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一、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论文文献综述）

郑炳林,朱建军^[1]（2019）在《敦煌学研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些思考》文中研究指明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介绍,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在认真听取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甘肃省文联原副主席苏孝林、以及笔者的发言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如何将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我们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进而全面提升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工作水平,这应该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重大课题。

郑炳林,朱建军^[2]（2019）在《敦煌:兼收并蓄中彰显文化自信》文中研究说明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敦煌莫高窟,考察了解莫高窟历史沿革和文物保护研究情况,并走进洞窟察看历史悠久的彩塑、壁画;接着又来到敦煌研究院,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表示肯定,强调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指出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

郑炳林^[3]（2019）在《怀念陈国灿先生》文中认为陈先生是着名的敦煌吐鲁番学专家,他的离开是学术界莫大的损失。无论是学术上、事业上、还是生活上,他都是我的良师益友。而如今斯人已逝,我也只能回忆往事,聊寄哀思。

罗发龙^[4]（2018）在《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今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需要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原始创新的能力和拥有具有创新能力人才的数量。高校在其中起着非常关键作用。中国高等教育虽然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有大批在学术科技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人学者。如何利用美国华人学者推动中国高校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是本论文探讨的主题。本文基于详实的资料、准确的数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重点分析了四方面的内容:首先梳理了美国华人专业技术人才的历史发展、美国华人学者的现状以及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的互动情况;接着分析了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以及美国华人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再次从美国、中国、个人三个层面总结了影响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原因及回国华人学者发挥作用的原因;最后在前几章的基础上梳理论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我国利用海外华人智力资源的政策建议,建构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理论框架。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美国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华人学者,高端人才的数量甚至超过大陆本土,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智力资源。（2）美国华人学者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理念革新和制度变革上充当破局者,在科学研究上担任急先锋。有些华人学者回国直接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实践,有些华人学者则在美国通过科研合作、短期授课、参加学术会议、作为项目评审专家等方式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3）美国华人学者的回国受到美国、中国以及个人等多方因素的影响。是否回国的核心问题在于华人学者的个人价值是否能实现。虽然中国的科教和生活环境在改进。但相比之下,美国依然是大多数华人学者实现科研理想和满足家庭需求的地方。华人的爱国主义也并非只有通过回国来体现。（4）随着中国科教环境的改善以及科技实力、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吸引了不少华人学者回国,但是回归中国的华人学者数量仍然较少,顶尖华人学者回国人数更加少,回归的华人学者也以兼职为主并保留了在海外机构的职位。（5）归国华人学者要发挥作用,文化上的逆向适应至为关键,建立符合现代学术和科研规律的行政支持和激励机制以及所在机构高层的大力支持有利于他们更好开展工作。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程度取决于美国、中国和个人三方面的因素。其中美国华人学者对个人价值的界定起决定性作用,美国和中国方面的因素只是为美国华人学者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条件。但是美国华人学者的个人价值在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所以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外在环境的需求也不一样。近年来中国科教学术环境的持续改善对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始终是一种引力。这种参与不一定要以全职回国为最终目的。因为多种影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方式途径的多样性。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引进美国华人学者的方式也可以多样。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由于中美之间在科技领域的竞争,美国政府加大了华人学者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监控力度,甚至对有关华人学者进行指控。如果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的话,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国政府和高校要对这种情况予以重视。同时,要充分发挥所引进的美国华人学者的作用,必须在微观和实践层面营造符合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规律的环境,并且正确处理好引进人才和本土人才的关系。

郑炳林^[5]（2016）在《兰州大学与港台地区敦煌学交流——港台百年敦煌学文库代序》文中研究说明港台百年敦煌学的发展正好可以同大陆地区敦煌学发展形成互补。大陆地区敦煌学19501980年30年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停滞不前,相反港台地区敦煌学研究在饶宗颐、潘重规等一批专家的推动下出现蓬勃向上的趋势,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国际学术交流频繁进行。关于这一阶段的学术史,郑阿财教授在他的序文中作了详细论述。本文主要对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台湾地区的学术交流情况进行梳理,权当编辑这部丛书的序。

