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洲金融危机与马来西亚(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研究说明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家曦[2](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蔡琬琳[3](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指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李颖婷[4](2021)在《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基于贸易计价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但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水平较低,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存在明显的不匹配。在此背景下,中国是否能够借助于贸易体量优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值得研究的话题。本文以贸易计价为切入点,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为落脚点,针对亚洲价值链遵循的定价范式框架,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进行深度剖析,旨在回答“人民币是否能够在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计价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研究贸易计价的机制,并构建两国小型开放经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检验在各种定价范式框架下,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其次,本文基于亚洲价值链的结构特征,就人民币作为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计价货币这一论点,提出两点推论。一是从总量层面看,如果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履行贸易计价货币的职能,那么亚洲各国货币与人民币具有较强的汇率联动性并且汇率变动的方向符合亚洲价值链的特征。二是从具体影响层面看,如果人民币能够在亚洲地区起到贸易计价的作用,那么亚洲区域内贸易符合以出口国本币计价(PCP)与以进口国本币计价(LCP)相结合的定价范式。最后,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上述两点推论。一是基于汇率的高频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讨论亚洲地区的汇率特征,以检验第一点推论。二是基于贸易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研究人民币、美元与亚洲各国本币的汇率传递和贸易的汇率弹性,以检验第二点推论。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本文通过典型事实分析,讨论亚洲价值链的结构,发现中国是亚洲价值链的枢纽、亚洲各国的中间品出口目的国、以及美国在亚洲地区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并且亚洲各国货币与人民币存在较强的联动性。二是基于亚洲价值链的结构,亚洲各国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和向中国的出口贸易分别遵循PCP与LCP定价范式框架。这表明人民币在亚洲地区起到贸易计价的作用,并且在亚洲各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亚洲各国的企业承担了更高的汇率变动风险。三是美元汇率变动会显着影响亚洲各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但是回归系数的方向不符合以美元计价的主导货币定价范式(DCP)的理论框架。该结果很可能是因为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需求端位置,进而美元汇率变动从需求侧影响亚洲的区域内贸易。四是相较于其他产品,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最终品和简单价值链中的贸易品的影响更强。随着亚洲价值链的复杂程度提升,增加我国与亚洲各国的最终品贸易往来,是巩固人民币作为亚洲地区计价货币职能的可行方法。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拓宽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视角,并将亚洲价值链的结构纳入分析框架。从研究视角看,现有文献主要检验了人民币作为锚定货币的作用,本文以贸易计价为研究视角,讨论从贸易渠道提升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从理论假设条件看,本文放松了贸易仅符合单一定价范式的假设,并且在传统的PCP和LCP定价范式的基础上,加入了DCP定价范式,研究亚洲区域内贸易符合的定价范式框架。从实证模型看,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将亚洲价值链的结构特征加入分析框架,并区分了贸易产品类别与行业,更加详细地检验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
杨薇[5](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陈玉婷[6](2020)在《经济类文本名词化结构的英汉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基于《新兴市场大趋势》的翻译实践报告,该书属于经济类型文本,正式程度较高,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动词名词化结构,而笔者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学者们对名词化结构的分类不能完全解释笔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笔者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翻译实践中名词化结构所在的语境以及其与其它词汇的搭配,对名词化结构进行重新分类,并且探讨不同的名词化结构的翻译方法。未来二十年,新兴市场的消费增长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我们还应密切注意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新兴市场仍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挑战,例如贫困﹑不平等﹑社会治理薄弱和基础设施不足。《新兴市场大趋势》一书介绍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该书可以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状况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本报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该翻译项目的简要介绍,包括源文本和作者的介绍等。第二部分介绍了翻译过程,包括译前准备工作、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第三部分是这篇报告的主要部分,作者讨论了不同名词化结构的翻译,并举例以佐证其观点。第四部分是针对本次翻译实践得出的结论。通常,动词名词化结构可以译为动词或者名词,本报告的目的在于探究在何种情况下动词名词化结构应该译为动词、何种情况下该译为名词。分析发现,当动词名词化结构用作术语或与实义动词搭配时,通常译成名词或名词短语;当动词名词化结构被用在“动词名词化+介词+名词/名词短语”结构中或者与乏词义动词搭配时,动词名词化结构通常被翻译成目标语言中的动词。“动词名词化+介词+名词/名词短语”结构通常可译为主谓结构或者动宾结构,具体取决于动词名词化词语与名词/名词短语之间的关系。
