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铁路罢工与“2月7日”大屠杀

一、京汉铁路大罢工与“二七”惨案（论文文献综述）

石耘^[1]（2021）在《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元凶伏法记》文中研究说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得组织京汉铁路全路总工会的政治权利而举行的一次罢工。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全路大罢工。2月7日,曾通电"保护劳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下令调集大批军警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镇压大罢工的主凶之一、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长期隐姓埋名、畏罪潜藏,直到1951年5月才在江苏苏州被捕归案。

张超^[2]（2021）在《谈郑州存续的“二七”力量》文中研究表明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由此沉淀下来的"二七"文化对郑州城市有着特殊的意义。郑州是京汉铁路工会成立大会的策源地,亦是"二七"惨案发生后京汉全线首个恢复工会组织的城市。持续奋斗的郑州人民将"二七"力量化作城市精神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州城市行政区划设置有二七区,将长春路更名为二七路,在城市中央修建二七广场、二七纪念塔和纪念堂,物化了郑州人民对"二七"力量的记忆和情感,也成为鼓舞一代代郑州人民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

张好真,李登殿^[3]（2021）在《“二七”罢工事件与纪念馆的情感表达设计》文中提出二七纪念馆不仅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的历史记录,也是传达"二七"革命精神的重要场所。在建党一百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与党的生日只差两岁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在党的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都担任着重要的先导角色。本文从长辛店、郑州和武汉的二七纪念馆建筑设计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该类建筑的纪念性意义在建筑设计的空间、材料、展览流线、声光电等方面的体现。"二七"纪念性建筑在情感表达方面的设计能深入挖掘人们内心的情感,唤起人们对历史场所精神的感知,推动红色精神的挖掘和当代传承。

武艳敏,左新粮^[4]（2020）在《新时代“二七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以郑州市为例》文中提出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工人运动成为我党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武器。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在这次京汉铁路大罢工中,我党领导人提出了对于后世有着重要引导意义的"二七精神"。如今距离京汉铁路大罢工已有将近百年的时间,然而"二七精神"依旧能给处于新时代的我们带来无限的精神支撑和启迪,必须对其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有效的宣传与推广。以郑州市为例,探析了新时代如何传承和弘扬"二七精神"。

肖甡^[5]（2018）在《罗章龙与党领导的北方地区早期工人运动》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罗章龙作为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地委领导下,先后参与领导了长辛店、陇海铁路、开滦五矿等工人罢工斗争,主编《工人周刊》。1923年,罗章龙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由他编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全面叙述了二七大罢工的斗争经过及其意义,有力地揭露了军阀当局的凶恶面目,迄今仍不失为研究二七大罢工的珍贵历史文献。罗章龙为党领导的北方地区早期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莉^[6]（2017）在《20世纪20年代“二七”符号的建构和传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七"惨案后,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从符形、意义、时间、仪式及空间等多个维度对"二七"事件进行了塑造,不断建构和强化"二七"符号。20世纪20年代,国共关系虽经历了分分合合,但在建构和传播"二七"符号的过程中皆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对民众认同"二七"革命精神,接受"二七"符号所蕴含的多重象征意义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使"二七"事件在民众心中形成了深刻的社会记忆,为进一步发挥"二七"符号的社会动员功能奠定了基础。

