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回家”合理税费征收难的调查与思考

一、对农村“外出户”合理税费征收难的调查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马佳林^[1]（2020）在《个体化背景下川南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基于川南S镇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个体化现象日益凸显,对我国社会造成了日益深入的影响。在川南农村,一方面,村民在个体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日益从传统的规范秩序、血缘地缘关系网,以及先赋共同体组织中解放出来,个体意识不断觉醒,更加注重自身权利、利益的伸张和维护,公共精神日渐消弱。另一方面,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在个体化的过程中,对村民的组织整合能力日渐弱化。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川南农村基层治理在社会个体化的现实背景下面临着巨大的治理挑战。为考察个体化背景下川南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本文选取川南S镇的村庄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法和访谈法加以研究,力图厘清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体化背景下,川南农村在基层政府、村委与村民的共同努力之下是否取得一定的治理成果?如果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如果没有,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第二,探索个体化深入影响下,川南农村基层治理面临哪些困境?以及导致川南农村基层治理面临这些困境的原因是什么?第三,川南农村基层治理主体应当从哪些方面努力,以解决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这一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关于个体化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综述、研究内容、研究重难点、研究的创新点、研究的不足、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章: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概述。这一章主要界定了个体化和农村基层治理的内涵,探讨了我国个体化的发展历程与我国个体化的特点、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变迁与基本要求,分析了了个体化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在联系。第三章:个体化背景下川南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这一章主要从调研区域概况、调研操作过程概述、调查样本分析三个方面介绍了调研的概况,通过对调查问卷与访谈内容的整理,总结了川南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一方面,在个体化的背景下,川南农村基层治理取了一定的治理成效,即发展起来了相当规模的特色产业、村庄环境治理成效显着、以各类文化节推动着农村基层治理转型。另一方面,个体化背景下川南农村基层治理面临三大困境:（1）川南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组织整合困境,具体表现为组织整合个体化的村民难度增大、组织整合个体化的利益难度增大、组织村庄公共建设困难重重。（2）川南农村基层治理面临治理资源匮乏难题,具体表现为川南农村基层治理既有治理资源日渐遗失,川南农村基层治理依托的人力、财力、物力大面积流失,川南农村基层治理资源补给不足。（3）川南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经济发展困境,具体表现为川南农村传统农业生产严重衰弱、川南农村特色产业发展进入瓶颈期、川南农村产业基础薄弱。第四章:解决个体化背景下川南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对策。这一章针对个体化背景下川南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解决路径:（1）重建村庄认同感,增强川南农村基层治理主体的组织力,具体应当要加强川南农村个体化村民公共精神的培育、加强川南农村村庄共同体和认同感建设、切实增强川南农村基层治理主体的组织整合能力。（2）关注村民利益,深入挖掘和拓展川南农村基层治理资源,具体应当要注重川南农村既有治理资源的传承与利用、切实增强村民利益,守住川南村庄的建设主体、不断加强新的川南农村基层治理资源的探索。（3）健全对村民的支持系统,多角度推动川南农村经济发展,具体应当要健全对村民的支持系统,提升村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持和援助,推动农村产业经济的发展、探索村庄发展的内生机制,提高川南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力。

胡建华^[2]（2014）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 ——基于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张良^[3]（2014）在《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城镇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乡村社会由传统时期的封闭、静止、同质日趋走向开放、流动、异质,特别是对大多数中西部农村地区而言,村中的大部分中年人和青年人都选择外出务工经商。个体农民逐渐从原来的亲属关系、社区隶属、村庄认同等地方性共同体脱嵌出来,传统时期的道德规范、村规民约、公共规则、宗教信仰对农民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越来越小,个体的重要性相对于集体得到更多尊重与关照,农民越来越成为一个选择和规划自己生活、具有自我意识、独立人格的个体。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传统共同体归属感与安全感的丧失、社会风险的独自承担、意义世界的破碎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权利边界的重新调整——中国的中西部乡村社会出现了西欧社会个体化的某些特征。与西欧不同的是,中国乡村社会缺少西方民主文化浸染和自治实践传统,农民的个体化更多发生在私人领域,而公共领域的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并没有相应得到均衡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与此同时,个体农民从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脱嵌出来之后,却没有成功地再次嵌入到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和市场就业体系中,农民的社会风险和心理压力增加;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不是现代性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更多是国家规划式变迁的“压缩现代性”,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各种矛盾、各种碰撞以非常密集的方式被杂糅压缩于个体化进程之中,以上这些注定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将经历自己的特殊复杂之路,也将在某些方面对乡村社会关系、乡村治理、农村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对乡村社会关系而言,个体化进程中的代际关系、婚姻关系、亲属关系、一般村民关系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个体更加倾向于从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出发来处理社会关系。在代际关系上,祖先崇拜、传宗接代所承载的类宗教意义逐渐解体,父代和子代都更多趋向于理性地从自身利益考量,为自己而活;在婚姻关系上,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年轻人的恋爱圈和婚姻圈不断扩大,开放性婚姻市场得以形成。女性在夫妻关系中取得更高地位,经济条件在婚姻缔结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追求个人幸福而离婚的现象越来越多,也逐渐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可。