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看——发展科技中介政府该如何作为(论文文献综述)
陈金德,张寒旭,封春生[1](2020)在《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服务能力评价模型构建——基于广东的思考》文中提出从广东省内各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服务供给与发展运行全视角出发,综合考虑服务潜力和现有水平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综合评价方法构建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服务能力评价模型,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验证评价模型的合理性,确定关键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2010—2018年间广东省内各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科技服务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发展不均衡,珠三角地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科技服务能力遥遥领先于粤东西北地区;企业服务能力、人力资源、科技创新资源对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服务能力影响相对显着。
龙飘[2](2020)在《知识生产模式3下的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旋律,高等院校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取得了大量科技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而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科技成果转化却存在诸多问题。我国目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中科研体量与成果产出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却难以转为现实生产力,成果转化效率低下,制约着创新驱动型社会的转型。因此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势在必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质就是将生产出的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也势必会影响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因此,本研究以知识生产模式3为理论视角,以广东省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案例,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待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存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的对策建议。首先,通过文献资料的整理总结展开知识生产模式3的理论研究,包括知识生产模式的历史演变以及知识生产模式3的特点,这一部分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支撑,为本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其次,通过现有文献资料和数据以及实地调研对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进行分析。基于知识生产模式3的分析框架,探究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状况,找出当前其存在的不足与问题。通过资料的梳理发现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中存在着物质化的成果转化理念、封闭式的成果转化合作机制以及单一性的成果转化管理机制三大问题,并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找到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存在的三点原因:自上而下的转化模式、科研人员的双重身份以及当前知识生产模式仍处于转型时期;最后,结合知识生产模式3分析框架提出对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得改进对策建议。基于上述的理论和现状分析,本部分提出促进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三大对策建议:革新科技成果转化理念,推动成果转化的公众利益化;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网络集群推进科技成果一体化转移转化平台建设;创新管理机制,构筑社会公众参与渠道。
刘小龙[3](2020)在《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服务营销策略研究》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科技服务业在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传统产业企业科技创新、加快企业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着,是国民经济体系中重要的战略性产业。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要促进科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然而,科技服务业虽然快速发展,但是仍然对经济的贡献率达不到社会上对它的期待,促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对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是隶属于G市科学技术局的科技服务型事业法人单位,致力于打造科技创新资源平台、促进G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推动G市产业调整转型升级、提升G市区域核心竞争力等工作。为提升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服务能力,为G市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本文以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营销策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了文献研究、理论分析、访谈、案例研究等方法。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归纳了服务的定义,研究了服务的定义及特点、服务营销的理论发展、STP战略、PEST模式、SWOT模型;了解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状况,通过实地调查、访谈、问卷调查,从服务营销7个P和SWOT模型分析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经营现状及需改进的问题;运用PEST模型分析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外部环境,总结科技服务业的行业特点和竞争情况,通过问卷调查加深了解客户行为及客户对服务的需求、客户的满意度情况;运用STP战略分析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市场定位;通过综合分析,基于服务营销策略提出建议。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服务产品、营销渠道、促销、服务过程方面有待改进。第二,面临着积极的政治经济环境、科技服务需求大,科技服务业队伍日趋庞大,行业内服务领域窄、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不高、盈利性弱等特点,竞争日趋激烈。第三,运用目标市场战略,将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定位为综合性的科技中介服务平台。第四,从产品、定价、渠道、促销、服务人员、服务过程方面对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营销策略提出建议。