常婷婷[7](2020)在《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东南亚是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的关键地区之一,其在日本对外政策构想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且被长期高度重视。由此,东南亚地区被日本视为战略“后院”。二战后,日本凭借“赔偿即投资”的理念、“雁阵”发展模式等政策举措,一跃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复兴和起飞,继而为其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寻求安保领域新突破等,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占有不容小觑的战略位置。冷战结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接连打击,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饱受冲击,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所折损。新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变化趋于微妙和复杂。加之域内外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美国加速回归亚太地区的战略举动、周边国家的群体性发展态势,使日本在周边地区及全球事务处理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相对缩小,其海外利益维护领域的挑战性随之增多、压力有所增大。这一点,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在东南亚地区,日本的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总体来看,日本在该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且呈“同心圆”式排布,大致经历了经济上的“一枝独秀”、经济政治的“并驾齐驱”、经济政治安全“三足鼎立”的发展过程。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营初期,其以经济赔偿交涉为中心、经济援助为途径,进而形成“赔偿—援助—投资”相循环的发展体系。伴随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的加强和深化,双方互动扩大到政治合作领域。以“福田主义”(1976)为标志,坚持平等发展与合作立场,通过参与地区事务、扩大本国的政治存在、坚定东南亚地区在日本战略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成为日本长期奉行的政策路线方针,使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更趋广泛和全面,随之而来的海外利益维护需求也不断增多。新世纪以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更趋复杂、全面和多样,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法律和制度为基础、开发合作为辅助、安全保障为拓展、夯实民意为后备的多领域共同协作政策方针,得以明确和被清晰地贯彻下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呈现三大特点:在地区主导权上“从追随转向引领”,在经济合作上“由低调转向主动”,在重点领域上“从经济转向安全”。日本在该地区的长期投入,使其拥有众多的双边或区域性制度合作平台、成熟的政府开发援助体系、域内较好的民意基础等优势资源。不过,由于日本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海外安保维护受限较多,加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强化、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印度的“战略东进”政策、澳大利亚的“北上”策略、东南亚地缘安全与投资环境的波动等因素的复合影响,使其新时期实施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受到不少限制。日美同盟对日本战略独立性的长期牵制作用,也使日本“分而治之”的地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盟一体性,由此增加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及模式,对新时期中国维护和增进海外利益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近年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和维护进入新阶段。中国在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进程中,要优先确保“五通”的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准落实,要战略规划和构建制度基准、权力外溢、软实力支撑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杜文博[8](2020)在《中国与东盟五国的股市联动性研究 ——基于股指收益率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浪潮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全球资本市场间的沟通越来越频繁,一国股市与其他国家股市间的相互影响被放大。伴随着30年的股市发展史,中国股市不断成长和进步,与世界股市的联动性明显增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给世界股市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导致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这样的金融风险给我国股市的国际化发展之路提出了挑战。自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启动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和直接投资额逐年攀升,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在区域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尤其是与东盟五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间股市的联动性在不断增强。我国与东盟五国在地理位置和经济背景等多方面有着相类似的情况,研究中国与东盟五国的股市联动性有利于我国防范金融风险,实现我国股市的平稳健康发展。本文的研究目标定位为在识别中国与东盟五国的股市联动性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提高股市联动带来的收益,降低股市联动带来的风险。本文致力于研究以下问题:首先,中国与东盟五国股市间是否存在联动性;其次,如果存在联动性,其大小、方向和持续程度如何;再次,股市联动性是否受重大关键金融事件的影响;然后,用经济学规律对联动性的这些特征作解释;最后,基于联动性的讨论,为规避金融风险提供建议,保证我国资本市场的平稳、有序、健康发展。基于上述问题导向,本文采用中国与东盟五国股指的样本数据,包括马尼拉综合指数、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泰国综合指数、富时新加坡STI指数、雅加达综合指数、上证综合指数,取2009年12月31日至2019年12月1日的指数收盘价,并计算指数的对数收益率。通过建立VAR模型和GARCH模型分别研究了均值溢出产生的联动性和波动溢出产生的联动性。基于均值溢出的股市联动性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发现,中国与东盟五国间的股市联动性差异较大,其中,中国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股市联动性较强,与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股市联动性较弱;第二,利用脉冲响应发现,给中国一个脉冲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微弱为由负转正,表明中国股市的影响力虽有提升,但依旧有限。基于波动溢出的股市联动性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利用GARCH(1,1)发现,中国与东盟五国股市存在着动态关联性。第二,利用DCC-GARCH在对时变相关系数做了可视化,发现中国与东盟五国股市动态联动性趋势在增强,且关键性事件会对股市联动性造成较大冲击,这些关键性事件包括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启动、2015年中国“股灾”、2019年中国受中美贸易摩擦股市受挫。最后,提出建议,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应该加强区域内股市协作,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建立“防火墙”机制,防范极端金融事件的传染效应;对于投资者而言,需要合理安排资产配置,强化专业知识学习。
李小好[9](2019)在《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以来,在跨境贸易和投资、外汇交易、国际支付、国际债券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通过与东盟多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推动跨境贸易、投资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跨境信贷、人民币国际债券发行、人民币与东盟主要国家货币直接兑换等,人民币在东盟地区构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货币交易网络。与此同时,我国加快了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的步伐,跨境人民币金融产品的投资制度壁垒不断降低,投资渠道更为多样化。基于货币交易网络的外部性、境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金融管制的放松等使跨境人民币资产交易成本下降,人民币资产在区域投资者跨境金融资产配置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根据资产交易的“一价定律”,跨境金融资产配置带来的资本流动性增强将使各国金融市场上同类资产价格趋于收敛,出现一体化趋势。