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论”中的民族主义思想

一、浅论“新民说”中的国家主义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唐苇熠^[1]（2021）在《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十九世纪初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商贸、传教、武力等模式开始在中国开拓其殖民版图。在西方殖民者的攻势下,中国的政治格局、经济形态、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等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东方与西方的交锋迫使中国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世界以及二者之关系。梁启超的政治伦理思想就是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背景下萌生与发展的。自然经济的瓦解、政治危机的加深、中西文化的碰撞成为了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梁启超淬厉“中学”,采补“西学”并融合“东学”,构建起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在其政治伦理实践中不断变奏。“合群”是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无论是“善群成己”的政治伦理主体的培育,还是“群体自由”的制度伦理构想,抑或“义利和合”的政治伦理实践,始终贯穿着梁启超的“合群”思想。明末清初,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深度变革阶段,大量的新社会力量蜂拥出现,成为独立的群体,对中国社会发展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继承了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关于“群”的思想,论证了“合群”的必要性。社会合群理念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群体的利益扩张潜力能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群体自治能推动国家分权于社会,能培育国民独立人格和权利主体意识。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入和启蒙思想的勃兴,梁启超整合传统儒学和现代新学的合理资源,以及以斯宾塞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进化论思想,从培育“善群成己”的政治伦理主体、构建“群体自由”的制度伦理和推动“义利和合”的政治伦理实践三个维度建构起其合群政治伦理思想。梁启超新民以救国的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是其“善群成己”的新民学说。这以私德和公德为主线,以利群为核心的新民学说的目的就在于培育具备广智识、新道德、胜民力的新国民以构成新国家的政治主体。“善群成己”的政治伦理主体的本质就是具备国民独具之特质以及独立精神的新国民。梁启超以办学、办报等实践活动向国人导入民主、自由等国民精神,旨在培育具有权利、自尊、自由、义务等政治能力的紧跟时代潮流的国民。梁启超认为只有具备政治能力和公民意识的新国民积极参与救国救民的政治实践,才能实现救亡图存。梁启超传承了传统的教育思想理念,基于民德、民智、民力三点着手,并重构了此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方案以造就新国民。制度伦理构想是梁启超培育政治伦理主体的必然归属。梁启超在国家含义、国家性质、国家类型等方面阐释了国家观,论述了制度伦理变革的基本构想,历经了从“天下观”到“国家观”,发展到“民权”国家观和“主权”国家观,再是“民族建国观”,发展到“国权国家观”,最终又回到“世界主义的国家观”的变奏。梁启超阐释了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的关系,提出了以群体自由为导向的制度伦理构想。同时,从除心奴、行宪政和兴民权三个方面提出了实现群体自由的路径。政治伦理实践是梁启超培育政治伦理主体以及制度伦理构想的应有之义。梁启超对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展开了批判,开展了主张尊皇与明倡民权、提倡革命与主张破坏等政治革新活动。梁启超扬弃了中国传统义利观,吸收了中西功利主义合理成分,提出了以“义利和合”为价值取向的政治伦理思想。同时,梁启超依据当时中国国情,尝试了多种政治伦理实践,包括在君宪与共和之间的彷徨,排斥共和而主开明专制,大论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之争以及选择共和立国。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呈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运行轨迹,展现了近代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态变迁,反映了近代先进中国人救国救民的伦理觉醒,拥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又是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产物,具有道德救国的软弱性、兼采中外的不成熟性、半生不熟的杂糅性等时代局限。当然,其中蕴含的积极因素在当下仍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能够为当下中国实施渐进式的稳步改革、注重双向考量的政治伦理、弘扬爱国主义和利群公德思想提供一些可借鉴和参考的资源。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维新变法掀起了近代知识分子救国的序幕,同时也将梁启超推到了政治变革的核心地带。分析梁启超的思想历史,康有为将其诠释成为“流质善变”,梁启超也表明了自己的“太无成见”。尽管,梁启超比较“善变”,可是梁启超的“善变”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变,梁启超的“善变”背后始终有对爱国情怀的坚守。