邓沁雯[4](2019)在《顺德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核心行为主体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研究地方政府在城镇化中的具体角色与行为逻辑,有助于解释我国城镇化的过程机制。在我国政府多层级行政组织结构和逐级发包的治理制度下,行政层级对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影响重大。目前学术界从行政层级视角对地方政府进行的研究较少关注到其对城镇化作用的相关性,而大量相关城镇化的研究则对地方政府的层级角色定位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认识。因此,本文选择从层级关系视角重新审视作为城镇化行为主体的地方政府,并以极具样本意义的广东顺德展开对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具体角色与行为研究。本论文对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行为主体进行层级关系划分,将介于顶层中央和底层市场、社会主体之间的地方政府常常表现出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模糊性角色概括为“中间者”角色,并提出“中间者”在城镇化过程中“上下浮动”的行为特征,由此建立起地方政府的“中间者”理论模型。首先,地方政府无论是作为与市场、社会相对独立的地方行政主体,还是在其所处国家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关系中,都扮演着一种介于上层主体和下层主体之间的“中间者”角色,并表现出“上下浮动、复杂灵活”的行为特征。其次,由于地方政府的整体“中间者”角色系统内部存在不同层级政府的角色分化,可以进一步将各级政府划分为上层地方政府(省级)、中间层地方政府(地级和县级)与下层地方政府(乡镇级)。其中,地级和县级的中间层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角色与行为特征最为显着,是“强中间”状态;而省级的上层地方政府和乡镇级的下层地方政府则属于显着偏上和显着偏下的“弱中间”状态。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行为受到上层主体的制度框架约束、中间者自身利益追求和下层主体的地方主义渗透,以及包括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其中,上层制度因素作为决定性因素,在影响中间层和下层因素作用发挥的同时,通过界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自主权限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边界。中间层逐利性因素作为主导性因素,其利益取向以及价值判断决定了行为的方向。下层地方主义渗透因素作为调节性因素,也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行为风格与路径。外部环境因素作为背景性情境或宏观发展趋势,其作用缓慢、渐进且深远,通过对上、中、下层主体的分别作用,进一步对“中间者”行为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正是这些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促成了我国地方政府作为“中间者”“上下浮动、复杂灵活”的行为特征。基于不同外部环境特征和相应条件下的上、中、下各层影响因素的不同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各层级主体间的行为关系具有上、中、下三者融合、三者分离、中间者偏上和中间者偏下四种基本模式。而伴随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作为“中间者”的地方政府,其推动城镇化的方式经历了从间接推动向直接推动的转变过程,并通过资源经营、区划调整和增长式规划制定的三大主要行为手段推动城镇化发展。作为我国珠三角地区县级行政单元的城镇化典型代表,广东顺德的城镇化过程具有其特殊的参考研究价值。本论文以广东顺德为实证案例,对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城镇化发展过程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城镇化中的角色与行为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在总结顺德城镇化各阶段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地方政府的“中间者”理论框架,解释并分析顺德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行为手段;并在分析顺德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各级政府间行为关系的基础上,总结顺德地方政府作为“中间者”的行为模式及其演变特征。研究得出:顺德的城镇化过程,经历了1978-1992年乡镇企业主导的农村就地城镇化起步;到1992-2002年市场化体制改革下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再到2002-2009年经济主导向兼顾社会的城市化初步协调发展;最后到2009年至今综合改革全面深化的城市化内涵发展四个阶段。空间演进方面,前两阶段的城镇化过程以农村地区为主导,后两阶段则以城镇地区为主导。人口方面,经历了以本地劳动人口非农化转变为主向外来人口不断增加的转变过程。经济社会方面,从集体企业向本土民营企业的转变与发展过程,带动了顺德产业与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亦逐渐趋于完善。空间形态方面:第一阶段,乡村初级工业化形成了以生产空间扩张为主的土地非农化使用转变,并表现出点状分散式的整体空间形态;同时,县域城镇体系结构也呈现出县城中心不突出,各小城镇差异化发展下的相对均衡格局。第二阶段,村镇建设用地进一步扩散蔓延,呈现出城乡混杂的线轴蔓延式整体格局;同时,村级工业用地的大肆扩张,造成村强城弱的村镇关系反转。第三阶段,集约工业园区与佛山都市功能承载等建设,促使顺德城镇建设用地进一步蔓延成片,在空间上呈现出片轴聚核式的整体形态格局;小城镇发展与镇街关系亦开始从过去的各自为政转向初步联合协作。第四阶段,顺德土地资源的开发使用已达生态承载底线,城市建设转向存量土地再利用的面域空间修补;同时,区域一体化的片区式规划布局促使城乡空间开始形成组团网络式的整体形态格局;而各镇街也在巩固各自特色优势的基础上,更趋向于区域化的相互协作。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对顺德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总体上经历了“间接推动-间接推动与直接推动共同作用-直接推动”的转变过程。具体行为手段方面,首先,基于各城镇化阶段中不同上级主体的政治意图,顺德区划不断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其次,顺德政府的资源经营手段不断升级,经历了“企业经营-土地与品牌经营-工业复兴”的演变过程。最后,规划手段方面,从早期注重城市中心的培育及强化,发展为后期的区域化融合。总体来看,顺德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强大,自上而下的力量则伴随发展进程逐渐增强,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经历了从游离到融合的上下关系,并在城镇化空间表现上也呈现出大致的对应关系。而对应于顺德的四个城镇化阶段,顺德政府作为“中间者”的行为模式经历了“中间者”向下靠拢,“中间者”抗衡上下,“中间者”受制上下,到最后“中间者”融合上下的过程演变,这对于理解地方政府的“中间者”理论模型提供了实证。
廖思琦[5](2018)在《广东省风险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广东省正在全面落实“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和“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新要求,加快推动改革发展的各项事业,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加快建设,广东正在加快产业升级,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作为重要的区域金融发展中心,广东风险投资面临难得的机遇。大力推动风险投资发展,进一步发挥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服务支撑作用,培育广东金融业发展及金融中心建设新的亮点和增长点,推动广东建设国际风投中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广东风险投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其发展现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指出风险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带动产业环境体系的建设,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环境支撑;引导风险资本流入全方位领域,为技术创新成果实现提供资金保障和全方位服务;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更高层次产业的形成;优化产业间的资源配资,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增值服务,并以此得出相关结论和建议。实证结果表明:通过时间序列数据计量回归的实证检验可以看出风险投资的投资强度与产业结构优化率和就业占比之间是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的,就长期来看,增加风险投资的投资强度是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率和就业占比的增长的,即有利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效滞后性。本文意义在于自从风险投资这种投资方式引入我国,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大量涌现,但大多只是对基本情况和运行机理中某个阶段的介绍,关于风险投资对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成果很少,而且针对具体省份的研究更不多见。所以,本文选择了我国风险投资大省之一广东省为例,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广东省风险投资发展情况入手,研究风险投资对广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以期为广东省风险投资理论界提供更加充分的资源。
