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规划 精心实施 创建良好的治安环境——读《上海社会治安环境建设三年规划》有感（论文文献综述）
李珊珊[1]（2021）在《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杭州驻防地处江南地区,是清代直省驻防体系中规模较大、地位较高的驻防地点。它于顺治初年建立,随清朝结束而消亡。在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一旗人群体与汉城人的关系经历了由冲突走向融洽的过程。随着杭州驻防旗人与汉城社会的深入交往,杭州所具有的悠久醇厚的汉文化底蕴也吸引了驻防旗人的揣摩与学习。杭州驻防旗人纷纷以汉语进行诗歌写作,留下了丰厚的汉语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既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表达的相似之处,又具有鲜明的族群特征,是清代民族文学融合的典型。本文以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为研究对象,在宏观的把握上加以微观的审视,力图全面把握这一群体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前四章在历史的流变中探讨杭州驻防文人诗歌演变的历史过程;后四章则以家族文学、地域文学、创伤叙事等视角切入,重点把握杭州驻防文人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前四章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将杭州驻防文学置于清代的历史演进中,综合考量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具体面貌及形成因素。顺康雍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此时旗人初入关,与汉族百姓因种族、习俗、观念等的不同而存在较深隔阂,留下的少量诗作也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书写相对立的情感。乾嘉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乾隆南巡展示的文化盛景给杭防旗人带来垂范。同时,旗营将领倡导旗营子弟学习汉文化并在旗营内进行文化建设,使旗营子弟与汉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他们的诗歌写作也悄然兴起。在繁荣的经济文化图景下,杭州驻防文人的诗歌写作也多表现升平之象。道咸同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荣期,此时四十余位文人有诗歌作品存世。这一繁荣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驻防科举制度本地化的完成,使更多的驻防旗人介入科举,在文化层面正式拉开驻地旗民交流的序幕,使杭防文人与汉文化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这一方面带来诗歌写作人数及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也使诗作内容更加多元化。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驻防在太平天国军队的打击下遭到毁灭,其文学创作也陡然衰落。光绪年间杭州克复后,旗营文化也进行了重建。旗营文人的诗作因个人经历的不同或表现闲适安逸,也表现出对国家及政局的关切。而此时的杭州驻防文人与汉族文人共同介入时局,为国事而积极奔走。从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历史发展中,民族融合的路径也清晰可见。后四章从多种视角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试图挖掘其诗歌创作的独特性。首先,将杭州驻防文人及诗作置于文学家族的视角下探讨其文学养成的环境及具有的特点。驻防八旗是一个有着鲜明等级和严格规范的社会,驻防文人大都属勋贵阶层。文人群体中的家族特征明显,且各个文学家族间多进行联姻。因而,杭州驻防文人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血缘亲情而建立的,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其次,在“空间”的视角下聚焦杭州驻防文人的风景诗写作。杭州旗营地近西湖,影响了杭防文人诗歌创作中的审美特质和精神内核。而他们的归属感及地域认同也得到清晰展示。第三,以创伤叙事理论分析杭州驻防文人在辛酉之难后的创伤书写。辛酉难后,杭州驻防文人幸存者多进行战争书写,表达悲愤郁结的情绪。这类写作与杭州汉城文人诗歌书写达成合流,侧面可见彼时旗民共同体的形成。最后,从整体上把握旗营文学的演进以及嬗变,逐步寻绎旗营文学建构的内在理路以及在此过程中旗营文人与汉城文人的位置关系。旗营文学的发展与汉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它始终追随着汉城文化,成为清代杭州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多维视角下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能够与历时性的考察互为补充,使杭州驻防诗歌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
刘欢[2]（2021）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建设文明,促进文明进步与发展是人类繁衍生息至今的孜孜追求与内在动因,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于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构建、完善、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基于中国国情与农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底色在乡村文明,而乡村文明又集中体现在乡风文明水平上。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党就集中开始了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里,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内容与形式不断迭代更新,收获许多实践成效。及至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使乡风文明建设能够站在新的历史坐标向更高处扬帆远航,进而为中国在不同文明交流借鉴中展现中国气派、体现中国特色、走出中国道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重要贡献。乡风文明建设受到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与探讨,已取得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分布在政治学、文化学与社会学,或者更为细致表现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乡村文化建设问题等具体领域,然而专注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研究乡风文明建设仍然是学界的欠缺之处。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研究法,综合学科研究与系统研究相结合以及规范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角,以战略性高度概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建设及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中国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历史考量,并系统化地研究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基本属性、现实境遇及路径选择,以期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尽绵薄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七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以此构成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这一部分主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概述,以及分析论证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论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目标要求与重大意义三方面完整概述乡村振兴战略,在区分文化与文明概念、文明乡风与乡风文明概念基础上,对乡风文明建设概念进行了整体性阐述。从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三方面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第三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这一部分重点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以及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四个方面对论文的思想资源进行归纳总结,为第四章、第六、七章的相关论述进行基础理论的铺陈。