董俊^[2]（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张宏杰^[3]（2021）在《论梁启超早年的思想突破及其对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调适》文中提出在康有为的思想感召下,梁启超逐渐从八股考据走向今文大义;在与诸多友朋的商榷交流中,梁对康学的信仰又生动摇;流亡日本后,饱受西学刺激的梁启超终于摆脱了乃师的思想束缚,以更加独立的姿态自由思考,由此开启了新思想的建构历程。其中,“新民说”即是首次完整表述的思想图景。在梁启超的构想中,“新民”-“新国”才是一幅完整的思想构图,“国家主义”思想一直是梁启超心中所瞩目之点。但梁的“国家主义”倾向是紧紧地与“个人”拴在一起的。在梁启超那里,国家成立的目的,在于保民助民;“国家主义”的出发点,在于个体的生存发展需要国家;在普遍的价值认同层次上,梁并不排斥个体的权利要求。在“新民”-“新国”的构图中,个体与国家、民权与国权是以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和谐并存的。这幅构图所体现的,既非英伦式的个人主义,亦非德国式的国家主义,而是梁启超的调“适”思想。对于梁启超来说,不是在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充满疑难困惑,上下求索、左右采择的艰难调适过程。梁启超调适思想的文化渊源,主要来自传统的一元论思维,这是构成其调适思想的逻辑起点,中庸观念、实用主义和经世意识则进一步将之强化。可以说,梁的调适思想,仍然是传统思维的延续。

李侍键^[4]（2020）在《清末“革命”话语正当性的建构》文中提出清末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与宏大的社会变革,“革命”这一古老的词汇重新开始成为时代的焦点,但在这一时期,“革命”往往被视为“造反叛乱”,因此,“革命”话语正当性的建构迫在眉睫。传统“革命”的正当性来源于“天命”的赋予,“革”与“命”不可分割。在“天命”与“正统”的影响下,“造反”这种以武力推翻现政权的行为,才得以被视为“革命”,从而得到承认。在清末时代巨变下,改良派和革命派多数时候视“天命”和“正统”为阻碍革命的障碍而对其进行解构和批判。一方面,这种解构起到了证明自身“革命”正当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作为过程和手段的“革”,与作为目标的“命”相分割,导致传统“革命”正当性的基础消失,模糊了其与“造反”的界限,因此“革命”的正当性需要有新的建构基础。同一时期,梁启超等改良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派开始在西方Revolution和日本对该词的创造性转换的影响下,塑造“革命”的新内涵,建构起了各有特色而又具有同样变革取向的近代“革命”。由此,“革命”的正当性实质上被重新建构在“革”的新目的——趋新与进化上。在新目的的基础上,近代“革命”与“造反”产生了“变革意识”上的根本不同,“造反”等过去的暴力形式被视为“无意识之破坏”,但这样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与“天命”一类虚无缥缈的观念不同,“革”的新目的是可以被检验的。如果近代“革命”无法贯彻变革意识,在实践中异化为“造反”一类的无意识破坏,不能促使社会进步,那么“革命”就是不正当的,此即为“近代‘革命’的无意识化”。各政派对该问题进行了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围绕着革命动机与后果而展开的争论。争论中,各政派意识到由何者进行及如何进行革命,是导致该问题产生的根本因素。在承认民众作为“革命主体”这一重要性的前提下,各政派认为“无意识化”的危险根本上来自于革命主体的无意识,革命主体问题由此成为各政派争论甚广的难点。改造革命主体,使之具有变革意识,是各政派的共识,但在改造的手段上存有差异,实际上衍生出对革命路径的不同选择。改良派梁启超追求“先改造后革命”,革命派选择“边改造边革命”,而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则是“改造即革命”。这些争论和设想背后反映的是“造反”与近代“革命”的纠葛,指向对近代“革命”正当性的保持。

雷月荣^[5]（2020）在《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文中提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思想体系中一颗尚待开采的明珠。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主要体现为对国民健全独立人格的培育,倡导通过个人改造与社会制度改造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格的建构。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仍存在一种忽略独立人格、批判意识和责任精神的价值取向,仍存在一种重视人的改造,忽视制度建设的“单项决定论”倾向。历史上那些被猛烈批判过的国民素质问题,亦或国民劣根性问题如今在国人身上仍然有迹可寻。可以认为,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改革学校道德教育,对于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提高国人素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造就健全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终极目标。健全独立人格主要表现为独立批判态度、自由冒险精神与责任意识。胡适基于健全独立人格,在国民性批判、国民性建构、国民性改造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阐释。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经由对“国民”的批判发展到对“人”的批判,最终形成了以“个人本位”的国民性改造内容。培养个人本位意识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核心内容,据此,胡适对女子问题、贞操文化、传统孝道、封建礼俗、家族个人主义等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理想国民性的建构上,经由“现代国民”到“现代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健全独立人格”的国民性改造目的。