牛建鹏^[6]（2015）在《甘肃省博士后机制建设现状与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博士后制度是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宏观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人才培养制度。它是世界各国加强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培养高水平研究人才、满足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重要举措。中国博士后制度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旨在鼓励和支持有科研潜力与杰出才能的优秀博士学位获得者专职从事一定时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三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实行博士后制度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是一条快速培养高水平人才的成功之路,是一种组织高水平科研活动的有效方法,是加强国际人才竞争的重要手段。甘肃省是较早实施博士后制度的省份之一,设站学科覆盖了基础科学领域、工程技术领域、社会科学领域。三十年来,甘肃省博士后工作健康发展,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数量稳步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质量逐步提升,所涉及的科研领域越来越广,为全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和储备了大批优秀的高科技人才。但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问题,如博士后研究人员与重大科研项目结合不紧密,考核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等。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深入分析和研究,认为进一步完善甘肃省的博士后管理机制,对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结论及建议是要根据国家及省内政策培养和使用优秀的博士后人才,推动博士后培养与高校人才队伍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加快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拓展高校与企业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平台,加强国内合作提高博士后工作的国际化水平,真正让博士后制度成为甘肃省高科技顶尖人才成长的沃土。本文研究由于数据资料的局限,对于博士后体系本身的分析还需要不断的深化。

僧海霞^[7]（2013）在《论敦煌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探索》文中研究指明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课程,于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此后,经过我们教学团队数年的努力,使其内涵、品位等进一步提升,于2012年又被评为我校研究生精品课程。在这精品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它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要以深厚的积淀为基础、以完善的保障体系为依托、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广泛受益为努力方向、以广泛赞誉为激励等反复实践与探索,才能使其特色凸显而且永不褪色。

江鸽平^[8]（2013）在《西部高校成长模式研究 ——基于组织成长的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作为和谐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正引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西部高校，特别是其中普通本科院校，是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重要载体之一。但是，由于其自身所处地理位置、历史基础、国家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领导认识不足等多方面原因，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家高等教育和高校策略布局中，西部高校一直是一个整体上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如何通过具有示范意义的高校成长模式的总结和推广，促进西部高校快速、健康、持续成长，对于实现和谐高等教育目标，无疑是一项十分值得研究的历史命题。本研究主要运用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对建国六十多年来全国及西部高校成长历程宏观层面分析，揭示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对于微观西部高校成长的重要影响。同时，借助管理学科中组织成长理论，对西部高校成长自身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简要分析，得出西部高校现阶段的成长策略选择。在此基础上，对部分西部高校成长模式进行了总结和提炼。最后，以石河子大学为例，分析了这几种模式对其成长的借鉴和启示意义。研究中发现：在整个中国高校发展历史进程中，基本遵循着两条主线。一是“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区域发展策略；二是“发展—整顿—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质、量变化规律。西部高校成长大体经历也是如此。部分西部高校在遵循上述规律基础上，紧紧抓住国家教育改革和政策机遇，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形成了比较独特的成长模式；然而对于大部分西部高校而言，办学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基于以上研究发现，结合部分西部高校成长过程中的实际经验总结，本研究提出了政策机遇型、特优学科资源依附型、政产学研联盟型、西向开放型等四种典型西部高校成长模式，并指出，西部高校目前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离不开国家政策大力扶持；要利用西部优势学科资源办出特色，差异化成长；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其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机构合作，通过结盟实现成长的双赢或多赢；要关注辐射西部周边国家和地区，通过区域国际化办学，提高自身影响力和声望。