婚前和婚外性行为越来越普遍,因为他们认为拥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和享受快乐的权利;在亲属关系上,决定是否将一个人纳入到亲近交往圈子的标准,不再主要是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而是基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亲属之间的等级与尊卑不再仅仅依靠长幼或者辈分,而更多注重赚钱能力和能否给当事人带来实际利益。亲属之间往来不再是单纯的馈赠与人情,理性与利益的成分也开始渗入到其中。对乡村治理而言,一方面,当前乡村治理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个体农民的崛起,另一方面国家基础权力在乡村社会的弱化——农民与村民小组、村级组织、县乡政府之间以及四者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松散,这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将会对乡村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构成、治理目标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在一些利益密集型地区,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城镇化建设、招商引资、征地拆迁等方式推动地方经济建设,与农民联系日益松散的地方政府为了有效动员整合个体化农民按照政府设计好的规划进行卖地、上楼,“利治”和“力治”开始粉墨登场,权力开始与资本、暴力相互利用,治理呈现出去公共化:治理目标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干部收入,而非从长远和整体考虑为百姓谋福利;治理手段为不择手段,摆平即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治理理念统统可以抛弃;治理方式为自上而下动员式参与,软硬兼施,力治和利治相结合,农民经常被城镇化、被上楼,农民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无法参与到村庄建设中来,村庄发展丧失了主体性;治理的合法性在于金钱、权力和暴力交织形成的丛林法则,而非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实际上,这种治理无法获得农民的真正认同,无法形成真正的组织性力量、凝聚性权力和权威性认同。对农村文化而言,个体化进程中文化逐渐丧失公共性,农民的文化生活方式逐渐从公共领域萎缩到家庭乃至个体层面,文化娱乐成为个体与电视、电脑等机器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文化的意义体系逐渐破碎,价值信仰被世俗主义、理性主义所取代;人们之间不再有共同的道德规范可以对大家的行为进行约束,仿佛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破坏传统公共规则,并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道德阐释。我们可以把这个称之为农村文化的个体化,这是市场经济领域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向文化领域渗透的结果,也是个体权利与自由在政治领域与私人领域发展不均衡的结果。乡村社会个体化的特征是去组织化、过度理性化与原子化、去规范化、去伦理化、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自我中心化,这些必然会对乡村社会整合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特别对一些中西部农村地区而言甚至会导致乡村社会解体。根据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特点以及国家社会市场之间关系情况,乡村社会整合应该以内部整合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国家整合。社会整合的基本目的是在乡村社会重新形成凝聚性权力、权威性认同和组织性力量,重建村庄发展主体性,避免国家权力的过分干预和市场风险的侵蚀。在此,本文主要从公共性建构的视角对个体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整合进行论述分析。在梳理了阿伦特的公共性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交往理性、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尝试将公共性引入乡村研究,并操作化地将乡村公共性分解为:乡村公共空间、乡村公共规则、乡村公共精神、乡村公共交往、乡村公共服务五个层面。并进一步分析了传统时期、集体化时期、个体化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与乡村公共性变迁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如何平衡与协调国家权力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以促进当前村庄公共性合理生长。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乡村公共规则的混乱与重建、乡村公共精神的衰弱与重建三个层面（限于篇幅和时间,乡村公共交往与公共服务两个层面暂时在此没有涉及,以后有机会将专门探讨）探讨了如何建构乡村公共性,抑制个体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霍军亮^[4]（2013）在《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党员思想建设研究 ——基于对鄂中东溪镇的考察》文中指出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处于首要地位,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思想上建党、立党、兴党,始终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由于社会转型使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有相应的时代特征和特点,这些对农村基层党员队伍的思想变迁、价值观演变、行为选择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得农村基层党员思想建设出现了诸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本文首先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资源进行了梳理,详细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有关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理论和论述,为社会转型期加强农村基层党员思想建设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在此之后,对农村基层党员思想建设的时代背景进行了全面解析,分析了社会转型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进而指出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观念变化为农村基层党员思想建设带来的历史机遇与现实挑战。并在此基础上,立足于个案乡镇,详细考察了当前农村基层党员队伍的结构状况、党员队伍的教育状况、党员队伍的组织认同和角色认同状况、党员队伍的思想状况,并探析了当前农村基层党员思想建设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然后,深入探讨了社会转型期加强农村基层党员思想建设的基本原则,全面分析了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党员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最后,依据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基本理论,立足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基层党员思想建设的现实状况,结合新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对社会转型期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员思想建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司武林^[5]（2012）在《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农村现代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篇论文立足于1978-2010年陕西乡村社会变迁的实际进程,对这一地域农村的现代化进行描述、分析。研究从陕西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四个主要方面展开,重点则是此一阶段陕西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路径。