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是否促进了中国-东盟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推动和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有什么政策启示?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情况进行了相关研究。首先,本文回顾了货币国际化影响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理论渊源,重点阐述了国际货币替代和转换交易成本理论、货币交易网络外部性理论、金融资产跨国投资理论,使论文的研究具有系统的理论支撑。然后以欧元经验为例,分析欧元启动及其国际化对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总结货币国际化影响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一般经验和启示。其次,基于货币转换交易成本理论和抛补利率平价理论构建理型,推导出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逻辑关系。然后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区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主要渠道。在对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测度和分段考察的基础上,构建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就人民币国际化对区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能显着促进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对区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力有所降低。尽管如此,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仍然保持了正向影响。然后,基于股票资产的跨国投资组合理论和货币转换交易成本理论构建模型,推导出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机制,并具体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主要渠道。在构建DCC-MVGARCH模型研究中国-东盟主要国家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动态相关性和采用跨市场收益离散度指标对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测度和分段考察的基础上,使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就人民币国际化对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对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幅度有所区别。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相对而言恢复较快,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大,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对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程度影响较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对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力有所降低。最后,基于国际债券资产的跨国投资组合理论和货币转换交易成本理论模型模型分析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越高,货币转换交易成本就越低,人民币债券在东盟投资者的跨境投资组合中的比重就越高。人民币国际化主要通过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影响区域债券市场一体化。在使用DCC-MVGARCH模型考察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债券市场收益率波动的动态相关性和使用跨市场收益离散度指标对区域债券市场一体化进行测度和分析的基础上,继续使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就人民币国际化对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对区域债市市场一体化也同样具有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亦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同样降低了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对区域债券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力。基于对研究结论的原因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充分利用中国和东盟各国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和贸易互补等特点,继续推动贸易项下人民币的区域使用,扩展人民币交易网络规模,提升货币网络的外部性。2、以直接投资、人民币跨境信贷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建设、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等强化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金融交易功能。3、积极发展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4、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平台和制度框架,积极参与本地区的各种经贸金融合作和政策协调,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制度建设。期待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东盟地区的金融合作乃至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赵方华[10](2019)在《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实现人民币可兑换一直是中国金融业改革重要议题。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的改革目标。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开始提上日程。2017年,第五次金融工作会和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当前,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必然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因此,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围绕跨境资本流动,本文做了以下工作:一、本文以世界经济理论为基础,以资本项目开放为背景,以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为主线,阐述了资本项目开放中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的战略性和必要性。以资本项目开放相关理论为指导,综合概括了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现状,找出了产生风险的成因。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统计方法得到了中国当前存在一定的汇率高估风险、汇率市场化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跨境资本流入会存在宏观经济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信贷和债务风险,跨境资本流出会增加资本外逃风险;2005年汇改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震荡不断加剧,短暂的异常资本流动会加大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等结论。二、为了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本文构建了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筛选出跨境资本流动预警指标体系并合成预警综合指数,对流入、流出风险做初步趋势预测,进而使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模型。结果表明:预警指数能够较好预测风险点,监测风险效果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行性,预警模型对低中高风险均能准确、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三、跨境资本流动是全球范围内的运动形式。