姚锐^[9]（2011）在《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 ——政策分析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激发起世界诸多学者对这一转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浓厚兴趣。公共政策的演进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有利于理解和总结中国转型的成功经验。中国博士后制度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博士后制度与人才制度、科技制度以及高等教育系统有着紧密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中国转型时期公共政策变革的样本。博士后制度是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宏观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人才培养制度。科学技术本身不断增长的复杂性是博士后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则是外部诱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专业科学家的产生,随着科学革命的深化,攀登到“巨人的肩膀上”的历程更加漫长艰难,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越来越超出科学家个人的负担能力,迫切需要进行有组织的、社会化的科学研究。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及其本身的复杂性,引发了政府的积极参与。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被应用于生产实践,证明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洞见。工业革命对科技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技术创新,形成了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良性互动。知识生产最初是满足“闲逸的好奇”动机的个别活动,17世纪开始演变为以科学社团、科学期刊为载体的社会活动。随着19世纪末大企业建立的科研机构取代个别发明家占据主流地位,科技创新日渐体制化,推动一个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知识生产的社会部门的崛起。科学家的培养则从手工作坊模式转变到与工业化生产相一致的生产线模式。科学技术是广泛发挥作用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需求日渐增长,最终导致了博士后制度的兴盛。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起博士后制度。博士后制度起源于培养青年科研人员的单纯目的,科学研究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年轻学者。理想的博士后制度安排是,博士学位获得者经历博士后研究阶段,提升科研能力,成为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然而在实际的发展进程中,博士后制度生成了一种附加功能。博士学位授予规模稳定增长,而学术职位的供给又随着经济景气程度而波动,从长期来看追求学术职位的人越来越多,学术职位供不应求。博士后研究就成了部分追求学术职位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一种过渡方案。中国博士后制度诞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了培养国家经济发展亟需的高层次人才,很短时期内恢复了高等教育秩序,建立起学位制度,派出留学生。李政道和国内一批学者的积极倡导建立博士后制度,得到国务院有关部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1985年国务院发文确定试点博士后制度。在博士后制度的创立过程中,学者、研究机构、大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积极互动,形成了高效的政策关系网。中国博士后制度作为一种培养年轻高层次人才的制度,为促进我国教育、科技、经济及社会发展,培养高水平的科研和管理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已经证明,博士后制度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是一条快速培养高水平人才的成功之路,是一种组织高水平科研活动的有效方法,是加强国际人才竞争的重要手段。我国博士后制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等积极参与了博士后制度的政策制定,国务院领导下出台了一系列跨部门的政策,提供各种优惠条件,打破了人才流动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从而吸引优秀博士从事博士后研究。政策环境制约政府对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博士后制度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最终被纳入解决公共问题的常规手段。在博士后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逐渐下放权力,从万能政府过渡到有限政府。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手段是政府直接干预。政府作用的发挥是通过杠杆机制来实现的,可以用较少的资源引导社会其他部门投入更多资源来解决政策问题,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由于政府对博士后的重视,使博士后实际上演变为“准学位”制度,博士后成为光彩照人的头衔。地方政府引入博士后从政,更拔高了博士后的地位。从博士后制度的经验来看,政策引导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在商品生产领域,市场手段更有效；反之,政府手段对于解决公共问题则是必要的,在公共领域,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是一国政府发展科学、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所在。美国政府在博士后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联邦政府为绝大多数博士后提供了研究经费。最近几年,由联邦政府直接支持的博士后人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家资助的博士后人数。另一方面,联邦机构开始着手关注博士后政策,改进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生活和科研条件。美国博士后研究人员中绝大部分是外国人,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博士后最后居留美国。博士后制度实际上成了美国从全球吸引高水科研人才、进行科技竞争的战略工具。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博士后阶段为美国科技创新做出很大贡献,成为科学研究的生力军。大学是培养博士后的主要基地,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一般都设立博士后职位。美国大学是执行基础研究的部门,受到联邦政府巨额科研经费资助,大学用政府科研经费设立博士后职位,因而绝大部分博士后研究人员实际上间接得到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博士后制度是美国政府保持竞争优势的战略工具。在美国,博士后是培养人才的成熟制度,绝大多数科学经历博士后训练后才能进入学术界。美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博士后群体,为美国学术界、产业界提供高水平的研发人才,保障了美国科研劳动力市场的充分供给。博士后研究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外国学者,其中不少人在完成博士后训练后,留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博士后制度成为美国从全世界掠夺人才的工具。美国政府在博士后制度中的作用常常被忽视。政府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博士后制度的发展,今后将更加积极地干预博士后制度。我们应当警惕美国政府有意隐瞒自己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大肆渲染自由主义政策,声称政府撤出在经济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把自由放任政策当成普遍适用的模式,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华盛顿共识”。然而,美国通过科技政策深深地介入商业经济的各个环节,对国内产业大力支持。美国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被布洛克批评为“隐形发展主义”,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和伪善性。隐形发展主义的实质是诱导发展中国家放弃政府的责任,从而在科技、人才等核心领域依附于发达国家,丧失竞争能力,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当前我国博士后制度发展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科技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企业与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导致企业博士后发展缓慢,筹集科研经费、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的预期政策目标不理想；受制于理论上的争议和认识上的误区,博士后制度未来政策走向不明确。面对激烈的国际科技和人才竞争,发展博士后制度、培养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在于政策创新。美国博士后制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联邦政府庞大的科研经费支持下,绝大多数博士后由主要执行基础研究的部门——大学来培养,博士后制度与科技体制、人才战略浑然一体。自我约束机制在欧美大学的成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博士后制度也是依赖于自我约束增强适应能力,维持较高的学术水平,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借鉴美国经验不是盲目照搬,而应当保持自己的特色,我国博士后制度的特色是政府的积极支持。在借鉴美国经验的时候,要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我国博士后制度未来发展要特别警惕“隐形发展主义”的误导,坚持在公共领域积极主动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卡尔·波兰尼认为完全自由、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是虚假的幻象,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政府干预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来说必不可少。美国政府鼓吹所谓的自由主义放任政策,而实际上通过发展科技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它实行的是“隐形发展主义”。我们必须认清其本来面目,从国际科技及人才竞争的现实出发,有针对地制定适当的政策。政策创新关键是机制创新。首先是决策机制,决策主体之间要互相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适当分权,以形成统一高效的政策体系。其次是建立法制化的、随时间和具体条件改进的支持机制,保障博士后制度发展所需的充足资源。改革人才培养机制,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促进博士后制度的国际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注意政策主体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詹志华^[10]（2009）在《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科学史学史以科学史学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探寻中国科学史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揭示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其涉及的范围和内容甚广,包括中国科学史学自身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包括它与其他学科及社会的关系等。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不仅可以促进科学史学科以及与之相关学科的发展,而且可以唤醒人们对科学史学事业的关注、促进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和融合,甚至还有利于科学的创新。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史学性与对应性相统一的原则、连续性与间断性相统一的原则、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统一的原则、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原则。在方法上,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既要运用到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法和综合法、历史比较法等,还要运用到许多其他的方法,如统计方法、计量方法、移植法、历时分析与移时分析方法,以及具体研究上的分期、分类及其分层研究的方法,等等。中国科学史学,既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的科学史学,亦包括中国其他地区的科学史学。论文从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的萌芽、开创、初步发展、调整与繁荣以及深入发展等不同的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论文还从机构、团体、会议、刊物、论着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大陆科学史学的发展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其中在对会议和论着的梳理,又分为综合史、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医学史、农学史、技术史等方面予以分类研究。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事业的各个领域存在的发展难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台湾地区的科学史学经历了开创、低谷、转机、兴起与繁荣发展等阶段。论文对这几个阶段台湾地区科学史学发展的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并对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机构、团体、刊物、论着亦进行较为详细梳理与介绍。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论文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科学史学史与包括中国科学史、中国史学史在内的历史学科,中国哲学与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系,突出其研究的学术价值。论文还阐述了科学史学与科学创新的关系,主要论述了科学史学与科学发现、科技发明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其研究的社会影响。最后,论文把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置身于世界背景下,进行重新审视。在对国外科史学发展历程与国外中国科学史学状况进行必要梳理的前提下,探讨它们对中国科学史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问题。