第四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这一部分大致拆分为三个方面,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现实功能。其中,基本原则包括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切实立足乡村文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整体协调发展等内容。主要内容包括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等五方面。现实功能包括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等内容。第五章,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这一部分从历史进程、主要特色及经验启示三方面考量了近百年来的中国乡风文明建设实践。历史进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四个阶段。主要特色表现在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三个方面。经验启示包括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以及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五个方面。第六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主要包括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等五方面。第二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等五方面。第三部分是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等五方面。第七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这一部分分为五大内容。一是从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等三方面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二是从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等三方面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三是从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等三方面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四是从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等三方面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五是从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等三方面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总之,通过系统研究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提出应从“文明”高度深刻理解乡风文明内涵,从总体要求、核心主体、根本任务、现实基础及主要特点等方面概述了乡风文明建设。二是论文首次详尽梳理了近百年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其主要特色以及总结出其经验启示。三是论文丰富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将“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纳入其中。四是论文在剖析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现实境遇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路径选择。
高晓娜[3]（2021）在《乡村小规模学校功能变迁研究 ——以寨里镇孤山学校为个案》文中认为回顾国家暂停撤点并校以来的政策趋向,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与乡村结构的变化,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命运并不是消失,而是呈现出在可预见范围内增多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小而美、小而优”的发展。但是,由于部分教育决策者、乡村学校治理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小规模学校存在的价值和功能认识不足,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影响了乡村小规模学校质量的提升。因此,通过研究不同时期学校功能的变迁,梳理出乡村小规模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及其功能发挥的保障条件,使新时期乡村小规模学校在育人、推动乡村发展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价值和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笔者通过参加“山东省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学术研讨暨经验交流会”,在阅读了各学校提供的学校发展资料基础上,在导师带领下对有关学校进行了实地调研,经过多次讨论选择了淄川区寨里镇孤山学校作为研究个案。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深入工具性个案——孤山学校内部收集相关资料,通过对所获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确定研究的基本框架,为后期研究展开打好基础。整体上,通过对乡村小规模学校应然功能的阐释,明确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功能诉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分析孤山学校的功能变迁情况。笔者把孤山学校不同时期的突出功能作为重点来进行论述,由于教育功能和一些派生功能始终贯穿其中,但在不同时期表现形态不一样,因此,本文将孤山学校功能变迁历程划分为八个阶段,以更好地展现不同时期孤山学校主导功能的发挥状况:开启新教育,传播新思想（1915-1936年）;学习知识为主,强化爱国教育（1937-1948年）;正规教育活动,教育生产相结合（1949-1965年）;政治活动为主,文化教育弱化（1966-1976年）;规范教育,强化科学劳动观念（1977-1985年）;强化学校教育功能科学发挥,促进教育质量稳步提升（1986-2000年）;注重规模效益,文化传播力、整合力减弱（2001-2007年）;派生功能不断衍生,赋予新的乡村责任（2008年至今）。基于孤山学校功能变迁历程的概述,进一步对影响乡村小规模学校功能变迁的因素进行多维度分析。其中包括政治、文化、政策在不同时期交互作用影响学校功能的定位,学校治理能力影响学校功能的发挥,学生、家庭、乡村多因素需求影响学校功能的调整三部分。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的分析,最终得出乡村小规模学校功能实现的路径选择:优化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政策导向;创建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机制;建立乡村与学校良性互动机制;创新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内部治理方式。从真正意义上帮助乡村小规模学校更好地谋求自身发展、辐射带动乡村社会。
汪颖奇[4]（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邸小松[5]（2021）在《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文中提出本文旨在梳理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的发生、变迁历史,并结合近现代城市史、建筑史、社会生活史与审美文化史等相关史料,对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变迁进行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分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城市景观鉴赏、分析的有效方法,并对近代殖民都市的城市景观和审美现代性展开理论的阐释。论文由引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引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先行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内容。正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主要讨论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论及长春城的缘起及其早期的景观发生与变迁。从长春城的起源、城市的发展及萌芽,以及长春早期的城市开发三个方面梳理了长春城的早期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和社会底蕴。作为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长春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东北的历史时空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缘位置。