本项研究的目的,是明确改革以来陕西农村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而重点分析其中的重大问题,寻求陕西农村发展的良性机制。之所以研究农村现代化,是因为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笔者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研究陕西农村,是希望考察对象具体明确,言之有物,更期望研究结论能够有一定的针对性,尽可能避免过于抽象和宏观的泛泛而谈。全文内容包括以下八个部分。第1章,引言,即对本项研究的介绍。包括同类研究综述和理论基础,以及本项研究的思路、内容、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等方面。第2章,农村现代化及其理论研究。包括世界现代化与乡村社会变迁的一般过程、发展理论对农村的思考以及中国农村现代化理论三个部分。这是展开研究的必要准备,也是陕西农村现代化的借鉴。第3章,陕西农村现代化的背景和条件。背景研究意在了解中国社会对陕西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条件分析意在了解陕西农村现代化的自然禀赋、人口状况和社会资源。第4章,陕西农村现代化的阶段。通过描述分析三十多年来陕西农村现代化的实际过程,完整认识当代陕西农村发展的逻辑和问题。第5章,路径之一：产业与市场的互动。这是陕西农村经济现代化的路径。农业和非农产业的结构调整,是农村传统经济形式适应市场体制的努力；农村市场体系的初步形成推动了农村繁荣,其后的市场萎缩则导致农村曲折发展。陕西农村经济复苏有待于市场体系的完善。第6章,路径之二：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这是陕西农村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路径。1980年代形成的“乡政村治”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却发生“畸变”,日益导致乡政困难和村治异化,表现为农村社会矛盾尖锐。从表面来看,原因在于乡村治理中难以实现多主体间的合作；从根源上讲,则在于当时国家、基层政府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格局。进入21世纪,这一格局开始发生改变,体制运行环境优化,而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和推行,将直接实现分类治理。笔者就此提出“多层竞争一合作体制”,并认为这是当前阶段乡村治理的基本走向。从分化到分治的体制创新,是陕西农村现代化的路径之一,也反映了陕西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第7章,路径之三：新主体与新功能的重构。新农村建设被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举措。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是农村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基本途径,要求为政府与农民形成发展的合力,其实质则是新主体和新功能的重构。首先,政府需要积极转变职能,加大投入,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一体化,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其次,农民需要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更积极和更有影响力的参与主体。农村反贫困就是政府与农民共同努力、改善农村现状的具体表现。第8章,路径之四：乡村与城市的“对接”。城镇化是实现农村生活形态现代化的关键途径。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应坚持城乡融合的基本思路,积极促进乡村与城市的“对接”。2004年后,陕西农村城镇化逐渐形成“重点镇建设与城镇体系构建”的特色,重点镇建设成为核心内容,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产业聚集、市场融资机制、保护乡村传统、科学把握“为了谁”、准确定位“重点”等。本文的结论是：上述四个方面是三十多年来陕西农村现代化的基本路径,而现有问题的逐步解决,将使这些路径优化,进而形成陕西农村发展的良性机制。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方法上,运用学科综合的方法,着眼于较小地域的农村社会,重视政策文本与社会现实的互动,考察陕西农村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内容上,提出以下认识：解决“三农”问题,首先需要大力构建农村市场；当前乡村治理创新的走向是形成“多层竞争—合作”体制；在陕西农村城镇化中,“重点镇”建设是一条有效途径,但需要重视解决“为了谁”、准确定位“重点”的关键问题。

赵大朋^[6]（2012）在《城乡统筹背景下村级党组织功能转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村级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嵌入”农村社会的最基层组织,是农村社会的组织核心和领导力量。“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作为执政党与农村社会沟通和互动的“关节点”,村级党组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范围广泛,其自身功能能否得以有效实现,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当前,随着我国城乡发展战略的深度转型,农村场域内国家、政党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基本状态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对村级党组织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所形成的功能定位模式产生了巨大的挑战,致使村级党组织原有的各种功能不断弱化,出现了明显的“功能障碍”现象,在总体上陷入了“软弱涣散”和“毫无作为”的状态。功能障碍的产生降低了村党组织与农村社会进行沟通和互动的能力,造成了村级党组织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疏离,弱化了执政党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可以说,当前村级党组织在功能实现上的种种困境,严重侵蚀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损害了党的合法性,同时也对农村社会的持续发展与和谐稳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面对这种现状,如何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不断调整村级党组织原有的功能结构,在总体上实现村级党组织功能的转型,就成为学术界不得不面对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在研究中以“国家—社会”研究范式为基本分析工具,以建国以来城乡关系的变迁为主要线索,在基本逻辑结构上沿着“概念解析——历史回顾——现状分析（提出问题）——发展目标建构（分析问题）——实现路径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逐步展开,层层深入。具体来说,本文研究的整体思路就是：本文以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变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基本线索,立足于农村场域内国家、政党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变化的基本状态,准确界定建国以来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和转型的不同阶段,揭示城乡关系变迁对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和转型的影响。在历史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当前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实际,着重分析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村场域内国家、政党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新变化,以及这种新变化对村级党组织传统的功能定位模式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和影响,并为村级党组织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寻找合适的对策,提出具体化的建议。