贺文佳,吕微[6](2018)在《山西省科技中介服务效率评价研究——以生产力促进中心为例》文中认为文章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2007—2016年山西省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服务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山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效率总体呈良好态势,在2009—2013年达到了DEA有效,其余年份均为非DEA有效,原因在于生产力中心的规模较小,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仍需进一步提高,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优化的对策建议。
周宇英[7](2017)在《广东专业镇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战略SWOT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广东专业镇生产力促进中心在建设专业镇中小微企业服务平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运用SWOT理论,分析广东专业镇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发展情况的优势、劣势和面临的机会、威胁,提出促进广东专业镇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发展战略选择,供政府决策参考。
梁嘉明[8](2017)在《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实施效果研究》文中提出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是省部院推进产学研合作的试点工程,也是我国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探索。作为广东省科技创新的重大政策,专项计划实施自20062013年的7年来,广东省财政投入共计28亿元,带动各地市财政投入120亿元,引导社会和企业投入产学研经费1000多亿元,产学研合作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开展专项计划实施效果的研究工作,一方面是提高政府公共资金使用效益的需要,是我国正在提高的政府管理效能的一种先行探索,体现了强化问责的思想。另一方面是进一步推动产学研合作的需要,适时总结专项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深入认识产学研合作的规律和特点,为未来工作的推动和发展提出建议。研究旨在对专项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行回顾和总结,以便提升认识、展望未来。研究的重点是广东省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的实施效果。从研究内容看,既包括了专项资金带来的直接效果,也包括其溢出效应,产生的示范带动作用,还包括其作为试点工程,产生的政策影响。从研究理论角度,实施效果既包含有“成果”、“成就”的含义,也蕴含着“举措”、“影响”的意思。实施效果研究可以看作是对特定组织或个体活动的结果及结果实现过程中实施行为的考核,关注的是结果对目标的满足程度,及实现结果过程中实施行为对促进目标达成的作用。本研究采用自下而上的数据驱动和自上而下的理论驱动研究相结合,政策分析和大量的案例分析相结合,相比起基于财政项目的绩效评价,其创新点在于,实施效果研究不是从财政角度评估经费使用的有效性,而是从实施过程和效果的角度,研究专项的效果、影响,体制机制以及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通过研究,作者将尝试总结出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实践在哪些方面丰富了我国产学研合作理论,进一步深刻理解和把握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
郑璐[9](2015)在《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人才智力密集、科技含量高、产业附加值大、辐射带动作用强等特点。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广州作为华南地区人流、物流、资金流、知识流与信息流的交汇枢纽,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对其后续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科技投入力度小、专业化水平不高、高层次科技服务人才相对缺乏等问题。研究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探讨如何能行之有效的推动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科技服务业的内涵、分类及特征是什么;2、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现状特征及区域、结构差异如何;3、提出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进而研究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研究总结,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规范与实证研究结合,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经历了培育、市场化发展、产业体系逐步形成三个阶段,目前整体产业规模增长势态良好,人员结构优化、服务能力提升、经营模式多样化,科技创新能力稳步增长。区域差异与结构差异突出,天河、越秀较其他区发展较快,研发服务业以及科技中介与咨询服务业发展较快。2、利用因子分析对广州地区177家企业的调研数据研究,得到四大公因子:基本生产要素因子、创新因子、政府因子、制度因子。3、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到现阶段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发现与从业人员数、固定资产总值、平均工资、政府行为显着正相关,其中从业人员数的影响程度最大,与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占比有着显着负相关的影响。
束兰根[10](2015)在《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研究》文中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通过科技与金融相结合,推动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有效对接,对于推进自主创新、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有着积极作用。在我国,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科技创新需要金融创新提供保障,金融的稳健发展也需要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给予支撑,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对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科技金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就研究现状而言,“科技金融”一词主要是在实践中应用,国内学者虽然从科技金融的主要内涵、相关机制创新、科技与金融的互动作用等方面展开了一些研究,但目前尚未形成被广泛接受的明确定义。本文基于以往研究对科技金融进行了重新界定,将科技金融的内涵理解为科技产业与金融业的协同集聚,并在此基础上相互融合所形成的一种体系或业态。