其作为“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线索是,从最开始“借地养民”的长春厅,到初具规模的长春城。其早期城市景观呈现出鲜明的传统中国城市美学及其地方化的特征,可以说,长春早期城市规模、建设、空间布局以及景观变迁,乃是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第二章主要讨论20世纪初期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诞生及其所表征的城市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历史脉络。在沙俄和日本对长春的殖民侵入、分割与对抗的过程中,殖民势力通过都市规划和建筑,将新艺术、新古典主义、巴洛克以及日本“辰野式”等样式移植到长春,促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外缘性发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朝地方政府在长春开埠,设立商埠地,在承续中国建筑文化和城市美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启了以街区规划、中西折中主义建筑样式等为表征的城市景观的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构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内发性起点。商埠地将长春老城与满铁附属地、沙俄宽城子附属地这两个异态空间连接了起来,使长春城市空间呈现出特殊的景观样貌。在此现代城市景观形成的过程中,殖民与反殖民的对抗,以美学的形式隐匿地呈现在建筑景观的对峙和竞争中。第三章主要讨论长春沦为伪“满洲国”首都后,日本殖民者和伪满当局对长春展开的一系列现代城市规划及其城市景观设计。日伪当局将长春更名为“新京”,不但转变了城市功能,而且通过都市规划这样的现代知识制造出“国都新京”未来的景观幻相。在这里,日本殖民者在参照欧美现代都市规划形式的同时,还植入了城市空间布局和社会管治方面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后者以其所构想的建筑和城市景观的感性形态展现出来——他们企图将“从江户到东京”的所谓“历史革新精神”映射到其所谓“满洲文化发祥的根源地”的“国都”变迁历程中,以城市景观为视觉装置显现出来。第四章主要讨论伪满时期长春城市景观的构成、呈现及其殖民主义城市美学问题。为展示伪“满洲国国都”新形象,夸示日本殖民者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在日本殖民势力的极力推动下,伪满傀儡政权完成了“国都”规划,形成了独特的殖民主义都市景观,包括伪满临时帝宫、官厅、宗教场所、轴线林荫大道、中心广场、住宅、商店以及电影院、公园等各类景观装置。这些独特现代都市景观,以不同面孔、姿态和形式,呈现了殖民统治的形象和秩序。而在“新京”都市计划中并未受到关注、甚至被有意漠视的长春老城、商埠地、宽城子站区和满铁附属地,事实上也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长春城市景观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道路、公园乃至各种流动的文化景观,作为这一“全新的殖民主义现代都市”的历史起点,深度参与了后者的景观建构,并使其整体景观和美学呈现出复杂的异质结构。第五章从整体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展开美学的、历史的与文化的分析与阐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历史层累、空间展开和城市肌理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视觉装置被认识的城市景观,事实上直接关涉到极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的事件和背景要素。在城市及其景观实践的现代化——现代性城市景观的生成和演变过程,实质上蕴含着本土化和殖民化之间的竞争与对抗。而此种以景观形态呈现出来的殖民与反殖民的竞争与对抗,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占据主动的殖民势力所极力遮蔽和抹杀的,在当下的学术和文化语境中亦值得重新加以探讨。殖民势力藉由城市景观的审美现代性以及为景观命名进而将其“风格化”的话语实践,在动机上是同其殖民扩张的步调一致的。结语部分立足于长春城市景观的梳理和研究,尝试性提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城市景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功能、形式和象征意义等多重维度展开城市景观研究。
伏佩宣[6]（2021）在《警务体系能力研究 ——“技术-制度”互构视角下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的经验分析》文中指出现代警务模式下,运用信息技术提升警务效能,开展智慧警务建设已成为警务治理领域发展的普遍共识。起初,公安机关沉浸于新技术所带来的“美好想象”,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行却发现: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甚至陷入“中等信息化陷阱”。面对这样一个高度复杂和迅速变化的新兴领域,客观冷静的思考和系统深入的研究尤为重要。究其本质而言警务体系能力在智慧警务建设过程中未能充分发挥。较为遗憾的是,目前还未有学者以警务体系能力的研究视角对这一现实警务运行困境展开深入分析。警务体系能力是公安机关整体效能的创新型表述,它是各警种相互联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效能,而不是各警种单项效能的简单相加,其核心聚焦于公安机关整体效能的最大化释放。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形态,警务体系能力早在警务组织成立之初就已初具雏形,并随着警务模式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按照警务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规律,警务体系能力的基本形态可以划分为基于科层制背景下的警务体系能力（也可称之为“既有警务体系能力）和基于信息系统的警务体系能力两个阶段。其中,基于信息系统的警务体系能力是在尝试消除科层制“反攻能”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并随着信息技术扎根警务组织的时间序列展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警务体系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国首批科技强警示范单位,N市公安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警务大脑”建设的先行试点,在这长达三年的“先行先试”过程,信息技术扎根警务组织的阶段性特征展现得非常充分,为分析者更好地洞察警务体系能力提供了绝佳的分析“窗口”。有基于此,笔者以“技术—制度”为理论视角,基于技术执行的分析框架对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建设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旨在探讨“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何以可能?”这一核心命题。既有警务体系能力是基于科层制背景下产生的,其容易受到科层制背景下警种协同的动力不足及共识机制的缺失、警务在综合治理中的封闭和内敛趋向等“反功能”因素影响,而无法实现公安机关整体效能的最大化释放。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作为消除既有警务体系能力“反功能”的新尝试被技术执行者们赋予“美好想象”,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其陷入了警务治理“困境”。技术执行者们愈加认识到:信息技术在“警务大脑”中的简单嫁接只是单纯地构建了一种基于技术理念的警务体系能力,其仍处于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的初级阶段。从N市“警务大脑”的实际应用效果来看,信息技术只是起到技术支撑作用,优化和再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才是根本。有基于此,N市公安局在“警务大脑”建设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引入合成警务机制,通过相应的制度匹配实现信息资源、组织结构和警务要素的整合及警务流程的优化再造。最终,在信息技术与合成警务机制的有机结合下实现了警务体系能力的现代化。总之,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是技术与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信息技术本身暗含着一种网络化逻辑,其在被运用于特定的组织时,提供了一种解决组织联结问题的空前弹性,为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其通过技术赋能,以信息化驱动;通过技术赋权,推动公安战斗生产模式转变。另一方面,合成警务机制从宏观层面上构建一体化的警务模式;从中观层面上推动警务组织结构变革;从微观层面上重构行动者理念和行为;其为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形塑空间。最终,在“技术—制度”的互构作用下,各警种作战能力达到了有机融合,实现了警务效能的最大化释放。