依据上述逻辑架构和主要线索,本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理论支撑部分,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从中国语境下国家、政党、社会三者关系的基本状态和发展趋势来正确分析和认识“政党功能”和“中国共产党功能”这两个核心概念。本部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政治系统分析的相关方法对政党功能的含义和特点进行分析和概括。二是,利用西方传统的“国家—社会”研究范式正确认识政党功能的具体构成、主要特点及其发展的基本趋势。三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分析“国家—社会”研究范所存在的种种局限,概括在中国语境下国家、政党、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变化发展的总体历程和主要特点,并把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功能转型的整体历程划分为“全能型”和“行政主导型”两大阶段。第二部分为本文的历史分析和考察部分,主要考察建国以来城乡二元体制的发展对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和转型的影响。这部分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立足于建国以来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分析农村场域内国家、政党、社会三者关系变化发展的不同状态,由此对村级党组织功能转型的不同阶段进行合理划分。具体来说,本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建国以来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城乡二元体制逐步形成阶段、政策主导型城乡二元体制阶段、双重导向型城乡二元体制阶段,并根据这三个阶段相应地把村级党组织功能的演变和发展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革命导向型组织阶段、全能型组织阶段和行政代理型组织阶段。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现实问题分析部分,主要论述城乡统筹背景下村级党组织功能障碍的具体表现,揭示村级党组织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所形成的强控制的功能定位与农村社会自主性不断增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部分内容包括以下两方面：首先,全面认识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相关内容,分析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推进对农村社会成长和发育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其次,根据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农村社会自主性不断增强的现状,正确分析和认识农村场域内国家、政党、社会三者关系的新变化,以此来分析村级党组织功能障碍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具体表现。第四部分为本文的发展目标建构部分,主要是研究和探讨在城乡统筹背景下村级党组织功能转型的主要目标和方向。这部分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针对村级党组织现有的功能定位模式的种种问题和不足,提出了“政党导向型”村级党组织的概念,并在总体上把“政党导向型”村级党组织的各种功能划分为两大类,即政党类功能和行政类功能。其中,政党类功能是“政党导向型”村级党组织的核心功能,行政类功能是“政党导向型”村级党组织的辅助功能。同时,又根据村级党组织与农村社会作用方式的不同,把村级党组织的政党类功能分为两类,即引导性功能和适应性功能。第五部分为本文的路径探索部分,主要探索村级党组织实现自身功能转型的具体路径。本部分结合统筹城乡发展的实际,把村级党组织实现自身功能转型的路径归纳为以下六条：1、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是村级党组织实现自身功能转型的物质基础；2、实现自身运行模式的转型,是村级党组织实现自身功能转型的关键所在；3、实现自身组织设置模式的改变,是村级党组织实现自身功能转型的重要前提；4、不断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是村级党组织功能转型关键所在；5、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为村级党组织实现自身功能转型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6、进行乡镇管理体制改革,为村级党组织功能转型提供良好的外在体制环境。

崔欣^[7]（2011）在《中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是我国现行的一项重要的土地物权制度,该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解决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农民与市民享有同等权利,促进农民享有资本性收益具有重大关联的课题。论文主要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的现实与历史发展两个方面,法律规范与改革措施的冲突两个维度进行研究,独立得出自己的判断,并以此为依据对改革和完善现行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提出了一定的意见和建议。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的建立对维护我国农村地区的稳定,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曾经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土地物权的进一步明晰,深入研究和系统梳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使其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适应,发挥其在促进生产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应有作用,是历史和现实对我们的迫切要求。论文导论部分对选题依据、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内容、论文创新进行了介绍。论文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约20余万字。鉴于我国法律研究中有关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本身的研究尚显缺乏,论文阐述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特征和分类,指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主要是依据土地管理法设定的一种特殊的独立物权,通常不可以进入交易机制由权利人自由处分。论文从主体、客体和效力三个方面阐述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本构成,并明确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变动的含义及其风险负担。论文分析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的功能和立法价值取向,指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建立时的制度功能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是为了全面反映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推动农民的共同富裕。但是,在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并未实现其原始功能,反而成为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为了深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的研究,论文对我国古代土地制度及现代世界各国土地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对我国历史上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说明我国农民阶层几千年来的平均地权理想。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前提下,土地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保障作用,是国家以及农民阶层的重要生产资料,土地承载着生存的供养和希望。