此外,现有针对科技金融体系的研究大多采用定性或是半定量的研究方式,缺乏科学严谨的论证过程,而在构建科技金融评价体系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本研究主旨在于,聚焦中国当前科技金融实践的现实基础,对科技产业与金融业的协同发展机理深入剖析,并尝试运用2004-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检验:一方面探讨影响科技产业与金融业协同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研究科技与金融的协同发展对地区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借助Krugman[1]以及Venables[2]的分析框架,从产业集聚的视点出发,研究科技产业与金融业的协同集聚,并且创新性地构建科技金融协同集聚指数,作为衡量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本文的研究方法包括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通过文献回顾、机理分析、指标测度和实证分析探究科技产业与金融业的协同集聚。在理论分析中,借鉴垂直关联模型的分析思路,尝试性地运用数理模型推导出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况,从产业关联、知识外溢、制度因素和空间互动共四个视角进行解释分析,提出综合猜想并加以论证。在实证检验中,利用2004-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首先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了影响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相关因素,与前文的理论模型相互印证;其次,构建了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联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实证分析了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联效应;最后又通过计量回归进一步验证了科技金融协同集聚对科技产业和金融业发展的促进关系。研究发现:(1)科技产业与金融业的前后向关联、知识外溢、制度因素以及空间互动都会对科技金融的协同集聚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它们各自对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影响程度会有差异,其中政府政策等制度因素对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影响程度最大;(2)银行业-高新技术产业协同集聚指标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联度最高,其次是保险业-高新技术产业协同集聚指标,及其他金融活动-高新技术产业协同集聚指标,与地区经济增长关联效应相对较不明显的是证券业-高新技术产业协同集聚指标。(3)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会显着促进科技产业以及金融业的发展,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科技金融协同集聚指数每提高1.0%,人均科技产业增加值会提高3.3%,而人均金融业增加值会提高1.8%。本研究从产业协同集聚的视角分析科技与金融协同发展的作用,一方面深化了科技金融的内涵,有助于把握科技金融发展趋势、加深认识科技金融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便于对比反映地区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的水平、优化地区对科技金融的投入和提升我国地区科技金融的运行效率,并最终为地区发展科技金融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建议。当然,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需要在未来研究中继续探讨。
二、从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看——发展科技中介政府该如何作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看——发展科技中介政府该如何作为(论文提纲范文)
(1)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服务能力评价模型构建——基于广东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 研究背景 |
2 文献回顾 |
3 评价指标体系 |
3.1 服务资源投入能力 |
3.2 服务环境支撑能力 |
3.3 服务成果产出能力 |
4 评价模型与结果分析 |
4.1 评价模型 |
4.1.1 建立初始决策矩阵并将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
4.1.2 求解各指标的信息熵 |
4.1.3 计算各指标权重 |
4.1.4 构建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并确定正、负理想解 |
4.1.5 计算各评价对象到正、负理想解的欧式距离 |
4.1.6 求得相对贴近度 |
4.2 测度结果 |
4.3 广东省内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服务能力动态演变分析 |
4.4 广东省内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服务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5 各指标与科技服务能力的关联程度分析 |
5.1 灰色关联分析法 |
5.1.1 定义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 |
5.1.2 数据标准化处理 |
5.1.3 计算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的绝对差值 |
5.1.4 求取灰色关联系数 |
5.1.5 求出灰色关联度 |
5.2 灰色关联结果与分析 |
5.2.1 企业服务能力决定着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核心竞争优势 |
5.2.2 科技创新资源是生产力促进中心能力提升的关键支撑 |
5.2.3 人力资源是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
6 结论及建议 |
(2)知识生产模式3下的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评述 |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框架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相关概念 |
(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概念 |
二、理论基础 |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历史沿革 |
(二)知识生产模式3的特点 |
(三)模式3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变革 |
三、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于模式3的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践分析 |
一、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现状 |
(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 |
(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投入 |
(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主体间合作 |
二、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一)物质化的成果转化理念 |
(二)封闭式的成果转化合作路径 |
(三)单一性的成果转化管理机制 |
三、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践问题产生的原因 |
(一)自上而下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
(二)高校科研人员身份的双重性 |
(三)知识生产模式仍处于转型时期 |
四、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模式3的广东省高校成果转化的优化建议 |
一、革新科技成果转化理念,推动成果转化的公众利益化 |
二、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网络集群,推进科技成果一体化转移转化平台建设 |