察应坤[7]（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杜海龙[8]（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认为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杨薇[9]（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孙克诚[10]（2020）在《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封建时代又到存亡交替关口。当此之际,因政治腐败明王朝急剧没落,以武力血腥清政权勃然兴起,社会变乱四起,战争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人们经历着政治黑暗导致的生活失序,感受着朝代更替带来的心理失落,体会着华夷错位生就的思想阵痛,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时代。置身巨大社会变迁中,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尤为深刻。失望于现实的腐霉黑暗,感慨于社会的狂澜难挽,诸多不肯出卖节操以求荣利,不愿屈膝以事异族的高洁之士,此时纷纷走向了遁世之途。与时代沉浮相协应,隐逸历史渊源流长的崂山亦于明末清初,迎来了隐逸文化的繁盛时期。一批士子各有不同出身与经历,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官员,或为东林党人,或为复社成员,或为进士举人,或为布衣士子,或为宫廷太监,或为义军领袖,为了驱除胸中郁闷、排解思想痛苦、保全气节操守、苟全身家性命,受到了崂山所承传的隐逸精神的感召,先后来到崂山,隐遁丛林之中,僻居海滨之侧,托身佛道之门,选择了远离尘俗、固守德操、持养心志的隐逸生活。但是他们并非全然忘怀世事,消极以避世,在纷乱时代中,仍然关怀世情民生,持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他们互通声气、彼此支持,结友仁人志士,交往文化名流,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隐逸文人群体,从而对地方多有作为,于社会多有贡献。啸傲在崂山,作为特殊时代中有德操之士的代表,他们的人生之终,或从容赴死,或慷慨就义,或守志终老,各自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光扬了崂山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崂山,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使命,披荒榛、筑屋舍,修造藏读场所,创办书塾书院,兴造佛庵道庙。于此读书治学、赋诗论艺、习书抚琴、教授生徒、参禅修道,于学术、教育、艺术、宗教上,都有突出的作为与贡献。他们传延了崂山文脉,发展了区域文化。歌哭在崂山,他们以文学为生活方式,记事抒情议论,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创办诗社,相聚一起,联吟酬唱、论诗谈艺,主导了崂山及周边的文学风气,繁荣了区域性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因为隐逸文人的入驻,崂山文化呈现出鼎盛之势。在崂山,隐逸文人们拓建了新的文化空间,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使崂山文化地理的精神内涵再得丰富。明末清初之时,社会种种变局均对崂山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之博弈、奸邪之斗争、生活之动荡、易代之变化、强权之暴虐等诸般时代风雨,都波及到了这边隅海陬之地。旧恩之眷恋、亡国之哀痛、恢复之图谋、出处之矛盾、生死之抉择等诸般文人情思,都在崂山丛林中留下了深深印痕,崂山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表征。此时的崂山隐逸文化与文学蕴含着时代的品质与精神,超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具有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意义。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论析了选题提出的意义,对与选题相关研究成果作了述评,明确了论文研究任务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界定,说明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准备及使用情况。第一章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考述,对从秦汉到明前中期二十余位进入崂山隐居人物隐居始末作了探析;其次论析了崂山隐逸文化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原因。第二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首先对此际崂山隐逸文人群体概况作了考述,对三十余位人物的生平及隐居崂山情况作了考析;其次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表现及特点作了论析;最后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第三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地理的空间存在及其内涵作了论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作了阐析,指出一些文化景观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涵,因而成为隐逸文人崇尚的精神地标;其次对隐逸人物密集的地理空间所在与变迁情况作了考述,明晰了自然与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历史变动情况。第四章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对当时文化名士如施闰章、顾炎武、王士禛、钱谦益、蒲松龄、高珩、王铎、朱彝尊、张英等人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崂山作出的文化贡献,分别作了考析。第五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研究:从隐逸文人中选择高弘图、黄宗昌、张允抡、黄培、胡峄阳等五人为代表人物作了个案研究,对其生平、隐居崂山始末、文化贡献与文学创作情况作了较详备的考述。第六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论析了崂山隐逸文人对区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其在学术、教育、艺术、宗教等方面所作出重要的贡献作了整体性考析。第七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对隐逸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对他们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作了考察;其次从文体角度,对其创作的各种散文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第八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对隐逸文人诗歌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就其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对其诗歌结社、诗论建树情况作了考论;再次从题材角度,对其所创作各种诗歌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诗歌整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结语:就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作了回顾性的概括总结。明晰了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在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二、科学规划 精心实施 创建良好的治安环境——读《上海社会治安环境建设三年规划》有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学规划 精心实施 创建良好的治安环境——读《上海社会治安环境建设三年规划》有感（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中华多民族文学视域下的杭州驻防文学研究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顺康雍——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 |
| 第一节 满汉冲突背景下的汉族文人旗营书写 |
| 第二节 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昂扬之态 |
| 第三节 杭防文学创作的先声——女性写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乾嘉——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 |
| 第一节 杭防旗人视角下的乾隆南巡及其文化意蕴 |
| 第二节 旗营将领倡导下的杭防文学风貌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的升平之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道咸同——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盛期 |
| 第一节 驻防八旗科举制度演进及对诗歌创作的推动 |
| 第二节 杭防文学圈的形成与多族文人的交融互动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书写的多元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光宣——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衰落与重建期 |