“健全独立人格”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基点与目标归宿,它要求现代人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个人“要有自由意志”,其二,个人须“当干系、负责任”。在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经由“单项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制度与人”的双向互动国民性改造途径。双向互动改造包括以教育、文学为主的“人的改造”和以“民主制度”为主的“制度改造”两个方面。而民主制度的改造思路重点体现为民主制度之“民主”基础、“人权”核心、“宪政”实质、“法治”表征、“渐进改良”过程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目的等方面。同时,胡适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造路径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改造路径进行了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批判。“国民性改造问题”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包括两大关键主题:其一,国民性改造的“立国”与“立人”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中的“集体”取向和“个人”取向问题;其二,国民性改造的“单项”和“双向”路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前者关乎“造就什么样的人”,后者关乎“如何造就这样的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勾勒出一条以“权利与责任”为旨要,以“双向互动”为路径的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实现了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外在方面体现为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近代中国面临现代性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胡适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不自觉带入了民族、国家意识,他一方面宣扬“个人价值”,试图“解放个性”,另一方面迫于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任务,其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更多是强调强国护民,“解放个性”被弱化。二者的两难兼顾成为了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大悖论。内在方面体现为中国自由主义自身问题: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由西方引入,而非本土生发;改造主体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改造方式以批判为主调,建设性较弱；实验主义自身内在限度等。当前,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基于对中国人现代化的现状分析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整全性阐释,并且立足当前我国教育的实践,一种依循于健全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理念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关注对象。

郭鹏^[6]（2020）在《梁启超公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其公德思想不仅丰富了近代中国的伦理思想,而且对现代社会进行公德建设、塑造人民群众理想人格具有重要价值。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为挽救民族危机,探索民族出路,梁启超等中国先进人士睁眼看世界,开始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化。通过对比中西方文化,梁启超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而要新民则必须要培养国民的公德。他重视公德的探讨,并把公德问题上升到救亡图存、爱国保种的高度。梁启超的公德思想是在中西方思想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他是我国最早把道德划分为公德与私德并探讨公德和私德关系的思想家。梁启超把公德看做“合群之德”,认为公德是“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的精神桥梁。梁启超公德思想的目的与灵魂就在于利群,公德的条目都以利群为主旨。梁启超表示要培育国民的公德,就应重视国民的国家思想、合群观念、进取冒险精神、自由、自治、权利、义务等公共意识的培养。只有这样,国人才会形成健全的人格,国家才会摆脱危机、富强稳定。培养公德、造就新人是梁启超为救国救民开出的一剂药方,其影响深远。当然其公德思想也存在着局限性与不足:如梁启超公德思想的生成路径存在唯心主义色彩,其公德思想存在“群利”与“私利”失衡的问题。但我们重品梁启超的公德思想,仍可发现其对于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启示:如启示我们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责任感和义务意识的人;启示我们注重各领域的道德建设,成为服从法律和具有自治意识的人;启示我们培育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做具有国家思想和利群观念的人;启示我们在构建德育体系过程中,传承创新中国传统德育文化,吸收借鉴先进国家德育经验。