刘莉^[7]（2017）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再研究 ——以原因、影响为重点的探索》文中指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制等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京汉铁路沿线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具有诱发集体行动的潜质。在近代社会转型期,铁路在中国的发展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博弈。京汉铁路显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非同一般的经济、政治及军事价值。京汉铁路沿途地区的地形地貌及气候特征一方面有利于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居住;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生态环境,容易造成自然灾害,形成重大灾荒,给沿途居民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对于京汉铁路而言,这种地理环境既给其运营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也容易使其沦为兵火集中之地。京汉铁路沿途的人文面貌也是诱发集体行动的潜在因素。长辛店、郑州及江岸三个区域中心地的形成及大量外来人口的聚集,为地域性帮口组织的形成和集体行动的爆发提供了条件。清末民初,国内政局纷扰不已,政权更迭频繁,军阀混战接连不断,土匪猖獗,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均极不安定。京汉铁路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其运营自然逃不离整个社会大环境。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和恶劣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引发了一系列的铁路危机。同时,铁路作为“洋人洋物”,常成为激怒中国工人罢工、激发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众矢之的,京汉铁路亦不例外。这些问题的长期叠加,增加了铁路工人集体行动的风险。京汉铁路工人自身的劳动条件和生存状态成为容易诱发工人集体行动的潜在因素。年龄结构、技术工人的集中、性别等劳动条件容易滋生群体性事件,而生活的单调及娱乐文化的缺失等因素又导致工人中普遍存在着消极、隐忍、怨恨而又好勇斗狠的社会心态。此外,京汉铁路工人群体在法制、工作及生活三个层面均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而工人又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自身的职业诉求及维护自身权益。因此,集体行动成为他们团结有力的反抗方式。就工人组织而言,京汉铁路上的职工组织呈现出明显的职业分层现象。不管是职业性组织、地缘性组织还是其他性质的组织,均成为工人们之间的壁垒。这些组织团体的出现,一方面成为团结壮大工人力量的重要媒介,另一方面也是引导工人走向分裂主义的桥梁。这些因素的叠加成为引导工人走向集体行动的暗流。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努力下,京汉路沿线各地工会组织相继建立。在工会的发动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开启了反抗斗争的模式,从“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在不断的反抗斗争中,京汉铁路工人逐渐成长为一支较为成熟的革命力量。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社会思潮、自然灾荒、中共的介入及北洋政府的恐慌与高压防范等是促发革命的助燃剂。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营造出强烈的革命氛围,这种社会环境对中国工人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其阶级意识开始形成,团结意识逐渐增强,反抗斗争从自在阶段开始向自为阶段转变。20年代初,京汉路沿线地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荒,加之政府无力应对,导致了严重的物价上涨和社会恐慌,这是造成京汉及北方铁路工人频繁罢工的经济因素之一。中共介入京汉铁路以后,通过多种策略和方式,改造和利用了京汉铁路工人中固有的地域性帮口组织,在全路建立了统一的工会组织,为革命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面对逐渐风靡全国的“激进主义”和风起云涌的工潮,北洋政府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和高压政策。这一时期,工潮、政争及“过激主义”相互交织。由此可以预见,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的爆发并不是由单一因素促发的,更不是仅凭中共振臂一呼就能群起响应的,而是社会、自然、经济及政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罢工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各方力量对待此次罢工事件的态度及应对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大罢工发生后,工界、学界与商界之间的联盟关系瓦解。商界转而与军政当局结成同盟,共同抵制和破坏此次大罢工。工界与学界则相互支援,并积极联络商界,酝酿更大规模的反抗行动。最终,由于北京政府的严密防范,工界、学界筹划的总罢工及国民大运动未能实现。但经此一役,北京政府的残暴本质已暴露无遗,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打倒军阀”已成社会各界的共识。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民权意识的觉醒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大罢工爆发后,北京政府对京汉路罢工事件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处置原则,逐渐平息了这场大罢工事件及全国范围内的反抗暗潮,暂时化解了这场严重的统治危机。然而,从北京政府的应对来看,主要采用的是“灭火”式的被动应对。从现代国家角度来说,北京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手段无疑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的。二七惨案后,国共两党及国内外社会各界对被难的京汉路工人及其家属展开了积极的救济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救济效果。透过国共两党在救济工作中的合作与冲突,可以窥见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曲折性、复杂性及国共合作内部蕴含的分裂危机。此次大罢工的失败产生了双重社会效应:既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二七”惨案确实给京汉路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困苦,也使中共的工运工作遭到了严重的挫败。然而,这一事件也对中国革命进程和社会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一方面导致了北洋政府的政治声誉严重恶化,使“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进而引发了中国革命力量的重组和革命策略的调整。此外,此次大罢工事件还推动了中国劳动立法的进程。“以史为鉴”是历史学的基本社会功能,因此总结历史之得失十分必要。透过时人对于此次事件的认知,可以发现大罢工并不是一起简单的罢工事件,事件背后,蕴含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矛盾。它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多元因素相互作用、激烈碰撞的产物。同样,大罢工的失败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从这次失败中反映出年轻的中共及工人阶级这支革命力量还不够成熟,自身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改进。“二七”惨案后,在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的不断塑造下,“二七”成为蕴含着“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等多重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纵观整个民国时期,“二七”纪念不仅是国共关系的晴雨表,而且成为近代中国革命中一个有力的社会动员工具。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拥有和阐释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两党共同拥有,到互相争夺,再到中共独自掌控了“二七”符号的话语权。这种变化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中共的政治动员技术和话语操控能力渐趋成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共作为一支新生革命力量的渐趋壮大历程。