| 第一节 辛酉之难影响下的杭防文学 |
| 第二节 “局外人”的闲适安逸书写 |
| 第三节 “局内人”的边疆书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创作与姻娅网络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概况 |
| 第二节 杭州驻防家族文学传承与嬗变 |
| 第三节 姻娅网络与杭防文学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与西湖风景空间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旗营之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西湖与杭防文人诗作之“地方感”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的精神聚焦之所——孤山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辛酉之难与杭防文人的创伤叙事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营的毁灭 |
| 第二节 幸存旗营文人的创伤叙事 |
| 第三节 旗民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城东与城西:杭州驻防旗营的文学建构 |
| 第一节 杭防旗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廷玉与《城西古迹考》 |
| 第二节 杭防文学生态的繁荣——文人创作的涌现 |
| 第三节 杭防文化遗产的整理——诗歌选集与地方志的撰述 |
| 第四节 追步城东:杭防文人与杭城名士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2）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 2.1 乡村振兴战略概述 |
| 2.1.1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 |
| 2.1.2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 |
| 2.1.3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 |
| 2.2 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 2.2.1 文化与文明的阐述 |
| 2.2.2 乡风文明概念辨析 |
| 2.2.3 乡风文明建设阐释 |
| 2.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 |
| 2.3.1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 |
| 2.3.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 |
| 2.3.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 |
| 第3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1.1 文明进步的基础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 |
| 3.1.2 实现城乡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
| 3.1.3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重视乡村文化建设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2.1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攸关国计民生根本性问题 |
| 3.2.2 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
| 3.2.3 净化社会风气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 |
| 3.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3.1 以农为本思想 |
| 3.3.2 道德教化思想 |
| 3.3.3 “和合”思想 |
| 3.3.4 乡村运动思想 |
| 3.3.5 乡村改造思想 |
| 3.4 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 |
| 3.4.1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思想 |
| 3.4.2 重塑乡村伦理精神思想 |
| 3.4.3 提升乡村生活风貌思想 |
| 第4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 |
| 4.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
| 4.1.1 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
| 4.1.2 切实立足乡村文明 |
| 4.1.3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
| 4.1.4 坚持整体协调发展 |
| 4.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4.2.1 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 |
| 4.2.2 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
| 4.2.3 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
| 4.2.4 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 |
| 4.2.5 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 |
| 4.3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功能 |
| 4.3.1 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
| 4.3.2 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 |
| 4.3.3 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 |
| 4.3.4 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
| 4.3.5 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 |
| 第5章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 |
| 5.1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 |
| 5.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3 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4 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2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特色 |
| 5.2.1 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 |
| 5.2.2 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 |
| 5.2.3 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 |
| 5.3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 |
| 5.3.1 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 |
| 5.3.2 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 |
| 5.3.3 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 |
| 5.3.4 要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 |
| 5.3.5 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
| 第6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 |
| 6.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 |
| 6.1.1 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 |
| 6.1.2 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 |
| 6.1.3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 |
| 6.1.4 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 |
| 6.1.5 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 |
| 6.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 |