为此,本文对比分析国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资本项目开放中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经验教训,为中国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供相关启示和参考。结果表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重点是注重审慎管理和金融体系发展;加强预期管理、数据统计;强化风险预警并在必要时适时采用资本管制。四、为了在实践中形成一套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本文设计了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机制。从“宏观审慎+微观监管”双支柱框架出发,建立以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和逆周期调节为基础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以及打击违法保证市场公平为基础的微观监管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外部环境和开放顺序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措施。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归纳和综合了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形成、传导及防化机制,从而为实现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两个政策目标的有机结合提供理论支撑。二是从汇率、宏观经济稳定性、金融体系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角度规范了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生成机理和传导路径,从而为理解和防化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供了清晰思路。三是提出了一个以“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为基础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机制,并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了一套风险预警体系,预警指数能够较好预测风险点,预警模型对低中高风险均能准确、及时发出预警信号。这对于推进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和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亚洲金融危机与马来西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亚洲金融危机与马来西亚(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一、国家利益 |
二、国际规范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四、研究意义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结论 |
研究发现 |
研究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的创新 |
1.4.2 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2.1.2 货币替代理论 |
2.1.3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2.2.1 货币锚的概念及特性 |
2.2.2 货币锚效应测度的实证方法 |
2.2.3 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 |
2.2.4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2.2.5 文献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 |
3.1 货币锚的演进历程 |
3.1.1 金本位时期:黄金锚 |
3.1.2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美元锚 |
3.1.3 牙买加体系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锚 |
3.2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 |
3.2.1 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 |
3.2.2 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 |
3.2.3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
3.3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外部机遇 |
3.3.1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
3.3.2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多元化调整 |
3.3.3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
3.4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制约因素 |
3.4.1 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 |
3.4.2 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
3.4.3 美元强大的计价货币惯性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测度 |
4.1 基础分析框架 |
4.1.1 模型的设定 |
4.1.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4.2 模型的扩展与改进 |
4.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辅助回归 |
4.2.2 样本区间的划分:基于Bai-Perron方法的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
4.2.3 回归方法的选择:似不相关模型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平稳性检验及结果说明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5.1 “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
5.1.1 政府合作渠道 |
5.1.2 贸易渠道 |
5.1.3 投资渠道 |
5.1.4 金融渠道 |
5.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
5.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
5.2.2 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进一步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
6.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
6.1.1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现状 |
6.1.2 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进展 |
6.2.1 货币合作的初步成果 |
6.2.2 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
6.2.3 资本市场合作的有益尝试 |
6.2.4 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突破进展 |
6.3 基于OCA指数的区域货币合作潜力分析:以东盟为例 |
6.3.1 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背景 |
6.3.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 区域货币合作推动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借鉴 |
6.4.1 欧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6.4.2 欧元国际化模式的启示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政策建议 |
7.1 继续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货币锚地位 |
7.1.1 在政府合作层面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7.1.2 在贸易和投资层面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
7.1.3 在金融层面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 |
7.2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