这些分析有利于加深对工业革命后,随着土地发挥供养作用的能力大幅下降,农民转向城市和工业企业寻求发展愿望的理解,以及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改革中淡化所有权,做实使用权的创新改革模式的理解。对西方国家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简要介绍,主要是说明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农民个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非互相矛盾的一件事,协调好土地所有权与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对我国的农村土地改革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对古代土地制度的梳理中,论文还分析了影响我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的一些不同观点,主要包括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再认识、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的论断、封建社会在我国的误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古代土地所有权制度研究的误导等,进而从另一不同的视角对我国古代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进行解读。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一项土地物权制度,论文对其历史形成进行了深度剖析,主要是说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史上,土地私有制一直是一项重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的这项制度形成了根基牢固的农民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政治同盟,共产党人并据此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理想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理想的实现与土地私有制在现实中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土地私有通常就意味着贫富的逐步分化,这在建国以后的共产党人看来是不可容忍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成为历史的选择,然而,良好的愿望总是与历史的发展不一致,当共同富裕异化为共同贫穷和经济落后时,改革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为了科学的研究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论文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中几个基础问题进行了剖析,主要涉及集体土地所有制建立的正当性分析、所有制所有权与民事立法的关系、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实现方式等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理想和共同富裕而建立起来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其创立之初具备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优越性,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基于前苏联法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创设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越来越显现出根本不足。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较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弱势地位日益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由于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改革试点中参照了大量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法律规定和做法,论文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本构成及其历史渊源进行了分析,明确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期限、转让、出租、抵押、消灭等现行法律的基本规定。论文指出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理想,体现了国家所有权优于集体所有权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指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具体制度缺失体现了该制度的不成熟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二元划分法在学理基础和科学性中均存在重大问题,集体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密切联系决定了两者可以合二为一。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及改革是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是我国深化农村土地改革的前奏,这种试点首先是在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并在国务院推动的先行先试的政策指引下,逐步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很多改革的措施和方法已经远远超越了现行法律的规定。各改革试点区已经认识到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在上层推动和群众自发的参与下,对这些缺陷的弥补越来越具针对性。从16年来的试点看,农村土地改革在不断的汲取试点中的成功经验。农村土地改革的指导思想最核心的一点是促进农民的共同富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很好的体现出了这一点,从土地的确权到其资本化改造,虽然在很多方面突破了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对农村土地的传统认识,但其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论文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必要性及在全国试点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论文既以安徽芜湖、四川成都、广东城中村为案例进行研究,又介绍了广东南海的土地股份制模式、江苏苏州的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模式、山东济南的综合开发模式。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是农村土地改革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农村土地改革试验所要达到的目标。改革和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必须对该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有清楚的认识,进而解决改革时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科学理解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改革试点中的成功经验,设计出符合物权法科学性的,有利于推动三农问题解决和和谐社会构建的崭新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论文明确了现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存在的缺陷,指出集体建设用地存在所有权人主体不清、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不同权、使用权流转的法律依据欠缺、非法流转的现象非常突出、流转的收益分配机制不明确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等问题;明确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缺陷造成的社会后果,指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的缺陷是城中村问题的产生、强制拆迁经久不息、上访问题长期存在、藏富于民无法实现的制度之源;明确了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需要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的基本法理进行了判断,并对涉及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了思考;明确了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具体思路,指出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是对中国共产党与农民革命契约的回归和中央政策的落实,并从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实体权利和流转程序方面提出了建议。