林友华^[8]（2017）在《第一位中共党员烈士考证》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建党后第一次有党员捐躯的流血事件是1923年的"二七"惨案,其中殉难的共产党员当属中国共产党的首批烈士。在"二七"烈士中,可以确认的共产党员仅有林祥谦、施洋两人,较早牺牲的林祥谦则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烈士。

刘莉^[9]（2016）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社会后果》文中指出阐述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对当时的商旅群体、北洋政府、工人群体及中共等各方力量均造成的损失或不便,各方力量对待此次罢工事件的态度及应对措施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指出此次大罢工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消极的一面是,它使中国工人运动由高潮转向消沉;积极的一面是,这次大罢工从更深层次上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令北洋政府的政治声誉严重恶化,使"打倒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进而引发了中国革命力量的重组与革命策略的调整。

刘莉^[10]（2016）在《有关二七惨案的若干问题考辨》文中研究表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着名的革命事件。然而,有关二七惨案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被捕及失业流亡人数等,至今众说纷纭。经考证,二七惨案所造成的遇难人数是100余人,受伤人数是300余人,被捕人数为300余人,失业流亡人数有4 000多人。澄清这些史实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有助于认识二七惨案后中共的救济任务,有助于理解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何以从高潮走向消沉及二七惨案与打倒军阀之间的历史因缘。

二、京汉铁路大罢工与“二七”惨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京汉铁路大罢工与“二七”惨案（论文提纲范文）

（1）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元凶伏法记（论文提纲范文）

（2）谈郑州存续的“二七”力量（论文提纲范文）

（3）“二七”罢工事件与纪念馆的情感表达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二七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以郑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罗章龙与党领导的北方地区早期工人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6）20世纪20年代“二七”符号的建构和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7）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再研究 ——以原因、影响为重点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8）第一位中共党员烈士考证（论文提纲范文）

（9）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社会后果（论文提纲范文）

（10）有关二七惨案的若干问题考辨（论文提纲范文）

四、京汉铁路大罢工与“二七”惨案（论文参考文献）

• [1]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元凶伏法记[J]. 石耘. 炎黄春秋, 2021(09)
• [2]谈郑州存续的“二七”力量[J]. 张超. 河南博物院院刊, 2021(02)
• [3]“二七”罢工事件与纪念馆的情感表达设计[J]. 张好真,李登殿. 城市建筑, 2021(S1)
• [4]新时代“二七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以郑州市为例[J]. 武艳敏,左新粮.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3)
• [5]罗章龙与党领导的北方地区早期工人运动[J]. 肖甡. 北京党史, 2018(04)
• [6]20世纪20年代“二七”符号的建构和传播[J]. 刘莉. 江汉论坛, 2017(05)
• [7]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再研究 ——以原因、影响为重点的探索[D]. 刘莉. 苏州大学, 2017(06)
• [8]第一位中共党员烈士考证[J]. 林友华. 福建史志, 2017(01)
• [9]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社会后果[J]. 刘莉.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5)
• [10]有关二七惨案的若干问题考辨[J]. 刘莉.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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