| 6.2.1 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 |
| 6.2.2 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 |
| 6.2.3 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 |
| 6.2.4 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 |
| 6.2.5 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 |
| 6.3 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 |
| 6.3.1 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 |
| 6.3.2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 |
| 6.3.3 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 |
| 6.3.4 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 |
| 6.3.5 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 |
| 第7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
| 7.1 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 |
| 7.1.1 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
| 7.1.2 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 |
| 7.1.3 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 |
| 7.2 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 |
| 7.2.1 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 |
| 7.2.2 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 |
| 7.2.3 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 |
| 7.3 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 |
| 7.3.1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 |
| 7.3.2 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
| 7.3.3 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 |
| 7.4 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 |
| 7.4.1 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 |
| 7.4.2 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 |
| 7.4.3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 |
| 7.5 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 |
| 7.5.1 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 |
| 7.5.2 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 |
| 7.5.3 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3）乡村小规模学校功能变迁研究 ——以寨里镇孤山学校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现阶段乡村小规模学校功能难以实现 |
| (二)城乡融合发展期待乡村小规模学校功能完善 |
| (三)乡村小规模学校功能变迁研究缺少历史回溯性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乡村小规模学校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研究 |
| (二)关于乡村小规模学校功能的比较研究 |
| (三)关于学校功能变迁的方法论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三、研究问题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问题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框架 |
|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二)研究的基本框架 |
| 三、研究方法的选取 |
| (一)个案研究法 |
| (二)文献研究法 |
| (三)访谈法 |
| (四)观察法 |
| 四、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五、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
| 六、研究的效度及伦理问题 |
| (一)研究的效度 |
| (二)研究的伦理问题 |
| 第二章 乡村小规模学校应然功能阐释 |
| 一、与现代社会接轨的育人功能 |
| 二、乡村社会的价值引导功能 |
| 三、潜在的经济发展功能 |
| 四、乡村文化传承功能 |
| 五、服务治理乡村功能 |
| 六、家庭教育辅助功能 |
| 第三章 孤山学校的功能变迁历程 |
| 一、开启新教育,传播新思想(1915-1936 年) |
| (一)废私塾办新学:识字教学提高知识水平 |
| (二)传播新文化:新式教育为乡村带来新动力 |
| 二、学习知识为主,强化爱国教育(1937-1948 年) |
| (一)宣扬爱国思想:积极协助抗日活动 |
| (二)战时信息传递:学习抗日两不误 |
| (三)民众教化:凝聚乡村公共精神 |
| 三、正规教育活动,教育生产相结合(1949-1965 年) |
| (一)重视全民教化:发展教育并着手扫除文盲 |
| (二)偏向经济收益:过于注重劳动生产而忽视学习 |
| (三)政治意识引领:作为公共角色规范乡村社会 |
| 四、政治活动为主,文化教育弱化(1966-1976 年) |
| (一)政治活动频繁:教育与革命相依 |
| (二)大力发展勤工俭学:革命活动影响下教学效率低 |
| 五、规范教育,强化科学劳动观念(1977-1985 年) |
| (一)重视育人升学成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
| (二)强化勤工俭学,多元筹措教育经费:重视学生劳动观念和技能的培养 |
| 六、强化学校教育功能科学发挥,促进教育质量稳步提升(1986-2000 年) |
| (一)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义务教育和素质教育双管齐下 |
| (二)经济效益向实践育人转轨:经济、育人效益双丰收 |
| (三)社会秩序维持成效显着:辅助社会治安,进行普法宣传教育 |
| 七、注重规模效益,文化传播力、整合力减弱(2001-2007 年) |
| (一)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努力优化教育办学效益 |
| (二)管理体制变革、教师流动性增强:学校与乡村文化发展的相融性降低 |
| 八、派生功能不断衍生,赋予新的乡村责任(2008 年至今) |
| (一)学校教育功能:难以高质量实现 |
| (二)家庭补偿教育:开展课后服务兼具身心关怀 |
| (三)学校与乡村治理一体化:国家政策有效落实 |
| 九、功能变迁小结 |
| 第四章 乡村小规模学校功能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政治、文化、政策的交互作用影响学校功能的定位 |
| (一)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影响学校功能的背景基础 |
| (二)乡村文化的外部冲击是影响学校功能的思想条件 |
| (三)教育政策的支持是影响学校功能的现实推力 |
| 二、学校治理能力影响学校功能的发挥 |
| (一)教师由兼具乡村“教化者”转变为单一的“教书匠” |
| (二)学校从依附乡村走向失去自我的盲从城镇发展模式 |
| 三、学生、家庭、乡村多因素需求影响学校功能的调整 |
| (一)从提升文化水平到身心全面发展的学生需求变化 |
| (二)从知识本位到功利本位的家庭教育观念变化 |
| (三)从社群依存到渐行渐远的村校关系变化 |
| 第五章 乡村小规模学校功能实现的路径选择 |
| 一、优化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政策导向 |
| (一)建立以特色发展为导向的学校发展政策 |
| (二)健全乡村小规模学校自主创新发展的激励政策 |
| 二、创建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机制 |
| (一)建构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联盟 |
| (二)建立乡村小规模学校增值性评价方式 |
| 三、建立乡村与学校良性互动机制 |
| (一)促进学校设施、活动的开放,实现村校良性互动 |
| (二)深度开发乡村教育资源,实现村校共赢发展 |
| 四、创新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内部治理方式 |
| (一)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教师发展机制 |
| (二)开展以“课后服务”为载体的儿童差异化教育 |