7.2.1 东盟区域: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 |
7.2.2 其他区域:夯实经济合作基础 |
第8章 总结及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致谢 |
(4)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基于贸易计价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的现实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结构与方法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货币国际化研究 |
一、国际货币相关研究 |
二、人民币国际化研究 |
三、基于贸易视角的人民币国际化 |
第二节 贸易计价与定价范式 |
一、贸易定价范式的理论基础 |
二、相关理论模型框架 |
第三节 贸易计价与汇率变动 |
一、贸易与全球价值链 |
二、贸易与汇率变动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三章 典型事实:人民币影响力与亚洲价值链结构 |
第一节 国际货币影响力测度 |
一、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 |
二、人民币影响力的测度框架 |
三、贸易计价视角的人民币影响力 |
第二节 亚洲价值链结构特征 |
一、亚洲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
二、中国在亚洲价值链的位置 |
第三节 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与中国的国际贸易 |
一、人民币使用与中国贸易份额的错配 |
二、基于贸易计价的人民币区域化潜力 |
第四节 小结 |
第四章 贸易计价的理论模型 |
第一节 贸易计价的机制 |
一、贸易定价范式的判别方法 |
二、贸易定价范式与亚洲价值链结构 |
第二节 开放条件下的贸易计价模型 |
一、理论模型推导 |
二、理论模型的动态分析 |
第三节 人民币贸易计价的相关推论 |
一、推论Ⅰ:亚洲地区汇率变动的特征 |
二、推论Ⅱ:人民币汇率传递的特点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五章 亚洲货币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亚洲货币与人民币的汇率联动性研究 |
一、实证模型与数据描述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第二节 亚洲货币与人民币的汇率非对称变动 |
一、实证模型与数据描述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第三节 小结 |
第六章 汇率传递与汇率弹性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基准模型 |
一、实证模型与数据描述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第二节 扩展模型 |
一、实证模型与数据描述 |
二、实证结果分析:分产品类别 |
三、实证结果分析:分行业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一、贸易数据的形式 |
二、稳健性检验结果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附录 Ⅰ:理论模型公式整理与对数线性化计算 |
一、理论模型均衡公式整理 |
二、对数线性化计算过程 |
附录 Ⅱ:Dynare代码 |
一、PCP定价范式 |
二、LCP定价范式 |
附录 Ⅲ:亚洲价值链的典型事实补充 |
一、亚洲价值链国家贸易结构的详细分析 |
二、全部行业的贸易网络图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四、文献综述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访谈提纲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6)经济类文本名词化结构的英汉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ABSTRACT |
摘要 |
LIST OF ABBREVIATIONS |
1.TASK DESCRIPTION |
1.1 Introduction to the project |
1.2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text and its writer |
1.3 Reasons for selecting the source text |
2.PROCESS DESCRIPTION |
2.1 Pre-translation preparations |
2.1.1 Schedule |
2.1.2 Parallel texts |
2.1.3 Translation Principle |
2.2 While-translation |
2.3 Post-translation |
3.CASE ANALYSIS |
3.1 An Overview of Nominalization |
3.1.1 Definition and Functions of Nominalization |
3.1.2 Classification of VN structure |
3.2 Translation of VN Structure |
3.2.1 Terminology |
3.2.2 Non-terminology |
4.CONCLUSION |
REFERENCES |
APPENDICES |
Appendix A |
Appendix B |
Appendix C |
Appendix D |
(7)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 |
一、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价值 |
(一)“后备型”战略储备:开拓海外市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
(二)“跳板型”战略支点:由“经济大国”转向“国际国家” |
(三)“制衡型”战略定位:平衡域内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经济地位 |
(一)“赔偿—援助—开发合作”构筑的庞大基础 |
(二)增长迅速和颇高依存度的互补性贸易关系 |
(三)扩大经济战略纵深,推进东南亚方向投资 |
三、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安全地位 |
(一)东南亚在日本航路与资源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基础利益与安全中的价值 |
第二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框架与手段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构想 |
(一)政治安全层面 |
(二)经济贸易层面 |
(三)社会文化层面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资源 |
(一)政治资源 |
(二)经济资源 |
(三)软实力资源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目标 |
(一)政治目标 |
(二)经济目标 |
(三)安全目标 |
四、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手段 |
(一)政治手段 |
(二)经济手段 |
(三)公共外交手段 |
第三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面临的挑战 |
一、内部问题层面 |
(一)日本国内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 |
(二)日本在海外安保维护上的限制 |
二、地区格局层面 |
(一)域内新兴力量崛起的冲击波 |
(二)域外新兴经济体的赶超压力 |
(三)地缘安全因素新变化的影响 |
三、日企主体层面 |
(一)日企在东南亚地区的撤资率 |
(二)日企对东南亚国家风险评价 |
(三)日企对东南亚经营风险评价 |
第四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方针与重点 |
一、经济为中心:构筑相互依存的自由贸易网络 |
(一)积极构建并参与双边和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 |
(二)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环境改善 |
(三)加强域内合作保障日本资源安全与海路畅通 |
二、安全为扩展:确保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利益安全 |
(一)增进与东南亚国家间双边安全交流和合作 |
(二)加强国家间多边安全保障合作与对话机制 |
(三)法律与安全支持相结合维护海外基础利益 |
三、民意为基础:以“交流互动”促进国家间理解 |
(一)强化日本战略性海外公共外交活动 |
(二)深化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文化交流 |
(三)扩大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人员往来 |
四、日美同盟为基轴:步调一致借力维护日本海外利益 |
(一)日美同盟的新发展与彼此间共同利益诉求 |
(二)日美共同经济活动助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三)借力日美同盟升级,强化本地区安全合作 |
第五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效果评价与启示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变化的特点 |