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论文提纲范文）

（1）敦煌学研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些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敦煌:兼收并蓄中彰显文化自信（论文提纲范文）

（4）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甘肃省博士后机制建设现状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敦煌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8）西部高校成长模式研究 ——基于组织成长的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 ——政策分析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论文参考文献）

• [1]敦煌学研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些思考[J]. 郑炳林,朱建军. 敦煌学辑刊, 2019(03)
• [2]敦煌:兼收并蓄中彰显文化自信[J]. 郑炳林,朱建军. 决策探索(上), 2019(09)
• [3]怀念陈国灿先生[J]. 郑炳林. 敦煌学辑刊, 2019(01)
• [4]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D]. 罗发龙. 暨南大学, 2018(06)
• [5]兰州大学与港台地区敦煌学交流——港台百年敦煌学文库代序[J]. 郑炳林. 丝绸之路, 2016(20)
• [6]甘肃省博士后机制建设现状与问题研究[D]. 牛建鹏. 兰州大学, 2015(02)
• [7]论敦煌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探索[J]. 僧海霞.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3(11)
• [8]西部高校成长模式研究 ——基于组织成长的理论与实践[D]. 江鸽平. 石河子大学, 2013(03)
• [9]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 ——政策分析的视角[D]. 姚锐. 南京大学, 2011(07)
• [10]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D]. 詹志华. 厦门大学, 2009(01)

标签：科学论文;  大学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