“突变”与“想象” |
| 四、文学作为“族际话语” |
| 第七章 胡姓家族与宗教——以侯莫陈氏家族之信仰为中心 |
| 第一节 侯莫陈氏之族源问题 |
| 第二节 侯莫陈氏家族主要支系及侯莫陈琰之可能归属 |
| 一、侯莫陈氏主要支系 |
| 二、侯莫陈琰的基本信息及可能归属 |
| 第三节 侯莫陈氏家族与佛教之关系 |
| 一、北朝时期侯莫陈氏之奉佛之渊源 |
| 二、唐代侯莫陈氏奉佛之传承 |
| 第四节 侯莫陈琰与北宗关系的重要线索——陈闳《六祖禅师像》 |
| 一、陈闳为侯莫陈氏的推测 |
| 二、陈闳《六祖禅师像》与家世佛教之因缘 |
| 第八章 胡姓家族与民族文化——以王珪“不营私庙”为中心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王珪“不营私庙”之异常 |
| 二、王珪家族之族属 |
| 第二节 北方民族宗庙、祖庙溯源 |
| 一、拓跋鲜卑之宗庙 |
| 二、高丽、契丹等东北民族之宗庙 |
| 三、金、元之宗庙 |
| 四、其他胡姓家族祖庙 |
| 第三节 王硅“不营私庙”的萨满文化渊源 |
| 一、乌丸与萨满文化 |
| 二、萨满祭祖之特点 |
| 三、王硅家族旁系的萨满文化传承 |
| 四、关中地区萨满遗迹对王硅家族之影响 |
| 第九章 胡姓家族与经学——何妥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何妥之族属与生平 |
| 一、何妥之族属 |
| 二、何妥的生平述略 |
| 第二节 何妥与开皇乐议 |
| 一、何妥入隋以后年谱 |
| 二、《隋书·乐志中》“开皇乐议”辨正 |
| 第三节 何妥之《易》学与《礼》学 |
| 一、何妥之易学 |
| 二、何妥之《礼》学 |
| 第四节 何妥之乐论 |
| 一、《隋书·乐志中》何妥乐论原文释读 |
| 三、《隋书·乐志》编撰过程与史源辨析 |
| 四、何妥乐论的重新评价 |
| 第五节 何妥经学的延伸——政论文 |
| 一、何妥的政论 |
| 二、何妥政论的“宗经”特点 |
| 第十章 胡姓家族与文学——于邺家族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于邺家族基本概况 |
| 一、世系 |
| 二、主要人物 |
| 第二节 于邺家族的婚姻与政治网络 |
| 一、婚姻集团 |
| 二、亲党 |
| 第三节 诗人于邺之与于武陵之辨 |
| 一、于邺、于武陵诗集的演变及刊刻情况 |
| 二、从新出诗歌归属的内证与外证 |
| 三、于武陵、于邺的关系补论 |
| 附录 |
| 一、唐代胡姓家族墓志目录 |
| 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胡姓家族世系补正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论文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四、《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2001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D].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2]唐人丧葬观研究[D]. 冯雷.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3]■羌编钟海内外研究情况述评[J]. 杨蒙生. 海岱学刊, 2018(01)
- [4]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研究[D]. 罗卫. 湘潭大学, 2019(12)
- [5]近代湖南邮政空间演化研究（1899-1937）[D]. 杨洵奕.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6]秦汉禁苑研究[D]. 雷铭.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7]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研究[D]. 杨琼. 浙江大学, 2018(01)
- [8]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D]. 张杰. 苏州大学, 2017(04)
- [9]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叙录[J]. 胡可先,杨琼. 中文学术前沿, 2016(01)
- [10]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D]. 龙成松. 武汉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