| (三)建构以深度学习为主导的体验式育人范式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 一 何市镇状况 |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 小结 |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章 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 |
| 一、皇家禁地边缘上的“浮城” |
| (一)山环水抱:长春的自然地理景观 |
| (二)禁地与边门:前城市时代“崇高”的边地景观 |
| 二、“浮动”的城市景观: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的生成与拓展 |
| (一)长春厅的建筑景观与城市空间的展开 |
| (二)鸟瞰宽城子:长春城的轮廓与肌理 |
| 三、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群落及其美学风格 |
| (一)官衙与城墙:城市景观中的政治意象 |
| (二)文庙与书院:中国文脉的景观重现 |
| (三)祠庙、集市与商业:中国传统城市生活美学的空间展开 |
| (四)早期长春城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与美学意蕴 |
| 第二章 殖民、开埠与现代化——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起点及其竞争 |
| 一、沙俄宽城子铁路附属地:现代城市景观的楔入 |
| (一)东省铁路与殖民空间的诞生 |
| (二)铁轨上生长出来的现代建筑意象与城市景观 |
| (三)现代都市街区的景观生产 |
| 二、满铁附属地:现代主义城市景观的萌动 |
| (一)“文装的武备”与殖民空间的膨胀 |
| (二)殖民空间的景观擘画与美学、意识形态考量 |
| (三)现代主义建筑艺术与都市景观的兴起 |
| 三、商埠地:现代城市景观生产中的中国本土特色 |
| (一)自行开埠:长春现代化的本土声音 |
| (二)商埠地的空间布局与秩序 |
| (三)商埠地建筑的景观形式及其民族意识 |
| 第三章 规划“新京”——殖民主义都市的景观想象 |
| 一、“奠都”考量与城市功能转变 |
| (一)“奠都”的考量 |
| (二)“名”与“实”:“新京”命名背后的殖民意图 |
| 二、殖民都市的景观想象:“国都”都市计划 |
| (一)殖民都市计划的空间模型与景观蓝本 |
| (二)完美与秩序:殖民主义都市空间和景观的美学手段 |
| 三、“国都”规划方案的出炉与实施 |
| (一)游移与虚幻的“中心”:“国都”建设计划的炮制及其核心问题 |
| (二)“国都”建设计划概要 |
| (三)“国都”建设计划的实施 |
| 第四章 伪满“新京”城市景观及空间构成 |
| 一、复辟迷梦的表象:伪满临时“帝宫”的景观及风格 |
| (一)“帝宫”前史及其建筑景观 |
| (二)“内廷”与“外廷”:空间、景观重构中的复辟迷梦 |
| (三)“东洋式”风格的凸显与殖民建筑景观的身份确证 |
| 二、殖民权力的经纬:“新京”的景观轴线与政治、宗教建筑景观 |
| (一)“新京”城市景观的“都心”及中轴线 |
| (二)殖民权力的感性显现:伪满政治建筑景观的风格化实验 |
| (三)精神与信仰的囚笼:“新京”宗教建筑景观 |
| 三、财富与欲望的构形:“新京”的商业景观群落 |
| (一)流动的景观:博览会与殖民帝国经济、商业体系的视觉叙述 |
| (二)商业中心:殖民都市的财富“纪念碑”与经济“神殿” |
| (三)“被崇拜的商品”:作为风景的百货大楼 |
| 四、电影与伪满“新京”的殖民都市文化景观 |
| (一)电影院与新的消费文化空间的生成 |
| (二)“满映”与“新京”电影文化的变异 |
| (三)电影文化:殖民意识形态与大众娱乐消费的混杂 |
| 五、公园:“新京”的休闲娱乐空间及其功能变异 |
| (一)长春近代“公园”的诞生 |
| (二)作为殖民开拓史叙事空间的公园:“满铁”与伪满“新京”的造园活动 |
| 第五章 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美学、历史与文化分析 |
| 一、色彩、纹理与景深装置:景观中的城市肌理 |
| (一)美学与政治交织的城市色彩 |
| (二)“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异质性的城市纹理 |
| (三)挤压式与对抗性的景深装置:绿地、水系、公园的配置 |
| 二、命名的巫术:伪满城市景观的风格化运动批判 |
| (一)“满洲式”:“风格”的假面 |
| (二)命名的巫术:殖民话语实践的内在逻辑 |
| 三、城市景观审美现代性的再审视 |
| (一)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华丽表象与复杂性体验构成 |
| (二)对抗、凝视与他者化:殖民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差异性结构 |
| (三)层累的景观遗存及其审美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图片来源 |
| 附录二 表格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警务体系能力研究 ——“技术-制度”互构视角下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的经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技术与组织的关系研究 |
| 1.2.2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研究 |
| 1.2.3 警务效能研究 |
| 1.2.4 已有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方法与个案选取 |
| 1.3.1 个案研究 |
| 1.3.2 N市公安局图景 |
| 1.3.3 个案进入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创新与难点 |
| 1.5.1 研究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难点 |
| 2 理解警务体系能力: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警务体系能力的概念解读 |
| 2.1.1 体系 |
| 2.1.2 警务体系 |
| 2.1.3 体系能力 |
| 2.1.4 “警务体系能力”的释义 |
| 2.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2.1 理论基础:“技术—制度”的互构论 |
| 2.2.2 分析框架:技术执行 |
| 3 既有警务体系能力的“反功能” |
| 3.1 在分割中协同:动力不足与共识机制的缺失 |
| 3.1.1 警种协同的动力不足 |
| 3.1.2 警种分工过细导致共识机制的缺失 |
| 3.2 警务在综合治理中的两面性:在开放与封闭间徘徊 |
| 3.2.1 社会安全形势变化与综合治理的基本取向 |
| 3.2.2 警务在综合治理的显性取向:开放与整合 |
| 3.2.3 一种“暗存”的反向运动:封闭和内敛趋向 |
| 3.3 小结:“集合式”警务的现实与无奈 |
| 4 “警务大脑”:消除既有警务体系能力“反功能”的新尝试 |
| 4.1 “警务大脑”初期架构及新技术之期望 |
| 4.1.1 “警务大脑”的初期架构 |
| 4.1.2 新技术之“美好想象” |
| 4.2 治理“乌托邦”:基于技术实体警务体系能力的现实困境 |
| 4.2.1 工作增负:技术的有效性困境 |
| 4.2.2 孤岛现象:警务治理的内卷化困境 |
| 4.2.3 虚拟的美丽:警务治理的“唯技术主义”困境 |
| 4.3 小结:组织表面秩序下隐藏着巨大的无序 |
| 5 制度匹配与新技术的“自我强化” |
| 5.1 制度匹配:合成警务机制的确立 |
| 5.1.1 信息资源整合:从分散走向共享 |
| 5.1.2 组织结构整合:综治警务一体化 |
| 5.1.3 警务要素整合:“情指行”一体化 |
| 5.2 新技术的“自我强化” |
| 5.2.1 技术制度调适:警务流程再造 |
| 5.2.2 新技术的“刚性外显”与组织运行 |
| 5.3 小结:技术扎根的深层基础 |
| 6 技术与制度的互构: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何以可能? |
| 6.1 信息技术: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的技术支撑 |
| 6.1.1 技术赋能: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 |
| 6.1.2 技术赋权:推动公安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
| 6.2 合成警务机制: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形塑 |
| 6.2.1 宏观层面:构建一体化警务模式 |
| 6.2.2 中观层面:推动组织结构变革 |
| 6.2.3 微观层面:重构行动者理念和行为 |
| 6.3 小结:技术与制度的互构 |
| 7 结论与反思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9）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10）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任务、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五、文献搜集与使用说明 |
| 第一章 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发展历史考述 |
| 一、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 |
| 二、明朝前中期崂山隐逸文化考述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原因 |
| 一、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 |
| 二、崂山隐逸文化传统形成的原因 |
| 第二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群体考探 |