三、创新管理机制,构筑社会公众参与渠道 |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3)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服务营销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2.3 研究方法 |
1.3 研究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服务营销与管理 |
2.1.1 服务的定义及特点 |
2.1.2 服务营销的定义及特点 |
2.1.3 服务营销的组合策略理论 |
2.2 科技服务业的现状研究 |
2.2.1 科技服务业的内涵 |
2.2.2 科技服务业的现状 |
2.2.3 科技服务机构 |
2.3 理论工具 |
2.3.1 STP战略理论 |
2.3.2 PEST模型 |
2.3.3 SWOT模型 |
第三章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3.1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简介 |
3.1.1 业务范围 |
3.1.2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组织架构及财务状况 |
3.2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服务营销现状 |
3.2.1 服务产品 |
3.2.2 服务定价 |
3.2.3 服务营销渠道 |
3.2.4 服务促销 |
3.2.5 服务人员 |
3.2.6 有形展示 |
3.2.7 服务过程 |
3.3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面临的问题总结 |
3.3.1 服务产品方面 |
3.3.2 营销渠道方面 |
3.3.3 市场促销方面 |
3.3.4 服务人员方面 |
3.3.5 服务过程方面 |
第四章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营销环境分析 |
4.1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宏观环境分析 |
4.1.1 政治环境 |
4.1.2 经济环境 |
4.1.3 社会环境 |
4.1.4 技术环境 |
4.2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行业特点分析 |
4.2.1 广东省科技服务业的性质和分类 |
4.2.2 广东省科技服务业的服务领域 |
4.2.3 广东省科技服务业的科研成果转化 |
4.2.4 广东省科技服务业的盈利性 |
4.3 竞争对手分析 |
4.3.1 同市同行的正面竞争 |
4.3.2 其它行业的跨界竞争 |
4.3.3 其它地区同行的跨区域竞争 |
4.4 客户评价 |
4.4.1 服务产品和定价的评价 |
4.4.2 服务人员的评价 |
4.4.3 客户行为分析 |
4.5 小结 |
第五章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营销战略STP分析 |
5.1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SWOT分析 |
5.1.1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优势 |
5.1.2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劣势 |
5.1.3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机会 |
5.1.4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威胁 |
5.2 市场细分 |
5.3 目标市场选择 |
5.3.1 目标市场选择依据 |
5.3.2 目标市场分析与选择 |
5.4 市场再定位 |
5.4.1 识别潜在竞争优势 |
5.4.2 选择竞争优势 |
5.4.3 塑造形象和传播市场再定位 |
第六章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营销策略优化建议 |
6.1 服务产品策略 |
6.1.1 引入互联网+,建立科技中介服务线上“商城” |
6.1.2 原有的服务产品作为线上商城的“自营商品” |
6.1.3 提供线上平台数据服务 |
6.2 服务价格策略 |
6.3 渠道策略 |
6.3.1 线上营销 |
6.3.2 大数据精准营销 |
6.3.3 新媒体营销 |
6.4 促销策略 |
6.4.1 广告策略 |
6.4.2 引入会员制 |
6.5 服务人员策略 |
6.5.1 增加科技中介服务线上商城的技术支持和客服人员 |
6.5.2 市场和营销人员队伍建设 |
6.5.3 加强服务人员的激励 |
6.6 有形展示策略 |
6.6.1 保障线上商城的系统稳定性 |
6.6.2 形象设计 |
6.7 服务过程策略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客户满足度调查 |
致谢 |
(4)顺德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议题的确立 |
1.1.1 研究背景 |
1.1.2 议题的确立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既有研究综述 |
1.3.1 既有相关理论基础 |
1.3.2 既有相关研究进展 |
1.3.3 既有研究总结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框架与基本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之处 |
1.7 研究对象界定 |
1.7.1 相关概念解释 |
1.7.2 研究对象界定 |
1.8 广东顺德的实证研究 |
1.8.1 顺德简介 |
1.8.2 顺德城镇化发展概况与阶段划分 |
1.8.3 顺德城镇化研究的内容构成 |
第二章 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角色与行为逻辑建构 |
2.1 我国政府组织结构与治理行为的制度基础 |
2.1.1 条块关系与M型组织结构 |
2.1.2 政府治理的层级发包制 |
2.2 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差异 |
2.2.1 利益目标的选择偏好差异 |
2.2.2 各级政府的行为权力差异 |
2.3 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角色发现与理论建构 |
2.3.1 城镇化模式“上”“下”之争与地方政府的“模糊”角色 |
2.3.2 地方政府作为“中间者”的角色提出 |
2.3.3 “中间者”的角色理论建构 |
2.4 地方政府作为“中间者”的行为逻辑 |
2.4.1 “中间者”行为的影响因素 |
2.4.2 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 |
2.4.3 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行为选择模式 |
2.5 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主要行为手段 |
2.5.1 间接推动到直接推动的方式转变 |
2.5.2 资源经营手段 |
2.5.3 区划调整手段 |
2.5.4 增长式规划制定手段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乡镇企业主导农村就地城镇化起步(1978-1992):顺德县政府“中间者”向下靠拢型行为模式 |
3.1 社会发展背景: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工业 |
3.1.1 国家社会背景 |
3.1.2 顺德的乡镇企业发展 |
3.2 城镇化特征:以小城镇发展为主的乡村就地非农化转移 |
3.2.1 人口方面:离土不离乡的就地非农化转移 |
3.2.2 经济社会方面:乡镇企业造就经济奇迹 |
3.2.3 土地空间方面:生产空间扩张下的点状分散式格局 |
3.2.4 小城镇发展:差异化发展下的相对均衡 |
3.3 城镇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3.3.1 资源经营:扶持乡镇企业推动城镇化起步 |
3.3.2 区划调整:县政府的“强中心”策略 |
3.3.3 发展规划:姗姗来迟的“良容桂经济中心区”设想 |
3.3.4 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作用机制 |
3.4 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 |
3.4.1 顺德政府的行为影响因素 |
3.4.2 各级政府行为关系:镇主导下的“省-县-镇”联合 |
3.4.3 顺德县政府的“中间者”向下靠拢型行为模式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市场化改革下城镇化快速发展(1992-2002):顺德市政府“中间者”抗衡上下型行为模式 |
4.1 社会发展背景:市场化转变与配套制度改革 |
4.1.1 国家社会背景 |
4.1.2 顺德的试点建设与市场化体制改革 |
4.2 城镇化特征:村强城弱的城乡混杂格局 |
4.2.1 人口方面注:本地人口就地非农化与外来流动人口激增 |
4.2.2 经济方面注:市场经济转制下工业化大发展 |
4.2.3 社会方面:社会公共事业建设起步 |
4.2.4 土地空间方面:城乡混杂的线轴蔓延式格局 |
4.2.5 小城镇发展:村强城弱的村镇关系反转 |