郑沼虎^[7]（2019）在《民族想象与国家建构 ——日本体验与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创作》文中研究指明平江不肖生是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他的武侠小说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然而,目前学界对平江不肖生的研究多专注于作者生平及其作品版本、内涵的研究,相对忽略了其武侠创作缘起及其与日本的关系。平江不肖生东渡日本,寻求富国之道的经历对他的武侠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对日本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感到新奇和惊讶。日本人士进行中国国民性批判,并出现侮辱中国人的“东亚病夫”的言论,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日本的留学体验让平江不肖生意识到,要实现中国的富强首先要实现国民精神的自新。他以创作武侠小说的形式启蒙大众,提倡尚武精神,重铸民族之魂。平江不肖生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启发和国民性批判思潮的影响,他的武侠小说始终贯穿着武术强民救国的思想。但是,武士道的嗜血、残暴,以及日本的对外侵略行为,引发了他对武士道的反思。他塑造的名垂青史的仁义英雄霍元甲,其身上的尚武、仁义等特点既是作者民族气节的表达,也是他对武士道精神的深刻反思。日本国民的文明、科技的发达、法律的完备等令他印象深刻,这促使他在武侠小说中宣扬现代文明社会的特征,在作品中大力提倡科学至上、法治精神的思想。这既是作者作为现代启蒙者的思考,也是他对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的尝试。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创作的缘起、武侠小说的人物塑造和现代国家建构思想,都与近代日本有着莫大的联系。我们只有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其作品放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进行研究,才能对其作品进行深入的认识和科学的评价。这既是我们客观认识和公正评价平江不肖生武侠作品的必要途径,也是与利用文学创作对未来民族国家进行思索的现代知识分子,进行一次心灵上的对话。

李妮娜^[8]（2018）在《转变中的“自我”-中国现代自我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要理解当下的自我观念,其独立性、个体性等特质及其现实反映如自由、平等的权利保障,多样化的个性发展途径等,需要追溯到其形成的价值起源,才是可能的。本论文所要考察的中国现代自我观念,即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发生的自我观念的变革,正是当代自我观念得以可能的历史前提。现代自我观念的变革在整体上表现为对前现代自我观念的反叛,自我理想从根植于天命的纯粹道德化身的圣人转向平民化的独立自由人格。同时,以对科学、民主等现代价值与秩序的共同肯定为前提,现代自我观念的总体性特征呈现为对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德性、知性、个性与权利相统一的主体的追求。由此,相对于前现代而言,现代的自我观念不仅体现了自我解放的意识,更极大地拓展了古代自我的主体性范围,古代儒家道德自我的单一化趋向与道家个体性自我的消极意味皆得以克服。本文所论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既体现出对如上现代自我价值的一致追求,又因对中西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路径的不同理解,而在自我观念上呈现出价值排序上的差异。自由主义者在对古代自我之奴役状态的批判中,强调现代自我之独立自由与个性发展的优先性,其对于“群”的界定亦以个体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现代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个性、知性与权利主体亦给予了“用”的层面上的肯定,以作为对现代文明的积极回应。但他们更试图重建传统的道德自我与伦理社会,并认为这对于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自我与法治社会是一种超越。两派思想家的自我观念自然也有着内部的差异或不同的面向。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梁启超的“自我”观念,具有“小我”与“大我”的二重性并充分体现出二者之间的紧张。胡适是“五四”时代最具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并强调民主制度与科学的思想方法对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的意义。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者熊十力与梁漱溟对于道德自我与伦理自我的重建有着不同的侧重。熊十力以“本心”的本体论地位与德性的优先性为前提,来建立德性、知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现代主体。梁漱溟以“理性”亦即“无私的情感”作为重建伦理自我的基础,主张现代伦理自我与社会的重建应在发扬传统理性精神的基础上侧重于个性自我与“互以对方为重”的群己关系的建立,从而超越西方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对峙。当代哲学家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成就自由人格为旨趣。他对“自我”进行了概念化的提炼,并以天人、理欲、群己等哲学范畴来考察古代的“成人之道”,进而考察近代自我观念的变革历程。在其对近代自我观念的反思与总结中,亦生发出对自我理想的新建构与对自我实现途径的新探索。事实上,中国近代以来方才普遍觉醒的“自我”在观念形态上的发育并不充分,但现代自我观念的建构过程始终体现出对西方“自我经验”的学习与超越（或反省）的双重趋向。处于不断转化与建构中的当代自我观念应是对现代遗产的继承与超越,而这一过程本身亦证明了现代自我观念的历史地位、积极意义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杜品^[9]（2018）在《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基于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态,在明治日本舆论思潮的影响下,借用日本武士道的概念和理论来重建中国尚武传统、弘扬中国传统武德,形成武士道思想。