刘传初^[8]（2010）在《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才建设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之一。但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广大农村还面临一系列产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农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缓慢,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解决上述“三农”问题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是主体,农村人才是关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为农村人才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也对农村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无论是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社会事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无论从当前着眼,还是从长远考虑,都需要千万百计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培养造就数以亿计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特别是需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农村人才队伍。为此,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好“三农”问题,其关键是人才。解决好农村人才问题,才能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才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农村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农村人才对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到底有哪些作用,影响我国农村人才建设的因素有哪些,在农村人才队伍建设中如何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才能有效推进农村人才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乃是当前亟需着力研究的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分析我国农村人才现状和农村人才供需失衡的原因,关注农村人才建设困境,探讨农村人才战略和建设路径,对农村人才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农村人才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加快农村人才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是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和必然选择。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抓好基础教育,提高未来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又要结合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强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既要建立健全农村人才成长的机制,又要加大农村人才建设的投入力度；既要确立农村人才建设的战略和目标,又要为农村各类人才的成长和发挥作用提供平台和宽松的环境。本文综合运用人力资源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农业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和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全面分析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分析我国农村人才现状和供需失衡的原因入手,实证研究农村人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农村人才建设的影响因素评价等,并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深入地对我国农村人才建设的战略、目标以及各类农村人才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具体对策进行研究。本研究共八章,可分为三个部分,前两章为总论部分,主要是提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意义、方法及框架结构,概述国内外农村人才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一般理论。第三、四、五章为本文的核心内容,主要是阐述我国农村人才供给和需求的现状,分析供需失衡的原因；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研究农村人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与评价农村人才建设的影响因素。第六、七、八章,在借鉴国外农村人才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农村人才建设的发展战略、制度选择和对策分析,并从微观层面分别对农村各类人才建设与开发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陈建宏^[9]（2009）在《后农业税时代农民减负增收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十届全国人大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在本文中,笔者将重点研究后农业税时代农民负担和收入的现状,探讨继续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本论文主体内容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国外农民收入支持政策概述。对于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很多国家在立法、管理、政府扶持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部分简要介绍了美国、欧盟、日本、巴西和印度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收入支持政策,供有关政策制定者借鉴。第二部分,改革开放后农民负担和收入状况的演进历程。只有了解农民负担和收入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深层原因,才能真正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措施。在这一部分中,总结了改革开放后各个历史时期农民负担和收入的水平、特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负担和收入问题形成的历史脉络。第三部分,废除农业税对于农民负担和收入的影响分析。废除农业税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采取的一项举措,对于农民减负增收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直接的显性的,也有间接的隐性的;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在本部分中,分别分析总结了废除农业税对于农民减负增收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有些进行了量化说明,有些只是进行了定性阐述。第四部分,当前农民负担与收入现状及成因分析。通过引用大量数据,分析总结了废除农业税后的这几年中农民负担和收入的变化历程、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了农民负担和收入问题依然存在的客观现实。全面地、详细地分析概括了长期以来造成我国农民负担过重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深层次社会、经济、法律和观念等方面的原因,为这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顽疾”把好脉。第五部分,减轻农民负担及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分析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社会经济意义,同时针对这一问题的产生原因,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其解决的对策。