4.3 城镇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4.3.1 强推市场化改革:备受争议的乡镇企业改制 |
4.3.2 土地为核心的各类城市资产经营 |
4.3.3 区划调整:乡村到城市型的建制转变与中心区扩张 |
4.3.4 增长式规划:城市规模扩张与中心强化 |
4.3.5 顺德城镇化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 |
4.4 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 |
4.4.1 顺德政府的行为影响因素 |
4.4.2 各级政府行为关系:县级市为主导与村级力量崛起 |
4.4.3 顺德市政府的“中间者”抗衡上下型行为模式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经济转向社会的城市化初步协调发展(2002-2009):顺德区政府“中间者”受制上下型行为模式 |
5.1 社会发展背景 |
5.1.1 国家社会背景 |
5.1.2 顺德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兼顾经济与社会发展 |
5.2 城镇化特征:兼顾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城市现代化 |
5.2.1 人口方面:户籍一体化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问题 |
5.2.2 经济方面:现代制造业体系建立与高新技术产业兴起 |
5.2.3 社会方面:公共事业建设全面铺开 |
5.2.4 土地空间方面:工业用地集约化建设与佛山都市功能承接 |
5.2.5 小城镇发展与镇街关系:各自为政转向初步联合协作 |
5.3 城市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5.3.1 区划调整:顺德撤市设区与行政建制的完全城市化 |
5.3.2 工业用地集约化建设下的土地资源争夺 |
5.3.3 从企业到城市的全面化品牌经营 |
5.3.4 规划手段:城市化水平成为直接发展目标与佛山都市功能承接 |
5.3.5 顺德城镇化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 |
5.4 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 |
5.4.1 顺德政府的行为影响因素 |
5.4.2 各级政府行为关系:佛山市与顺德镇村的上下分离及对抗 |
5.4.3 顺德区政府的“中间者”受制上下型行为模式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改革全面深化的城市化内涵发展(2009年至今):顺德区政府“中间者”融合上下型行为模式 |
6.1 社会发展背景 |
6.1.1 国家社会背景 |
6.1.2 顺德全面深化的综合改革 |
6.2 城镇化特征:区域化协作与城市化内涵式发展 |
6.2.1 人口方面: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 |
6.2.2 经济方面: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入融合下新型产业发展 |
6.2.3 社会方面:社会发展规划与各项社会改革及建设 |
6.2.4 土地空间方面:三旧改造推进空间升级与三大片区的区域融合 |
6.3 城镇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6.3.1 区划调整:省直管下的城市化行为自主权提升 |
6.3.2 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城市化内涵式发展 |
6.3.3 资源经营:从空间生产到科技创新下的工业复兴 |
6.3.4 规划手段:区域化协作中寻求发展 |
6.3.5 顺德城镇化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 |
6.4 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 |
6.4.1 顺德政府的行为影响因素 |
6.4.2 各级政府行为关系:“省-区-镇”协同与区镇权力重构 |
6.4.3 顺德区政府“中间者”融合上下型行为模式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一、地方政府的“中间者”理论 |
二、顺德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
1.顺德城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 |
2.顺德地方政府的主要行为演变 |
3.各级地方政府的关系演变 |
4.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及其空间结果演变 |
三、创新点 |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5)广东省风险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1.2.1 研究方法 |
1.2.2 研究内容 |
1.3 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1.3.1 论文创新 |
1.3.2 论文不足 |
2.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风险投资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2.2.2 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2.2.3 风险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相关关系文献综述 |
2.3 文献评析 |
3.广东省风险投资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概况 |
3.1 广东省风险投资发展的现状 |
3.1.1 广东省风险投资的发展概况 |
3.1.2 广东省风险投资发展的障碍 |
3.2 广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 |
3.2.1 广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特征 |
3.2.2 广东省产业比较优势分析 |
4.风险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分析 |
4.1 带动产业环境体系建设 |
4.1.1 政策环境 |
4.1.2 科技环境 |
4.1.3 金融环境 |
4.1.4 人才环境 |
4.2 促进更高层次产业的形成 |
4.2.1 促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
4.2.2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
4.3 引导风险资本流入全方位领域 |
4.3.1 聚集资本 |
4.3.2 引导资本流向 |
4.3.3 全方位领域发展周期的角度 |
4.4 优化产业间的资源配置 |
4.4.1 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 |
4.4.2 提供增值服务 |
4.4.3 资源配置分散风险的角度 |
5.风险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
5.1 实证方法介绍 |
5.2 样本数据和变量的设定 |
5.3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5.4 协整检验 |
5.5 误差修正模型 |
5.6 格兰杰因果检验 |
5.7 小结 |
6.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山西省科技中介服务效率评价研究——以生产力促进中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文献综述 |
二、研究方法回顾 |
三、指标体系的建立 |
(一) DEA方法概述 |
(二) 投入指标 |
(三) 产出指标 |
(四) 数据来源 |
四、实证分析 |
(一) 2007—2016年中心服务效率综合评价 |
(二) 投影分析 |
(三) 2007—2016年总体趋势分析 |
五、对策及建议 |
(一) 扩大中心人数, 引进高素质人才 |
(二) 政府应加快职能角色转变 |
(三) 中心应提供多元化服务, 加大服务投入力度 |
(8)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实施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1.3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思路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广东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实施效果研究的理论分析 |
2.1 产学研合作 |
2.1.1 产学研合作的涵义 |
2.1.2 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和作用 |
2.1.3 产学研合作中的政府定位与市场机制 |