他欲以中国的武士道激励国人重拾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建设强权国家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文立足于对梁启超相关着作、文章的文本分析,从学理的角度对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内容做以系统的考察。近代中国的时代危机与观念变革、近代尚侠风潮和梁启超早期日本观三大因素构成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生成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经历了以侠义精神理解武士道、以尚武精神认同武士道和提出中国武士道三个发展阶段。梁启超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进化主义和爱国主义等价值观念作为其武士道思想的理论依据,将忠诚、道义、武勇、然诺和名誉五种德性提炼为中国武士道的基本德目,并以此为依据重组了中国古代尚武史。在建构武士道思想的过程中,梁启超提出了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生死观和以“合私奉公”为核心的公私观,丰富了武士道思想的内涵。建设强权国家、培育新国民道德和唤起民族精神是梁启超推崇武士道思想的目的所在。本文认为,梁启超武士道思想不是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存在着学理缺陷。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在运用武士道概念来言说中国尚武传统和民族精神时,体现出了对明治武士道的军国主义本质的认知缺乏与不警醒态度,也体现出了对民族文化不自信的心态。当明治日本侵略朝鲜、中国的野心暴露之后,梁启超放弃了武士道思想,表现出了在武士道问题上的自我警醒。本文尝试探讨武士道思想的价值以及在梁启超繁杂的思想体系中的定位,形成对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整体评价与反思。

吴晓欣^[10]（2017）在《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文中指出清代乾嘉时期,墨学得以复兴。进至20世纪,西方文化的涌入促进了墨学研究的进一步繁盛。其时,关于墨学与西学、墨学与儒学以及儒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成为学者治墨过程中的关注点,他们希望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比较为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寻求理想的出路。儒墨的比较是学者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之内对其构成要素的认识和反省。他们充分意识到,未来文化的发展有赖于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而这必须以承认中国固有文化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可以说,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虽然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中西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同时活跃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界,他们的根本任务是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时代背景下为现代新文化的发展探寻切实可行的途径。儒墨的比较,作为重审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的重要手段,分别得到了他们的重视。本文即以20世纪初期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然后由儒墨的比较扩展到中西文化的比较,借此把握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第一章对2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梳理,旨在为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作一铺垫。儒墨的对立关系正式形成于战国时期孟荀的批墨以及墨家的非儒和批孔。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随着朝代的更替,关于儒墨的比较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儒、墨、道、法、杂基于各家的学术立场分别对儒墨关系作出了评说,这时的儒墨比较思想是诸子百家自由竞争的表现。自西汉初儒学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墨学便随之走向了衰微,尤其经过宋代理学家对儒学道统的扞卫,墨学更是日渐消沉。在此期间,虽然有学者站出来为墨学辩护,但终究无法抗衡儒学正统的权威。清乾嘉时期至20世纪初,墨学虽得以复兴,韩愈的“孔墨相用”说被时人重新关注,“西学墨源”论者也将目光集中投向于墨学,但他们同样未能脱离儒学正统的束缚。第二章围绕“变”与“不变”这一组关键词对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重点考察。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有前后期之分,且前后期相距近二十年,时代环境的不同以及梁启超人生经历的变化导致他在这两个阶段的墨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无论是对《墨经》的处理方式,还是对兼爱、天志、明鬼等学说的评价,梁启超的观点均发生了变化。这是梁启超思想中“变”的一面。梁启超虽然在儒墨的比较中对儒家的命定论作出了批评,还在引入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学说的过程中对儒学的专制性有所攻击,但他始终没有偏离儒家的基本立场。这是梁启超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虽然一生都与儒学相“纠缠”,但在不同的时期,梁启超对儒学的理解有所不同,他经历了从“保教”到儒家人生哲学的回归。这又是梁启超思想中“变”的一面。