(一)从追随到引领:推动构筑日本主导下的地区秩序 |
(二)从低调到主动:推动多边合作打造自由贸易旗手 |
(三)从经济到安全:推动由经济性转向政治性安全性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的效果评价 |
(一)搭建制度性平台,形成规则性优势 |
(二)ODA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成效显着 |
(三)民意基础增进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的经验启示 |
(一)弱化东盟一体性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影响力 |
(二)调控日美同盟强化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制约 |
四、新时期中国增进和维护海外利益的一些思考 |
(一)放射性:促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收获外溢效果 |
(二)标准性:确保“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高质量方向 |
(三)流畅性:加强合作保障“一带一路”海洋战略通道安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博士攻读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致谢 |
(8)中国与东盟五国的股市联动性研究 ——基于股指收益率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一、联动与股市联动的定义 |
二、股市联动的解释依据 |
三、股市联动的机制分析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
一、关于中国与不同国家(地区)间的股市联动性研究 |
二、关于股市联动性的实证研究 |
三、文献评述 |
第三章 中国与东盟五国股市的比较分析 |
第一节 中国与东盟五国股市发展情况对比 |
一、交易市场对比 |
二、证券监管对比 |
第二节 中国与东盟五国股市质量指标对比 |
一、规模对比 |
二、市值对比 |
三、市值/GDP比值对比 |
四、周转率对比 |
第四章 中国与东盟五国股市联动性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模型构架与理论 |
一、模型构架 |
二、模型理论 |
第二节 数据选取与处理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一、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
二、平稳性检验 |
三、基于均值溢出的联动性分析 |
四、基于波动溢出的联动性分析 |
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一、对政策制定者提出的建议 |
二、对投资者提出的建议 |
第六章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本人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9)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1.2.1 货币国际化 |
1.2.2 人民币国际化 |
1.2.3 金融市场一体化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论文的创新 |
1.4.2 论文的不足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2.1 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综述 |
2.1.1 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发展 |
2.1.2 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开放 |
2.1.3 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汇率预期 |
2.1.4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测度 |
2.2 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研究综述 |
2.2.1 东亚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 |
2.2.2 东亚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定量研究 |
2.3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综述 |
2.3.1 货币国际化与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 |
2.3.2 人民币国际化、货币替代及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 |
2.3.3 人民币国际化与跨境金融资产配置、跨境资本流动 |
2.3.4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3 货币国际化影响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
3.1 国际货币替代与转换交易成本理论 |
3.1.1 货币替代理论 |
3.1.2 货币转换成本、交易成本理论 |
3.2 货币交易网络外部性理论 |
3.3 金融资产跨国投资理论 |
3.3.1 货币市场的利差套利理论 |
3.3.2 金融市场的汇率套利理论 |
3.4 本章小结 |
4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4.1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理论机制 |
4.1.1 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转换交易成本理论 |
4.1.2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区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利率平价理论 |
4.2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渠道 |
4.2.1 汇率渠道 |
4.2.2 人民币贸易结算渠道 |
4.2.3 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渠道 |
4.2.4 跨境人民币信贷渠道 |
4.3 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测度 |
4.3.1 中国-东盟主要国家货币市场一体化的检验—基于非抵补利率平价偏离度 |
4.3.2 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测度—基于跨市场收益离散度 |
4.4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4.4.1 模型构建:SV-TVP-SVAR |
4.4.2 变量、指标与数据处理 |
4.4.3 检验与估计 |
4.4.4 人民币国际化的脉冲响应分析 |
4.4.5 稳健性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5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5.1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理论机制 |
5.1.1 股票资产的跨国投资组合理论 |
5.1.2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货币转换交易成本模型 |
5.2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渠道分析 |
5.2.1 贸易结算、跨境信贷、对外直接投资渠道 |
5.2.2 跨境股票投资渠道 |
5.2.3 信息溢出渠道 |
5.3 中国-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测度 |
5.3.1 中国-东盟主要国家股票市场一体化测度-基于DCC-MVGARCH模型 |
5.3.2 中国-东盟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测度—基于跨市场收益离散度 |
5.4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5.4.1 模型构建:SV-TVP-SVAR |
5.4.2 变量、指标与数据处理 |
5.4.3 检验与估计 |
5.4.4 人民币国际化的脉冲响应分析 |
5.4.5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6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6.1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一体化的机制 |
6.1.1 国际债券资产的跨国投资组合理论 |
6.1.2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区域债券市场一体化的货币转换交易成本模型 |
6.2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一体化的渠道 |
6.2.1 境内人民币债券投资渠道 |
6.2.2 离岸市场人民币债券投资渠道 |