2.2 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 |
2.2.1 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的目标 |
2.2.2 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的内容 |
2.2.3 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的主要特点 |
2.3 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的实施效果 |
2.3.1 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实施效果的界定 |
2.3.2 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实施效果研究的具体内容 |
2.3.3 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的实施效果研究的难点 |
2.4 本文分析依据的主要理论 |
2.4.1 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理论 |
2.4.2 三螺旋理论 |
2.4.3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
2.4.4 广东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实施效果研究的维度和模型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广东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实施效果的研究分析 |
3.1 实施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的措施 |
3.1.1 高层会商需求驱动的顶层设计机制 |
3.1.2 多层次多主体协同合作的开放联动机制 |
3.1.3 点线面结合带动产学研合作的系统推进机制 |
3.1.4 持续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动态调整机制 |
3.1.5 上下结合的多渠道项目组织机制 |
3.1.6 专项计划投入引导多元投入配套机制 |
3.2 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的实施效果 |
3.2.1 搭建了创新平台 |
3.2.2 集聚了国内外科技人才队伍 |
3.2.3 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
3.2.4 提升了高校和科研机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
3.2.5 促进了广东省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
3.2.6 攻克行业共性关键技术 |
3.2.7 示范带动了我国产学研合作工作 |
3.3 从专项计划实施中总结的经验与认识 |
3.3.1 国情与省情对产学研合作的影响 |
3.3.2 合作模式的多样化特点 |
3.3.3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3.3.4 地方科技管理的新需求和趋势 |
3.3.5 产业创新和前沿技术储备的辩证关系 |
3.4 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3.4.1 部分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专项项目方向零散 |
3.4.2 部分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专项项目并未建立长效机制 |
3.4.3 项目组织过程中的违规现象仍有出现 |
3.4.4 相关政策和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落实 |
3.5 广东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3.5.1 专项设计没有与广东产业发展的监测结果相结合 |
3.5.2 妨碍产学研长效合作的观念有待进一步转变 |
3.5.3 专项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创新 |
3.5.4 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存在困难、信息公开共享与公开不足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内外产学研合作的经验借鉴 |
4.1 国内外产学研合作的经验 |
4.1.1 国外产学研合作的经验 |
4.1.2 北京地区产学研合作的经验 |
4.2 国内外产学研合作对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专项合作的启示 |
4.2.1 国内外产学研合作资助政策的启示 |
4.2.2 国内外产学研合作建设模式的启示 |
4.2.3 国内外产学研合作运营机制的启示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提高广东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实施效果的对策建议 |
5.1 围绕广东产业的战略定位推进产学研合作 |
5.1.1 提高政策规划的高度 |
5.1.2 结合产业需求调整专项组织方式 |
5.2 完善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的长效机制 |
5.2.1 加快服务体系建设,以平台长期链接产学研各方 |
5.2.2 以高新技术企业为抓手长期牵动高校和科研院所 |
5.2.3 不断探索创新有利于长效合作的模式并试点推广 |
5.3 创新项目管理方式,提升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 |
5.3.1 分类管理,协调发展 |
5.3.2 改变单一的前端资助方式 |
5.3.3 引入科技标准化评价模式 |
5.4 进一步形成发挥好专项效益的政策环境 |
5.4.1 健全利益分配机制 |
5.4.2 营造良好环境氛围 |
5.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答辩委员签名的答辩决议书 |
(9)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科技服务业概念及分类 |
1.2.2 科技服务业的能力评价 |
1.2.3 产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
1.2.4 科技服务业政策激励机制和对策研究 |
1.3 科技服务业的基本知识 |
1.3.1 科技服务业的界定 |
1.3.2 科技服务业的分类 |
1.3.3 科技服务业的特征 |
1.4 研究的技术路线及内容 |
1.4.1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1.4.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5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产业发展理论基础 |
2.1 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 |
2.2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
2.3 产业发展的要素依赖与配置 |
2.3.1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 |
2.3.2 哈罗德—多马模型:资本决定论 |
2.3.3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技术决定论 |
2.3.4 新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决定论 |
2.4 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
2.4.1 制度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
2.4.2 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特征与差异 |
3.1 广州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特征 |
3.1.1 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历程(1978—2012) |
3.1.2 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 |
3.1.3 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
3.2 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 |
3.2.1 企业分布区域差异明显 |
3.2.2 各区科技服务业产出差异明显 |
3.2.3 各区科技服务业从业人员差异明显 |
3.2.4 各区科技服务业存在结构差异 |
3.3 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结构差异 |