第三章对新文化阵营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考察,借此重审“扬墨抑儒”和“反传统”这两种评价。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吸收西方文化是摆在新文化阵营面前的急迫任务。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儒学的专制弊端成为引入西学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墨学与西学的相通性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出路。因此,他们在儒墨的比较中一致地偏向了墨学。他们认为儒墨在立论根基上存在专制与平等的区别,而仁爱与兼爱也就相应地成为专制与平等的象征;在哲学方法以及与西学的关系上,儒学都明显逊色于墨学,这便是“扬墨抑儒”说的由来。实际上,新文化阵营对儒学采取了分层处理的方式,他们所批判的只是作为复辟帝制之手段的封建儒学,而非原始意义上的儒学。他们既没有彻底否定儒学,又宣扬同为传统文化构成要素的墨学,由此,“反传统”之说自然无法成立。第四章对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探讨,由此把握他们的中西文化观。学衡派坚决扞卫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同时期出现的“右墨而左孔”的学术思潮作出反驳。在儒墨关系的处理上,学衡派成员的观点有极端与缓和之分。极端者力陈儒墨的不同并且崇儒抑墨;缓和者虽以儒学为本,却承认墨学的相应价值。具体到“兼爱”的评价上,极端者坚持孟子的辟墨立场,对兼爱予以彻底的否定;缓和者则将孟子的批评对象限定为墨家后学,而肯定兼爱的原始要义。实际上,学衡派的目的并非推翻墨学或排斥外来文化,而是通过墨学这一桥梁来对新文化阵营处理儒墨、中西之关系的不合理方式作出批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创刊宗旨也可表明,学衡派同样致力于新文化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与新文化阵营又是相通的。第五章旨在对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作一个深层的反思。其一,是儒墨的问题。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虽然对儒学的处理方式各具特色,但最终在承认儒家人生哲学的价值上达成一致,这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对儒学的不同处理方式决定他们对墨学“各有所用”:梁启超在儒墨的比较中实现了向儒家人生哲学的回归,新文化阵营将墨学用作批判儒学专制的工具,学衡派则通过批墨来扞卫儒家立场。其二,是文化的问题。对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来说,儒墨的比较只是一个起点,终点则是中西文化的问题。虽然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与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努力寻求在中西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建设一种现代新文化,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共同使命。

二、浅论“新民说”中的国家主义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论“新民说”中的国家主义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梁启超早年的思想突破及其对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调适（论文提纲范文）

（4）清末“革命”话语正当性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5）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6）梁启超公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7）民族想象与国家建构 ——日本体验与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8）转变中的“自我”-中国现代自我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浅论“新民说”中的国家主义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唐苇熠.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论梁启超早年的思想突破及其对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调适[D]. 张宏杰.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清末“革命”话语正当性的建构[D]. 李侍键. 暨南大学, 2020(04)
• [5]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 雷月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梁启超公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D]. 郭鹏.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7]民族想象与国家建构 ——日本体验与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创作[D]. 郑沼虎. 湖南大学, 2019(07)
• [8]转变中的“自我”-中国现代自我观念研究[D]. 李妮娜.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研究[D]. 杜品. 黑龙江大学, 2018(09)
• [10]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D]. 吴晓欣. 武汉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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