桂荣^[10]（2008）在《农村牧区中小学布局调整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以通辽市库伦旗和锡盟东乌珠穆沁旗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对于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来说,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是党和政府采取的一项旨在优化农村基础教育结构,合理配置农村教育资源,以进一步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政策。通过布局调整推动观念转变,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办学效益和提高办学质量。2001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因此,学校布局调整是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教育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从目前情况来看,调整学校布局,实行规模办学,正在积极实施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客观地讲,在工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本文以内蒙古地区的通辽市库伦旗和锡盟东乌珠穆沁旗为个案研究,对农村牧区的学校布局调整的现状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实际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本文由以下四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该部分介绍了选题的缘起,通过介绍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借鉴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并介绍了论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该部分介绍了学校布局调整的理论概述,详细的阐述了影响学校布局调整的因素、学校布局调整的重要性及其学校布局调整的原则及注意事项。第三部分采用实地调查方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内蒙古地区农村牧区中小学布局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分析现状。对做为个案研究的两个地方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分析了调查的结果,最后总结出农村牧区学校布局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布局调整工作新面临的具体困难及其布局调整而出现的新问题,并分析了导致以上问题的原因。第四部分在以上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牧区学校布局调整的建议。第一、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让科学发展观指导民族教育教学实践;第二、树立对学校布局调整的正确意识;第三、进一步强调国家加大农牧区中小学教育经费的投资,设专项经费;第四、全面加强农村牧区教师队伍建设;第五、以人为本,保障适龄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六、妥善处理好学校布局调整后遗留的教育资源。

二、对农村“外出户”合理税费征收难的调查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农村“外出户”合理税费征收难的调查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个体化背景下川南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基于川南S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 ——基于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党员思想建设研究 ——基于对鄂中东溪镇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农村现代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城乡统筹背景下村级党组织功能转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才建设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后农业税时代农民减负增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农村牧区中小学布局调整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以通辽市库伦旗和锡盟东乌珠穆沁旗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农村“外出户”合理税费征收难的调查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个体化背景下川南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基于川南S镇的个案研究[D]. 马佳林.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2]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 ——基于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的分析视角[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8)
• [3]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D]. 张良.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1)
• [4]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党员思想建设研究 ——基于对鄂中东溪镇的考察[D]. 霍军亮. 武汉大学, 2013(10)
• [5]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农村现代化路径研究[D]. 司武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1)
• [6]城乡统筹背景下村级党组织功能转型问题研究[D]. 赵大朋.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8)
• [7]中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研究[D]. 崔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
• [8]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才建设战略研究[D]. 刘传初. 西南财经大学, 2010(08)
• [9]后农业税时代农民减负增收问题研究[D]. 陈建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S2)
• [10]农村牧区中小学布局调整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以通辽市库伦旗和锡盟东乌珠穆沁旗为个案[D]. 桂荣.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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