3.3.1 企业分布结构差异明显 |
3.3.2 从业人员分布差异明显 |
3.3.3 产出分布结构差异明显 |
3.3.4 广州科技服务产业主要领域发展现状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4.1 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
4.1.1 产业发展的理论模型 |
4.1.2 理论假设 |
4.1.3 科技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模型的建立 |
4.2 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4.2.1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4.2.2 因子分析 |
4.2.3 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10)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主要内容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点 |
1.5 研究不足之处 |
第二章 产业集聚与协同集聚理论研究与文献综述 |
2.1 产业集聚形成机制理论 |
2.1.1 新古典理论——从分工理论到外部性理论 |
2.1.2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模型突破 |
2.1.3 其他相关理论研究 |
2.2 协同集聚理论及实证研究 |
2.2.1 协同集聚理论 |
2.2.2 国外相关研究 |
2.2.3 国内相关研究 |
2.3 产业集聚与协同集聚理论文献对本文的启发 |
第三章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基础理论分析 |
3.1 科技与金融协同发展的过程 |
3.1.1 科技与金融协同的含义 |
3.1.2 科技与金融协同的产生 |
3.1.3 科技与金融协同的本质 |
3.2 科技与金融协同的发展现状 |
3.2.1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
3.2.2 科技支持金融创新成长 |
3.2.3 科技与金融的协同发展 |
3.2.4 科技金融发展的现实成果 |
3.3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概念及效应 |
3.3.1 科技与金融协同集聚的概念 |
3.3.2 科技与金融协同集聚的集聚效应 |
第四章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机理分析 |
4.1 理论模型 |
4.2 机制分析 |
4.2.1 产业关联的视角 |
4.2.2 知识外溢的视角 |
4.2.3 制度因素的视角 |
4.2.4 空间互动的视角 |
第五章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指标测度 |
5.1 科技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和比较 |
5.1.1 科技产业集聚:整体测度结果 |
5.1.2 科技产业集聚:细分行业测度结果 |
5.2 金融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和比较 |
5.2.1 金融业集聚:整体测度结果 |
5.2.2 金融业集聚:细分行业测度结果 |
5.3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测度和比较 |
5.3.1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指标构建 |
5.3.2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整体测度结果 |
5.3.3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细分行业测度结果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6.1 空间计量 |
6.1.1 空间权重矩阵 |
6.1.2 空间相关性检验指标 |
6.1.3 空间计量模型 |
6.2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6.2.1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2.2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6.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关联效应的实证分析 |
7.1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分析 |
7.1.1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
7.1.2 模型与指标体系构建 |
7.1.3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 |
7.2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科技产业和金融业发展的关联效应分析 |
7.2.1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7.2.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指标的测度结论 |
8.2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机理实证的对比讨论 |
8.2.1 产业关联对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影响 |
8.2.2 知识外溢对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影响 |
8.2.3 制度因素对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影响 |
8.2.4 空间互动对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影响 |
8.3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关联效应的实证讨论 |
8.3.1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 |
8.3.2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科技产业和金融业发展的关联效应 |
8.4 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 |
8.4.1 研究的理论贡献 |
8.4.2 研究的实践启示 |
8.5 进一步研究方向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简历与科研成果 |
四、从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看——发展科技中介政府该如何作为(论文参考文献)
- [1]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服务能力评价模型构建——基于广东的思考[J]. 陈金德,张寒旭,封春生. 科技管理研究, 2020(16)
- [2]知识生产模式3下的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研究[D]. 龙飘.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G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服务营销策略研究[D]. 刘小龙. 广东工业大学, 2020(02)
- [4]顺德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研究[D]. 邓沁雯.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5]广东省风险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D]. 廖思琦. 广东财经大学, 2018(07)
- [6]山西省科技中介服务效率评价研究——以生产力促进中心为例[J]. 贺文佳,吕微. 生产力研究, 2018(08)
- [7]广东专业镇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展战略SWOT研究[J]. 周宇英. 科技管理研究, 2017(18)
- [8]广东省省部院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实施效果研究[D]. 梁嘉明.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7)
- [9]广州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D]. 郑璐. 华南理工大学, 2015(12)
- [10]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研究[D]. 束兰根. 南京大学,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