6.3 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一体化测度 |
6.3.1 中国-东盟主要国家债券市场一体化测度—基于DCC-MVGARCH模型 |
6.3.2 中国-东盟区域债券市场一体化测度—基于跨市场收益离散度 |
6.4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6.4.1 模型构建:SV-TVP-SVAR |
6.4.2 变量、指标与数据 |
6.4.3 检验与估计 |
6.4.4 人民币国际化的脉冲响应分析 |
6.4.5 稳健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7.1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7.1.1 中国-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动态变化 |
7.1.2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动态影响 |
7.1.3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影响的时变原因分析 |
7.2 政策启示 |
7.2.1 继续推动贸易项下人民币的区域使用 |
7.2.2 强化人民币金融交易功能 |
7.2.3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 |
7.2.4 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关键货币 |
参考文献 |
致谢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内容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内容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现有文献述评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一、研究方法 |
二、技术路线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开放经济相关理论 |
一、IS-LM-BP均衡理论 |
二、蒙代尔政策搭配理论 |
三、开放经济体的“三元悖论” |
四、开放市场下的经济增长理论 |
第二节 资本流动相关理论 |
一、金本位制下的资本流动理论 |
二、固定汇率制下的资本流动理论 |
三、浮动汇率制下的资本流动理论 |
四、资本流动管制理论 |
第三节 金融危机理论 |
一、金融危机理论基础 |
二、跨境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
三、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危机 |
四、跨境资本流动与债务危机 |
第三章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现状分析 |
第一节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现状分析 |
一、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测度 |
二、资本项目开放条件成熟度分析 |
第二节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现状及潜在风险分析 |
一、跨境资本流动现状 |
二、跨境资本流动特征及潜在风险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传导路径及影响分析 |
第一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形成机理分析 |
第二节 跨境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冲击 |
一、跨境资本流动对汇率冲击的机理 |
二、跨境资本流动下的汇率高估风险 |
第三节 跨境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
一、资本流入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稳定性风险 |
二、资本流出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稳定性风险 |
第四节 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影响 |
一、金融脆弱性的发生机理 |
二、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实证检验 |
第五节 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基于亚洲金融危机视角 |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始末 |
二、跨境资本的异常流动是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首要因素 |
三、储备变化、外债流动促成了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构建 |
第一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识别及预警指数构建思路 |
一、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点识别 |
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目标 |
三、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指数构建思路 |
第二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监测预警指数构建 |
一、初选监测指标 |
二、提炼先行指标 |
三、计算预警指数 |
四、预警能力检验 |
第三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模型构建 |
一、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介绍及设定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三、预警模型应用前景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国外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借鉴与启示 |
第一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的成功经验 |
一、发达经济体防范经验 |
二、新兴经济体防范经验 |
第二节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失败教训 |
一、墨西哥短期资本弥补赤字的失败教训 |
二、俄罗斯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失败教训 |
第三节 国外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对中国的启示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机制设计 |
第一节 机制设计理论 |
第二节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和模式 |
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机制 |
三、跨境资本流动逆周期调节 |
第三节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微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
一、微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和模式 |
二、微观审慎监管框架的设计思路 |
三、微观审慎监管框架指标体系设计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亚洲金融危机与马来西亚(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3]“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02)
- [4]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基于贸易计价视角[D]. 李颖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6]经济类文本名词化结构的英汉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实践报告[D]. 陈玉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08)
- [7]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D]. 常婷婷. 吉林大学, 2020(08)
- [8]中国与东盟五国的股市联动性研究 ——基于股指收益率的实证分析[D]. 杜文博.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9]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D]. 李小好. 中央财经大学, 2019(12)
- [10]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研究[D]. 赵方华. 新疆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