| 一、明末入崂隐逸文人 |
| 二、隐居崂山的明朝遗民文人 |
| 三、清初入崂隐逸文人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及其特点 |
| 一、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 |
| 二、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特点 |
| 第三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 |
| 一、社会现实与隐逸传统原因 |
|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安保的加强 |
| 三、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 |
| 第三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 |
| 一、黄石洞——黄石宫:为而不恃、功成身退 |
| 二、田横岛——五百义士冢:不甘屈服、尽节守义 |
| 三、驯虎山——童公祠:勤政爱民、造福一方 |
| 四、不其山——康成书院:绵延文脉、传道继圣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 一、自然隐逸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 二、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变迁 |
| 第四章 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 |
| 第一节 施闰章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 一、施闰章的崂山之游 |
| 二、施闰章与崂山隐士杨还吉的交往 |
| 三、与杨遇吉、蓝润的交往 |
| 第二节 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及对崂山文化贡献考述 |
| 一、顾炎武的崂山之行 |
| 二、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三、顾炎武陷身黄培文字狱始末 |
| 四、顾炎武对崂山的文化贡献 |
| 第三节 王士禛笔录崂山及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述考 |
| 一、王士禛对崂山、即墨人事的记咏 |
| 二、王士禛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第四节 钱谦益等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 一、钱谦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二、蒲松龄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三、高珩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四、王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五、朱彝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六、张英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第五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人物研究 |
| 第一节 高弘图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 五、隐居期间的文学创作 |
| 第二节 黄宗昌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考 |
| 二、着述及其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 五、《崂山志》的撰写及其学术价值 |
| 六、创作的隐逸诗歌 |
| 第三节 张允抡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考 |
| 二、着述及传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化贡献 |
| 五、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学创作 |
| 第四节 黄培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黄培文字狱案始末、原因及其影响 |
| 三、黄培隐居崂山始末及所创丈石斋诗社 |
| 四、甲申后黄培的交游情况 |
| 五、黄培文化作为及其着述 |
| 六、黄培的诗歌创作 |
| 第五节 胡峄阳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及其交游情况 |
| 四、胡峄阳的文化贡献 |
| 五、文学创作情况 |
| 六、胡峄阳的历史影响 |
| 第六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学术贡献 |
| 一、经学贡献 |
| 二、理学贡献 |
| 三、史学贡献 |
| 四、区域人文地理学贡献 |
| 五、其他学术贡献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教育贡献 |
| 一、从教授业传道 |
| 二、修缮教育设施 |
| 三、创建书舍书院 |
| 四、致力家庭教育 |
| 五、编刊书籍以助风教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艺术贡献 |
| 一、书法贡献 |
| 二、音乐贡献 |
| 三、集藏贡献 |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宗教贡献 |
| 一、对佛教发展的贡献 |
| 二、对道教发展的贡献 |
| 第七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考探 |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文体类析 |
| 一、传记文 |
| 二、序跋文 |
| 三、碑志文 |
| 四、书启文 |
| 五、哀祭文 |
| 六、论说文 |
| 七、杂记文 |
| 八、赞铭箴赋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 |
| 一、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艺术特色 |
| 二、崂山隐逸文人散文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三、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学术价值 |
| 第八章 明末清初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考探 |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诗歌结社及诗论建树 |
| 一、诗歌结社 |
| 二、诗论建树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作品的题材类析 |
| 一、隐居诗与隐逸情怀 |
| 二、酬应诗与人际交往 |
| 三、山水诗与诗歌地理 |
| 四、咏物诗与情意寄托 |
| 五、佛道诗与宗教氛围 |
| 六、海洋诗与海洋风情 |
| 七、时事诗与世情关怀 |
| 八、怀思诗与思想意绪 |
| 九、饮酒诗与情感慰藉 |
| 十、时序诗与生命感思 |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 |
| 一、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 |
| 二、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三、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具有的学术价值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科学规划 精心实施 创建良好的治安环境——读《上海社会治安环境建设三年规划》有感（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D]. 李珊珊.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2]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D]. 刘欢. 吉林大学, 2021(01)
- [3]乡村小规模学校功能变迁研究 ——以寨里镇孤山学校为个案[D]. 高晓娜. 山东师范大学, 2021(02)
- [4]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5]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D]. 邸小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警务体系能力研究 ——“技术-制度”互构视角下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的经验分析[D]. 伏佩宣.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7]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8]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9]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10]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D]. 孙克诚.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